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关系

第一篇：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关系

新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1 摘 要】理想状态中的公共话语,应对公民的普遍利益和国家的民主有所裨益,其对象是公共事务,其载体是大众媒介。数字媒体时代的公众拥有宽松的公共话语空间,但是公共话语却沿着背离其应然状态的方向走,表现出了种种异化现象。从哲学高度看,公共话语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人性的弱点和网络双面性的结合,是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因此,克服人性弱点、警惕数字技术的有限性、敬畏传统以及培养公民意识,是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公共空间;公共话语;异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一国进入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问题便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公民自由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即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自由。围绕这一议题,思想家们展开了丰富而思辨的探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承袭了密尔顿、洛克自由派先驱的思想,强调思想言论的自由,以及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他们认为真理和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因为“人类一见某事不再可疑就放弃思考,这种致命的倾向是其所犯一半的错误之根源。” [1]

自从数字媒体时代来临,公共话语的空间逐渐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并凭借其优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充分自由竞争的场域,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达到了自由派哲学家不让“既定观点昏昏沉睡”的目的。

若在自由意见市场(主要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上言说的大多是谬误、谣言,并且带有非理性和娱乐化的特点,那么真理的传播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艰难了,那么这恰恰是与自由派先驱们所希望的真实的自由意见市场相背离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刚刚拉开的网络谣传者秦火火的审判序幕,正是对公共话语空间异态发展的提醒。在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生存空间前所未有的宽松,但是公共话语却出现了种种我们看来是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即对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加以探析,试图从哲学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

二、公共话语的理论源流及其特点

公共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不仅如此,其实哈贝马斯已经隐约指出了公共舆论、公共话语的特点:“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模式要求公众舆论和理性相一致,认为从客观上讲通过自然秩序或通过严密关注普遍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把利益冲突和官僚决策降低到最低限度。” [2]

依据哈贝马斯基于公共领域对于公共话语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公共话语,应该具有这么几个特点:

1、公共话语的主体原则上是所有人,但公共话语应具有理性、负责的特点,

1 ,合格的公共话语的主体应是成熟的公民。

2、公共话语的实践方式是公民运用话语权参与有关公共问题的论辩,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

3、公共话语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的言论和思想的交流砥砺,以达到沟通上下、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公共利益的效果,也即哈贝马斯所言,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的控制。”因此,公共话语就是人们聚集在非私人的公共领域所有言论和话语的内容、形式的总和。

三、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

我们把公共话语发生的场域叫做“公共话语空间”,它并不总是有条件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是介于官方话语和个人之间的公共话语表达的场所,在专制政权的高压控制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缝灌输的情况下,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存在允许公众表达的缝隙,并且有承载这种表达的媒介。

自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以来,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逐渐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些学者甚至把数字技术的普及,视为公共话语空间生长的春天的来临。网络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对网络时代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乐观期待是不无道理的。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媚俗特点,在网络空间里泛滥的大多数信息,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正如尼尔·波兹曼断言的“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3]

1 ,在互联网世界行使充分自由表达权的,大多是平民大众,研究群体心理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告诉我们,当生活轨迹迥异的大众在互联网世界合流后,由于大众总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将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他对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有精准的描述:“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和行动,而暗示和传染会让这些感情和行动都转为一个方向,倾向于把一些暗示概念立即变为事实。于是这些群体成员都成了一个玩偶,他们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陌生人。” [4]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但超过某个边界,互联网世界上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将变成公众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狂欢天堂,变成公众们非理性言论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席、话题严重同质化的混乱场域,[5]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恰恰是当今数字技术时代,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很明显,它是不符合哈贝马斯所规制的理想的公共话语状态的。

所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想化、有效化发展并没有接踵而至,不仅如此,我们甚至目睹了公共话语正在背离其基本特点的现实场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对公众的文化启蒙,尤其是政治启蒙的工作尚未做到位,因此徜徉在互联网世界发表观点的人,大多数不具有完备的公民素质。这样一来,毋论理性的、建设性的探讨公共事务,网民们更多地是扮演欢乐的不负责任的看客角色,发挥乌合之众的跟风功能,对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公共事务,或是拍手称快,或是义愤填膺,更有甚者,还形成了特有

1 “网络水军”现象,网民们在互联网天堂里,显现出了公众利用话语空间极尽娱乐之能事、不理性、不思考甚至暴力的一面;其次,公众利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就算称得上是对公共事务的“论辩”,就算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论辩”是混乱的,而“共识”更可能是可怕的。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由于公众舆论的过分参与,公众舆论中不理性因素逐渐占据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了“媚俗”和“代表大众发声”,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媒介审判”。变了形的公共话语,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让媒体倒戈,让司法失声。公共舆论和公共话语的边界在哪里,媒介利用和引导舆论的边界在哪里,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启示不可谓不重大;最后,在这样的公共话语场域中,即令有部分理性的公民的声音,也被强大的集体呼声淹没了,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引导下的公共事务决策,通常不能对人们的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至此,我们可以引出“异化”的概念以及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了。哲学上的异化指的是,当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自从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劳动”一词来表现资本主义的邪恶,[6] “异化”一词便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并不再局限于人的异化的表述,其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

1 ,甚至畸形发展。将“异化”概念运用到本文探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上来,恰能总结当下公共话语的种种背离其本质特点和功能的表现。

翻阅当下的流行报纸,几乎每期都有文章探讨互联网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媒体研究者创造出一系列新名词如“拖延症”、“囤积症”、“多重任务疯狂症”、“焦虑疯狂症”、“网络暴民”等等,来形容数字时代人们的病态表现,我们探讨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其实归根结底是网络时代人的异化导致了公共话语的异化。被数字技术异化了的人们,表现出了娱乐至死、非理性、狂躁、多重任务疯狂等等异化行为,故而这些异化人类建构了一个异化了的公共话语空间——表面上看,网络是人们意见和思想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正如媒体人张晓舟所言:“…它仅仅提供了民主监督的幻象,仅仅是在极权主义的玉体上引爆了消费主义的欲望狂欢。” [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高速成长的公共话语空间,往往可能是被数字时代的“异化人类”所占领的宣泄欲望的场域,这远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态。在这样一个伪公共话语空间中,充斥的必然是同样异化了的公共话语。

四、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

我在前部分用很长篇幅,解释了为何将“异化”一词用在数字时代的公

共话语身上,其基本逻辑如下:

1、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表现出了一系列异化行为。

2、由这些“异化人类”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不可能

1 ,因此充斥其中的公共话语亦是带有异化特征的。

3、根据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我们可推导总结出公共话语的几个特点,而数字技术时代的公共话语,恰好背离了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证明了公共话语是被异化的。

那么具体来考察当下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它都有哪些表现呢? 最显著的表现是,互联网时代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不再是严肃的、诉诸理性的、逻辑严密的,恰恰相反,娱乐的、非理性的、混乱的、不准确的话语,甚至正在侵入一些严肃的场合,例如电视的新闻节目和法庭。最新近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两会期间,于3月2日举办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竟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作结,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网络时代的公共话语,有时真像塞缪尔•贝尔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8] 其次,在娱乐化和非理性化导向下的公共话语,一般来说是背离了公共性的,即对于公共性事务谈不上建设性的裨益,甚至还可能演变为一幕幕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和无厘头的口水大战。有关公共话语的这一异化表现,清华大学郑恩等人认为在戏谑、狂欢症候的引导下,公共话语会形成“碎片化——共鸣极化组织特征”,并主要表现为戏虐和围观的娱乐主义倾向,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爱国”民粹主义这几个特点。[9]

,佐证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百变小胖”、“犀利哥”、“贾君鹏”等,公众在不断的话语“歪楼”中寻找一种想象力被满足的快感,但这种无厘头的讨论和炒作以娱乐开始,亦只能以娱乐结束,对公众事务并无裨益。

至于人肉搜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和公众借助互联网交流渠道和实时信息交换渠道的拓宽,网民们进行人肉搜索的能力是令人震撼的。例如“表哥”杨达才的微笑图片在网上被公布后,网友们在短时间内对他的眼睛、手表等进行人肉搜索,最终导致了微笑局长被双规。公民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反腐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肉手段的无限制使用,也将危害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公众在舆论的广场中将无辜民众的家底全部兜漏,这不仅违反了被人肉者的基本权利,更有可能在无穷无尽的以人肉为乐趣的过程中,给网络谣言以滋生空间。

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则更为可怕。自药家鑫案以2010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了结后,部分公众和媒体才开始反思案件中网络舆论对媒体舆论的片面导向,以至于对法院判决形成了压力。公共舆论和公共话语之间是有边界的,公共舆论中往往夹杂着太多的非理性声音,并且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人们的“乌合之众”心理,渐渐由一种声音占上风,最终导致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而这往往是十分可怕的。这不仅使少数理性的声音在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发不出来,亦无益于公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成长。

2012年9月中旬,我国各省市地区的保钓游行中,部分狂热人士在游行中采取极端暴力行动,例如砸毁过路的日系车辆等。公共话语的这一畸形化,若不被加以正确引导和规制,最终甚至将颠覆政权。

五、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

我们已将互联网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缘由,追溯到了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只是在感性认识层面,对互联网时代,人和公共话语种种异化的表现列举了一番,并没有从源头上追问,数字时代的到来,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我们知道,人性中都潜藏着某些弱点,一旦有某种契机,这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弱点便会被唤醒,从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正常或是邪恶。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一种便捷的表达机制,一方面为人们的表达自由带来了方便,但在此过程中,无边无际的自由恰恰与人性的某些弱点结合,上演了一出出人的异化大戏。

别尔嘉耶夫曾用精辟而深刻的语言,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预见性解释:“……而这一个经验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客体化世界。”在客体化世界中,人成了依附于客体化世界之上的一种失去了内在生存的存在,人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人身上的不可重复的精神因素和个性因素受到了贬低。也正因为如此,人自从被抛入了这一世界之后,便不断地体会到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由此而生。 [10]

1 ,人性中的那些弱点,导致了互联网世界这一客体化世界来临时,人们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互联网世界又有哪些特殊性,导致生存其中的大众,表现出种种及其特殊和不寻常的异化行为?人性的弱点和互联网世界特殊性,二者怎样的结合,才开出了新时代“人类异化”的这朵奇葩? 首先,人的从众心理和观望心态,在互联网这一虚拟世界中更容易实现,并通过从众和观望心理的实现,保障了自己是与多数人同步的,内心的安全感也由此建立。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研究群体心理的作品《乌合之众》中,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如此一来,便不难解释公共话语空间的舆论一边倒,言语非理性、极端化等等现象了。

其次,囿于思维的惰性或是思维方式的简单,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满足自己想要不断掌控的心理需求,但却往往无力甄别筛选信息,而更倾向于听从宣传或曰被洗脑。陈丹青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当今中国应试教育过来的青年学生,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主流群体,他们表现出的大多是信息爆炸、行动困境、思维简单、言语木讷。[11]

1 ,在大众传媒和电子传媒无比便利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接收信息,因此信息和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人们往往处于一种追寻最新消息、把握时代律动的不安定状态中,这种状态虽然是由于人们热烈的探索欲和求知欲,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导致了大家思考时间的减少和思考能力的下降,从而更容易地成为意识操纵的对象。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时时刻刻挂在网上,发表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感叹。

另外,由于传媒的媚俗特征,它的内容发送特征以及与用户互动的方式,导致如今的媒体越来越不严肃甚至轻飘。大众是需要娱乐的,在娱乐信息的播送和探讨中,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猎奇欲望、偷窥欲望,满足了娱乐心态、看客心态,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热爱。这种全民娱乐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很明显却是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的,那么寄生于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话语亦无从谈起。但这恰恰是所有专制者最喜欢的,因为不思考、只娱乐的愚民最好管理。

最后,每人心里都有一颗自负的种子,自媒体时代不断向人们传达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的暗示,恰好满足了人们颠覆权威、放纵自身的强烈欲望。公众不再迷信于所谓专家和权威人士,而认定自己也有解析一切事务、指点江山的能力。这种狂妄的心态一旦与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相结合,极容易地便形成了非理性的狂热的民粹主义观点,如此一来,微弱的理性声音,自然不被人们所听到了。

六、走出异化,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

,导致了当下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的异化,或者说导致了公共话语空间发育的偏离常态,那么要想建立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则最终要从摆脱人的异化入手。针对以上篇幅描述的数字媒体时代人和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和异化路径,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克服当下公众的种种异化行为——

首先,越是在数字化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越要对数字技术保持警惕。作为广义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对计算机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已渐渐成为网络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网络大大缩短了时空限制,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迅捷;网络世界中内容的丰富性,极大满足了人们的探索欲望;但同时人们也被困于网络世界的虚拟现实中不能自拔。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即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判断,自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早在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持否定态度,认为科学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同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反对卢梭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伽达默尔对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当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科学曾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然而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无限扩张,科学最终又将导致自身成为被启蒙的对象。科学造成

,科学对客观性的追求突出地体现在强调其方法的客观有效性并将其推广到一切领域,而与客观性相联系的是对普遍性的强调,过度地追求普遍性将最终消解了个体性与独特性。针对现代科学所造成的蒙蔽,伽达默尔认为只有限制科学自身的范围,才能使科学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

其次,既然数字技术具有有限性,那么与之相联系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某些人之为人的传统和敬畏感。何平在《伽达默尔科学技术反思研究》一书中详细梳理探讨了了伽达默尔强调科学技术与人的存在意义尖锐冲突的原因,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非机器,能动性、创造性和思考力,正是人作为人最为宝贵的东西。别尔嘉耶夫说:“正因为人折射除了另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才使人成为生物界中引以荣耀的个体。当然,这即意味着个体人格以自己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突破世界进程。总之,在人的这种个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 [12]因此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科技产品可以成为生活必需品,但并不能成为绑架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利用网络进行便捷的交流是可以的,但通过电波和磁场的交流,永远不能代替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因为电波和磁场,不能传播人们的气息和丰富的情绪。

俄国作家谢•卡拉-穆尔扎有一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也是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传统的消亡作为它的结果和原因,与它一起运动来操纵人们的意识。并引用了雅思贝尔斯的话佐证这一观点:“由于把生命攸关的一切活动都比做机器的工作,社会也就变成了一台把人

……人成了一种原料,需要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加工。因而那个过去曾经具有完整自我、思维健全的人,现在就变成了工具。人性的显现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口头上还宣布说它是主要的。然而一旦目的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它就会毫无商量余地地受到侵犯。所以,绝对要求扩张到哪里,哪里传统的作用就受到局限并将消亡。大多数人却如同沙砾一样,他们是没有根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随便利用。” [13]

因此,坚守某些传统,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对数字技术有充分的警惕,是每个人走出乌合之众圈套的起点,也是公共话语走向理性和营养的起点。

第三,在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更要有意识地克服某些人性的弱点。互联网世界这一庞大的客体化世界包围了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想践行别尔嘉耶夫描述的可怕状态,即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只有有意识地克服从众心理、观望心态,思维惰性、猎奇欲望,娱乐心态、看客心态,自负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疯狂热爱,才不致使极端的自由,变成对人们极端的奴役,公共话语空间的声音,也将不复是娱乐话语泛滥、极端民粹主义话语泛滥了。

最后,每个人都要变成学习型、成长型的公民。我们都知道,正常、有效的公共话语,可以为公共事务有所裨益。但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具有的,它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育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公民社会的发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

1 ,亦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由不理性的、知识匮乏的平民,成长为理性的、有知识结构和分析能力的现代公民,这绝不是仅仅开放言论和话语空间就能达到的目标,而需要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有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一个合格的公民培养。久而久之,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将向着正常的理性论辩、合理协商的平台过渡。

七、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沿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为什么是异化的——公共话语是怎样异化的——如何走出公共话语的异化”这一逻辑,回答了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通过公共话语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对比,我们肯定了数字时代的公共话语确实存在着种种异化表现;通过分析网络的两面性和人性弱点的结合,我们揭示了数字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针对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和异化的路径,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将公共话语的异化还原为数字时代人的异化,并且对症下药,给出了走出异化,还原正常公共话语空间的方法和机制。

互联网世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舆论空间,但现在看起来从公共舆论到公共话语,还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在自由意见市场上,各个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公众可以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如何将这种非理性的、娱乐化的,总之,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向理性的、建设性的公民话语的方向引导,这需要大家警惕人性的弱点,意识到数字技术的有限性,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公民

1 ,惟其如此,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才能在正常轨道上运行,我们的公共生活亦将变得更加美好。(作者系武汉大学) 注释:

[1][英]密尔:《论自由》,译林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46页。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46页。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4页。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1页。

[5]刘琼:《网络: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世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3页。

[7]刘磊《:人人都有“电子眼“:监督还是偷窥?》《,中国周刊》2013年第8期

[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79页。

[9]郑恩,龚瑶,邓然:《基于话语分析和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2页。

[12][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64页。

1 [13][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318页。

参考书目: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昆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第42-57页。

[10]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117页。

[11]尚重生:《90后大学生姿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第二篇：新媒体时代下的围观

我是一名驻扎在微博已久的普通大学生，每天拿出手机看看微博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不禁会思考，微博，这个拥有5亿多用户的网络平台，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微博，顾名思义，就是迷你博客.它作为现今新媒体的代表，具有即时共享，互动性强,快捷方便等等优点.但是,最不容小觑的,却是它的传播能力.让我们假设一下,一个人有10万粉丝,每个粉丝还有自己的粉丝，那这10万粉丝背后可能就有20万“粉丝的粉丝”.1条微博的力量,是很薄弱的,可当它乘以10万,乘以10万,10万,10万,10万,再乘以10万,它的影响力是呈几何倍数递增的.

一周前,有一条微博被转发了几十万次,微博内容是关于广州城管在执行事务时,将一名买水果的女商贩的双手反绑,并掐住她的脖子,强行压上警车,这时女商贩的孩子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吓得大哭不止.微博的配图是一张孩子泪眼模糊地抱住双手被反绑的母亲,不愿母亲离开的图片.

我相信在座有不少人对这件事有所耳闻.当时,这条微博一发出,就立即登上了微博热门话题榜首.一句“亲爱的孩子对不起，我们没能让你妈妈在你惊恐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瞬间点燃了围观群众的怒火,无数人转发微博,强烈谴责城管的暴力执法,对弱势的一方女商贩表达了深深的同情,而带V用户的转发和义正言辞的维护,更是火上添油, 群众滔天的愤怒几乎要溢出了电脑屏幕.

可是,不久之后,有一位目睹了整个事件经过的网友,发了一条微博,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城管原本是语言劝阻女商贩停止违法摆摊售卖,女商贩口头上答应了,可一转眼,她又成交了几单生意,在城管再次进行教育的时候,女商贩辱骂城管,并用水果砸向城管执法人员.两方起了冲突,于是就有了城管掐住女商贩脖子的一幕.

类似的事件不算少,就拿“我爸是李刚”这件事来说吧.其实这句话的原话是：“赶紧打120!救人要紧!没关系的!我爸是李刚!”单独抽取”我爸是李刚”,和把它放进完整的一句话中去看,意义天壤之别.

周立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人啊，越是知道的越模糊，愤怒就越具体. 微博,仅仅140字的内容,加上作者或者媒体的片面报道和舆论引导,围观群总的愤怒总能轻易被挑起.可是,我们到底都知道了什么,才使愤怒来得这样具体呢?不过是模糊的只言片语.

在城管掐脖事件中,城管当然有处理得不当的地方,但受到群众维护的商贩,她就没有过错吗?肯定是有的.

微博围观,从表面上看,是人们聚集起来造成舆论压力,促使事情得到公正的解决,可实际上,很多人,只是借着围观发泄压抑已久的情绪罢了.还是那句话,知道得越模糊,愤怒得越具体.围观群众无知的愤怒,往往只能给正确处理事件带来阻力,因为事情的真相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只是享受充当正义那一方的优越感.

新媒体时代下，围观是一种态度.我们应当以理性为轴，以良知为称杆，既要有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又不丢失寻求真相的思维能力，才能在转型期摩擦不断的公共社会中汇聚为一股积极健康的力量.

第三篇：浅析新媒体时代的典型报道

摘 要: 典型报道是指用报道和宣传典型的方式树立社会行为与道德的典范,是我国新闻媒体长期运用的一种重要的报道方式,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和民众价值观念的急遽变迁和多元化,媒体在关注和报道那些富于时代特色的典型人物和事件时,在报道路径、叙述视角和典型形象的塑造等方面也开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新兴媒体信息传播具有信息丰富、实时互动的优势，信息传播的方式与渠道发生了显著变化，影响到传统媒体典型人物的新闻报道.典型人物报道呈现出关注人性、贴近实际、弘扬时代精神、尊重受众心理诉求、重视底层意见的新特点。

关键词:新媒体;典型报道;特点

典型人物报道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体裁形式。不仅对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极为重要，而且对弘扬时代精神，褒奖社会先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塑造民族精神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生活形态多样化和人们的价值趋向多元化。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达背景下，网民的碎片化认知与个性化的信息诉求，推动了新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呈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与新趋向。新时期宣传报道的典型人物更加依据“三贴近”原则即尊重个性、关注人性，让典型人物走下神坛，融入本职工作生活中。

“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提出体现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的权利、利益、表达等与人的全面发展有关的各方面的问题。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在典型人物报道方面也贯彻这一理念。记者在典型人物报道的采写过程中更加关注人的价值、利益诉求，深入挖掘生活细节，突出人物个性，尊重人的内心感受，使报道的典型形象更加丰富也更加符合现实层面的人。

一、注重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优秀美德

社会转型期，围家竞争力的提升、精神文化建设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优秀美德以淳化民风、凝聚人心，提高民族文化的号召力、软实力，典型人物往往是优秀美德的代表人物，在报道中需要新闻从业人员注意挖掘他们身上所蕴含的行为示范、精神激励、思想导引、心理安抚的因子，借助典型人物报道来弘扬传统美德，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洪战辉，一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携无血缘关系的妹妹读书，读书期间挣钱养家，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品学兼优，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感动无数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直接对社会做出巨大的经济、科技贡献，然而他们身上却闪现着不一般的优秀品质，作为普通人成了感动中国的典型。这充分说明了现如今媒体选择典型人物的标准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普通人物的优秀品德成为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二、高扬典型人物的时代特征

2010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表评论“从沈浩看干部形象与责任”，称赞沈

浩“踏踏实实地为农民办几件实事”，“在基层带领一方百姓脱贫致富”。为数不少的干部愿意在繁华的大都市工作。大都市里服务齐全且方便，各种信息发达，工作交际的人群素质较高，不愿意到基层、不愿意亲临国情一线，与落后的农村、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产值不高的农业在一起。而沈浩的典型事迹弘扬了党员干部的时代精神，对干部下基层了解国情.与百姓在一起树立了榜样，起到了示范效果，《人民日报》文中如此写到：“一个甘愿扑在基层一心为民的干部，肯定是个好干部。”

三、增加更多人性、人情话题

在任长霞的通讯报道中，展现了任长霞作为一名女性的爱美之心。“一瓶忘记拧盖的化妆品仍散发着淡淡的芳香”，乃点睛之笔，让人顿感局长也是普通女性.是有灵有肉的人。有着七情六欲。从而更为她的努力和卓然的业绩所打动。“杂交水稻”袁隆平作为科学家，媒体除了浓墨重笔报道他的不朽业绩和突出贡献外，“新闻l+l”节目也关注并报道了他买车的事情。靠自身的劳动和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袁隆平家产过亿，光顾一次车展，欲买部汽车，一改过去科学家奉献一生、清贫一生.家里日常用具都成古董的形象，得到绝大多数观众、网民的支持与认可，大科学家买部高档车，提高生活质量也是正常需求。

在抓住典型人物蕴含时代精神的闪光点的同时，抓住典型人物的人性人情，展现从普通人成长为典型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新时期典型人物事迹报道，非常注重还原典型人物的个性、本色。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感动中国的大学生洪战辉也曾经想把捡来的妹妹送回她亲身父母身边来减轻生活压力的描述。摒弃传统典型人物报道对“高、大、全”模式的运用。深入采访对象的实际生活之中.关注生活细节中体现的人性之美，使典型人物具有更多的亲和力。典型人物形象的多视角的展示，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他们作为普通人血肉丰满的真实一面，使受众在心理上、情感上更容易产生接近性、共鸣性。使典型人物形象的传播效果更加显著。

四、即时互动等多种技术传播手段，使典型人物报道信息空前丰富，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图文并茂，动静互补，深度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及时反映受众心声。表达受众情感，实现媒体与受众的全天候互动

人民网对待网民对典型人物的关注非常具有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论坛内容、形式的设置上，人民网不仅设立了典型人物事迹专题论坛，还特别地加入了让网友为典型人物送鲜花的传播环节，在网上列出了多种鲜花，如玫瑰、康乃馨、桂花„„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情感表达。选择能够代表自己心情的鲜花，写上真挚的情感寄语。发送在网页上，满足了网友对典型人物表达情感诉求的需要。同时，网络用普通读者、网友的情感心声引导广大群众，也进一步扩大了典型人物报道的影响力，强化了舆论导向。

五、多元的价值观融入到典型报道之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不断变化。在这个多元的媒介，多元话语，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里，个体意识的增强对典型报道 发挥舆论引导、榜样示范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典型人物的报道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符

合 时代的需求，准确把握典型宣传主题，使其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内涵。《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为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 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这正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时代精神。

新时期典型人物报道的信息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播渠道多元化，信源多样化，信息选择多样化。关注重点多元化，全媒体信息传播形态是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典型人物报道开始探索应用信息传播规律，借助先进信息技术手段，组合不同媒体，增强报道影响力，拓展报道深度。在众多媒体的不断实践和对受众心理、新闻规律的不断研究中，典型人物报道正逐渐克服过去平面化、样板化、单一化的形象，走向人性化、多元化、丰富化的形象建构.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同时，挖掘内容、创新形式、丰富手段，着力展现先进典型人物的时代精神，使先进典型人物报道成为弘扬时代主旋律的重要形式。

第四篇：浅析新媒体时代下电视媒体的融合与发展

“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总书记为媒体融合发展指明方向。

传统媒体怎样与新媒体嫁接，一直是各种传媒论坛的主题。我想首先说明对“新媒体”的理解，我一直觉得——只要思维是新的、理念是新的、操作模式是新的，大家都是“新媒体”。在这一轮的融合浪潮中，电视媒体如何勇立潮头，“核、聚、变”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大关键词。

关键词一，核

“核”的要点是内核与内容。在和新媒体的竞合过程中，内容制作一直是电视媒体的竞争利器。今年以来，有两大趋势值得关注：一是，电视优质资源在新媒体呈现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品牌节目和热播电视剧在电视上的高收视，会在新媒体平台上更加立体的、爆发式的呈现。日前有报道显示，今年，视频网站在自制节目和自制剧上的投入，大约是去年的10倍以上，一些网站单档综艺节目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千万元，一批网络自制节目也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二是，一批网站的自制剧自制节目逆向输出到了电视平台。新媒体从一个内容的购买者发展成为了内容的提供者，这样的案例在前些年是比较少见的，但如今已不是个案，尽管最终效果还有待收视的检验，但这种逆转的趋势值得业内关注。

以上两大趋势充分说明，融媒体时代，无论对电视媒体还是新媒体而言，很多变革都围绕内容展开，谁掌握内容制作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竞争中的先机。作为电视媒体，该如何掌握内容生产的主动权呢?关键要打好三张牌。

第一张牌，抓核心，打造好具有本土特色的新闻社教类节目。整合《泸州新闻联播》、《泸州现在时》、《社教630》等在泸州有影响力的栏目。

第二张牌，铸品牌，开放节目平台

品牌节目，是电视台的门面，也是电视媒体和新媒体竞争中掌握内容主动权的关键。打造品牌节目，一要理顺机制，配置好内部资源。在进行人、财、物的系统配置中，关键要通过机制创新，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二要开放平台，利用好社会资源。进一步加强和部分优秀节目制作公司的合作，从点状节目合作上升到大型节目、品牌活动、艺人培养和整合推广的体系化合作，双方深度介入内容制播全产业链，开启新的发展模式。

第三张牌，促融合，台网深度联动

电视和新媒体的台网联动，浅层次的是推广资源互换和买卖层面;更深度的联动，应该是相互整合资源，共同打造新内容。

关键词二，聚

“聚”的要点是渠道和终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观众的收视习惯和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尼尔森最新的监测数据，国内有超过50%的观众，使用过电脑或手机看电视。而来自谷歌的一项调查结果则更为惊人，美国77%的观众选择多种渠道收看电视。很显然，跨屏体验已成为电视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收视常态。面对这样的趋势，电视媒体必须聚力于终端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屏幕终端要做好和技术、内容、平台的三大结合。

第

一、视听高清化——终端创新要和技术相结合

相比PC屏和手机屏，电视屏的一大优势在于其观赏和视听体验。传媒大亨默多克判断电视媒体优于新媒体，原因是人们更愿意躺在沙发看电视，而不是坐在椅子上盯着电脑屏幕。因此，未来电视的发展，还要致力于终端的技术创新。一方面是电视设备的技术升级，比如3D电视机、高清电视机等等;另一方面是电视媒体的技术升级，比如演播摄录设备等等。

第

二、一云多屏化——终端创新要和内容相结合

背靠自身内容优势，电视媒体要主动发展新媒体终端，参与竞争。首先，要有前瞻意识，提前落子布局。在网络电视台、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和I P T V等平台进行全面布局。

第三、电视社交化——终端创新要和平台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用户对于媒体的互动和社交需求日增，作为电视媒体，一要多方开发线上线下的互动方式。让习惯使用新媒体的受众群，通过互动增加与电视平台的黏性。同时，通过网络积聚节目的人气，反过来促进电视的收视率。二是创新终端，让受众变“看电视”为“用电视”。使电视可以实现点播、回放和评论的功能，甚至还有可能把触角全面伸向购物、游戏和电子商务等“全业务”方向。

关键词三，变

“变”的要点是机制和体系。融媒体时代，媒体共生互融，电视如果希望延续强势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变革，而且是全方位的变革：包括业务流程的再造，产业链条的重组，营销机制的整合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方向

一、全媒体运营

电视和新媒体的融合，不仅仅是平台的替代，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思维转换。因此，在布局新媒体的过程中，要用全媒体的思维去进行业务流程再造。第一，传播渠道全媒体搭建。形成了以网络电视台为核心，向新媒体覆盖的传播网络。第二，制播流程全媒体介入。从“单一渠道采集、封闭式生产、点对面单向传播”的传统制播流程逐渐转向“多媒体采集、共平台生产、多渠道分发”的全新制播模式。第三，广告营销全媒体组合。全媒体时代，电视台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段位和冠名，更应该向广告客户提供全媒体的营销组合，即整合多频道、跨媒体的传播平台，使其投入在产业价值链上获得呈几何倍数的放大。

方向

二、全过程互动

从资源整合、制作播出、节目编排到推广营销、品牌等打造全过程、全方位的立体化互动模式。一是电视内部资源的互动。二是电视和新媒体的互动。在电视剧和节目营销中，充分利用全媒体组合，进行立体、互动的矩阵推广，引发了较强的规模效应。

方向

三、全产业整合

向上游延伸，打造优质内容，向下游拓展，聚力终端发展，全台的产业整合发展有三大重点。第一，做强核心主业。节目、栏目、大型活动、影视剧仍是当前的核心主业，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出品牌。第二，延伸关联产业。逐步摆脱单一靠广告收入的经营模式，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善借社会资本。面向市场，吸纳社会资本，是广电媒体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

在当前多媒体的竞合发展中，电视媒体和新媒体是互为机遇而存在的，并且，这一过程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实，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新”与“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谁能顺势而为，主动而为，创新而为，谁才能抢占未来传播格局的制高点。

置身于更大的时代、更广阔的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以内容为核，全渠道聚力，因趋势而变，电视媒体的核聚变就一定会发生，并且能释放巨大的能量。

注：有关数据和内容来自《中国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

温海 2014.09.15

第五篇：论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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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名称：论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文章整理：

上海代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日期

2014 年

0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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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摘要：在媒介高度融合的全媒体传播时代，政府形象塑造作为常态的沟通与传播管理，使执政理念得以流通，让百姓在知情的前提下参与社会管理。本文将重点讨论在新媒体时代对政府形象的影响以及如何塑造政府形象。 关键词：新媒体

政府形象

塑造

近几年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政府执政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鉴于当前网络融合、媒介融合的发展态势，从广义的网络层面说，新媒体也可以称之为网络媒体。而政府形象塑造与网络媒体之间关系密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执政能力建设与形象塑造都受到新媒体的巨大挑战。

一、新媒体在塑造政府形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政府形象如何，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责任。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而公民社会的日显重要与新闻媒介的社会参与及舆论监督是密不可分的。作为政治国家相对独立的社会自治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政治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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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广大公民享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可以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评议和监督，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谴责和控诉，因而公众的舆论监督可以形成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舆论压力，督促国家机关切实履行其为公民服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和职责，同时对有被滥用危险的公共权力进行有力的制约，对关涉国计民生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显然，在这里，媒体作为具有一种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载体，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一个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公民社会的形成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建构公民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而这种机制，在今天，已经通过媒体、网络，包括手机短讯等领域，深入到社会，深入到千家万户，深入到人的思想、行为之中。

二、新媒体时代对政府形象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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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一)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

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不断地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比如在2008年的藏独事件等，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二)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

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新媒体时代政府所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的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三)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

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 联系电话;0451-51806797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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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

[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四)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

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

三、政府运用新媒体塑造政府形象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政府的信息公开立法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必需。但如果没有信息公开立法的保障，并不能必然使公众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从全国范围看，信息公开的法律保障方面还很不完善。但由于缺少统一的法律对有关问题进行明确和规范，许多所谓的政务公开和新闻发布只是停留于形式和表面。政府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人，公众是信息公开的权利者，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限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就无从谈起。2003年的非典和2004年的禽流感事件都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现代社会，突发性事件越来越多，隐瞒公开信息必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保证突发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的自由、全面、 联系电话;0451-51806797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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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地公开。

(二)引人并强化政府公关意识，创新政府对媒体的监管调控方式，营造相对宽松的媒介环境，促进媒介健康发展

当前正处在政府职能转换的时期，政府由过去的大包大揽，转向服务型政府。要由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性的政府到一个廉洁、高效、透明、亲和的政府，这其中政府公关行为和公关意识的引人和强化至关重要。所谓政府公关，就是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争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运用各种传播手段，与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政府公关意识的引入，也还意味着一种积极主动的意识和平等意识。避免随便动用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是主动去掌握和适应新闻传播规律，使自身具备主动利用新闻媒体的基础。具体而言，就是不能用新闻宣传来取代信息传播，而是选取二者的交叉处人手，使宣传更潜移默化。在公共信息传播方面，与媒体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三)推动新闻立法，将政府与传媒的关系纳人法制化轨道

构建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要依靠法制的力量。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同时在报告还首次写入了公民的“表达权”。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新闻法》，政府对传媒的管理主要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依据的主要是行业协会以及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有的法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已不适应今天的传媒实践，有的规定不具有强制性，形同虚设。如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一方面，新闻媒介的报道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在多重利益的争夺下，传媒有失操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而加快新闻立法，保障新闻传媒的权利，使传媒在反映民清民意，代表公众行使舆论监督权方面有法可依，同时也规范传媒的操守，监督其行为，确保其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平台。

为此，对于新闻媒体在政府形象建构中的作用我们也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首先，新闻媒体在政府形象构建中并不居于主体位置，它只是对主体(政府)形象的传播。对政府形象起 联系电话;0451-51806797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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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性、基础性制约的是政府的实际运转。因此决不可能不顾及政府的实际运转状况，一味地去谈论和追求政府的所谓良好形象。另外新闻媒体对政府形象的构建有时也可能起负面效应：一种情况是新闻媒体对政府形象大发脱离实际的、溢美之词，导致公众的反感;另一种情况是在政府形象建构中采取偏激或歪曲态度，导致公众对政府的厌恶和排斥。故政府在利用媒体宣传自身的同时还要加强自身建设，首先“做出个好形象来”。媒体在政府形象建构中，既要自觉维护，更要实事求是，要把自身利益与社会责任意识结合起来，真正的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

参考文献：

[1]田卉，柯惠新.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形成模式及调控分析[J].现代传播，2010[2]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J].新闻与传播，2011，(1). [3]董天策.网络新闻传播学[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周洋.打造全媒体时代的核心竞争力[J].新闻前哨，2009(11). [5]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2). [6]郭庆光.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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