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简史论文范文

2022-05-11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一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仍然是一块耕作比较粗放的土地，长期的搁置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有关专著不多见，更谈不上上乘之作了。

第一篇：数学简史论文范文

工人议政简史

2019年3月，北京。

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会场。

在连续四年不懈呼吁为职业技能培训立法以后，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终于不用再提这个“老建议”了，因为此前的建议“有了实质性回应”，全国人大将就《职业技能开发法》的立法工作开展调研。

同样不用继续再提“老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连续6年呼吁修订《职业教育法》的赵郁。就在此次人代会召开前5天，他应邀参加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有望在年内实现上报。

尽管大名鼎鼎，许振超的身份依然是青岛前湾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队队长，赵郁的身份依然是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高级技师。

四年，许振超，《职业技能开发法》制定。

六年，赵郁，《职业教育法》修订。

在中国最高层级的民主政治殿堂，两位一线工人代表为劳动者权益的执著表达，留下了又一段工人议政的故事。

民主的细节，劳动者的力量，每一年，每一天，都在改变中国。

議政

1980为改革助威

65年前的1954年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期14天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同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5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中国工人》记者查询史料发现，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有1210人，其中包括孟泰、马恒昌、马万水、马六孩、梁军等开国劳动模范。

限于特定的历史氛围，当时的新闻媒体鲜有人大代表议政的细节报道。来自基层的一线工人代表，往往出现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中。

时光荏苒，“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间”。

1980年8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但是，与今天的全国两会“新闻大战”相比，当时的新闻报道总量不多，且多为程序性报道。

为期12天的这一次人代会，《工人日报》仅在会期最后3天开始出现有关工人代表的报道。其中，记者陈蓓、铁英采写的通讯《人代会上气象新—访五届人大辽宁工人代表》里，出现了多位工人代表的名字。

闭幕次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刊出陈蓓采写的另外一篇报道，题目为《“三废”不处理，四化难建设—湖北省工业战线的人大代表吁请有关部门解决污染问题》。

在这篇报道里，陈蓓记录了江岸车辆厂工人副总工程师范忠志代表的小组发言—我是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讲话，为人民办事。“在他（范忠志）面前，摆着数封群众寄来的挂号信，是委托他向大会反映情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线工人代表参政议政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报纸”上。从这一年开始，一线工人代表的声音逐渐从无到有。

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2月15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刊出了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部分劳模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其中，南京师院附小特级教师斯霞代表建议“为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河南郑州国棉六厂挡车工孙景荣代表建议“抓好对青工的传帮带”，木工出身的重庆钢铁公司副总工程师黄荣昌代表建议“技术改造要走自己的路”。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当日，湖南涟邵矿务局采煤工易政求头顶矿灯的照片，刊登在《工人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此后的十余天里，一线工人代表的声音被大量传递出来，密集程度前所未有。

“认真参与国家大事”，这是云南一家两代工人代表的“交接嘱托”，也成为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一段佳话。

火车司机尹自昌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22岁的女儿尹丽凡是楚雄丝绸厂的青工，这次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女儿来京之前，父亲“嘱咐又嘱咐”—咱一家两代工人，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只有在咱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人才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啊！你一定要虚心向其他代表学习，认真参与国家大事，让革命长辈们看到，你们不愧是新中国的新一代主人。

这是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利益在调整，阻力在出现。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开幕。12位一线工人代表的图片和发言，同时出现在中央报纸的第一版上，并被冠以“站在时代前列，做改革的主力军”的总栏题。

从“改革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到“养路工完全可以搞承包”，从“上海工人在盼望改革”到“搞改革更要重视技术创新”，从“工人要尊重知识分子”到“工人要关心生产和经营改革”……来自改革最前沿的一线工人代表发出的声音，成为支持改革的最强烈呐喊。

在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场上，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老工人王学礼发出了更强烈的改革呼声—“改革要彻底，一定要同步进行！”

尽管大家都说好，六建公司的改革方案一直批不下来，这是让王学礼“皱起眉头”的事情。在进行承包试点的装修队，原本一个半月的活儿，不到一个月就按质按量完成，却因为管理制度还没有改革，工人们的积极性仍然受到影响。

王学礼直言：“我们这个有一万多人的公司，连买茶叶的自主权都没有，开竣工更没权了，都得等着总公司批……捆着这么多绑，这能搞好承包吗！”

……

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工人议政的声音逐渐强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带着火热的激情和梦想，直击繁冗的拖沓和束缚，粗朴而有力，为正在进行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线工人代表的比例问题浮出水面。

议政

1993为企业呐喊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来自大会新闻中心的资料显示，人民选举出的2977名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身份是工人的代表有300多人。他们带着身边工友的重望，踏上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40级台阶。

毫无疑问，壮观的万人大礼堂让那些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工人代表震撼不已。扇形面的礼堂分为三层，坐在哪一层的哪一个位置，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主席台。穹窿形的会场顶部，红宝石般的巨大红色五角星灯置于中央，周围是镏金的70道光芒线和40个葵花瓣。

此前，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党的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这种彻底突破思想藩篱的巨变，让刚刚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一线工人们挣脱了拘谨。

在北京的每一天，侯振清都处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之中。胸前的那张红色代表证，让这位开滦赵各庄矿回柱班班长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之重。

出发之前，工友们送给侯振清一支钢笔和一个筆记本。翻开笔记本，第一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认真讨论国策”6个字。这些在井下摸爬滚打的兄弟们说：“你放心去开会吧，把我们的呼声反映上去。你的工作量，大家帮你赶出来！”

从轰鸣的机器旁边走来，从遥远的矿井深处走来，每一位工人代表都觉得自己的身后，有千百双工友的眼睛。

“为企业松绑”，这是这一届一线工人代表共同的呼声。从宏观调控到微观调控，从转换机制到转变职能，从产权理论到股份模式，多年服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工人代表参政议政能力越来越强了”。

一到北京，来自淮北煤矿建设公司30工程处的陈登明代表就整理出一份建议书，希望政府为“国家队”走向市场创造条件。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陈登明发出这样一连串的诘问—“14项企业自主权，现在到底落实了多少？有的县长已经坐上了‘奔驰’，国家建设资金为什么却不能按时到位？企业贷款生产，工人们劳作一年的利润都交给了银行，企业发展从何谈起？”

引人注意的是，包括陈登明在内，细心的工人代表注意到人大代表构成百分比的变化。他们在翻阅名册后直言不讳：“工人代表的比例越来越小了。”

1993年3月20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的通讯《工人代表在想什么》，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

1978年的五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26.7%。

1983年的六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14.9%。

1988年的七届人大，工农代表合计比例占23%。

19 9 3年的八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11.15%。

从26.7%到11.15%，15年里形成的这条下降曲线，让工人代表们感到困惑和忧虑。

在经济体制改革渐成风尚的时代，他们支持扩大企业经营者的全国人大代表比例，但同时反复强调工人代表的比例不能继续降低，“否则，来自生产一线的真实呼声会越来越弱”。毕竟，如果职工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发展动力。

尽管这一届工人代表的比例有所下降，他们所展现出的议政能力却赢得了广泛赞誉。

2977名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慈成禄一个人是养路工，代表着100多万养路工人群体。这位河北廊坊葛渔城道班班长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来到北京，但既然佩戴上鲜红的代表证，就要用好手中的政治权利。

第一次参会，慈成禄就要给《政府工作报告》提一条意见。他说：“报告有关公路建设的段落，只讲了‘修’，没有提‘养’。这种投资取向需要仔细研究，应该是‘修养并举’啊！”

慈成禄用葛渔城道班的“小账”算起国家的“大账”。他和24位工友养护的公路中，有7.8公里路段已经“超期服役”15年，因为养护得力没有每隔5年进行翻修。仅此一项，就为企业节约300多万元。“如果全国的公路养护工作都搞好了，至少要节约几十个亿！”

或许在有些人眼里，工人议政不过是提出几份意见和建议。然而，恰恰是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声音，往往更符合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2007年3月20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刚刚闭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不会有多少人想到，这家最终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的金融机构，与一位工人代表提出的议案有过交集。

14年前，吉林省汪清县邮电局揽储班班长李桂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人代会，这位普通的一线工人便大胆建议成立邮政系统专业银行。为了这份议案，她专门跑到北京的邮电网点征求意见，四处游说人大代表签名响应。

今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标识散布在城市和乡村，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正式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近4万个营业网点，5.65亿个人用户，电子渠道与实体网络互联互通，线下实体银行与线上虚拟银行齐头并进，全业态的金融服务格局让这家银行生机盎然。

今天，借助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依然无从查找李桂菊的下落。剔除同名同姓者，她的名字仅仅出现在百度百科“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词条中。当然，26年前已经泛黄的报纸上，留下了李桂菊的议政故事，成为一段显示劳动者智慧的传奇。

议政

2008为群体亮相

当李桂菊庄重地提出自己的第一份议案的时候，17岁的朱雪芹还在苏北睢宁的一处农家，好奇地观望着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

一年以后，这位倔强的女孩子决然地扛起铺盖，在父母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乡野，走向全然陌生的城市，成为浩荡流动大军里的一名农民工。

此时，发源于17年前的人口流动大潮，已经孕育出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的标签背后，不仅是身份、岗位和生活上存在的不平等，更是四处可见的使用歧视、管理歧视、经济歧视和人格歧视。

几乎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那一天开始，农民工就成为资本和劳动力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方，合法权益接连不断地受到侵害。由于户籍所在地與实际居住工作地分离，他们的公民权利无处行使，政治权利和话语平台陷入盲区，无从依靠政策博弈改变自己的弱势命运。

幸运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运行架构无法忽略这样庞大的群体。尽管此时的朱雪芹还在生产线上劳作，工人议政的大门却已经悄悄地向她打开。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用2000字的篇幅，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

盛华仁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8年1月，继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先后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朱雪芹的名字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从苏北到上海滩，农民工朱雪芹用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逆袭。消息传到老家，她的父母喜极而泣。

3名农民工代表，成为2978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耀眼明星。

2008年3月，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聚光灯前，多少有一点忐忑。讨论会上，难免有几分稚嫩。但是，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依然努力表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工友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同样有趣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认真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后，转头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异地转移、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农民工养老及完善劳务派遣等，“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成色十足。

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民主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了“党和人民的大考”。面对中国农民工阶层日益壮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普遍共识。

5年以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透露，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农民工代表31位。

彼时，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亿，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依然还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收入、住房、社保、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障碍，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距。

完成一届任期后，3位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去路迥异。

康厚明落户重庆，完成了自己人生通道上的身份转型。但是，按照他的表述，“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很快，康厚明有了另一个身份—党的十八大代表，他也是26位农民工身份党代表中的一位。

胡小燕落户佛山，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正在打开。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落户上海并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

环卫工王月清，保安员朱良玉，保洁员陈腊英，营销员张晓庆，物业管理员曾香桂、洗脚妹刘丽……每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今天的中国，利益群体的多元化成为重要社会特征，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平衡。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和参与，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

新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上，依然保留着朱雪芹当选那个年代的印记—出身农村，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岗位起步，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

每一次人大会议上，都有更多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民意空气”吹拂到会场，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长的政治空间带来无数想象。

议政

2010年代走向利益表达

“仿佛春风拂过的劲草，扎根‘中国式民主’的大地，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国家通讯社发出的这一段评论，恰恰也是工人议政的生动写照。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几近一个甲子，民主的种子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根深叶茂。

从“拥护报告”到“建言献策”，越来越多的工人代表不仅关心国家和企业，更开始直视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表达。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五位一线工人代表自曝“生活压力账本”，疾呼“职工收入增长提速不能一拖再拖”，把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端向前台。

3月6日，前来参加人大会议的内蒙古包头公交运输集团驾驶员张凤霞，无意中露出袜子上的破洞，让在场采访的记者顿时愕然。

随后，张凤霞、康厚明、王艳斌、杨晓霞、代朝霞等5位工人代表晒出了各自的家庭收支账，坦言“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是太慢了”。

农工班班长康厚明16岁外出打工，31年积攒的钱，因为儿子上大学就接近“归零”。他直言发问：“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教育收费增长的速度？”

王艳斌最担心家人生病，因为生一次病就能花光她一年的收入。她直言发问：“环卫工人的收入增长，什么时候能够赶上医疗收费的增幅？”

张凤霞榮誉等身，工资却月月花光。她直言发问：“公交职工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物价的增长速度？”

代朝霞每天重复分拣2万个弹簧的动作，花26万元买下一套二手房，负债13万元。她直言发问：“机械工人的工资收入，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房价的飞涨速度？”

杨晓霞每年为企业创效几百万元，工资依然还是2000多元。她直言发问：“纺织工人的收入，什么时候能够赶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一连串的发问之后，这些工人代表“议政有方”。康厚明建议，要像城市职工那样，通过立法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利益。杨晓霞提出，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就是从另一个渠道提高了一线工人的收入。“辣妹子”性格的代朝霞索性发出警告：“再这样下去，谁还愿意当工人？！”

这一次工人议政，把收入分配问题推上了前台。依照当时媒体披露，短短3年时间里，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6.72倍扩大到17.95倍。养老和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就业人员仅为62%和60%，农民工不足20%和31%。

5位一线工人代表的“生活压力账本”，不仅在人代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同时引起全国政协委员的强烈共鸣。来自全国总工会界别的张世平委员称：“5位代表的‘账本’，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真实收入和生活状况。”全国政协常委张俊九更是直言不讳，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适度比例问题长期被忽视。

5天以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乔传秀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低收入职工工资增长。

同日，全国总工会相关人士透露，全总正在积极影响决策，推动相关立法，以有利于广泛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促进包括工资条例在内的相关政策出台。

这是利益表达时代下的一次典型性工人议政。5位工人代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愿意直观描述自己略显尴尬的生存状态，用来凸显千百万工友共同的呼声和期盼。

与此同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建设性，不仅符合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要求，更和那些“雷人雷语”形成鲜明反差，淳朴、真诚、奉献的阶级品质赢得了社会广泛尊重。

事实上，及时表达亿万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紧密相连，始终是工人议政的鲜明特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来自煤炭行业的多位一线工人代表形成接力式“建议”，持续呼吁“免征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个人所得税”。对于相关部委的回复，井下掘进工董林代表无论是书面和电话口头反馈中，都明确表示“不满意”。

人代会上，董林直言：“煤矿工人平均每人要承担3.5人以上的生活费用，家庭人均收入微薄，因此哪怕几十元的个税，都会是一个负担。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都可以免征个税，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却非要计入纳税总额？”

当改革进入深水期的时候，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关联发展与稳定的大局。让底层利益诉求得到公平表达的机会，是社会公正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工人议政则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同群体充分实现利益表达的生动缩影。

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改变着每一位有幸进入议政殿堂的劳动者。他们也把自己的执著和坚守，融入这份为亿万职工代言的事业。

从2015年起，进京参加人代会的许振超都是“工人代表聚会”的主角。每年一次，早已相熟的工人代表们抽时间交流，已成惯例。

2015年的聚会者是许振超、李斌和王钦峰。李斌是上海电气首席技师，王钦峰是山东豪迈机械公司技工。三位一线工人代表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技工、技术和中国工业制造。

这是许振超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8年，他的角色代言人意识已经非常明确，围绕着工人合法权益每年都有相关建议，批评起来也不留情面。“职业教育看上去很受重视，好几个部门在管，但最后都没管好。”

这一年，上海技术工人李斌带来的建议是加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工人和农民的名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劳动者的创新积极性。”

2016年3月，沈阳鼓风机集团高级技师徐强和“火箭焊心人”高凤林，成为“工人代表聚会”新面孔。今天已经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高凤林，当时在政治场合寂寂无闻，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的呼声完全可以经由其他4位工人代表进行转达。

这次人代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上海代表团审议。李斌在8分钟的发言里，引用了“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的人占了九成以上”的数据，满座震惊。

李斌告诉大家：“我发言时，总书记用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新华网的报道则显示，习近平当场表示，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5个月后，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总工会牵头相关部委开始研究制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可惜，李斌再也不能出现在这样的聚会上了。2019年2月21日，58岁的李斌在上海徐汇中心医院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

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开始，李斌一直连选连任，先后11次参加人代会，参加各类履职活动280多次。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因为他的奔走呼喊变得更加光明。

“还在老地方吗？”

“还在老地方。”

“不容易啊，还继续在基层技术攻关。”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人代会上与李斌握手时的对话。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李斌，依然是一位一线技工。

李斌走了，“工人代表聚会”还将继续下去。工人议政，彰显“中国式民主”的优势，工人代表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工人代表的又一个“人代会经典时刻”—

高级工人技师徐强告诉习近平：“几年前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没有被选上，很多人安慰我说，人家没喝你一口酒，凭啥选你？后来，我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人间正道是沧桑。”

习近平回应，“没有基层一线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怎么体现”。

毫无疑问，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人代表最懂得民生疾苦，最知晓政策得失，最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最能反映社会基层的呼声。国家高层只有听到更多、更真实的民间声音，才能够真正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事业。

聚沙成塔，涓流汇海。

今天，来自一线工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国人大代表，已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议政故事，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今天，工人代表的每一次利益表达，都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动细节。不同社会阶层的政策博弈，正在因为他们的出现变得更加公正和公平。

作者：李瑾

第二篇：《西方政治思想简史》读后

一

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仍然是一块耕作比较粗放的土地，长期的搁置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有关专著不多见，更谈不上上乘之作了。比较有份量的却是一九六二年法律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费季金、凯切江主编的《政治学说史》(三卷)和一九七九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K.A . 莫基切夫主编的《政治学说史》(二卷)，但均系翻译苏联的译著。近年来，我国学者的一些专著开始陆续问世，使人感到振奋。《西方政治思想简史》，虽然只是简要地勾划出西方政治思想的轮廓，但仍不乏开创性意义，值得一读。

我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和研究由来已久。中国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兴趣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密切相关。当时之中华，列强侵凌，政治腐败。早期改良派痛感于此，立志振兴中华。随着“船坚炮利”政策的失败，改革家们把目光转向了窳败昏昧的政治统治。王韬、马建忠、薛福成、何启、胡礼垣等人挥笔书文，写了《泰西各国采风录》、《庸书·议院》、《盛世危言·议院》、《新政真诠·新政论议》等文，着力介绍西方政制。他们不太注重西方的政治理论，恪守“纲常名教”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则注重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宣称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符合“圣人之道”，“微言大义”，要求藉以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梁启超曾主办《新民丛报》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流传甚广，影响巨大。这便是“新”国必“新”民的主张。严复在这方面贡献颇大，一八九五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畅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一九○二年，梁启超作《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和《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文。严复又于一九○三年译密尔的《论自由》(严译穆勒《群己权界论》)、一九○六年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译《法意》)，并著有《政治讲义》(一九○六)一书，介绍西方思想。连同梁启超辑译的《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一九○二)，这两本书是我国研究西方政治思想较早的专著。此后，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专著和译著逐渐增多起来。

到一九四九年，国内这方面的系统著作已有不少，主要有高一涵编著的《欧洲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一九二六)、萨孟武著《西洋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书局，一九三三)、孟云桥著《西洋政治思想史》(国立编译馆，一九四六)、吴恩裕著《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服务社，一九四七)和浦薛凤著《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重庆商务，一九四四)。有影响的译著有浮列尔(Farrell)著范用铎译的《政治哲学导论》(上海商务，一九二二)、波洛克(Pollock)著张景琨译的《政治学史概论》(上海商务，一九二八)、高桥清吾著姜辅刚译《政治思想之变迁》(上海真美善书店，一九三○)和美利阿姆(Merriam)与鲍尔思(Ba—rnes)著张虹君译《近世政治思想史》等等，可谓不少。

今天看来，这些著译大都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作者们的观点也不尽正确。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精神要求我们写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更好的著作。西方政治思想史包含着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总结，是了解和批判当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依据。因此，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付出更大的努力。

二

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上下几千年，大小数十人，这就给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体系安排提出了一个难题。《简史》基本上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全书体系，着重介绍了古代希腊罗马、西欧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个时期的各派政治思想，其中每个历史社会形态中又注意了形成、发展等不同阶段，结构清楚，线索明快。这样的编排把某一时期某一政治思想放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有利于了解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使人对它有个正确的评价。恩格斯说过：“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马恩选集》，第二卷，第537页)

综观各类西方政治思想史著，大致有分期、分派和分人三种写法，还有分书法和分专题法。

分期法依照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安排全书的体系，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围绕这根轴铺开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研究的著作大都采用这种方法。凯切江和费季金、莫基切夫均以分期为主。但是过份强调分期性容易抹煞各个时期重点人物的特殊性，使他们的政治思想得不到重点介绍。分派法把各种在原理上、主张上或在方法论上前后有关的政治思想排列在一起。目前这种方法在西方比较流行，普莱罗的《政治思想史》、邓恩的著作、伯基的《政治思想简史》等都采纳了分派法。例如，普莱罗把从古至今的西方政治思想分成七个派别：古代公民道德、中世纪僧侣主义、君主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和思想的反动、社会革命和立宪民主。每一大派下又分小派。此种方法可以使人看清一个流派的来龙去脉、兴盛衰亡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它有容易使人忽视各种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历史背景的缺点。分人法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为主体，着重介绍他们的政治思想。过去孟云桥、浦薛凤、高一涵和萨宾都运用了这种方法。分书法不多见，即以介绍每位思想家的著作为主，如浦薛凤就采用过。分主题法是比较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倘若运用得当，又有正确的观点，将会富有成果。

上述几种方法，互有短长，我们应有机地结合这三种方法，取长补短。笔者认为这样一条原则是可行的：分期为纲、分人为体、分派为线。这个原则突出分期法，因为各种政治思想都有时代性，各种政治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的特征和趋向。根据历史发展的线索研究政治思想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政治思想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集中研究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的思想突出地体现了一定时期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最后，除了与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之外，意识形态是一种延续性的东西，产生是一个过程，消亡也是一个过程，有时甚至经久不散，源远流长。因此也应注意分派法，探索历史上一种流派的前后关系、内在逻辑和发展演变，找出它的连贯性，使我们的研究趋于全面。

如果用上述原则对照一下《简史》，不难看出《简史》有意注重了分期，分人和分派三个方面。不过分期方面的议论稍嫌浓密，而分派的探究稍嫌薄弱。《简史》在追溯许多政治思想的渊源上做了努力，如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洛克、卢梭、黑格尔和尼采等有关章节中。总体说来，《简史》的体系不失为一付较好的框架，使全书内容得以合理地展开。

三

《简史》着重分析了西方从古希腊至十九世纪末期约五十位政治思想家的学说和主张，为我们展现了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幅图景。

从《简史》的内容来看，选择时大致依照这样一些条件;某种政治思想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能动作用，或如实全面和有效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或具有延续性的影响。一种政治思想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愿望，它被一定的阶级所接受，并被运用来指导政治实践，以达到这个阶级的目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对美法资产阶级革命都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研究它们不仅研究本身有价值，而且会为理解历史和现实提供良好的基础。“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是原因，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506页)其次，有些政治思想是历史的翔实描述，反映了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实践，有的还在理论上加以论证。亚里士多德就考察过一百五十多个城邦，可惜著作没有传下。他的《政治学》也以考察和描述为基础，而后才提出自己的论证和理想。最后，有些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历史的价值，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有着延续性的影响。它们可能不能直接付诸实践，如黑格尔的以“客观精神”和“理念”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当然，它们往往综合表现在一种政治思想内。《简史》对这些政治思想一般都做了分析和评价，但也有疏漏，如古希腊柏拉图之前的政治思想，对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端就很重要，《简史》却没有涉及。

由于是“简”史，所以该书有些部分不免过于简化，未能揭示思想家学说的体系和逻辑结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舛错。例如，在谈到卢梭政治思想时，《简史》称卢梭把“理想的共和国”称之为“公共的大我”，把“公共的大我”称为“公意”(第159页)。其实卢梭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订立使订约者们结合成了一个集体的人格——公共的大我，但“公共的大我”并非“公意”。“公意”在“公共的大我”的形成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见《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一九八一年版，第24—25页)，但“公共的大我”中存在着公意、众意和个别意志。卢梭十分强调个别意志对“公意”形成的重要意义(见《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三章)。因而不能说“公共的大我”便是“公意”。“公共的大我”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这样的错误，其他有关著作中也有，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还欠深入。在一些人物的生卒年代和一些政治学著作的著作年代上，《简史》也有一些疏误。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和整理有关的原始材料。国外学者近些年来十分重视方法问题。美国政治学学会一九七七年曾召开过专门会议，提出了建立“新政治理论史”的口号。此后许多学者批评传统方法，出现J.波科克(J.G . A.Pocock)和昆廷·斯基纳(Quentinskinner)为代表的“新历史”派(参见《美国政治科学季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英国牛津大学麦克林(Mc—Lean)曾用数学上的博弈论研究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理论，提出了超博弈模式，读来颇有新鲜之感(参见《政治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九期)。我们也应有选择地采用一些现代科学方法，使我们的研究臻于完善。例如系统理论对这个政治学的研究就很有裨益。苏联学者库兹明曾经指出，系统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系统性原则，可以把研究对象置于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从总体上研究其组成、结构体系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揭示其规律性。

(《西方政治思想简史》，北京大学法律系集体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第一版，1.10元)

作者：王沪宁

第三篇：螺丝钉简史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许多珠宝，深深地

埋在黑暗中，沉睡，

镐和钻头够不着;

——波德莱尔

上卷：石景山
1

北京首钢厂区有座山，名石景山，山不大，以前有过很多称呼，如梁山、石经山，当地人习惯叫它小西山，海拔仅一百八十三米，石景山区也因此山而得名。山位于工厂内，停产前，少有人去，不太为人所知。

石景山上的古建筑群源于唐、宋、元、明、清各时期，有不同程度的修缮，传承有序，现存建筑，多为明清遗存。二十世纪中叶，遭人为破坏。工厂生产期间，山中古迹大部分被尘封。

你住红楼，位于石景山下。吃过午饭，刘娜引路，择小道上山。刘娜，高个女孩，一米七有余，一家三代在首钢上班。

红楼的不远处是白楼，日本侵占时修建，作为“石景山铁制所”管理人员家属楼。白楼和红楼，没太多象征意义，就是根据房子外立面墙的颜色而得的称呼。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来首钢，都曾在这住过。不远处是龙烟别墅，小院隐于林中，两排青石垒砌的房子，是工厂历史的见证者。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每次三、五人，一、两人，进进出出。推开门，聊天说话，有神色紧张的，有自在自然的，有外国人，有中国人，有北洋政府时期的，有日本侵略时期的，有国民政府的，有今天的官员和工人。他们说话，敞开门，树林的声音，进到屋里。

龙烟别墅是1919年建厂之初，工人利用开山辟路的青石，就地取材砌成的，给美国的技术、管理人员居住。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你还查到了1919年美国人设计的首钢平面图，当时叫龙烟铁厂。因此，首钢这栋最早的房子顺理成章地叫龙烟别墅，直到现在。

石景山上的古建筑，你首先见到的是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道教中的重要神仙。西边是元君殿，主体建筑物都是后来修复的，但长长的石阶，历经数百年风沙、流水的磨砺，在苍翠古树的掩映下，古意傲然。殿前两块石碑，太老了，脱落、风化，坎坎坷坷，字迹早已归于粉尘，飘飞于不可见的时间空洞里。

在古树林里，抬头，总会有一两根烟囱，悄悄地露出来，让你看见。

出元君殿，站在院子里，枝叶浓密，远处的巨型水塔，透过树枝，你感知到了它的硬度。风、古树，绿叶摇曳、缥缈，与干脆坚硬的现代化水塔，一动一静，融于一景之中。

万历年間的一块石碑，碑文清晰，底座正面雕刻双龙戏珠，两侧有鹿，阴面刻有仙鹤，飞翔于云彩之上，下面山峰林立。

透过元君殿西墙小门，可见不远处的碑亭。

约建于唐朝的金阁寺，为佛教寺院，与“玉皇殿”“老君庙”等道教建筑物同处一山，两教仅一墙之隔，小门相通，自具其意。

你站在《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前，这块明代石碑记载了金阁寺的一些往事，如买地为寺庙之用，及金阁寺改名为净土禅寺的时间等等。凝视着粗粝的碑石，它到底是想把文字紧紧地锁在自己的身体里？还是想把文字挤出去？你看到的是残缺的时间，和尘埃的步步紧逼。你听到身后的隆隆之声，听到了夜晚的寂静，听到时间掷地有声。

时空到底想拿走什么？你的身后，是来时的路。

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你被这段碑文打动：“金阁寺自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岩穴鲜有存焉。“碎而言断”四个字，直直地撞进你的心灵，无法释怀，一种怎样的力量？碎，是生活！是时间！是现在？还是历史？碎了，语言断了，那有不断的东西吗？简单的字消融在无限里。在石头与粉末间急急寻找，“碎而言断”沉沉浮浮地出现在你面前，四个刻凿在石头中的字，你一个个地找出来，读出声来，被林中的风接走，被散落在树叶间的光影照见。碑文里的这四个字，在专注的凝神中，静下来，你闻到了匠人溅起来的石头粉末味道，你听到了诵经的声音，看见了劳动者在噪音里奔走的影子，山下的工厂，在你来之前，早已搬迁，但一切没有断，也不会断——碎而言断。1919年的工人，到今天的工人，如骤雨的屋檐，雨滴成线，水把大地的味道冲刷到你面前。面对这四个字，其他的表达，都无力、无助。在这警示之下，你用敬畏的、小心翼翼的文字，描摹出今天最重要的一类人，速写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在夜晚回家的影子，找到说话的地方。让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地，单独地，站在月光之下，看明星闪耀。

你用手，摩挲着，石碑享日光流年之静，守月夜清凉之美，凿刻的文字被风化，被人为冲击，你想去看看藏经洞的模样，看看那些文字曾经堆积的地方。

唐宪宗时期，金阁寺在山上凿有藏经洞，这也是石经山之名由来之一，但至今仅发现一百余字。孔雀洞，藏经洞之一。把一块巨石掏空，形成的孔雀洞，你走进去，进入石头的里面。洞里有高浮雕、半立体石刻站立菩萨像一尊，脸部被人为凿坏，右手垂落，左手置于身前，衣服皱褶清晰，内容繁复，多层次的造像，更显雕刻作品体态飘逸，身形尊严、优美。洞里清凉幽静。孔雀洞旁的台阶狭窄，有点陡峭，到了上面，豁然开朗，一个大开间，上面还有石窟。

旁边的双眼古井，2004年才从尘土、碎石堆中被发现，挖掘出不少文物。

《帝京景物略》是一本集历史、地理、文学于一体的书籍，晚明小品文典范之作，作者刘侗、于奕正，书中写到了石景山：“山最上，金阁寺。”

继续往上，山顶曾有塔，毁于抗战时期，名字被人忘记。塔下不远处，石景山的西北方向，有“石窒瘗窟”，这类洞窟开凿在常人难及的悬崖石壁上，形无定制，面积较小，空间仅供一人禅坐，洞窟外的上、下石壁上，雕刻有佛教的花纹和图案。石景山现已发现“石窒瘗窟”约五窟。

1991年，首钢在金阁寺塔的遗址上，修建“功碑阁”，模仿颐和园的佛香阁，这比那些没有文化底蕴，新设计出来的塔、楼阁、碑亭要美妙得多。首钢设想把做出过非凡贡献的工人名字，刻在石碑上。后来，这一想法没有被刻进石头里。站在塔的最高层，石景山钢厂全景，一览无遗。

首钢8.63平方公里，就分布在这座小山的周围。

山东边，工厂的凉水池、焦化厂、炼铁厂。五个高炉，粗大的管子、烟囱、铁管，构成空中走廊，一个工业的铁世界，凝固在工厂最上面。热血沸腾的钢铁厂，被过去的年代，收割而去，只剩三个高炉的外壳，其余的全拆了，成为广场。两根硕大的铁管，人字交叉。三号高炉现在是工业博物馆，有炼钢流程介绍，来参观的中、小学生，可以体验当一天工人的感觉。

再远处，是首钢特钢厂房，中间隔着石景山区的一个自然村。

石景山北，以正在修建的高架桥为界，一边是石景山电厂，两个巨型水塔，成为城市的绝对主角，后面的城和居民是背景。另一边是首钢厂区。

山的西边，是悬崖，首钢围墙外的永定河，睡莲不少。丰沙铁路，从北京丰台到河北怀来的沙城，不时有火车经过，现在客车少了，大部分是货车。

工厂更远处的外围，是首钢铸造村家属区、模式口家属区，靠近山的是金顶街集资建房家属区，黄色高楼，靠山，与市区较远，在山的延伸处，地理位置不是很好，住的大部分是首钢工人。家属楼绕厂小半圈，自成一座小城。

你和刘娜在山上待了一个下午，天气有些热，好在树枝浓郁，石洞清凉。

落日低悬于远处山岭，你们才有下山之意。

屠學信

1955年12月出生于北京。1975年入厂。

第一炼钢厂，炼钢工。

不是你不够坚强

是海水日日夜夜地喊着人类的名字

我们家胡同口有个打铁铺，师徒两人每天在里面抡锤子，师父使小锤，引着徒弟使的大锤，一点点地捶着师父手中夹着的铁。发红的铁，往水桶里放，随着刺激的呲呲声，升腾起团团白雾，打铁的屋子不大，光线暗，我想，炼钢肯定比这更加的热。

到一炼钢，看那环境，工人可够累的。我接触的人，净是聪明人，当时吴凯林，脑瓜子好使，不是简单出体力的人，用优秀人的标准来衡量：素质、外形、能力，都很好。我在高炉工作了二十多年。

当时咱们国家年产2300万吨钢，英国2500万吨，日本8000万吨，美国都快一亿了，差距非常大。我当时想，既然学了炼钢，能不能通过我这个螺丝钉的努力，起码超过英国、德国，再超日本，就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特别朴素。

现在钢炼得太多了，过七亿、八亿吨了。

第一炼钢厂是苏联援建的。那时候我们穿的帆布特别厚，冬天好一点，夏天的衣服，全身都是汗湿的，湿到袖口，袖口帆布叠了好几层，湿不透，太厚了，裤子湿到膝盖，每天如此。

从体力上讲，现在炼钢连以前十分之一都到不了。当时出不出得好钢，就是看火焰的功夫，看的功夫是练过来的。

我们一边炼钢一边清炉下，炼着钢还喷着火花，这很危险。谁也不敢去清，就我敢。我清之前，看准炉口的钢花，它跳跃的密度，还有色彩，高度也是可以看出来的，我会听炉子的声音，它每次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根据钢花、声音，知道炉子什么时候会喷火，什么时候不能在下面清了，这需要精准的判断，每炉钢有六、七分钟左右的时间不会喷，我就可以去清，我就找到这几分钟，赶紧在炉下干活，如果喷出来，人就有危险。在三炼钢厂，有位工人判断有误，炉子喷了，钢水把他当场烫死。

高炉的性情其实是稳定的，只要你不是一个躁动的人，高炉就是一只兽，你温柔地抚摸，兽是温顺的。

以前是初级阶段，王进喜跳到泥浆里，现在也没必要跳了，即使跳下去，也和得不匀，质量也不会比现在好，那会就需要王进喜这样的人，跳进去才能干成，我们现在要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具体的过去的那些事。

一炼钢劳动强度大，一直到停产，都那样，设计就这样，人就得付出巨大的劳动喂给机器吃，它才能正常地活，才能把石头变成钢水。

干得再好，出钢再多，像我是1976年的厂先进代表，付出最多、干得最多，最多就是一个奖状，充其量就是一张纸，一分钱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就这样。

我一直在一线。

1989年，首钢两个青年全国劳模，一个是周冠五书记，管理者的代表，还有一个是36岁的我，工人代表。北京市劳模名单写在全国劳模最前面，产业工人又排在头位，在人民大会堂宣布，经国务院确定，授予屠学信等多少多少名同志为全国劳模，还提了一下我的名字。

挺长一段时间，有人想让我干别的，包括提我做车间主任，公司不同意，因为我是工人代表。亚运会，我举着火炬跑了一段距离;六十年国庆彩车上，全国各行各业的人挑一个代表，我代表钢铁行业。那天，我还让江泽民主席给我签字了，听报告坐得近，我说，请您给我签一个字吧，与您照过两次相，都没签过字。

他说好。

他就在中央给我发的请柬上签了字。

1998年发大水，我代表首钢捐了300万，同时还有一批明星，赵忠祥、杭天琪等人，都在后台坐着，就我一个工人。

2015年我退休了。石景山，在山的下面;曹妃甸，在海的旁边。离开高炉那天，我想到了山鹰，想到了海燕。现在，山鹰落在大地的影子里，消失了;海浪上的海燕，也看不见了。
2

在天安门城楼前，划根直线，就是东西向的长安街，一直往西，止步于一座三门红墙牌楼前，就是首钢厂东门，坐西朝东。

1947年，西长安街城墙打开，一条大路通达石景山钢铁厂，工厂建了厂东门。

1992年，为改变厂东门庸常平俗状态，首钢提出“仿北京古建筑”为厂东门的建筑方向。最后，选定了中南海西门建筑风格，威武正气，中国符号特征明显，气场强大。

首钢老职工陈尚彬说，我和几位同事在北京城内见到仿古建筑的门就拍，绕西华门一圈，到中南海西门，跑到门卫战士前，把首钢工作证给站岗的小战士，向他说明我们到中南海西门考察的用意。小战士一看是首钢职工，向警卫班长汇报。

同意拍照。我就从各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并快速用步子量好门的距离。这些照片和测量数据为首钢厂东门建设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首钢厂东门，成为工厂最具象征性建筑之一。厂东门牌楼长56.28米、高12.85米，总建筑面积206平方米。朱红外墙、碧色琉璃瓦，白须弥座。落座于长安街西延长线最西端，把长安街主路引进工厂里。

二十年后，首钢搬迁、长安街西延道路工程往西推进，请厂东门让路。

在老东门位置采访路过的首钢工人，他说，“我每天上班都骑自行车，大门儿相互都认识，大家都差不多，自行车后衣架上夹个铝饭盒！”

曹京飞说，“到迁钢去了十年啦，每周五回北京，一下班车，看到厂东门，就会轻叹一声，到家了。周日，老婆送我到厂东门，总会说，路上小心，等你回来。”

《首钢厂东门异地迁建施工公告》：

首钢厂东门，按照原貌原建的原则进行异地迁建。厂东门拟于2015年5月25日启动拆除施工。

首钢总公司

2015年5月8日

宗边辉： “厂东门迁建前那一个月里，每天从早到晚，参观、怀旧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来东门留影，有首钢老职工，有坐轮椅的，拄拐杖的，有穿工作服的，有拿工作证的，也有少年。”

工人来送别的方式就是来看看，他们送别的是自己年华的见证者，他们来看大门最后一眼。有些老工人，叫上几位后辈，站在门前合影。

李文明拍了一张照片——首钢退休职工李静斋、胡玉兰夫妇，把蓝底黄字的“首钢总公司工作证”举在胸前，微笑里隐藏着长久以来的自豪感和遗憾。

2015年5月25日上午，厂东门破土动工前，按照工人们的老习惯，放了鞭炮。下午，工人摘下“首钢集团”“首钢总公司”牌匾，仪式结束，正式告别了数万首钢工人熟悉的厂东门。厂东门异地迁建，转了一个身，改变为坐北朝南，挪移0.5公里，把路让开，看着长安街西延长线，从自己曾经站立的地方继续浩浩荡荡，往西延伸。

白继武

1959年8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入厂。

轧钢工。

随群山见到的国度

王冠挂在树上

我在北京五十七年了，从没离开过金顶街。在金顶街生，上学在金四小，分我的房也在金二区、金一区，现在住金三区。金顶街，就是我年龄的一条河流，我的上游、中游都在金顶街。

金顶街，东西一千米，南北四、五百米，长方形，日本人修了围墙，有五个大门，北边俩，南边俩，东边一个，门有红砖的，有石头砌的，里面修了四五个炮楼。

一条河从西北到东南，贯穿金顶街，小河两边，1940年，那一遛，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小平房，我生在那，是日本小工头住的，屋里头有壁炉、木地板、水管子。

房子早拆了。日本人还修了好几个炮楼，苹果园地铁西边，一个小山包，高十几米，面积有篮球场大，山在宋代就有记载，叫龟山，上面还剩了一个炮楼;模式口南里照山，最早是石景山分局，那上面也有一个小炮楼;还有红光山，学名叫黑虎山，上面也有日本人修的炮楼。稍微有一点高的地，都有炮楼，现在有一些还在。金顶街的那个炮楼，现在可以看见。四十年代日本人用水泥、大石头砌的。头一回分我房，也是日本人盖的，没地方住，由原来的两户改成一户，冬天我们家没盖过厚被子，夏天没开过空调和电扇，房子冬暖夏凉，砖墙厚，底也厚，我凿一个门，费劲啊，水泥太厚。

（你采访屠学信，他也说到日本人建的房子。他说，“那房子质量好，我们家原来在丰台火车站也住过，曾经是日本宪兵队弄的，地震，其他房子都震了，我们家没事，窗台厚，两边窗户宽，墙高，三十间房，从这头一直到那頭，两排，上面是铁皮顶，一遛房子，前面是廊子，下雨天，走在廊子里，雨淋不着人，现在都拆了。）

我结婚住的是土坯房。我推一小车，去拉电锡焊剩下的渣石，还有炉灰。首钢一个季度给职工一车煤，我就用炉灰渣石打成坯，自己盖房，住了两年，首钢才分给我日本人留下来的房子，一间15平，前面一小块当厨房。

1950年，苏联人设计了一批平房。一排房子四户，一遛八排，盖了500户。窗户、屋子大包门、大窗户，宿舍那样，一间12平米，一间9平米，前面有一个小廊，可以做饭。我成为500户中的一户。

1952年，工厂在金顶街苹果园又盖了一波这样的平房，职工才有地方住。

我住金顶街一区，住上了楼房，两室，一个小厅，卫生间能蹲一个人，房子里没煤气，自己扛煤气罐。之后分到模式口的房子，就有煤气了。

现在住的房很好了，一百多平，小三十平米的一个厅。

1993年，江泽民上连铸，是三十晚上，李瑞英拿着话筒请他说三十晚上的祝词，给全国人民拜年。我一直跟在江泽民后面。江泽民一上车，一挥手，一回头，全断电了，炉子都停了，挺危险的，如果早停两分钟，赶上江泽民走在平房里，那事就大了，后果无法想象，真危险，后来转炉都停了。那次，我三天没回家过，给我累的。

轧钢机，两个人配合得跟一个人一样。压下工跟飞行员似的，珍贵，压下工是废钢堆出来的，要轧废多少钢才能炼出一个轧下工啊！

家里孩子多，穷。我爸上班前，上西郊机场，捡一麻袋破白菜帮子、破疙瘩回家，我妈洗洗，拿开水一焯，挂在外面晒干，门后面码成一垛，全家吃那个。受了老苦了，我妈那小腿这么粗（用手比画了一个动作），一按一个大坑，严重缺乏营养，就吃这些白菜疙瘩和棒子面包的团子，没油水，洒点盐面，都拿不起个来，捧着吃，我个没长起来，说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

我爸1921年出生，个儿高，近一米八，我不到一米七，我爸刚一进首钢，领导说，这小伙子个高，那边去吧，就这么着，成了装卸工，二百斤的大包，老扛，身体不好，累成肺结核。

我爸手巧，年轻自学过木匠，后来就干木工了，从一米多的，到短点的十多把各种刨子，花刨子、平刨子，全是我爸做的，钻眼的线盒，也自己做，自己做工具，工厂一天给七分钱的工具费。

岁数一大，我爸身体也不好，就在单位看了两、三年门，退的休。

我爸妈在首钢都出了工伤，我爸两手指尖给电刨子一推，没了。我母亲是钢的冷拔速度快，一下子从她手掌穿过去，从那出来，危险的事多了。
3

你上午到的首钢标志性地点：东门。这里已没有标志性的东西，身边的老工人说，这就是东门。空空的一片平地，没有门。有人站岗，临时的岗亭，低矮的隔离墩，摆放出进去和出来的车道。老远都看不见一栋房子。

刘娜来了，你们已经比较熟悉，进了厂区。

工厂早停产了，现在叫园区。你把车停在红楼前。楼不大，外观是你喜欢的样子，每一個角度有所讲究。房间有点小，很干净，有新装修的味道，你开着门。

红楼食堂里没人，只有你晃来晃去，与厨师长熟悉了，他有空就来陪你说话。他们用车给冬奥组委会送餐，没人在这吃饭。

哪个部门接待的客人，决定了接待的级别，你每餐五十元的标准，已经足够。伙食还是很好的，麻辣豆腐、白菜、鸡蛋汤、三种水果小拼盘。那是你第一次在首钢工厂系统吃饭，你现在都不能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感觉伙食不好。

春凯和粒粒发来微信，中午来工厂看你。

粒粒是你的亲戚，湖南人，她奶奶九十多岁了，每天在菜园子里，种各种各样的菜。每次见你，老奶奶都会握着你的手，说的话不多，句子也短，她说什么并不重要，她在关心你，你也自然地亲近老奶奶。

粒粒是个性格爽朗的女孩，家里就她一个孩子，家长不希望她一个人在北京漂着，而她坚决不回湖南，她喜欢北京。在父母最后通牒的时间之前，她找到了现在的老公春凯。春凯是首钢工人子弟，他说，进厂区是二十年前的事，在五一剧场看电影。

你和他们三年没见了。他俩几乎没变化，你为他们的状态而高兴。你身边的许多人，几年不见，变化都很大，或胖，或黑，或憔悴，或者头发稀少了，或头发都白了。

下午，你去春凯家采访他父亲。

如果不是他们提醒，你忘了五年前，曾开车带他们一家人去过长城。春凯父亲，脸色比之前更加红润，他退休后，生活更加安逸，家里开了空调，老人面对你的镜头，开始有点微微紧张，慢慢地聊起他在西安的父母，聊起春凯他们是孩子的时候，家里是如何的困难，老人放松下来。

老人在修理厂退休，他的知青生活，让你印象深刻。老人说，很多人都说知青生活苦，我不是，我下放在西安远郊的山里，我在那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我们全家之前都在西安生活，我先到的北京首钢，后来才把家人全部接来。

可惜的是，你早期的采访视频、音频文件，在一个移动硬盘里瞬间消失，他们像什么都没说过一样，只留有一张你在他家拍摄的照片：老人穿红色T恤，瘦高个。还有，老人在你本子上的签名：王定国，首钢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1952年出生河南，生长西安。除此之外，你没找到采访者的任何信息。

老人带你到楼下，去采访那些下棋的大叔大伯、大妈们，他们曾经都是工厂热火朝天的制造者。找到的第一个工人，他不愿意说。第二个，他看了看你的介绍信，说不谈。老人带你到马路对面，两个阿姨和一个老工人正在那里说话。老工人戴着墨镜，很不友好地、很官方地回答你的问话。刚开始，他不要你录音，后来允许了，他的话翻来覆去就那几句。

他说，我的工作很轻松，就是按按开关，很平凡。

他重复着这几句话。

后来，你关了录音设备。他说，你一录音，我想说十句的，就只说一句了。

后来，你在家属区转悠，找的都是一些退休的、下岗的工人，大致情况差不多，他们躲着你，偶尔才会遇到肯说话的工人，你们就可以聊很多，大家还是太警惕。

这些天，你一个人在工厂的湖边，在夜色中，在三盏路灯之间，来回走动、背诵一些东西。

刘英

1960年，出生于内蒙。1981年入厂。

食堂。

绿色的花环

影子，在光亮前迎面扑来……

1978年毕业，待业青年比较多，都挺迷茫的。

我按炊事员招到食堂，过去很少有青年过来，我们的师傅都是五七大队的老太太，没上过什么学，她们在的时候，食堂没算过账，这东西多少钱，凭感觉。

周冠五在的时候，我们都叫周冠五时代，那人特别积极向上。现在人的心态是有转变，首钢转型，京唐转了一部分，迁钢转了一部分。首钢现在的人迷茫的多，积极向上的人不是很多。

我妈是临时工，总公司叫五七大队，下面分了很多小集体，跟食堂一样，分布在首钢各厂矿，一个一个小服务站，比较散。当时叫五七连，毛主席有一个五七建设，跟那个有关系。生产忙不过来招家属，没给正式编制，等于是“一国两制”。她们车间主要生产硫酸亚铁，首钢自己生产汽水、冰水，也是后勤工作，为一线服务，始终没纳入正式编制。这些人干了近20年，没成为首钢工人，首钢遗留了很多问题，一直在和市政府沟通。后期，她们剩的人也不多了，也给她们退休费，现在这些工人生活还行，都80岁左右。

我妈身体挺好，我爸去年去世，82岁，当时身体特别好，他每天早上起来种地、浇水，两大桶水，天天弄。那天浇完地，站在楼口跟人聊天，就倒地上，没了。像一棵树，看上去好好的，突然一个瞬间就倒了。医生来了，几项指标都停了。

医生跟我妈说，还抢救吗？

我妈大家庭出生，她一看三条直线，就说不用抢救了，就签字了，放弃了。我们也去了，抢救也没意义。我爸只住过一次院，白内障，住了三天就出来了，不愿意在那里住，嫌烦。

妈比我个高，穿衣服特直，长期锻炼，我妈想得开。她柔韧度好，精神状态也好，永远认为自己行、我年轻没问题，说话也铿锵有力，不像有些老太太说话哼哼唧唧说不上来，她说话底气足。我妈1936年生，属鼠，我们一个属相。
4

1992年7月，北京，夏天。工人施工建设新三高炉。十一个月的时间，从高温天，经过北方的零下寒冬，到来年夏天，高炉建成投产。

你住的地方，对面就是三高炉。有几次你是白天去的，守炉的工人分好几拨，其中两、三位你已认识。去了，遇上，说说话。

晚上也去过，路灯相引，到里面，有些地方太黑，你拿着手电筒，黑漆漆的厂房，在光束的照亮下，你想，会不会照见二十年前的工人，在这里劳动的样子。

从地面缓坡往上，伸到三高炉，多次漫步于此，你喜欢站在这里，这是高炉的手臂，长长地从炉体伸过来，落在厂房较远的地方，舒展开了，把汽车、工人、自行车，接引到炉子的肩膀上，上面是开阔的平台。

长得像八爪鱼的炉体，它们被迫适应今天的情形，它们才不愿意这样一点点让生气耗尽。

炉底的每一个部位，也在用颜色说话，它们告诉你，曾经的身体哪个部位经常出毛病，这里不动了，那里松了，这里滑丝了，那里漏油了，它也抱怨过，但很快，忙忙碌碌的工人，终会把它修补好。它脸上突然冒出激动的神情，它说，你知道吗？当巨大的电流冲进身体里，几吨、几十吨石头，变成水，让黑色的固定燃烧，让电流的洪峰咆哮着，冲击着高炉，冲击着工人，有种向天长吼任我行的冲动，我是一名奔跑着，所有的风景迎面扑来，所有的风景，乘风而去，只有我在奔跑。但你看到的恰恰相反，所有的石头从四面八方奔向我，还有电，还有人，都奔跑向我。工厂是沸腾的，这是阐释生命的最好方式。

它在黑夜里看着你，等你回应。

你告诉它，迟子建是你爱着的作家，她微弱的身体里，散发出自然的气息，如北极村的童话，是真实的生活，她说到自己的生死观，说到驯鹿者的生死观，她说，生命从这里消失了，到另一个地方，还是有树林，还是有驯鹿，还是有冬天的雪花。

你仰头看着虚空里的一切。它生锈的时间太长了，红红火火的场景，无论怎么变化，它永远不会忘记。

它语气静了下来。它说，你随便看吧，主要构件都在，都只是形了，细节的东西，都不在了，少得太多。它笑得并不勉强，它还是那个劳动者的对象，它还是不太喜欢说话。有顺势于大江大海的人，有流变于山川堤岸的事。物的东西，没有不变的，有些变得快了些，有些变得缓慢，有些变回到过去。

你又遇上了你熟悉的高炉解说员，他原是这里的一位炉前工。

“我是1995年进的首钢，直接到的三高炉。我站在火光冲天的炉前，根本想象不到，今天会成为一名解说员。现在的设备、零部件，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不要干活了，做的事情：不断地说十多年来重复的工作内容。”

“高炉上每一个岗位，我都干过，这是高炉对工人的一个标准流程。”

“刚开始，我根本不屑于讲工人如何取铁水，如何通过看火焰的颜色来决定是否出铁，我不愿意说，无意义，出铁才是硬道理，铁水、机器、温度，我们流汗，这才叫工人。一个不要说上战场，连打靶场、军演场都去不了的人，叫战士吗？我经常笑话自己，说事，日复一日。”

“现在想明白了，我靠说来证实当年好兄弟们热火朝天的工作，说总比沉默好，说能还原点昨天，让社会上的人，虽然是很少的人，知道有我们这么一个群体的存在，知道我们为国家的铁骨里注入过什么，我们怎么干的，我们正在干什么。我现在很愿意说，毕竟有人听，即使是小朋友。”

“你看最高处，炉顶上的料罐，耸立于厂房上空的，就是高炉的料罐。”

“镂空的铁架，是通廊，里边以前有皮带，一千多米长，一米六宽，不断地发料过来，在炉子上边，与炉子是隔开的，炉顶装完料，当压力与炉里压力大致相同时，就慢慢放料，如果压力相差太远，它顶着，料放不进去。”

“炉子里面是空的，像保龄球，下边大，上边小。从上往下，跟人一样，炉子分为炉喉、炉身、炉腰、炉腹、炉缸。炉顶下来的原料，有焦炭。风从粗管道里进来，往下分成三十个风口，在炉子周围，可以看见那些相同的管道往下、往里扎，都是风口。像八爪鱼的，是喷煤用的。往上走的是风，往里吹风，一氧化碳与石头遇上，发生反应，另一种物质名称和形式出现：生铁。”

“炉子有三个出铁水的口，有工人拿着自制的钩子。铁水和渣滓从出铁口一起流出来，经过小道。渣滓轻，漂在上面，铁水走下面，两者分离。火焰的液体啊，即使在家睡觉，也不断地在眼前闪耀。平常，出铁口都是堵着的，要把铁水放出来，就要开口机出场。出完铁，要封口了，机器转过身，它里面有一个活塞，装有耐火泥，往前推，就堵上了。”

“一个鱼雷罐能装铁水250吨，一炉铁能装三五个鱼雷罐。用火车把鱼雷罐拉到煉钢炉。”

“厂里的高炉，原来有顺序，后来拆了五高炉，改成文化广场。三高演唱会、电子音乐节，就是在五高炉遗址上举办的。高炉现在剩40个人值守，搞些接待工作。5月份接待了一万多人，昨天一百多人，明天还有。”

“我们考虑的主要是安全，设备停了五年多，风吹雨打，腐蚀厉害，其实该全面维护一下，该刷的刷、该补的补，一直没弄。这东西就是，你用着没事，一放就完了。我们把里面一部分管道拆了，上面各层平台，跟筛子似的，上去都不敢踩。”

“我们搞卫生、弄平台，每天都得清扫，公司、市领导说来就来，不通知的，差几分钟告诉我们说，领导一会儿上来。”

“值守的大多是以前高炉上的工人，也有其他地的，焦化过来的，还有铸造厂。几个厂合并后，有的厂拆了，需要的人越来越少，筒仓改建后，抽去一大部分人上那，也是搞卫生、保卫冬奥会办公的安全。”

“长安街进了首钢以后，以南是炼钢厂，以北是烧结厂、焦化厂、铁厂、电力厂、氧气厂、机械厂。”

“我们站在这里的叫高炉平台，卡车、吊车全能直接开上来检修，在底下吊车够不着，维修也不方便。”

“不远处的群名湖、秀池，两个水池都是为高炉服务的，石景山上还有一个7米的水池。突然没电，那水池在山上，水位高，可以反倒回高炉，防止炉子灌渣，紧急时使用，如果没有水，所有风口会烧坏，炉子里面的铁水往外灌，从风口出来，就是大事故。”

“30个风口有30个风眼，通过风眼可以看到炉内的状况、颜色，火旺不旺。看火，都是凭经验，没有标准。旁边的这些管，都是水管，冷却水。”

“根据平常工作岗位，1：1比例，用玻璃钢做了这些铁人，让参观的人看得更形象。”

“工人休息室在下面，现在没拆。左下的房子，是煤水班休息室。远处是炉前工休息的地方。有三个小孔的房子，是炉前操作室，控制开口机等机器。操作室都是男的，高炉上基本没女的。”

“房车，从德国引进的技术，后来演变成咱们自己的东西。房车一共两个，主要是吊料。开房车的就是炉前工，他们有房车特种作业本。一个班组有一个房车工。

“以前一班十个人左右，炉门、泥炮、开口、堵口、喷煤、看水、下坑、铁沟各一个人，还有一个替班的，再有一个是班长。还有主控、料罐两个人，一个人盯外面，一个人在主控室盯里面，几大系统让高炉正常运转。”

“炼铁就是把块状的矿石，还原成液态的铁。最挣钱、最关键的步骤在于炼钢。钢的好坏，主要是驱除杂质的过程，再一个是加合金的过程。轧就是工艺。铁要拉到二炼钢去，损耗一部分热。现在京唐公司，就没这种现象，车上有一个钢包，小砂锅似的，敞口，铁水在里头，没几步远就进了炼钢车间，热损耗特别少。”

“我们平时干活的一些工具，像勺子，都自己做。一排勺子，舀铁的，舀渣子的，好多工具。套筒，出铁的时候太热，也危险，拿套筒安全点。测铁温的测温枪，里面有一个钨金丝，通过它转换成数字。”

“我们已经转一圈了，到头了，这原来是主控室。”

休息室桌子上方，三张照片贴在一张硬卡片上，下面有图说文字：

1999年7月1日，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到三高炉慰问职工;

2005年3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来到三高炉;

2006年5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三高炉慰问职工。

彭建军

1962年出生于北京。

彼此站立。彼此把手伸出。

彼此流动。彼此的目光仰视另一天空。

我学的是电焊，留学校以后，就带学生实习电焊。

北京劳动文化宫，每周日下午，有“灯谜大家猜”的活动。灯谜的老前辈，把自己制的谜面亮出来，底下的人猜，猜到了的给明信片等小纪念品。

猜灯谜、制灯谜，跟文字游戏、文学有关系，引导我看了好多东西。制谜的人，有他的爱好和专业。有一个老中医，他制的谜底全是中药，我就买了一本《中药辞典》，什么叫半夏，我得知道中药名。有的谜底猜《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我就得去记小说的故事和人名，《水浒传》的绰号猜得多，都得看。猜谜，吸引你看各种知识，比较杂，什么书都看，猜地名，猜人名，猜电影、电视剧名，猜北京的老字号，北京的俗语、俚语。

猜谜，得知道谜目，谜目很广，是什么，得掌握什么。还有谜格。灯谜起源于宋，猜谜叫打虎，制谜叫与虎谋皮。灯谜也分南派和北派，挺逗的。

我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得过一次北京市文化宫的灯谜冠军。有一同事，比我大五岁，他带我去，我当时参加工作18岁。

北京有个民俗专家叫翟洪起，北师大的语文老师，他挺关注这个，老组织一块研讨，还上他们家去过，住琉璃厂。他去年去世的，八十多岁。
5

出广场，往右，树林掩映，一排正在拆除的房子，都是厂房，它们是一群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错误的孩子，被父亲随手摘取的棍棒，噼噼啪啪地揍一顿，孩子还傻傻地站着，身边就已经缺胳膊少腿了。房子高大无比，孤零零地立在那，西边已成平地，问旁边的工人。工人答，本来说好全拆的，要不了一个星期，就拆完了，这下好，昨天下午，接通知，说不拆了。

工人一肚子的怨气，他是外单位的拆除队伍，拆厂房，按面积收取报酬，现在被一张纸给弄黄了，他的谈吐伴随着挥舞的手臂，压抑着愤懑，好像他用这一只手，就可以把一望无边的厂房给拆了，他的底气来自远处那几台挖掘机，超长的巨臂，从空中伸下来，把房子推推嚷嚷弄几下，厂房来不及坚持，就倒了。现在，巨臂耷拉着，瘫在灰尘扑扑的地上。

你不能说话，好像任何一个字，都会给房子增加一分危险。这么好的厂房，从世界上消失，多可惜。

工人不再说话，他双手叉腰，咬着嘴唇，短袖露出的胳膊和晒红的脸，同一个颜色，站在一堆矿灰旁，前后都是青灰色的厂房，有些窗户被红砖封了，有些玻璃没了，只剩下发黑的木框，有些窗户上长出了绿色的灌木。

拆下来的水泥块，露出歪歪扭扭的钢筋嘴脸，你叹息着，往厂区深里走。到处是厂房。

一栋厂房的侧面，东边没有门，南边整堵墙，一长溜密集的洞，长方形，大小一致，每隔两米，中间一根立柱，门洞上下各伸出一块砖来，刷了石灰，其余整堵墙涂上了红色，洞离地面两人高，偶有残缺。

前面不远，一个自制的铁梯子，搭在洞口，你爬上去，厂房屋顶上有两个半圆，像巨鸟的翅膀，展开，一个半圆被光照着，发着蓝光，另一个半圆，漆成了红色。墙里有一堆砖和铁，接住你跨进屋里的脚。

厂房里，一棵灌木竟已成树，每次，当阳光经过屋顶的红色半圆，光就掉进厂房里，落在树上，树枝疯狂地呼吸，你绕着灌木走了很多圈，走得很慢，灌木下面没有一片树叶，树叶集中在冠部，阳光照着的地方，灰尘都发着光。厂房灰暗。植物成为厂房的另一面镜子。

没多久，阳光消失，厂房里，黑色来臨，小灌木一言不发，慢慢地使用着天赐的短暂神光。

灰尘是时间的尘埃，微尘落在枝叶上。

晚上你经过首钢家属区，一位位老人，独自在健身器材上，摩挲着后背，两位老人在一起散步。一种莫名的伤感在你的四周萦绕，越来越浓，你放了点音乐。

你看见了远处的山。

赵西如

1964年2月，出生于辽宁绥中。1993年入厂。

食堂管理员。

卷起来的叶尖……公主呢！

草地那边。长满了面包树

我做了十年教师。1993年，父亲有病，需要照顾，我们两口子就一起回到父亲身边，调到首钢，进的首钢疗养院，在食堂里工作，脱离了教师行业，我转行那年，正是首钢疗养院最火的时候。

1987年，周冠五书记计划建疗养院，没选到合适地址。在山海关老龙头附近，有个村子，叫小弯村，首钢租了一部分军产，房子是八国联军法国的老兵营，他们驻扎时修的。新中国成立后，部队接收，现在还是部队的产业。

周书记安排人，从部队手里租了房，稍微装修、改造，兵营不是建在一起的，分成好几块，疗养院自然也就分为一疗区、二疗区、三疗区、四疗区，形成宿舍、食堂、歌舞厅之类，规模不大，接待能力也就四、五百人。

首钢地勘院的人，选了河北、辽宁几个地方。周书记到这片海边，坐着小马扎，望着前面的大海，回头一看身后的选址，他说，这地势好了，西侧是平的海滩，到这，突然之间起了一个小山坡，上面都是树，就建在这。

现在这片槐树林，保持得非常好，是国有的防风林。

周边是小渔村，除了本地村民，少有人来，是马车走的土路，旅游、电厂都没有。这里的人靠出海打鱼、种地过日子。疗养院有些地是农田，也有荒地滩涂。

首钢当时有八个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福利委员会，地址确定后，福利委员会和总公司设计院的人，跟辽宁省政府交涉谈地，是国有划拨性质，弄过来的地。

1989年，国家不允许建疗养院，开始就只买了一小部分地，买了几栋楼，以首钢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名义，建了200吨的冷库、职工宿舍、能容纳400人吃饭的大食堂，还建了周书记经常来住的一栋别墅。

中间有不少插曲，这里给封过一回，因为规格太高，罚了款，后来周冠五把这改名为首钢副食品基地，五百多亩地，一点点扩，挺周折的，十多块地，现在全连在一起。

疗养院是周书记一手组建起来的，建设时期，每周都要给他汇报工程进度，快完成了，他来检查。

疗养院一共的用房是27栋，1500个床位，都是仿古式建筑，有徽派建筑，各式各样，园林式的。建多高的楼就栽多高的树，到全国各地买大树。院内栽种了银杏、五角枫、杨树、龙爪槐、柏树，有的我叫不上名，还有两棵最好的红豆杉，现在还有，两棵龙枣树，属于枣树性质，树枝也像龙爪槐似的，弯弯曲曲。

还种了水果树，保存较好的是山楂树，还有杏树、李子树，核桃树在大墙边，栗子树在5栋、6栋之间还有几棵。还有果槐，也叫家槐。在院子里散步，随处都能看到不同的树，栽种了两万平米的草坪，有的草坪中间，栽了大树。疗养院的建筑、设施，花了一亿多，绿化就花了两千多万。

1992年，疗养院试运行，接待了两批首钢职工来疗养。

1994年春节，首钢当年新招的一批大学生，到疗养院疗养，五十多人，三十晚上组织包饺子，大餐厅宽敞，能坐四百人，把桌子往旁边一立，就用录音机放音乐，跳舞，到半夜，煮饺子吃，就没有想睡觉的。

骨干职工轮流来疗养。工会每年给各单位下指标，一炼钢来多少人，二炼钢今年多少人，炼铁厂多少人，焦化厂多少人，都安排好了。要是完成不了疗养任务，还要受考核，今年500人的任务，这12个月，哪月去多少人，都给安排好。那时候首钢职工20多万人，轮流来。

1994年、1995年，首鋼兼并了一些厂子，职工人数特别多。

周书记还做了首钢职工疗养十年远景规划，这个疗养院在北方，在南方也建一个，其他月份可以去。

那时候东西便宜，工人经常从渔船上买来一盆盆螃蟹，或皮皮虾，我们锅炉房外边有几个公用的大蒸箱，放到里面，开上蒸汽，蒸熟，工人们自己再买几瓶啤酒，自在得很。

一般人接触不上，挺严，到周书记，安保工不许到他住的附近去。每天下午他去游泳，都有安保人员跟着，也不许职工太靠前。去之前都得试试水温，说差不多了，挺热乎，他就下去，有人陪着游泳。

吃饭在中兴餐厅，老两口坐一个大桌，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看新闻。

周书记喜欢吃当地产的海鲜，什么样的螃蟹好吃，他挺明白的，比如吃螃蟹，他不喜欢吃带尖的，喜欢吃当地产的花盖螃蟹。

他一看到大螃蟹，问，这个多少钱一斤？

告诉他，两三块钱一斤。

这么便宜，为啥不给职工买呢？多买点，给职工回去分分吃。

供委的人就从丹东一直到绥中这些地方，大量采购螃蟹，这里有200吨的冷库，采购来的螃蟹临时放在储藏间，一点点采购，够一冷藏车就运回北京，给这个厂分分、那个厂分点。或者直接给职工分下去，或者象征性地收点钱，特别便宜地卖给职工。

职工和领导，对周书记的感情特别深，有些被周书记免职的领导，都没有说周冠五不好的，也承认自己确实没干好。

周冠五在疗养院爱打麻将，也招呼我，今儿你过来陪我打麻将。一人发一个小盒子，小零钱找好了，一人发一份，都是他出钱，百、八十块钱，小零钱。

那时候承包制，老爷子就是拿工资，老爷子说我吃共产党的，喝共产党的，坐车不用花钱，我要钱有什么用。

1995年，周书记77岁，完全退了下来，疗养院里周书记的题词都给抠下去了，他夏天来了，看到了，上火了，没怎么出住的屋子，就是吃饭到餐厅，待了不到十天就走了。

第二年没来。

周书记退休后，享受正部级待遇，有司机、秘书陪着老两口，四个人，1997年之后的每年夏天，他们又一住就俩月，他有时候下海游泳，有时候在屋写字，要不然写写文章。周书记挺爱写字的。直到2006年，将近90岁去世。

周书记平易近人，退休后，见到职工，拉着职工的手，俩人唠嗑，见到职工可高兴了，他跟职工感情特别深。

有一次儿子来看他，待一天还是两天，就给撵走了，周书记不让他儿子来，孙女也不让来，他去世两、三年以后，他的孙女过来待了几天，就走了。

2006年，他最后来的那次，临回北京前，他和职工照了不少相片，为他服务过的人、疗养院的领导，都合了影，就在他住的那前面的草坪上。我那一张现在还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弄坏了，时间长了，别人的还能不能找到不清楚。
6

你从中间的一个大空间里，进到一座厂房，七、八层楼高，两边都有望不到头的架势。往有光亮的那头走，远远地看见厂房地面，有无数光圈，继续往前走，你的速度慢下来，三十多米高的房顶上，五六十个规规矩矩的圆洞，镶嵌在一块块正方形的水泥板正中。

走到光圈里，抬头，一块块正方形水泥板正中，被一个个圆挖空，不规则地在屋顶排列，厂房两边，是密不透风的墙，另外一边是十二个水泥框架，从地到顶，没有一块砖，框架中配有较细的十字形状的水泥条柱。

门口一个穿绿色短袖衣服的工人，手里拿着几瓶酒，衣服后面写有“知行环保”字样。

走出厂房，门口的挖掘机，长铁臂，一头闷在厂房的水泥里，钢筋混乱地尖叫着，纠结在一起，没有一根逃脱，被水泥死死凝固住。挖掘机是钢铁和物质的背叛者，它由人类操作，站在同类的对立面，它拥有很多名字，其中一个叫破碎锤，履带让整机行走，它可以进到任何地方，平臺可以旋转到任意一个角度，发现同类的残留。它具有攻击性、侵略性和背叛性，你同情它的遭遇，这不是它的选择。

蹲在破碎锤的旁边，它像找到了知音，安静地待着，司机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你耳边总有一种突、突、突的声音，结实而刺耳。所有的声音，都藏在某一个维度里，随时随地被触碰、撞击而唤醒。

厂区里的松柏，老态龙钟，灰尘浸染。杂草的叶子披着尘土，占领一道又一道围墙，工厂管道外的红色包扎物，又被一层黑色包扎。

植物和工业管道在遗弃的词语下，短暂相处，它们不再瑟瑟发抖，它们看着一栋栋厂房被推倒，身边也不再有工人走动，它们是习惯了消失的物种。

首钢停的第一个炉子，炼铁厂五号炉。近一百年的一个生命体，从五号炉开始停止。2005年6月最后一天，八点，工人就不再给五号高炉添加任何炉料了，工长启动了放散阀门，炉火慢慢熄灭，1000摄氏度的炉温，经过两天才散发干净，正式停止生产的这一天，五号炉上班的工人全部来了，也来了些已经退休的老工人。

五号炉，建于1958年，累计产铁近三千万吨。现在，要拆了。工人们站在高炉的楼梯上，黄色、红色的安全帽，黑发、白发的工人，穿着不同的工装，面对高炉，面对照相机，大部分人习惯性地把手抬手来，挥挥手，有人笑得很勉强，有人流着泪，有人不动声色，有人什么动作也没有做，他们好像站在一列开往远方的列车上，向曾经的战友告别。他们又好像是在站台上，向正在熄灭的炉火告别，说着对不起。

这也是首钢搬离北京的一个标志。

刘娜说，很多职工眼泪汪汪的，工作了好几十年的岗位，一下停了，虽然有新的去处，但是那种失落，是复杂的。

炼铁厂是首钢历史最久远的一个工厂，建于1919年。

二号、四号高炉和二烧结，2007年底停产;

一号、三号高炉和一烧结，2010年底，最后停产。

戴利

1965年，出生于河北青龙。1985年入厂。

汽车司机。

你没有开口说话

珊瑚已经上岸，海涛亲昵

我老家在河北青龙，一个偏远的山区，全国二十一个贫困县，我们就是其中一个，走出来就两条路，考学和当兵。父辈的岁月一年年地沉淀在那里，大山越来越大，岁月越老越老。我当兵前，老家没有通车。

我们懂事很早，读小学，每天起来，先到山上砍一大捆柴，背回来，丢到灶房里，吃几个白薯，再抓几个装兜里，从地里薅棵葱，就着白薯片当午餐。夜黑了，家里用松树上长的油点灯，买不起洋油，灯的烟很大，鼻子里熏得全是黑的。很多人老说我是工作狂，这与我的出身有关系，穷怕了，苦怕了。

母亲担心我不好好学习，十四五岁，学校放暑假，母亲就让我上生产队出工，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挣十分工，给我这学生娃五分。母亲想让我知道，在农村，是一点出息都没有，还累。收工回家，在路上，她就不停地说，每天都说。当时的我，感觉日月在轮回，每天升，每天落，母亲每天就在日落的那一刻，开始说，她的话如晚霞，远远地，照着疲倦的我，声音像是夕阳里的草木发出来的，就在我身边，如影随形。身上又痒又累，更多的是饿，旺盛的精力被夕阳拉走，没入那山的后面。

当兵在部队，母亲说，你一定要入党，转个志愿兵，转个非农业，每句话的后面都会补一句：可千万别回来啊，咱这儿有多少当兵的都回来了，回来，咱就得干一辈子苦大力。

母亲不只是穷怕了，不只是累了。母亲与我说过一次，她十七八岁前后，亲眼看着村子里的好几个人，一天天地挨饿，最后，被人浅浅地埋在后山。这件事，母亲只说过一次，后来，我每次经过那条小山沟，都会注意那些灌木里的小土堆，好像他们吃饱了，就会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出林子，回到家里。

我回答母亲，好的，肯定不回这家了，坚决不回。我像一只忘记了家乡味道的小鸟，头也不回地往山外飞去。

1985年复员到迁安首钢第二机运公司，在矿山上班，当了名汽车司机。第一机运在北京。

房子是公家分的，我一万五又退回给单位了，心里就想给自个儿断后路，飞出大山的鸟，这里不是我停留的地方，我不会再回来，我的窝只能到北京，至于如何待在北京，如何安身立命，也没琢磨很深，走了，就别再回来。我一直葆有离开大山之初的干劲，往前面走，不给自己留往回的干粮，我是一名战士，想起成吉思汗的队伍，一路远征。

我的远征，不是盲目的，翅膀长在自己身体里，如何让翅膀硬朗起来，学习，我有序地、不停地学习，从部队养成的习惯。在迁安，我进一步付诸行动。

中央广播电视中专在迁安设了一个点。两年多时间里，我白天拉土，开的是十五吨大土方翻斗车，晚上背一小挎包，天天上课，一点都没作假，有很多考不及格的，三十二岁，人年轻，扛得住。

后来，我真真切切地尝到了学习的甜头。

从迁安到北京参加统一考试，1996年，条件非常不好。晚上，住在黑乎乎的小旅馆里，背一挎包，挤公共汽车，还想偷着不买票，可羡慕石景山大院里头的工人，我们当时集运公司已连续几个月，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还开不出来，我得在北京吃住。

考会计证那天，刮大风，我坐501路车，天没亮。到了考场，教室里，好像就我一个男生，在一帮女的堆里考试。

如果不学习，跟着那帮人，除了施工，就喝酒玩牌，一块赌博，我知道，那不行。在那环境里，我像一条不屈服的鱼，同样的水，同样的食物，我就不断地冒出水面，呼吸水面上流过的新鲜空气，让自己与众不同，积蓄腾跃的力量。

后来，我还考了助理正工师考试。

只要出差，肯定买书。到哪儿都捧着书，感觉哪句话好，就划上记号，在心里默默地重读几次，体会几次。

我调到财务部，财务知识不懂，那不行啊，我就赶紧考会计证，买了三个珠算，大的、小的。正好来了个大学生，请他每天辅导我，不明白的就找他问。我把表给填完了，让他给我判。我在假支票上填，他给我审。小伙子叫张东，现在还在迁安，他非常厉害，专业上，跟他比确实差远了。我们内部有各种报表、记账表。

我在样本上填。包括那支票，看似简单，其实也难，差一点间距，也支不出来。

我调到金融部，预算不懂，不知道这哪儿来的，那儿去了哪，我就考预算证。

我还考了一级建造师证，这证难考，我也考过了。

会计证、预算证，我考了两次才过，考助理正工师，就是背，每天背。我住五一剧场小破板房最里头，天天下班，不干别的，就看书。

考土建，非常专业，他们说这科难、那科难，我就觉得，有啥难的，只要钻进去，它就不是很难了。

我考的证书有好几袋子，会计证、预算证、合同证、正工员证、助理正工师证、正工师证、助理工程师证、高级经济师证、高级工程师证，还有一个高级管理师证，还有好多。从1997年到2013年，我的各种学习、考证就没停过，我的各种证，都是连着拿下来的，这个班还没结束，下个班已经在上了，一个一个跟着，交叉着。考证，是检验我学習的一个成果，一个证明。每考完一科，我就感觉身体里多了一股力，有时候，感觉一股力量被唤醒。

他们说我怎么老跟打鸡血似的，我说，看好书，读好书，就感觉到人不老，精气神旺盛，有斗志，一切好像是新的开始。

我的小孩有段时间，到周六、周日，八、九点钟都没起床。我生气啊，说，实在没事，学习也行啊。鼓励她学，因为我尝着学习带来的甜头。孩子放暑假，我逼着她学开车，让她上房山去学，驾驶证拿到了，现在她就非常方便。

她上大学，我说你考个会计证，我都有，你还不学，她说难，那没道理，报个班，没什么难的。她去了。会计证考下来。毕业，区里去学校招人，事业编，但要求有证。她有，事情就成了。

没事，我们就得学习。

我们是2000年正式搬回北京的，我们的运营车，连油都加不起，谁租车得先把油钱交了，买了油，才能去。后来，我们在厂区里搞汽车检修，好活没人给我们，给的都是脏活、苦活。累得我们挺惨的。地下管道，我们钻进去，戴着氧气，戴着防毒面具，我们自己做钉耙，自己做工具，往外清理，憋不住了，上去换换气，再下去。

我们工人开始不愿意干，说，我们搞汽车修理的，哪能干这个。我回答他们，饭都吃不上了，还管什么活？给啥活，咱就干啥活，我们一点一点地干起来了，也一点点地让人认可了。有些技术含量高的也给我们在干。现在几个地方的动力厂，都是我们公司在干，我们可以让煤气管道在不停产的情况下，在管道底下包补，现在整个河北市场，一年几千万。

最初，我们从外面引进一个职业经理人，三天两头就给挤走了，不允许你进来。首钢终归是百年企业，有它的文化，外边人来，难适应，但现在，我们急切需要帮助。别人成功的经验不用，还去摸索，耽误时间啊。首钢文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正大刀阔斧地做事情，今天有人上访，明天有人告状，领导一看，就怀疑了，这人到底行不行？能不能用？

改革、动，就得触动一些人的利益。
7

四根粗大的管道，“回”字形，藏在树林最上端，枝叶掩盖，工厂的整体性，完美体现，输送着营养，器官与功能之间的链接、补给，在管道里，轰轰烈烈地完成。外层的保护，是对抗时间的薄弱防线。它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一天天地丧失了各种功能，生命的迹象在老化。

管和道对自身生命的坚守，具有较高的纯粹性，不容许哪里有遗漏，小破损是管道的污点，会让整个系统受到影响。

现在，它们已经等待成一束干花，插在绿色的花瓶里。林子里，脚下也是管道，粗壮的程度，比你的身体还大了一倍，弯下腰，藤蔓的后面，有些管道直直地从厂房过来，到了前面的位置，突然往下折，往地里钻，有些管道深埋于下面，看不见了，有些像露出地面的老树根，露出管道的脊背，三、四根，在土地的海水里，往远处游，时不时露出水面。你一直记得卡尔维诺写的那部小说，《人类的祖先》第三部《树上的公爵》，如果作家知道这些管道的存在，小说会增加一种工业文明的气息，生活在树上的公爵，来到这里，会让作品更加丰富，树上这么多管道，有断裂开口的，可以进去躲风避雨，公爵可以把吃的带进管道，把女性带进管道里，冬天的冰雹，打在管道的包扎物上，有沉闷的声响，远处传来更脆的响声，肯定是没了包扎物，还是，林子里大自然的声音，公爵都可以在树上的管道里安然享用，说不定公爵会把爱情收藏在管道里。

你转到炼钢厂，遇见两位工人，屋子太暗，搬出两条小铁凳，坐在外面说话，不远处就是高炉，还有皮带运输机，到处都是往上的楼梯。

这两位五十多岁的工人师傅，他们说，“我们到现在，一直就看着这点设备。三炼钢是2008年停的，我来的时候，这儿的人已经看了四、五年，停下来后，很多工人上外地了，上京唐、迁钢、首秦，这三个地方，我们看着生锈的钢铁，看着杂草长满土地。”

“二炼钢厂、三炼钢厂，都是如此，我们叫钢区留守處，每次说到这些名字，感觉跟我犯了错一样，总想到禁闭室、拘留所这样的称呼。运输和轧钢留守处，现在合在一起，成为南区留守处，说到这些名字，我像说到一些不为人知的高原或孤岛的哨所名字。我是一个自怜的人，我老婆都这样说我，其实，在这些称呼上，我只对这几个字比较敏感，刚开始，我第一次听领导说‘留守处’，我的左胳膊就发抖，抖得很明显，领导都看见了，他们担心我会昏厥在现场，我就对这个词敏感。”

“一炼钢厂是1964年投的产，我在那干活，2002年停的产。”

“二炼钢是最后一个停产的，首钢全部停的时候，它停了，2010年。”

“三炼钢停了七年了，没人维护，包括房子、墙板，腐蚀很厉害。”

“现在唯一的留了一个顺义轧钢厂，我们为首都蓝天都奉献了，就一个个停了。”

沈颖杰

1965年4月，出生于辽宁锦州，1984年入厂。

钳工。

孩子说，有一匹白色的马

藏在屋子后面……

我在首钢干了30多年。

父亲在首钢民建公司，建筑首钢的家属住宅。首钢什么都有，子弟学校、银行、工厂、餐饮、住宿，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一个独立的王国。

我参加了炼铁四高炉的移地大修。在旧炉旁边建了个2000立左右的新高炉，为了不影响生产，新炉建得差不多了，才把旧的拆除，把新建的整体平移进去。我们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钟，才回家睡觉，第二天八点，准点上班。

1987年，首钢从比利时塞班钢厂用废钢废铁价，买回一套比较先进的二手设备，从万里之外，运输回这套一千多吨的设备，比利时运到天津港，还顺利，从天津港陆运到北京，车辆超宽超大超高，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些工作我们都做。把这套拆来的设备，建成了第二炼钢厂。

我们的工作服是黄色的，上下班都穿着，在家也穿，不换衣服的。衣服在石景山地区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工人有工人的服装，干部有干部的服装。

扩大生产，吞并了周边好多企业，北京重型机械厂、北京重型电机厂都划给首钢，它们不是首钢亲生的孩子。我再经过这些地方，一片荒凉，没有人了，杂草丛生，马路上的树木都没人管，我想这企业就这样完了。

30多年了，电影似的，一幕过去了，一幕又来，变化大到我的眼神都没从鲜花簇拥的光亮里收回来，下一幕就是突然的杂草丛生，现在钢铁白菜价。园区刚成立的2013年，有人偷废钢铁去卖钱，现在，马路上到处是，没人要，他偷了还不够运费。

十多年，在冬奥委进来之前，地都荒了，现在又不一样了。我们已经退到最后一个据点，园区服务公司弄不好，我们就没工作，面临生存问题，或者办理退休手续，让自己成为一位老人。到哪里去干？怎么干？我滑到了人生最低迷的山谷，看不到前途。睡觉的时候，各种问题的结果和过程，一遍遍地在我面前，跟看电影似的。我50岁了，清晰地听到自己身体里那股潮水的声音，以后不会再有这声音了，这是最后一次，我想好好地冲一次。

周冠五主动在山东建齐鲁大厂，工作重心转移出北京，受到阻力，没让建。多年后，让我们搬到曹妃甸，填海建厂。我就想，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非要填海造地吗？填海是多大的施工量。说日本填海，他们土地小，中国填海有意义吗？地大物博，就差这块地？我们首钢就被逼到填海的地步。我们在外头主要有三块地，迁安、曹妃甸和秦皇岛。

我母亲身体不好，下了不楼，屋子都出不了，在家待着，八十多岁了，她说把屋子里的每样东西，都看熟了，都记住了。她还说，白天和晚上，家里的东西是有变化的。

我们一大家都住在一起。说来后悔，我们两口子给首钢干了三十多年了，房没享受到，有的职工不只一套、两套，我们还跟父母亲挤在一起住。

我们全家都没想到房子会搞成这个样子，成为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比命还重要，我们不理解。当时孩子不到十三岁，按道理找找领导也是可以要到房子的，我们家人比较实在，想等孩子大一点再去找领导。等孩子到了十三岁，没房分了。现在一套房，不多说，200多万，从经济上我们就亏了，心里有点耿耿于怀。其实甭管哪个单位的领导，没人考虑到这一点。老百姓常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们不会哭，没奶吃。我们五个人住三间房，总建筑面积90多平米，每一块剥落后的石灰、水泥，都散发出年老的气味，住在里面，我感觉呼出来的气息都是老的。

我家是女孩，父母八十多岁，过一天日子就少一天的岁数，我也不想折腾了，买房得一百多万，每月几千块钱还贷，欠一屁股账，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拿出一千块钱都受影响，等贷款还了，我们也死了，没意义，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全家人现在的生活品质。原来媳妇还想买，后来都说不买了，买到最后全不是自己的。父母老了，能活个三年、五年，也不知道。

我们家住模式口小区，那地方，真不怎么样，下雪的冬天出去会要命的，首钢没把山整平，模式口就是山，房子也建山上。
8

你终于见到了一栋不是红色的房子，是淡淡的奶黄色，前面是三堵面对面的墙，站在它们的侧面，其中两堵墙靠得较近，另外一堵，远远地站着，像旁观者，像与己无关。三堵墙形成一个水闸式通道，向外打开，你绕墙而行，像迷宫，进到后面这一长排主体的厂房。

你喜欢工业遗迹的审美，尺度恰到好处，横是横，竖是竖，长方形为主要建筑物，其次就是正方形，或圆，像烟囱，从粗圆到细圆，为方便维修，紧贴烟囱焊接了铁的楼梯，盘旋而上。楼梯的设计，也是最时尚的设计，打破了工业建筑物对应的规矩，具有随意性。焊工在烟囱四个没有规律可寻的位置上，各焊接了一个没有坡度的圆圈，没有规律，而形成视觉的美，楼梯紧贴烟囱，如观景环廊，360度的圆，一米高的护栏，最底下的环廊与第二个环廊的距离，是第三个距离的总和，每个环廊之间，楼梯相连，远看，就是一条巨蟒盘在烟囱上，头朝上，烟囱的最顶端有观望台和密集的细细铁丝，形同巨蟒的头，其他大部分烟囱都是直直地往上登攀，而非这个般蜿蜒，距离还时紧时疏，烟囱为了配合厂房，用了一个灰白色。

低矮的灌木，疯狂生长出绿色，映照远处的三号高炉，完全的铁建构，不掺杂任何其他物体，烟囱略高于炉体，这对曾经的好兄弟，再也不能一起干革命了，只能成為人们参观的惊叹物。

远处高炉、烟囱的审美很直接，不拖泥带水。烟囱直上，暗红灰白相间，对于天空和大地的一种警示。在生产的年代，这是一种高昂的秘而不宣的气质。

三年时间，你面对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工人，进入工人的家庭，与他们聊天，你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他们说出的词语里，很难听到“工人”这个词，他们不说这两个字，“工人”像一种暗语，轻易不说，是长年以来形成的习惯？还是有更崇高的信念在里面！

很多次，你有意识地说出“工人”这个词，像去触碰些未知的东西，你装作很自然地说出“工人”，他们坐在你对面，你盯着他们的眼神，他们不会惊讶，他们很自然地听你说出这个词，少数情况是，工人在你说出这个词的两分钟内，为了接你的话头，他们很自然地说出“工人”，而之后的时间里，“工人“这两个词，再次沉没于朗朗大地，不再被他们说起。

他们会用其他词语来代替“工人”，如“我们”“职工”“同事”。反而是你，一个已经不是工人的写作者，一直在说“工人”这两个字，你像一个背叛者，说出自己的身份。

荀焕宾

1966年，出生于河北泊市。1986年入厂。

仪表维护工。

夜淹过来

随手拨亮几盏灯

最早进厂，我也在这个楼，15年后，我又回到这里，之前叫焦化厂，我是仪表维护工。工厂停产，我离开北京，到河北迁钢，岁数大了，只能做些后勤工作。现在，我又回来了，河流里的水会流回到之前的地方吗？我想不会，但我流回到了之前的地方，只是这里名称换成了首钢园区，工作内容也不一样，环境也不同了。

我入厂三十年零半年。在仪表维护这一行，我干了17年。

首钢承包制，在国内有名，职工的激情、劳动热情都很高，从职工福利分房、长级，形成了一套奖励机制，好多人都想上这里来。我们的党委书记、工厂委员主任周冠五，是冶金部的副部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我工作最有激情的时候。

我爱人是实验中学的老师，跟首钢没关系。当年，好多首钢工人跟教师组合成家庭，那会工人地位高。我们是1997年结的婚，她师大毕业，一直在那里教书。
9

你和工人坐在马路边的一条长凳上聊天，他们刚下班，谈话从他开裂的嘴唇说起来的。

他说，经常开裂，容易上火，可能是喝水太少。

他语速快，单眼皮，看着你的时候，眼睛显得更小。他们一行好几个人，他们的安全帽没人是戴正了的，歪着戴的模样还不一样。他左边的帽檐都压到了耳朵上，露出右边一大撮黑头发，额前也露出一束。如果在抗日神剧里，他的同事说，肯定不会是个好角色。

他身边那位，看不出年龄，根据你的经验，工人的长相比实际年龄都偏大，有几次，你以为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伙计，后来他告诉你，他是“85后”。

他很瘦，蓝色工作服前面全是灰，就他一个人拿的东西不一样，左手提白色油漆桶，里面放了条小板凳，腋下夹着块长方形三合板，右手拿着一条与桶子里一样的小板凳，一套完整的小型桌凳。

他说，老婆来工地了，自己有个小房子，这些可以放房子里用。

凳子由四块板子钉成。他拧开水杯，没理会旁边工人的黄色笑话。有老婆在身边的人，幸福指数是要高很多的，虽然多了一个人管。

你对他说，管着也不是坏事。

他不太会笑，笑起来神情也有点严肃，他很认同你说的。他招呼远处走来的两个工人，过来坐坐。

其中一个上衣敞开，肚脐周围浅浅的一大圈汗毛，身体略胖，左手提蓝色塑料水杯，右手抓安全帽，顶朝下，像端了一安全帽的水，走路步子大，雄赳赳，两边带风，从马路对面的竹林走过来，竹叶好像被他影响，倾身过来。他站在你们旁边，一只脚尖着地，踮着脚跟，说话笑眯眯的，属于那种没心思的人。

另外一位工人，本已走过去了，你们看见的是他的背影，有人喊他，才往回走。安全帽反戴，帽檐在后背歪着，两手提着啤酒、鸡蛋、饼干，还有凉拌菜，肩膀上全部是油和灰。他转身来，把东西往地上一放，说起话来。

好几个工人，光着上身，把衣服和安全帽跨在手臂上。好几个年轻工人，边走路，边打手机，有人在看微信，他们新的安全帽，在下午的阳光里，黄得有些耀眼。

再往前走，就是冬奥组委会，那里设置了进出门禁，工人一个个拿出小卡片。你经过岗亭，没人阻拦，直接到了办公门口，保安拦住你。奥组委办公楼，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保安负责人说，中央电视台的开着车来了，没上级同意，也不准进。

你问，怎么突然提到中央电视台？

保安负责人没有说话，他一直跟着你，送你出去。

你住厂区里，在湖心亭散步。你遇到一位脚有点瘸的工人。

“首钢电视台，有好多停产拍摄的影像，高炉的影像，有航拍的，这些路都有，湖那边的路，还有照片。”

有点瘸的工人与你一路走过亭子，前面的路封上了，你们折回几步路，踏上水面上的一个平台，四周是水。你平常喜欢与工人说话，今天有点异常，你只是在听他说，你用身体的动作，来鼓励，来表示你喜欢听他说话。

“每年候鸟到这，厂报的记者会来拍照片，厂里的赏花节，会请全国各地的作家、艺人来赏花，首钢都有录像，我看过。”

他的每个句子里都藏有“影像”这个词，浮出唠唠叨叨的水面，影像、照片，只有昨天才有。明天是不会有影像被记录下来的。

有点瘸的工人，神情沉醉，一一数典，当他再次说出影像这个词，你就莫名的揪心般地疼，你想起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想起那位大雪中的陌生人，想起一个工人说，“我偷偷地用废铁抠出最后一堵墙上的水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现在还在。那些影像被留在另一个地方。”

杜建华

1967年4月，出生于河北唐山。1985年入厂。

电修厂，电工。

你没有的生活，大家都有

祝福雨水，从云层里低低落下

八十年代，我们工人是老大哥，工农商学兵，工排在第一，现在排在哪里？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地，他们到任何地方打工，都有一个家、一方土地在牵着他们，等他们回去，他们有根。他们无论身体多么奔忙、虚华，但有一个踏实的村庄在那里等他们随时回家，心里的村庄、看得见的村庄，他们都有。我们曾经也如雄鹰一样，落在最高的岩石上，飞在天空最高的地方，现在岩石没有了，天空里飞翔的也不再是雄鹰。

我父母在河北迁安铁矿里工作，为炼铁提供原料的一个矿山里，是北京的一个基地，我出生也在那。我们住河北迁安，工作在河北迁安，生活的区域也在那，但我们的户口属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我们的所在地，属于北京市的一个飞地，一直这么称呼它，跟石景山一样，有自己的矿业子弟小学、中学，孩子们可以参加北京市的高考。

七十年代，河北迁安显得很偏远，在北京东北方向二百公里以外，离迁安县城三十公里。逢年过节，我们才能吃到好的，当时的北京比我们好一些。

我们矿山周围，全是村子。矿是1958年建的，父母从北京过去支援矿山，一直支援到1992年退休，很多职工都是如此，很难再调回北京。

我母亲提前退休，我姐顶工。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是首钢的，加上儿媳妇、姑爷，老一辈和第二代全在首钢，第三代人只有一个人在首钢。

我的两个姐姐，也在迁安矿业退休。
10

“首钢动力厂”五个大字，焊接在两层楼的屋顶上，办公楼里早没有了人。转了几个弯，你才站在两扇漆着蓝色的大铁门前，门上蓝底红字：动力厂脱水站。门关着，红色的围墙，红色的大楼，吸引你的是围墙上的一顶红色安全帽，朝天放着，莫非想盛满雨水？围墙有二米多高，安全帽在上面，可以看见马路，看见院子，它在围墙上待了很长时间，帽子上有字：首钢动力。

楼房转角处是片空地，生产工人在这里做了一个艺术家都不敢做的装置，他们引来经过这里的各种管道，地下的、地上的，大的、小的，折着弯、打着回转的，有直直冲过来的管道、有掉头的管道，有些斜着爬上来，有些正好穿过工人搭建的这个铁楼梯式样的铁架，一共有五个梯级，每一梯级里都塞满了粗粗细细的管道，靠西边的厂房拆了，这边的管道就像被大的钢锯齐刷刷地锯断，整齐地张着口，向着西边的空地，来不及说一句话，它们的兄弟姐妹就被切断了，它们想说的话，消失在黄了又绿的杂草堆里，张望成一种最后存在的理由，一种形式，构成一种无法新建的审美。

鞋子已经脏了，裤脚也黑一块、白一块。回到房间。你在采访本上，写着计划去采访的地方：山西翼城煤矿、吉林通钢、新疆伊钢。还有安徽六安霍邱县的钢厂、宁夏阳光煤矿，你不能确定这些地方现在叫什么，工厂有没有，还有福建漳州凯西钢铁公司、重庆地产项目美利山。

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经纬度，不同的海拔，几千年以来，各地形成了自己的相貌和气质，只有走进去，呼吸，才有体会。

苏慧

1970年，出生于山东平阴。1993年入厂。

三炼钢。

与爱无关的缺点，海风来了

呼呼地擦着铁仓门把手

我祖籍山东，在青海格尔木上的学，我爸搞地质，野外作业，一年四季，除了冬休在家，其他时间，都在外地。他们在沙漠里，在荒野探测、画图。

我大哥干煤炭，二哥在石油行业，我是钢铁，现在我们所干的行业都不太景气。

在格尔木上学，河西全是军队后勤，建设不像现在，没多少绿地，每年春天，沙尘暴特别严重，一起风，两人面对面，看不见人。一年有几次，刮风了，自行车都推不动，看不见路，身上全是土，全是泥，天上都是黄的，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后来我没去过。我爸退休回了山东，每隔两、三年也回单位，现在他们那个岁数认识的人，也少了。

我们同学之间，区别挺大，首钢视野没他们开阔。他们談一些外面的东西，有好多我不是特别了解，我也就不开口。说到同事之间的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要比他们好很多。人与人之间，在他们来说，就是竞争关系，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不见得比我快乐，我的工作还是挺快乐的，快乐的工作和压抑的工作是两回事。
11

与群明湖相隔一堤的北边，有个干涸的大水池，四周水泥斜坡，池底是土，工厂停产，水退出池子，水干草长，草枯了死，绿了又生。只有一种野草，根根纤细，密密麻麻地长满池底，无其他杂色。

草再高，也高不过池子中间那一组铁架。铁架九个，东西各有独立铁架一个，不与其余铁架相连，独自站在草丛里，表演着自己的规范动作。水没了，没了导演，没了伴舞者，没了观众，铁架在自然的风尘中，表演着哑剧。最中间的三个铁架，相串为一组，两边两个铁架各为一组，三组串联，锈迹斑斑。这是一组喷泉铁架，没水的喷涌簇拥，它们置身于草和风的剧场，你站在它们的观众席上，听它们的独唱，看它们集体哑默，生锈的铁架在野草千般柔美的海洋里，草的动静，就是铁架的律动，多少年过去了，它们习惯了与草，与阳光，与夜晚，一起表演。月亮、阳光是观众，雨水、雪花是飘向它们的花朵。

最远处的几个烟囱，伸出高高的身体，看着这个小剧场。

刘宝华

1972年8月，出生于北京石景山。1991年入厂。

运输部，钳工。

新郎在另一片沙滩的石头上

把雨水撒满新娘的婚纱

原来的老厂特别有人情味，有出生入死的感觉。

我个人的生活起伏不算太大，毕竟是基层工人，风浪在上面，传到我们的时候，波浪就不大了。生活压力比较大，孩子刚考完试。我倒班，上十二小时，歇二十四小时。母亲没跟我住一块，住八角，晚上我去陪她，老父亲不在了，老母亲不愿意跟别人住，我们这几个孩子就轮流晚上陪，她79岁了。白天好一点，老太太能自理，就晚上孤单，老头儿刚走没多长时间。他们以前都在石景山的小厂上班。工厂现在都倒闭了。

我父亲退休金也不多，母亲退休金更低，1800块钱。
12

很多地方张贴出着《施工现场管理概括》，其中一个：

项目名称：首钢北京园区五制粉区域内铁区管理处现有建构物拆除;

业主单位：首钢总公司园区管理部;

施工单位：北京首建恒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工程量：拆除现有25项建构筑物，总建筑面积约22612平方米。构筑物体积为480立方米。

几棵植物的嫩尖，穿过木凳的缝隙，挡住了公示牌的一些文字。

铁树开花，这里的铁树不是树，是长在树林里的一根铁柱，两块槽钢背对背焊接在一起，焊接出溅起来的火花，飞起来，又落在长满草的地方，电焊工回家了，爬上楼，他焊接的东西太多，早已忘记了树林里的这一根铁柱。他把十二块小槽钢分成两组，每组六块，两块相夹，形成一片小花瓣，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可以同时看到不同的两组形成一朵花，工人的目的是把两块大槽钢焊接在一起，形成一根站立的钢柱，随着植物的疯长，油漆剥落，形成簇拥而开的花。

走进厂房里，墙像被烟熏过，屋顶爬满了各种线，贴墙而行，打着弯，折着角，绕过砖头，有的在上面自各自的划着无意义的圈，头钻进灰尘的机器里，倒是两个小小的窗户，生机勃发地把外面的树木、阳光框进屋子里，两者相较，更显屋里的旧。

一大堵墙，通体红色，四、五十米长的墙上，只有一扇门，开在任何人的脚都够不着的地方，你走过去试了试，连手都触碰不到门槛。红墙里，镶嵌这一单扇涂上黄色的铁门，外面用铁丝拧紧，当锁之用？门上有类似于窗户的遮雨水泥板一块。转了一个很大的圈，你进到里面，根据里面的高度，这肯定是扇门，不是窗，外面没有楼梯的痕迹，突兀的，巨大的红色墙体中，安上一扇不可思议的铁门。你越琢磨，越不可思议。

刘健

1976年，出生于北京。1994入厂。

二炼钢，浇钢工。

魔力是不可重复的

魔力无在无所

我们不像饭馆分得那么细，从摘菜、切菜到炒菜、卖饭，最后收拾餐厅，我们全干。

年轻时，我跟傻子似的，就知道干活，一个人能干的活，绝不用两个人。没有说这是给单位干，那是给自己干的事。干事比别人慢了、干少了，感觉自己差一点，过意不去。1999年以后，新毕业来的学生，他们一个人干不了，就给两个人干，恨不得再给一个人。不敢说我在传承老首钢精神，但我在二炼钢厂，我的师傅们、工友们，环境就是这样，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

中包漏了，钢水往下流，快流到我们脚底下，我们不跑，我们踩着凳子挨个站着，如果凳腿化了，掉下来，下面都是钢水，那会人没想那么多，有人在边上打水，水蒸气往上冲，人整个都在蒸汽里，钢水的上面，远看我们，像消失了一样，看不见人，我们被气雾包裹，下面是可以融化人的鋼水。

以前出事也挺多的，一般烫伤的多。

一米大的鼓风机，一年四季，吹着我的身体，身体前面的高温一千多度，烤着。拿测温枪往自己身上一测：六、七十度。夏天热，吹着。冬天冷，也吹着。风带着一根根线，吹透身体，高温与风混合在一起，每天上一个班，我的身体就像龙卷风经过的一篇树林，枝叶残败、一片狼藉。鼓风机主要是吹油烟，要是不吹，油烟熏着，我们都黑透了。

一热，就想在凉快的地方待会，把温度降下来。到处是铁凳子、铁椅子，随便哪一躺，或者往凳子上一趴，时间一长，身体全坏了。

早班吃饭，就端着饭盆，在现场吃，阳光往里一打，不敢看，都是土，都是灰，掉饭盒里，掉就掉吧，就那样吃。大部分人都这样。2000年后，这人好像突然一下全变了。有的东西时间长了，想把它延续下来。有的人也从那时过来的，就把以前的东西全扔了，他们可能拥了比之前更多的钱，但他们身上少了许多另外更加可贵的东西。

我去外地上班，跟媳妇说，三五年肯定回来，要不回来，就不干了。我去了五年，陪孩子的时间没了，过年也不能回去。孩子的成长，我没有参与，对人生来说，挺大的遗憾。老人需要照顾，我也没在跟前，这都是遗憾。头一年回去，孩子不让我走，还哭。过了一年，孩子说，爸爸，你什么时候走呀，咋还不走。孩子习惯了没有我。

这些事情，我和工人们喝一点酒，聊天，经常能聊到掉眼泪。甭管家里闺女、儿子，要老在跟前，不显，长时间不跟孩子在一块，尤其想回去，我要孩子还算早的，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有的工人40多岁才要的孩子。他们一说，这一走呀，孩子抱着哭，心里难受。然后说，先说点别的。我们聊这些，最后聊到大家都不出声，只有抽噎声。

我家住德胜门城楼的东北角，东北大厦。现在的房是租的，我们自己有房，姥姥和姨住着，我不能把她们轰出来，我姨的腿不好，她们没有房住。媳妇也没说什么，我们就租在学校旁边，铁狮子坟新街口那边，师大附中的初中部。我和媳妇一个月挣的钱，够交房租。我给她弄居委会里，一月挣一千多块钱。

我为什么能够租房呢？我不缺钱，也不缺房。首钢没有给我大的空间，我就把这当成一个职业，我过多的精力，可以在外面干点别的。我在首钢弄得再好，能有什么？我在外面做些事情，也不影响工作，都弄得挺好的。

我以前兼职卖过车，新车、二手车，都卖过。我一直抵制日货，日系车。我开车去西藏，20天，从青藏线入，川藏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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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798附近，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四点起来熬粥，七点钟站在马路边，把粥一杯杯地送给过路的行人，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坚持了很多年。

今天，你也去参加这样的送粥活动，很多路人都问：不需要钱吗？

不需要，是爱心奉粥。

有两位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从右边走来，他们的衣服日积月累地留住了一些陈旧的记号。劳动者用体力，用大量的时间，无声地承担着家庭、社会的各种责任，他们没有太多的言语，他们不被新媒体、老媒体所关注，而一些明星的家庭小纠纷，被各媒体疯狂讨论、转载，一些艺人占领了整个媒体的宣传空间，你想起福柯的一本书《疯癫的文明》。

工人、农民、手工艺劳动者，在“风光”的另一面。体力劳动者，他们被命名为：劳苦大众。你知道工人不会主动走过来取粥，你迎上去，双手捧上，弯腰说出：早上好，请喝一杯爱心粥，仁爱祝你一天好心情！

这是奉粥团队每一个人，在奉粥时，必说的一句话，你毕恭毕敬地说出。工人很友好、很开心地接过粥。

奉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假装没看见你们送过来的粥，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不说一句话，也没任何反应;有些人，会微笑，说，谢谢，他会拒绝你;有的人疑惑地接过粥，弯腰说，谢谢。

何磊

1978年5月，出生于北京。1996年入廠。

第二耐火材料厂。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的事情，都是昨天发生的

北京房山有一个电业职业高中，我在里面学的电钳专业，分到首钢第二耐火材料厂，来了后，说不缺人，小伙子年轻，先去扫地。事后明白了，那是单位在磨人的性子，年轻人对厂子的规矩不明白。第一个星期，我们一人发一大扫把，最热天，7月初，要我们把马路扫干净，天天扫马路。二耐火厂生产白灰，马路上全是，一扫起来，很快，我们就被一团团白雾笼罩着，再出汗，遇上白灰，烧皮肤，一点一点的疼，像捅了马蜂窝，细细地扎得疼。领导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到巡查队，负责石景山南边，保卫生产成品、钢材顺利地发往全国各地。工作很枯燥，晚上戴着钢盔，来回地在铁路线上转，一小时转一圈，转的时间久了，就会想很多问题，转着转着，铁路还是那铁路，一丝不动，杂草、灰尘在旁边悄悄地多了起来，火车叮叮咣咣地往前跑，铁轨被磨得发亮，尤其是晚上，我分不清哪是铁轨哪是月光。从天热，到天冷，我还在转圈，莫非我的生活就在这样的圈里打转？刚走了的路，一个小时后，我又回来，一切没什么变化。

后来有一天，我明白一个道理，平凡，没技术含量，也很重要。

工厂搬迁后，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2013年5月3日凌晨，我值班，小东门门卫发现一个骑电动车的，后面驮着一个东西看不清楚，问他去哪，他不说话，骑电动车往厂区冲，门卫追过去，进厂有条铁道，车子一颠，东西掉地上。门卫过去一看，是一个人。问，这是谁，怎么着了？那人特别淡定地说，是我媳妇，让车给撞了。半夜两点多，拿一床单裹着，死人放在电动车后面，不解释，裹起来，继续往厂里冲。我一听，穿着衣服就去了，通知所有门卫，封门，不能让他出厂。通知厂内巡逻的人，把人的体貌特征、电动车的特征信息传递下去，我一路追过去，用了27分钟，抓到他的时候，天黑，也看不见，用手电筒一照，电动车上全是血。问他带的东西呢？他说，扔到一个地方了。我们去现场一看，是个女尸。他杀的人，他是四川人，这女性还不是媳妇，是女朋友，北京密云人。

我们把他扣留了，我们没执法权，当时他的身上还别了一把长刀，如果我们强行拉拽他，估计那个人会给我们一刀子。我们马上报公安机关内保局。

杀人第一现场在北辛安，杀完以后他要抛尸。

市局刑侦总队问他，为什么跑到首钢来。他认为首钢晚上黑，首钢搬迁了，没人管，地方又大，扔这不易让人发现。

八十年代，我听师父说，以前首钢有一个无头尸案，没破掉。还有一个女尸，现在也没有破，只剩骨头。什么时候的事，没线索可查。

厂区黑，没什么监控设备，进出厂的人也很多，厂区里还有三个自然村，常住人口将近三千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谁来过这儿，怎么弄的。

生产期间，工人把家里的宠物狗带到工厂里，一起上班。厂区里的每条狗都有自己的主人，在工厂里有它们住的地方，工人从食堂里回来，会给自己的狗留一份粮食，尤其到了晚上，工人一身汗一身油，干完活回到休息室，狗在旁边蹭蹭，轻轻地叫几声，工人嘴里说着，不要闹，不要闹，太累了，不跟你玩，一边说，一边用手去挠狗。上晚班，狗狗是工人最好的伴。厂区里有些狗是村子里没人要的，职工也拿到单位来养着。

只要有工人的地方，就有狗，职工都喂。单位领导都觉得弄一个小宠物在身边，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后来，工厂停产，工人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会在哪，就有很多狗，被遗弃在工厂里。狗没人管，繁殖速度也快。

庞村、白庙、羊倌厂三个自然村，拆迁以后，又有很多狗被遗弃在厂区里。这些小野狗，品种不好，也没人养。人多的时候，感觉不到有那么多狗，狗没人看了，厂区里太清静，就可以看到很多狗，来回地跑。

大家认为首钢环保不好，动物躲得远远的，其实不是，我在一线巡逻的时候，每天都会遇到刺猬、黄鼠狼、野兔，还有各种鸟，在首钢安家的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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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主路旁，一座牌楼上书“群明生辉”，这就是群明湖。

你住在工厂里，每到晚上，都会到这牌楼下和湖面的长廊上走走。晚上的群明湖，人更少了。工厂搬迁前，群明湖和北边秀池里的水一样，都是高炉循环用水。秀池由两个小池构成，若即若离，实则一体。群明湖基本上位于厂区中央的位置。刘娜说，“群明湖里的水温，基本上都保持在20度以上。工厂停产前，每年冬天，西伯利亚的绿头鸭、中华沙丘鸭、旅鸟针尾鸭等等，成群的野鸭，迁徙到这里。首钢绿化公司有一个小组，叫野鸭子班，专门负责给野鸭子提供草甸、食物，照料它们的生活。野鸭都集中在群明湖，它们不去其他地方。”

有这群活泼泼的野鸭，工人们说到群明湖，就有了更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情感的湖。白天，你沿走廊往湖心走，一边是远处的岛屿，垂柳成林，水瓶式水塔立在楼阁后面;另外的方向是工业烟囱、传统亭阁、树林岛屿;湖那边，是露天剧场，四种颜色的观众座位席，延伸到厂房。这些，都被群明湖水照见。

近处的三个烟囱，一半耸立在天空，腰板挺直，另一半垂直于湖面，被波纹荡漾，变成了湖水的颜色，没有了硬朗，像书法中垂露竖的一笔。湖水里的工厂，是一幅水彩画，保留了蓝色的运输铁架，细微的波浪，柔软了钢铁和树林，细枝末节成为想象。

贴湖面而行的长廊，把一座半圆拱桥送到湖中心。黑色水鸟，像假装受惊的样子，朝你的方向张望。

站在湖边，阳光晦暗，天空，一片静谧。

你走到湖的后边，树林，经过水坑，杂草丛生，高过人的两倍，密不透风，恐怖的情绪积压在水面。在平常，你对无人的水面，总有点忐忑，你无数次梦见水里的鱼，安静得恐怖，向你游来。

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拿在手里，继续往林子里面走。靠近围墙，有废弃的钢铁器材。走近水塔，没远处那么好看，下面被杂草簇拥的铁架，烟囱下面是空的，像被离家的人，塞满了灌木，不让人进去。从旁绕过去，还是在林子里，靠近另一个水池，有垂钓者，你一问，这边就有一扇门，与红楼也不太远。

往回的路，不是很好走，路边的施工单位是中铁六局。

回到宾馆。远人给你发来微信，说选了一篇你写河流的文章，需要补发照片和个人介绍过去。远人与你，曾经是亲如兄弟的朋友，你离开工厂，刚到长沙的那段时间，你住在他们的新房里，他们住父母家。每周你们有三天在一起，吃饭、聊天，去旧书店，看对方写的诗歌。在长沙七年里，你们成立了一个诗歌团体“六+0”，你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你年龄最小，当时是《新创作》杂志的编辑，那时候的你，活跃无比。后来，你到了北京，你们几个人的关系就淡了，你反省过很多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六+0”团体中任何一个人的事情，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几个人的关系，相互之间，已经疏离，唯一的一位女性诗人唐兴玲，大你一岁，也已经去世。去世前，韦白给你电话。你回长沙，到唐兴玲家里，看见了她真正的生活，与她曾经与你说的生活，相去甚远，一周后，唐兴玲去世。

杨瑞东

1992年，出生于內蒙。2015年入厂。

服务公司。

你被今天忘记

在你的面前，欲望解开绳子

我一直在内蒙生活。去年毕业，分配来的。我们家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离成吉思汗陵20分钟路程。鄂尔多斯市下一级就是旗，旗相当于县，我们家在一个叫扎萨克镇的地方居住，当地汉族人多，我们那有一个蒙古族的聚居区，其余的全是汉族。

我们住的是小平房，在汉族聚集区内不会出现蒙古包，家里养有羊、猪、鸡之类的家禽，也种地。小时候家里养了四、五十只羊，不多，因为禁牧，只能圈养，直接影响了放牧的数量。牧区可以养好几百只，我们老家属于高原，不适合于草的生长。

我觉得农村挺好的，现在村子里好多人都走了，荒了，只剩下老人，房子都废了，没了人的生机，以前没长树的地方，现在都长了，乡间小道长满了杂草，都走不了人。村里的老人会养些羊，数量越来越少，国家查得越来越严，不能养太多，他们只是沿袭农村几百年不变的风俗，农舍里不仅要住人，也要住着一些猫、狗和羊，少了一种，就不叫家。

我们搬到镇上，开了个小店，卖蔬菜、粮油之类。札萨克小镇，一条主干道，穿过镇子，中间分出好几条道，一条条分杈，有些小道两侧都是商铺，我就是那枝杈小街上飞飞停停的小鸟，看到什么都新鲜，都要站在旁边，盯上很久，有时候，忘了出门要干的事。

政府鼓励农民搬到镇里来住，鼓励老区的人，迁到新区里住，受大环境影响，建了大批房子，到2012年遭遇金融风暴，才七、八年时间，建得太快，卖不出去，很多烂尾楼。这就是我为什么到单位上班的原因，如果不是遭遇环境的突袭，我就在家附近找工作了。

我专业是工程造价，考大学正值建筑高峰期，想着将来房地产应当火，建设单位也多，不愁找不到工作。等毕业，房地产冷了，降下来了，政府出台了政策：如果现在所有楼房，还存在烂尾楼，就不准新建。只有新建公共设施才被允许。镇上新区，很多房子，没人住。

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在扎萨克镇生活，现在还没具体工作，打些零工。最近在考驾照，把家里那辆车开起来。

我们当地方言，属于陕北语系，我们镇离陕西50公里。如果从老家村口出发，开车20分钟就从内蒙到陕西了。靠近榆林市，资源都是煤炭。现在煤炭产业也不景气。

政府花了很多资金去建城市，现在一部分贷款还不上。

我的女朋友是大学同学，她在北京通州，比较远。她上班在亮马桥，做一个医保的APP。她上班的地方高大上，穿得干干净净去上班，我看了就羡慕。我每次下班，衣服都脏了，鞋子也是脏的，没办法，因为男生，必须受点累、吃点苦。

我住首钢提供的宿舍，离单位近，古城地铁口，在工厂大院外面，三个人一间屋，住宿条件不太好，但也满足，一个月才25块钱，有公共卫生间。

女朋友比我大，1990年的，是我学姐。她属于强势的人。她从来不来我这，我希望她能来看看，这里与她那里是两个世界。她不来，我希望她看到我生活的环境，希望她体会到我生存的感受，细细想来，我们这些年，还是有一些矛盾。我经常去她那，比如她生病了，我就从这儿往通州赶，坐2个小时的车，我也想天天待在她身边。

她周六、日很少出门，不是懒，就是不愿意动，我看着她，脑子里就在想，她肯定是平常太累了，太紧张了，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想在家里放松放松。

她挺爱干净的，屋子收拾得很好看，我喜欢她收拣出来的房子，看着她收拾的柜子，看着她的沙发，洁净的模样，我就想生活和爱就是这样的：干净、纯粹。

她爱打扫卫生，有时候，我鞋子脏了，都不让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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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先生邀你一起参加《实现》话剧首发式。在现场，你看见首钢自制的两种汽水，与市场的饮品还真不一样。首钢有自己的香肠加工厂、面包加工厂、挂面加工厂，从品质、价位，各方面都不错。香肠制作成本十块钱，卖给职工五元。80年代初开始，延续了九年。

首发式的露天舞台设在老厂区，下面摆了几排凳子。

第一个节目是打击乐演奏。一个女孩，长发、帽子歪戴，着接近于工人服装的背带连衣裤，右手拿红色塑料柄的长十字起子头，左手一根中间有点弯度的小钢筋，在她面前放着：工厂里的三脚架、铁环、液压表，组成的乐器架，上面用铁丝悬调起五根粗细、长短不一的铁管，都是工厂里遗弃的，弯曲的、生锈的。女孩在五根铁管上敲出不同的节奏，声音轻快、脆亮。

壮实的青年小伙，帽檐往后，戴眼镜，身上也套了件与女孩同款的背带连衣裤，黄色。他的乐器是三个鼓，由三个铁桶构成，大小一样，高度不同，支撑这三面鼓的架子是铁板、铁条，配液压表做装饰，全部材料也来源于工厂，但敲出来的鼓声和节奏，少了点鼓的意味。

他们来自首钢“钢筋铁鼓”打击乐队。之后是五位女青年、十位男青年，穿红色T恤、牛仔裤，在舞台上弧形站立。音乐起，女生、男生朗诵：

天行健

地势坤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有这样一群人

也许你从未在意过他们

有这样一群人

你不能不在意他们

他们

她们

就在你的身边

就在你的眼前

炉前工

冲渣工

热风炉工

炉长

炼铁部部长

炼钢部部长

热轧部部长

声音追随着音乐爬上高处，无限蔓延到烟囱、高炉、厂房，巨大的铁器，让天空更加的敞亮，掌声、诵读声，还有电子声，试探性地问候这座百年的工业小镇。

刘宏被请上舞台，你在无数资料里见过她。她是位焊工，所获得的奖项无数，她手拿话筒，还是工人本色，还保有那份坚定的朴实和真诚。

她说，做劳模很光荣。

各种明星每个月都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获奖，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的焦点，都在锁定那批娱乐明星。像刘宏这样的工人明星，只会出现在工厂的电视节目里，只有工人熟悉她。

《实现》的创作即将完成，今天是发布会，过几天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连续七天。而你的创作，还在初期阶段。

很多人，写过工厂、工人、工业文明，你走在一条别人已经走过的路上。山里有各种果木，同样接受着大地的甘露雨泽，而结出的果子，是不一样的。

暮色从湖对岸下到水里，慢慢浸染着湖面，天暗下来，夜晚浓浓郁郁地生发完毕，又一个白天消失了。

你和陈东捷先生坐在湖的这一岸，他说起了一本书《大地的钟声》，全书内容写的是大地上各种各样的钟声。你听到了，好像是原野里的一片草叶，尖尖的角儿，向上生长，在一条进山的小路旁边，有位中世纪的女子走过，这片草叶，这位女子，都沐浴在远处的钟声中。

陈东捷先生说，那是他多年以前看过的一本，一直不能忘。你听他说了些书里的故事，从那以后，到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听到钟声。

你一个人开车，从西安回北京的路上，你听到了钟声。

在迁安，招待所的窗户前，远处在修马路，正向你所在的方向蔓延过来，再远处，有一片林子，你在等一位工人，你听到了钟声。

你爬上第五层厂房，站在一米长的铁梯上，下面半个手臂的距离，就是一块块通红的钢板，密集有序地从你脚下通过，围绕着转炉发出的声音，热浪一层层冲上来，嘈杂声中，你听到了钟声。

在安静至极的矿底，负海拔400米的地方，也有钟声。

你都听到了，时间不是在催你往前走，而是在唤醒你的专注，唤醒你的认真，唤醒你的细腻，唤醒你的敏锐，唤醒你的爱情，唤醒你深处黑夜里的光明……

请你慢下来，卸下一些并不那么重要的追逐，轻松地，从大水冲出的路上拐进另一条小道上去……

你听到了路上的钟声。

关续文、魏公恕、刁祥、张兴隆、杨立宗、刘正五、仲德贵、闫东来、赵长白、濮存惠、徐永起、何明仁、赵军甲、安朝俊、曹宪波、牛东卯、关长河、牛满仓、一方、刘云丽、晓城、罗文铭、贺家晏、张旭东、张贺顺、张顺昶、刘宏、逯云龙、杜丽娟、崔国富、张淑美……

海水啊

你一直在说些什么

龙关山、烟筒山、大工业、钢铁、陆宗舆、北洋政府、1919年……在一系列关键词的簇拥下，石景山炼铁厂建设成立，开始了早期那段飘摇沉浮的历史。

关续文、魏公恕、刁祥、张兴隆熟悉日本人侵占、管制工厂的情况;

杨立宗、刘正五、仲德贵，熟悉国民党时期工厂的生产情况;

闫东来、赵长白、濮存惠、徐永起、何明仁、赵军甲在不同的场合，谈过1949年前后的工厂情况。

他们熟悉钢厂的历史，你曾经想采访他们，终究未能如愿。

安朝俊（1911年-1993年）

他擅长炼铁，主持首钢技术工作37年。1911年6月，他出生河北行唐一农民家庭。1931年考入北洋大学。1942年去美国学习。日本投降后扬言“中国人收下大高炉也炼不出铁来，厂区只能种高粱。”安朝俊主持工厂工作，1号高炉于1948年4月1日出铁。

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入党很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安朝俊是知识分子，他入党后，类似的知识分子范冠海、曹修仁、陆祖廉、丁书慎、潘华垣、吕福华等人在工厂里相继入党。

首钢工会主席曹宪波，“我12岁当的童工。”

牛东卯，“进厂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是1951年10月17日，我18岁，到石钢做临时工。工厂到处是杂草、垃圾，没有围墙，用铁丝网圈着，四周是玉米地。”

1958年，辽宁鞍钢5000工人支援北京首钢，有的工人是一个人来的，有的工人带着老婆和孩子。有位本钢的老工人，从辽宁本溪到内蒙古包头，支援包钢几年后，又到首钢支援。还有些工人，是清朝末年给王爷们守坟的后代，像炼铁车间的工人关长河、牛满仓父子就是。

厂区的铁路，纵的、横的，匍匐于工厂。

下雪了，铁路不见了。

退休职工一方，“爸妈以前的家在东四，妈妈是老師。1958年，我爸到首钢上班，每天来回跑不方便。六十年代初，全家搬到石景山，妈妈在首钢干临时工，干了十多年。小的时候，逢年过节，还有爸妈生日，乡下的亲戚经常来我们家。妈妈就把家里最好吃的煮给他们吃，把副食本上的粉条、白糖、红糖买来，让孩子们带回去，还给他们几元钱，这是一笔数目不少的钱。我说，妈妈为什么总是把好东西给别人了。妈妈说，他们比你大不了几岁，没了爸，你爸就是他们最亲的人，乡下日子比我们苦多了，帮帮他们是应该的。”

退休职工刘云丽，“1969年冬天，北大荒特别冷。二哥拍我挨冻，从北京买了件大衣，120元，当时是大奢侈品，我月工资才32元，每月扣11元伙食费，回家路费得自己掏。那衣服我不敢穿，当时是越穷越光荣，有些人的衣服并没破，就先打个补丁，与贫下中农距离近一点。第二年冬，修水利，我们坐在拖拉机上，冻得发抖，姐妹说，你的大衣为什么不穿啊，这么冷。实在是冷。第二天，我穿上了，也没人说什么，重要的是，那件大衣让我度过了那个冬天。”

首钢艺术团创作员，歌曲《拉着你的手》词作者晓城，“我初中毕业到的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种地、喂猪、放牛，干农活，脏的累的活，我都干。在那荒凉之地八年，我每天都在干活，没时间休息，也没想过要休息，干劲足。感觉就是人类要走向远方。暴风雪、恶劣的环境，我在那两千多天，产生了各种情感，没这些困境，也写不出来，磨难留给我更多的是滋养。

拉着拉着你的手，才能够走出冬季

放开放开你的手

才发现故土难离……

梦中冷却的故事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

感谢那个岁月让我认识了你

从此爱就迷失在那片白桦林里

就在那个时候我默默地告诉自己

拉着你的手才能够走出冬季

记忆的那片白桦林

永远抹不去

我还在感受着自己放开你的手”

罗文铭，“1976年，我进的氧气厂，工作了三十多年，我对每套制氧机都很了解。这些东西必须清理干净。一丝灰尘、一滴油，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尤其，这些设备都已经很老了。”

一位退休工人，“1985年，首钢购买了比利时的塞兰钢厂，钢结构和机电设备总重量六万多吨，把这座宏大的钢厂，从比利时拆运到中国北京，我们遇到了各种困难。有一个特别大的钢结构，必须整体一次性吊动，需要焊接，我和首钢的另一位焊工，我们连续工作了28小时，在寒冬，在二十多米的高空中，我们必须不断地焊接，连续地工作，停下来会影响焊接的效果。我们把设备放在船上，经过城市里的一个桥洞，洞口不高，过不去。我们想了一个很有趣的办法，把船往下沉，沉进河水里，找了一个只类似于潜水艇一样的船，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但我们有把握。”

张旭东，“冬天，气温一直很低，雪下了近二十个小时。多年来，我们养成了一种工作习惯：夏天以雨为令，冬天以雪为令。无须通知，逢雨雪，大家都会赶到厂里来。冷天，火车拉来的煤、矿粉等原材料，经常被冻结在车皮里，卸不下来，火车就开不走，后面的火车又不断地进来，这次罕见的寒潮，使320车煤被冻，1300多车积压。工厂动员全厂职工，人力卸车。一个白天，卸了240车。”

张贺顺，“我们是今天接到的通知，十点多钟，赶紧挑了些体力最好的工人，半个小时就到了料场，17家单位，500多名工人在一小时内集结完成。仅这一处，就安排了30车煤。运输部和供应公司承担的50车，必须在18点前卸完。冻结比较严重的，是经过水选的50多吨原料，已经成了冰块，大锤、钢钎也只能在原料上留下一个小白点，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一点点地锤和敲。这里第一批来的是供应公司的工人，前天晚上就到了。”

张顺昶，“冷倒是无所谓，一干活就不冷了，关键是干起来就不能停，出汗后，停下来冷得受不了。”

刘宏，你看到过她各个时期的照片，从年轻的女工，到中年，她接受的采访无计其数，她是工厂的名人，你没有采访她，你在几个场合，远远近近地看她，无须人介绍，你对她已经熟悉。刘宏，焊工，接受过中央电视天《劳动之歌》《焦点访谈》、首钢电视台、首钢日报等媒体的采访报道。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焊接协会联合举办的“2009劳动榜样——中国首届焊工电视大赛”中，夺得冠军，你看到这一行文字，想起超级女声、想起爸爸去哪儿，想起跨界歌王，还有非诚勿扰，国民几乎无人不知，而对于刘宏这类电视大赛中的冠军，国民几乎无人知晓。刘宏是全国劳动模范，你从电视、报纸、书籍里整理出了一些她的谈话。

“1988年8月，我进的首钢，当材料工。有一次，我经过车间，看到焊工在干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焊花飞溅，我有种强烈想法，当名焊工，我就向厂里申请。 1990年，我开始学习焊接。我当时很胖，蹲下去没有问题，但蹲不住，难受，那段時间，我经常是5点到工作现场，练习各种焊接姿势和方法，本来是晚上5点下班，我没学好，就继续练，有时候晚上9点才回家。后来能蹲了，一蹲就是大半天，那四个月时间，我减了20公斤。王文华是我们首钢的，我进了这一行，听说他焊工手艺一流，我就拜他为师。我们焊工，天天跟高温打交道，烫是常事，好焊工是烫出来的。我脸上、胳膊上、腿上，都有烫伤的疤痕，所以，夏天我不穿裙子和短袖衣服。有段时间，我的脸被电焊烤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难受，但一拿起焊枪，注意力就集中在焊接上，脑子和手，还有身体，想的和做的，就是如何焊接好。之前，我对埋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氩弧焊等具有挑战性的高难度焊接技术到了痴迷的地步。我遇上做不了的事情，其实挺兴奋，既然做不到，我就会想办法去做到，那就是去实验和摸索，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整理了很多的学习笔记。2005年我考取了电焊工高级技师资格证，当时首钢仅有9名，我是唯一的一名女性。随着焊接技术的提高，我就更喜欢焊条那种柔软的硬度，那色彩。我让一些钢铁接合在一起，让一些钢铁分离。焊接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意义就在焊接的每一点之中。我认为工作没高低贵贱，只要认认真真去做，实现个人价值就行了。首钢有几千名电焊工人。”

逯云龙，“我有点胖，刚开始焊仰板，焊条老是粘在上面，由于铁板处于仰位，铁水因重力原因导致焊缝不能成形，铁水还经常掉在衣服上、身体上，那是钻心地疼，我坚持练，疼就疼呗，其他人能这样练出来，我就能行。刘宏她一遍遍地教我，纠正我的动作。”

电焊工杜丽娟，“一切来得太突然，丈夫工伤，做了截肢。父亲旧病复发，进了医院，是脑血栓。”

在工厂家属区，快到吃饭时间了，你朋友的一位亲戚说，我上楼给你找个东西。那天下午，你看到他坐在旁边，看着你和工人聊天，他几乎没有说话。

你坐在石凳上，等他下楼。他拿了张照片，“这是二炼钢厂连铸车间，我们几个同事在停产前一天合的影。”一位年轻工人戴着眼镜，目光单纯，中年的师傅，弯腰压在铁栏杆上，像扛着什么东西，腰再也伸不起来了。照片后面有几个字：即将沉寂。他说，“这是我读高中的儿子写上去的，写了很多年了。”

崔国富，“我是二炼钢护厂队员，2月28日，2007年，我们发现了小偷，他们也忒狠了，我们过去制止，他们也不说话，直接上手，往我们这边冲过来，很玩命，但厂里的东西不能被拿走啊，这是我的工作，与平常生产的时候一样，炼钢生产是我的任务，保护财产现在是我的任务。我被他们用一米多长的铁棒打伤，脑后、前眉、右手腕，好多地方都受伤了，流了很多血，还骨折了。”

工人，“2009年，我真的按捺不住了，忍受不了，就想去看看。总感觉我把自己的同胞老兄长遗弃在工厂，总有那种感觉，老兄长比我更老，感觉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他现在老了，他本来还没有老，因为被遗弃，而显得老态。他在那里怎么样？生活有人照顾吗？我经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里不再是老兄长，而是一个孩子，焦化厂是我的一个孩子，很小的孩子，是我遗弃了他，把他寄养在一位亲戚家里。后来，我心乱，控制不了自己，我对老伴撒谎说，我去看看女儿，下午就回。我坐公交车去的焦化厂，从东头进的，沿最西边那条路，我走了很远，我想从远处看看焦化厂，看看我的老兄长，远远地看看焦化厂，看看我的孩子。看着看着，二十多年以来，我只流过两次泪，第一次是我退休，离开焦化厂，那次回家，跟老伴说，本来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眼泪了，但没想到，骑上自行车，往家里走，知道自己退休了，不会再来上班了，刚想到这，泪水就哗哗地流，在厂里还好好的，与工人说笑如从前。第二次流泪就是我远远地看着焦化厂，泪水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大颗一大颗地往下掉，说出来，不怕丢人，当时，我醒悟过来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什么叫老泪纵横。我一边走路，一边重复着‘老泪纵横’这几个字。我总想起在焦化厂，戴着帽子，穿得严严实实地在煤气和温度很高的楼上上上下下，每天干活六個小时、九个小时，来来回回。我想，那也叫‘纵横’吧。只要往焦化厂的记忆里走，我心情就平复了。到了西头，我又从南边走出去，往回走，向北边。我走了两个多小时，累了，还是不舍。我是1954年开始工作的，到的第一个单位就是焦化，一直到退休，就在焦化。”

首钢园林绿化公司，清扫工张淑美，“我二十岁就在这儿上班，20多年了，啥活儿都遇到过，习惯了。现在就是惦记家里那口子的奶奶，90多岁了，有点糊涂，她一个人在家，不放心呐。我们比之前累多了，以前有160多位清扫工人，现在只有40个人了，负责37万平米的厂区。”

工人，“我之前是炼钢工，2015年到现在，我炼钢的手，也能掂勺了。我现在在首钢园区的食堂上班。”

工人，“我进厂是司机，现在转型，没车开了，开始修车。”
16

你拿了个轻巧点的相机，出了红楼，坡下面就是五一剧场，1955年修建，房子红墙白边，正中四个大字：五一剧场。慢慢接近这栋遗弃的房子，你想向它打听一些过去的故事。

台阶有点长，落满了树叶，选一个地方坐下，新鲜的落叶一尘不染地落在水泥地上，院子里，到处长满了细细小小的青草。左右两边的松柏，一青一黄，生命见证枯萎。

剧场的七个大窗户，玻璃已成黑色，时间的尘土是黑色的。剧场里三个小厅，一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厅，往常，职工在这里看电影、搞晚会、开表彰大会，大家称呼这里为工人俱乐部，话语里有自豪感。今天，社会上有各种俱乐部，但都与工人没什么关系了。20世纪，日本、美国、苏联的歌舞剧团，都曾在这里演出。站在幽暗的大厅里，昨天嘈杂的脚步声，从角落微微弱弱地散发出来，还有掌声，发自内心的热烈。没再往里走，你闻到了浓浓的过去的味道。

四周的树和厂房，倒让广场显得很安静。

剧场侧门堆放了些消防用的沙袋，剧场外墙清一色的红。墙上有三个电表盒，两个盒子里，空无一物，右边一个DD862-4型单相电表数字，停留在3771上，铁盒都没有电线，墙上深深地印着电线的痕迹。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

马路对面，有一座雕塑，繁体汉字“铁”，变形成一男一女，两位舞者，舞台背景是在不断老去的高炉和烟囱。雕塑涂上了铁水的红色，每一笔刚中含柔、柔中显刚。久久凝视，两个人的舞蹈，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舞，又变成三个人、五个人的团体舞，甚至更多人，“铁”字舞下面的石头上，刻有“1919”字样，首钢，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

背景那些高耸的烟囱，远远近近地坚守着某种自信，为“铁”字伴舞。

一个男孩跟我说，这里面是女生宿舍。我问他，怎么没看到女孩？

他说，女孩现在下班了，都出去玩了，大概八点钟回来。

马路左边是五一剧场，右边是男生、女生宿舍，灰楼，已无当年的繁华。十几栋房子，现在只有两栋房子里住了人，其他楼都空着，没人住，也坏了。一些大树还跟当年那样，站在那，它们也知道，熙熙攘攘的工人们不会再回来。

从这栋房子，绕到另一栋。工人们敲着碗，坐在外面吃饭聊天，大大咧咧的模样，自然自在，你还可以感觉到这些，因为，你就是一个工人，你工人一样地生活了整整十年，你熟悉他们把饭盒伸进窗口，要四两饭，三个菜，要一大碗扎啤。

大树陪着房子。

时间陪着灰色。

最里边一栋，楼房的第一层，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大间房子改动过，下面是水泥砌成的铺面柜台，上面是木头框，镶嵌在里面的玻璃完好无损，好像主人还会回来一样，大大小小十六块玻璃，其中四块上面各贴了两个字：茶糖、烟酒、百货、日用。中间一个敞开的购物窗口，保持得很干净，玻璃把外面的树和房子虚虚幻幻地照在上面，好像小店照旧营业，稍微走近，里面空了，无一物，只有一个小柜子远远地躲在墙角，一言不发。

小区小道，竟没一点败迹，没垃圾，没堆积物，虽老但整洁。门窗关好，偶尔有窗玻璃破碎的除外。从一楼防盗网往里看，屋子里的门开着，工人像是去隔壁的洗漱间了。

进楼房的灰色大门紧闭，台阶上的旧像，显示有许多时日没人进出了。

绕到另外两排房子的通道里，一扇门，用线和木头当成锁，挂在门口，门旁边倒立着一把二米多长的竹扫把。这里住的人、办公的人不多，还有人在清扫。

另一个方向是首钢雕塑艺术馆，青色门楼，红色的房子。

后来的某一天，你在公共站牌那里与一位工人聊天，他竟然就这是书画院的兰院长，你在《首钢日报》上看过他的画，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朝鲜电影，歌颂得有力量，有艺术水准。你和兰院长加了微信，他着急回家，你们约好，以后做一个关于工厂、美术的采访。

首钢厂区现在还通公交车，“专108路”苹果园南到首钢西+冬奥广场。途经：古城剧场、古城大院、石景山古城、老古城、首钢厂东门、首钢试验厂、首钢焦化厂、首鋼设备库、五一剧场。

这些站名，不是古城，就是首钢各车间单位。单位不在了，只留下些名字。不知道再过几年，名字会不会消失。

马路上不断地有工人经过，他们服装干净，蓝色短袖上衣。

一个人选择了离开，意味着有另一个人的进入，这里的“分”，是另一种事物的“合”。企业遇到问题，让一部分职工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集体，“我们是复杂的。”一位老工人，慢慢地把工作服整整齐齐地叠起来，他好像用时间的慢，多留住些工人的记忆，他在《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收拾起他自己的东西。老同事远远地跑过来，与他握手。

曾杭，汽车司机。

程超，维修工。

芦小飞，二炼钢。

赵文科，铸机工。

雷佳，二炼钢。

与你有关吗？

还只是，你在境遇中的随意而语。

（同时采访四位工人，还有一位留守的老师傅，他们坐在已经不再生产的厂房里，不断有灰尘飘落。挪到办公室里继续说话，这里也不再办公。）

留守车间的老师傅：“这位叫曾杭，原来在炼铁厂，是位皮带工，前两年到园服公司当汽车司机，我们有一百多台车，外面修车贵，他就自己修车，节约成本，现在他修得不错。去年年底，他们有两项小发明，报了国家专利。另外两个，我只知道他们是食堂里的，叫不出名，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赵，赵文科，也是二炼钢，铸机的，趋势所为，一开始不认同，从炼钢到食堂。人总得走下去吧，既然只能选择食堂，就踏踏实实地干。”

“以前生产出来的是钢，现在生产出来的是饭菜。现在网上送饭生意还行，多的时候5个点，后来改成盒饭，吃什么，我这儿装什么，减少浪费，我一人盯三个地方，连接带送。一开始不习惯，慢慢习惯了。2010年停产，一开始，大家挺美的，待半年也舒服，时间一长，就聊浇钢那些事，觉得还是生产好，忙碌起来好。又闲了两年。食堂招人，我也想往前走一步，来这儿干司机，一开始觉得简单，就干配送。没想到一进食堂，脑袋都大了，这活那活，没想到这么多，慢慢地磨磨，没觉得什么。”

曾杭：“钢铁不生产了，炉火熄灭了，护厂留守，稍微少点钱，也舒服，一点活不用干。久了，人坐不住了，像蜡烛，总是希望有一点星火，让自己痛痛快快地烧起来。以后干啥不知道，一切不清晰，明天在哪里也不知道，很迷茫的矛盾状态，原来没日没夜地在火里烤出来的技能，现在全部归零。”

程超：“过去跟设备打交道，现在，跟人打交道。我喜欢听设备说话，它们的每一次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像家里养的小狗，充满了灵性，与铁器打交道久了，不太想与人打交道。”

曾杭：“工人到服务公司以后，原来是接受别人的服务，现在要服务别人，角色变了。由整天没事干的留守状态，到紧张的工作状态;由原来等着发工资，到现在是自己挣工资。刚才干卫生的那小女孩，独生女，在家里没扫过地，到这儿来扫地，搞卫生，刚开始觉得丢人，还老哭，干活都不抬头的，屁股对着人，不正脸看别人，现在她觉得不丢人啦，凭劳动，赚多赚少，挺荣光的。”

赵文科：“门头沟居委会弄了一个给孤寡老人送饭菜的点。每天份数一点都不固定，少的时候三份，多也不会超过七份，都得送，我也愿意，时间久了，看到那些老人，心里有点点莫名的开心劲。白庙那个点，一开始吃饭的人挺多，后来有的人买断走了，有的内退离开了，也有自己带饭的，慢慢地，一餐就一两份饭菜。”

“停产后，我在二炼厂留守，每天七点半到，什么事也没有，就等着中午吃饭，下午耗点，到点来，有事请个假，休息一天，到日子发点工资，天天如此。要么聊天，开始聊铸机那点事，说浇钢多热闹哪像现在。这人一待就完了，跟零件似的，别看它破，老运转没事。不动了，二炼钢那么多零件，就成了废品，没任何价值。尘土都不如。

留守的人，毕竟是少数，都是有实际困难的，才没有走。两口子在首钢的，就去一个。我们一铸机留下来的没几个人，上迁钢的多，他们年轻，先走的去了迁钢，后走的去了京唐。

变不了环境，就变自己，生存得跟着环境走，要跟环境较劲，那就死定了。只是，我们工厂的变，还是太大了一点。几个大厂，说没就没了，几万人的大厂子。”

芦小飞：“我老家东北，父亲到北京上班，1993年我替父亲的班。替班是有要求的，结了婚不允许。1993年赶上改革，工厂正火。我经历了工厂最好的时候，也经历了停产，到现在的改变求生存方式，整个过程，我都赶上了。”

赵文科： “这几年的人，买断、内退、去外地，没什么人了。我们六点二十出去卖早点，大东门那。”

刘娜：“那个面包车是您啊？”

赵文科：“是啊。”

刘娜： “我就买包子了，没注意到人。”

赵文科：“现在卖早点也赔钱，谈不上利润。今年比去年少太多人啦，咱们卖的东西，跟福利似的，鸡蛋又改成一块一个，一个双夹咱们卖三块，外边卖五块、六块。职工食堂还是有点福利性质，不能挣职工钱，还是工厂的老传统。”

“我爱人高中毕业，在中关村自己打拼，九十年代，我的工资够高的了，她才不爱，我的工资卡，她问都不带问，爱多少是多少。她做电子生意，柜台费年年涨，一米见方，最早一个柜台月租6000多元，后来涨到9000多、15000多，一年下来，就给这柜台挣，没利润，生意也不好做，让南方人给挤了。南方人喝茶聊生意，越喝越清醒，生意就谈成了。咱北方人不这样，酒桌上一坐，推杯换盏，喝醉了，谈啥都不认了，第二天酒一醒，还得走原路。”

“当年首钢分房子，咱没本事。我和弟弟、老妈住一个平房，老妈挤得住厨房去了，一家两口子，要没孩子也还凑合，再有孩子，真是进了门就直接上床。房子细长，搭个床就没别的空间了，逼了才有出头之日。我媳妇说，你到底能不能分上。我说，分不上。她说，那就贷款买房。给我吓得够呛，我每月一千多块钱，就够还款，结果还是一咬牙，挺过来了。1999年年底买的房，90多平米，2050元一平米，现在翻到25000元一平米，我这工人的眼光，确实跟人家做生意的没法比。那时候，还没商贷一说，也没公积金贷款，就直接走的贷款。”

“分房有条件的，要么你当头，绝对好分房。像炼铁厂，主任调来了，拿到房子就走了。他一走，又调一个主任，奔房子来的。我们工人就排队，你是先进、双职工，给你打高分，你排第三名，绝对有戏了，但就两套房，那就明年再争取，排第二了，只有一套房，趋势就这样。我排了三年，我不排了，咬咬牙，自己买去吧。”
17

2010年12月底，首钢用最后一炉铁水，浇铸了四个字：鐵色記憶。

今天，你想再去看看那铁匾铁字。

你已经忘记是多少次站在“鐵色記憶”前，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四个字。这是一块有想法的铁，一块有思想的铁，一块被潮水不小心涌动起来的铁。“鐵”字有些笔画粘连在一起，温度太高，笔画太繁杂。

你感谢参与浇铸了这块铁字匾的所有人，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喜欢，都是完美的，粘连、模糊、粗糙、重量、笨拙，就是铁色记忆本身。

站在铁匾前，你听得到工人的呼吸，看得到工人的劳动，每一个动作，你太熟悉了，十年，无论是零点、一点、七点、十六点，你都与工人在一起，你自己就是凌晨一点，那疲倦的灰尘里的眼睛。

上下几代人的贫瘠，导致身体的虚弱，营养成分的丰富性无法与鲁迅、沈从文、李叔同、丁玲相比，你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你的贫血，超出想象，唯一让你生存下来的营养成分表里，是这些最糙的、最粉尘的工厂、工人、工业和钢铁。

你从长安街最东边，到长安街的最西边，无须拐弯，你就站在“鐵色記憶”字匾前。来的路上，雪落满了长安街，白色的北京城。

工厂家属区采访二位退休工人

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

我无法深入任何一双伸过来的手

只能是她，她就是万物

第一位：

恢复高考是1977年，恢复技校招生是1978年，我是头一届，学的筑炉。

80年代在修理厂，砌新高炉，不像咱们建楼房，高炉精度非常高，使用的砖都是高铝砖、碳砖，炉底砌很多层，需要承受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还有重量，还有铁水。砖不平铺，立着砌筑。砌之前，把加工钢铁件的机床，换上砂轮，来磨耐火砖，尺寸用卡尺卡量，炉底几乎没缝隙，如果有，铁水会把炉底烧穿的。

高炉寿命一般十年，或者十五年。大修的时候，全停了，六十天或五十天，全部扒光，剩铁皮，剩结构件，耐火砖从底往上砌，比砌新炉多了些危险，炉膛偶尔会掉砖。

抢修，我们也干，有激情，劳动保护非常淡化，高炉燃烧的焦炭有煤气，煤气报警仪报警，也进去，我们戴着防护罩，二十几分钟一更换。

现在的人说这不行，违反劳动法。那时候没这个，就是有激情，听从领导安排，听从指挥，把活干好。

中国喜欢讲时间点，倒排工期。领导说7月30日必须完工，我们7月15日就开始倒班，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早八点干到晚八点。这样的班，至少半个月。

砌炉子，一个班三十来号人，炉子直径大，一层砖再接一层，两三层砖，环着上，人比机器还累，我们就是机器人。有输送带，往里面运砖，到里面，砖就掉地下，砖是加工磨好的，得马上捡起来，码好，开始砌。偶尔，传送带坏了，哎哟，我们就高兴了，说歇会，人在这时才能歇会。

中途吃饭，为节省时间，拿运砖的提升机，一簸馒头，一簸油饼，一簸烙饼，还有鸡蛋，送到工地去，送进高炉里，我们就在里面吃，二十来分钟不到，吃完，马上接着干。

当时正演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也在发行国库券，现在叫国债，老师傅们都不愿意买，有五块的，有几块的，就让我们年轻工人买。我刚入厂，35.5元一个月，对投资理财没意识，挣的还不够花。班长就说，小李，你买五块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挺好的，互相帮忙，心情好了，也不觉得这活累。

1980年，不像现在劳工市场活跃，没有说你想调走就可以调走的。刚入厂，车间主任对我们说，要想出这个厂，只有两种途径，一个是躺着出去，就是死了。再一个是戴手铐出去，剩下的别想出去。

虽然如此，我们也觉得挺快乐的。干了36年了，我不想出去，可是工厂推着我出去，买断解除了的我们的工作。

原来的二高炉，炉前可观鱼，有一鱼池，炉前工比较辛苦，出完铁，看看鱼，调剂一下职工的劳累。

第二位：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与昨天一样，每个班就是昨天和明天的重复，除了过节，其余时间，我都恍惚生活在同一天。每天听到的话，和说出的话，都是一样，就那么几个字。

上夜班的人对我说，今天没事。

我说，你走吧。

近三十年，我上班往那一坐，看着仪表，锅炉没变化就OK了，一个小时抄一次记录。锅炉房就是烧水，把蒸汽给出去，就不管了。除非鍋炉管有爆的，或破的，哪一个设备有毛病，就赶紧停炉，往上一报，就不管了。等检修好，和变电所联系，送电，设备就可以运行了。

三十年，我身边的工人变化不大，都是老面孔，流动量更不大。

京唐公司不需要咱们，咱们也不懂，不去，就在家待着。

1957年生，我在房山插队，知识青年，可受罪了。一到那，拿着工具和老农民一起干活，老农民很快干到那头了，我干得累死累活，刚干到中间，等干到头了，老农民扭头又回来了，没有我休息的功夫。快收工的时候，老农民早干完活，回家了，我们知识青年还没到头。等我们干到头，农民们吃完饭，早睡觉了。
下卷：六盘水

1

再有半个月就要过春节了，贵钢的新厂房，到处落满了雪花，待建的平地，长满了杂草，被大雪深深浅浅地掩埋着，站不了多久，冷雨寒风，把你赶进屋子里。

九点，你离开贵钢。与水钢联系，她们说周五、周六要看话剧，没人接待你，最好是周一再去。

你改道去黔西南州，四个小时不到，风雪霜天竟成回忆，出现在你面前的，是开得自在的油菜花，气温24度，到了夏天。两重天。

黄恩鹏给你介绍了诗人黄健勇，你们没见过，但熟悉对方的诗歌。他给你找了间设计感极强的民宿，位于万峰林风景区。

万峰林最有名的小吃是蛋炒饭，价格便宜，十元一位，菜是十元一份。味道确实不错。很多城里人开车到这里散步，到这里吃一碗蛋炒饭。你找到民宿老板介绍的那家最好的蛋炒饭馆子，关门了，后来才知道，这一条街都是吃蛋炒饭的，那最好的一家店，为了让其他店子有生存的空间，就只营业到一定的时间就打烊。

你住在开花的温暖小院里，哪都不想去。

万峰林，名字贴切，像是有人在下国际象棋，把独立、近乎垂直的山峰，一座座放在平地之上，大部分山峰一个挨着一个，也有一些孤零零地放在棋盘中间，四周的田地里开满了油菜花，平地像水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每一座山峰，

农民的房子白墙灰瓦，花团锦簇般开在山峰让出来的平地上，显得有点小心翼翼，那些山峰的棋子，以一百万年为限，挪动一步。

山峰落差大的地方，只要给出一条缝隙，路就延伸进去。一条河，流过村子，望一望那些突然升起来，又突然落下去的山峰，河水绕了绕道，还是流走了。

写作，看书。骑自行车。

云，挂在对面的半山腰。

去万峰湖的路上，一个个巨大的天坑下面，生活着一户户人家，公路盘旋而下，被各种景色惊到。这是三亿年前形成的。湖水浅了点的地方，露出石头，长年露在外面的，植物在上面生长。

中国97%的布依族人生活在贵州，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地区，布依族源于古“百越”，布依族语语音系统完整，词汇丰富，具有较强的表现力，黔南、黔中、黔西三个土语区，人们习惯上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土语区，用第一土语区语翻译《越人歌》，很有些意思：

这个夜晚啊，是我们迎接您的夜晚;

是我们自个儿衡量，是我们自个儿确定;

划船靠的是手臂，尊敬您的流水沥沥地响;

雾蒙蒙的我们啊，弹着琴弦如敬如知;

遮隐只是围着这船儿啊。

早上的万峰林，所有的山峰都藏在云雾里。

去水钢，导航显示有两条高速，一条走晴兴高速转沪昆高速，再转威板高速，到六盘水。另一条直接从兴义上威板高速，节约近一个小时，六十公路的路程。昨天听人说，后一条大雪封路了，不通。演慧和彭卫兵说，直接走威板高速没问题。你选择了后者，原因很简单，这条高速你没走过，风景肯定不错，真封路了，那就改走省道，风景会更好。

没封路，下午一点你到达水钢。

刚进招待所大门，一位着保安服装的中年男子，四、五十岁模样，很生气地指责你，这里只准停房客的车。

你微笑着说，我是住这里的。

他照旧气势汹汹，要你把房卡拿来，你没有一点点生气，你在想，此人今天估计是受老婆的气了，或者是工资太低，心情不好。

你依旧和气地答他，正准备去开房间。

你入住水钢宾馆的房号5330，三楼，屋子装修一新，很窄，打开房门，一股新装修的味道扑来，问服务员，有其他旧的房间或者是没有装修的房间吗？

回答是，住满了。

你与前台又交涉了几次，她们说等有了再换。她们还补充：其他房间都是长住的人。那也就是告诉了你，换房可能性不大。你想，如果明天不换房，就另外找宾馆住。

夏文华过来看你，她是苗族，虽无苗族任何习俗，但容貌极具少数民族特色，是一位美丽的人。她要你叫她夏姐，说大家都这样叫，她是一位认真的人。

吳道辉陪你到六盘水市区三线古镇吃饭。

晚上为了通风散气，你把窗户打开，屋里气温很低，毕竟是冬天。

第二天，八点五十下楼，总台服务员说，没饭吃了。语言简短明了。

中午给你换了房间，不在一个楼层，没电梯，有点远，你东西太多：摄像机、照相机、桶子、拉箱、背包，以及散的资料和书本。

你电话总台，她们回答你：帮你拉东西，要找领导才能安排。

你说，那就请你们通知一下领导。

你在房间里等了许久，没人来。

你一个人把东西搬了过去。你看见了自己那颗有点小激动的心，有问题来了，你看着那问题，慢慢地，问题烟消云散，你希望自己的心柔软下来，生活中不要那么刚硬。

搬房间的事情，领导知道了。

下午，屋子里送来热风机，你没说过这个需求。

早、中、晚吃饭有包厢，服务态度也好了，还有人主动来说，需要帮忙随时电话。

晚上你们一起吃饭，约七点半，杨德敏接到一个电话，她脸色大变，水钢出大事了，匆匆散了，她们去忙，你回宾馆。

袁国雄

1962年9月，出生于湖南涟源。

船长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不受任何人管理

水钢是一个三线企业。

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紧张，中国主要工业都在北方和江南一带，为应对战争，本着备战备荒的要求，才有了“三线企业”。“三线建设”是毛泽东的一个决策，从国家经济和政治，以及精神的角度，来进行安排布局的，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建设精英，几百万人到三线城市，当时叫作：好马好人上三线，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里，过去基本没工业，水钢是从鞍山整体搬来的。六盘水就是三线企业建设的产物，从省内的其他地州市划出来三个县，安顺的六枝，兴义地区的盘县，毕节市的水城县，三个县组成新的地区：六盘水。六盘水市里现在建了一个三线博物馆。

1966年4月，水钢由鞍钢包建，把鞍钢4号高炉整体挪移到水钢。

鞍钢开了个8000人的大会——建设水钢，选定了大批优秀人员。水钢第一任领导人，燕京大学毕业，1938年参加新四军，是位老领导，是鞍钢的副总经理，叫陶惕成。他正在鞍钢疗养院疗养，身体不好，接到命令后，他带着人，直接来到六盘水，开始选址、建设，非常地辛勤。

1966年的“5.16通知”出来，正是水钢建设初期，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生产过程比较艰难。陶惕成是老知识分子，属于被批斗对象。白天，陶惕成接受批斗，在台上下跪，“打倒走资派陶惕成”的牌子挂得到处都是。晚上，他继续工作。他的劳累，很难想象，他心力交瘁，再加上顶着巨大的压力，他在水钢仅仅工作了一年，就病逝在水钢。

1970年，水钢建成。

中国钢铁工业基本上都在鞍钢，离苏联近，如果说苏联占领东北，我们国家钢铁基地就没有了，所以要到西南这地方来，比较远，而且在山区。水钢就建在山窝窝里，一般的钢铁流程，从炼铁、炼钢，到轧钢，最好连在一起，一道流程。而我们水钢是瓜蔓式的布局，这里一坨，那里一坨。从炼铁到炼钢，中间的罐车要通过山的隧道，才能到另外一个区域。其他地方的烟囱是直立的，我们焦化厂最早建了一个烟囱，爬山式，跟着山往上走，就是为了隐蔽，战争需要，这一块被炸了，那块还在。六盘水有平地，但都建在山里，让它不容易受到攻击和轰炸。

水钢是给成都造枪、重庆造炮弹提供原料的一个企业。

现在来看，钢铁企业摆在这里不合适，铁矿石80%从港口、国外进来。

建厂初期，水钢还不叫钢铁厂，在国家层面，水钢叫青冈林场，在外面用代号，对外保密。陶惕成时期，国家重视，有三万人左右在水钢搞建设。

当地没什么生活资源，住的房屋沒有，靠搭帐篷，还有一些小窝棚。早上起来，大家在田地里、沟里面洗脸，饭用大箱子挑到现场给人工吃，六盘水现在很凉爽，但过去是高寒地区，一年有两、三个月是冰冻期，找不到路，冰冻很厉害，现在气候变暖了。

我们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课是打乱的上。一个年级十几个人。老师说，我现在讲三年级的课，三年级学生就听，我们就在旁边玩。

老师说，这是二年级的课，我们二年级的学生就听，其他年级的人就做作业。比我们还小的，就不是来读书的，就是找个地方托管一下。我还有两个弟弟，父母上班，中午不回来吃饭。父母头天晚上做好，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热了，让他们吃。

要建学校，发动全厂职工捡砖，也要求学生上学必须带砖，发动我们在路边捡砖，背砖到学校，集聚多了，企业再出点力，组织人，找师傅，慢慢地就搁成教室。砖是五花八门，大大小小，各种颜色都有。小学、中学就这样建起来。

我们也住在盖油毛毡的房子里，一年若干次地起大火，我亲自目睹的有五、六次。房子顺着山涧建，形成一个个片区，一片区有几百户人家，房子挨房子，栋与栋之间，隔一、两米，中间有过道，搭着羊毛毡棚子和席子，都是易燃物品，一到夏天，一点不慎，一间油毛毡房失火，风一吹，火一下子就起来了，成片成片的房子被烧掉，烧得精光，火根本没法救。很多人，早上出门上班，回来，站在家前面，烧得除了上班穿在身上的衣服，其余什么也没有了。每年都失火，每年烧很多次。持续了七、八年时间，慢慢开始有砖墙房才不烧了。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没多大差异，穿的基本上一样，颜色也差不多，也没多少贫富差别。

建厂初期，水钢东面有个苗寨，全是苗族，比较封闭，里面还有基督教。水钢很多人还去帮助他们打稻谷，教他们一些现代生活方式。他们建房子，上面一层是住宅，下面一层养牲畜，牛、猪类的，很脏，蚊虫多。苗寨在工厂中间位置上，我们从这个车间到另外一个车间去，要从这个叫马坝村的苗寨通过，最早有一百多户人家，现在搬走了，水钢在那地方建了轧厂，把他们的土地逐步都征了。我们去村里的小河里钓鱼，那时候他们的风俗还比较浓，就到现在，他们都有自己的节日。

我喜欢兰花。我养了很多春兰，春天开花。春兰特香，兰花的香味不能复制，只要有一盆兰花放在家，都是香的，一阵、一阵地散发出来。贵州兰花在全国比较有名。兰花花期短，其他时间只能看草，所以叫兰草。它一年就开一个月。我在办公室养了10来盆，家里还有20来盆。我养的主要是春兰，还有惠兰。

像水钢的一些退休职工，干了几十年，现在就两、三千块钱工资，养家糊口很不容易，他的生活水平不比农民高。产业工人如果长期这种生活水平质量，我们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而且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现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演艺人员，他们压力也很大，但得到各类报酬，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享受的福利，都远远高于产业工人。

2

下了两天的雪，还在下，雪不大，稀稀疏疏地被风刮着。你准备去高炉，到现场看看工人的工作情况。没想到蔡晓霞出现在你面前，她说，陪你一起去。昨天下午采访王大兵，你见过这女孩，她是湖北黄冈蕲春人，大学毕业，2002年进的水钢，在维检中心上班。今天你去的四高炉，不是她的单位，她是一个有干劲、想做事、喜欢学习的人，她写了很多工人的文章，工厂里大部分岗位，她都去过，你们走到哪里，都有工人师傅与她打招呼，她像个小小的女汉子，散发出女子的豪情。她背着照相机，全副武装的安全装扮。

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你们往炼铁四号高炉上面走，近三年，你在工厂里的采访，这次是登爬得最高的一次，踩着积雪，戴着手套，你们抓着铁栏杆，一圈圈地往上爬，楼梯在厂房外面，雪飘落在过道里，红色、蓝色、绿色的钢铁，在雪的映照下，更加鲜艳。

几十名工人早就在上面工作了，对面又走来六七个工人，说着话，笑容满面，你第一次见到他们戴的这种帽子，比诗人顾城那顶经典的帽子更加的夸张，顾城写下了广为传诵的诗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圆形帽子，整个套在工人们的头上，齐眉毛，使得你看每一个人，重点都落在他们的眼睛上，不要说头型，连脸型都看不准确，只有眼睛，嘻嘻哈哈地望着你。来的一队人里，只有一个老师傅的帽子是纯白色的，肯定是第一次戴出来，其余工人的帽子，黑白色、灰白色、黄白色，各种颜色黏附在白色上面。工人们都穿灰白色衣服，戴灰白色手套和口罩，围在脖子上的披巾是白色的，从膝盖到胸部之间的位置，整体偏黑色，每一个工人莫不如此，有些衣服的边都已经开裂。

他们是高炉操作工，帽子衣服，防尘耐高温。

楼梯上铺满了稻草，防滑，雪落在稻草上。他们在这14米多高的平台上，近二十个人全身灰白色，只露出眼睛，另外五个穿蓝色制服的工人，他们拿着七、八米長的铁棍，往里塞，有的握紧粗大的绳子，分两队，有人在喊口号，往外来，一下，又一下，工人们很认真地、专注地，一下下用力，他们在换风口二套的设备。一次拉出来一个，一个要拉很长时间，炉子里的高温，炉外的寒冷，还要洒水，白色的水雾从炉体这边弥漫到另一边。

你第一次带玄子进工厂，让她帮忙，与你聊过天、拍过照片的工人，请他们在签名本上签名，留下联系方式。

工人换风口二套，玄子说，场景像拍大片。气雾奔腾、工人穿戴齐整，人多，高炉下面和远处的山被雪覆盖。天空飘雪，寒风过。

站在高处，看得更加分明，厂房分布在几座山之间，有点平地的地方，就有厂房，没有厂房的地方，就是山峰。

你们继续往高炉上走，上面越来越冷，风越来越大，雪飘的速度比下面也急遽了些，你体会到炉子外面那些钢铁凝固的冷。又爬了六、七层，上面有六个穿整套褐色工作服，外面又加了一整套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正在清理料罐，工人把自己系在固定的铁杆上，钻进炉子里，里面烟雾伸手不见五指，你刚靠近入口，闻到了浓浓的煤气。铁链无数个来回地把铁钩挂在料罐入口，工人双膝跪在结成石头板块的铁矿上，用钢钎凿、铁锤打，跪累了，就直接坐在地上敲打。料罐口径二米，工人钻在里面，背后的一根保险绳，延伸到外面的一堆铁链里，你想到女性子宫、脐带、母体，想到生命一点点地消逝，如那些飘出料罐口的烟雾，消散于风雪之中。

玄子走不动了，主要是冷，越往上，越冷。

蔡晓霞要玄子在这一层等你们，你们继续往上，4号炉，高98.64米。你们往上，你必须上去，这是工人的一种高度，他们也要这样爬，现在他们还在上面工作。二十年前，你每天也要这么爬一回，或两回。

写作过程中，你遇到很多专业问题，通过微信，问蔡晓霞，她的先生正好在四高炉上班，她对你提出的各种问题，逐一与现场工人一一核对。

你们从最高处下来，玄子已经冻得不行，下午，她果然躺床上了，不能出门，有点感冒。

工厂里的一位女领导，提了很多热乎乎的姜茶上来，也给了你喝了两大杯，身体才重新暖和点。

你说，上面还有工人。

她答，是的，我马上就送上去。

王大兵

1971年3月，出生于贵州黔西南。1986年入厂。

皮带工、卷扬工。

这里有你需要的脸庞

你在不断地告别

大山的村子改了好几回名字了，最初叫秀山村，后面改成银山村，最近改成箐山村。村里有两个寨子。我住的那寨子有五十多户人家，对面寨子有三、四十户人家，两个寨子组成一个村，我们寨子里全是彝族，对面寨子全是汉族，两个寨子经常打群架。寨子里的人很团结，只要一喊，男女老少全部上。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少数民族和汉族还是有一点矛盾的。

我老爹是1966年进厂，老爹退休，我给顶替了。

我四兄弟，五姊妹。我是老大，我身份证改大了，实际上我不是1969年出生的，我是1971年，不改进不来，上不了班，那时候好改。

皮带工我干了四年。

我观察了很多工业题材的作品，这些小说，写的是乡镇企业，或者是打工，他们写的是后阶段，不像工业题材。我们国家的工业题材，国有企业算共和国的大政治，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好多人献了青春献此生，几代人的努力，但是他们写不出那样的味道，因为他们没经历过这种事。我的思考，我的工作经历，是钢铁工业的一个历程，是一部很好的工业题材小说。我写的《陆地生活》在四川一个文学杂志发表，得了优秀奖。在贵州新周刊也得了一个优秀奖，我去领奖。有一个鬼金，也参加了会议，现在是专业作家，好像是太钢的，在轧钢车间开吊车，他还帮过我。我还写过《车间琐事》《心病》是短篇小说。

我个人追求，让大家都看得懂，有心理描写，让大众接受，用人家听得懂的语言描述出来。人是为了生存，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有不择手段的，有歪门邪道的，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它也是一个社会。

我真的不善言辞。

3

你到水钢的第三天，水钢工人检修锅炉，煤气中毒，救活两位工人，九位工人遇难。杨德敏和夏姐来你房间，坐了几分钟，她们在招待所开会。夏姐说，在水钢这么多年，已把水钢当家，现在家里九个人突然死了，能不伤心吗？

你想到那九位工人的孩子、妻子、母亲、父亲和朋友。你想念那九位工人……

一个星期之后的2月5日凌晨3时，韶钢松山炼铁厂18人煤气中毒，8位工人死亡。

钢水，把炉前照得一片红光。两个工人在红光里，往炉子里看，影子直直地甩在地上。每一个工人都带着影子在行走。

钢水，随炉口的移动，像落日，在一点点隐没，即便剩最后一个小口，光线依旧巨大，往上，折射出自己的强光。

炉子里的高温铁水，紧张地看着硬邦邦的废钢接近自己，炉口倾斜往上，迎接房车吊着的长方形铁斗，铁斗慢慢伸进炉子里，继续往里进，铁斗的整个嘴巴都进去了。炉前工，手举起来，长方形的铁斗尾巴一点点抬高，炉口和房车吊着的铁斗，形成一根斜的直线，废钢铁灌进了炉子的铁水里。

你拍工人，静静地通过镜头，看他们的眼神：淳朴、友爱。

工厂里有一白色牌匾，两行红字：

为水钢效益而战为轧钢荣誉而战

为干部担当而战为职工收入而战

拐上一座小山，到了石灰石矿车间，这里看不到繁华的厂房，住房更是没有，只有山，几间搭建起来的有顶无墙的厂房，放着一些机器，主要是破碎设备。三座石灰窑，并联站立在一起。

三年里，你遇到过很多次多重机缘巧合，巧合得让你不敢相信：

吴道辉工人，十年石灰石矿皮带工经历，喜欢诗歌散文，个子不高。你也是工人，十年石灰窑窑工经历，喜欢诗歌散文，个子不高。

王大兵，与你同年出生，同年进厂，同样因为年龄达不到用工要求，改大了身份证上面的年龄。

你经常遇到这样巧合的人，你会若无其事地，问对方很多问题，好像一无所知的样子。你想从他们那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吴道辉

1975年2月出生于贵州水城。1995年入厂。

皮带工。

鸟又走上你头顶

她笑着，看着她的红色小鸟

我老家在水城发耳妥倮，山里面，村子后面是山，前面也是山，山下是河，河对面还是山。初中在发耳读的，住校，每次要走三个多小时，每个星期回家背米到学校。水城比较冷，我读了三年高中，没穿过毛衣。去贵阳读书，才穿了第一双皮鞋，25块钱一双。每月家里给一百元钱的生活费，还不能按时给，经常饱一顿、饿一顿地在学校过日子。

毕业后我选择到水钢。人事说，先下基层到石灰石矿锻炼，有机会再调回管理岗位，一锻炼，就锻炼了我十一年。十年皮带工，一年破碎工。

水钢的石灰石矿，在工厂上面一点，水钢里面的一座山，我们是采破一体，我就守着那条150米长的石灰石运输皮带，防止石灰石矿洒落下，卡到、划伤皮带。皮带被水淋湿后，会掉沙石，我要用铁锹铲干净，用水管冲扫。

皮带工噪音、粉尘都大。设备出问题，泥浆淌下来堆成小山，那就要全班人一起搞突击，把它铲到沟里，用水冲走。这些工作，我重复地干了十年，从1995年到2005年。皮带工干到第一年，我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大学出来，把自己的一生就葬在这里，整天和铁锹、水、粉尘、石头打交道。工厂每天给我们定生产量，没完成就不能下班。有一天，我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2点才完成任务。厂里每天下达的任务量有时候是700吨、800吨，有时候1100吨、1200吨，完不成量会影响到炼铁、炼钢。

石头卡在破碎机上，我要进到破碎机里去处理，里面有泥巴、水、小石子粒，有几斤重的石块，也有几十斤、上百斤、一吨以上的石头都有。大石头只能请爆破工来进行二次爆破，用炸药放在上面，用一块石头铺上，引燃导火线，就爆破了。

石头如果卡在下面，我就要到破碎机下矿的地方，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抬出来，细的石头，就一点一点往外抠。那个斗两米多深，人进去，头是露不出来的。皮带工在冬天最恼火，不停地巡查，耳朵都快冻掉了。

下班前，我要花一到两个小时打扫卫生。

1997年，我多事的一年。

皮带跑偏，我去调，皮带有水，踩滑了，我的整只手在皮带涡轮里绕了一圈，调皮带要用大扳手，24寸的大扳手在里面都绕弯了，我想手肯定废了。拉矿的车把我送到医院，说没伤到骨头，我就回家养了一个月的病，基本上恢复了，回到城里。第三天，我表弟来了，那时候电话没有，水城比较偏远的乡下，交通不方便，当天肯定回不去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很晚，表弟才怯怯地说，他是来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

我天都塌了。我母亲太年轻了，还有，我最小的弟弟才三岁。晚上，我去了认的一个伯伯家，他们帮我准备了很多纸钱，我烧了一晚上的纸，哭了一晚上。

第二天坐车，走了三个小时山路，我一路走一路哭，回到家，看到母亲，我已经流不出泪了，哭不出来了，眼泪全流干了。

后来，我写了篇稿子《难以报答的爱》，没敢放QQ空间，怕妹妹弟弟看到会难受。我还写了篇带妹妹读书的文章《生活的滋味》《水钢报》的编辑，哭着把稿子编完，《六盘水日报》也登了这稿子，也把编辑惹哭了。

母亲车祸去世后，我是老大，下面两个弟两个妹，最小的弟弟妹妹读小学，大妹妹读高三，二弟初中毕业，最小的两个，我只能勉强照管一个。

我把小妹妹带水城来读初中，生活很清苦。每顿饭，我炒土豆丝给妹妹吃，我自己用炒菜的油拌在饭里，放点盐，我们每顿就这样吃。

我住单身宿舍，四个人住，妹妹住里面肯定不方便。宿舍有打扫卫生的工人，楼下有一个放工具的小地方，就在里面放了張很小的床，妹妹晚上睡那，里面有扫把、铲子，没有转身的地。

小妹妹一直比较尊重我，在弟妹当中，现在条件最好的算她家。她对我们一家人，也挺舍得的，特别对我小孩，她们比较感恩。我一直带着她，供她读完大学。小的弟弟，我没顾及多少，所以他有段时间性格孤僻。我实在照顾不过来。

我想把心里的事，记下来，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上班找不到书读，偶尔找张报纸，皱巴巴的，我就捡那些报纸来读。我经常买《散文诗》杂志，在皮带旁，走来走去地读，好的文章，会背下来。每个月发工资，大多数钱都是买书来看。班组有《水钢报》《贵州工人报》和《工人日报》，报纸丢在车间，不一定能下到班组，即使到了班组，我们整个生产线有好几个休息点，不一定会到我的休息点上。

皮带工这十年，我一直坚持写些文学作品。

我在贵阳上学的时候，对班上一个同学有好感，没敢表白，毕业后，我们书信往来频繁，彼此有点心照不宣。她的信都会寄到车间，车间是高大上的地方，我一个小职工，如果不是领导喊，是不敢上去的。

我一去，车间领导或某个管理人员就说，你上来干吗？

有时候班长上去开会，就会把信给我拿来。我在文章里写过那种等信的心情，后来我和她失去了联系。

2005年，《贵州都市报》上有一个栏目，寻找失散的朋友。我会经常想起这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我就把寻人启事投了过去，登出来了。她给我打了电话。

她问，你是不是吴道辉。

当时我正在喝酒，我说，你是谁？

她说，我以为你是我的某个同学，我在报上看到的信息，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那我打错了。

我说，没打错。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她说，我才结婚没多久。

我问，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她说，我好久都没收到你的信，后来我才结婚的。

我说，错过了，错过了。就当一段友情吧！

她是2003年结的婚。

我老婆是老家村里的，本来也熟悉。1998年，有朋友在水城职业技术学校教书，我就介绍她去上学。她人不错。每个星期我都去看她，她也过来看我，对她产生了好感，还带她去我上班的地方。

我妹妹说，对她有好感就跟她说啊。

我说，给她写信了，两、三个月都没回复我。

后来，我问她。

她说，看了。

我说，你什么意见？

她说，你决定吧。

我说，那我们就好吧！

我们是2000年结的婚。

我条件不好，在水钢的单身楼找了间小房子，买了台小电视就算成家了。那时候，我还是皮带工。房子16平米左右，厂里还不让我住。2001年，通过朋友帮忙，给我找了间10平方米的房，摆一个床、一个沙发，家里边，去第三个人，就找不到坐的地，我在那儿住了三年。做饭吃的地方在过道搭一小间，一个平米的过道。

有一次快过年了，小偷进伙房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被盗了，油都给我端走了。同事送我吃的一些香肠，放在盘子里，也没放过，被小偷带走了。好心人见了，就喊我们，你家那么恼火，来我家先吃两天饭吧。

这是以前的生活。

水钢为了解决大家住房问题，想把澡堂改造成住房，工程太大，2005年，工厂就让了一间给我，让我自己改造，我花了3000多元，现在我住的，就是改造的那房子。

第十一年，我调到维修班。那次抢修矿机，我们连续干了两天两夜，在现场，不回家。不像现在有手机，家里人就来看，我们正忙着。

我们不停歇地干，维修班全部出动，12个人，外面下雪了，我们站着，靠柱子上，都睡着了，马上能听到鼾声。出去找不到东西吃，冬天冷，就在火里边烤土豆，吃完继续干。

4

你與工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房车调来一罐铁水，往炉子里倒，与炉里的铁水相遇，升腾起一大片巨大火苗，冲到屋顶，整个天车都被火焰包围了。火光不会融化房车吗？少量的铁水，溅出炉子，在地上开出一地的铁花。房车一走，炉子吃饱了，开始调整位置，关上外面的两扇大铁门。厂房里没有了铁水的光，只有声音在轰鸣。

进出水钢的生活区和厂区，之前只有一条公路涵道，像厂门，上有首钢标识，写有：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面一行字：

走进钢城是一家，靓丽环境靠大家。

往厂区走，路两边“牛肉粉”“辣鸡粉”“羊汤锅”各种小吃，招牌有些是自己写上去的，笔法可爱。

工人现在很大一部分都不住钢城里，他们住六盘水市区。

工人说，以前水钢80%的工人都住涵道那边，是六盘水人最羡慕的地方，街道两边，什么样的店铺都有，大的小的，吃的用的，白天晚上，都热闹着，现在，你都看到了，街两边的门大部分都关了，灰头土脸的，有开门的，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点生意，以前的市场都挤到街上了，到处是人，现在，市场的棚子还在，外面也有人卖东西，零零碎碎。

进了涵道，是水钢，是山坡，是工厂，是灰色，是昨天的气息，是重工业的味道。房子两层、三层，都是20世纪随便搭建的矮楼，到处都是。

出涵道，一百米，过斑马线，就是今天所有城市的形象，新的高楼，新的商场，新的小区大门，新的绿化，新的正在拓宽的马路，新的产品广告。远处是更宽的路，是更多的高楼。

现在进出水钢，还有另一条路，与涵道不远，后来修的一条隧道。过隧道进钢城里：大小不一的彩色广告牌，散落堆积，更加对比出房子的旧，远处是更高的山，更多的厂房，隧道口挂有指示牌：“禁止货车驶入凤池路隧道。”你绕了个很大的圈，隧道出、涵道进，进进出出五次。隧道上，植了树，长了草。

柏雪

1984年12月，出生于贵州遵义。2007入厂。

炼钢厂。

她要你看屋顶上的云

你只看她的笑

我是土家族，遵义的一个镇，凤冈县龙泉镇，我们临近铜仁地区，那边土家族多，除了土家族，我们那有仡佬族、苗族，有仫佬族自治县。

我们镇小时候只有两条街，我父母都是工人，他们维护的是326国道。最早他们用黄泥修路，道路边有沟坎，一下雨，水就流在路上，把路基弄坏，他们主要处理这些。是柏油路了，坏了就用沥青进行填补之类，我爸妈都是干这个工作。

我爷爷是四川的，三线建设过来修铁路，把我爸爸他们一起带过来了，定居遵义。

外婆是苗族，会做很多衣服，会绣花，她做的小枕头、小鞋子，都很漂亮，自己买布回来。过端午节，大家包的粽子都是三角粽，我外婆会包枕头粽，就她会包，一个一个像小枕头，包了粽子，每个人给一竹竿，粽子挂在两头，像小扁担，看哪一个包得更好看，我们挑着粽子满街走，大部分人都认识，到处玩。

过年晚上，外婆说要守夜，说过年这天，老鼠要嫁媳妇，要守到12点才能看得见。

我的档案里，写的是工人。工人是最小的细胞，又是不可缺少的。有些工人认得失，有人工人计较这些。

他们喜欢喊我小白。我就说，姐姐们，不要喊我小白了，我觉得像蜡笔小新里的那只小狗。

她们都比我大，我都是喊她们什么姐的，有一个姓姚的，一喊姚姐。觉得不合适，我就叫她姚姚姐。她说，这可以。

我喜欢化验这份工作，来源于我高中老师，一些东西，加入另外一样东西，颜色就变成又一种新的，似生活变化无穷。镜像，化验里的一块铁，放大以后，看内部结构，能看到里面有一些气泡、裂纹，那是肉眼看不到的，是宏观上的。它主要体现在镜下。

5

开始几天，你在街道上走，房子静静的，土灰色，你以为这些房子已经没人住了。后来，你去采访几位老工人。这些楼里，都住了人。

一棵大树，六层楼，楼梯很窄，这里的房子我没看到过有电梯。楼梯台阶发得比较舒缓，每转一个弯，几堵墙上堆满了东西，煤球、零散的床铺板，什么都有。两位老工人带着孙子住在家里，聊了一上午，你才知道，现在的日子是他们最好的生活。两间房里，没有一件东西高过一米，屋子上面烟熏火燎的，发黄，发黑，露出些白色来。你们围着一个烧煤球的火炉烤火。

钟伟

1991年9月，出生于六盘水。2010入厂。

铁运厂。

在岩石的城市里

风让草枯荣复返

第一次和小伙伴到水钢厂区里转，才知道水钢好大，迷路了，出不去，一路走一路问，慢慢出来的。进水钢的隧道是这几年才修的。刚来的时候，进入水钢就只有走长坝那火车铁路桥下面那条公路。

我没有找女朋友，条件不太好，现在好点，以前我是个大胖子，1米7，180多斤。年轻人管不住嘴，早上醒来就吃，中午、下午、晚上、宵夜，停不住嘴。走到哪儿，人家说，胖子过来。太胖了，我走两步路要喘的。

2015年，我买了一台山地车，一个人骑一骑，逛一逛，喜欢之后，又入手一台公路车，小伙伴就更多了，才开始减肥、骑车。公路车和山地车都可以变挡变速。最直观来说，山地车越野性能好一点，公路车相当于汽车里面的跑车，轮胎细，阻力低，速度快，但没有山地车那么经颠簸。

刚开始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坚持下来的，有的时候骑不动了，小伙伴又把我甩开了，就我一个人孤零零在路上，又骑不动，又回不去，怎么办，坚持呗，只是拖了小伙伴们的后腿，他们早到了，我还在路上，很平常的十公里，我气喘吁吁骑上去，人家在那儿吹牛聊天，不知道多开心。那时候就觉得，要赶上他们步伐才行。

一年的时间，慢慢就追上来了。

最后发现骑自行车还挺好玩，一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骑车出去，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尤其是慢下来，风景更美。骑上坡累了，停下来休息一会，看到这些在来的时候没看到的风景，原来真的很漂亮。平常就在六盘水水环路跑一跑，梅花山爬爬山，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每次一般来回最少也有四、五十公里，多点的话就一百多公里。

去年11月，请了公休假去参加云南的一个自行车比赛，它总共分五站：昆明、玉溪、楚雄、大理、丽江。我都参加了，在昆明，绕滇池。滇池像面镜子，一眼望去。第二站去的抚仙湖，绕一圈，这是风景最好的一站。路况最差的那段，一圈一百多公里，骑了三个来小时。今年大理洱海在搞建筑设施，让我们绕路了，有点遗憾。几站下来总时间是16个多小时，加上转场时间和休息，9天。从昆明转场，有组织单位的大巴车。自行车用顺丰快递。每个人要交参赛费，整个下来1200多元，不贵，包住、包转场费用，都含在里面。我参加是以玩为主，见识一下这些同年龄人的生活。

体重一点点掉下来，我现在还在骑。我是上一个白班，上一个夜班，然后休两天。拿一天来骑车，因为下夜班的那天，确实累，睡一觉起来差不多下午了。

我现在全是骑公路车，上班天气好就骑车，天气不好就开车。周围同事，暂时没发现一个骑车的。

我们侗族的风俗，我一点都不知道。从小在这边长大。回去侗族话都听不懂，只能听得懂黔东南话。侗族有自己的语言，侗话。

我爷爷说，你要记住，你姓钟，我们钟家人必须得遵守时间，不能失信于人，做不到就不要答应，既然答应，想尽办法去做。

现在房子、车子真的很重要，说是说谁家也不在乎你有什么房子、车子，真要谈婚论嫁，丈母娘、老丈人那边就过不去。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不会选择工人这个职业，我进厂后，觉得应该往更高的地方走。

我这职业，跟铁路上的人打交道，每天都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很好玩的，也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不是很枯燥。货运室，专门搞货运的，那天我下去干活，跑进来一只流浪狗，我刚想他们会打它出去，没想到，他们养起来了，养了两天还下小狗了。每次一下去，那狗就叫，满屋子跑。

我当时说，分一只吧。他们说，不分，我们自己养。

现在与之前，改变了很多。以前火车到站，我们得挨个去抄车号，拿一大个本子记下来。一列车7位数字，40多列，从东头走到西头。大数据时代，车辆过监视器，就把车号记录了，到了之后，匹配到电脑里，从六个人减少到两个人了，虽然累点苦点，我年轻，懂电脑，比较好干，老師傅们就觉得烦琐，没有笔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