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民俗文化范文

2022-05-30

第一篇:满族民俗文化范文

时代文化回眸-满族文化

****大学

时代文化回眸结业论文

文化--时代的语言

(—— 满族的饮食文化)

姓名:学院:学号:

2010年12月12日

摘要:满族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以及与汉族频繁交流,饮食习惯一方面与汉族有相似之处,如吃大米、小米、面食等等。另一方面仍有自己的特点,如喜吃甜食、过节时吃“艾吉格饽”(即饺子)等。还保留了饽饽、酸汤子、萨其玛、火锅等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满族人一日三餐,习惯早晚吃干饭或稀饭,中午吃用黄米或高粱做成的饼、糕、馒头、饽饽、水团子之类,做干饭也多用小米、高粱、玉米。满族人习惯养猪,每年春节杀的年猪,把一部分肉腌在坛子里,以备一年的食用。其余的用来改善生活,款待来客。最习惯的吃法是白肉血肠,猪肉炖酸菜粉条。逢节庆日,都吃饺子,阴历除夕年饭必吃手扒肉。

关键词: 满族 饮食习惯 传统风味 生活环境

满族简介:满族是历史影响尤为显赫、人数众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目前全国满族总人口已超过1,000万(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为9,846,776人),仅次于壮族,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满族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超过全国满族人口的半数。其次为河北、北京、吉林、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新疆、宁夏、甘肃、福建、山东等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大中城市。除这些主要集中分布地以外,满族人口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 满族自称“满洲”,满洲意为吉祥、幸福、平安的土地之意,1911年辛亥革命后官方将“满洲族”简称为“满族”。 满族是惟一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建立过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满族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上溯到公元前商周时的肃慎、汉至两晋时的挹娄、北魏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北宋至明时的女真。“白山黑水”——

长白山以北、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广阔地区是满族先民的发祥地。本论文主要介绍的是满族的饮食文化。

满族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以及与汉族频繁交流,饮食习惯一方面与汉族有相似之处,如吃大米、小米、面食等等。另一方面仍有自己的特点,如喜吃甜食、过节时吃“艾吉格饽”(即饺子)等。还保留了饽饽、酸汤子、萨其玛、火锅等有民族特色的食品。

饽饽是满语,是由黏米做成的,有豆面饽饽、苏叶饽饽、黏糕饽饽等。根据不同的季节制作不同的饽饽,一般春天做豆面饽饽,夏日做苏叶饽饽,秋冬做黏糕饽饽。豆面饽饽是用大黄米、小黄米磨成细面,再加进豆面蒸制而成。这种饽饽颜色呈金黄,有黏性,味香可口。苏叶饽饽是用黏高梁面和小豆的豆泥混合拌匀,外用苏叶包起来蒸熟的。这种饽饽有一种苏叶的特殊香味,别具风味。黏糕饽饽是用大黄米和小黄米浸泡之后磨成面,在黄米面中间包上一些豆泥蒸熟后制成的。这种饽饽用油煎着吃,或沾着糖吃,既香又甜。

萨其玛是满族传统风味糕点。“萨其玛”是满语,汉语叫金丝糕、蛋条糕。它用精粉、鸡蛋、糖、芝麻、瓜子仁、青红丝等做成。它的做法是将鸡蛋去壳后加适量的水,搅打起泡后倒入和好的面中,揉成面团,然后擀成薄片、切成细条,用油炸成黄白色捞出,再将糖和水放进锅内烧开,制成糖稀,再将炸好的细面条用糖稀拌匀,倒进铺以芝麻、瓜子仁、青红丝的一只木框内压平,用刀切成方块制成。这种食品色、香、味、形俱佳。

满族人还喜欢吃火锅。火锅这种吃法在满族先民中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古时,女真人在狩猎时,常用篝火烧陶壶来煮食物吃,塞外天寒,往往边烧边吃,这是火锅的雏形。后来随着金属器皿的广泛使用,使火锅正式诞生。随着时代

的进步,这种吃法进一步发展,内容也大大丰富起来。在满族历史上出现过雀火锅、天上锅(飞禽锅)、地上锅(走兽锅)、水中锅(鲜鱼锅)、渍菜白肉火锅等。火锅在全国流行以后,各地居民把本地佳肴食俗融进了火锅,出现了许多新品种,风味各异,使火锅食品呈现出百花纷呈的局面。

清代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菜肴是满汉全席,又名“满汉燕翅烤全席”。满汉全席产生于清代官府,因而菜肴繁多精美,场面豪华,礼仪讲究,其中满族肴馐起着主导作用。在满汉全席中,熊掌、飞龙、猴头、人参、鹿尾等满族故土的特产是席上的珍肴,其做法是满族传统的烧、烤、煮、蒸。在满汉全席中,火锅类和砂锅类菜肴也占突出地位,这类菜肴都和满族风味有关。

满族人一日三餐,习惯早晚吃干饭或稀饭,中午吃用黄米或高粱做成的饼、糕、馒头、饽饽、水团子之类,做干饭也多用小米、高粱、玉米。满族人习惯养猪,每年春节杀的年猪,把一部分肉腌在坛子里,以备一年的食用。其余的用来改善生活,款待来客。最习惯的吃法是白肉血肠,猪肉炖酸菜粉条。逢节庆日,都吃饺子,阴历除夕年饭必吃手扒肉。

满族先民时期主要从事渔猎业,居无定所,食不定时,有时一家人举行宴会,大家都无拘无束,载歌载舞。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从事农耕生活,传统的聚餐已不多见,但满族人好客的习俗经久不衰。一般的客人或老人从外边进来,年轻的媳妇马上出来施礼迎接,到屋后,先敬烟,后倒茶。满族人以烟待客,是因为吸烟是其民族的嗜好,不仅成年男女吸烟,十七八岁的姑娘也吸烟,故民谚东北三大怪,其中有一条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叼着大烟袋"之说。以前客人来进餐,由族中长辈来陪同,晚辈人不同席,年轻媳妇在旁伺候。平时,家中人就餐,上辈人不动筷,晚辈人绝不动筷。满族人有红白喜事时,设肉食宴,无

论认识与否,都可以参加,吃的越多,主人越高兴。至今满族人仍有杀猪时,把亲友、邻里请来吃白片肉、血肠的习惯。

第二篇:满族民风民俗

满族分“红、黄、蓝、白”四旗人。春节时,红旗人在门上贴红挂旗,黄旗人在门上贴黄挂旗,蓝旗人在门上贴蓝挂旗,白旗人在门上贴白挂旗。这些挂旗图案优美,色彩鲜艳,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端。

节日期间,男孩成帮结伙地放鞭炮,或乘坐自制的各式各样的木爬犁,在山岗上、冰面上嗖嗖飞驰。少女和年轻的媳妇们穿着新做的花衣服,三五成群,分家合伙地玩嘎拉哈(猪或牛的膝关节骨)。从初一到初五的晚上,人们还自愿组织起来扭秧歌拜年,阵容较强的秧歌队,不仅在本村扭,还到外村去扭。围观的群众常常乐得前仰后合,忘记了疲劳和寒冷。甚至还有热心的观众—直尾随着秧歌队走乡串户,直到天明才归。

满族传统住房一般为西、中、东三间,大门朝南开,西间称西上屋,中间称堂屋,东间称东下屋。西上屋设南、西、北三面炕,西炕为贵,北炕为大,南炕为小,来客住西炕,长辈多住北炕,晚辈住南炕。

饽饽是满族平时和节日的主要食品。饽饽是用粘米做成的。有豆面饽饽、苏叶饽饽和粘糕饽饽等。满族的饽饽很耐饿,携带方便,风味独具,至到今天仍是颇为风行的食品。

酸汤子也是满族的传统饽饽食品。萨其玛是驰名全国的满族糕点。

服饰

满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

由于寒冷的生活环境和射猎生活的需要,过去满族人无论男女,均多穿“马蹄袖”袍褂。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以后,“旗人”的装束,便成为“旗袍”(满语称“衣介”)。

清初,旗袍的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箭袖”(满语称之为“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

旗袍的外面还习惯套一件圆领、身长及脐、袖长及肘的短褂。因这种短褂最初是骑射时穿的,既便于骑马,又能抵御风寒,故名“马褂儿”。清初,马褂儿是八旗士兵“军装”,后来在民间流行起来,具有了礼服和常服的性质,其式样、面料也更加繁多。满族人还喜欢在旗袍外穿坎肩。坎肩一般分为棉、夹和皮数种,为保暖之用。样式有对襟、琵琶襟、捻襟等多种。

而作为有清一代“时装”的满族女式旗袍,则多有发展。当初在北京等地曾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即镶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样式也变成宽袍大袖;辛亥革命后,旗袍样式由肥变瘦;在20世纪30代初受西方短裙影响,长度缩短,几近膝盖,袖口缩小;30年代中又加长,两边开高衩,并突出曲线美;40年代又缩短,出现短袖或无袖旗袍,外为流线型。继后,衣片前后分离,有肩缝和装袖式旗袍裙等。用料广泛,棉、毛、丝、麻和各种化纤衣料均可。旗袍除有长、短袖之分之外,还分皮、棉、单、夹数种,便于在不同季节穿用。经过不断改进的旗袍,一般样式大致为:直领,窄袖,右开大襟,钉扣绊,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讲究做工和色彩搭配,大多在领口、袖口和衣边上绣有各色图案的花边。如此既衬托出女性身材之美,又显得文雅大方。具有东方色彩的旗袍现已成为中国妇女普遍喜爱的中式服装。

旗袍和“旗头”、“旗鞋”等搭配起来,就构成了满族妇女典型的传统服饰装束。

“旗头”指的是一种发式,也称发冠。类似扇形,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长约30厘米、宽约10多厘米的扇形冠。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上即可。上面还常绣有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旗头”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发冠,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身体挺直,显得分外端庄稳重,适应于隆重场合。

“旗鞋”款式独特,是一种高木底绣花鞋,又称“高底鞋”、“花盆底鞋”、“马蹄底鞋”等。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10厘米左右,有的可达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一般用白布包裹,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跟底的形状通常有两种,一种上敞下敛,呈倒梯形花盆状。另一种是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花盆底”和“马蹄底”鞋由此而得名。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或串珠加以装饰。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穗子,长可及地。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极为坚固,常常是鞋面破了,而鞋底仍完好无损,还可再用。高底旗鞋多为十三四岁以上的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穿这种高底鞋走起路来显得姿态优美。老年妇女的旗鞋,多以平木为底,称“平底鞋”,其前端着地处稍削,以便行走。

满族的帽子种类较多,主要分为凉帽和暖帽两种。过去,满族人常戴一种名为“瓜皮帽”的小帽。瓜皮帽,又称“帽头儿”,其形状上尖下宽,为六瓣缝合而成。底边镶一约3厘米宽的小檐,有的甚至无檐,只用一片织金缎包边。冬春时一般用黑素缎为面,夏秋则多用黑实地纱为面。帽顶缀有一个丝绒结成的疙瘩,黑红不一,俗称“算盘结”。帽檐下方的正中钉有一个“标志”,称“帽正”,有珍珠、玛瑙的,也有小银片、玻璃的。相传这种帽最早始于明代初期。因其为六瓣缝合,取“六合”,即天地四方“统一”之意,故盛行起来。满族入关以后,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取其“六合统一”之意,开始戴用此帽,而且颇为流行。现在,在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电视、电视剧中,我们仍能经常看到它的影子。

早期满族男人多穿双脊脸的叫做“大傻鞋”的一种便鞋。鞋面多用青布、青缎布料。鞋前脸,镶双道或单道黑皮条。鞋尖前凸上翘,侧视如船型。妇女除“旗鞋”和平底便鞋(平底鞋鞋面上皆绣花卉图案,鞋前脸多绣有“云头”)外,还有一种“千层底鞋”。“千层底鞋”用多层袼褙做鞋底,故得此名。鞋面多为布料,一般不绣花卉等图案,多在劳动中穿用。

还有一种很有特点的鞋,叫乌拉(靰鞡)鞋,多为满族百姓冬季穿用。用牛皮或猪皮缝制,内絮靰鞡(乌拉)草,既轻便,又暖和,适于冬季狩猎和跑冰。

住行

满族早期多依山傍水而居,以方便和适应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满族农村房屋正房一般为三间或五间,坐北朝南便于采光,均在东端南边开门,形如口袋,俗称“口袋房”,便于聚暖。东西各有厢房,配以门房,这便构成通常所说的四合院。房屋多为起脊砖瓦房,俗称“海青房”。房柱皆插地,门向南开,高大宽敞。房内正对门一间谓堂屋,又称外屋,设厨灶锅台、水缸,灶通西内室火炕,火炕,满语称“土瓦”。从堂屋西墙开门为里屋,为南、北、西三面构成“万字坑”或“蔓枝炕”。满族尚右,西墙供祖宗牌位。西炕为窄炕,不住人,下通烟道。南北对面炕。上铺炕席,或糊炕纸刷油。炕梢置衣柜,柜内装衣物,柜上叠置被褥、梳妆用品。夜间长辈居于西屋南炕,北炕分居兄弟子媳。就寝时,头朝炕外,脚抵墙,对防寒和呼吸新鲜空气颇为适宜。墙壁多贴有纸画。为御北方寒冷,有的还建有火地。屋外西山墙头砌有圆形烟囱(满语称为呼兰),高出房檐数尺。烟囱根底有窝风窠,以挡逆风。南北墙上有窗,窗户纸糊在窗棂外,多“高丽纸”,纸上淋油或盐水,免得为雨雪淋湿脱落。窗棂及门上亮子窗棂构成各种图案,美观牢固。窗户分上下两扇,上窗可用棍支起通风。房梁上常悬有悠车,婴儿放在悠车里。炕上摆有长方形的炕桌,吃饭时围桌盘膝而坐,暖和方便。桌的左右铺有毡褥子以待宾客。房棂、椽、栋多有雕花油彩。厢房则设碾房和仓库(满语称哈什)。房外四周环砌围墙。院内东南竖“索伦杆”,杆上有锡斗,杆下放三块石,称为“神石”。杆后是一面用砖砌成的壁墙,墙头饰有雨搭。

过去,城中的富贵人家多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多为三间屋宇式建筑,正房三至五间,东西厢房一般也是三至五间,四周围以砖墙,门房两侧设有石礅,称为上马石。有的四合院分为前后两院。满族的这些民间居所式样,大部分保留在东北的满族聚居区。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除很少一部分人建房仍保留传统建筑方式外,绝大部分已建造成更为宽敞明亮的现代式房屋。

为适应山区和林海雪原居住环境,满族聚居地区的传统交通工具主要有马车、爬犁、独木舟和桦皮船等。爬犁(满语称法喇)是雪上交通工具,将两根树干用火烤后弯成弓形,上端翘起,贴地部分宽约1米半,上面铺板或做成箱式,驾以马、牛,载人载物极为轻便。目前只在较寒冷的北部山区偶尔使用。满族的水上交通工具最早是独木舟(满语称威呼),由粗大原木凿空而成,可容数人。还有一种桦树皮船,制作较为麻烦。先做龙骨,里外附上桦树皮,一人可以扛着行走。相当轻便。现在已经不多见,被现代船只所取代。

礼仪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满族人见面或拜见客人,有各种礼节,其中有打千礼、抚鬓礼、拉手礼、抱见礼、半蹲礼、磕头礼等。其中,打千礼、抱见礼、磕头礼主要为男人所用,其他则用于妇女。打千礼用于晚辈对长辈、下属对长官,形式为弹下箭袖,左膝前屈,右腿微弯,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下垂,并问安。抱见礼是平辈之间用,晚辈对长辈也可用,不过晚辈要抱长辈的腰,长辈抚晚辈的背,等等。现在,有些繁琐的礼节已被简化。

满族尊老敬上的传统更为明显。晚辈每日早晚要向父、祖问安,途中遇长辈人要让路,吃饭时长辈先坐先吃。满族重感情讲信义,对宾朋真诚相待,有客人必设宴招待,所允诺之事必全力去做。

满族传统的婚姻仪式较为复杂,大致经过通媒、放定、纳彩、过箱、迎亲、拜堂、拜祖、分大小、回门等程序。

通媒即由男方家请媒人向女方家求婚,两家都同意后便放小定,即男方家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为定礼。然后是定婚,即选择吉日,男方家及其亲戚往女家问名,女家设宴款待,男方家长致辞求婚,女方家则推谢再三,男方家坚持求婚,女方家同意后,才算定下婚事。此时男方要拜女方家神位及其长辈。定婚后要过礼,也是选择吉日,男方家送衣服、绸缎、羊、鹅等礼物。男方家还要赠银两钱财。此时要议定婚期。进入迎亲阶段,女方家在婚期前一天陪送嫁妆,俗称“过箱”,新郎要往女家致谢。迎亲时,新郎在迎亲队伍的陪伴下赶着彩车迎亲,在途中两车相错时,新娘的哥哥将新娘抱上新郎家的彩车,俗称“插车”(由于各地区满族风俗不同,也有新郎与迎新队伍直接到新娘家迎亲的。还有的地方有"旗俗不亲迎"之说)。新娘至新郎家,换车乘轿,花轿落地,新郎要虚射三箭。新娘蒙红盖头下轿,与新郎站在事先摆在院中的天地桌前,向北三叩首,俗称拜北斗,即拜天地。拜完后撤天地桌,新娘进入临时搭的帐篷,谓之坐帐。坐帐时“开脸”,换头型。坐帐后,新娘跨过马鞍进洞房,新郎用秤杆揭去盖头扔到房檐上。夫妻饮交杯酒,吃合喜面、子孙饽饽,众人闹洞房。在婚日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拜祖宗。婚后第一天,新娘给夫家亲戚装烟敬茶,拜宗族,认明辈分,谓之分大小。一般在结婚三日之后,夫妻同回女方家,拜见娘家人并拜祖宗。婚后一个月,新娘回娘家住一个月,谓之住对月。到了这时,婚娶仪礼乃告结束。

这些繁杂的婚娶程序在今日满族聚居地区已经简化,并且融合了现代形式。比如插车,演变为男女青年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各自由婚庆队伍陪伴,从自己的家里出发,行进至中途相遇时,两人交换自行车或摩托车,再一同到新郎家。还有拜祖宗,有的地方演变为新人拜双方父母。虽然有变化,但仍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另外,满族的婚姻仪式因居住地区不同而略有变化,并非完全一致,但主要程序大致相同。

满族的育儿习俗比较特殊。生男在门左挂弓箭,生女在门右挂彩色布条,娘家送一个悠车。生儿三天时,亲朋送贺礼,俗称“下奶”。并举行洗礼,称“洗三”。满月时要请客人来“做满月”,并将弓箭或布条取下挂在“子孙绳”上。百日时,要用从各家要的彩布条编成锁,称挂锁。周岁时要举行较为隆重的仪式,让孩子“抓周”。一般在16岁时,男孩剃发,女孩盘发髻。至今在东北满族聚居区仍然保留“下奶”、“洗三”、“做满月”、“抓周”等传统习俗。

葬俗

满族的丧葬以土葬、火葬为主,土葬和火葬历史都很久远。在满族入关前以火葬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经常迁移。另外,八旗将士在清初战死较多,尸骨不便送回故里,所以多用火葬。满族入关后逐渐发生变化,从火葬与土葬并用发展为以土葬为主。丧葬仪式是,死者临终前穿寿衣,多为长袍、马褂,为单数。屋内停灵,一般在7日之内。用木板做成灵床,头西脚东。灵幡用3尺左右的红布制成,上缀以黑穗,悬挂在院中高杆上。满族人用的棺具形状特别,上部隆起,上宽下窄,称“旗材”。

停灵期内合家举哀,举行祭奠。入殓时棺内放金银等物,贫者用金银箔元宝代替,口含铜钱或玉器,灵具放在院内灵棚内。出殡多选阴历单日,抬灵有16杠、32杠、64杠之分。出殡后要感谢帮忙的人并请吃饭。下葬后,每7天到坟上烧一次纸,连烧7次。百日时要烧百日,周年时要烧周年。满族烧纸是将纸叠成口袋状,俗称烧口袋。清明节要上坟,烧口袋和插佛托。近30年来,满族的丧葬又改为火葬为主。但祭奠亲人的仪式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如清明节烧口袋、插佛托、烧

七、烧百日、烧周年等,都依然如故。

禁忌 满族禁忌较多。不允许亵渎神灵和祖宗。比如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放在西炕上,西炕不许住人和放杂物,不能有各种不敬行为。不许打狗,更禁忌杀狗、食狗肉、戴狗皮帽子,也不允许外族人戴狗皮帽子进家。传说努尔哈赤曾吩咐族人"山中有的是野兽,尽可以打来吃,但是,今后不准再吃狗肉、穿戴狗皮,狗死了要把它埋葬了,因为狗通人性,能救主,是义犬。"从此爱犬、敬犬便成了满族的习尚。另外,满族人不仅不食乌鸦之肉,还有饲喂乌鸦、祭祀乌鸦之俗。

第三篇:满族的民风民俗

10.2 男子旗装

历史上满族男子多穿带马蹄袖的袍褂,腰束衣带,或穿长袍外罩对襟马褂,夏季头戴凉帽,冬季戴皮制马虎帽。衣服喜用青、蓝、棕等色的棉、丝、绸、缎等各种质地的衣料制作,裤腿扎青色腿带,脚穿棉布靴或皮靴,冬季穿皮制乌拉。顶上留辫子,剃去周围的头发。 10.3 女子旗装

女子喜穿长及脚面的旗装,或外罩坎肩。服装喜用各种色彩和图案的丝绸、花缎、罗纱或棉麻衣料制成。有的将旗袍面上绣成一组图案,更多在衣襟、袖口、领口、下摆处镶上多层精细的花边。脚着白袜,穿花盆底绣花鞋,裤腿扎青、红、粉红等各色腿带。盘头翅,梳两把头或旗髻。喜戴耳环、手镯、戒指、头簪、大绒花和鬓花等各种装饰品。 10.4 发饰

二十世纪以来,满族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传统的服饰已十分鲜见了。但从电影、电视和博物馆里,我们还常常可以欣赏到往日旗装的风采。其中妇女头上又宽又长、似扇非扇、似冠非冠的头饰――汉语称为“旗头”、满语称为“答拉赤”这种头饰全世界为满族妇女所独有,从而成为典型的民族服饰特征,十分引人注目。

过去,满族妇女幼年时要同男孩一样学习骑射,发饰与男孩也类似多剃去头顶四周头发,只留部分头发编成两条丫头辫子,垂于两鬓,一直到16岁成年时方可蓄发。婚后则开始绾大盆头、架子头、两把头等式发髻,其中以两把头较为典型。两把头就是把头发束在头顶,分成两绺,各绾成一个发髻,然后再将后面的余发绾成一个“燕尾式”的长扁髻。平时,发髻上横插长二三十厘米、宽二三厘米的被称为“大扁方”的头簪,喜庆吉日或接待贵客时便要戴上答拉赤。 10.5 旗头

“旗头”满语称之为“答拉赤”它是满族妇女在一般礼仪或婚礼场合佩带的头饰。具体做法是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的长约三十多厘米、宽约十多厘米的扇形头饰。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之上即可。上面还常绣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此头饰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节日、或祭祀祖先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装饰品,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之身体挺直,再加上长长的旗装和高底旗鞋,使她们走起路来纤纤碎步,分外稳重、文雅。 10.6 马蹄底鞋

除“旗装”、“答拉赤”外,满族妇女的“旗鞋”也极富特色。旧时满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不同,她们崇尚脚力劲健、登山行马,拒绝缠足陋习而以大脚“天足”为美。由此在鞋袜装饰上获得了充足的创艺空间,“旗鞋”便从而产生。这种装饰以精美刺绣的旗鞋以木为底,鞋根起于中央,这种鞋俗称“旗鞋”或通称“高底鞋”。“高底鞋”主要又分两种,一种叫“花盆底”鞋;另一种叫“马蹄底”鞋。其木底高跟一般在5-10厘米左右,有的可达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

一般用白布包裹,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因跟底的形状不同通常区分的两种样式:一种是上敞下敛,根底为椭圆形,倒梯状的外形远看很象花盆另一种则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倒行的马蹄印。“花盆底”和“马蹄底”因此而得名,又统称“高底鞋”。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金银或串珠加以装饰。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绒毛球或穗子,穗子最长者可及地。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极为坚固,常常是鞋面破了,而鞋底仍完好无损,还可再用。高底旗鞋在民间多为十六岁以上的满族青年、中年女子在礼仪场合穿用,老年妇女的旗鞋,多以平木为底,称“平底鞋”,其前端着地处稍削,以便行走。而在官僚贵族当中无论青年、中年、或老年妇女均可穿着高底鞋。在现代社会这种鞋除用于文艺表演外平时都已不穿了。满族自古就有“削木为履”的习俗。关于这种高底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过去满族妇女经常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为防虫蛇叮咬,便在鞋底绑缚木块,后来制做的日益精巧,发展成了高底鞋。另外还有一种传说,说是满族的先民为了渡过一片泥塘,夺回被敌人占领的城池,便学着白鹤的样子,在鞋上绑上了高高的树杈子,终于取得了胜利,达到了报仇雪恨、发展壮大的目的。人们为了不忘那些苦难的日子,纪念高脚木鞋的功劳,妇女们便穿上了这种鞋,并世代相传,越做越精致美观,成了后来这种样子。 10.7 服装特点

历史上满族男子喜穿青蓝色的长法的时装,和过去满族女子的服装大不相同。

满族妇女不缠足,所著鞋子绣有漂亮花饰,鞋底中央垫有10公分高的木质鞋跟,满族妇女穿着这样的鞋走起路来,可保持昂首挺胸的身姿和腰肢摇曳的步态。满族妇女的发式变化很大,姑娘时代,只简单地把头发在脑后挽一下。长到快出嫁时,就要把头发梳成辫子并挽成单发髻,结婚后的发式有双髻式、单髻式等多种,双髻式发型把头发从头顶分梳为前后两部分。前髻梳成平顶状,以便戴冠,颈后髻梳成燕尾状,在胫后伸展开来,它使得颈子总要保持挺直的状态,因此,满族妇女走起路来就更显得高贵、尊严。

旗装是满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服饰,它裁剪简单,园领,前后襟宽大,而袖子较窄,四片裁制,衣衩较长,便于上马下马;窄窄的袖子,便于射箭。图为满族妇女在旗袍外套穿的马甲。绣有精致图案。穿旗袍跳宫廷舞的满族妇女。穿着传统满族旗袍的男子,包括带箭袖的长装和一袭马甲,以及满族男性的帽子。

满族男女非常讲究头饰,特别是女子的头饰,成年以后即蓄发绾髻,盘髻的式样有架子头、叉子头和两把头,还缀以金银簪饰和各色花卉。满族妇女日常戴平顶帽,帽子用绒或皮制成,绣有云头花纹,并留有帽沿,后面拖着大飘带;青年妇女则爱戴扇形冠,冠为黑色,用青绒、素缎或纱制成,也称做“旗头”。满族男子平日戴小帽和毡帽:小帽也称便帽,章炳麟称其为“瓜皮帽”,是用六瓣黑缎制成,帽顶缀一丝结或珠子,六瓣合缝,象征着六合一统,有吉祥之意。 10.8 传统节日

满族许多节日均与汉族相同。主要有春节、元宵节、二月

二、端午节和中秋节。节日期间一般都要举行珍珠球、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

颁金节:是满族“族庆”之日。1635年农历10月13日,皇太极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1989年10月,在丹东“首届满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把每年的12月3日定为“颁金节”。各地满族同胞在农历十月十三日满族命名日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以示纪念满族的诞生。但活动时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或称“命名日”, 或称“诞生日”,或称“纪念日”等。

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日,俗称“元宵节”。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有元宵挂彩灯和吃元宵的习俗。

走百病:满族妇女的节日。一般在正月二十日。当晚,妇女们三五成群,结伴远洲,或走沙滚冰,或嬉戏欢闹,叫做“走百病”。

添仓节:每年正月二十五,满族农村家家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棍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个节至今在东北农村保留着。

二月二:俗称“龙抬头日”。当日晨,满族人家把灶灰撒在院中,灰道弯曲如龙,故称“引龙”。然后在院中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全家人还要吃“龙须面”和“龙鳞饼”。妇女们这天不能做针线活。

虫王节:六月天,易闹虫灾。居住在辽宁省岫岩、凤城一带的满族过去在六月初六这天,一户出一人到虫王庙朝拜,杀猪祭祀,求虫王爷免灾,保证地里的收成好。如今不搞虫王节祭祀扫活动,但家家要在这一天晾晒衣物,以防虫蛀。中元节:满族以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也视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届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念经,要举行各种超度仪式。院内西侧向东摆一架木屏风,屏风上挂有鸡冠花、毛豆枝、鲜藕等,为供月兔之用。屏风前摆一张八仙桌,桌上供一大月饼。祭时,焚香磕头,妇女先拜,男人后拜。

开山节:满族人民在每年秋季中秋以后,或农历9月中旬(具体时间不定)为采集草药获得丰收而进行的祝福活动。在过去东北满族村落中每年开山节都要面对长白山,进行祝福祷告,感谢山神给予采药人的丰富恩赐,再这一时期采到的人参则要供奉在自家的神龛中。

腊八节:满族人家腊月初八要泡“腊八醋”和煮“腊八肉”。除全家人吃外还要分送亲友。

小年:满族过小年的习俗与汉族相同。腊月二十三日为“小年”。届时家家户户要祭祀灶神,俗称“送灶王爷”。

满族:挂旗过年

满族分“红、镶红、黄、镶黄、蓝、镶蓝、白、镶白”八旗人。春节时,每个旗的人都分别在门上挂上自己的旗。这些挂旗图案优美,色彩鲜艳,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端。 11.5 剪纸

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挂笺,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 满族(满文: 拉丁转写:Manju),全称满洲族,之前亦称为满民、满人、旗人等,满族旧称女真,后改名满洲族。目前满族人口超过一千万(据2000年统计满族人口为1,068万),满族主要分布在辽宁(5,385,287人),河北省(2,118,711人),其他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东等省区及北京、天津、福州、成都、西安、广州、乌鲁木齐等大、中城市400余万。形成大分散之中有小聚居的特点。

“赫图阿拉”是满语,汉意为“横岗”,即平顶的山岗。而事实上,它却也建在横岗之上。“潆洄千曲水,盘迭百重山”,手扶古城墙垛口,极目远眺,你不难想象当年康熙皇帝东巡祭祖时来此的那种心境。赫图阿拉城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其中位于城北的“汗宫大衙门”是全城的“心脏”所在。它欲称金鸾殿,又叫尊号台,是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汗”的地方。置身其间,但见八角飞檐冲天而起,御座、御案闪闪生辉,气势辉宏。另有两处景致让人拍手称奇:殿左侧断崖处有一深潭,面阔水幽,荷花争艳;殿右侧陡坡下是一池塘,清水粼粼,鱼虾竞游,名曰“神龙二目”。

内城中部地势低洼,形若盆地,有全城唯一的饮水井。井深丈余,井水充盈,俯身可取。因传现在井下之木板框仍是当年努尔哈赤时所为,故名“罕王井”。赫图阿拉城西南角建有普觉寺,即关帝庙。寺内雕塑生动,贴金彩绘,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每年农历四月十八庙会之日,各地进香者、朝拜者如潮水涌来,蔚为壮观。

出赫图阿拉城东行约二百米,山岗上有两处建筑群古朴典雅、庄严肃穆。这就是被合称为“皇寺”的地藏寺和显佑宫。地藏寺是满族人民最早修建的寺院,一度为辽东佛教名胜之地,曾红火近三百年。至今,寺内香火仍长年萦绕。钟鼓之声不绝于耳。显佑宫亦是满族人民最早接受汉族文化中道教文化的实物力证。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每遇战事或重大活动之前,都要入宫进香,祈求神明保佑。宫内有神奇榆树一株,已历四百年风雨,仍生机盎然。现在,这两处建筑群已和山下的赫城湖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新兴的“满族风情园”中最独特的人文景观。

人们追忆历史上辉煌的后金第一都城,但却更喜欢现在古朴自然的老城。因为,虽然城内的古建筑都是按历史原貌恢复,但其中毕竟有了许多鲜活有趣的景致。比如满族舞蹈、婚俗表演,比如农家小院满族饮 食,无一不体现出浓郁的满乡风情。

满族有什么风俗习惯 服饰 满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 由于寒冷的生活环境和射猎生活的需要,过去满族人无论男女,均多穿“马蹄袖”袍褂。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以后,“旗人”的装束,便成为“旗袍”(满语称“衣介”)。 清初,旗袍的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箭袖”(满语称之为“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 旗袍的外面还习惯套一件圆领、身长及脐、袖长及肘的短褂。因这种短褂最初是骑射时穿的,既便于骑马,又能抵御风寒,故名“马褂儿”。清初,马褂儿是八旗士兵“军装”,后来在民间流行起来,具有了礼服和常服的性质,其式样、面料也更加繁多。满族人还喜欢在旗袍外穿坎肩。坎肩一般分为棉、夹和皮数种,为保暖之用。样式有对襟、琵琶襟、捻襟等多种。 而作为有清一代“时装”的满族女式旗袍,则多有发展。当初在北京等地曾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即镶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样式也变成宽袍大袖;辛亥革命后,旗袍样式由肥变瘦;在20世纪30代初受西方短裙影响,长度缩短,几近膝盖,袖口缩小;30年代中又加长,两边开高衩,并突出曲线美;40年代又缩短,出现短袖或无袖旗袍,外为流线型。继后,衣片前后分离,有肩缝和装袖式旗袍裙等。用料广泛,棉、毛、丝、麻和各种化纤衣料均可。旗袍除有长、短袖之分之外,还分皮、棉、单、夹数种,便于在不同季节穿用。经过不断改进的旗袍,一般样式大致为:直领,窄袖,右开大襟,钉扣绊,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讲究做工和色彩搭配,大多在领口、袖口和衣边上绣有各色图案的花边。如此既衬托出女性身材之美,又显得文雅大方。具有东方色彩的旗袍现已成为中国妇女普遍喜爱的中式服装。 旗袍和“旗头”、“旗鞋”等搭配起来,就构成了满族妇女典型的传统服饰装束。 “旗头”指的是一种发式,也称发冠。类似扇形,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长约30厘米、宽约10多厘米的扇形冠。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上即可。上面还常绣有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旗头”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发冠,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身体挺直,显得分外端庄稳重,适应于隆重场合。 “旗鞋”款式独特,是一种高木底绣花鞋,又称“高底鞋”、“花盆底鞋”、“马蹄底鞋”等。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10厘米左右,有的可达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一般用白布包裹,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跟底的形状通常有两种,一种上敞下敛,呈倒梯形花盆状。另一种是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花盆底”和“马蹄底”鞋由此而得名。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或串珠加以装饰。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穗子,长可及地。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极为坚固,常常是鞋面破了,而鞋底仍完好无损,还可再用。高底旗鞋多为十三四岁以上的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穿这种高底鞋走起路来显得姿态优美。老年妇女的旗鞋,多以平木为底,称“平底鞋”,其前端着地处稍削,以便行走。 满族的帽子种类较多,主要分为凉帽和暖帽两种。过去,满族人常戴一种名为“瓜皮帽”的小帽。瓜皮帽,又称“帽头儿”,其形状上尖下宽,为六瓣缝合而成。底边镶一约3厘米宽的小檐,有的甚至无檐,只用一片织金缎包边。冬春时一般用黑素缎为面,夏秋则多用黑实地纱为面。帽顶缀有一个丝绒结成的疙瘩,黑红不一,俗称“算盘结”。帽檐下方的正中钉有一个“标志”,称“帽正”,有珍珠、玛瑙的,也有小银片、玻璃的。相传这种帽最早始于明代初期。因其为六瓣缝合,取“六合”,即天地四方“统一”之意,故盛行起来。满族入关以后,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取其“六合统一”之意,开始戴用此帽,而且颇为流行。现在,在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电视、电视剧中,我们仍能经常看到它的影子。 早期满族男人多穿双脊脸的叫做“大傻鞋”的一种便鞋。鞋面多用青布、青缎布料。鞋前脸,镶双道或单道黑皮条。鞋尖前凸上翘,侧视如船型。妇女除“旗鞋”和平底便鞋(平底鞋鞋面上皆绣花卉图案,鞋前脸多绣有“云头”)外,还有一种“千层底鞋”。“千层底鞋”用多层袼褙做鞋底,故得此名。鞋面多为布料,一般不绣花卉等图案,多在劳动中穿用。 还有一种很有特点的鞋,叫乌拉(靰鞡)鞋,多为满族百姓冬季穿用。用牛皮或猪皮缝制,内絮靰鞡(乌拉)草,既轻便,又暖和,适于冬季狩猎和跑冰。 住行 满族早期多依山傍水而居,以方便和适应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满族农村房屋正房一般为三间或五间,坐北朝南便于采光,均在东端南边开门,形如口袋,俗称“口袋房”,便于聚暖。东西各有厢房,配以门房,这便构成通常所说的四合院。房屋多为起脊砖瓦房,俗称“海青房”。房柱皆插地,门向南开,高大宽敞。房内正对门一间谓堂屋,又称外屋,设厨灶锅台、水缸,灶通西内室火炕,火炕,满语称“土瓦”。从堂屋西墙开门为里屋,为南、北、西三面构成“万字坑”或“蔓枝炕”。满族尚右,西墙供祖宗牌位。西炕为窄炕,不住人,下通烟道。南北对面炕。上铺炕席,或糊炕纸刷油。炕梢置衣柜,柜内装衣物,柜上叠置被褥、梳妆用品。夜间长辈居于西屋南炕,北炕分居兄弟子媳。就寝时,头朝炕外,脚抵墙,对防寒和呼吸新鲜空气颇为适宜。墙壁多贴有纸画。为御北方寒冷,有的还建有火地。屋外西山墙头砌有圆形烟囱(满语称为呼兰),高出房檐数尺。烟囱根底有窝风窠,以挡逆风。南北墙上有窗,窗户纸糊在窗棂外,多“高丽纸”,纸上淋油或盐水,免得为雨雪淋湿脱落。窗棂及门上亮子窗棂构成各种图案,美观牢固。窗户分上下两扇,上窗可用棍支起通风。房梁上常悬有悠车,婴儿放在悠车里。炕上摆有长方形的炕桌,吃饭时围桌盘膝而坐,暖和方便。桌的左右铺有毡褥子以待宾客。房棂、椽、栋多有雕花油彩。厢房则设碾房和仓库(满语称哈什)。房外四周环砌围墙。院内东南竖“索伦杆”,杆上有锡斗,杆下放三块石,称为“神石”。杆后是一面用砖砌成的壁墙,墙头饰有雨搭。 过去,城中的富贵人家多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多为三间屋宇式建筑,正房三至五间,东西厢房一般也是三至五间,四周围以砖墙,门房两侧设有石礅,称为上马石。有的四合院分为前后两院。满族的这些民间居所式样,大部分保留在东北的满族聚居区。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除很少一部分人建房仍保留传统建筑方式外,绝大部分已建造成更为宽敞明亮的现代式房屋。 为适应山区和林海雪原居住环境,满族聚居地区的传统交通工具主要有马车、爬犁、独木舟和桦皮船等。爬犁(满语称法喇)是雪上交通工具,将两根树干用火烤后弯成弓形,上端翘起,贴地部分宽约1米半,上面铺板或做成箱式,驾以马、牛,载人载物极为轻便。目前只在较寒冷的北部山区偶尔使用。满族的水上交通工具最早是独木舟(满语称威呼),由粗大原木凿空而成,可容数人。还有一种桦树皮船,制作较为麻烦。先做龙骨,里外附上桦树皮,一人可以扛着行走。相当轻便。现在已经不多见,被现代船只所取代。 礼仪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满族人见面或拜见客人,有各种礼节,其中有打千礼、抚鬓礼、拉手礼、抱见礼、半蹲礼、磕头礼等。其中,打千礼、抱见礼、磕头礼主要为男人所用,其他则用于妇女。打千礼用于晚辈对长辈、下属对长官,形式为弹下箭袖,左膝前屈,右腿微弯,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下垂,并问安。抱见礼是平辈之间用,晚辈对长辈也可用,不过晚辈要抱长辈的腰,长辈抚晚辈的背,等等。现在,有些繁琐的礼节已被简化。 满族尊老敬上的传统更为明显。晚辈每日早晚要向父、祖问安,途中遇长辈人要让路,吃饭时长辈先坐先吃。满族重感情讲信义,对宾朋真诚相待,有客人必设宴招待,所允诺之事必全力去做。 满族传统的婚姻仪式较为复杂,大致经过通媒、放定、纳彩、过箱、迎亲、拜堂、拜祖、分大小、回门等程序。 通媒即由男方家请媒人向女方家求婚,两家都同意后便放小定,即男方家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为定礼。然后是定婚,即选择吉日,男方家及其亲戚往女家问名,女家设宴款待,男方家长致辞求婚,女方家则推谢再三,男方家坚持求婚,女方家同意后,才算定下婚事。此时男方要拜女方家神位及其长辈。定婚后要过礼,也是选择吉日,男方家送衣服、绸缎、羊、鹅等礼物。男方家还要赠银两钱财。此时要议定婚期。进入迎亲阶段,女方家在婚期前一天陪送嫁妆,俗称“过箱”,新郎要往女家致谢。迎亲时,新郎在迎亲队伍的陪伴下赶着彩车迎亲,在途中两车相错时,新娘的哥哥将新娘抱上新郎家的彩车,俗称“插车”(由于各地区满族风俗不同,也有新郎与迎新队伍直接到新娘家迎亲的。还有的地方有"旗俗不亲迎"之说)。新娘至新郎家,换车乘轿,花轿落地,新郎要虚射三箭。新娘蒙红盖头下轿,与新郎站在事先摆在院中的天地桌前,向北三叩首,俗称拜北斗,即拜天地。拜完后撤天地桌,新娘进入临时搭的帐篷,谓之坐帐。坐帐时“开脸”,换头型。坐帐后,新娘跨过马鞍进洞房,新郎用秤杆揭去盖头扔到房檐上。夫妻饮交杯酒,吃合喜面、子孙饽饽,众人闹洞房。在婚日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拜祖宗。婚后第一天,新娘给夫家亲戚装烟敬茶,拜宗族,认明辈分,谓之分大小。一般在结婚三日之后,夫妻同回女方家,拜见娘家人并拜祖宗。婚后一个月,新娘回娘家住一个月,谓之住对月。到了这时,婚娶仪礼乃告结束。 这些繁杂的婚娶程序在今日满族聚居地区已经简化,并且融合了现代形式。比如插车,演变为男女青年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各自由婚庆队伍陪伴,从自己的家里出发,行进至中途相遇时,两人交换自行车或摩托车,再一同到新郎家。还有拜祖宗,有的地方演变为新人拜双方父母。虽然有变化,但仍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另外,满族的婚姻仪式因居住地区不同而略有变化,并非完全一致,但主要程序大致相同。 满族的育儿习俗比较特殊。生男在门左挂弓箭,生女在门右挂彩色布条,娘家送一个悠车。生儿三天时,亲朋送贺礼,俗称“下奶”。并举行洗礼,称“洗三”。满月时要请客人来“做满月”,并将弓箭或布条取下挂在“子孙绳”上。百日时,要用从各家要的彩布条编成锁,称挂锁。周岁时要举行较为隆重的仪式,让孩子“抓周”。一般在16岁时,男孩剃发,女孩盘发髻。至今在东北满族聚居区仍然保留“下奶”、“洗三”、“做满月”、“抓周”等传统习俗。 葬俗 满族的丧葬以土葬、火葬为主,土葬和火葬历史都很久远。在满族入关前以火葬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经常迁移。另外,八旗将士在清初战死较多,尸骨不便送回故里,所以多用火葬。满族入关后逐渐发生变化,从火葬与土葬并用发展为以土葬为主。丧葬仪式是,死者临终前穿寿衣,多为长袍、马褂,为单数。屋内停灵,一般在7日之内。用木板做成灵床,头西脚东。灵幡用3尺左右的红布制成,上缀以黑穗,悬挂在院中高杆上。满族人用的棺具形状特别,上部隆起,上宽下窄,称“旗材”。 停灵期内合家举哀,举行祭奠。入殓时棺内放金银等物,贫者用金银箔元宝代替,口含铜钱或玉器,灵具放在院内灵棚内。出殡多选阴历单日,抬灵有16杠、32杠、64杠之分。出殡后要感谢帮忙的人并请吃饭。下葬后,每7天到坟上烧一次纸,连烧7次。百日时要烧百日,周年时要烧周年。满族烧纸是将纸叠成口袋状,俗称烧口袋。清明节要上坟,烧口袋和插佛托。近30年来,满族的丧葬又改为火葬为主。但祭奠亲人的仪式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如清明节烧口袋、插佛托、烧

七、烧百日、烧周年等,都依然如故。 禁忌 满族禁忌较多。不允许亵渎神灵和祖宗。比如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放在西炕上,西炕不许住人和放杂物,不能有各种不敬行为。不许打狗,更禁忌杀狗、食狗肉、戴狗皮帽子,也不允许外族人戴狗皮帽子进家。传说努尔哈赤曾吩咐族人"山中有的是野兽,尽可以打来吃,但是,今后不准再吃狗肉、穿戴狗皮,狗死了要把它埋葬了,因为狗通人性,能救主,是义犬。"从此爱犬、敬犬便成了满族的习尚。另外,满族人不仅不食乌鸦之肉,还有饲喂乌鸦、祭祀乌鸦之俗。

第四篇: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升,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受到旅游者关注与青睐,而作为文化旅游的重要分支的民俗文化旅游,也将会成为新一代的大众旅游产品的主流。

关键词:吉林省;满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657(2016)01-0026-0

3一、吉林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吉林省是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从肃慎经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洲,满族三千年的历史,满族文化为吉林省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例如,现吉林市乌拉街的满族镇,我们能发现许多具备满族建筑特点的历史遗迹和带有其独特民族色彩的生活习俗。此外,吉林省独具特色的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还包括满族民俗文化的宝贵遗产——萨满文化,集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于一体的典范——长白山文化,以及年代久远的海西女真文化。由此看来,吉林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具有非常广阔的潜在市场。从吉林省内各满族民俗旅游景区开发情况的调研结果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省内满族民俗旅游资源保留得相对完整,具有可观的开发前景与应用价值。然而目前省内的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还不够全面,资源利用率较低。因此,为丰富吉林省旅游产品的种类,满足不同类型旅游消费者的需求,推动吉林省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满族民俗旅游资源亟待进一步开发。

二、吉林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一)满族民俗旅游景观缺乏文化内涵

以满族发源地的文化背景为例,长白山在我国先秦古籍《山海经》中被称为“不咸山”,几经更名,在辽金时期终被定名,女真民族以长白山地区为民族文化的发祥地。据《清实录满洲实录》等多部历史文献记载,三位天女来到长白山一名叫布勒瑚里的湖泊沐浴,有一只神鹊叼来一颗朱果,天女佛库伦得而食之后,生下一子名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成年后沿江而下,来到长白山东北方向的地方定居。布库里雍顺被视为爱新觉罗氏先祖,满族早期的第一个政权亦由此建立,后世的满族也对长白山表现出无比的尊崇与敬仰。经考据,许多学者和专家认为布勒瑚里即现今长白山园池。然而,诸如此类的文化传说和民俗历史越来越难以被大众知晓,商家将追求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在开发的过程中注入了过多的商业色彩,削弱了其文化属性。

(二)民俗旅游尚未形成成熟的产业链

目前,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未得到重视,不只是历史古迹景观的开发不全面,饮食游览购物娱乐方面都缺少深层次的开发。且省内缺乏代表性的满族民俗旅游产品,如拥有悠久历史的满族传统民居、凝聚满族文化的遗址遗迹以及特色饮食等都未得到合理的宣传,各种旅游产品之间的脱节现象尤为严重。

(三)服务水平和经营能力有待提高

吉林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和管理还不够系统化,特点不够突出。一些满族文化旅游景区景点还存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建筑破坏较为严重、旅游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等问题。满族博物馆内的馆藏珍品还有待丰富,接待水平有待提高,目前来说还难以作为满族文化景观的精华招徕游客。

(四)缺少民俗旅游开发方面的专业人才

民俗旅游开发相对自然景观的开发难度较大。因为开发人员不仅需要了解该民族的历史,更需深入学习该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此,开发人员需要具有较深的专业修养,统筹规划,设计出集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具有代表性的满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三、吉林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对策

(一)丰富满族民俗旅游景观的文化内涵

1.修复历史文物景观中的文化内涵。吉林省内有众多满族民俗旅游村和满族民俗旅游景点,其中翁家大院就是满族民居的代表之一。翁家大院原建筑有老院、清善堂、瓦房、福寿堂、四勿堂五处,其规模大小不一,建筑年代不尽相同。随着时代的变迁,除了福寿堂保存完好,其余部分都遭到一定程度的损毁。我们在开发过程中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护这些历史文物,按时修缮历史文物能够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以产品的真实和年代的久远吸引更多的旅游消费者。2.弘扬历史遗迹景观中的文化内涵。依托满族的历史文化遗迹,作为满族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的叶赫满族镇开发得相对全面。八角时楼是叶赫那拉古城内的代表性建筑,具有极高的观赏及考古价值。就古城的开发现状而言,景区主要以古城的历史文化为卖点进行宣传,并且将古城景区完全划分为“文化区”和“度假区”两个部分,忽略了叶赫那拉古城的现实意义。古时满族信奉天地自然,古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城内风光肃穆雄峻。如果能在开发的过程中,将满族先民的对自然的信仰和战时满族人民面对压迫的自强精神,融入到历史遗迹景观的文化内涵中,那么古遗迹中的文化区和风景区就能够得到整合,景区对于游客的吸引力也会增强。3.挖掘旅游体验产品中的文化内涵。在以少数民族民俗为主题的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种体验式的旅游产品走进人们的生活。在满族悠长的发展历史中,也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得以流传,因此吉林省的各满族文化旅游景区需要建设并大力开发民俗体验旅游产品,例如古时的满族人民在山区和雪原等地长期生活,乘坐独木舟、爬犁等传统交通工具往返于山川、平原与河流之间。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满族特有的交通工具,开展滑雪、游湖等活动,让旅游者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满族民俗文化的魅力。

(二)将民俗旅游业打造成完整的产业链

1.调整餐饮业,优化产品结构。满族饮食文化也是最具潜力的民俗内容之一。如果将饮食与观光相结合,相比能够得到更好地宣传效果。满族的饮食习俗在该民族的历史条件、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变化中形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改进、创新。从人们熟知的火锅、全羊席、萨琪玛、年糕、驴打滚到哈依玛、菠萝叶饼、粘豆包、大小黄米“火勺”等,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满族传统食物,营养丰富,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此外,将独具风味的满族特色饮食作为整体的旅游产品对外宣传,即对满族饮食进行深入开发。如满族风情餐,可作为旅游行程中的一部分,让旅游者更加了解满族风味饮食的特色并大饱口福。2.革新住宿业,完善配套设施。联合当地的满族居民,复原传统民居。满族人居室的主要特征是“口袋房,万字炕”。满族人民不但利用火炕取暖,而且在此睡觉休息,进行日常饮食及休闲活动。在寒冷的冬季,温暖独特的火炕能够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此居住。同时,在民居中摆放满族传统手工艺品,提供满族特色饮食,以软环境提升旅游者的住宿体验,从而推广满族文化。3.丰富旅游纪念品种类,提高竞争能力。从满族民俗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水平来看,一些旅游纪念品已经成为能够代表满族文化的名片,如松花湖浪木根雕和奇石、满族手工剪纸、满族枕头顶绣片等等。在保证现已有旅游纪念品的品质基础上,我们还需鼓励开发新兴的旅游纪念品,开拓新的市场。例如第三届满族医药国际论坛的举行,彰显了满族医药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满族医药源自于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流域,长白山流域一带自古以来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满药也可以利用其极大的地域优势和开发前景,成为吉林省满族民俗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另一代表性产品。此外,可以将能够代表满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进行细分,在不同类别中重点推广最具代表性和品牌价值的旅游纪念品,使得旅游纪念品更加具有综合竞争力。4.建设娱乐产业平台,打造金牌娱乐项目。作为满族最盛大节日之一的颁金节以及别具风情的长白山国际萨满文化艺术节,多年来吸引了众多民俗旅游爱好者的目光。在文化节举办期间,各景区内会举行满族特色文艺表演,内容丰富的表演活动从各个角度展示了满族的文化,使满族的民俗风情和文化内涵得到广泛的传播。我们应该在节日庆典活动中能够创造更多的节目形式,借鉴其他地区节日民俗旅游的成功之处,将庆典活动与本地自然景致和人文环境相结合,以品尝满族饮食、大型满族歌舞实景表演等多种形式的娱乐项目吸引旅游者,打造精品娱乐项目,让旅游者体验原汁原味的庆典活动。

(三)提高民俗旅游接待地区的经营能力与服务水平

1.提高经营能力,优化管理方法。经开发,伊通满族自治县保留着伊通碑碣戏楼遗址、盛京围场之一的阿木巴克围场、柳条边、伊通满族博物馆和牧情谷风景区等多个满族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想要提高此类旅游接待地区的经营能力,就需要对该地区的营运效率进行具体分析。在进行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期望,编制合理的发展战略,以确定旅游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并以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制定景区管理方法。在保证盈利的基础上,传播满族民俗文化。2.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民俗旅游产品的种类日益增多,人们对文化旅游的质量要求也普遍提高。在旅游产品的内容和价格等方面相差无几的时候,旅游者往往更倾向于购买具有优质服务质量的旅游产品。因此,旅游接待地区需要提升相关行业服务人员的素质;不断建设维护服务环境;积极创新,随时更新理念和价值;同时要收集旅游者的反馈信息,完善不足,为不同层次的旅游者打造个性化服务,用良好的态度满足旅游者的各项合理需求。

(四)培养专业人才,提升经济效益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管理人才,人才的聚拢有助于提高本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就旅游业的工作环境和产业性质而言,人力资源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国内旅游市场竞争激烈,满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尚不健全,民俗旅游市场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进行指导。企业应培养具备专业素质的员工,以创新型培养理念、多元化培养模式提高其获取知识及应用知识的能力,发展个性以适应市场需求,使其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发掘民俗旅游的潜在市场,改进并完善民俗旅游产品存在的不足,为建设一流的旅游设施,向旅游者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综上所述,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旅游资源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目前省内对满族文化旅游的开发程度来讲,要想使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成为独树一帜的特色旅游资源,还需要我们对其进行长久而深入地开发。对吉林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不仅有利于满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发掘、保护和传承,也有利于打造吉林省特色旅游品牌,以满族民俗文化旅游为载体,突出地方特色,从而增强吉林省民俗旅游综合发展实力。

参考文献:

[1]金丽.辽宁省满族民俗资源旅游开发策略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3,(01).

[2]葛浩浩,佟金鹤.满族民俗旅游文化开发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3).

第五篇:论满族文化先驱—巴克什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随着后金政权的建立,满族的初步形成,一批满族(女真)知识分子—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也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又身兼军事,披甲出征,建树军功,在后金政权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为清朝开国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巴克什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一个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在前人和今人的着述中,对巴克什或作为名词,或作为一种制度,只给以简单解释或叙述,尚无深入研究。本文拟将巴克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文化群体,就其产生的背景、作用以及消亡的原因等问题做一论述,敬请专家指教。

一、巴克什群体的产生及其特点

巴克什,亦作榜式、把式、榜什等,其缘于蒙语。《清文鉴》释为“儒”,或为汉语“博士”一词的借音。《清文总汇》释为:前辈贤哲之先生,乃尊称;读书人。清人笔记《听雨丛谈》说:“巴克什„„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1。从上述解释看,巴克什,乃有知识之人,即文人。但有关巴克什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仅见“巴克什”一词在《满文老档》中曾频繁出现。如:乙卯年(1615)十一月,“为记录仓库粮食的出入分配,任命了十六名大人和八个巴克什”2。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设立学校,选出八位巴克什分别为各旗师傅,他在下达的指令中说:“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这八旗的师傅的八巴克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3。七年二月,他派“备御三人、巴克什四人随方吉纳去清查新来的户、人口、男人的数”4。八年四月,努尔哈赤谕:“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5。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又命巴克什把他赏赐的档子分写成八部,给每旗一部,他说:“要把一部档子写成八部。革职时,八部档子一齐注革。登记官职时,八部档子同时登记。如果那样,你们巴克什是好的”6。可见太祖时,巴克什并非官名,而是对文职人员的通呼。这些人读书识字,能写会算,充斥于后金政权各个机构中,例如,负责管理帐目、记录档册、教授儿童等事宜。巴克什地位不高,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下达指示:“„„受命工作的巴克什、工匠、台的的哨探、养猪的人、„„这些人仅限自身免于纳粮”7。努尔哈赤把巴克什与工匠、哨探、养猪人等相提并论,可见其地位不过是后金的最下层小吏,只有当他们建功立业时才能晋升官阶。

此外,“巴克什”还是一种赐号。天命时,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实行绥抚政策,满族(女真)中一些兼通满、蒙、汉语之臣,频频出使,传宣汗谕,招纳降服,被赐号“巴克什”,如武臣赐号“巴图鲁”,乃属荣誉称号。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时,赐号“巴克什”:有额尔德尼

8、达海

9、武纳格

10、额克星额

11、希福

12、库尔缠

13、库拜

14、硕色

15、尼堪

16、达雅齐塔布囊

17、龙什18。

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设六部并谕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19。

显然,天聪五年之前,巴克什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对一般文臣的称呼。二是作为荣誉称号,赏赐给有突出贡献之文人。无论一般文臣还是赐号巴克什,他们都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构成了满族形成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只不过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一般文职人员,由于职级低下,故史不见经传,但不能否认,他们承担着后金(清)政权各部门中繁杂具体的文职工作,是职能部门正常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赐号巴克什,因其担当的职责重要,其业绩和作用突出,所以受到重视,尤其是达海、额尔德尼、希福、库尔缠、硕色等人对后金(清)时期的文化及政治有过重要建树,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

赐号巴克什具有共同特点。除政治上可靠外,都兼通满、蒙、汉语,是后金(清)在处理与蒙古、朝鲜、明朝诸多事务中亟需的人才。如: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隶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20。希福也“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高皇帝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属来归。以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诸蒙古部,赐号‘巴克什’”21。达海“先世居觉尔察,太祖时来归。„„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天聪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22。

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大多是海西女真人。历史上,海西女真与蒙古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6世纪中期,居住在呼兰河、汤旺河流域的海西女真人分别迁到乌拉、辉发、叶赫、哈达河畔,他们与当地金代女真人后裔,以及蒙古土默特姓人杂居共处,分别形成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其中叶赫部,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其始祖为蒙古人,本为土默特氏,14世纪中期灭掉原居住扈伦地区的纳喇部,占据其地,遂改为纳喇氏,并受当地纳喇氏女真人风俗的熏陶,使用女真语。16世纪后期,哈达部沿哈达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一带居住,南与辽东地区汉族相邻,西与蒙古科尔沁部接壤,在日常交往中,哈达部女真人逐渐学会使用汉语和蒙古语。前文中提到的都英额地方,据《盛京通志》载:都英额在兴京(辽宁新宾永陵)东北一百五十里、开原东南二百一十里。据此,可知都英额应属哈达部。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一些海西女真人兼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太祖时,赐号“巴克什”,除女真人(满族)外,还有蒙古族人,如武纳格,“姓博尔济吉特氏,其先居叶赫,后隶蒙古正白旗。太祖高皇帝创业兴京,诸蒙古向化,武纳格率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古文及汉文,赐‘巴克什’号”23。

赐号“巴克什”在天命年间居多,以后渐少。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顺治五年(1649),原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以赞理机务忠勤懋着,授三等男,赐‘巴克什’号”24。以后则未见。

巴克什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明代东北地区女真人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为父祖复仇,随后兼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攻占辽东,定都沈阳。在几十年征战中,努尔哈赤意识到,武将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同时,儒臣也必不可少。他需要他们参与谋划、记录档册和史事、发布政令、军令及公文、开展

教育,培养人才。特别是后金政权建立后,处于三大敌对势力包围之中:南有明朝,东有朝鲜,西有蒙古。后金为剪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先后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朝鲜。在与蒙古及朝鲜的频繁交往中,后金政权亟需一批兼通满、蒙、汉语的儒臣。当时努尔哈赤身边不乏汉儒生,如龚正陆、宁完我、范文程等。但努尔哈赤不信任汉人,尤其到了晚年,其仇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日益加重,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25,于是,一批满族文人受到努尔哈赤的提拔和重用。

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他们不负众望,用其知识和智慧在清开国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二、巴克什的历史功绩

后金时期,凡缮写对明朝、蒙古、朝鲜文书,奉使周边地区和邻国,登记档册,收纳章奏以及联络汗与诸贝勒事务等文职工作,均由巴克什负责。除上述日常工作之外,赐号“巴克什”更承担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对满族文化的崛起及后金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满族文化的先驱。努尔哈赤兴起前,东北各部女真人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文化落后,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典籍。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事业的发展,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发展民族文化首先要解决语言文字问题,其“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26。操女真语而书蒙古字,这种语言和文字的矛盾给努尔哈赤内政外交带来诸多不便,也是发展民族文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

女真人原有文字即女真字,它始创于金朝初年,有女真大字和小字两种。随着金亡元兴,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尔后女真文衰落,至明朝中期已渐失传,临近蒙古地区的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努尔哈赤兴起后,对内,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记注政事使用蒙古文;对外,与明朝、朝鲜的文移往来也使用蒙古文。创制与自己母语相和谐的文字迫在眉睫。于是,努尔哈赤于已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仿蒙古文创制文字,于是,一种新文字—满文诞生了。初创满文没有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老满文在女真地区推行33年,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初创,缺乏经验,老满文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天聪六年(1632)三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指示:“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27。达海受命对老满文“酌加圈点,分别语气。又以国书(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28。改制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及巴克什达海用智慧和心血创制和完善了满文,达海尤其“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29。达海是太宗时文馆领袖,改进满文后不久病逝,年仅38岁。这位“圣人”死殓时“求靴无完者”,找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其一生可谓勤敏清廉。

满文自创制之日起,即在女真地区广泛推广使用。巴克什又承担起传授满文的责任。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指示:作为八旗师傅的八位巴克什,无须涉足他事,专心教习子弟,使之通晓书文便是功30。满文的推广和学习很快取得了成效,《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九日条载,“每牛录各派十人写档子”31。若按照《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二月记载的230个牛录计算32,八旗应有2300人写档子。可见,从已亥年(1599)创制满文,到天命六年(1621)仅20年时间里,已有相当一部分女真人掌握了老满文。至太宗时,更以行政手段强化满文的使用,使满文功效得以充分发挥。太宗命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用满文记注政事,撰写诏令、庆贺表文及其它文移等。设立八旗学校,令八旗子弟学习满文。

满文的创制与颁行,促进了满族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形成本民族文化,更不可能推动文化向前发展,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的口碑阶段。所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等人创制满文为满族文化兴起和发展开拓了道路。满文之创制解决了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文字障碍问题,推动了满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巴克什用满文译书、记录政事、编写历史,又是满族文化崛起和发展的突出标志之一。至天聪六年(1632),达海等人已译成的汉文典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天聪十年已完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应是满族文化史上第一部史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有汉儒臣参与编修,却是以满洲巴克什希福、笔贴式刚林等人为主,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库尔缠所修《老满文档册》为蓝本,用满汉文写成,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这时期,用满文记事的档子、各种文件,汇编成后来的《满文老档》,记述了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共30年间,太祖、太宗两代人艰难创业的历史。它是满文化的重要遗存,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巴克什创制满文、传授满文、翻译典籍、记述历史,实具开创满族文化新纪元的意义,开满文化发展之先河,成为满文化之先驱。

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巴克什兼通满、蒙、汉语,与汉人交往频繁,翻译汉文典籍,为满汉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太祖时期,巴克什职司尚未明确划定,只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分工:达海负责翻译汉文典籍、缮写对明朝及朝鲜方面的文书,办理交涉。额尔德尼、库尔缠等记注国家军政大事。

太宗即位后更定官制,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文馆,分定文臣职司:“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33。太宗置文馆,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借鉴汉族的政治、军事经验。二是记注本朝政事,总结执政之得失。至天聪六年七月,达海等人已译成《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正在翻译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

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为在满族社会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首先。清(后金)统治者从汉文典籍中吸取统治经验。皇太极执政时,一面力图维护满族传统文化,一面倡导汉文化,仿明制建政;崇儒家而求思想划一,接受并宣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按儒家的伦理道德变易满族的陋规恶俗。其次,汉文典籍也是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教材,这使得汉文化在满族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如忠孝节义观念在满族人思想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喜欢《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视其为神加以崇拜,广建关帝庙。同时,一部《三国演义》也成了满族人的军事教科书,从中汲取军事营养,指导战争。清初,巴克什译汉文典籍,其意义之重大,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说:“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达海与额尔德尼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34。

通使蒙古、朝鲜。太祖太宗时期,巴克什除在文化上做出突出贡献外,还充当了联络漠南蒙古诸部及朝鲜的使者,他们主要是额尔德尼、硕色、希福、索尼、库尔缠、达海等。后金兴起后,位于后金右翼的漠南蒙古林丹汗等,与明朝缔结了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只有征服漠南蒙古,才能解除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决意征服漠南蒙古。此时一批长于蒙语之人来归,自然受到器重,他们奉命出使蒙古诸部,传递书信、宣布汗谕,绥服蒙古王公贝勒,与他们谈判,和他们盟誓,成为后金实行对蒙古诸部政策的得力人物。如天命初年,经过对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的笼络、瓦解、联姻、军事等手段,终于使其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由联合明朝抵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清)对抗明朝。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努尔哈赤派巴克什额尔德尼、库尔缠、希福和大臣绰护尔、雅希禅五人携带书信和誓词与之会盟。双方在冈干塞忒勒黑处,杀白马、黑牛,烧誓词,对天盟誓:“合谋并力,与明修怨”,违背盟誓者“溅血、蒙土、暴骨以死”35。

皇太极即位之初,形势严峻,明军坚守辽西走廊一线,固若金汤,能否彻底解决漠南蒙古,就成为打开局面的关键。巴克什们为绥服蒙古,奔走于长城内外。天聪二年(1628)九月,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命希福前往科尔沁部征调军队。然而科尔沁诸贝勒俱不奉召,土谢图额附奥巴虽率兵启程,却擅自掳掠,未遵约与后金军会合。希福返回向皇太极汇报,皇太极大怒,复令希福率壮士8人前去邀奥巴,而奥巴率所部侵掠察哈尔边境,掠毕即回,又不来会36。十二月,皇太极派巴克什索尼等携带他的信赴科尔沁谴责奥巴。索尼至科尔沁,秉承皇太极旨意行事,待奥巴表示服罪并欲亲往沈阳,袒肉以谢时,索尼等随机应变,对奥巴温言抚慰说:“汝果引咎往朝,即弗获免罪,以远来故,当必悯怜,加以礼貌”37。翌年正月,奥巴至沈阳谢罪,皇太极又令希福、库尔缠重申原信中责问之意,奥巴“俱服罪”,自请处分38。从此,奥巴闻令即至,再未发生违约之事。科尔沁诸贝勒的驯服之难,从上述曲折,可概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巴克什们在通使蒙古的途中不辱使命,奔走劳碌的身影。在蒙古衙门建立以前,文馆中的部分巴克什独自承担出使蒙古,具体执行最高统治者对蒙古政策的各项任务。其后,他们仍以娴于蒙语和丰富的经验会同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都察院的官员同赴蒙古处理重大问题。崇德元年(1636)十月,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巴克什尼堪,会同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同蒙古王公一起审理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39。

经过太祖、太宗两代人的经营,漠南蒙古各部列为清之外藩,完成了从北方对明朝的包围。满洲巴克什们为此殚心竭力、出生入死,做了大量繁剧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是中国近邻,与明朝友好。在明清(后金)斗争中,朝鲜坚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边。万历四十七年(天命三年,1619),在萨尔浒战役中,朝鲜派兵协同明军进攻后金,结果明朝惨败,全部朝鲜援军包括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投降后金。太祖、太宗十分清楚朝鲜是后金(清)征明的又一后顾之忧。太祖曾多次派使者投书,希望以政治手段改变两者间的关系。至太宗,先后两次伐朝鲜,分别与之订“兄弟之盟”、“君臣之盟”,彻底征服了朝鲜。在后金(清)与朝鲜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巴克什们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沈阳状启》是朝鲜王世子一行做为清朝的人质,在滞留沈阳期间,由随行的侍讲院宰臣、讲官等向本国承政院呈递的情报的誊录。在崇德二年(1637)到顺治元年(1644)的“状启”中,皮牌(希福)、匿汉(尼堪)、加利(刚林)、卢时(罗硕)等巴克什及汉大学士范文程的名字频繁出现。他们到世子馆所或传宣意旨或办理交涉事宜,承担起清对朝鲜的外交事务40。他们忠实地履行职责,为巩固中朝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军事上的功绩。巴克什不仅是儒臣,又是武将。他们文武兼备,因文才受到重视,也积极参加后金(清)的军事实践活动,屡立战功,因武功得到提拔。天命八年(1623)四月,(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41;天命十年(1625),武纳格因“勤勉治政,能管辖兵”而升为三等总兵官42;库尔缠和尼堪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而为备御43;额克星额则提拔为副将44。太宗时期一些巴克什更是身居要职。巴克什在军事活动中,一是随军出征,利用他们兼通多种语言的特长,做沟通交流、安抚招降等工作。以达海为例:天聪四年(1630)正月,他随军征明,至沙河驿,以汉语谕降其众;至永平(今河北卢龙),乘夜攻其城,克之,太宗命达海执黄旗登城,谕官军百姓薙发来降;时贝勒阿巴泰等率明朝投诚副将孟乔芳等自永平入见,达海承旨慰劳之;先是,三屯营、汉儿庄俱已归顺,既而明兵袭三屯营,太宗虑汉儿庄降人复叛,令达海与启心郎穆成格等率兵前往侦查,仍以汉语谕之,遂抚定汉儿庄45。二是巴克什带兵作战,又是战场上的悍将与勇士。天命七年(1622)二月初八日,额尔德尼和达海迫使戚家堡投降,带来400人,牛马70头、驴40头46。三月二十二,额克星额出征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附近),俘虏了700人47。天聪七年(1633),武纳格同贝勒阿巴泰等攻山海关,俘获人、马、牛以归,明军追击,武纳格力战却之。事后太宗对诸贝勒大臣称赞说:“武纳格所在建功,今又为殿败敌。人臣为国,当如是也。”48库尔缠、尼堪等人还跟随太宗和诸贝勒出兵朝鲜。崇德二年(1637)正月,清军克朝鲜国都,尼堪和参领吉思哈等奉旨率部分清军退出朝鲜,途中有朝鲜兵于吉木海列营抗拒,尼堪率师进击,大破之,斩其平壤巡抚49。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这其中也有巴克什的一份功劳。

巴克什们由于忠诚和杰出的贡献,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和信任,君臣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太祖时,巴克什额克星额官至副将,他在立誓中说:“我父在(我)年幼时抛弃离去。汗爱养了。如果不勤勉汗委任的公正的事务,邪恶地管辖禁令,在汗知道前,天先知道,将身死。”50额克星额的誓言表达了他对太祖的感激之情和对汗的忠诚之心。天聪六年(1632)达海病逝,其病危时,太宗对侍臣垂泪说:“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痊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51太宗时,巴克什尼堪官至理藩院承政,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都跻身显贵。

三、巴克什的消亡

巴克什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建后金政权的历程中,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清入关前,尤其是后金时期,巴克什们独当一面,承担起全部文职工作。他们撰制满文、翻译汉文典籍、记注政事、编写历史,对传播汉文化,促进满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同时又能披甲执锐,或单枪匹马或带领属员出使蒙古、朝鲜,传宣圣谕,招抚降众,责任重大而繁难,甚至是出生入死。这一时期舞台上的巴克什,亦文亦武,显尽英雄本色。然而,随着清(后金)政权的蓬勃发展,到天聪末年,在政治或军事舞台上巴克什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作为第一个满族文人群体—巴克什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迄今,这个问题被忽略,没有人作出回答。应当指出,巴克什的消亡同其出现一样,是满族文化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试作如下论证。

剖析巴克什消亡的原因,概括地说,主要有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其内在原因,是巴克什自身文化底蕴不足,不能适应满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巴克什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他们及其先人世代生活在东北广袤的平原和崇山峻岭之间,以渔猎经济为主,后过渡到农业,比之汉人,仍欠发达。民族习性,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在满族形成前,散居东北各地的女真人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文化典籍,有的只是口碑传承文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巴克什,其自身文化水准自然不会高。在文献中多记赐号巴克什“兼通满蒙汉文字”,所谓“兼通”不如说“兼懂”更准确些。巴克什懂汉文,对汉文化有所接触,但了解不深。巴克什中应以达海的汉文化水平最高。在朝鲜人李民寏着《栅中日录》中,把大海(达海)注为“华人”52。李民寏误认达海是汉人,可见达海汉语水平很高。而有些巴克什汉文水平则很差。天聪六年(1632)九月,内三院汉儒臣王文奎在《条陈时宜奏》中称:“自大海弃世,龙识革职以来,五榜什(巴克什)不通汉字”53。可见巴克什总体文化素质不高。太祖时期,后金政权是满族的单一政权,这一政权的文化含量很低,努尔哈赤诸子及众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唯有皇太极“仅识字”54。在这样一个重武轻文的民族里,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为数很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他们应运而生,承担起后金政权的全部文职工作,辉煌一时,对后金政权的建设尤其是满文化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至太宗时,社会形势巨变。清政权已由后金时单一的满族政权改建成满蒙汉联合政体,整个东北地区以及内外蒙古“远迩诸国,在在臣服”55。此时,太宗皇太极需要的是,能为他建立封建国家政体和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献计献策的人才,并且是大量的优秀人才。而巴克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具备谋划军国大政的素质,其人数又少,所以,无论是巴克什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不能满足皇太极的需求,而逐渐被汉儒臣所取代,致使巴克什在舞台上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则基本消失。唯有顺治五年(1649),大学士刚林被赐以“巴克什”号56。刚林之后,巴克什遂告绝迹。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终被汉儒臣和新型满文化代表所取代是巴克什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外在原因是,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族儒臣加入后金(清)政权。太祖时,后金是满族的单一政权,文化也是由女真向满族过渡的单一的粗俗文化,巴克什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此时,历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太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变单一的满族政权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他一改其父努尔哈赤排斥甚至敌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57,广泛吸纳大批汉官、汉将及其知识分子加入清政权。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明朝的士大夫与儒生即知识分子纷纷弃明归清。特别是在明清(后金)战争中,更有一批又一批汉官汉将自愿投诚投降,有的被俘而后降。太宗一律接纳,授予官职,给以特殊待遇。如,天聪五年(1631),后金攻取了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收降汉官达150余人58。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率一万余人、各级将官100余人,航海归降59;第二年,又有明将尚可喜率领近万人归附后金60。崇德六年—七年(1641——1642),明清于松山、锦州一带展开战略决战,攻取了塔山4城,前后有数百名汉官汉将降清61。清入关前,加入清政权的汉官及知识分子以千计,而其降清(后金)的士卒则以万计、数万计;从战争中及从关内掠来的与投降的汉人(其中也有儒士),则以十万、数十万计!凡降清(后金)者,太宗皆量才录用,原在明朝有职务的,一律按原官原职甚至超过原级别授予新职务。其中,有不少是高级人才、高职务的汉官,被选拔到中央机构,进入统治集团,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决策。如天聪十年(1636)三月,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宁完我、马光远、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高士俊、李栖凤等一批汉官、儒臣被选入内三院任职,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62。他们以深厚的儒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干而受到太宗的宠信,充当了他的心腹和可靠的谋臣。汉官儒臣大批加入清政权,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后果:其一,从民族成份上说,打破了满族贵族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促使清(后金)政权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二,从思想与文化的意义上说,又打破了满族巴克什(后改称笔贴式)在清(后金)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汉官们既是官员,又是熟读经书,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至于没有任官职的儒生,亦出身于知识阶层,称读书人,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他们加入清政权,同时改变了该政权的文化构成成份,把汉文化带进政权内部,并进入满族社会。当后金政权进据辽沈地区即辽东地区,置身于广大汉人的生活环境,亦推动汉文化逐渐起到主导作用。于是,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融合,形成满族文化的“汉化”趋势,这在满族社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上自满族王公贵族,下至满族平民,普遍讲汉语,仿效明朝服饰,喜穿汉人服装,而满语、满族服饰渐被本族人轻视。就连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这样着名的满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一心向往汉文化,甚至屡次劝太宗改变满族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可见满文化“汉化”已成一种时尚,表明其发展趋向大有不可逆转之势。这一文化现象,生动地证明汉文化不仅在清政权内部,也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

做为最高统治者,太宗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向往汉文化。他深知汉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欲建立对汉人的巩固统治,特别是将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必须依赖汉族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及其汉文化,否则,就难以立足。因此,他确立了“以汉治汉”的战略思想,如上已指出,他大量招收汉官儒臣,壮大其政治实力;同时,他倡导汉文化,令达海等翻译汉文典籍,颁行国中,做为治国的准则和学习文化的教科书,仿明制建政,举行科举考试,录取成绩合格的满、蒙、汉生员;接受儒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经济。他还用汉族的传统文化,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满族的陋习恶俗等等。太宗的这些主张和政策及具体措施,大大加快了满族的“汉化”进程,也推进了满文化的改造,将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当汉文化有取代满文化之势时,太宗又极力维护满族的民族传统文化。他命达海改制满文,不遗余力地推行满语的实际应用。天聪八年(1634)四月,他下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按他的说法,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等等,他要求今后“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63。他又特别强调民族服饰、骑射亦不得废,亦不能更改。他力图维护本民族的独立性,不致被汉族同化,同时,又倡导汉文化,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其作用。他的主导思想,是在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适当吸收汉文化,用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主观意图如此,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制定并实施上述各项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从形式上看,确是维护并保持满族文化的诸多特色,而其内涵却包容了汉文化的内容。汉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强大的穿透力,向满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显示出她的影响无处不在。

太宗时期,是满汉文化合流,满文化渐趋“汉化”的时期。巴克什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仍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然而,涌入清政权的大批汉官儒臣已经取代了他们的部分职责,如起草国书、皇帝谕旨、诏令等,已改由汉官负责,尤其是对明的具体政策、策略,以及相关的文移往来,非汉官莫属。至太宗后期,巴克什不再占主导地位,已显示出让位汉儒臣的明显趋势。清军入关后,满族文化转型,确立了以儒家为指归的统治思想。在转型的大潮中,满族文化早期的代表—巴克什终被历史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新一代满族文化人。

参考文献: 1(清)福格《听雨丛谈》卷8,页181,中华书局1984年版。

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下同),第一分册,页32。 33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0。 4《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二分册,页121。 54143《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29。 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46。 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4,第二分册,页164。 8《满汉名臣传》卷8,页207。 9《满汉名臣传》卷3,页56。 10《满汉名臣传》卷2,页20。

1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10。 12《满汉名臣传》卷3,页53。 13《满汉名臣传》卷3,页65。

14《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59。 15《满汉名臣传》卷4,页95。

16《清史稿·尼堪传》卷228,页9258,中华书局版1977年版(下同)。 17《清太宗实录》卷20,页19。 18《清太宗实录》卷17,页10。 19《清太宗实录》卷9,页12。

20《清史稿·额尔德尼传》卷228,页9253。 21《满汉名臣传》卷3,页53。

22《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6。 23《满汉名臣传》卷2,页20。 24《满汉名臣传》卷1,页17。 25《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2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页1,台湾华文书局版。 27《清太宗实录》卷11,页19。 28《钦

定八旗通志》第5册,页305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29《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7—9258。

3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2。 3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7—8。 33《清太宗实录》卷5,页11—12。 3451《清太宗实录》卷12,页15。

35《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页33—3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2,页15。 36《清太宗实录》卷4,页20—21。 37《清太宗实录》卷4,页31。 38《清太宗实录》卷5,页2。

39《满汉名臣传》卷3,页

53、69。 40《沈阳状启》,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4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153。 445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228。 45《满汉名臣传》卷3,页57。

4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6,第二分册,页114。 4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第二分册,页139。 48《清史稿·武纳格传》卷230,页9305。 49《满汉名臣传》卷5,页125。

52《栅中日录校译》页27,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3《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2,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4《建州闻见录校译》页4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5《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 56《满汉名臣传》卷1,页17。

57《清太宗实录》卷1,页10;卷22,页22。 58《清太宗实录》卷17,页29—30。 59《清太宗实录》卷14,页16—17。

60《清太宗实录》卷16,页8—16;参见《尚氏宗谱》“先王实迹”。 61《清太宗实录》卷59,页

7、11;卷60,页17。 62《清太宗实录》卷28,页2。 63《清太宗实录》卷1,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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