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自挽歌背后的悲剧精神

2022-09-11

1 魏晋名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宗白华曾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最痛苦的时代。”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 士人心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 开始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思索。魏晋士人对人生发生了这样的感叹“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 “人生处一世, 去若朝露唏” (曹植《赠白马王彪》) , “人生天极蒂, 譬如陌上尘” (陶渊明《杂诗》) 。魏晋时代朝代更替频繁, 上层为争权夺利肆意杀伐, 生死无常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人们。在生与死这对人类永恒的悲剧冲突中, 魏晋士人开始直面正视生老病死, 从而清醒地认识到死亡的必然, “但他们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作用之下, 不甘服从这个命运。”

魏晋士人看到了“长生”之路是行不通的, 开始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既然生命的存在是有限的, 就应该“加倍珍惜眼前可以实现的快乐”, 从而达到法国波德莱尔所说的“从短暂中抽取永恒”。“失去长寿的希冀, 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乞求生命的长度, 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于是, “使我有身后名, 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宠礼》) 成为这一时期士人的普遍心态。

2 自挽歌——生命追求幻灭的无奈和对生的渴望

如果说药、酒展现了魏晋士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悲剧, 那么挽歌所体现的悲剧意味就更加凸显了。挽歌原本是生者对死者表达悼念、哀思的一种送葬歌曲。发展到魏晋时期挽歌开始脱离送葬这一专指的实用价值, 出现了新的特点, 如汉乐府中的《薤露行》、《蒿里行》、《泰山梁甫行》皆为挽歌, 曹氏父子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 挽歌的抒情功能也被扩大与强化, 往往用来表达作者对人生的哀挽, 也带有自挽的性质, 并出现了独特的自挽歌。

“自挽是一个活着的自我对死去的自我的哀悼与祭奠, 是现在的我对于将来的我的纪念, 这在身份上与时间上都具有某种荒诞性。”自挽歌的悲剧也就在于对象与时间的“荒诞”上, 正是这种“荒诞”将魏晋士人的悲剧得以扩大、展现。陶渊明的《拟挽歌辞》堪称挽歌中的千古绝唱,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自挽歌的代表作——《拟挽歌辞》三首。

其一:有生必有死, 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 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 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 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 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 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 饮酒不得足。

其二:昔在无酒饮, 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 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 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 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 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 归来良未央。

其三:荒草何茫茫, 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 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 高坟正嶣峣。马为仰天鸣, 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 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 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 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 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这三首组诗, 表面上似乎是作者从入殓、出殡、送葬三个井然有序的描写中, 展现了“有生必有死”的客观态度和“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的旷达生死观, 但细细品味来却会发现在达观与镇定的背后充满了对现实追求的无奈和对生的渴望。

陶渊明早年是怀有济世雄心的, 如在《拟古》之八中说:“少时壮且厉, 扶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幽州”。在《杂诗》之五中说:“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 骞翮思远翥”。归隐之前的陶渊明曾有过五次出仕的经历。然归隐后在《归园田居五首》 (其一) 中说“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足以说明他出仕追求功业的时间之长。无法实现自己济世理想后, 最终在“日月掷人去, 有志不获骋”的慨叹中选择了归隐。特殊的悲剧时代, 就注定了陶渊明只能在退守内心后过着委运任化, 知足常乐的自然人生, 生活中少了济世理想信念的他, 只能闲时酌上几杯, 以作慰藉, 并以此来消解心中的不平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然而“不醒难求”, 因此“但恨在世时, 饮酒不得足”, 实是追求幻灭而又不能解脱的真实再现。而“昔在无酒饮, 今但湛空觞”对酒的所需与不需, 正是悲剧的突现, 也就是说, 对他来讲, 想要解脱只有两种选择——饮酒或死亡。

海得格尔曾说:“对死的恐惧就是对生的清醒认识。”自挽歌正是人性彻底觉醒后, 由于士人个体与社会的冲突而造成的心理瘀块。卢苇青先生认为挽歌是:“感受到强烈的生死痛苦的魏晋文人将其作为表达自己复杂心绪, 抒写忧伤, 借之获得精神慰藉的手法。”“悲剧是表现人生价值被毁灭, 受摧残的艺术。但悲剧表现人生价值被毁灭受摧残并不是为了强调人生价值被否定的结果, 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被否定的有价值人生的惋惜、同情和珍视, 是用否定人生价值的方法来肯定人生价值。”魏晋士人正是利用悲剧的扭曲手段——自挽歌来肯定个人生存的价值, 来尊重个人的生存价值。

魏晋时期是一个悲剧时代, 士人人性的觉醒和社会对人的“异化”就构成了一对悲剧性冲突。魏晋士人敢于正视这一冲突, 并以挽歌作为抗争的工具, 进行激烈的斗争, 它们承载了人生的各种价值被摧残、扭曲、异化的情形;展现了士人在悲剧冲突中所受的精神痛楚和精神抗争。而正是这其中所含的悲剧精神成就了魏晋士人那后人无法企及的人格魅力。

摘要:魏晋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 士人为了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发散心中淤积的块垒, 他们或裸裎醉饮, 或吃药行散, 或扪虱而谈, 除了这些怪诞的行为, 抒写自挽歌是这一时期的又一奇特现象, 然而这些表面上旷达的行为现象背后却是沉重的悲剧精神, 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深刻的悲剧冲突, 论文重点从陶渊明自挽歌入手对魏晋士人的悲剧精神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魏晋风度,挽歌,悲剧精神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 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3] (美) 理查德·沃林[著], 张国清[译].文化批评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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