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诗歌简史范文
诗歌各体简史及特点
第一节
基本要点是从诗歌体裁发展去研究诗歌史，而不是从以前的朝代中研究时代特征去研究诗歌史。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要从创作者角度去思考诗歌，而不是从欣赏者的角度去研究诗歌。
朝代史的诗歌研究史告诉我们，诗起于先秦，经诗经为始，楚辞为继，以两汉的五言诗的滥觞，发扬于南北朝时期各文体的完备，最终迎来以唐为代表的诗歌发展高峰，宋元明清都是完备后的细节中，不断分流合并中拓展出来的诗的内容体裁手法等，最终经民国学者诗的风行而影响至今。
如果从朝代史去研究，会发展唐代是一座最高峰，后世的宋元明清都是在其影响之下，或继其风，或另辟蹊径，总之都与唐分离不开，所以就有“唐以后无诗”，“宋以后诗尽”的说法。
这一说法正如我们时下所批评的一样，宋是最高峰，明清无甚发展一样，采用的是一种感性认识，因为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唐诗，你不学诗歌接触不到真正好的明清诗人的集子，所以只能人云亦云，不知道唐以后宋发展的高度，不知宋以后，明清发展的高度。
所以我曾经有段时间一直在思考，宋以后明清诗人诗作真不如唐宋乎？非也。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思考的广度，眼光的深度呢？ 因为我们是从诗歌史的角度去研究诗的地位，而不是从诗的艺术水平去考量全时代的诗人作品。也许有人说：拿南北朝时期的诗人与明清诗人的作品比较的话，不是把不同时代的人物放一起比较嘛？这是关公战秦琼啊。 当然在战场上他们是打不了了。但诗人作品要想打动人，就要打败先它而出后它而生的所有作品，所以需要统观诗歌全史去思考。
在诗歌各种划分中，体裁划分是相对独立的划分，可以单独研究其中发展史，用以判断水平之高下。
在历代写作教法上，历来也以体裁为本，如先学古体后入近体，或先律体后古体后绝句等。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体裁比内容划分更具有稳定性和操作性。 这就是从体裁史研究并创作诗歌的跟由。
第二节，诗歌体裁史简介
要讲体裁史，先分体裁。一般以几言为划分：古体之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骚体；近体之五言律绝，七言律绝，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律。至于我们一般说的绝句，则分古绝，律绝，乐府则分五言七言为主。
1,四言
发展最早也最早推出诗歌一线舞台，起始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篇，据称在周朝时贵族间流行，有点像文革时期每句话都以老毛语录开始，而当时就是“不知诗，无以言”，是贵族必修课。其后虽然没有风行各层之间，但中华受诗教自古亦然。必以四言诗《诗经》等为基。而春秋战国时期礼制崩坏，诗教不兴，秦汉两代未有大作，至魏晋时曹操稽康等人四言诗回光返照后，正式退出创作境地，其后四言诗多用于国家祭祀，赞颂君国等，文学意义已然不大。 如谢灵运的四言诗，陶渊明的四言诗等，文学意义已然消落，更多是一种意义纪念，四言诗用语古拙，语气助词尤多，气象端严，犹如古之编钟，已经不适应后世表达所需，于是战国两汉让位于五言诗与骚体诗。 2,五言诗
五言诗滥觞于西汉，五言虽只多四言一个字，但多出的一个字才真正使得诗歌得到了腾挪发展的空间，句式开始多样，内容含量剧增，这些都不是四言诗所能比拟，五言诗去除了绝大部分助词，而多用实词，腾出了空间给更多内容，于是这时期出现了诗歌史上一个另类的发展，叙事诗的异峰突起，如《木兰诗》《焦仲卿妻诗》，这在后世是一个短板。中华诗歌史重抒情轻叙事，所以叙事诗很少，我们熟知的无非白居易的几篇歌行体，如《长恨歌》，吴梅村的《圆圆曲》 等。
所以五言诗除了几篇外，真正获得后世极力推崇的是《古诗十九首》。而两汉时期为人熟知的是李陵，苏武，班捷妤等了了数人，皆因当时文人的个性淹没在集体的声音中，对文学的独立性意识未到。
所以先秦两汉无名氏作品尤多，除了年代久远，更重要是人们心中对诗重视不够，对作者也就不甚多求。
这时期五言诗多咏集体性问题，类似于词在五代时期的发展。
由于五言初期，其风格不定，用语简朴，词藻单一，远远不如当时汉赋的发展成熟度。只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余力为之，五言显得紧凑，思辨性强，也是后世所欠缺的。 两汉开出五言花朵，而魏晋南北朝则真正将其结出第一朵果实，无论是曹子建还是鲍照谢灵运谢朓，抑或陶渊明，都从不同方向拓展了诗的内容诗的句式诗的音律。
如果说诗以盛唐为宗，则五古以魏晋为圣。曾国藩编选五古大家，魏晋占其大半，唐后仅选李杜。可见若以五古为限，高峰正在魏晋，其次盛唐。今之学诗者，五古中，曹植鲍照谢灵运谢朓陶渊明是必修，唐后李杜外，尚有王孟，刘长卿，柳宗元，韦应物等人。
魏晋后，唐尚能不变古音，中平中正，犹有韵味，宋后，以七言乐府句式营造五古，连篇累牍，已失五言风味。故而唐后五言让位于七言，诗人多专注于七言，五言多为余力为之，故以五言名家者甚少。五古风格已然多变，总以浑厚，拙古，精丽，质朴为宗，作品参见曹植陶渊明李杜四人作品 3,七言诗
五言于中唐渐为七言所压制，因语言文学发展总是以粗及细，由简到繁，内容句式经五言不断发展拓宽，五言不足以承其变化时，则一再裂变为七言，虽然七言早在汉朝就有张衡的四愁诗出现，但那是个人得领数百年风潮，独自开花而未能结果，正如七言歌行体发展之初便有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直到白居易才有堪与之比肩的合音乐性的歌行体出来。
这是语言运用的发展结果，当五言不足表其意时，七言登上舞台是必然之举。 但与五言发展便有数家并起不同，有唐一代，七言古体雄立高峰者不多，李杜两人，加白居易韩愈四人而已，与有唐一代诗歌高峰不合。七言古体按音乐性不同，通常分为，七古与歌行。两者区别多在语言，七古用字雄厚，气势犹重，有排山倒海之力运与其间，有魄力者方可为之，如李白，将近酒，蜀道难，与王十二旅夜有怀等，或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舞剑器行，或韩愈的山石。有此筋力者，唐代李，杜，韩，宋苏轼，黄庭坚，陆游，明清人物作品读得少，一时想不起谁了
七古间有四言五言等，主体为七言；歌行体则音乐性很强，一定程度高于近体诗音韵，可读春江花月夜，琵琶行，圆圆曲感受。
歌行体基本四句一换韵，平仄韵互换，而且基本上每句都合律，基本四句像一首绝句，也有齐梁体的句句韵再换韵，歌行体美感来源句子合律，同时四句换韵处自然流畅。
七言古体自登上舞台一直延续到民国现今都是判别一个诗人才力多寡的手段，李白横绝诗歌史便是因其七古横扫千古，雄视百代。杜甫七古多走七古风格，像《丽人行》是为数不多的间有歌行风格的作品，但七古以太白风为宗，后人多以此为标榜，叙事时才多用杜甫笔法。
清末一位七古大家便是龚自珍，也是师法太白，宋代苏轼陆游师法太白，苏轼尚有小李白之称，唯黄庭坚师法杜甫，故而黄视苏陆终差一筹。 4,杂言体
准确的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体裁，因为不必专学，学会五七言，杂言自然一通百通，喜欢用杂言体的也很少，太白是其中一个。只不过为体裁标榜，才列杂言一体。特点是短小精悍，思维跳脱，手法多纯用比兴。 5，骚体诗
这一概念是为了把离骚概括于诗中，而不同属于以上体裁，其又有固有特征：兮。所以列出骚体诗，专备离骚一脉香火。骚体诗语言偏于瑰丽，色彩丰富，句式简单。其起于楚辞，但到唐时方才有所复出，但都不再是重点，只是如四言诗是个体现象了。
第二篇：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简史》原本是冯友兰先生1947年在宾西凡尼亚大学讲课的英文讲稿，后由其学生翻译成中文出版。
先生在自序中开篇直抒胸怀：“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非全史在胸，克臻境。惟其如此，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祥也。”先生自然是全史在胸，大有“小范胸中百万兵”之气势。先生抽筋扒皮，把两千年的哲学脉络清晰地展现于大家眼前。囫囵吞枣读完此书，我仍有许多不解，实在是自己资质愚钝。
所谓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之精妙也;识者，选材之精当也;学者，史料之精熟也。先生虽然强调著小史意在通俗，难展其学。
归纳出一些基本的问题。
一，哲学和宗教。
哲学，
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更少。
这种思想，之所以称为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产生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宇 宙是人生的背景，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宗教，
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必要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
二，中国的三教。
人们常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其实不然。
儒家不是宗教，道家只是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才是宗教。道家与道教是有很大区别，两者教义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道教教人反乎自然，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类宗教)。
三，道德价值和超道德价值。
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宇宙)是超道德价值(更准确地说，爱上帝是准超道德价值，按斯宾诺莎，爱宇宙才是超道德价值)。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地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例外。中国人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人们往往通过宗教来追求超道德价值，但科学往前进一步，宗教就往后退一步。幸好，出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途径——一条比宗教更为直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
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替宗教。
因此，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
四，“入世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
人虽有各种，但各种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
么呢?中国哲学家的答案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人如果要得到这个同一，是否必须离开社会，或者甚至否定“生”?
某些哲学家回答说，这是必须的。这种哲学就是普通所谓的“出世的哲学”
另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得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即普通所讲的“入世的哲学”。
专就中国哲学中得主要传统来说，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
五，哲学的功用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六，内圣外王
中国哲学认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了“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他就是圣人。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并非不问世务的人。
他的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的;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是否有机会为王无关宏旨，是另外一回事。
而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还要养成这种人格。不单是要知道它，还是要体验它。
对于这个问题，冯先生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大段话，来说明知道哲学和体验哲学的关系：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的身上存在哲学家的合命题(入世和出世的统一)，.....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来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做在靠椅中，处在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说到金岳霖先生，我的大脑里不禁打了三个大问号。金教授自然是以身载道的哲学大师，但他对人生的领悟，对于情感的领悟，让我费解。据说，他因为林徽音终生未娶，而甘做她的邻居。这是否也在他的哲学体系之内呢，他为何为自己写出如此奇特的人生传记呢?
七，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的表现形式多为语录，书信，多名言隽语，多比喻例证，富于暗示。
富于暗示不单是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例如诗歌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理想也影响了哲学家的表达。例如，《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到家则说，道不可道。这个特点一直影响中国的人方方面面，在西方，两个人相爱就会大胆直白的说“I love you”，而中国人要说“月亮代表我的心”，爱不爱你，自己去揣摩吧，不可道。
八，哲学的特色
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受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人们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就就构成哲学的特色。
九，中国哲学的背景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国土就是世界，所以创造“天下”“四海之内”既表示世界，又表示国家。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人，无法理解理解这些词语是同义，换句话说，因为这个基本的背景，他们创造发展了不同的哲学。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的地理条件大不一样，经济条件也大不相同。中国是大陆国家，以农业为主，以土地为生，土地是财富的基源。因此，在中国的哲学家眼里，存在着“本”“末”之分。“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因此，贯穿中国历史的，农业都是主线，政策都是“重本轻末”。因而跟土地相关的两个主要职业“农民”和“士——地主”是值得自豪的。而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是如此的不同，在建立强大的帝国之前，他们甚至都是处于分散在各自小小的城邦(这也大概是为什么西方的童话果故事里多得是公主和王子，在中国王子基本上只有一个，相互残杀的厉害)，各自为政，经济靠海洋，和贸易。(关于古希腊的起源和政治经济，《顾准日记》里面有详细的论证)
家族制度。农业靠土地，土地不可移动，人就这样被禁锢下来，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从而建立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中国传统的五中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可以按家族来理解。同样的原因，祖先的崇拜也发展起来了。儒家学说大部分是在论证这种社会制度的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
这种家族制度既是地理条件的产物也是经济条件的产物。近年来，针对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混乱和迷失，有学者寄希望于重建家族制度，从它所依赖的条件来说，或许已经不再适宜了。
十，“反者道之动”
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有一个都支持的理论，就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借用黑格尔的话说，“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老子》也有相似的话：“反者道之动”。儒家也说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日盈则昃，月盈则食” 。
冯先生说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深远，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困难，贡献很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就是怀着“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的”的信念，度过了这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奸是做不得的，毕竟不长久。
十一，新儒家和新道家
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到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公元三，四世纪的时候，有些到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接近儒家，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是儒家更接近于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正是这种改变，是中国的哲学即出世又入世。
十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诺思罗普说过，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
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西方哲学以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中国哲学以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是，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很自然地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佛家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的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可以说是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不“能”对它说什么。但是对于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它说什么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负的方法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是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帽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用的好极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
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该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中国哲学史上，正的方法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必须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训练。它也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在先说很多话后然后保持沉默。
第三篇：文学简史前面
填空
1、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2、自在飞花轻胜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3、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4、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5、现存金人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有__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6、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7、金代文学代表人物元好问号遗山。
8、《小畜集》的作者是王禹偁(chēng) 。
9、宋代词坛上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作家是_柳永。
10、婉约之宗是指李清照。
11、元代南戏的代表作是_______的_______ 。四大南戏是指 《荆钗记》 、《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
12、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__。
13、“临川四梦”是_《牡丹亭》 《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 ，作者__汤显祖_是明后期传奇中“__.临川派”的代表人物。
14、四大奇书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
15、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是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16、“开谈不说 __《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
17、白居易的诗由其本人亲自整理编集为讽喻、感伤、闲适、杂律 四类。
18、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9、现存金人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有_______的《西厢记诸宫调》。
选择
1、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 B )。
A、汉乐府民歌 B、《古诗十九首》 C、永明体诗歌 D、山水田园诗
2、南朝诗人徐陵最擅长的是 ( A )
A.宫体诗
B.山水诗
C.田园诗
D.乐府诗
3、下列作家
中
属
于
“
北
地
三
才
”
的
是
(
C
)
A. 鲍照
B. 王褒
C. 温子升
D. 左思 温子升、邢邵、魏收
4、著名组诗《咏怀诗》82首的作者是( D )。
A、庾信
B、嵇康
C、鲍照
D、阮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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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是 ( A )
A.《归田赋》
B.《刺世疾邪赋》
C.《穷鸟赋》
D.《鹦鹉赋》
6、善于用构思奇特的比喻和寓言来说理的先秦思想家是(C)
A、孔子
B、墨子 C、庄子 D、老子
7、“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 B ) A、陈琳 B、王粲 C、孔融 D、刘桢
8、现存南北朝民歌的大部分保存在( A )
A、[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
B、[南朝梁]沈约的《宋书乐志》
C、[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
D、[南朝陈]徐陵的《玉台新咏》
9、 俳赋在南北朝的集大成之作是(C )的《哀江南赋》
A、贾谊
B、鲍照
C、庾信
D、江淹
10、《干将莫邪》、《韩凭夫妇》、《董永》出自(D )
A、颜之推的《冤魂志》
B、张华的《博物志》
C、王嘉的《拾遗记》
D、干宝的《搜神记》
11.康熙剧坛最成功的戏曲作品是(A )。A.长生殿 B.梧桐雨 C.汉宫秋 D.桃花扇
12.选出与吴敬梓相关的义项(ABCD )。A.文木老人 B.讽刺小说 C.批判科举 D.范进
13.下列义项中，与《西厢记》相关的有(ACE )A.崔莺莺 B.会真记 C.红娘 D.元稹 E.张生
14、晚唐体诗人以晚唐诗人(
CE )为师法对象。
A、杜牧
B、李商隐
C、贾岛
D、皮日休
E、姚合
15、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提出江西诗派的 “一祖三宗”之说，三宗为( ABD
)。 A、陈与义
B、黄庭坚
C、吕本中 D、陈师道 E、杜甫
二、名词解释
1、旷达词。。。。。。。。。。。。。。。。。
2、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赋即是直接铺陈叙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分;兴即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
《大雅》多用赋法，大抵《国风》多用比兴。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动人的艺术魅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有重大影响。
3、建安风力：
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风”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要代表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他们掀起了文人五言诗的创造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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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品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的社会现实，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了作家积极进取的精神，流露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情绪。
特点是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于是，后人把这种独特风格称之为“建安风力”或“建安风骨”
4、山水田园诗派
唐朝诗歌流派。唐朝开国之后，社会经济繁荣，给一些知识分子提供了游览山水田园风光的条件，他们的建功立业之心很强，于是就广泛交际，游览祖国名胜山水，所以山水田园的诗就兴盛起来。起源于陶渊明与谢灵运，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
主要内容是写山水风光和田园生活，大多表现自然之美和闲适心情。特点是“一切景语皆情语”，即作者笔下的山水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色彩，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
5、唐传奇
小说体裁之一，内容多为奇闻异事，构思奇异新颖，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唐传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初唐时期，作品数量少(2)盛唐至中唐时期，这是传奇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如《莺莺传》《长恨歌传》等(3)晚唐时期，这是传奇走向衰落的时期，数量虽多，但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远逊于前期，只有反映豪士侠客生活的作品较有特色。
三、简答
1、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1)形式上，发展了慢词。柳永经常与歌妓乐工交往，因而认识了慢词的生命力，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促使慢词创作繁荣。
(2)内容上，使词由雅转俗。柳永擅长描写青楼妓女和飘泊失意的文人等下层人物，词里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市井平民。他又把从生活中汲取来的通俗化、口语化的俚语俗语运用到词里，使柳词都具有了俗的特点。
(3)表现手法上，善用铺叙和白描。柳永认为小令不适应慢词的需要，因而改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把所写内容先点示明白，再层层铺展开来描写，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
2、结合作品简要谈谈李商隐无题诗表达的思想感情。 。。。。。。。。。。。。。。。
3、结合作品简要谈谈黄庭坚诗的艺术成就。(作品要插入)
(1)结构上，诗的层次分明，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变化的。无论长短，都包含多层意思，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一下子转换，场面突然改变，但其中还是有内在联系的，需要读者用想象补足它。
(2)句法上，讲究修辞造句，重视炼字。喜欢造拗句，不按正常的语法规律，把主语、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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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宾语的次序颠倒，或删去一些句子成份，或把两个意思紧缩在一句中。
(3)修辞上，重视律诗中对偶句的锤炼。有些句子看起来像是散文的句子，但认真体味后，则觉得别有韵味。
(4)音律上，具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美。诗的音律与感情是一致的，特殊的风格需要用特殊的音律来表现，人们把这种诗风称为“黄庭坚体”。
四、论述
1、辛弃疾对巩固和发展豪放词的贡献。
在词的表现内容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词的传统，并超越了苏词。苏词突破了爱情，离别和羁旅的樊笼，以词来书写报国的豪情壮志，农村恬淡的生活和贬居的无限感慨。辛弃疾则更加自觉地开拓创作视野，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抗金斗争，并以此作为词的主体。在词中，作者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 ，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江水东流”)，作者在词中，贯注了对国事的热忱和对抗金的关注。这在词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苏词抒写的爱国情感，只是涓涓细流，那么辛词抒发的爱国热情，则如汪洋大海一般，汹涌澎湃。
从词的意象上看，苏轼把前人不入词的形象入词。吊古伤时，咏怀送别，过去常用诗歌来表达的情感，他也常常用词来表达，抒发他旷达落拓的胸怀。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等，从这些词里，我们可以感触到作者的感情，如长江大河一般，不可阻挡，形成了他的词特有的旷达奔放的特点。辛弃疾的词意象更加雄伟，气韵更加壮阔，景象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旺盛的战斗性，有更加浓郁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看辛词如徒步入山川，只感觉千回百转，姿态飞动，呈现出沉郁顿挫的风格。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如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音，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声后名。可怜白发生!”这首词主要是写作者渴望杀敌报国的豪情壮志，用以勉励陈亮，同时也砥砺自己。全词由醉到梦，又梦到醒，三层意思环环相生，。现实的痛苦使他醉酒，而梦从醉中来。梦没脱离现实，但此梦却梦得逼真。梦中他在犒军点兵，弛骋疆场，杀敌报国，功成名遂。这正说明作者把梦境当作现实，梦得痛快淋漓，写得雄奇豪放。但醒后回到现实中来，却“可怜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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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表现上 ，苏轼以诗为词，更注意词所要表现的内容，而不十分注重协律。故人说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历代诗余》引晁无咎语)，就说明了他的词有摆脱乐律限制的倾向。如他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依杖听江声。”这种词句，与诗已没有什么分别。苏轼的这种做法，解放了词体，打破了词绮罗香泽的传统，把词从闺怨旅思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一种抒情咏怀的新诗体。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以文为词，形成了词的散文化倾向，这是比苏轼更大胆的创造。如他的《哨遍》一词就是如此：“池上主人，人适忘鱼，鱼适忘还水。洋洋乎，翠藻青萍里。想鱼兮无便于此。„„„千古遗文，我不知言，以我非子。”全篇几与散文相似。由于词过于散文化，因而了产生艺术形象不鲜明 ，缺少诗情画 意和感人的艺术力量的缺憾。有时，由于用典过多，又出现了“掉书袋”的毛病。如他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一词，尽管王国在〈〈人间词话〉〉中对它推崇备至，认为“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但要真正“能品”，非穷首寻典，融会贯通不可。
在风格上，苏轼以豪放为主，间以婉约。和苏轼的词相比，辛弃疾的词则更加多样化，以沉郁悲壮为主导，间以清新，诙谐，淡雅，缠绵。他不仅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而且向多方面学习。他学楚辞，学陶诗，学王维，学花间体，学李清照。由于博采众家之长，故辛词有的可达一词二境，其外境缠绵悱恻，内境悲愤激昂，形成了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的独特境界。如〈〈摸鱼儿〉〉，表面看去，这首词只是写惜春，留春而又怨春的情感，只是一篇惜时感伤之作。实则抒发了个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闷和对南宋统治者及黑暗现实的不满。故梁启超评之为“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可见此词，实乃悲愤慷慨之至。
辛弃疾在诗词艺术上的精深造诣，使他的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产生了“稼轩体”，“于剪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稼轩词〉〉)，故“南宋诸公 ，无不传其衣钵”(周济〈〈宋四家词论〉〉)，且影响直贯元明清。因此，他是继东坡之后，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
2、结合作品，略述杜甫诗歌“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思想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政治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即德政。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一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混乱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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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二、国家的战乱，人民的疾苦是他“沉郁顿挫”诗风的现实基础。
杜甫现存诗1400多首，深刻的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诗人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受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
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两京业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将消除战乱一直牢记于心，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写下了《洗别马》，“三吏”“三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
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
六、其八：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到“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苦，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批判，表达了杜甫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
他的《兵车行》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边还戍边”的无奈沉重地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思家念亲悲己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重要的情感基础。
我们看杜甫的一首《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一起首诗人连续四句的景物描写，以凄厉的猿啼、盘旋的江鸟、在强劲的秋风中远近纷纷飘落的树叶、风急浪涌滚滚滔滔苍茫无际的江水，展示了一个萧索凄冷荒远苍茫的秋天景象，为下面抒情主人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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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极力铺垫，这不仅营造出一个凄清悲凉的伤感气氛，更给抒情主人公的出场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示了一个苍茫渺远空阔无靠无依的天地空间。
在这之后，诗人才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姗姗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着一“常”字，可见诗人滞留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了诗人身体衰败，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迈之蹒跚艰难。杜老夫子的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蓝缕、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象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落下来的危险。十四个字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在很多诗作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
五、默写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涉江采芙蓉 《古诗十九首》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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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莆田一中简史
学校创办
1904年，邑人张琴进京会试，拜见邑人甲午科进士江春霖，谈及邑郡兴办中学堂之事不可缓。同年10月，江春霖电促知府宝桢开设中学堂。1905年冬，新科进士张琴返莆拜见兴化府太守赖辉煌，促办学之事。太守发文集绅会议商定：拟名兴郡中学堂，招收莆、仙两县生员，择擢英书院为堂址，张琴主董其事，调拨款项若干。1906年2月，办学案由府置呈报省学政司。同年4月，移案省提学使司注册立案核准。兴化府第一所官办普通中学——官立兴郡中学堂由是成立，校名冠以“官立”区别于私立，标示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官府，“兴郡”系兴化府域的俗称，“中学”则蕴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意。
校名更迭
百年间，学校数易其名：1906年，官立兴郡中学堂;1912年改为“兴化中学校”;1917年，改为“福建省立第十中学”;1927年改为“福建省立第十初级中学”;1929年，改为“福建省立莆田初级中学”;1936年，改为“福建省立莆田中学”;1939年，改为“福建省立莆田初级中学”;1942年，改为“省立莆田中学”;1952年10月，始称“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1969年9月，改为“莆田县城厢镇五七中学”;1972年11月，改为“莆田县第一中学”;1973年3月，改名“莆田第一中学”。
校址变迁
学校原址城内东门内擢英书院，1936年8月奉省教育厅令，自城内东门内搬迁至前省立莆田师范所遗校址(即旧兴化府学内)。1938年，因抗战形势紧迫，学校奉福建军管区令，疏散师生到广宫乡第二校舍。1940年8月，校址自广宫乡迁至城西门外下郑村，以公共庙宇和民房为办公厅及教室。1941年11月3日，奉省教育厅电准，学校又从下郑村搬回城内旧府学内。2003年搬迁至现址。
首招高中学生
1932年8月，首招三年制高中学生，因校舍不足于次年春并入省立莆田师范学校普通科。1933年春季，学校正式设立高中部，继续招收三年制高中学生。1937年，根据全省中等教育改造案，学校改为省立莆田初级中学，停止高中招生，未毕业的在校高中生并入省立福州高级中学。1942年，学校再次易名“省立莆田中学”，成为莆仙两县唯一一所省立完全中学。同年春季，恢复高中招生考试。1998年起，停止初中招生。
高考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学校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为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生。1952年，华东13所高等院校招生联考，全校高三毕业生100%达到高考分数线，创全省最高纪录。1957年8月，300余名毕业生参加高考，7人考入清华大学，4人考入北京大学，这一成绩轰动八闽大地。1959年、1960年，学校连续夺得全省高考第一名，被誉为“高考红旗”。1959年，省教育厅授予学校 “福建省高考红旗” 锦旗一幅。1962年，19名学生考取清华北大。1963年，21名学生考取清华北大。
成立党工团组织
1954年4月，中共莆田一中支部委员会成立，杨国华校长兼任党支部书记。1988年成立中共莆田一中总支委员会，李山同志任总支部书记。2004年，中共莆田第一中学委员会成立，党委书记黄荔军。党委下辖文科、理科、综合、擢英、退休五个支部。
1952年5月，校教工会正式成立，王家骧为首任教工会主席。1985年底，学校建立了教代会制度，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审议学校的重大方案等。
1950年，校团支部成立，吴景宁任书记。1950年12月，经县委批准，学校团支部升格为团总支。1956年5月，经团地委批准，学校成立了团委会，方元澍任团委书记。
校友会成立
1994年10月15日，经莆田市民政局核准，莆田第一中学校友会成立，会址设在校内，有会员校友1000人，并设立以施天水为法人代表的理事会。校友会以“热爱莆田一中、建设莆田一中、振兴莆田一中、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为宗旨。具体任务是协助母校促进科研经验交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与师生福利。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内外团体和个人捐赠款及会费。目前分会有六个：兴安分会、北京分会、福州分会、厦门分会、深圳分会、上海分会等。2006年校友杨春霖捐款25万美元，助建学校春霖艺术楼。
一级达标中学
1953年，学校因办学成绩突出，被省教育厅定为省首批重点中学，1978年，被确定为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3年1月，按照新时期的办学要求，学校向市人民政府递呈了《关于莆田一中定级达标的请示报告》，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随后，学校成立以施天水校长和李山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根据学校实际制定了达标规划和实施细则。1993年12月，市教育局验收组按《福建省普通中学定级验收要求(修订稿)》的一级指标，对学校定级申报进行初评验收，报请省教委验收审批。1994年1月，省教委莅校进行全面认真的考评验收，以96分的成绩确认学校一级达标。 乔迁新址
2001年5月，市委、市政府作出东大路老校区与学园南街校区(原为擢英中学办学点)置换的决定。在吴智园校长和黄荔军书记的领导下，学校全面启动新校区建设工程，在擢英中学原有的57亩土地的基础上另购90亩，扩建新校舍。2003年 8月28日学校正式乔迁至现校址，开创了莆田市学校搬迁新校、扩大办学空间、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先河。几年后，又征购荔枝林带30多亩，现校园总面积达170多亩，分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三部分，建筑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东大门校名由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题写。搬迁新址后，办学容量与条件进一步提升，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创办擢英中学及妈祖城校区
1995年6月，莆田一中校友会以30多万元流动资金作为启动基金，创办私立莆田擢英中学，并于同年秋季面向全市招收初中新生。1997年，擢英中学停办。1999年，在南门租借校舍复办。2000年 6月，购得学园路南街57亩土地筹建办学点。2003年，升格为完全中学，迁入莆田一中东大路老校区办学。
2007年11月1日，莆田一中妈祖城校区奠基开工仪式隆重举行。校区规划用地438亩，规划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2013年7月，市人民政府正式批文同意设立莆田市外国语学校，与莆田一中妈祖城校区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学校设置为完全中学，行政隶属市教育局管理，学校常规管理纳入莆田一中统一管理。2013年秋季开始面向全市招生。
创办中美高中课程实验班、新疆班
2012年7月，经省教育厅批准，我校与美国达拉斯市比索迪昂(Bishop Dunne)高中共同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正式招生，成为莆田首家举办中外课程班的学校。实验班每年面向全市招收学生120人，学制三年。办学实行双轨制，毕业生可以参加国内高考也可以选择出国留学，满足他们多样化升学需求。实验班的创办，标志莆田一中办学国际化和多元化进入实践阶段。
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学校自2012年秋季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开创了莆田举办民族教育的先河。8月30日，首届新疆班的师生抵达莆田一中。为了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学校专门建设新疆学生宿舍，开办清真食堂并从新疆聘请清真厨师为学生服务。
国际奥赛金牌
八十年代以来，学校教改实验成绩显著，学生专长突出。学生参加各级各学科奥赛及各类竞赛成绩突出，每年均有几十位学生获各级表彰。1988年7月，在第20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学生卢国强获得团体金牌、个人铜牌，这是莆田市在国际中学生学科竞赛中获得的第一枚奖牌。2004年，学生周腾勇夺第15届国际生物奥赛金牌，实现了莆田市中学生国际学科奥赛金牌零的突破。
高考成绩
五、六十年代，学校以高考红旗著称。改革开放后，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保持了较高的升学率。三十多年来，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207人，1017名学生获得莆田市许亚琼奖学金，占全市获奖总数的44.6%。特别是2010年以来的四年内，共60人考取清华、北大，6人考取香港大学。其中，2010届高考理科全省前50名占12名，前100名占20名，18人考取清华、北大;2013届文理科本一总上线率达91%。
学校传统
1920年，举行首届田径运动会。
1971年，首办元旦环城跑和“五四”火炬环城跑活动。 1983年，建立每周一升旗制度。 1984年，实行劳动卡制度。 1985年，成立蒲钟文学社。 1987年，实行“班级周记”制度。 1988年，实行班级精神文明评比制度。 1987年，开展军训活动。 1994年，成立《青春》编辑部。 1994年，举办首届五四辩论赛。
历任领导
名师辈出
一百多年来，一代代莆田一中教职员工甘当铺路石，乐为人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祖国的花朵。在成就学生的同时，教师不断成长，涌现出一大批名师。如翁祖烈、赖汝楫、江宗朴、林永熙、郑大成、宋庆嵩、黄明哲等老一辈名师，施天水、朱国容等省杰出人民教师，吴智园、吴金寿、黄家扬、李正中等11位特级教师。一批中青年教师茁壮成长，如陈国文等省名师，郑梓华等7位市名师，郭丽华、施银辉等省市优秀班主任，省教学技能大赛特等奖获得者余瑛等。现在职250多位教职员工中，有特级教师3名，高级教师93人，硕士研究生58人，国家级、省、市级骨干教师和省、市级学科带头人有56名。
英才校友
一百多年来， 4万多校友从这里起程，谱写人生的新篇章。其中有护法运动先驱林师肇、邹鸿俦、林一士等，有革命烈士王于洁、韩永藩、徐元昌、欧成龙等，有抗战英雄温彦斌、陈文杞、林擎岱、陈祖勋等，有院士专家林兰英、闵桂荣、杨锦宗、黄维垣、蔡自兴、黄文魁等，有党政高级干部林一心、林汝南、黄国璋、肖键、李礼辉、陈金海、黄春萼等，有文学家教授学者郭风、朱维干、陈一琴、李建平等，有体育明星刘玉煌、翁康强等，还有各行各业杰出人士陈文松、林玉华、林加国、许国雄、杨义坚、王一飞、吴景宁、姚明、吴志忠、陈金象、林永育、蔡福金等，有后起之秀卢国强、黄岩谊、周腾等。
体育特色1 1920年，学校举办首届田径运动会，竞赛项目有田径项目，也有表演项目棍操、兵列操、国术等。1931年起，学校每年举办2次运动会。1947年秋季，20多名学生运动员加入莆田县田径访问团远征福州、上海、南京三地，三战三捷，震撼全国体坛。1948年，陈碧英获得全国体育运动会女子跳远、女子200米两项冠军。1983年，刘玉煌获得第6届亚洲田径锦标赛跳远冠军，并于1984年获第23届奥运会跳远比赛第五名。1982年翁康强获得第9届亚运会十项全能比赛冠军。2005年宋健获得亚洲田径大奖赛跳远冠军。2011年，林清获得第7届世界少年田径锦标赛跳远冠军，并于2012年获得第15届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跳远冠军。
体育特色2
学校重视群众性体育运动，课外文体活动形式多样。常年开展年段篮球联赛、羽毛球赛等。自127届起，学校运动会增设了集体跳绳、个人跳绳、提送沙袋、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成为盛大的体育节。学校竞技体育成绩显著。近年来，田径队3次获得省传统校田径比赛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篮球队参加省青少年锦标赛、省重点体育传统校篮球赛等各种比赛，10多次获得冠军并代表福建参加全国比赛。2009年，学校男篮获得中国高中男子篮球联赛总决赛亚军，系建国后我省中学生篮球比赛最好成绩。学校荣获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先进集体，被评为国家级传统项目学校、福建省传统项目先进单位等。
科技教育特色1
学校科技教育传统底蕴深厚。标本制作、集邮、航模、地理兴趣小组、天文观测等社团活动及成绩曾蜚声省内外。1988年郭雪梅获卢森堡国际青少年集邮展览铜牌奖。经过几代科技辅导员努力，学校形成了一批科技特色项目：发明创造、电脑作品创作、智能机器人、科技教育校本课程等。近年来，学生参加全国青少年电脑制作比赛、创新大赛、青少年电脑制作比赛、电脑机器人竞赛、青少年创意大赛等竞赛成绩斐然，获全国一等奖14人次，二三等奖16人次，省级奖50人次。21项学生发明作品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2008年方子韬、蔡凌楠参加亚洲机器人VEX联赛获高中组金牌。2000年陈俊新获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大赛第一名。
科技教育特色2
新时期，学校按照“继承传统、开拓创新、面向全体、深化特色”的科技教育工作思路，在巩固竞赛成绩的同时，全面开展群众性科技创新创意活动，发展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承办市科技活动周及省机器人大赛，经常邀请院士校友等回校讲座，常年开展校园科技节、科技兴趣小组、学科游园活动和科普挂图展等活动。2012年，举办首届“奇思妙想”科技创意节，学生们用天马行空的创意作品，展示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近年来，学校被授予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福建省知识产权试点学校、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福建省科普示范校、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突出贡献学校、福建省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学校荣誉
一百多年来，学校因优良的办学质量，得到上级和社会各届的广泛认可。近年来学校获得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先进集体、中国百强中学、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实验学校、国家教师基金“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实验校、历届省级文明学校、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省青少年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省素质教育工作先进学校、省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学校、省实施素质教育工作先进学校、省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省“五一”劳动奖状单位、省模范职工之家、省青少年科技教育突出贡献学校、市一类平安校园、市素质教育优秀学校等各级荣誉。
校训、校歌、校标
百年来，校训几经更替，2004年始以“进德、力学、求实、超越”为校训。北宋蔡襄言：州郡之有学，所以励贤才而进德业„„。进德可资载物，这是办学的首要工作。南宋郑樵夹漈草堂内有幅对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书曾诣阙精神贯彻古今;勉励后人做学问要有恒心、有毅力、不怕苦、不怕累，方有大成就。力学方可成就事业，这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求真务实，以期笃行，这是学校的优良传统。开拓创新，不断超越，这是莆田一中人不懈追求与发展的动力。
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曾编有校歌，建国后中止。2005年重新编定校歌《名邦之光》。校标以“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为核心意旨。
林兰英(1918.2-2003.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中国太空材料之母。1933年考入省立莆田中学，1940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1955年获美国宾州大学固体物理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历任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长期从事半导体材料科学研究工作，是我国半导体科学事业开拓者之一。先后负责研制成我国第一根硅单晶、第一根无错位硅单晶、第一台高压单晶炉、第一片单异质结SOI外延材料、第一根GAP半晶、第一片双异质结SOI外延材料，为我国微电子和光电子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7年在世界上首次在太空用降温凝固法从熔体中生长砷化镓单晶获得成功，负责研制的高纯度汽相和液相外延材料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四次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三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8年获霍英东成就奖，并受到中央三代领导人的关怀和接见。
闵桂荣(1933.6-)，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学及空间技术专家。1952年莆田一中高中毕业，1956年南京工学院研究生毕业，1963年前苏联科学院研究生毕业，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热控制研究室主任、空间飞行器总体部主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卫星系列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
三、第
四、第五届常委等职。在航天器热控制方面，负责完成了我国多种人造卫星的热控制任务，并在航天器热控制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作出系统和创造性的成就。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领导完成我国第一颗卫星和多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和飞行工作，组织领导完成国家12颗卫星的研制、飞行和应用工作。20世纪90年代，担任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组织领导我国未来航天创新技术的研究工作。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两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两次获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杨锦宗(1932.8-2008.12)，中国工程院院士，精细化工专家。1952年莆田一中高中毕业，1955年大连工学院毕业，后师从前苏联专家攻读副博士学位，1983年到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被大连理工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出任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精细化工》等多种学术期刊编委会主任委员或委员。开展创新染料的研究，对“染料-纤维-助剂”的相关性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高了固色率并降低污染;率先研究可反应性高分子染料，首次把染料在纤维上的固色率提高到99%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首先发现分散剂分子量分布对分散染料分散性和热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在国内率先开展新型表面活性剂烷基糖苷的研究和生产。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8项，国内外专利5项，“从活性染料到反应性染色的理论与实践”获2000年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局科技进步一等奖;获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黄维垣(1921.12-)，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1932年考入省立莆田中学，1943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1949年获广州岭南大学硕士学位，195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哲学博士，后任哈佛大学化学系博士后研究员。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所长、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化学学报》主编等。早年从事甾体化学和天然产物化学的研究，为中国甾体药物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50年代末转向有机氟化学和含氟材料的研究，曾先后为氟油、氟塑料、氟橡胶、含氟表面活性剂及氟碳代血液在中国的研制成功作出贡献，1982年发现亚磺化脱卤反应，继而发展了全氟烷基亚磺酸盐和全氟烷基磺酰卤化学，对中国的核工业和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并为中国氟化学工业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科研成果获国防科委科技成果三等奖2项，中科院科技进步
一、
二、三等奖共5项，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1997年陈嘉庚化学科学奖。
第五篇：茶具发展简史
《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即为茶。这就是说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开始利用茶了。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栽培和利用茶树。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伴随着品茶的诞生，茶具也在文明的演进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部分。茶的盛行，最有功绩的当属陆羽，这位茶圣及其著作《茶经》将茶的地位提高到了修身养性的高度，而其中茶具文化又是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郎分。茶具一词最早见于西汉王褒的《僮约》赋中“烹茶尽具”一词，即指烹茶极讲究及其用具。纵观茶具的发展历史，对于茶具的讲究并非一开始就有之，它是随着茶文化的发展和饮茶习惯的改变而逐渐形成的。
茶的利用经历了从药用到食用到饮用，从煮食(战国)到煮饮(唐)再到泡饮(明代)的演变。人们饮茶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秦汉时期，饮茶之风逐渐传播开来。在唐代则 成为举国之饮，成为茶在历史上的最盛时期，也是在这个时期，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 陆羽的《茶经》问世。宋代，饮茶更是发展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一种典雅的艺术。
“水为茶之母、壶为茶之父”。茶具，古文献中称为茶器。通常是指人们饮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具。茶具是在“茶之为饮”以后出现的，并随着饮茶的发生而发生，随着饮茶的发展而发展。茶具的发生和发展，如同酒具和食具一样，历经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共用到专
一、从粗糙到精致的过程。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饮茶的茶具，是与酒具、食具共用的。这种器具是一种小口大肚、陶制的缶。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黑陶器，便是当时食具兼作饮具的代表作品。
纵观茶具发展的脉络，不同时代的饮茶方式也有不同。如唐代以饮用煎茶、饼茶为主，饮茶方式多为煎茶法。时至宋代，人们尚饮饼茶，改为点茶法，并出现了斗茶和分茶， 并以茶汤“面色鲜白”、乳花“著盏无水痕”为判定标准，改唐碗为宋盏。明代后促进了散茶的改进，受清饮之风的影响，唐宋用于炙茶、碾茶、煮茶等的茶具不再需要，而转为注重通过冲泡体现茶叶新绿本色的茶具，多为白色或淡色。
一、最早的饮茶器具(汉代)
很难说清楚，饮茶的器具与酒距、食具共用，有人说商代前后就有了茶具陶——口小、肚大。大多数专家认为我国最早的烧及饮茶器具的是西汉，王褒《亿约》(公元前59年“武阳买茶，享荼尽具”这个具可能是茶具或食具。
二、专用茶具的出现 茶学界公认最早的有关茶具的文学记载是西晉(公元265-316年) 左思(約公元250-約305年)的《娇女诗》，其中有“心为荼荈剧，吹噓对鼎砺。”這“鼎”當属茶具。
二、完备的唐代茶具：
1茶具的形成期：汉代→→隋唐以前。从汉代到唐代，人们饮茶通常加葱、姜、橘子等物一起煮与煮汤(蔬菜)无差别，或用来解渴，或用于菜食，可能与食具共用。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huo)煮水 2专用茶具的确立(陆羽)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阶段，于是茶具的艺术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为此，陆羽在总结前人饮茶使用的各种器具后，开列出28种茶具的名称，并描绘其式样，阐述其结构，指出其用途(见《茶经•四之器》)。这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对茶具的最明确、最系统、最完善的记录。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唐代时中国茶具不但配套齐全，而且已是形制完备。如果说，陆羽在《茶经》中提及的只是民间的饮茶器具，那么，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成套饮茶器具，则为人们提供了大唐宫廷饮茶器具的物证。
三、兴盛的宋代茶具
宋代饮茶器具进人宋代，虽然饮茶方法有所改变，但无论是宋代初期的煮茶法和饮茶法并存，还是进人宋代中期以后，点茶法大行其道之时，其法都出自唐代。而且饮的茶与唐朝一样，仍然是以紧压茶为主，茶的加工方法也无多大变化，只是饼茶的花式品种有所改变罢了。所以，宋代的饮茶器具与唐代相比，在种类和数量上，并无多大变化。宋代民间饮茶多用茶盏，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但宋人饮茶，更讲究烹瀹技艺，特别是盛行的斗茶，不但讲究点茶的技和艺，而且对斗茶用的茶和水，以及用于斗茶的器具，都要求精益求精，以达到斗茶的最佳效果。华丽的点茶法的流行、金银具的盛行、黑釉建盏的不可一世，子民们郁郁不得志之余，一门心思置身于“斗茶”的游戏之中，这对茶具如醉如痴、魂系梦牵，及宋人对茶艺精益求精的追求，也深深影响了近邻日本，逐渐日本茶道追名于世。
品茶器具：唐人流行越窑青瓷茶碗，宋人时尚建窑黑釉盏; 煮水器具：唐时为敞口式的，宋代改用较小的茶瓶来煎水; 碾茶器具：唐代民间用木质或石质的茶碾碾茶，但宋时的茶碾虽然也有用木质或石碾制成的。
四、过度时期的元代茶具品茶器具：
元代时期较短，没有生产出有特色的茶具，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南宋时期茶具的特色。蒙古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使元代的茶具朝厚重与豪放方向发展。 元代茶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茶叶加工，还是饮茶方法，抑或是使用的茶具，元代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一个过渡时期。
五、明代
明代茶具，对唐宋而言可谓是一次大的变革。明朝，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白瓷异军突起。 明代中期以后，开始注重“茶味”讲究“壶趣”，出现了用瓷壶和紫砂壶的风尚。 品茶用具瓷色尚白，器形贵小。 明清返璞归真的茶风，为茶具走向辉煌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茶具的发展终于步入正轨， 并达到顶峰，景德镇甜白瓷和青花瓷铸就了瓷业的一段辉煌，宜兴紫砂茶壶更是庞大茶人的至宝。在品饮香茗的同时，欣赏精致可人的茶具，实属一次从艺术到心灵的震撼。
六、清代饮茶器具
清代，慢慢形成了以瓷器和紫砂壶为主的局面。茶具种类有了长足的发展：珐琅彩，彩粉，金彩瓷，脱胎瓷器，竹木茶具等。另外茶类有了很大发展，除绿茶外，又出现了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黄茶，形成了六大茶类。但这些茶仍属条形散茶。所以，无论哪种茶类，饮用时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冲泡法。但与明代相比，清代茶具的制作工艺技术却有着长足的发展，这在清人使用的最基本茶具，即茶盏和茶壶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清代的茶盏和茶壶，通常多以陶或瓷制作，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繁荣，并以“景瓷宜陶”最为出色。清时的茶盏，康熙、雍正、乾隆时盛行的盖碗，最负盛名。盖碗由盖、碗、托三部分组成。此外，自清代开始，福州的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生物(如椰子、贝壳等)茶具也开始出现，自成一格，异彩纷呈，形成了这一时期茶具新的特色。
我国的茶具，种类繁多，造型优美，除实用价值外，也有颇高的艺术价值，因而驰名中 外，为历代茶爱好者青睐。中国茶具，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兼具实用和鉴赏价值，为历代 饮茶爱好者所青睐。茶具的使用、保养、鉴赏和收藏，已成为专门的学问，世代不衰。
通过一年对中国茶具发展简史的学习，让我更多的了解中国茶文化，增加了对茶文化的 理解与感悟，对茶的享受又多了一成。现代茶具，式样更新，名目更多，做工更精，质量也属上乘。在这众多质地的茶具中，贵的有如金银茶具，廉的如竹木茶具，此外还有用玛瑙、水晶、玉石、大理石、陶瓷、玻璃、漆器、搪瓷等制作的茶具，枚不胜数。
茶异于酒，同是醉，茶是信任，酒是胡话。相逢相庆，宜饮茶，即使分离，也哀而不伤，因为明净，怨而不亢，因为厚道;茶别于水而不忘本，淘肺腑，涤郁结，人情味十足，茶浓茶淡，心意盎然，简直是一纸前人序言今人续文的佳作，天不荒地不老，全无烂柯之虞。那茶洋溢着沧桑对青春年少的追忆，无声无息的往事，历历在目，梦一般的可及不可触，在缥缈的香涩中萦绕，在莫名的心绪里飘逸，久遣不散„„
我国最先发现和利用茶。《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即为茶。这就是说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开始利用茶了，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传说使茶这种植物首次被人们以药物形式所认识，所以历代茶学家、医学家都认为，茶不但是一种生津解渴的饮料，而且还是一种富含营养和药理功能的保健品。
茶的利用经历了从药用到食用到饮用，从煮食(战国)到煮饮(唐)再到泡饮(明代)的演变。人们饮茶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秦汉时期，饮茶之风逐渐传播开来。在唐代则成为举国之饮，成为茶在历史上的最盛时期，也是在这个时期，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陆羽的《茶经》问世。宋代，饮茶更是发展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一种典雅的艺术。 茶具，古文献中称为茶器。通常是指人们饮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具。
茶具是在“茶之为饮”以后出现的，并随着饮茶的发生而发生，随着饮茶的发展而发展。 茶具的发生和发展，如同酒具和食具一样，历经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共用到专
一、从粗糙到精致的过程。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饮茶的茶具，是与酒具、食具共用的。这种器具是一种小口大肚、陶制的缶。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黑陶器，便是当时食具兼作饮具的代表作品。 按现有史料而论，中国最早谈及饮茶使用器具的是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王褒的《僮约》，其中谈到：“烹荼尽具，已而盖藏。”
在中国作为饮茶时所需的专用器具，即茶具的出现，最晚始于汉代。 但茶具在民间的普遍使用，以及成套专用茶具的正式确立，还是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 尽管从汉代开始已可找到茶具的踪迹，但作为专用茶具在民间普遍使用和确立，尚需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既有与食具共用的，也有作为茶具专用的，两者并存，可称之为过渡期。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人类当时对茶的饮用方式有关。 尽管自秦汉以来，茶已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饮料，但当时的饮茶方法粗放。
唐代诗人皮日休写了十首咏茶诗，诗前写了一篇“序”。序文说，陆羽以前，人们饮茶，叫做“茗饮”，其法“与夫瀹(yue)蔬而啜者无异也”。这就是说，与煮蔬菜食汤无什么区别，或用来解渴，或用来作食，如此饮茶，当然不一定需要专用茶具，自可用食具或其他饮具代之。应该说，明确表示有茶具意义，并为茶学界公认的有关茶具的最早文字记载，则是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其内有句：“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砺”。 这“鼎砺”当属茶具，差不多与左思同一时代的杜育，在他写的《赋》中谈到：“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 “东隅”一词，有人认为是指浙东的宁(波)绍(兴)地区;也有人认为“东隅”即“东瓯”，是指浙东南的温州一带。而其中提到的当时饮茶器具“匏”，原本是酒具，其式似古代公刘使用的葫芦状的壶。 《茶经•七之事》中引《广陵耆老传》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接着，《茶经》又引述了西晋八王之乱时，惠帝司马衷蒙难，从河南许昌回洛阳，侍从“持瓦盂承茶”敬奉之事。
中国在汉代以后，隋唐以前，尽管已有出土的茶具出现，但食具和包括茶具、酒具在内的饮具之间，区分并不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者是共用的。 这种情况，以后一直被沿用下来。北宋诗人苏东坡日：“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尊自在尝。”这里说的饮茶器具匏和尊，其实也是古代的酒具。
即使在今日，这种酒具、食具、茶具互用的情况，也时有所见。如果选配得当，还有“返璞归真”之感。 但就茶具发展史而言，应该说自汉开始，经六朝，至隋唐以前，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茶具已经法相初具了。
唐时，随着饮茶之风在全国兴起，并讲究饮茶情趣，茶具已成为品茶和茶文化的主要对象之一。 为此，陆羽在总结前人饮茶使用的各种器具后，开列出28种茶具的名称，并描绘其式样，阐述其结构，指出其用途(见《茶经•四之器》)。
这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对茶具的最明确、最系统、最完善的记录。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唐代时中国茶具不但配套齐全，而且已是形制完备。 如果说，陆羽在《茶经》中提及的只是民间的饮茶器具，那么，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成套饮茶器具，则为人们提供了大唐宫廷饮茶器具的物证。 根据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 这“七事”是指茶碾，包括碾轴;罗合，分罗身、罗合和罗盖;以及银则和长柄勺。 中国的专用饮茶器具，自唐代确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后，随着茶类的创新和饮茶方法的改变，饮茶器具也随之发生变化。 宋代饮茶器具
进人宋代，虽然饮茶方法有所改变，但无论是宋代初期的煮茶法和饮茶法并存，还是进人宋代中期以后，点茶法大行其道之时，其法都出自唐代。 而且饮的茶与唐代一样，仍然是以紧压茶为主，茶的加工方法也无多大变化，只是饼茶的花式品种有所改变罢了。 所以，宋代的饮茶器具与唐代相比，在种类和数量上，并无多大变化。
但宋人饮茶，更讲究烹瀹技艺，特别是盛行的斗茶，不但讲究点茶的技和艺，而且对斗茶用的茶和水，以及用于斗茶的器具，都要求精益求精，以达到斗茶的最佳效果。 因此，与唐代相比，宋代饮茶器具更加讲究法度，形制愈来愈精，举例如下。 品茶器具：唐人流行越窑青瓷茶碗，宋人时尚建窑黑釉盏; 煮水器具：唐时为敞口式的x，宋代改用较小的茶瓶来煎水; 碾茶器具：唐代民间用木质或石质的茶碾碾茶，但宋时的茶碾虽然也有用木质或石碾制成的，还有用银、铜、熟铁制成的，形制也有一定变化; 炙茶用器：唐时用的是小青竹制的夹，宋时用的是金属夹子; 生火用器：宋代与唐代用的大多为熟铁制成的古鼎形的炉，但宋时质地更为广泛。有石质的、泥制的、砖制的。 元代饮茶器具
到了元代，从茶的加工到饮茶方法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茶叶蒸后经捣、拍、焙、穿、封加工而成的紧压茶开始衰退，经揉、炒、焙加工而成的条形散茶(即芽茶和叶茶)开始兴起， 因此直接将散茶用沸水冲泡饮用的方法，逐渐代替了将饼茶研末而饮的点茶法和煮茶法，与此相应的是一些茶具开始消亡，另一些茶具开始出现。 所以，从饮茶器具来说，元代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一个过渡时期。
元代时期较短，没有生产出有特色的茶具，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南宋时期茶具的特色。 蒙古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使元代的茶具朝厚重与豪放方向发展。 明代饮茶器具 明代茶具，对唐宋而言可谓是一次大的变革。随着条形散茶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饮茶改为直接用沸水冲泡，这样唐、宋时的炙茶、碾茶、罗茶、煮茶器具成了多余之物，一些新的饮茶器具品种则脱颖向出。 而对明代而言，对这些新的茶具品种是一次定型，因为从明至今，人们一直采用沸水泡茶，所以使用的饮茶器具品种，基本上已无多大变化，仅仅在茶具式样、工艺或质地上有所变化罢了。
明张谦德《茶经》专门写了一篇“论器”，提到当时的茶具有茶焙、茶笼、汤瓶、茶壶、茶盏、纸囊、茶洗、茶瓶、茶炉9件。现将明代几种有代表性的饮茶器具，说明如下。
贮茶器具：明时，由于人们饮的是条形散茶，比早先的团饼茶更易受潮，因此，贮茶就显得更为重要。 选择贮存性能好的贮茶器具茶瓶，就成了茶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一般说来，明代贮茶，采用的是既贮又焙，贮、焙结合的方法。
洗茶器具：“洗茶”一说，始见于明代。顾元庆的《茶谱》中记有“煎茶四要”，其中之一就是茶在品饮前先要“洗茶”， 即用热水涤茶，目的是去“尘垢”和去“冷气”，前者是指洗去混在茶中的灰尘和杂质，后者是指淋去渗人茶中的阴湿之气。 对如何洗茶，冯可宾的《芥茶笺》有详细记载：在烹茶之前，用“热水涤茶叶”，水“不可太滚”，否则会冲淡茶味。
烧水器具：明代的烧水器具主要有炉和汤瓶，其中，炉以铜炉和竹炉最为时尚。 饮茶器具：明代，饮茶器具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小壶的出现，二是茶盏的变化。 总的说来，与前代相比，明代有创新的茶具，当推小茶壶和茶洗。 还有改进的是茶盏，它们都由陶或瓷烧制而成。 在这一时期，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和青花瓷茶具、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具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色泽和造型、品种和式样，都进入了穷极精巧的新时期。 清代饮茶器具
清代，茶类有了很大发展，除绿茶外，又出现了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黄茶，形成了六大茶类。 但这些茶仍属条形散茶。所以，无论哪种茶类，饮用时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冲泡法。
在这种情况下，泡茶用的茶具无论种类和形式，基本上没有突破明人的规范。如生火仍然推崇竹炉。 另在京城北京，还流行一种以木为框、内外敷石灰的三角形小茶炉，其表面绘有飞禽走兽、鱼虫花草、人物山水，倒也显得十分雅致。 烧水用的茶瓶，当时也有称为茶铫的，仍习用明人的陶瓷或铜锡茶瓶。只是在烹茶过程中，清代对洗茶这一道工序，已不如明代那么重视。 在清代许多有关饮茶的文献和著作中，都未谈及洗茶，也未谈到茶具中有茶洗之说，表明茶洗已从茶具中淘汰。 但与明代相比，清代茶具的制作工艺技术却有着长足的发展，这在清人使用的最基本茶具，即茶盏和茶壶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清代的茶盏和茶壶，通常多以陶或瓷制作，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繁荣，并以“景瓷宜陶”最为出色。 清时的茶盏，康熙、雍正、乾隆时盛行的盖碗，最负盛名。盖碗由盖、碗、托三部分组成。盖呈碟形，有高圈足作提手;碗为大口小底，有低圈足;托实为中心下陷的一个浅盘，其下至于茶壶，不但造型丰富多彩，而月品种琳琅满目，著名的有康熙五彩竹花壶、青花松竹梅壶、青花竹节壶，乾隆粉彩菊花壶、马蹄式壶，道光青花嘴壶、小方壶等。 陷部位正好与碗底相吻。 清代的汪苏宜兴紫砂壶茶具，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 紫砂壶可分五大类：光身壶、花果型、方壶、筋纹型、陶艺装饰壶。
此外，自清代开始，福州的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生物(如椰子、贝壳等)茶具也开始出现，自成一格，异彩纷呈，形成了这一时期茶具新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