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疗公地悲剧背后分配问题的思考

2022-09-11

1 公共医疗资源的现状

在我国, 医疗服务主要是由政府垄断经营, 我国医疗机构的主体是公立医院, 我国目前医疗服务实行较为严格的价格管制。翁舟杰从西方租值耗散理论角度分析了公立医院目前医疗服务状况, 他认为由于诊疗服务是由行政定价, 且定价偏低。诊疗服务的价格管制破坏了产权的收入权, 从而导致更多的财富被置于公共领域, 诊疗服务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应有定价和当前医生行政工资之间的差值就构成了置入公共领域的租值, 相关的参与主体会努力以各种方式攫取, 攫取耗费的资源导致了租值耗散。

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每年能够提供的专家号是170 多万, 需求量则在1.2 亿, 这就是说一亿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供给不足加上医疗服务定价制度的情况下, 必然会产生我们常说的“黑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 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 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出现号贩子也不足为奇。本文并非探究“号贩子”的存在是否合理和怎么解决, 而是通过那些看似完美的解决公地悲剧的手段, 从另外一个层面———分配角度, 提出相应的思考。

2 公地悲剧解决方法及措施

医疗领域的公地悲剧主要表现在: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不足, 甚至许多人看小伤小病也涌到大医院, 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对于已经享受到医疗服务的患者来说一方面面对“一号难求”的现象不得不以时间成本或者货币作为交换, 另一方面火热的市场对一些医务人员及医疗水平缺乏约束, 患者享受到的医疗水平也不高。

公地悲剧的治理方法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加勒特·哈丁提出的最常见的产权明晰方式。二是采用替代技术或者替代产品来减缓公地悲剧发生。三是仿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 各个中心明确自身责任, 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本文主要针对常用的产权明晰措施来分析, 产权界定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价格机制;二是通过数量管制, 下面将对这两种方式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思考。

3 措施背后分配问题思考

3.1 提高价格

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 (说是刚性需求恐怕不是很合适, 具有刚性需求商品一般是指“必须品”,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也不是必须的, 富人可以请私人医生, 很穷的人可能会去小诊所,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人流量较大的大型医院医疗资源服务) 。弹性很小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人流量, 那价格必须提高很多才凑效, 可是收入低的人就意味着看不了病了么?二是看病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挂到号或者是挂不到, 不存在挂一半号, 也就是说不像水提价的后果, 水价上升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可能少用一点水, 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挂号提价结果就是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三是公共医疗资源的供给不对价敏感, 国家一直把全面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工作落实, 提供充足的、惠民的医疗服务以及医疗水平在短期内确实难以实现, 所以即便挂号费上去了, 医院提供挂号的动机还是不够。

3.2 限号

首先, 开始说过看病的需求弹性很小, 即便是限号, 即便是牺牲时间成本, 很多人也不惜排一晚上的队, 对于患者来说, 只要他获取医疗服务的边际价值大于其边际成本, 他就会坚持排队;其次“寻租”问题愈发的严重, 隐性价格机制导致“看病贵”的问题愈发突显;最后还是不能阻止拿到号的人再转手高价卖给愿意出高价的人, “号贩子”便自然而生, 分配问题也变得愈发的严重。前些年北京限购令的实施, 长期内不仅没有抑制房价上涨, 还有歧视外地人的嫌疑。公共医疗资源作为公共品, 其需求本应由病情决定, 而非价格。限号表面上很公平, 其实很大一部分上是通过“号贩子”等形式进行再分配。

摘要：“看病难、看病贵”一直作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被热议, 不仅是很多人看不上病, 甚至那些享受到服务的人也饱受来自各方面的痛苦, 医疗服务水平也得不到保障。本文以公共医疗资源出现的“公地悲剧”现象为例, 针对已有的通常解决公地悲剧的手段, 从分配角度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思考。

关键词：公共医疗资源,公地悲剧,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