文件升级对体系的影响

第一篇：文件升级对体系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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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来源：金窝窝

互联网金融就是以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载体来发展金融方面的业务，是将互联网与金融两者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目前在我国正在鼓励发展“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也是从传统行业转型而来，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持续发展。

互联网金融正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影响着传统金融业务，逐步成为整个金融生态体系中不可忽视的新型业态。本文主要通过对：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影响问题，互联网金融是否具有“颠覆性”;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问题，即互联网金融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涉及是否需要监管、如何监管以及监管主体等问题这三大主题的考察，重点研究了互联网金融的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体系,风险,影响

互联网金融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兴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务模式，其存在的意义、对传染金融行业的冲击以及对金融稳定甚至对货币政策等的影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学界对此亦众说纷纭。互联网金融正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影响着传统金融业务，逐步成为整个金融生态体系中不可忽视的新型业态。

一、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与运行机制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要远短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国内互联网金融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业务模式和运行机制。在学术界，对国内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分类并没有取得共识。中国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时间较短，国内对互联网业务模式分类并没有取得共识，结合美欧和国内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经验，互联网金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大类。

1.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

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也被称为金融互联网。这主要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个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实现新的业务形态。

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之所以深入发展主要是适应金融服务需求的便利性、高效性和安全性等需求。在这个业务模式中，传统金融业务依靠互联网技术对业务流程进行升级甚至重构、对服务模式进行完善优化、对风险模块强化专业管理，从而使得金融服务覆盖面更广、便利性更高、效率和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在这个机制运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实现了信息化、集约化和流程化管理，互联网成为金融业务完善的基础设施。

2.第三方支付及其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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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支付清算体系，是以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为基础的新型支付体系在移动终端智能化的支持下迅猛发展起来。特别是非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积极推进业务支付的网络化，第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等极大地促进了支付体系与互联网的融合，并已成为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支付宝、快钱等第三方支付机构都是典型的代表。

3.互联网信用业务及其运行机制

互联网信用业务，主要包括网络贷款、众筹等新兴互联网信用业务，大致分为网络债券融资和网络股权融资两个领域。网络债权融资典型代表是P2P(人人贷)和大数据金融(比如阿里小贷)。通过P2P网络贷款平台，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基于网络信任机制直接完成信用交易。而以阿里小贷、百度小贷等运作机制则是利用自身网络和数据优势，直接介入信贷市场。网络股权融资典型代表是众筹平台，通过众筹平台中小企业或个人某项业务或活动将可能获得“众人”资金筹集支持。

4.互联网虚拟货币

最后是互联网虚拟货币。美国eBay、Facebook、Google等都在提供虚拟货币，而且网络虚拟货币存在与真实货币的转换可能性，美国Target等连锁超市销售Facebook虚拟货币卡。此外，一种新型电子货币----比特币(Bitcoin)脱离了中央银行，甚至都不需要银行系统参与，成为互联网虚拟货币的典型。但是，由于国内对虚拟货币控制严格，此类业务在国内发展极其有限。

二、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分析

互联网金融作为中国新型金融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过去短短几年蓬勃发展起来，并对相应的金融业务、金融子行业、市场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通过对相关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研究，互联网金融目前对传统金融领域的“颠覆性”冲击以及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实质性影响整体是有限的。

1.互联网金融各业务模式在相关领域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各业务模式在相关领域的影响较为有限，互联网货币基金因跨界问题引发的影响较为明显。

(1)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的升级作用

在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方面，互联网技术更多是支持、升级、融合、弥补作用，而非替代作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业务的融合以及传统金融业务的信息化服务基本是夯实传统金融发展的基础，有利于传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保持，互联网金融仍然是传统金融的一种完善和补充。而传统金融业务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金融业务的创新化发展本质上也是促进传统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式，只是部分创新业务对传统金融具有替代性或带来跨界冲击，对传统金融具有一定的冲击，比如余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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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影响极其深远，主要在于该业务极大地促进了货币基金的发展，同时跨界影响了银行部门的活期存款和协议存款。此前国内货币基金发展缓慢，截至2013年年中货币基金资产总规模仅为3040亿元，但是，自2013年6月余额宝推出以来，仅其一家规模就超过5000亿元，2014年1季度末，货币市场基金规模超过了1万亿元。不到一年货币基金增长规模是过去数年发展规模的两倍多。同时，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货币基金市场，更多在影响活期存款和协议存款，实现了跨界冲击，特别是对银行业的冲击较为明显。

(2)第三方支付体系并为脱离传统支付清算体系

在支付清算领域，第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占支付体系约1.7%，对传统支付体系的影响整体并不是冲击性而是补充性的。第三方支付对银行支付体系是具有替代性的，但是对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完善整体却是一种有益补充。2013年，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为235.8亿笔，金额为2939.57万亿元，包括网上支付、电话支付以及移动支付在内的电子支付业务全年规模为1075.16万亿元。2013年互联网支付的规模约为5.4万亿元，则其占整个支付体系的比重约1.8%，占电子支付的比重约5%。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方支付只是代替客户与商业银行为核心的支付清算体系建立关联性。第三方支付机构代替客户成为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的对手方，并通过在不同银行开设中间账户来实现资金轧差，是在传统的“客户-银行-央行”三层支付清算体系中嵌入新一层级实现“客户-第三方支付-商业银行-央行”四层支付清算体系，第三方支付体系并没有本质脱离传统支付体系并要最终依靠传统支付清算体系。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集约化处置资金流和支付清算业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效率和便利性有所提高，起初对银行是一个较好的共赢合作机制，对支付体系亦是一种完善机制。

但是，随着第三方支付快速发展起来，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部分替代了银行的支付业务及相关业务(比如支付账户沉淀资金使用)，其备付金账户资金大多来自银行体系的存款，而且第三方支付机构对银行的相关中间业务也不断侵蚀，从而对银行体系反而呈现竞争多于合作的格局。

(3)互联网信用业务影响多元但整体有限

在互联网信用业务上，对现有信用业务的影响是多元的，但整体仍然有限。人人贷整体规模不大，互联网小贷规模提升较快，但整体对融资体系的影响较小;而“网络投行”众筹整体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更多是概念性的。

在人人贷领域，2013年人人贷规模略超600亿元，在社会融资体系中的作用十分有限。虽然P2P发展迅猛，截至2013年底，全国范围内活跃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已超过350家，累计交易额略超600亿元。但是，2013年全国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7.29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8.89万亿元，网络贷款占整个社会融资的比重不足0.35%，占人民币贷款的比重约为0.675%。网络贷款虽有蓬勃发展之势，但在整个社会融资和贷款体系中的比重更为轻微。由于人人贷的利率水平非常之高，截止2013年底，加权平均利率约22%，收益率过高使得资金所有人高度警惕风险，限制了人人贷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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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贷是对传统信贷体系的有益补充。以阿里小贷为代表的网络小额贷款在最近几年快速发展起来，特别2013年阿里小贷通过资产转让方式获得了更大的资金来源，截至2013年末，阿里小贷累计发放贷款1500亿元，其中2013年累计发放贷款超1000亿元，累计客户数超过65万家，贷款余额超过125亿元。网络小额贷款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无担保、无抵押、流转快、数额小，阿里小贷以不到130亿资金、以每笔贷款平均约4万元在2013年全年实现累计超过1000亿元的网络小额贷款，较大地支持了其电商平台上的商户。从本质上，网络贷款对现有融资体系亦是一种补充和完善机制，原本实体小贷公司、资产转让的资金来源亦可以用于信用业务，但是，效率、分布、便利、功效等远不及网络小额贷款。部分网络贷款可能取代了商业银行体系的传统借贷，但由于此前阿里小贷初期与商业银行合作模式证明网络小贷在银行的通过率只有2-3%甚至更低，为此对于信贷体系而言，网络小贷更多是弥补商业银行体系信贷的不足。

在众筹方面，其规模极其有限，基本是一个理念“炒作”。众筹发展速度迅猛，但整体的规模仍然有限，2012年全球众筹融资增长81%，规模为26.6亿美元，亚洲大致占比仅为1.2%。2013年预计全球众筹筹资50亿美元。不管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众筹融资更多是一种理念创新，业务整体规模有限。目前国内众筹平台上项目融资基本是数万元至十几万，仅有少数案例融资超过百万元。特别在中国由于证券法规定，股权众筹一旦超过200人则可能成为非法集资。截止2014年4月底，中国众筹平台已超30家，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共发生90起投资事件，涉及企业78家，其中约有40家企业为天使投资或首轮融资。

(4)互联网虚拟货币基本没有影响

虚拟货币目前对中国金融体系基本没有影响。从逻辑上，互联网金融既然能影响到传统金融体系，那就一定会影响到通过传统金融体系发挥作用的货币政策。互联网金融从供需两端较大影响到货币政策，加之货币的虚拟增创，均导致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可能要更多考虑控制基础货币增长的影响，货币供给和需求两端都应考虑在内。互联网金融是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受到货币管理当局的密切关注，货币当局认为过去的政策、监管、调控等各个方面不能完全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由于目前国内货币金融监管当局严控互联网虚拟货币的发展和使用，国内互联网虚拟货币的影响极其有限。

2.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部门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部门直接冲击较为有限，但长期的潜在影响将可能较为深刻。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脱媒的典型代表，将使得支付清算、资金流动、金融产品和市场格局发生一定能够程度的变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对象将是传统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部门。短期内，由于中国仍然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互联网金融的直接冲击整体较小，但长期而言，互联网金融可能全面深刻地影响银行部门。

首先，第三方支付不仅影响银行的服务渠道，最终可能与银行在信用创造和融资服务上直接竞争。第三方支付蓬勃发展使得存、贷、汇等服务的渠道多元化，是支付结算体系的一个竞争者，同时第三方支付将逐步向主体性和实质性金融服务渗透，将在信用创造和融资服务等领域与银行等展开正面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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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银行业面临着金融体系“资本性”脱媒和互联网“技术性”脱媒的双重冲击。伴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国银行业面临着金融体系诸如影子银行业务的“资本性”脱媒和互联网金融业务“技术性”脱媒的双重冲击，而且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放大了金融脱媒的冲击。

再次，银行目前遭受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最为直接的压力是存款吸收能力下降及存款成本上升。互联网金融产品高息吸收的资金最终也是要投放到货币市场的，即两个去向：委托银行做资产管理或拆借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结果就是减少了银行获取低成本资金的来源，倒逼银行高息揽储，提高了融资成本。

最后，互联网金融可能深刻改变银行服务思维及经营模式。联网通过电子商务掌握的大量客户的信息，从银行客户的交易端、电子商务端衍生的互联网金融，迫使银行在理念上必须重新审视被割裂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并进行整个商务链条的整合，银行部门将不得不重塑其服务体系和经营模式。

3.互联网金融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的一种金融业务模式，甚至被称为第三种金融业态，其演进和发展必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主体、结构、市场、产品和风险分布等的变化，互联网金融对金融创新、金融要素市场化、金融服务思维与模式、以至于货币政策等都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但是，这些多元化和综合性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有限且初步的。

一是互联网金融一定程度上将加速金融体系的创新步伐。互联网金融的出现特别是可得性强、公平性高、便利性好，是非常好的一种创新性金融服务。比如余额宝推出之后，绝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都推出了相似的竞争性产品，这对于加速金融创新的步伐，对于满足居民和企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对于在供给层面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和低价化都是具有创新推动意义的。

二是互联网金融有利于传统金融行业的加速转型。互联网金融作为“野蛮人”，将迫使传统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步伐。互联网金融并不是零和博弈，互联网每进入一个行业就会带来这个行业的深刻改变和转型压力，互联网提高行业运营效率，加剧竞争。以银行为例，互联网金融改变了银行独占资金支付的格局，互联网技术改变并动摇了银行的传统客户基础，互联网金融改变了银行传统信贷单一的信贷供给的格局，银行必须加速转型才能应对。否则，银行将被互联网改变。

三是互联网金融将加速利率市场化步伐，有效推进金融要素市场化。在互联网货币基金和网络贷款上，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市场化的推动作用是实质性的。以余额宝为例，它深刻改变了中国银行主导的资金供求模式和定价机制，削弱了银行长期享受低资金成本的制度性优势，打破了银行长期享受的较高利差收益，确立了资金供给者提供资金的定价新机制，而这种改变最后的结果就是资金价格的定价更加市场化。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市场化还在于倒逼政策尽快放开银行存款利率，以使银行通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竞争。余额宝相当于加速了存款端的利率市场化水平，而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最核心以及最难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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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互联网金融将加速金融行业内外的融合，金融体系横向综合化和纵向专业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在横向上，互联网金融使得金融行业内部以及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行业内部混合经营或综合化经营的趋势将更加明显，金融体系的参与主体将更加多元化，金融服务业的生产边界进一步扩大。在纵向上，相似的金融服务和业务单元的专业化将更为重要，比如支付、清算、托管、信息处理、定价等。金融体系将演变为横向综合化、全能化、一站式，而纵向专业化、定制化、一体化的“矩阵结构”。

五是互联网金融可能对货币政策框架造成一定的潜在影响。互联网金融从供需两端较大程度上影响到货币政策，央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可能要更多考虑控制货币增长的影响。在供给方面，互联网金融可能提高货币供给;在需求方面，互联网金融发展可能导致货币需求整体下降。虽然目前由于受到严格控制，虚拟货币对中国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基本没有冲击性，但其仍是货币政策框架实质的潜在冲击因素。

三、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属性

基于中国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运行机制及其影响的分析，从本质上，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互联网金融没有摆脱金融本质特征，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通过互联网技术在理念、思维、流程及业务等方面的延伸、升级与创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不是对传统金融的实质颠覆，没有脱离金融的本质，更多是理念和思维的创新，更多依靠互联网技术来完善金融服务及其渠道，是金融服务提供的多元化。

国内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具有“颠覆性”的本质判断，是因为对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特定的制度、体制和市场基础等的分析相对不足。以余额宝为例，第一，余额宝高收益和高增长具有特定的制度基础，特别是中国利率没有市场化以及存贷比监管要求等。第二，余额宝爆发式增长具有特定的市场结构基础。余额宝使得普通大众成为了资金市场中的真正供给者，获得了资金所有人应有的收益回报。第三，余额宝发展具有特定的金融产品竞争基础。中国一直缺乏稳健性、固定收益类产品，余额宝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和收益性都具有优势的货币基金。

互联网金融发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金融深化不足和存在金融抑制的制度弊端，其未来持续发展的趋势是确定的，但也需要基于互联网金额的本质，客观、冷静认清互联网的未来发展趋势。一是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空间大小取决于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和深度。互联网爆发式增长具有特定制度性基础，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制度基础将逐步削弱。二是金融脱媒的程度不仅受制于风险收益关系调整，更受制于实体经济需求，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必须向实体经济回归。三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将日益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将有序化、平稳化。四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一定程度上是竞争关系，传统金融的应对将冲击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体制、市场以及客户等基础。五是互联网金融内部将有一个优胜劣汰、自我竞争的过程。

从国际经验看，互联网金融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金融生态体系，未对传统金融体系产生颠覆性冲击，反而促进金融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互联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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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更多回归于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上，更多回归至对现有信用体系的弥补上，更多回归至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上，而不大可能会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

四、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分析

互联网金融的本性还是在金融，而金融的核心是处理风险。同时，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相应的金融风险是相伴而生的。互联网金融由于其创新性、综合性、复杂性等特征更为明显，其风险比传统金融可能更加复杂。

1.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两面性

互联网金融由于融合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业务的更高耦合性，其存在特定的风险环节和跨界的关联性，金融不容忽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属性本质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有助于强化数据分析，部分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金融风险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联网、金融以及二者合成之后的三重风险，特别是其碎片化、跨界性和传染性，可能导致新的金融风险。

2.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剖析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有其基于技术层面的相关风险。比如如：信息泄露、身份识别、信息掌控与处理等互联网金融特有风险;第三方资金存管及其可能的资金安全问题;潜在的重大技术系统失败及其可能引发金融基础设施风险;潜在的操作风险，基于人为和程序技术的操作风险更为凸显;最后是人数巨大的消费者利益侵犯与权益保护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仍然没有脱离金融的本质，存在发生严重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比如：信息不对称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法律与政策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步伐较快，同时部分业务是在现有政策、法律和监管体系之外，政策调整和法律完善将是一个必然过程，互联网金融将面临日益严重的法律与政策风险问题。特别是以互联网作为“外衣”的传统金融异化业务受到的政策、法律以及金融风险将更为凸显。

3.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整体判断

目前互联网金融各项业务的风险整体是可控的。第三方支付已经纳入到支付清算体系的监管之中，虚拟货币受监管部门严控风险极其有限，众筹风险更小。

目前存在较大风险的业务领域是人人贷(P2P)和互联网货币基金。P2P由于具有民间借贷的性质，存在欺诈、高利贷等相似风险。互联网货币基金对银行的存款吸收、资产负债、期限和流动性管理等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整体而言，目前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

4.互联网金融对监管体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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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监管体系已经针对互联网金融出台了针对第三方支付、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等监管举措，但是，互联网金融对监管体系仍有诸多挑战：一是互联网金融深化了金融业综合化和混业化经营趋势，而现有监管体系是分业监管模式，且以机构监管作为基础，从而可能呈现混业经营趋势和分业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二是互联网金融由于其创新性强，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监管漏洞和监管空白。三是互联网金融的信息化程度和科技含量高，跨界特征明显，对现有监管体系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和完备性提出了挑战。最后是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导致监管的稽核审查或现场取证等面临技术性困境。在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同时，互联网金融监管缺位应该得到正视。

结论

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当前的发展背景，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方兴未艾。互联网金融借助先进的技术和新颖的服务理念，已经开始深刻影响到传统金融行业的改造，收单支付方式、业务发展，以及民间征信和社会投融资渠道。既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进步，给带来了一定监管上的烦恼。

第二篇：科研评价体系对科研水平影响的统计分析

——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为例的分析

崔宇明1

师晓青2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商学院1—图书馆2

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对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1995-2005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五种分类统计，结合经验观察，分析发现，科研论文发表的数量、刊物投向水平的变化趋向，以至整体科研水平问题，受到科研评价体系的重要影响。针对分析结果，提出关于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促进科研水平提升的四点建议。

关键词:科研评价体系

科研水平

统计分析

一项制度、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执行者的行动指引，其科学性、公正性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和一个集体的兴衰成败。一般而言，一项制度、一个评价体系建立和执行的基本作用和目标，无非是从眼前来看，要维持和保障这个组织的正常、平稳运行;从长远看，可能就是要促进这个组织成长力、竞争力、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可见，一项制度、一个评价体系何等重要。而一个组织的成长力、竞争力、影响力究竟如何，要由社会公允的评价标准或者评价体系来尺度，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因此，越是强大的组织、规范的组织，越是追求竞争力的组织，普遍采用和接受这个社会、这个行业公允的评价标准或者评价体系来等量自己。

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山东大学，在提出“到建校120周年之际，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综合性、开放性、研究型高水平大学”这个战略目标的以后，准备着手割除自己制定的科研评价体系——2005年5月份学校社科处就科研评价体系“修订说明”的第七条是，“2005年起学校不再执行山东大学《国内核心期刊目录》标准”。从“修订说明”讨论稿中关于科研论文量化计分可以看出，评价体系新标准就刊物等级而言，认同了国内一类招生院校(至少是教育部直属院校)早已普遍采用的南京大学的CSSCI来源期刊标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基于平时的经验感受，启发了我们以山大分校(分校执行的是总校的标准)为例来探讨科研评价体系对科研水平影响这样一个问题。

一、统计方法及说明

本数据是通过图书馆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清华学术期刊)检索获得。路径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图书馆—电子资源—中文电子期刊—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清华学术期刊)进入检索。在检索实践中，原计划以整个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科)为对象进行统计分析，但是考虑到本选题对学科的熟悉程度要求较高，以及为了便于尽可能做到检索标准的一致性、数量统计的准确性和对结果分析的客观性，经过几次试检索后，进行了检索方式的调整。

调整后，本统计检索对象只限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2005年11月在编教师(以学院2005年11月份统计名单101人为准)，且论文署名作者单位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检索论文发表时间在1995-2005年期间;本统计的数据检索时间是2005年1月10-12日。这样，自然将离退休教师、人事关系离开学院到学校其他部门任职的原教师、调离本学校的原学院教师和本学院在编教师但署名作者单位不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四类情况排除在统计范围以外(我们初步估计这四类教师不超过10人，因此对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具体过程是，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清华学术期刊)通过高级检索方式，输入作者姓名(依照名单逐一进行)、并且输入单位名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供检索到238篇论文，涉及作者52人。将检索结果与经验观察对比，只有极个别作者的极个别论文有漏计情况(原因是该论文发表的期刊未进入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如《经济学动态》)，但是不会对结果有实质性影响。

二、统计结果细分情况

对统计数据按照下述五个方面的细分意图是，前三个方面主要想从对期刊质量划分的角度来观察发表的学术论文质量;后两个方面是想从论文的角度观察期刊的质量和关于不同科研评价体系的差异(甚至科研评价体系的科学性问题)。

1、以北京大学图书馆2004年公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标准来看

发表论文的期刊符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124篇，占总论文数238篇的52%。 从时间和期刊分布来看，在1995年-1999年期间发表论文数为7篇，分散在6种期刊中。2000年-2002年这3年发表的论文数合计36篇，分布在16种期刊中。2003年-2005年这3年发表的论文数合计81篇，分布在31种期刊中。

将人员数与核心论文数增长对比看，1999年经济系人数是30人左右、2002年经济系和商学系人数是60人左右、2005年11月商学院人数是101人。大致可以看出，同期核心论文发表增长率、期刊种类增长率与人员增长率是大体同步的(因为统计中不包含2005年11月已经不在编的那些人员)，2003年以来核心论文发表增长率稍快一些。

从核心论文发表的期刊集中度来看，2000年以来的特点是，科研论文数量增长快，且发表的期刊比较集中，最集中的前两种期刊是《商业研究》和《山东大学学报》。《商业研究》这个半月刊，每期大16开184页。2000年以来在该刊累计发表论文数是29篇，年度发表数一直保持在4-7篇。《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以来累计发表18篇，其中前三年各2篇，而2003年5篇，2004年6篇，不过2005年却只有1篇。1995-2005年，以北京大学图书馆2004年公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标准统计的历年论文发表数，见图表1。

2、以山东大学2002年10月制定的《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为标准看

山东大学2002年10月制定的《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中，涉及人文类特、A、B三种供120种期刊(未计人大复印资料)。统计情况是，从1995年至2005年，发表论文中属于核心A、B的论文有69篇(山大规定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的算B类，本文对此未计入统计)，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9%，不过2000年以来就占67篇。

69篇论文分散分布在13种期刊当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中占总数69篇的66%的46篇论文集中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18篇)和《技术经济》(28篇)两种期刊。1995-2005年，以山东大学2002年10月制定的《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为标准的历年发表论文数，见图表2。

3、以2004年南京大学发布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为标准来看

1995-2005年发表的238篇论文中，有42篇属于CSSCI来源期刊，占论文总数的17.6%。从刊物分布来看，42篇论文分别刊发在29种期刊中，比较分散。除了《税务与经济》相对比较集中，累计有6篇(2000年以来)外，其他刊物都基本是1到3篇。1995-2005年，以2004年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为标准的历年论文发表数，见图表3。

4、从刊物的集中度来看

在统计的过程中发现，2000年以来，在期刊《商业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为30篇，《技术经济》为28篇，《山东大学学报》为18篇，《税务与经济》为6篇，《江苏商论》为6篇，《商场现代化》为7篇，总计有95篇，占到2000年-2005年间论文总数(216篇)的44%，见图表4。

5、从论文符合“三合一”条件的角度看

我们对2000年-2005年期间论文发表的期刊，按照同时符合南京大学2004年公布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山东大学2002年制定的《国内核心期刊目录》和北京大学图书馆2004年公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三合一”条件，进行论文数统计，结果见图表5。 《CSSCI来源期刊目录》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重合程度较高;山东大学制定的《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与《CSSCI来源期刊目录》重合度不高。而有意思的是，山东大学的《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中，人文类特、A、B三种供120种期刊(未计人大复印资料)中，有几种地方性刊物(《山东大学学报》、《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以及《齐鲁学刊》)和《技术经济》(连有1000多种期刊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也未进入)并没有进入2004年发布的有461种之多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里。因此，2000年以来发表的200多篇论文中，满足“三合一”条件的仅有区区16篇。

三、统计得出的结论及简短评论

1、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比例低，人均论文发表数量偏少

本次统计发现，在全院101人中，科研成果涉及人员数只有52人，即使不考虑行政和学生辅导员(不足20人)，再考虑到新来不到一年的教师情况，也至少有20人以上在本单位工作时间超过一年以上，而科研成果为零。在职称晋升条件越来越严格的趋势下，这种不少教师科研零成果的情况值得重视。

人均论文发表数量偏少也是统计结果直接显示出来的一个问题。即使按照2000年以来的216篇计算(1995-1999科研论文成果数为22篇)，2000-2005年的6年间全院人均科研论文成果数为2.14篇，有论文成果的人员年均0.37篇。

若以有成果的52人来平均，2000-2005年的6年间人均科研论文成果数为4.15篇，有论文成果的人员年均0.7篇。

2、科研论文质量不高，发表的期刊层次低

按照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计算，2000-2005年的6年间共计117篇，按有论文成果的52人平均，人均2.25篇/6年，年均约0.38篇。

若按照在山大规定的核心A、B及以上期刊发表的论文数计算，2000-2005年的6年间共计67篇，有论文成果的人平均1.3篇/6年，年均约0.22篇。 若按照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计算，2000-2005年的6年间共计37篇，有论文成果的人均0.71篇/6年，年均约0.12篇。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一类招生高等院校大多都以CSSCI来源期刊为基础规定本学校的科研论文评价体系的。

而发表论文比较集中的期刊是什么层次呢?除了《山东大学学报》和《税务与经济》办刊质量相对还比较高一些以外。像《技术经济》、《商业研究》、《江苏商论》和《商场现代化》这4种期刊，发表文章数量大，且都是同一作者一年内在同一刊物都有2-3篇，可见层次并不高。2003-2005年在上述四种期刊总计发表论文有71篇，占到2003年-2005年间发表的全部论文总数165篇的43%。

从发表的论文符合“三合一”条件来看，数量之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 足见我们发表的科研论文质量不高，发表的期刊层次偏低。

3、科研评价激励体系的欠科学性导致科研行为的逆向选择

山东大学2002年制定的《国内核心期刊目录》总体来看，核心以上范围小，要求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欠科学性和学术不公正性问题存在还是比较明显。如，有几种地方性刊物：《山东大学学报》、《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以及《齐鲁学刊》，甚至没有进入2004年发布的有461种之多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里。特别是《技术经济》，连有一千多种期刊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也未进入，同一作者在其中一年内发表3-4篇论文的情况比比皆是，这可能在国内正式期刊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可惜该期刊还被规定为仅有120种的稀缺资源的核心B类了。与我们经历过的被匿名审稿11个月之久才发表的一个属于CSSCI期刊而被看成一般刊物对待，形成强烈对比。

学术奖励制度与科研评价体系存在的缺陷，必然除不能很好地正面激励人们的科研工作以外，反而会导致由于人们的逆向选择而使科研水平在滑坡、科研道德在沦丧。目前不仅是学校，甚至整个国内存在的学术浮躁、甚至学术腐败，实际上都是学术奖励制度与科研评价体系严重缺陷或说弊端的必然结果，只不过引起具体表现的原因不同而已，实质根由是共同的。因此，对于这种后果，绝对不可指责任何个人，个人只要沿着制度指引的路径行走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我们的检索观察到的是，即使学校对一篇B类文章奖励高达4000元，科研水平比较高的教授们，并没有在《技术经济》这类B类发表文章，他们每年的科研论文普遍在民间公认的学术期刊发表。而在该期刊发表文章的人员，从辅导员、行政人员到副教授全部都有。在《技术经济》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以后，大家普遍并不感到在其上发表文章有什么荣耀，但是在面临着职称晋升压力，在“核心B类”和4000元奖励的制度诱惑下，如鲁迅讲的象以“对待妓女”一样的复杂心情，而在该刊物连续发表。使学校科研成果质量表现出畸形的繁荣。还有诸如《商业研究》、《江苏商论》和《商场现代化》一类，虽然在山大核心期刊目录里算

11 《山东大学学报》、《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以及《齐鲁学刊》在2006年度CSSCI来源期刊扩容至493种以后入选，这是后话。 一般了，但是它们都属于2004年北大的中文核心期刊，学校也给予每篇2000元的奖励。对于年轻教师来说，为职称凑数不说，单单为了生计在这些刊物发表也是值得的。每篇2000元的奖励抵得上80个课时工作量的津贴了。在这些刊物发表的文章，显然不需要费时80个课时工作量就可以完成，况且以后评职称需要的科研也有积累了，何乐而不为呢?

实际上不科学的学术奖励制度与科研评价体系，浪费了学校宝贵的科研奖励资源不说，单就对学术氛围的破坏和个人科研发展的危害而言，后果不堪设想。在发展的压力面前，机会主义行为是理性人的普遍选择。与其费时费力地严肃做学问不一定短期有收获，还不如“复制粘贴加编辑”或者托地缘人脉关系发表就可以“名利双收”。大家普遍接受了这种无奈——“学问不是做出的，而是玩来的”。若让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格雷欣法则”长期作用，不仅会破坏规范的学术氛围，也会扼杀和退化个人的学术潜力。整个学术水平和学科建设恐怕岌岌可危了。

四、几点对策性意见

1、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和激励制度

一项制度、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执行者的行动指引，其科学性、公正性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和一个集体的兴衰成败。一般而言，一项制度、一个评价体系建立和执行的基本目标，无非是从眼前来看，要维持和保障这个组织的正常、平稳运行;从长远看，可能追求的是这个组织的成长力、竞争力、影响力。而一个集体组织的成长力、竞争力、影响力究竟如何，要由社会公允的评价标准或者评价体系来尺度，而不是自己说了就可以算上的。越是强大的组织、规范的组织、追求竞争力的组织，普遍采用和接受这个社会、这个行业公允的评价标准或者评价体系来等量自己。

因此，这个组织要敢于辨证的否定自己的一些欠科学的制度和评价体系、并尽快加以完善。可喜的是，我们看见了科研评价奖励改革的曙光。

2、采取措施，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克服个人“单打独斗”的低水平重复研究现状 统计结果发现的低水平甚至是重复研究的现状，并不是每个人愿意看到的结果，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年轻教师科研起步晚、科研经验积累少，在开展科研工作实践当中，迫切需要学术造诣相对较高的学科带头人的帮助和指导。但是我们看不到关于要求和鼓励学科带头人帮助和指导年轻科研教师方面的一些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和措施。面对这种实际情况，在科研要求的压力下，出现两种可悲的极端：一种是完全丧失信心，干脆不做科研工作，多年不写一篇学术论文;一种是犹如无头苍蝇，到处乱撞，走了不少弯路，最后还是瞎猫逮住死老鼠，管它什么质量，甚至是什么手段，发表了文章就算数。如此下去，个人“单打独斗”的低水平重复研究现状永不得改观。

因此，学校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可监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加强科研团队

22 如，观察一下《山东大学学报》0

3、04年发表的分校的经济类数量的凸起和05年的突凹，统计一下在该刊发表的分校法律类的论文数量，可以验证民间的议论——能在该刊发表主要凭的不是论文质量。 建设，特别要重视鼓励学科带头人对年轻教师的科研帮助和指导工作。如同指导年轻教师教学工作一样，将学科带头人对年轻教师的科研帮助和指导工作落到实处。

3、改革教师评价制度，多元硬化评价指标

大学的第一使命无疑就是培养人才。但是，对教师的评价与这第一使命的客观要求并不十分相关，只有科研论文的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是衡量教师职称及各方面水平的至高无上的标准。显然，这一使命与对教师评价的矛盾从两个方面来看，都存在严重缺陷。首先，无疑它不能真正鼓励教师将全部身心投入教学当中，教学质量要有质的提高，连在逻辑上的支持都不够。一个获得的优秀教学能手荣誉称号的教师，在没有坚实的科研成果支持，职称晋升恐怕遇到的只能是尴尬，上海一名死去的老讲师就是最好的注释。

其次，现行的科研只奖不罚的制度，又使完全不重视科研的教师，年年安然度过年度考评。这种在平时缺乏基本的一些硬性科研指标要求的制度的督促，使这些教师的晋升前途越发黯淡。那么他们反过来因为晋升前途黯淡而可能在教学上也是得过且过的态度。

科研积累与教学质量应该是正相关的。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利于教学内在质量的提升;而在认真负责的教学过程中，可能会有某些方面的内容和问题引起教师的深入探究，可能会有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因此，当前紧迫的任务是改革教师评价制度，由实际上的单一化评价指标向多元化评价指标改进。这样才可能使教学科研齐头并进，实现学校集体、学生和教师个人发展的三赢。

4、严格执行教师轮训制度，树立人才、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避免人才的过渡使用 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比例低，人均论文发表数量偏少，科研论文质量不高，发表的期刊层次低等等，这些统计结果显示出的信息，从统计对象单位实际来看，与招生过快过多、教师教学任务特别重也有直接关系。商学院的师生比是一些院系的2-3倍，教师教学工作量也是其他院系的一倍以上。对于年轻教师来说，硬性的教学任务已穷以应付，本来开展科研工作就缺乏经验，加上科研时间根本无法保障。科研成果、特别是科研论文质量从何谈起?而对于已有教学经验的中级职称教师而言，长期是实际中的教学主力，三五年时间也难得有一次出去科研访学进修机会，学术会议更谈不上。长期埋头于教学的这些“教书匠”，科研信息极其闭塞，科研动机和敏锐度也已下降。这些人属于扩招以来被过渡使用的一簇，科研成果也是鲜见了。

针对刚毕业的年轻教师，主要采取前述的加强学科带头人对年轻教师的科研帮助和指导工作。而对于中级职称教师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出去进行科研“充电”。所以，学校相关部门要克服各种困难，本着对学校长远考虑，对个人前途负责的精神，严格执行教师轮训制度，树立人才、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避免人才的过渡使用。

(2006-1-26初稿，2006-1-30修改稿)

第三篇：影子银行体系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探析

概念：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 特征：

(一)机构数量多，发展迅速，但规模不大

(二)服务对象以中小企业和居民为主

(三)信用链条短，杠杆程度低

表现形式包括：

银信理财合作。银信理财合作是典型的传统商业银行表外影子银行业务，也是我国最常见的影子银行形式。

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企业或个人等。

私募基金。私募基金对资金的吸纳与投资，与传统商业银行的吸储放贷极其类似，应属于影子银行的范围。。

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发达国家影子银行的核心业务，广泛使用证券化资产进行信用创造与市场融资。

二、影子银行体系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影子银行体系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可以从对商业银行的替代、补充、依附、促进、扭曲和扰乱来分析。

(一)影子银行加速了商业银行的内外部金融脱媒，放大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所谓“金融脱媒”是指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

由于大笔存款流出银行体系，而银行本身的存款也变得更加短

期化和波动化，这将造成银行的存贷期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系统性的风险开始显现。

(二)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市场有丰富的金融需求，当商业银行体系难以满足这些市场需求时，“影子银行”体系就通过创新的工具设计和风险分散安排，使原先不能完成的融资成为可能，进而扩大了金融体系的效率边界及其所服务的群体。影子银行机构灵活高效，满足了紧缩条件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缓解了商业银行业务覆盖不足造成的问题。 (三)影子银行体系依附商业银行

影子银行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除了其适应了形势需要，满足了特定的需求外，还在于其充分利用了银行的资源。在迅速做大自己的同时。也加剧了银行系统风险的集聚。

影子银行体系套取了银行资金，隐蔽了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此时，如果银行根本无法或者没有努力去了解和监控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银行就不能正确地评估企业是否滥用了资金，不能把握贷款中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也无法预测信贷资金回流的时间和金额，难以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收回。

(四)影子银行体系扭曲了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

银行理财业务作为一项创新中间业务，不仅不占用资本，而且契合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银行理财业务的快速增长，将加快推动银行经营转型。理财产品市场是银行利率市场化的预演，一定程度上改变的银行的收益结构，缓解了金融脱媒给银行带来的存贷款

压力，增加了银行的利润。

(五)影子银行促进了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

影子银行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构建和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和引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商业银行的一系列金融创新都来源于影子银行的先行实践。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带来了信用体制的创新，建构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关系，使银行能够更加主动的管理信贷风险。

第四篇：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浅析

论文摘要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的法律体系是由在宪法统领下的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构成。至2011年2月份，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超过690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超过8600件，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的法律体系。

论文关键词 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 法律部门

根据马恩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体系是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决定的，并对经济实践有反作用。本文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个法律部门的建设浅析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改善的过程，并指出目前法律体系及其他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市场经济制度之基本要素

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等一般特征。

平等主体是市场经济交易的前提，只有地位平等，才能实现信息的相对完整和有效，在谈判双方之间实现平等的交易。私人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基础，只有当财产是自己的时，才会对财产的效率有最大的关心。而竞争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方式，只有当开放、公平和充分竞争存在时，才会有不断提高效率的动力。

(一)法律部门之宪法

作为法律体系统帅的宪法以根本法的方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以竞争为主的市场经济制度。

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也经过了不断的调整，直到今天，非公经济的发展已经有更强大的法律保护。作为根本法的宪法通过修正案的调整充分说明了这一过程。

宪法在1982年颁布时，只在第11条中承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宪法修正案在第11条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并称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1条又被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在宪法在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进步的同时，也应看到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产权问题上本质的模糊性。虽然从立法技术上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产权进行了规定，但是既是自己的，同时又是别人的产权归属很难高效地调动所有者的积极性，进而阻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

(二)法律部门之民商法

民商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我国的民商法的基本理念是平等、私有、私法自治和责任自负;而这些理念也是支撑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而民商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行为规范和为人权提供基本保障。

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初步确认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保障了公民和法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合法权益，适应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强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保障和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民事基本法，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人财产的丰富，每个公民都有了自己的财产，在此基础上，2007年颁布了物权法，这是对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的贯彻和深化;为保护个人财产和人身权利，2009年侵权责任法颁布，既标志着中国民法典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又具有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和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意义。

然而，法律制度上的平等、私有在实践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影响，要贯彻国民的平等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法律部门之行政法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要守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的要义。权力必须要服从法律。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的行政法律体系，铸造一道抵御公权力、保护私权力的牢靠屏障。

1989年至今，是行政法快速发展和模式转型时期。包括在行政管理领域确立依法行政原则，最典型的是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的《行政许可法》，两部法律规定的各项行政程序制度：如告知和说明理由制度，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国家赔偿法》的出台意义重大，这要归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政府和国家行为对公民权益可能的威胁，并相应地建立起国家侵害公民权利的赔偿机制。

目前，行政法体系已经建立起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法制监督、救济、责任法三大块为主的体系，初步建立起了限制公权力的范围和体系。但是，现实生活中公权力对公民私生活的干扰和对市场正常秩序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依法行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民告官”的勇气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还比较严重，普法工作任重道远。

(四)法律部门之经济法

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经济法是最具有中国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部门，因为中国经济法产生于经济变革时期，在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法律环境下建立起来，并直接作用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营和管理。

认识经济法的部门构成，可以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个直观的了解。(1)竞争法，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拍卖法》、《招投标法》三个法律组成，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竞争”这一基本要素最直接、最本质的规范;(2)消费者法，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构成，是对市场经济中针对弱势群体和产品质量进行的规范;(3)银行业法，由《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市场中银行这一主体进行行业规范;(4)证券法，是对证券交易行为的规范;(5)财税法，由《税法》、《会计法》、《审计法》构成，是国家对税收进行管理的规范;(6)劳动法，是对市场中最重要的劳资关系的规范;(7)土地法和房地产法，由《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构成，是国家对土地使用和房地产市场的规范;(8)环境保护法，是规范市场行为与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济法部门的建立为市场秩序的运行的规范，使其按照预定的轨道运行，在其规范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发展到目前阶段，其确立的市场秩序的严重缺陷逐渐显露，如竞争信号的失灵、政府过多的干预、国企的权力优势等，对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而产生和成长于市场环境中的经济法似乎尚未找到应付这些弊端的有效路径。

(五)法律部门之社会法

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社会法是相对较新的法律，也是最薄弱的一个法律部门。它主要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社会保险法》是这一部门法形成的重要标志。

社会法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力的法律制度，是国家在再分配领域有所作为的重要体现，与民生息息相关。市场经济制度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目前贫富分化现象的严重和由此滋生的社会问题日益加剧，政府在如何才能有效做好公平问题上任务还很艰巨。

(六)法律部门之刑法

刑法是法律部门中法律件数最少的部门，但是其他法律部门的底线，以其最严厉的惩罚手段对经济制度的变革保驾护航。1979年刑法规定的经济犯罪只有二十来条，且罪种过少，罪状模糊，法定刑偏低。从1999年宪法通过了八个修正案，针对经济活动新出现的犯罪活动和犯罪种类进行制约，维护了我国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经济利益。

然而，刑法在维护市场秩序与保障经济自由之间面临两难选择。刑法对经济犯罪的打击与控制实质上是国家通过行使刑罚权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特殊形式。作为一种禁止性法律规范，这种干预活动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通过刑罚制裁经济犯罪的方式来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秩序，但由于刑罚的强制性、严厉性和最后手段性，刑法规范体现出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最后容忍度，会成为个体的自由行为划定最后界限。因此，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设立也就意味着社会经济活动最后边界的划定。刑法在维护经济秩序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限制经济活动自由的趋势，这是刑法在发挥经济规范作用时天生的缺陷。

(七)法律部门之程序法

程序法是规定以保证权利和职权得以实现或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如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立法法等。1979年7月1日通过、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主要的法律渊源;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行政诉讼法(试行)》第一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独立的《行政诉讼法》，正式确定“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版本正式规定了平等主体间纠纷的解决程序，对于规范民事诉讼秩序、妥善解决民事纠纷、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维护交易安全、促进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发展等，无疑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这些诉讼与非诉讼类的程序类法律部门，保证了前面这些实体法的实施。然而，现存的诉讼法提下对法治原则和法律的权威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如审判方式的改革需要健全、完善的民事诉讼立法予以规范和引导，以消除改革过程中的违法、混乱和失控状态。

二、法律体系后的隐忧

历经三十年，中国的法制体系已经初步建成，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说到法律，就不可能摆脱哲学、历史和习惯三股力量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中国特色社会法律体系，存在着各种先天或后天的窘境，而如果跳出来看，形成这些窘境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到立法者哲学、历史和习惯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系的形成，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的过程，表明了政党作为法律体系缔造者的身份。法律要服从党的权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建立在政党领导下的法律体系，能给市场经济多大的自由空间，取决于政党会让渡出多少权力。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未来走向和走势，最终还是取决于所需的民主基础、自由空间、竞争平台、效率最大化等问题上政党所赋予的尺度。

第五篇：工业机器人对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

近日，中国军事研究院研究员孙柏林预计，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需求量年幅率至少为30%，2015年中国将会有一到两家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企业发展成熟。

孙柏林最近在北京仪器仪表展会上表示，工业机器人成为先进制造业中重要的装备与手段，机器人工作站尤其是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的出现，大幅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为用户带来明显的效益。如果我国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发展的好，那么将在2015年会有一到两家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企业成熟起来，到2020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将形成一定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我国机器人市场发展迅速，需求量增长速度为30%，预计到2014年，我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的机器人需求市场。随着工业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其发展方向将变得更加宽广，应用范围也将更加广泛，它的标准化、模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程度将更深，功能也将越来越强大，向着成套技术与装备的方向发展，它的发展方向必将是绿色化与智能化。

机器人产品的新发展趋势为：更加安全可靠、更加柔性自如、机器人具有灵敏视觉、更易操作使用、更快的反应速度、更高的精度、更小的体积、也更绿色与节能。工业机器人应用快速普及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市场发展情况。

1、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冲击劳动力市场

首先，工业机器人对于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将会带来系统性影响。

第一，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是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在经济持续增长和资本不断积累的同时，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人口红利逐渐耗尽，加之劳资矛盾升级，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使得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转变。作为对资本深化的回应，使用工业机器人代替劳动力逐渐符合中国新的比较优势。通过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将有效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

第二，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推动支柱产业的发展升级。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具有明显的产业特征，不同产业中工业机器人密度(台/万工人)差别非常大。从国际经验看，工业机器人应用最多的是汽车产业，其次为电器电子产业。根据我们对汽车产业的调研经验，外资品牌和自主品牌的生产车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大部分工序由成套的工业机器人完成，仅有少数工序有工人参与，机器人密度比较高;后者则保有大量的生产工人，工业机器人使用较少，机器人密度非常低。产业的工业机器人密度与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性能呈正相关，是产业高端化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提高应用工业机器人的密度以提高制成品的性价比，是提升支柱产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第三，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带动中国产业升级。工业机器人产业本身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其自身成长就能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因此，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将创造出市场需求，进而带动自身产业的成长，推动制造业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升级。中国特定的产业结构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工业机器人需求结构，为本土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创造市场机遇。工业机器人还是典型的复杂性产品，集成了诸多先进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它的发展有助于带动多项基础技术的突破和系统集成能力的提升。

第四，发展智能工业机器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和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制造业从自动化转变为数字化的变革，先进的制造技术将对大规模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进行改造，对国家间竞争优势的重塑、二三产业关系、世界经济地理和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产生深远影响。而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是数字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制造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智能工业机器人是制造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重要载体。

其次，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必然给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强烈冲击。

第一，生产线上引入工业机器人确实替代了人力劳动，但是不能静态地将此归纳为“机器吃人”。从历史角度看，更多、更具效率的机器的使用，不仅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而且增加了生产的迂回性，衍生出了数目众多的新产业，相应地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同样如此：在减少生产线劳动力数量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其他的用工需求。因此，劳动力需求减少和就业创造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就中国而言，工业机器人的引入本身，就是企业对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并不一定会造成严重失业。

第二，影响就业结构。引入工业机器人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和管理方式也将随之进行适应性调整。制造业企业中的一线低技能工人，甚至是部分熟练工将被工业机器人替代，而调试、维护和控制工业机器人的技术性岗位将会相对增加。在产业层面上，随着产业的高端化，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增加知识型员工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换言之，工业机器人的引入将使就业结构高端化。长远来看，未来智能工业机器人还将对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

2、倒逼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欧美国家正在进行的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再工业化会给中国以低价劳动力为中心的低端制造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当然，中国如果能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对制造业的冲击，智能制造模式也会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结构性转型，带来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第一，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制造业升级，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逐步淘汰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低效能的小型规模企业;第三，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劳动密集型模式向信息化、科技化和自动化的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