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著性”回归“教材性”——《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反思

2022-09-10

《比较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严格意义上, 它成为全国各高校中文系普遍开设的一门课程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 因此进入我国高校专业课程体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短短二十来年中, 它却得到迅猛发展, 成为一门人所共知的显性学科, 而且产生着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 它不仅是一门课程, 而且早已成为一个专门研究方向。我国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建立起“本科——硕士——博士”这一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就是与本学科的这一发展过程同步而行的。

但是, 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 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过程中, 其“专著性”日益凸显, 而其“教材性”却遭到忽视,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本来, 《比较文学》教材其根本作用是用来教学, 但《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史告诉我们, 这一根本属性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实早在6年前刘献彪先生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点。刘先生在他的《比较文学教程》的“前言”中就指出, 传统的中、外比较文学教材有很浓厚的学术传统, 重视知识和理论, 强调学术含量与比较研究,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 却也存在几种偏向, 其中第三种就是“专著”特色有余、教材性不足[2]。真可谓一语中的!遗憾的是, 从近几年出版的教材看, 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回顾一下八十年代至今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 “专著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作形而上的阐释。有些教材虽然是针对本科生编写的, 但就其内容而言, 毋宁说对研究生更为合适。这类教材往往“面向西方、以西方为中心”, 采用照搬、注解的研究方法为西方学者的理论作诠释。如在介绍“形象学”理论时, 主要是对法国学者巴柔等人的思想作形而上的纯理论性分析;在介绍“译介学”时, 也只是罗列当代西方学者观点, 这对一般读者而言是很难以理解吸收的。

二是构建一整套新的概念体系和关键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构建中国特色学科理论的努力和尝试。在学术专著中作这样的探讨或许是可以的, 但在教材中这样做恐怕就不大正确了。一则这些概念不过是一己之见、一家之言, 不具有公信力, 二则在已经有一套基本术语的基础又构建另一套新的术语概念, 不仅是多余的, 而且无形之中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 与教材的普及性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三是教材描述语言的学术化。所谓“描述语言的学术化”是指教材的叙述语言用的是一整套的学术话语体系, 有故弄玄虚、玩弄高深之嫌。优秀的教材应该突出其语言的通俗性形象性和简明性, 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 深奥的理论浅显化, 复杂的语句简单化, 而不应该相反。事实上, 这种学术风气早已被学界所诟病, 何况在教材编写中。

其实, 比较文学界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种倾向。乐黛云、陈惇、饶芃子诸先生都曾指出这些问题。更有学者亲身躬行, 作了有益地探索和尝试。刘献彪刘介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刘献彪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他们编写这本《教程》就是为了让它作为新世纪比较文学入门的教科书, 既适用于大学生, 也适用于广大爱好比较文学的读者。为此, 他们把“面向教学、面向学生、面向社会、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有利于教和学”这一思想作为编写的基本指导原则, 贯穿始终[3]。这成为该教程最大亮点, 乐黛云、陈惇、饶芃子等学者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乐先生称这本教材“对于提高我国21世纪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和国际视野一定会大有益处”, 认为这本书“无疑独树一帜, 做出了特殊地贡献”[4]。陈惇先生也认为这本书“真是合乎时宜, 适应需要”, 并认为作者们本着要保持科学性、要有新意、要简明扼要、要有中国特点的方向,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是值得推荐的”[5]。当然, 这部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还有调整和补充、丰富的余地。

03年出版的天津师大孟昭毅教授的《比较文学通论》是这种探索的继续和深化。乐黛云先生在该书“小序”中说“这部书总结了他多年来的教学实践, 包含了使学生容易掌握的大量实例和学生感兴趣的多种问题, 特别是除过去谈得较多的中西方比较外, 更着重讨论东方多地区文化与文学的比较和东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和对照, 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很多新的有意义的结论。”后面又说:“我认为昭毅的这本《比较文学通论》因出得较晚, 可以总结不同的经验教训, 更可以博采众长, 转益多师, 很可能会以它的全面性、系统性、实用性独胜一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实用性, 如影响研究举隅、平行研究实例、跨学科研究探得、阐发研究示范、接受研究技巧等章节都是寓理论于实际, 用大量实例, 使读者很容易接受。”[6]乐先生准确地概括出了这部教材的三个突出特点:东方性、生动性、实用性。一言以蔽之, 就是突出其作为教材的“教材性”。陈惇教授也在该书序中热情肯定了他的特点:认为“把东方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范围, 在中西、中东、东西文学的多向的比较研究中得出有益结论, 成为本书的一大特点。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其他比较文学理论著作中未见的, 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特点。”最后也认为“它是一本比较适合教学、且有较强实用性的教材。”[7]

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教材”[8]。它主要是针对大学本科生编写的, 其最大的特点是构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学科理论范式, 即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 而且在每节后面列出了作为与章节内容相印证的“参考例文目录”, 把实例放到课后让学生自己去阅读, 还对比较文学学者作了简要介绍。不足之处概念叙述话语过于学术化, 在通俗性和趣味性上尚觉不足, 限制了它作为一般普通高等学校普遍使用教材的可能性。

上述分析, 再次印证了刘献彪先生的话:“最好的教材是最适合学生的教材, 教材的编写使用上也必须以人为本。”[9]《比较文学》教材由“专著性”回归“教材性”是一种必然, 这是由《比较文学》教材的“教材性”决定的。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点, 也作了一些努力, 但是这样一本形而下的、真正意义上面向广大普通高等院校的《比较文学教程》的产生尚需假以时日。不过, 我们可以期待, 期待这本教材早日诞生!

摘要：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教材编写有突出“专著性”, 忽视“教材性”倾向, 认为应该由“专著性”回归“教材性”。

关键词：专著性,教材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