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

第一篇：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

音乐对非洲政治的影响

日本喜纳昌吉,将<花>会把歌词改成“让我们使小泉心中盛开鲜花，让我们使布什心中盛开鲜花!” “政治是我的本职，音乐是我的天职，本职工作可以辞掉，但是天职永远不能放弃。”喜纳昌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歌曲《花心》的原创和原唱者，也是日本国会前议员。

2004年喜纳昌吉正式“跳进政治”，以民主党身份竞选国会议员。为他站台的是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和菅直人。 “小泉纯一郎说要往伊拉克送自卫队，我就觉得这事不行啊，我得去阻止。”喜纳昌吉回忆，他当时正在读一个名人的书，觉得中东正在吸收人类毁灭的力量，他必须去现场抗议。

“我们抬着太鼓跳舞，弹着三味线演奏着乐器进行游行。将萨达姆支持者所喊的口号„萨达姆‟改成了„萨拉姆‟——和平的意思。”

接受喜纳昌吉一行入境的伊拉克人很纳闷：这帮日本人，到底是跟美国人一路，还是真的来反对战争? “预定好举行音乐会的地方，变了很多次，地方越改越小，后来变成只有官方人士才被允许进去听，一开始只有三个伊拉克人跟着，后来变成了一二十人，从早到晚监视着我们。”喜纳昌吉在自传中写道，“全世界的反战运动都被当成是支持萨达姆，我们被萨达姆利用了。”

在伊拉克的不愉快遭遇，没有让喜纳昌吉改变对战争的看法，相反，正是伊拉克之行让他变成了和平运动家，并由此决定踏入日本政坛。回国后，他给当时的民主党党代表小泽一郎打电话，说有机会的话他想加入政界，小泽表示欢迎。

2004年，喜纳昌吉以民主党身份竞选成功，当选为参议院议员。2009年8月底，日本众议院总选举中，民主党大胜自民党成为执政党，9月16日，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上台承诺，要将普天间美军基地撤出冲绳县外或日本国外，但最后未能兑现而黯然下台。

“政治并非政治家的专利，我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和改变政治。”喜纳昌吉说，音乐是他的天职，政治是他的本职，还有很多人希望他继续他的本职。

本文部分参考了日本未来社出版的喜纳昌吉自传《冲绳的自主决定权》)

音乐与政治 谁绑架了谁

叶月瑜; 王亚欣; 张晓舟; 杨波; sammi;

<人物画报>2011年第10期

第二篇：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论文题目： 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所在院系： 文学与教育系 专业班级： 09汉语言文学一班 学生姓名： 邓桃花 学生学号： 50903011031 完成时间： 201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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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摘 要:虽然近年来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农民严重缺乏民主观念和民主主体意识,并且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宗法家族力量仍然在农村暗流涌动,这些都成为我国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障碍。

关键词:农村;民主政治;政治文化

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既包括村民自治,也包括乡镇政权的民主建设。但就目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来看,村民自治更具有实际性意义,成为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村民自治是以《宪法》和《村委会自治法》为法律准绳,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开展的群众性自治活动,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形式,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后的实践证明,村民自治总体上讲是适合乡村社区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有效管理模式,是新时期政府领导、组织和教育农民的新的手段,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民主政治实施的时间不长,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还有很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决定了它在我国的发展还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制约农村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经济、制度和组织等因素,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因素。经济、组织等外在的因素较易被人们认识,而文化等内在的因素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轻视。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沉淀着传统政治文化色素的深层心理因素在农村民主政治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仍然深深制约着它的效果,影响农民政治意识的正常发育。“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p.4)人们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的门槛,另一只脚却仍然陷在传统的泥沼。可以说,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还将会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不断凸显出来,成为村民自治推进过程中的一块暗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是与中国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构造、政治伦理化的儒家学说紧密相联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大厦相适应的,是黏附在封建社会结构当中的,它的整体性框架已不能适应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无是处。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很多值得现代社会吸收和借鉴的地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源泉之一。只要我们认真鉴别和运用,现在甚至将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村民主政治的消极影响已在很多方面显现出来,成为制约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的显性障碍。

一、民主观念和民主主体意识严重缺乏

村民的民主主体意识是指村民对自己在民主政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和态度,主要表现在乡村居民对自身民主、权利和义务的认知。只有拥有良好的民主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民主的发展才能平稳而有序,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走出形式化的沼泽。基层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村民形成一种政治上长的小农经济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的民主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的塑造是严重缺乏的。虽然自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的社会体制和物质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传统政治文化所造成的主体意识的缺失仍然是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暗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它的突出特点就在于等级制和封闭性。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主体始终只是一个皇帝,皇帝是所有臣民的主宰,掌握着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此为起点延伸出代表帝王且又依赖于帝王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按照权力的大小和官位的高低对稀缺的生活资源进行有比例的分割。而处在社会最底部的人数最多的农民却只占有最少的社会资源。而且这种以人身依附为基点,按权力大小划分社会资源的体制必然形成和表现为严格的等级制。上下尊卑、差别有序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特点。在这种格局之下,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就不会有独立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是从帝王那个权力中心辐射出来的官僚阶层的受害者。对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政治就意味着交租、纳粮、服劳役等,而且普通人不能随意议论朝政,违者以罪论处。广大农民完全被排斥在权力机构和政治生活之外,被装入一个无知和专制的罐子中。在这样的政治专制的文化等级境遇中,培养的只能是奴仆和附庸的政治人格,更不会有任何民主观念和民主意识的产生。

总之,在小农经济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并不会简单地随着上层建筑层面的革新而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会借助各种新的形式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彻底地改变传统政治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才能最终消除传统政治文化给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培育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所必须的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但由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的长期性,从而也决定了中国农民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将是一个长期习得和教化的过程。

二、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严重不足

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为支撑,法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法制是民主政治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没有完备的法律,人民大众没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民主政治的发展最终必然会走向异化。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则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和观念,而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其形式,但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传统道德心理早已占据人们的头脑,并且没有随时间的流失而趋于瓦解。这种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先天缺陷已在当前农村基层民主的运作中显示出极大的消极作用。农村民主政治的出现虽然说起源于中国当时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但本质上说,是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新的组织形式。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外部引入乡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移植。因为一种组织要正常地发挥其功能必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原则,要使参与组织的人们理解、掌握、运用并遵守这些制度和原则,必须要有相适应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或说一整套该组织赖以生存的文化”[2](p.535)。

因此在原有的瓦解并不充分的政治文化土壤中运作不同于传统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必然受到传统政治文化诸多的束缚,从而对农村民主政治正常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消解和扭曲,呈现出不同于常规模式发展的一种变体。而且实际的情况是,国家制定的众多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熟悉和操作的还是传统的一套,只有在村落内部无法解决的时候才借助于法律的手段。相当多的法律、法规只是停留在农民头脑中的概念,而且时常还被遗忘在道德的角落。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在中国,“法制是政体的一部分,它始终是高高地超越农村日常生活水平的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纠纷是通过法律以外的调停以及根据旧风俗和地方上的意见来解决的”[3](p.88)。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以情代法,注重人情关系、礼俗规范,从而干扰和挤压了农村民主政治的正常发育。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俗社会,礼在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可以不懂法,但不能不知礼。孔子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礼确定了中国的等级秩序和差别格局。这些传统的政治文化经过长期的“濡化”和教育,成为人们内在的习惯。所以在传统社会虽然也有大量的法律条文,但是这些法律是在公认的礼俗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说等级秩序是第一位的,法律是第二位的。说的更深一点,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是以维护不平等的差别格局为目的的,这种以平等为前提去维护占主导的不平等的秩序决定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将陷入困境。因此,社会的正常运转依靠的是礼俗,法律的作用就是对破坏礼俗者的惩罚和镇压,所以中国的法律就主要表现为刑法,惩罚和镇压“敌人”,中国的法律一直停留在“刑法时代”。

建国以后,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目的是要用法律作为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遵守的秩序,把传统社会主要以礼俗维护等级秩序转变为完全靠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但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还长期存在,决定了单靠制定法律条文和设立法庭并不能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相反,强行地推行实施,还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破坏了原有的礼俗秩序,带来了混乱,却不能建立良好的法制秩序。只有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变革,才能最终建立良好的法制秩序,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才会沿着法制化的道路顺利前进。

三、宗法家族力量的暗流涌动

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悠久而又牢固的宗法家族制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但由氏族公社遗留下来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的宗族制却能超越历史变迁的轨迹,生生不息,时代接替地留传到现在。可以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是传统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宗法家族制度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把钥匙。村落家族力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乡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植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虽然自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宗法家族制遭到了很大的冲击,但由于主要是通过行政强制的手段从外观形态上进行扫除,而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性的经济手段来进行消解,而且“两千多年来,起源于血统、身份的仪式、宗教、伦理以及法律等自成体系的社会价值观早已成为民族精神,广大农民的宗法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要改变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价值观,并不是几场„运动‟就能奏效的”[4](p.289),因而中国宗法家族制的土壤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瓦解。而且,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重新成为农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又造成了家族势力一定程度的回潮和反弹。但由于十几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现在的宗法家族制已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法家族制,多数家族的回潮现象只是表现在续编族谱、祭祀祖先、大办婚丧等家族文化的表层现象。因此,宗法家族制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型政治文化作为支撑和平台,才能顺应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1] [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第四篇：我国政治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及其改革

打开电视，我们看到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是某高级官员来到某地视察，某某主席应邀出访某国，各级政府强调三农问题„„政治，与我们的生活可谓息息相关。几个月前，在温家宝总理考察深圳的讲话中，释放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

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重要举措，是彰显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定决心的重要举措，更是顺应民心、民意，实现人民意志的重要举措。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党和人民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权利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来之不易、非常宝贵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实现公平正义，使人们有安全感、有信心等各个方面的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很多弊端，我们确实还需要做长期而艰巨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影响人民切实实现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障碍，是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这些弊端，就是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的，一是官僚主义严重。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二十多种突出表现，并指出官僚主义“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祸害”。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现象。 “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如“文化大革命”，尤其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危害和灾难。三是家长制作风比较盛行。主要表现在党内重大问题决策上搞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崇拜也一度盛行。致使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 四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建国以后，我国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领导干部退休离职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除了犯错误的以外，实际上都是终身制。因此，人民群众名义上是当家作主，实际上失去了对领导干部实施监督

和罢免的权利，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严重脱离群众，甚至随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五是存在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领导干部的管理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使领导干部特权现象得以不断滋长，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不少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其集中表现是“以权谋私”，谈到去年的杭州保时捷撞车案和今年的“我爸是李刚”案真是让人义愤填膺，这些都是特权现象引起的。

而这些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就是说，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而且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革命，具有质的突破性，而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计划经济阶段，以及现在的官方市场经济阶段，估计以后会进入完全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制度的变化是很明显的，这也是政府强调的重点。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从左到右的转变，而政治制度却几乎在原地踏步。这是政府强调"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结果，中国经济实现持继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国门打开了，温饱解决了。大伙正努力向小康奔去时，却发现我们有病没有办法治了，为什么?看病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去上学了?为什么?学费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买房子来住，只能租房住了，为什么?房价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体制近六十年没有改变造成的，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变之后，政治体制还保持原样，才出现了这种结果。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风险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经过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洗礼和民主法制建设实践的锻炼，我们广大的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的觉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他们对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这种民意的积聚与表达，具有十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是中国的发展受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影响。民主化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13亿多人民发展民主的壮丽进军，一定能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新的不朽篇章。

二是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要求。应对经济危机愈来愈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政治体制存在弊端的牵扯、迟滞。因此，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破除障碍、开辟通道。

三是实现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致胜之道。时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败严重。而要有效治理这两大顽疾，唯有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四是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必须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同时，这也能更好地实现人民各项权利，为反腐倡廉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

五是政治体制如果不进一步发展，我国也难以取得国际认同，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国的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体制和管理制度，处于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考虑，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我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我国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途径就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六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会更有利于中国民众的综合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斗争日趋激烈，这种经济上的斗争必然演变为人才素质上的竞争，这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反映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国民素质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这是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完善。当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就一步加大，人才流动也更加频繁，当前的政治体制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政治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影响到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来营造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环境，保证人民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第五篇：“一带一路”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未来的影响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这两条“丝绸之路”古已有之。

自从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以后，就有了一条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承认，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世界三种主要文化交流的桥梁。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2013年10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2014年的重点工作。

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总书记指出，发起并同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这样一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覆盖了40多个国家，总人口44亿，约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从“一带一路”途经路线和辐射范围看，向北与俄罗斯的交通线及管道连接，东边连接东亚另外两个主要经济体日本和韩国，向西通过中亚连接西欧，向西南通过印度洋连接到北非，把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联系在一起。另外，由于“一带一路”主要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边、多边机制，不另起炉灶，不涉及政治、安全等敏感领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一旦形成示范效应和聚集规模效应，还可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加。

“一带一路”是一个站在全球高度、盘活区域内各种资源、推进我国全面改革开放、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安排，到底应该如何把握“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理解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意义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经济方面： “一带一路”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建设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互利互惠平台。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等沿途国家和地区彼此相互开放这样的局面，互利合作，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

目前，国内消费难以推进，我们的传统贸易伙伴因为经济危机还尚未复苏或者没有完全复苏，特别是经过这些年，我们跟这些国家的贸易可以拓展的空间也基本上非常有限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是一个新的合作发展思路，利用它可以把中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和沿途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互利互惠，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部署。

“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走出去的步伐，沿线国家将从中国投资中受益。“一带一路”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在改革国际经济秩序中担当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廉价的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只有6600多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0%，美国持有的东亚资产中71%以上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拿出70%用于对外直接投资，那就是3.5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将从对外储蓄、投资金融产品向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实体经济转变，成为国际投资大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走上了以投资为主的发展道路，日本也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逐渐步入国际投资大国的行列。我国的贸易发展不可能持续顺差，在“十三五”时期可能进入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逆差阶段，所以我们也应该尽早准备去应对这样一种局面，把我们的巨额金融资产转变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有利条件。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金融体系总体上是被西方控制的，无论是在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融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需要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是条件。这些都是立足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本国政府的支持，还需要政府间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提供融资工具和资金保证。通过对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资源所在地投资建厂生产，带动“一带一路”沿途地区和国家的发展，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当然其中一部分产品也会用来满足国内需要。未来的中国将从全球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市场，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技术、人员、服务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环境、排放、资源压力等，带动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既尽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也在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中收获自己的利益。

打造“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全球经济政治的空间布局和活动方式及其流向，为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繁荣的新物流模式、贸易模式和发展平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沿途会形成发达的城镇和人口中心、经济活动中心，这些地方沉睡的丰富资源将得到全面、合理的开发，增加全球资源供应量，从而深刻改变全球地缘经济依赖沿海地区这样一个空间布局，世界地缘政治景观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一带一路”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弘扬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在原有的协议、框架基础上进行，不提出新的协议、框架，对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开放，绝不搞“集团政治”和对抗性的“结盟”。强调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互惠互补。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满足各个国家地区的发展需要，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正如习主席所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可见，在“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承担起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政治方面：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可以看出它对于维护中国政治安全有着极大的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一一这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大账。我们要从维护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看问题，不能用账房先生的眼光、只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多少来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作用。

“一带一路”构想旨在使中国发展引擎所驱动的地缘经济潜力，形成巨大的正外部性，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所共享。它展示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的宏伟愿景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愿景相结合，

将“中国梦”和“亚洲梦”、“欧洲梦”相连接，支持有关国家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工业化的努力，积极为沿线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有关国家安心、舒心、开心。为了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中国庄严宣布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而是要相互坚定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构想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其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

我国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在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构筑国土安全发展屏障，摆脱以美国为首国家的不平等国际贸易谈判，寻求更大范围资源和市场合作的重大战略，被称作世纪大战略。这是中国在近200年来首次提出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将彻底摆脱原来依附大国，被动挨打的地缘政治局面。“一带一路”构想旨在使中国发展引擎所驱动的地缘经济潜力，形成巨大的正外部性，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所共享。它展示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的宏伟愿景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愿景相结合。

对未来的影响：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一带一路”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以及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有利于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最后全面开放这样几个阶段，受地理区位条件制约，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明显较高，沿边地区特别是西部沿边地区在全国进出口总贸易额中的比重依然较小，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使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现在的“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重要教训是，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欧美发达国家、“一条腿走路”的风险很大，而现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一带一路”构想将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扩大贸易往来、深化经济合作前景

建设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的新举措。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平台，也是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文和科技交流的载体。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使周边国家成为同中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的可靠战略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可以成为不同发展水准国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新模式。

为此，中国必须抓紧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加强与沿途、沿岸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印-太地区经济走廊建设，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合作机制，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积极推动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主动与沿途、沿岸国家建立各种合作机制，加大对沿途国家交通运输网路的投入，构建互连互通网路，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到沿途国家和地区，为实现中国的复兴崛起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外交与经济的双重意义。海上丝绸之路是冷战后中国提出的首个全球战略，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一脉相承，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更具体化的一种体现，是构建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战略举措，使中国在维护南海主权方面选择余地更大。“和平、友好、开放、包容”正成为丝绸之路精神的核心，而“合作共赢，打造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