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精选6篇）

篇1：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中国近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原名汝壁，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石评梅。曾用笔名评梅女士、波微、漱雪、冰华、心珠、梦黛、林娜等。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即热心于文学创作，1923年9月在《晨报副刊》连载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1924年与挚友陆晶清编辑《京报副刊.妇女周刊》，1926年，继续与陆晶清合编《世界日报副刊.蔷藏周刊》，1928年9月30日因病逝世。

石评梅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小说创作以《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

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1]

（概述图片资料来源[2]）

中文名

石评梅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小河村 出生日期

1902年 逝世日期

1928年9月30日 职

业

作家 毕业院校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主要成就

主创《京报》副刊—《妇女周刊》 代表作品

《墓畔哀歌》 1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石评梅之母，是父亲的续弦，其家庭为山西省平定县内一个书香门第。[3]

主要经历

1902年，石评梅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4]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5]

辛亥革命后不久，石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5] 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1]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4] 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于是改考体育系。[5] [1]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1]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4] 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1] [6] 1923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 次日去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5] [1] [6]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评梅与体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她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1923年，石评梅完成学业，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5] 担任北京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规则约束。[7]

1924年高君宇 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6]

1924年石评梅和陆晶清合编《京报》副刊的《妇女周刊》时，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支持。[1]

1924年11月，石评梅与陆晶清等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激励人民革命斗志。[1]

1925年，石评梅在高君宇墓畔[4]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3月29日，北京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召开高君宇 追悼大会，石评梅送了挽联，上写：“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 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出面将高君宇 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碑记。[1] [6]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石评梅和陆晶清等编辑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于7月1日第二十九期发表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对“沪汉惨屠”表示愤慨之情。[1]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2000余人游行情愿。段祺瑞执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石评梅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到执政府门前的请愿行列，但好友刘和珍不幸遇难，陆晶清也负了伤。1926年3月19日，石评梅即奔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并于3月2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散文《血尸》，3月25日，又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召开的隆重追悼大会，同时在《京报副刊》发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愤地指出：“昨天的惨案，这也是放出野兽来噬人；”“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1]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好友陆晶清等编辑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工作之余在京从事文学事业。最初以写诗歌与散文为主，当时即被称为北京著名女诗人，到后期创作不少短篇小说。[1]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石评梅至前门车站送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三时至车站，晶清、石评梅来送。”[1]

1927年发表的小说《匹马嘶风暴》，是这一时期石评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8]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在北京西栓马桩八号寓所开始发病，剧烈头痛，但她以为身体不舒服是常有的事，所以还是照常去附中教书，但病情日益加重。友人庐隐等送石评梅进旧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师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砺儒和庐隐等均在医院守护，不久开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医院转到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石评梅即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 墓旁。[7] [1]

1928年10月13日，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春明女校、蔷薇社及绿波社等在女师大礼堂开追悼会，庐隐报告石评梅生平事迹，焦菊隐代表绿波社致辞，女师大学生会写祭文，陆晶清从上海专程赶回北京，悲恸万分，写下了《我哭你唤你都不应》的祭文。[9] [7]

1928年12月，由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印行《石评梅纪念刊》，登载三十余篇悼念文章。[1]

石评梅逝世后，经庐隐、陆晶清等努力，编辑出版了石评梅生前所著小说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涛语》等书

创作风格 石评梅的作品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层面上也表现得脆弱和哀苦，通篇充满了“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冷艳的词汇，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汇成，可谓满纸辛酸泪。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够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辨与觉悟，表现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10]

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是对光明的渴望、爱情的追求，还是对妇女和社会的解放的渴望，都充满着柔弱女性奋力挣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的作品呈现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充满时代悲哀的叹息到对理想追求执著精神的转变过程；她充满了对既崇敬又心爱的人的缅怀，也表现了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同时，她深深地理解中国劳动妇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对黑暗的抗争，从而使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执著精神也赫然纸上。[10]

4人物轶事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爱情曲折而坚定，两个人犹如天空中的烟火，在短暂的生命中演绎了绚丽灿烂的绝世之恋。



虎口脱险 心系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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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的一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就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20岁时，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骨干之一。1922年，在党的“二大”上，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4年，北洋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国共两党成员展开大搜捕。高君宇将自己扮成厨子侥幸脱险后，接到上级指示，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临走之前，他决定去看一眼心中最放不下的人——石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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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初遇 互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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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正在作反帝反封建的演讲，他就是高君宇。石评梅认真地聆听着，并被深深地感染。山西会馆的偶遇，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书信往来，石评梅和高君宇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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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受挫 同命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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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夏天，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范的学业。毕业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这一年的秋天，她收到高君宇的一封来信。信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封突如其来的求爱信让石评梅陷入忧虑和矛盾中。她想了很久，在红叶上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能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原来，石评梅的第一个恋人叫吴天放，是一个风流才子，曾经留美学习。虽然他有家，但一直疯狂追求石评梅。在他们相恋的第三个年头，一次突然的造访让石评梅见到了吴天放的妻儿。最终，她选择了离开。这次感情的挫折令她失去了重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勇气。

高君宇也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他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认识了石评梅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摆脱封建婚姻束缚的信念。被石评梅拒绝后，高君宇对弟弟说：“我对她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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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对戒 以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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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文所说的高君宇虎口脱险后，必须离开北京前往山西。在临走前的那一晚，他去找石评梅。那个晚上，他告诉石评梅自己回到山西就解除那婚约。石评梅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下决心终身不嫁。高君宇没有食言，在他的力争之下，1924年秋，那场延续了10年、名存实亡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石评梅的生日快要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附在书信中，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外一枚则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石评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这对白色戒指，象征了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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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外 净土埋骨

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高君宇随孙中山抵达北京。回到北京的他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可多年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不久，他住进了医院。在这期间，石评梅差不多每天都来探视，二人谈得很投机，有的时候，他们戴象牙戒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之后，出院不久的高君宇患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术后大出血，1925年3月6日凌晨，高君宇去世，时年29岁。按照高君宇的生前心愿，他被葬在陶然亭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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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而终 陶然同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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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与高君宇雕像[2]

高君宇的去世给石评梅极大的打击，她觉得自己太脆弱，太不果断，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于是，她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哭，说自己害死了高君宇，欠了他很多。在高君宇的墓碑上，石评梅写着：“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1928年9月，26岁的石评梅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然戴着那枚白色的戒指。人们把她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二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人物轶事资料来源[2]）

5社会评价

石评梅是中国现代女性求独立、求平等、求解放、求自由的先驱，她短暂一生的悲剧性色彩，恰是那个时代妇女命运的应对，也是那个时代国家命运的映照。[11] 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从幻想到现实痛苦，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坏的连续悲剧起落的过程。她的散文就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的真实记录。

庐隐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人物生平编辑

悲苦童年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5月4日，庐隐生于福建闽侯县。庐隐降生的当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因此认定她是一颗灾星，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三岁时因为得了极重的热病，被奶妈带到乡下抚养并很快痊愈。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福州三山陵园里的庐隐铜像[2]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六岁），父亲在长沙去世，母亲带着她来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庐隐九岁，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信仰基督教。她在那里时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并在美国人朱太太的引导下皈依了宗教。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庐隐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并在她的拼命用功下考上了高小，不久之后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走上了求学之路。[3]

曲折求学

1912年，庐隐考入女子师范学校，时年十三岁，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到了三年级，她的兴趣一天天趋向文学，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

1916年，庐隐中学毕业，因当时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所以暂时不能继续升学。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她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但她对于家事园艺一窍不通，因此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4]

庐隐

1917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前往安庆任教。半年后，觉得在安庆的生活无趣，庐隐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任开封女子师范教员，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备受排挤的她熬到了暑假，返回北京。

1919年秋，庐隐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在学校，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庐隐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3]

坎坷爱情

少女时期，庐隐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处于叛逆期的庐隐被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一腔愤懑，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大学期间，受“五四”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庐隐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担心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庐隐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5]

作品风格编辑 总体风格

在艺术风格上，庐隐是颇具个性的。庐隐的抒情风格，清浅直切，又不失隽丽潇洒，缠绵悱恻与慷慨悲歌间有，笔锋常带感情；庐隐的小说基调，深受中国古典言情小说和婉约派诗词影响，风格感伤，基调悲戚，可与同时期的郁达夫媲美；她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叙色彩，大多数采用日记或书信或讲故事的形式，这在“五四”小说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她的语言流利、自然、真切，纤细而不失酣畅；她小说的结构趋向散文，在缺少约束的行文中浸透着浓郁的感情，细腻蕴藉，沉哀入骨，前期作品结构松散，词藻华丽，后期有长足的进步。[10]

前期风格

庐隐受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作品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提倡人道主义的“善”和“同情”。前期主要以“社会问题小说”为主，这一时期代表作品：《两个小学生》、《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么？》等[10] [8]

庐隐遗影

《一个著作家》写金钱势力下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两个小学生》写北京某公立小学的两个学生参加请愿，结果，请愿队伍遭到军警镇压。《一封信》写农村高利贷盘剥，农民卖女偿债，被虐待致死。而《灵魂可以卖吗?》通过15岁进厂的纱厂女工荷姑的自述，揭示了人成为机器的附庸这样的现象。“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象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他们也象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黧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的”。[11]

后期风格

五四运动后真正显出庐隐创作的个性：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庐隐散文集》

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这一时期作品主要以“心理问题”小说为主，代表作为1921年后庐隐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为蓝本，写出短篇《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以及中篇《海滨故人》等。

独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的人生困惑和人生悲剧。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旧时代的磨难和新时代的洗礼，能诗善词，琴棋书画、善良美丽又多愁善感，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意味（尘梦、沁珠、鹭沙），走过了“五四”高潮时期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对爱情的渴望，几年后的人生很不如意。生活、家庭、爱情乏味。作者苦苦探索女性的人生道路--《何处是归程？》答案是没有归程--痛苦与虚无。身为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女性的人生是悲剧性的。[11]

艺术特性

庐隐的抒情性叙述不事雕饰，激切直露，同时也嫌单调，少含蓄。叹句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相对削弱了小说语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记、书信，重视哀切动人的环境气氛烘托，甚于对人物性格的刻镂，结构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离开了产生的历史环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庐隐比任何别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质，她的小说是纯“五四”式的。[11]

5人物评价编辑

总评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12]

名家点评

“虽然这几篇（指《海滨故人》集内前七个短篇--编者按）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论庐隐》）[13]

“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4]

“在那群老同学中，她是比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冯沅君：《忆庐隐》）

“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石评梅：《给庐隐》）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邵洵美：《庐隐的故事》）

“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谢冰莹：《黄庐隐》）

“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陆晶清：《浅谈庐隐及其作品》）

而庐隐自己则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4]

《庐隐经典作品选》(5张)

1923年夏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婚后庐隐发现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庐隐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

庐隐与丈夫李唯建[6]

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

1925年，郭梦良因肠胃病一病而逝。庐隐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无法忍受婆婆的恶毒，庐隐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7]

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1930年秋，两人结婚。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

后回到回到杭州，寄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4]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8]

不幸离世

1934年5月，庐隐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4]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8]

篇2：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19—20世纪：女性文学的绚丽日出

伊丽莎白·詹威在《美国当代文学·妇女文学》中指出：由于女性文学来自被抹煞的人类“另一半”的生活经历，需要“用一种不同度数的镜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它们”。〔1〕也就是说，这个“镜片”的“度数”要和女性文学的实际相符相配，就必须从女性文学的诞生说起。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语言中，人类（humanbeing）、人（human）、历史（history）等词语都不包括女人，她们在人和历史的范畴中是不在场的缺席者。文艺复兴、启蒙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抽象的人，如果具体化一些则仅指男人。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只是男权宣言，发现了这一点的阿伦普·德·朱戈在法国大革命两年后的1791年发表了《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她后来因此而被送上了断头台。拿破仑法典则明文规定：“未成年者、已婚妇女、犯人及精神病患者没有行使法律的权利。”美国妇女在解放黑奴的运动中才意识到自己和黑人一样处于无权地位，所以积极投入奴隶解放运动，并引爆了19世纪20—40年代的女权运动，于1848年发表了类似法国女权宣言的《女性独立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她们把“人”这个词改写为“＠①”。〔2〕由此可见，女性的觉醒始于认识到“人”这个抽象概念掩盖下人和人事实上的不平等，始于女人追求和探寻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到20世纪60年代即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被誉为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的贝蒂·傅瑞丹在她的《女性迷思》和《第二阶段》里对此有详细记述和反思。“女性迷思”（Feminine Mystique）是她在1963 年对当时一种关于女性的错误思潮的命名，指仅以“性”和生物上的母职来定义女性。〔3 〕她把美国两次女权运动中女人走出家门争取与男人同等的工作权利的斗争称为“激昂之旅”，目的是“寻求新的认同”，是“强烈拒斥对女人所作的定义和认定。她们努力想证实：„女人也是人‟”。这些都说明西方女权运动的思想动力也是从人的发现觉醒到女性的发现觉醒，说明女性的发现和觉醒是人文价值理想的深化和具体化，这也就是我在这里命名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

世界范围的女性文学只能出现在现代工业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及宗教改革之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期间，出现在现代人文思想深入人心的现代性进程之中。这在各国的具体时间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在19—20世纪才汇集成世界性的文**流，尤其是在本世纪后半期西方妇女争取人的权利的女权运动推动下，女性文学遍及全世界发达与不发达地区。法国17、18世纪虽然被称为“女性的时代”，但20世纪前女作家少得可怜。即使在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希腊，大批女作家的出现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4〕就此而言，19—20 世纪也可以说是女性文学的世纪，是女性文学在世界范围的绚丽日出。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诞生与世界各国同中有异。我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前言中，具体分析了本世纪初西学东渐、兴办女学、大学开女禁、招收女留学生等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及“五四”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人的发现、觉醒女性的发现、觉醒与女性文学诞生的内在联系），分析了“五四”前后出现的我国第一批既受过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没有这样的现代知识女性便没有我国的女性文学。我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女性文学“与人性、个性同命运”，“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同命运”。现在可以补充的是，女性与女性文学，和人性的完善、个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进步、和平、发展这些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观念同命运，和女性人文主义价值的全面实现同命运。

不同的是，西方各国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一般相距200—300年，而我国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一些思想先驱在人的解放这个命题中同时提出来的：

在占人类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的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我国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同时提出，固然缩短了西方妇女那样漫长的酝酿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觉醒后的路格外曲折漫长，使她们常常要承受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早期女作家庐隐、石评梅、冯沅君的作品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迷惘、徘徊、悲凉之气，便源于这种女性解放的理想与封建古国沉闷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鲁迅作为反封建思想斗士也是妇女解放的坚定的倡导者，但他很快就清醒地觉察到了女性解放前程的暧昧不明，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样”的问题并且不得不让勇敢的子君孤独悲凉地死去。

我国女性文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正是因为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出现在第一批现代女作家群——“五四”女作家——的作品中，尽管这种觉醒难免带有初醒者的朦胧迷惘和不成熟。有论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欧洲中心论，因而“五四”女性对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的价值认同也在此列。这是无视本国本民族社会现实的历史发展外因论。诚如严家炎先生所指出的，“把科学理性、工业化、现代化当作欧洲国家垄断的专利，才是真正的欧洲中心论。”〔6〕女性文学19—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充分说明了“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7 〕这一现代人文思潮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吸引力。这是超越民族、地区和时间的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于深受阶级的与性别的双重压抑之苦的中国女人更具有吸引力、亲和力和认同感。娜拉的“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虽然是从一位欧洲白人妇女的嘴里说出来的，也表达了中国女性求解放的心声，因为在尚未取得人的独立自由这一根本点上，全世界妇女的处境和向往追求是相同的。

以上对我国女性文学诞生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确定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也就是说，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现代人文价值内涵的女性的新文学。伊丽莎白·詹威所说的阅读分析女性文学所需要的“不同度数的镜片”，具体地说就是现代的具体的作为人的女人和作为女人的人。前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人”，后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有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性别的人”。这也就把忽视自然性别的“男女都一样”和强调性别差异的“男女不一样”在女性人文主义这一价值目标下统一起来，就是“五四”思想者所提出的“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化大力气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与自然性别（sex）这两个概念，是根据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基本理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发展而来，对于解构父权制的性别统治性别歧视使女人认识到自己“他者”的和“次性”的位置具有一种革命的洞察力，但女人在意识到这一切的同时也就要求改变要求超越，朝着做一个完整的健全的女人这一目标改变自己超越自己，这种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探寻是我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思想动力。“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这两个概念以及我国女性文学研究所常用的“女性意识”、“性别意识”、“性别立场”都不足以完整地把握女性文学这一性质。因此，“作为人”与“作为女人”这两个介词结构短语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女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把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在现代人文理想的目标下统一起来。

女性文学：女性·妇女·女性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就像青年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域分类，女性文学不过是特别标出作家性别的一种性别方言罢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学就不仅失去了它起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也说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

现的性别歧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绝认同女性文学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对两性不平等有深刻体验的女作家越是拒绝把自己归入女性文学名下。女性文学既是性别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这一悖论，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说明。概念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语言相对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种暂时的、有待于发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符号可以完善的穷尽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全部涵义。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着悖论的有待于发现、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国《女性独立宣言》把“人”这个词改为“＠①”，中国女学生把讲义上的“他”改为“＠②”，美国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创造了一个herstory，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畴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号学上的体现。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意思只是一个差异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只是因为它不是其他符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相对稳定地和准确地界定一个符号的意思，便应该把与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从该符号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学不是什么呢？

前述关于性别文学的悖论，意思是女性文学虽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概念为标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作家的自然性别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质在时间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妇女古典诗词，包括以秋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现了鲜明的妇女解放要求的作品，应历史地看作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萌芽或前驱。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应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这一概念时，一般认为应该是体现了女性意识的作品，伊丽莎白·詹威认为要看她对自己所写的生活内容的体验、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鉴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这些概念含义的模糊性，我认为应在前面冠以“现代”二字加以限制。这就把那些虽为现当代女作家所写却体现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学也不是一个题材概念。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和共同维系的，尽管历史对男／女、社会／家庭的角色位置进行了等级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领域都难以截然划分为纯然男性或纯然女性的题材，任何女人的问题都和男人有关，反过来说也一样。题材决定论的实质是题材等级论，即等级制的公众／个人、集体／私人等二元对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领地而后者则似乎注定属于女性。庐隐、萧红等均因此而受到过非议。近年来这种以题材等级论鄙薄女性文学的现象明显升温，出现了种种以“小”和“私”为中心词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说”、“女性小品”等）。事实上题材本身无所谓价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么样？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这方面的区别不在题材而在女性，一般来说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事实上出现了哪些形态类别了。女性文学和我国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不可能摆脱种种历史合力的牵制而只能在历史给定的不尽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尽相同的选择，从而呈现出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性。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10〕在这个“无限展开的蛛网”上有的成分发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复现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现、发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发生了变异成为不是它原来的东西。“女性”、“妇女”、“女性主义”便是女性文学发展进程这张蛛网上三个重要的“网结”。在我国女性文学之现代性进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这三种形态。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它和“妇女”这个概念是同义的可以互换的吗？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漠视与无视。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不存在一个超越社会人伦关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指在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儿子的女儿、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据自己在亲属关系中规定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位置。“女性”这个词与“他、她、tā＠③”这些人称代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超越了亲属人伦范畴超越于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社会角色定位的一个革命性反叛性符号，〔11〕也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成的概念。从20、30年代的一些论文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一有别于恪守三纲五常的传统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为了与旧式的传统女人相区别，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新女性”便成为“现代女性”的同义词。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词的负面含义如被动、柔弱、智力与生理上的低能等，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暧昧性不稳定性而在运用过程中被男性偏见所填加进去的意思。

白露还考察了“妇女”（Woman）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在传统话语中，泛指女人时有女子、妇人、妇，也有妇女这个词，都是指的传统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妇女这个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填加进去的意思。她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将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的Woman译作妇女，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翻译奠定了“妇女”一词的政治意义，30年代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以至毛泽东时代国家、妇联等政治机构继续沿用的“妇女”一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12〕“妇女能顶半边天”便是从生产劳动和政治功能的意义上使用的。

可见“女性”“妇女”这两个词尽管都指称了“女人”这一性别，但二者的内涵并不一样也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前者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而后者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日本，妇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应有这样的大体上的区别。

“女性”、“妇女”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恰恰与“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学的历史嬗变形成同构的关系，也就是说，上述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恰恰对应了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女性文学类型的基本内涵。我国女性文学与女性这个词同时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20年代后期与妇女概念内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时，出现了女性文学的分化，逐渐形成了恰与妇女概念的新内涵相对应的妇女文学，并在40年代出现了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在不同的话语空间的并存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学与“五四”人的文学同时被阻遏，妇女文学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工农兵文学一起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再次出现，成为当代文学中一支既有别于男性文学又有别于妇女文学的现代性的女性文学。而妇女文学则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大约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类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学也在继续发展。就这三种女性文学类型的关系而言，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话语环境下由女性文学衍生出来的两个分支。应该承认即使是妇女文学，在其发生之初，也还是基于女人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的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但二者的思想资源不同。妇女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自社会主义的妇女观，主张妇女应投身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故其主人公多为各种社会／阶级／集团斗争中的女英雄。至于这种“社会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妇女和在何种程度上解放妇女，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妇女学理论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论述。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显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陆续译介过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就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阶段》这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而对西方激进的和学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嫔主义”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性别对抗路线则采取了谨慎的既有所认同也有所保留的态度，王安忆、铁凝的一些小说则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严肃的艺术探索，从而使自己与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拉开了距离。〔14〕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女性主义文学从自在到自觉，对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主体性建构进行了默默的和艰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崔卫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张真、叶梦、斯好，90年代铁凝、蒋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两个类别中同时进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现代文学中在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这两种文学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样。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们的自觉选择而后者则是无奈的在时代纷纭复杂的历史潮流里跌着跟斗，而一些众所周知的女性文学文本还受到过多次批判。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轻得多的蒋子丹、徐坤们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一定限度内赢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有论者批评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对女性文学和妇女文学这两种文本存在着严重的偏斜和理论上的误植，并认为这样的批评拉大了这两种文本的距离。〔15〕此言恐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这两种文本的实际。由女性文学而出现了与主导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加之政治作为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的控制和干预，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妇女文学走向了政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内涵，导致了女性、妇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双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时也失落了自己作为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新生，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不能不是对政治化的妇女文学的反思。这不是哪一个女作家个人的问题，这两种文本的差异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观意志所能够消泯的。论者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冲》，50年代菡子、茹志鹃、刘真等对战争题材的书写归之为“政治文本”，意思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讲述”。萧红的《呼兰河传》，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划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样的政治则语焉不详，更不提即使是这些对当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的作品（且不论这样的概括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是不准确的），也有不少为当时的政治所不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春大姐》，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宗璞的《红豆》等都受到过左倾政治的批判，至于杨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压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变化，更是政治对妇女文学的强力扭曲和规范。在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从妇女作为人的价值立场出发还是从泛泛而论的暧昧不明的政治立场出发？论者将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归之为“性别文本”即“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这“性别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而“性别意识”包不包括女人作为人的意识？而“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意识”这样的界定，即使仅指上述的女性主义文学，也基本上不符合这些作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徐坤的《女娲》、《出走》、《厨房》，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等

待黄昏》、《贞操游戏》、《从此以后》，铁凝的《玫瑰门》、《对面》、《麦秸垛》、《棉花垛》、《孕妇和牛》，陈染的《破开》、《无处告别》、《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及近作《说吧，房间》、方方的《暗示》，萨玛的《父亲》、王小妮的《应该做一个制作者》、张烨的《鬼男》等女性主义文学名篇都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们鲜明的作为人的性别意识无论是体现在对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还是体现在对女人自身身体的认识对母性和爱的新的认同以及人性的审视，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这也正是女性文学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原因。

女性：人——女人——个人

女性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作为人的主体性，而女性文学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作为创作主体言说主体在文学中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位置的探寻。这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女人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这种强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现在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为人的主体性要求。表现在女人由依附性到独立性这一精神的艰难蜕变。

女性和女性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是女性文学批评中一个复杂的和棘手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应回避的问题。女性主体性的思想资源是女性人文主义，“女人也是人”便是她的思想起点。女性主体性探寻和建构的全部困难全部复杂性和难以言说都凝聚在这个类似同义反复的判断句里面了。没有谁能说清楚作为人的女人究竟是什么？觉醒的意识到了自己人之为人的女性可以说出我不是什么（不是男人的奴隶、附庸、玩偶……）却难以从正面说出自己究竟是什么。

这或许就是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何以把女性文学批评的实践限制在“完全否定的”“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的范畴之内，就是克里斯多娃说女性主义“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16〕的初衷。这种主张发挥了女性这一概念内涵的革命性、反叛性，当它面对父权统治和男性中心的非人道性和偏执性时，其思想的锋芒是锐利的。然而遗憾的是它把这种革命性、反叛性推向了极端，推向了对女性的主体性要求和在女性文学中所已经体现出来的积极的探寻和建构的消解。它过分夸大了父权制以来男／女两项压迫／被压迫的对立地位，夸大了话语中的男性偏见色彩、把女性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天然合理的斗争引向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没有自己坚实的理论立足点的实践。在思维方式上，也违背了后现代主义对“虚假的普遍主义”的反思，把女人和男人都看作是无差异的统一的“类”，以一概而论的思维方式看待无比丰富复杂的千差万别的作为个人的女人和男人。“由于它否认存在着一个认识论上有意义和具体的主体，它使女性主义不可能具有自己的批评。”〔17〕

篇3：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兰斯顿·休斯 (1902~1967) 是美国著名黑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乔普林, 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主要成员之一, 也是“哈莱姆复兴”的重要代表人物, 拥有“哈莱姆桂冠诗人”的头衔。休斯多才多艺, 在生前共出版至少36部作品, 内容涵盖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其作品常常使用方言和爵士乐的节奏, 主要是对黑人的平常生活的描写, 尤其是城市黑人的经历的真实描写, 但其作品并不完全局限于黑人生活题材方面。

他的短篇小说《早秋》在写作风格上与其他作品截然不同, 没有他惯用的幽默诙谐, 而是用简单明了的语言结构, 朴素自然的描写, 讲述了一对昔日恋人——比尔和玛丽由于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而分手。多年以后, 他们在华盛顿街头不期而遇, 结果却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两人通过简短对话, 彼此寒暄后, 最后匆匆离去。《早秋》一文行文简洁、全文不足500个单词, 短小精悍、人物形象鲜明、意蕴深远, 充满艺术魅力, 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与思考余地。

二、女性命运

故事的一开头, 作者就提到玛丽因为冲动而离开恋人比尔, 嫁了一个自认为自己爱的男人。一天, 昔日的情侣在华盛顿广场的一次偶然相遇, 但他们就像广场上的那些来来往往的行人一样, 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虽然他们曾经相爱, 尽管“数不清的夜晚, 他和她一起散步、聊天”, 但是现在却是各有自己家庭的陌路人。

不同的是, 玛丽心里一直对比尔旧情难忘, 在人群里一眼就发现了比尔, 心中异常的激动和兴奋。当她听到比尔叫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她下意识的抬起头等待他的吻, 这一幕让她恍惚回到了曾经相爱的岁月, 但是比尔拒绝了, 只是进行了最公式化的握手。对于比尔来说, 面前这个女人太“老”了, 虽然是曾经深爱的人, 但比尔是那么的冷漠和清醒。当谈论到各自的家庭时, 比尔毫不避讳地提到自己有2个孩子, 并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主动提到自己的妻子, 这一切都让婚后并不幸福的玛丽悲痛欲绝。当玛丽乘车要离开时, 比尔毫无留恋, 一句“再见”分割两人, 一个车上, 一个车下, 却好似天上人间、阴阳相隔。泪流满面的玛丽还来不及告诉比尔, 其实自己的小儿子的名字也叫“比尔”。

三、成因分析

1、从作品本身分析

(1) 经济状况

从社会宏观角度分析, 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微观角度看, 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与金钱观念会折射到个体的行为表现与心理状况上。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幸福感与生存体验。

在《早秋》中, 比尔在繁荣的市中心一家知名公司当律师, 年轻能干。而玛丽在一家小事务所工作, 家有3个孩子的负担, 上下班只能靠着坐公交车代步。可以推测, 比尔在经济地位上要高于中年妇女玛丽。这种差异不管玛丽承不承认, 它客观处在, 并在潜意识里让玛丽自觉低人一筹, 在两人的整个对话模式中也清晰可见。从始至终基本上都是玛丽在引导比尔:“结婚了吗?”、“有空来找我啊。”、“我的车来了。”等等。尽管大部分时间都是玛丽在问问题, 但她的处境却显得十分被动。比尔的回答几乎每一句都在刺激着她:他说他当然结婚了而且还有两个孩子、他想说她看起来太老、他主动提到自己的妻子等等, 这一切仿佛都在彰显着他有多么幸福, 而起来玛丽却只能有苦难言。

(2) 性格差异

故事的一开头就像我们揭露了一些关于二人性格特点的差异。他们曾经如此相爱, 却因为一点琐事分手。玛丽甚至因为冲动才与另外一个自认为自己爱的男人结婚。而比尔因此对女人开始感到一些绝望。

除了很冲动, 从后文我们还可以看到玛丽的要强与不甘落后。首先她提到自己住在繁荣的纽约。当比尔说到自己有2个孩子和在一家知名公司当律师后, 尽管比尔当时问的问题是“你的丈夫呢?”, 玛丽的回答却是“我们有三个孩子, 我在哥伦比亚一家财务办公室工作。”玛丽尽管内心知道自己可能没比尔幸福, 在经济上也没比尔优渥, 然而她却并不满足于此, 她提到自己也有3个孩子, 还有一份工作, 意在证明自己生活得也不错。或许当年二人的分手正是因为玛丽太过冲动与强势, 最终才导致此遗憾。然而婚后的玛丽依然如此,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比尔对其冷漠与保持理性的原因。

(3) 年龄代沟

所谓代沟, 是指两代人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其产生往往是因为年龄或时代的较大差异而形成的。由于年龄不同, 接触的事物、人物各异, 故思想方法与行为也有差别。如果这种差异不加以改善而让它扩大, 代沟便会形成一堵无形的墙, 误会与隔阂便会产生。

故事开头, 两人相遇, 玛丽首先认出比尔, 而比尔由于玛丽“太老”并没未一眼认出玛丽。在接下来的交流中, 比尔的表达“你看起来非常—— (他想说太老了) ——好。”也让玛丽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事实也的确是玛丽要比比尔大很多, 现在比尔依旧年轻, 而玛丽却风韵不再。这种年龄的差距, 在现实生活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彼此的观念与行为方式。两个年龄相差太大的情侣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会有代沟。因此, 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玛丽会与比尔分手, 而再次相见的比尔为什么不愿对玛丽有更多的心迹吐露与留恋。

(4) 家庭状况

比尔和玛丽现在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比尔家庭幸福, 有他主动提起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玛丽也有自己认为爱的丈夫和3个孩子。比尔与玛丽的交流, 其实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也关系到两个家庭。

正如钱钟书说的“婚姻像围城, 城里的人想进去, 城外的想进来。”或许玛丽正是那个想出去的人, 她悔恨自己的冲动, 渴望比尔的理解与再次接受, 然而迫于自己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 已是为人母者, 在面对比尔时, 尽管内心翻江倒海, 她也并未直白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只是心情却如同那早秋的落叶般冷清萧瑟。而比尔, 作为人夫和人父, 理所当然应该拒绝玛丽的吻, 也理所当然不应该对玛丽有更多的寒暄与深聊。

2、从时代背景及作家性别角度分析

传统西方文化一直都是以“男权思想”或者“父权社会”为核心, 该思想强调男性霸权, 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与随从。在社会中, 无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领域还是家庭领域, 所有的权威都保留给男性。男性身体与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模式。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男权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 使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女性处于劣势和被贬的地位。

这种思想的也体现在《早秋》中, 正如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每个作家在描写女性时, 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身上, 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早秋》作者兰斯顿·休斯, 作为男性作家他以自己男性的视角, 采用过去时态与外部环境的烘托描写, 刻意疏离读者与女主的心理距离, 从而暗透比尔的内心情感, 成功贬损了玛丽作为女性的愚笨、无理、脆弱, 而成功塑造了比尔的理性、能干、有责任感。

四、对当代女性的启示

1、理性抉择

不得不承认由于身体发育状况、教育方式、社会需要以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多种原因, 女性天性的确是偏感性思维的, 而男性天性是偏理性思维的。感性的女人未必不好, 然而太过感性的女人容易把男人作为终生依靠, 柔弱无助, 失去爱情便失去一切。

在本文中玛丽是感性的, 甚至带着些不理智的情愫在里面。由于“一时冲动”便草草决定了自己的终生大事, 与比尔因为小事分手便很快嫁给了一个自认为自己爱的男人。可以想象, 她这种冲动会带给自己以及他人 (尤其比尔和其丈夫) 一系列伤痛。文章中若不是比尔保持理性与清醒, 可想而知, 他们的冲动又会毁掉两个家庭。

作为当代女性, 首先应当学会理性应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不能太“小女人”状态。在面对抉择时,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不要不知大局, 参杂过多感性的情感。

2、珍惜当下

在道德经中老子告诉我们只有拥有充足的知识和无比的智慧, 把快乐建立在对事物通透的认识和理解上, 看透事物发展的规律, 明白无穷欲望带来的后果, 及时终止自己的欲望而免遭损失和灾难, 只有这样才会获得长久的平安富足与快乐。而不是把快乐定义在所得到和所满足的欲望上。

《早秋》中的女主玛丽已经与比尔分手多年, 如今各自早已有各自的家庭, 她应该做得是珍惜当下的家庭与生活, 而不是始终放不下这段既定的过去事实, 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昔日的恋人。与其去伤感无法改变的过去, 不如去创造无限的现在和美好的未来。

玛格丽特·米切尔在《飘》中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死了的已经死了, 活着的还要继续活着。”对于当代女性, 不要过分纠结过去的感情与牵绊, 而应学会抬头向前, 珍惜所有, 怀一颗感恩之心, 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敢于争权

人类社会史上, 人权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 但人权概念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尽管如今我们的社会普遍强调男女平等, 但女性的歧视问题仍然长存不灭。作为当代女性个体, 应当具备女性意识, 多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

在《早秋》中由于时代局限以及男权思想影响, 玛丽说的话、做得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男性作家赋予她的描述, 她是个在男性作家笔下被贬损的女性个体。这类文学作品不仅表达了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特点, 也使某些女性错误定位了自己的真正角色。社会中大多数人依旧认为女人之所以为女人, 就是因为她的脆弱、无能、感性等等一系列不如男性的特质。然而, 殊不知这些特质是社会和历史对女性的故意赋予。

当代女性应当学会拒绝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 拒绝男性权力的质疑与颠覆。增加对自身价值的体验与醒悟, 多关注女性自身的发展状况, 审视女性心理情感与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做新兴的现代女性。

五、结语

兰斯顿·休斯笔下的玛丽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关于女性命运研究仍然具有普适性与研究意义。女性的命运问题仍然是个值得不断探析与解剖的话题。《早秋》这篇不足500词的短片小说成功塑造了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那一对又一对“玛丽”与“比尔”。对于婚姻、对于爱情、对于女性地位, 我们的思考与探索并未停止, 也永远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 译.第二性 (第三章) [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290.

篇4：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一、 中国女性电影的叙事视角

中国女性电影一般采取女性主观叙述的手法，对女性的主体地位和立场进行阐述，这主要是为了打破传统女性电影的叙事形式，在人物设置的时候更加凸显女性的特点。女性电影通常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以女性的观点来评价事物颠覆传统的男性话语权形式，女性电影中的男演员只是配角，他们充当女性的感情支点或者是情感故事的发展线索。

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台词就是：“我爱你，但与你无关。”这不但是绝笔信，还是一个女人对爱情的誓言，将女主人公的立场鲜明地表现出来，将女主人公对感情和爱人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该电影借助一封信的形式将一个陌生女人的经历展现出来，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事，影片中对男性使用了第二人称“你”，这样的叙事手法能快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将其和自己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将作者和叙述者的女性立场充分的展现出来。电影中塑造的男主人公“你”是一个浪荡公子，他风流倜傥，在爱情中扮演了逃离者的角色，这就注定了影片的结局是悲伤的，女主人的奉献和牺牲最终未能换取爱情的甜蜜。

叙述角度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叙述的主体和叙述人称上的不一样，还涉及到电影的文化含义和精神主旨，也就是电影导演和故事情节叙述者的人生态度、情感体验等，所以叙述角度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以女性的主观意识形态为主导，这就会对电影所要呈现出的形式和意义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女性的角度来刻画文学作品，将她们的感情和生活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对女性的重新认知过程，更是对男权文化的打击和颠覆。[1]对女性从另一种角度进行赞赏，构成了独特的女性诉说文化，也是女性叙述电影比较常见的叙述方法，展现了女性电影最真实的情感模式。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女性在社会活动中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她们慢慢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实现了女性的独立自主，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女性电影中的女性色彩比较浓厚，具有普遍的女性意识形态。女性电影更加关注具有女性特点的“人”，并不是单单的展现具有独立性的个人，展现了女性脱离男权控制的生活情况，使女性实现独立自主，能够真实的展现自我意识形态。女性文学视角的选择为荧屏塑造女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女性导演的自我性别认同水平决定了她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不是会成功。

二、 中国女性电影存在的问题

（一）脱离生活，失去本真

中国女性电影在创造题材选择的时候，会和现实生活情况发生背离。有的女性电影作品为了凸显女性主义，他们采取了强行的方式，影片的情节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出现了背离，叙事的逻辑性非常混乱，人物性格和思维形式都不符合正常的生理规律，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电影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他不仅反映人们的生活情况，还要求满足人们的生活追求，要对自己充满自信，使其感受到美好的未来。[2]中国女性电影一定要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将女性的情感体验、生活历程真实反映出来，才能真正感受到女性的内心情感。许多女性电影作品都是从概念的层义出发，没有从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缺少对不同社会背景、不同人生经历以及不同身份的女性心理历程的了解。有些电影为了展现女性特征、为了迎合女性电影标准，导演过度深入到“女性导演”的角色里，这就导致主观意识过于强烈，刻意地塑造女性特征，为了体现女性的地位，在塑造形象的时候过于做作，这就使影片和现实生活出现了背离，不能将女性的真实生活情境展现出来，使女性电影作品失去了本真。

（二）回归传统，塑造“符号”女性

女性电影是想将女性的自我意识唤醒，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然而许多的女性电影则是将女性脆弱无助的生存境遇展现出来，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受中国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太深。女性在道德方面受到很多的束缚，她们不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不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导致许多女性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慢慢向传统女性形象靠拢，使潜在的男权思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迎合。在男性权威的世界里，女性更多的时候是以“符号”的形式被阐述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女性获得了人身自由，获取了一定的男女平等机会，但是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女性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拥有伟大宽容的母性，同时也有为爱情孤注一掷的狭隘，女性想追求自己的权益，但是又受生育责任的制约不得不放弃某些权益，女强人和贤妻良母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如今社会，召唤女性回归家庭的话题此起彼伏，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肩上承受着双重压力，家庭和事业是相互冲突的，这就导致有些女性不得不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中。女性电影反映出了她们的生活情况和意识形态，然而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女性导演在创作电影作品的时候，不仅要将女性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展现出来，还要符合大众化的审美需求，这就导致作品不得不回归传统。性别意识的演变过程，真实反映出男女生存的现实情况，将中国电影的价值取向展现出来，这就制约了中国女性电影的创作。

（三）模糊的女性叙事视角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电影市场商业化的形式越来越明显，女性电影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女性电影要想获得生存空间，就不得不将最吸引眼球的商业元素融入其中，这就使得“男人观看、女人被看”的商业模式融入到女性电影中。尽管女性电影是借助女性的视角来阐明立场，但是中国社会受男权文化影响较深，观众的接受度依然没有本质的改变。男性观众从他们的角度来观看影片，女性观众也会不自觉地从男性的视角来观看影片。女性电影创作是为了充分展现自我，如今已经变成了满足男性欲望的载体，女性导演过于注重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是自我意识不清晰，这就导致女性导演的共同追求变成了彰显女性特征，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比如，电影《画魂》中女性裸体出现在画室和浴室里，导演的本意是对艺术的鉴赏，然而实现中却变成了该片的一个看点，吸引着观众的眼球，没有人关注潘玉良从妓女到画家的艰难历程，关注她执着追求的辛酸。尽管有一些作品保持了传统的美学标准和叙述手法，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但是大多数的女性作品还是受到了一些人的抵制，比如那些男性观众和受男权影响较深的女性观众，这就导致女性电影很难取得成功。电影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女性电影要想获得一点空间就要向男权文化低头，将女性意识有意回避，将其隐藏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中，以此来迎合广大观众的视听标准。

三、 中国女性电影发展的方向

影视文化的意义不是通过影片来实现的，而是由它所处的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文化精神所决定的，女性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女性电影发展的根本原因。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要想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就要给男性和女性赋予相同的权力和身份。女性电影创作的时候，一定要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形态，从很本上将男权思想改变，为女性电影创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中国女性电影要想持续发展下去，就要不断地改变创作理念，使其符合人们的审美标准。中国电影要想有真正的女性电影，不但要将女性独立自主和男女平等的意识体现出来，还要满足下面两点要求：第一，从性别差异着手，将女性放在主体位置，他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要在两性世界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女性电影展现的是女性在社会生活边缘的奋力拼搏，没有更多的关注女性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女性生活在男权意识形态下的弱势生存环境得不到显现。女性要想使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就要大胆地走出去，不要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下，要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自主权，不再是牺牲和付出的主体。[3]男性掌握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女性无法实现独立自主，她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她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第二，女性一定要掌握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使其具有真正独立的意识形态，从客观的角度来审视她们的生存状态、意识形态和情感价值观。伴随着电影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商业大片不断涌现，它们比较符合主流社会的观影要求，比较符合男人的价值观，这就给女性电影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女性电影有时候不得不迎合大众的需求，将商业元素和时尚元素融合到电影中，将主观强调女性意识形态转变成客观反映真实生活。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从迷恋和沉陷于女性的身份中摆脱出来，正确看待两性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女性电影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结语

篇5：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宇对应我们日常所说的空间，宙则代表我们认知的时间。人类对宇宙时空的探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撇开人类维度无法触及的时间领域不谈，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最大的问题是距离。相对于动辄以光年为计量单位的广袤宇宙，地球显得太过微不足道。

也因为宇宙的浩瀚，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太少，所有很多科幻小说家愿意把目光投向宏观宇宙的探索，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太多科幻作品更多愿意去描写幻想色彩中偏人文气息的方向，很少有作品愿意触及到关于在宇宙中空间距离这样一个比较枯燥的方向，如美国作家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一书，本身是科幻小说，但幻想色彩更偏向于描写在登陆，占领，建设火星过程中出现的思想与思想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描写地球与火星间的漫长距离是如何被克服的。

笔者本身不是一个很深刻的人，很少愿意去看一些读上去没有色彩的的平淡文学作品，但刘慈欣的作品给了笔者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刘慈欣的科幻体系给笔者打开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刘的科幻宇宙，光年的距离不是以漫长的寿命去填满，而是以世代的思想延续去填补，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间天文单位的距离，刘慈欣选择的是用血脉的延续以世代的传承去到达，这便是突破了常识去臆想，时空何其浩瀚，从流浪地球2600年的时光才能抵达目的地而刘慈欣以数以百代的构想去到达无疑更加有实现的可能。

纵观刘慈欣的作品，体现人文思考的前提下又从不缺乏对科学元素的引申，在三体宇宙中，刘慈欣提出了社会宇宙学两大公理，其一为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为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两大公理给读者传递的信息是，当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科技使人类终有一天触及到外星文明，我们面临的，一定是最残酷的文明战争，而不存在温和的文化互融。

地球为什么会有支持三体文明入侵的登陆派，是因为很多人在地球社会的生存中感受到了太多的怨怼，三体组织的首领叶文洁，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恰巧在红岸里接受到了来自遥远时空外的三体文明的信息，下定决心引入三体文明，改造地球文明，同样的，流浪地球宇宙中，当人类无休止地对地球索取，面临的最终是地球生态的崩盘，流浪地球电影里，很多人只把电影里关于地球跃迁的描写作为最大的看点，但文明应该思考的是电影开篇的那一段话，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科幻从不做无意义的幻想，总伴随着对人类社会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篇6：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思考

摘 要：女性劳动力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她们加强实用技术的教育培训，需要充分考虑其自身的条件以及现实困难，从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地点与经费等方面综合考虑，才能有效提升培训实效。

关键词：女性劳动力？技能培训？实效探索

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农村许多劳动力通过职业技能的培训顺利实现了就业转移，过上了小康的生活。笔者在跟踪调查近三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时，发现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即农村女性劳动力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较低，有的培训班甚至是清一色的男性劳动力。通过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制约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制约因素

1.培训内容与女性劳动力的要求不相吻合目前农村职业技能的培训内容，较多地考虑了适合男性劳动力的需求，部分有培训愿望的女性劳动力往往只能参与男性劳动力的培训。譬如，现在企业紧缺的电气焊、起重机操作工、车工等工种培训。目前，县级培训中心、市县级中职校培训处都是围绕企业所需的人才进行社会培训，参训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劳动力。以笔者学校2013年培训情况为例，一年中为企业培训了300多位起重机操作工，而女性劳动力为零。有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由于培训时间较短，使得女劳动力即便参加了也难以达到技能水平，很难顺利实现转移就业。

2.农村女性劳动力缺乏参训的主动性

调查发现，时下在农村还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意识。年青的女性劳动力还有要通过参加培训改变现状的追求，愿意参加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实用技术培训活动；已建立家庭并有小孩的中年妇女，则受到家庭的牵累而不愿离开家门参加培训。有些年龄稍大的如40岁左右的妇女则觉得自己基础差，对学习工科类的实用技术毫无兴趣，宁可守住自己家中那点责任田，也不愿意参与培训学习。

3.培训地点不方便

据调查资料分析，县级培训机构举办的培训基本上都设置在县城，这主要是考虑到师资的聘请、硬件设备方便取用等方面的条件。但这样的安排却给女性劳动力多了几点困难，一是她们要考虑到诸如带小孩、必要的家务活等方面的家庭负担问题，难以数天离开家庭；二是增加了交通费、必要的生活费、住宿费等项开支。

二、引导女性劳动力实现转移培训的对策

引导农村女性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技能培训的质量和技能的实用性，并且能够与顺利就业挂起钩来，切实让她们看到参加培训的好处，看到可以实现致富的希望。

1.送教上门，把培训办在家门口

对于一些涉及第三产业方面的职业工种，使得“送教上门”成为可能，因为其职业工种不需携带笨重的机械类设备，只需教师下乡以及携带轻便的示教器材就可以了。前几年，笔者所在县培训中心已开始考虑加大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培训力度，会同乡镇成技校根据农村地域分布，举办一些服务业方面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并把培训地点设在乡镇成技校，实行送教上门。培训办在家门口，使得许多女性劳动力能够在照顾家庭的同时，挤出时间参加培训活动。

2.多举办符合女性劳动能力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

要想吸引女性劳动力参加培训，首先就要考虑举办适合女性能力的职业工种。我们曾举办过服装加工、面点制作、计算机操作、网店等工种，参训者中女性就占了多数，而且由于这些工种职业特色浓厚，学成了可以直接找一份工作，或者自己独立操作走创业之路，实用性强。有的妇女说：“面点制作太实用了，学会了即使不到外面去做，在家里也可改善家庭生活”。而出勤率高的是如何开“网店”的培训，她们所追求的是学会了自己也可以开个“网店”，当回小老板。

3.以“代加工”为抓手，提升培训质量

在用工紧张时，许多企业会把一些容易组装的活外包给个人加工，取名为“代加工”，最典型的是电子部件的组装。这类活儿对农村青年女性劳动力来说比较适应，设备投入不多，技术含量也不高，只要通过短期的培训就可胜任。如县培训中心承接了某摩托车企业“转向灯”电子模块电路的安装项目，然后由笔者学校组织培训，培训结束后可以接手“代加工”的工作。由于代加工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去做，干活、家庭两不误，而且干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所以招生容易，学员学得认真。

4.培训与就业有机结合，让她们看到希望

许多女性学员是抱着学点有用技术、找点事做的心态参加培训的，培训如果能够做到与就业结合起来，那培训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如为配合松阳当地茶产业的加工需求，学校曾举办了适合农村男、女性劳动力能力要求的“茶叶制作工”的培训，女性劳动力参加比例达到了40%，培训结束后大部分都被茶厂聘用。这种培训后就能找到事做的培训形式，很受女性劳动力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