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宫廷礼仪

中世纪宫廷礼仪（精选5篇）

篇1：中世纪宫廷礼仪

中国古代宫廷餐桌礼仪

一、中餐的出菜顺序

开胃菜：通常是四种冷盘组成的大拼盘。有时种类可多达十种。最具代表性的是凉拌海蛰皮、皮蛋等。

有时冷盘之后，接着出四种热盘。常见的是炒虾、炒鸡肉等。不过，热盘多半被省略。

主菜：紧接在开胃菜之后，又称为大件、大菜，多于适当实际上桌。如菜单上注明有“八大件”，表示共有八道主菜。

主菜的道数通常是四、六、八等的偶数，因为，中国人认为偶数是吉数。在豪华的餐宴上，主菜有时多达十六或三十二道，但普通是六道至十二道。

这些菜肴是使用不同的材料、配合酸、甜、苦、辣、咸五味，以炸、蒸、煮、煎、烤、炒等各种烹调法搭配而成。其出菜顺序多以口味清淡和浓腻交互搭配，或干烧、汤类交配列为原则。最后通常以汤作为结束。

点心：指主菜结束后所供应的甜点，如馅饼、蛋糕、包子、杏仁豆腐等。最后则是水果。

二、餐桌摆设礼仪

每个人座位面前都摆有筷子、汤匙、取菜盘子、调味盘、汤碗、茶杯、酒杯等。有时也会备有放置骨头的器皿或餐巾。

筷子：多使用柱形长筷。以往会以象牙、珊瑚制作的筷子作为地位的象征，不过，今日仿镶牙的塑胶筷子已相当普遍了。使用长筷子的原因是便于夹菜。

汤匙：多为陶瓷制。有时会备置搁置汤匙的汤匙架。

取菜盘：是盘缘稍高的中型盘子。有时准备两只。

深碗：开口较深的汤碗。

筷子十五忌

疑筷：忌举筷不定，不知夹什么好；

脏筷：忌用筷子在盘里扒拉夹菜；

指筷：不能拿筷子指人；

抢筷：就是两个人同时夹菜，结果筷子撞在一起；

刺筷：就是夹不起来就用筷子当叉子，扎着夹；

横筷：这表示用餐完毕，客人和晚辈不能先横筷子；

吸筷：即使菜上有汤汁也不能嘬筷子；

泪筷：夹菜时不干净，菜上挂汤淋了一桌；

别筷：不能拿筷子当刀使用，撕扯肉类菜；

供筷：忌讳筷子插在饭菜上；

拉筷：正嚼着的东西不能拿筷子往外撕，或者当牙签；

粘筷：筷子上还粘着东西时不能夹别的`菜；

连筷：同一道菜不能连夹3次以上；

斜筷：吃菜要注意吃自己面前的菜，不要吃得太远，不要斜着伸筷够菜。

分筷：摆筷子，不要分放在餐具左右，只有在吃绝交饭时才这样摆。

祭天也称祀天、郊祀、南郊，是帝王祭祀天神的大典，也是历代帝王祭祀典礼中最庄严、最隆重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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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皇家祭祀

斋戒：分为三种，散戒、致斋、清斋。斋戒期间，帝王以及其他所有参加典礼仪式的文武侍臣必须沐浴更衣、戒除嗜欲、不饮酒、不吃荤，更不能近女色，用来表示对天的虔诚。

陈设：祭天时的陈设要求更严格，主要包括待事的次序、即事的位置、门外的位置、牺牲器具的位置、席神的位置。严格按照规章来进行，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如一般鱼之类的菜会放在中间等。

省牲器：把各种礼器安放于各个规定位置，随后对其进行清洗、打扫等工作。

2、帝王典礼

登基大典、册封太子大典、皇帝婚仪(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皇帝生日节庆、上尊号和徽号仪、皇家节日典礼。

3、宫廷政治礼仪——朝会礼仪

大朝：帝王大会文武百官，有时也包括外国使臣。是一种十分庄重的典礼。

常朝：是帝王处理国政的重要活动之一。朝仪是帝王与文物百官在朝堂上处理政务的相关礼仪的规定。

宋代朝仪按照官职大小以及职位高低明确规定了文武百官入朝的秩序：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郡王、太子少保、大都尉、大都护、御史大夫、六部尚书、侍郎、大理寺卿等。

4、宫廷生活礼仪

主要针对群体是女性，包括皇后、妃嫔、选侍…三宫六院。下面以清朝宫廷礼仪为例来说明。

皇后的冠服有礼服和吉服之分，逢大典穿礼服，平常穿吉服。礼服，朝冠顶饰分三层，绣三只小金凤，饰有珍珠，最顶端有一颗大东珠;红帽缨周围还有七只小金凤，后面有一个“金翟”，装点名贵的猫眼石、珍珠;翟尾由五串珍珠编就，共三百零一颗珠子。朝袍为明黄色，前胸后背绣着金龙，穿插五色云朵，下有海水纹。朝裙有叠褶，朝褂子形状类似坎肩。吉服花纹比较简单，但是织绣华丽，做工极为精细。

篇2：中世纪宫廷礼仪

中国有句俗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而婚礼作为“五礼”中的“嘉礼”，是礼的本源和发端，是人生最重要的礼仪之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一直深受重视。然而，由于地理、民族、历史、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的婚礼习俗存在诸多差异。例如，西方的婚礼一般都在教堂举行且由牧师主持，然后新郎新娘相互交换结婚戒指并吟诵结婚誓言；而中国古代的婚礼多在新郎家中举行且由男方家长主婚，然后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透过这些有趣的礼仪，令人不禁发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结婚礼仪？为什么中西方的婚礼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一、西方中世纪的婚姻礼仪 西方人大多信仰基督教，所以这里所说的西方中世纪婚姻礼仪主要是指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婚礼。基督教认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神圣的、是庄严的、是婚姻当事人永远的约定。“伊甸园是礼堂，上帝是主礼人，亚当与夏娃结为一夫一妻，这正是基督教婚姻的根据。”⑶在4、5世纪，教会开始要求结婚的基督徒从教士那里得到婚姻祝福，教会的婚礼仪式首次形成„„在以后的世纪里，教会想把婚姻以某种教会仪式标志出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致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完整的基督教会婚姻仪式出现了。下面是一份完整的、从11世纪起就流行于英国的婚礼仪式书，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基督教会婚姻仪式的整个过程：

新郎和新娘被领到教堂门口或教堂前面，以上帝、教士和围观的人群作证。新郎站在新娘的右手，因为女人是从亚当身上左边的肋骨制成的。（4）（对此，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于建波却在《西方婚礼习俗一瞥》一文中说道：“至于新娘站在新郎左边则是很有趣的说法。古时候抢婚成风，新郎用左手护住未来的新娘的同时，还必须腾出右手，用剑打败并赶走其他想抢她为妻的人。”

教士开始向众人询问结婚预告：“我的兄弟们，现在我们聚集在这里，在上帝和他的天使及所有的圣徒面前，在教会面前，使两个身体结合在一起，从今以后，他们将可能成为一体，他们在上帝的信仰和法律中是两个灵魂，而最终他们可能将结合一生。因此，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向你们询问，如果你们中任何一个人知道任何一种这两个人不能合法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因，请现在陈述出来„„”

同样的询问也被问及新郎新娘：他们是否秘密地做过什么，是否发过什么誓言，是否知道他们之间有任何方式的联系。如果其中有任何一种障碍被陈述出来并被保证加以证实，那么婚姻就要被推迟直到事实被澄清。这种结婚预告一般要被张贴三次，在三个特定的神圣日子，每个日子间隔一星期。如果没有结婚障碍被提出，婚礼就被举行，教士向新郎问道：

“你愿意娶这位女子为妻，爱她、尊敬她、维护她、保护她，不论在健康还是生病时，都作为一个基督徒丈夫对待他的妻子那样，只要你们生活在一起？”

“我愿意。”

新娘也被问及同样的问题„„ “我愿意。”

然后新娘由她的父亲或朋友给出，如果新娘是姑娘，不用把手蒙上，如果是寡妇，则要蒙上手。新郎接受她，以上帝和他自己的忠诚，当着教士的面，用自己的右手拉着新娘的右手，以现在时向新娘发誓：

“从今天起，我以你作为我的妻子，不论好、坏，不论贫、富，不论生病、健康，只有死亡才会将我们分开，让圣洁的教会作证，我发誓。”

新娘也向新郎发类似的誓：

接着，新郎把金或银和一枚戒指放在盘子或书上，由教士祝圣戒指：

“让我们祈祷，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持者，精神荣耀的给予者，永久得救的赐予者，我主 1 上帝，赐福这枚戒指，让戴上它的人以天国防卫的力量武装起来，以有利于她的得救，阿门„„”

然后，教士把戒指递给新郎，新郎用右手拿着戒指，左手拉起新娘的右手，说道：“用这枚戒指我娶你为妻，我给你金、银，用我的身体尊敬你，用我世间所有的财产尊敬你。”

新郎依次把戒指戴在新娘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上，分别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最后让戒指停留在第二个手指上，说道：“阿门。”因为这个手指有某种静脉，通到心脏，在它们之间，内在的感情总是鲜艳明朗，真正的银制戒指象征着这一点。然后新郎新娘低头，教士向他们祝福。

之后，所有的人都走入教堂，新人跪在祭坛前，接受教士和众人的祈祷，祈祷生活美好、后代昌盛、和平永久、相爱到老，祈祷上帝赐福荣耀给灵魂和肉体。然后新人被带入教堂内殿，做弥撒。之后，在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全部结束。

当天晚上，在新人上床后，教士还要来祝福婚床，以保护他们不受魔鬼的侵袭，教士用圣水点洒他们，给他们散播和平，然后离开„„（6）

二、中世纪时期中国的婚姻礼仪

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的分期是从公元476-1640年，约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到明朝。根据《元代社会婚姻形态》以及《中国古代女子全书》中所载《至元婚礼》（《元婚礼贡举考》第一章）等资料的记载，婚姻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盛于周秦，代有因革损益„„朱子《家礼》的“议婚”，在元朝婚制中被确立，成为订婚程序中的首项礼仪。（7）下面简单归纳我国中世纪时期的主要婚礼程序：

(一)议婚

也就是“提亲”。男方家长先派一位媒人到女方家中去求婚，称“下达”。二)纳采

就是男方家长向女方献礼求婚的礼仪。在征得女方的同意后,才派使者前去行纳采之礼。在“六礼”当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和亲迎皆用雁作礼物。婚书是纳彩的重要仪项。男家准备好婚书，晨起，奉婚书祝告祠堂，以示祖宗后嗣香火相续，同时也期盼先祖保佑子孙婚姻圆满成功，并以之征得祖宗许可。随后，以本宗亲戚、媒氏为使者前往女家。女家父母或族长出门相迎，媒氏将婚书呈献女方主人；女方父母或族长收受婚书后，祝告于祠堂，以求祖先护佑，不忘先人赐体之功。一般官宦之家还专门躬行虔诚仪式，礼文节仪十分讲究(8)。

（三）纳币

也就是所谓的“下聘”。民间又有纳红定，吃肯酒的说法。吃肯酒即是许亲定婚，男家须向女家送纳“定婚礼物”（9）。

（四）铺房

所谓“铺房”，就是举行婚礼前夕布置装饰新房，是婚礼的序幕，通常由女方亲友进行。据文献记载，这项婚礼仪式至迟于宋代已经十分流行。明清以来，此俗一直相沿至今。（10）。

（五）亲迎

即新郎亲自到女家迎接新娘。如今所谓“婚礼”，是指结婚典礼仪式，亦即古代六礼的“亲迎”。关于这一礼仪,《仪礼·士昏礼》有详细记载。

（六）下轿利市

即新妇被迎娶至夫家后下轿、下车入门过程的祈吉庆贺活动，主要有撤谷豆、跨鞍、跨火、抱毡等。据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考，撒谷豆之习始于汉代。至宋代，兼撤钱、果，如《梦梁录·嫁娶》载，新妇人门“赳择官执花斗，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撤，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

跨鞍意在取“鞍”的谐音“平安”之“安”的口彩，据认为滥筋于北方骑猎民族。

新妇跨火，本是从火堆上跨过，始于北朝。其初始寓义，或云除秽驱邪。

抱毡，即新妇下轿后足不沾地而踏红毡人室，或以红毡裹新妇抱之进门。据考，此仪始于唐代。明外方山人《谈征·事部》:“今人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转毡以人，弗令履地。读白太傅〈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则此俗唐时已然矣。(11)”

（七）拜堂

又称“拜天地”或“拜花堂”，是婚礼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仪式和高潮，通 2 常是新婚夫妇同拜天地和互拜,也就是现在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可见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花烛》、清翟颧《通俗编·仪节》及赵翼《咳徐丛考·拜堂》等，多有记述，亦见于诗文等。按传统婚俗，拜堂之后即成夫妇，为社会所承认。因而，拜堂是婚礼诸仪式中的大礼。礼成之后，新人就会被送人洞房，直到这时新郎才能揭去新娘头上的喜帕。

（八）喜宴

即婚礼中的庆贺筵席，今俗称之喝喜酒。从古至今，各种喜庆活动多有酒筵相伴，一向被视为人生大礼的婚礼自不例外。

（九）坐帐

宋代称“坐虚帐”、“坐富贵”等，即迎新妇人新房。《梦梁录·嫁娶》载，新妇下轿诸利市仪式过后，“入中门，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迎人房室，内坐于床上，谓之坐床富贵”。

（十）撒帐

新婚夫妇交拜之后或坐帐之际，向帐内散掷金钱彩果的祈吉仪式。相传始于汉武帝时婚仪，历代相承迄今。至今仍广泛流行的以枣、栗撒帐的撒帐歌称:“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或是:“一把栗子一把枣，明年生个大胖小。”皆谐取“早立子”的口彩祈福。

（十一）合髻

又称“结发”。成婚之夕，新婚夫妇分男左女右共髻束发仪式，源自古代成年礼。合髻、结发多为新房中仪式，又出自成年礼仪式，故后世称原配夫妻为“结发夫妻”。

(十二)合卺

又称“合匏”、“合欢”、“交杯酒”等，即新婚夫妇合饮交杯酒(同心酒)，象征夫妇合体相亲。其礼仪始于周代，历代相承。无论皇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行合香礼都是婚礼中除拜堂而外的又一重要仪式，故也以合香代称成婚。唐宋以来，行合誉之礼开始以杯代飘(香)，因而别有“合欢杯”、“交杯酒”等说。

（十三）闹房

即“闹洞房”。

（十四）妇见舅姑

这是成婚次日或第三日新妇拜见公婆的仪式，始于周代。在古代，新妇拜舅姑是其正式为夫家宗族所接受、确认其成为本家族成员的一种庄严仪式，所以十分认真，甚至还要参拜家庙。唐朱庆徐《近试上张水部》诗，即以拜舅姑来隐寓其恭求水部员外郎张籍荐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拜见时,新娘要献枣和栗子于公公,献干肉于婆婆。

（十五）庙见

第三天，男家主人带新娘去参拜祠堂。如果结婚时舅姑已死,则在婚后三个月到祖庙去奠祭舅姑,称“庙见”。新妇只有在拜见舅姑和庙见这两项仪式完成之后,才能成为丈夫宗族中的一员,整个婚礼才算完成,否则,“女子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十六）回门

又称“谢门”，新婚夫妇于婚后首次至女家何安、示谢兼新婿拜认女方亲属。回门时间，或婚后三五日、一个月，因地区、时代及路途远近而异，是传统婚礼的最末一项仪式。据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记载，远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已有此礼仪。宋代称作“拜门礼”。

三、透过中世纪中西方婚姻礼仪的比较分析其文化内涵 中世纪时期中西方的婚姻礼仪已经存在极大差异，而其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婚俗文化的根源不同。西方国家受宗教思想影响较深，尤其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中国古代传统婚礼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儒家传统的宗法思想，是一种“夫为妻纲”、传宗接代的庆典，婚礼格外隆重奢华，各种仪式活动也渗透着“早生儿子早得福”、“多子多孙多福寿”的宗法意识，即《礼记·昏义》所说的“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中国传统的宗教仪式主要是对祖先的拜祭。祖先被视为血源之本（“祖宗，人之本也”），祖先崇拜则是为了“报本”，祖宗祭祀是传统中国家庭重要的礼仪活动，在其婚礼中也有明显体现；而西方国家崇尚基督教，其婚礼一般在教堂举行，并由教士主持，婚礼过程中贯穿 3 着“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基督思想的传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婚姻的首要要求,它反映古代社会家长制度和包办婚姻的价值观,这不仅在礼俗上得到肯定,而且也在政治、法律上得到认可和巩固；西方婚礼则反映出男女双方的地位相对较平等。基督教强调男女都是上帝的儿女，男女应该平等，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像中世纪的中国人，只重视生男孩，而是把女孩也看成爱情的结晶，一样受到父母的疼爱。之所以称其为“相对平等”，是因为它本身也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地方，例如在婚礼开始时，教士向女方问道，“你愿意以这位男子为夫，服从他、服侍他„„”，而且也存在贵族和王室联姻、政治婚姻等问题，只是没有中国古代的那么明显罢了。相比之下，中国中世纪时期的婚礼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极其明显的“男尊女卑”以及“男本位”思想，妇女地位低下，“三从四德”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可见妇女的一生都要依附于男子，服从于家族利益。在古代婚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和亲迎皆用雁作礼物，因为雁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在拜堂之前，男女双方根本“素未谋面”，反映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再者，婚礼过程中，许多礼节都是针对女子而设定的，例如“跨鞍、跨火、抱毡”等等。

中国传统的婚俗也带有较强的封建政治文化色彩，婚姻有时甚至成为了政治结盟的手段，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和亲”，就是以婚姻作筹码，换取和平的交易，是政治支配婚姻的产物；在西方，婚姻是男女青年爱情的归宿，缔结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长相厮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一起，是个人的私事，所以，西方人在选择伴侣时，注重的是感情的有无，而不是家庭的利益，家族的声望。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古代的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所以，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同时用来维护并提高家族名望及地位。由于婚姻会为家族增加一名外姓女子为成员，所以男家在选择媳妇方面特别严谨，以免有辱家声，家族娶媳妇远比个人娶妻子来得重要。婚姻被视为家庭的要事，而非个人的私事，所以男女间的爱情并不能作为婚姻的首要依据，这主要也是受宗法思想的影响。

还有婚神信仰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里，认为婚姻是五百年前上天注定的，是人力所不能更改的。中国古人最早的婚神是伏羲和女蜗，相传伏羲和女蜗结为夫妻而繁衍了人类，他们既是人类的始祖，又是“制嫁娶”和“置婚姻”的神仙，后世将他们奉为婚神。中国古人还相信“赤绳系足”的天命观，认为人一生下来，就被月下老人以红绳系足，姻缘早以天定。因而，尽管古代婚姻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却很少有人会主动进行反抗。另外，中国古代的婚姻礼仪中也存在许多迷信的成分，例如议婚时“换八字”、撒豆以避“三煞”等等；与中国社会的祭祖祭孔风习不同，基督教是把尊奉和敬拜天主作为第一教义，这是其十戒中的第一条，舍天主不得别有拜祭之偶像。西方社会也没有祭祖习俗，也不许信众祭祖。在西方神话传说中，主持人间婚姻的爱神很多，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是阿芙罗狄德、维纳斯等，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则是维纳斯之子丘比特，丘比特手中有爱之神剑，当射出的金剑射中了青年男女的心，两人就会产生美妙的爱情，进而缔结成婚姻，但当射出的是银剑时，男女青年就不会有美满的结局。所以他们的婚姻更多的是考虑“真爱”。

篇3：中世纪宫廷礼仪

1532年以后梅迪奇家族虽然获得了对佛罗伦萨永久的统治权, 但仍然时时刻刻提防着共和政体的死灰复燃。梅迪奇家族在15世纪事实上统治了60年, 两位主要统治者都深孚众望, 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共和政体的传统, 使得个人的独裁统治在佛罗伦萨没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佛罗伦萨人尤其为自己这种制度感到骄傲, 他们认为该制度确保了他们引以为荣的自由的法宝, 他们非常愿意把这种制度和其他不那么幸运的姐妹邦国的政府形式作比较。”2他们把共和政府看作是公民身份的象征, “大多数显贵家族对于公社政府具有强烈的义务感, 并乐于接受公社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却是在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 即公社的需要应摆在私人利益之上, 为了保持他们的自由, 他们愿作任何牺牲。”3佛罗伦萨人对共和政府的忠诚比起对个人的拥戴要强烈和持久, 因此, 梅迪奇家族即使统治了佛罗伦萨60年之久也两次被驱逐, 1530年佛罗伦萨人更是英勇地抵抗了十月之久, 可以显示出他们心中对自由和共和根深蒂固的信念。米开朗基罗不但在围城的时候担任城防的设计师, 而且在梅迪奇家族复辟之后至死都拒绝回到佛罗伦萨, 其中就包含对共和政体的怀念和对梅迪奇家族君主统治的不满。

消除共和政体在佛罗伦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是梅迪奇家族利用艺术政治宣传功能最重要的一方面。1504年佛罗伦萨共和政府委托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卫》像。这尊雕像被赋予了保卫共和和自由的象征意义, 安放在了长老会议大厦的入口处。1530年梅迪奇家族重新取得佛罗伦萨的统治权以后, 首先委托班迪内利雕刻巨型大理石像《赫拉克勒斯和卡库斯》。1534年雕像完成后被安放在长老会议大厦的入口处, 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并列, 意图回击共和政府在艺术宣传方面的攻势, 抵消他们的影响, 并象征梅迪奇家族统治的威权。班迪内利注重于刻画形象自然主义的块块隆起的肌肉, 巨人的面孔如同面具一般, 凹陷的眼眶留下浓重的阴影, 以此传达出紧张、恐惧、威吓的情绪。与之相对的是,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形象自内而外通过眼神、姿态、肌肉的刻画传达出内在的紧张和英雄主义的气概, 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因此, 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并列并没有提高班迪内利的《赫拉克勒斯和卡库斯》的声望, 反而引起了苛刻的指责和批评。切利尼在他的自传中转述了当时人对它的评论, 如有人说它“像靠在墙角装满了甜瓜的袋子。”4但这样主观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 马里奥·斯卡利尼 (Mario Scalini) 认为这种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否定来自于佛罗伦萨人对梅迪奇家族的统治权威的不满, 这恰恰说明了这件作品被梅迪奇家族所赋予的政治象征含义。5

1540年科西莫一世将他的宫廷从梅迪奇宫搬迁到长老会议大厦, 大厦成为他私人的公爵官邸, 称之为维基奥宫。长老会议大厦一直以来作为共和政府所在地, 是共和的象征, 科西莫一世的占有彻底结束了其共和精神的外在形式。而他围绕维基奥宫委托的一系列艺术装饰工程和项目则更进一步消除共和政府曾经的艺术宣传攻势, 强化他对佛罗伦萨的合法统治。

1545年, 科西莫一世委托切利尼铸造青铜雕像《珀尔修斯》。根据切利尼的自传, 在与公爵会面的时候, 他保证可以完全满足公爵的意愿, 不管材质是大理石还是青铜, 公爵则说他唯一想要的是关于珀尔修斯的雕像, 并声称这是很久以来一直想要的。科西莫一世在题材的选择上作了明确的规定, 表明了他希望通过珀尔修斯斩杀蛇发女怪梅杜萨这个神话主题意指他对他的敌人 (主要是共和政府) 的胜利以及对佛罗伦萨人民的统治。切利尼把珀尔修斯刻画为右手持刀、左手高举梅杜萨头颅、脚踩踏着女怪尸体的形象, 人物的重心落在右腿上, 使得躯体形成了体现古典对立原则的复杂扭转并贯穿以清晰有力的运动感和节奏感, 成功塑造了的胜利者的潇洒优雅。在珀尔修斯的形象上, 优雅的姿态, 沉思的面孔, 显得高傲自负、盛气凌人, 源自于宫廷贵族的藐视周围的一切的优越感, 这正是科西莫一世所要的用来公共展示的雕像的效果。这件青铜雕像被安放在紧挨维基奥宫的兰奇长廊里。这个建于14世纪末的建筑本是共和政府时期执政官宣誓的地方, 科西莫一世将长老议会大厦改造为君主的私人府邸后, 这个敞廊则成为了安置他卫队的场所, 顶部也被他改造为他观看应典的露台。《珀尔修斯》安放在兰奇敞廊后, 在广场与之对应的则是多纳太罗的《犹滴》, 它曾被共和政府从梅迪奇宫搬移到长老议会大厦入口的左侧, 即现在《大卫》像所在的位置。《大卫》像完成后, 它被安放在最左侧。雕像的基座上还加刻题铭“王国因腐化而堕落, 城市以美德而兴盛, 看啊!骄傲的头颅被谦卑之手斩下!”把犹滴比作共和, 被斩杀的荷孚罗尼比作专制的梅迪奇家族, 整个雕像象征着人民推翻梅迪奇家族的暴政。梅迪奇家族重新掌权后, 《犹滴》像虽然仍然保留在原地, 但基座上的题铭被去除了, 然而其曾经的象征意义必然是梅迪奇家族的统治者心中久久驱散不去的魔障。所以, 当切利尼询问要一件什么样的作品的时候, 科西莫一世非常明确地肯定为珀尔修斯, 他知道切利尼在金工方面的才能足以完成一座可以和多纳太罗的青铜像向抗衡的作品, 而且它的材质只能是青铜, 而不是大理石。

维基奥宫的五百人大厅是1494年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后用来召开由500人组成的公民大会的地方。共和政府曾经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弗拉·巴托罗米奥装饰这个大厅, 最终只剩下达·芬奇未完成的壁画和米开朗基罗的草图。1555年, 科西莫一世委托瓦萨里装饰维基奥宫, 五百人大厅是其中最重要的工程, 不仅因为其规模的宏大 (长52米, 宽23米) , 而且因为这个大厅是公爵的儿子弗朗切斯科与奥地利公主乔安娜举行婚礼仪式的场所。瓦萨里在装饰的过程中抹去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两位大师残存的壁画, 一同抹去了共和政府时期所有装饰的痕迹, 使得重新装饰本身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在五百人厅东侧的墙壁上, 瓦萨里描绘了科西莫一世征服锡耶纳战争过程的系列壁画, 由三幅画面组成, 分别为攻占锡耶纳、占领埃尔科莱港湾和科西莫一世在马尔恰诺的胜利, 在西侧的墙壁上, 描绘了共和政府征服比萨的战争过程, 分别为在圣温琴佐塔击败比萨军队、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试图占领莱吉翁、佛罗伦萨军队进攻比萨城。每个系列的壁画, 画幅巨大, 长近四十米、高十余米, 几乎铺满了整个墙面, 画面中堆满了体型硕大的巨人般的士兵形象, 重点在于突出表现各种姿态和动作中的人体形象, 风景和其他次要的内容都被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只是作为一种故事发生的背景的符号。五百人厅的两侧墙壁的装饰设计取材于佛罗伦萨历史上的两次征战, 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两次征战对佛罗伦萨的重要性, 扩大了疆域, 但另一方面也意在通过对比, 歌颂科西莫一世领导的对锡耶纳的征服。瓦萨里在自传中写道:“佛罗伦萨民众政府总共用了14年时间才结束了前一场 (比萨战争) , 科西莫公爵大人用了14个月时间结束了后一场战争 (锡耶纳战争) ”, 6共和政府的统治和科西莫公爵的统治, 孰高孰低, 孰优孰劣, 通过这样的比较方式, 试图让观者一目了然。佛罗伦萨长久的共和传统, 即使梅迪奇家族前后已经专制统治了百余年, 也依然像幽灵一样萦绕在维基奥宫的上方, 驱散不去。

借助对统治者祖先的歌颂和赞美, 是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常用的一种方式。瓦萨里在维基奥宫位于第二层东南角的八个房间内, 分别以梅迪奇家族几位重要的成员为主题进行装饰, 主要有老科西莫、“豪华者”洛伦佐、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科西莫一世的父亲乔瓦尼·德拉·班迪·内雷 (Giovannidalle Bande Nere) 以及科西莫一世, 每个房间都描绘了各自主人的著名事迹、特有的美德以及他们最伟大的朋友和孩子们的肖像。这个系列装饰从血统关系上确认了科西莫一世统治的合法性。

摘要：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都是艺术的慷慨的赞助者, 但在16世纪中期科西莫一世对艺术的赞助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就是消除长久形成的共和政体在佛罗伦萨人心中的影响。

关键词：梅迪奇,共和,宫廷,维基奥宫

注释

11 .彼得·伯克, 刘君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143.

22 .克里斯托夫·赫伯特, 吴科平译.美第齐家族兴亡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11.

33 .布鲁克尔, 朱龙华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M].北京:三联出版社, 1985:187.

44 .本韦努托·切尼尼.自传[M].伦敦:企鹅出版公司, 1956:355.

55 .安东尼奥·保卢奇.佛罗伦萨艺术与建筑[M].波茨坦:乌尔曼出版公司, 2005:352.

篇4：17世纪初英国宫廷腐败根源探析

关键词：英国；宫廷；财政制度

中图分类号：K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92－03

在近代初期，宫廷在英国政治国家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宫廷生活不仅仅是王室贵族的个人生活喜好，而且关乎社稷安危。所不幸的是，17世纪初的英国宫廷在时人看来，“散发着贿赂、嫉恨和腐败之气息”，斯图亚特朝的宫廷已经无法同伊丽莎白女王朝同日而语，其威信一落千丈，“宫廷”一词成为腐败的同义语。

过去我们在研究近代初期的英国社会和历史时，往往偏重对宫廷腐败行为的揭露，忽视了对滋生腐败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探究，我们曾片面强调宫廷贵族的贪婪、享乐本性以及奢侈糜烂的生活对宫廷腐败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制度性缺陷在宫廷腐败行为中的责任。本文认为，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宫廷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上的缺陷使然，并且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才是宫廷腐败的最重要根源。腐败本身涵盖的领域是非常宽泛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根源。

17世纪初，伦敦成为英国的经济中心和消费中心。在伦敦西区出现了以宫廷为中心、以大贵族豪宅为卫星官邸的巨大消费社会，以往稀有的奢侈品如丝袜、花边领、威尼斯的玻璃、手表和四轮大马车此时在英国已随处可见，满足上流社会社交需要的专卖店出售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与宫廷贵族生活方式日趋奢华相对照的是。英国贫穷人口却普遍增加，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因此，以宫廷为首的上流社会的奢侈、摆阔和攀比之风激起世人的强烈不满。众多的知识分子对英国的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过度的繁荣将导致社会腐化甚至社会崩溃，“盛宴和奢华的服饰是社会病态的标志”，奢侈和摆阔则是英国鼎盛即将结束的先兆。他们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宫廷，因为宫廷作为上流社会风尚的中心，在此时却极尽搜刮之能事。这些知识分子把当时宫廷同古典文化中宣扬的荒淫无度、狂妄自大的罗马暴君尼禄、台比留、卡利古拉的统治相提并论，措辞激烈、讽刺宫廷奢侈腐败的小册子和文学作品风行英伦大地。那么导致宫廷横征暴敛等经济丑闻的制度性因素何在呢?

一

造成近代早期英国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制度性因素在于财政税收体制的严重滞后。这种财政体制出现于14世纪，历经3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未作大的变革。到17世纪初，英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的开支仍然由王室来承担，但王室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不堪日益增加的开支重负。

17世纪的英国，仍然盛行封建财政学和财政体制，王室政府的开支被看作是国王的个人事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开支由王室承担，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国王才可以在议会的同意下征税。

英国王室收入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成正常收入和特别收入。正常收入主要包括从国王土地、王室法庭、封建税比如监护税和批准专卖权中的所得以及关税收入。王室土地是政府的传统收入来源，但由于经营不善以及货币贬值，王室土地上的收入锐减，由16世纪30年代的200000镑下降到1619年的72000镑，到17世纪30年代，王室土地收入还不到10000镑。另外，国王为了赢得贵族的支持，常常以封赐土地换取他们的忠诚，由此导致王室土地日益减少。尽管宫廷大臣索尔兹伯里为扭转这种局面曾一度提高王室土地租金(比如林肯郡的凯奇庄园的地租由每年的29镑提高到230镑)，以及增加监护法庭收入(王室法庭上的收入从1603年到1613年增加了91％)，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宫廷开支的需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廷财政窘迫的状况。1612年，索尔兹伯里去世时，国王的债务已达到500000镑，宫廷财政赤字达到160000镑。

特别收入指议会批准国王征收的税和各种形式的借款。议会批准的税收包括议会补助金、十五分之一税和十分之一税。这些税的税率主要由地方官掌握的土地和财产情况而定。由于负责估定税率的地方官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谋利，因此在税率估定过程中，偷税、漏税等舞弊现象司空见惯，致使王室政府从议会批准的税收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议会补助金从伊丽莎白中期的130000镑下降到1621年时的70000镑，到1628年仅为55000镑。苏塞克斯的一位治安法官曾满腹怨言地说，“富人的税率常常被大大地低估”，在该郡，70个大乡绅平均交纳的议会补助金额由1540年代的6l镑下降到1620年代的14镑。特别收入还包括非经议会批准的税收。如国王依靠王权，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王国人民利益的名义征收的各种形式的借款等。比如查理征收的强制借款、恩税和船钱等等，但是未经议会批准的特别收入常常被谴责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权，从而被作为宫廷经济腐败行为而遭到抨击和抵制。

这样，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经历了近100年的通货膨胀后。宫廷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物价增长的速度，致使其实际价值大大下降，女王统治末期，王室年收入330000镑，是1510年的两倍，而同期物价却上涨了5倍多。在宫廷收入实际价值下降的同时，宫廷开支却因物价上涨而急剧膨胀。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每年的王室政府开支是300000镑，到1614年，詹姆士王室政府的开支迅速上升到522000镑。在和平时期，王室政府的收入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的政府开支，遇有战争，王室政府的财政窘境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战略物资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四年中，战争给宫廷财政带来的压力就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了。女王虽然在1593年得到三项议会补助金和六项十分之一税，1601年又得到四项补助金和八项十分之一税，同以前相比，议会拨款数额巨大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通货膨胀，议会补助金的实际价值明显下降。无法满足一百万镑的战争开支，女王被迫出售王室土地来筹措战款，结果她还是留下了至少400000镑的债务。

近代初期英国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还在于，未能根据物价的上涨和王室政府的实际支出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以关税为例，《税收册》是交纳进口税的依据，它根据进口货物的价值制定税率，在通货膨胀时期，要保证关税的实际价值不变甚至有所提高，就必须不断地修改关税税率。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税收册》从1558年后再也没有修订过。与同期的法国和西班牙相比，英国国王在税收政策上的权力要有限得多。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在增加税收时，基本不受其它政治力量

的牵制，他们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战争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而在英国，王国的法律和习惯法阻止王室政府增加税目和提高税率的做法，比如都铎时期，君主征收过附加关税，但是国王对某些进口货物征收附加关税的权力始终没有确立下来。早期斯图亚特时期，财政税收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伊丽莎白女王在财政问题上的因循保守。最明显的是。与同期的欧洲大国相比，英国的税率几乎是最低的，但是女王却没有及时地进行改革，她对付政府开支上涨的策略不是提高税率，增加王室收入，而是严格控制政府开支，这样就使王室政府财政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致积重难返。

二

面对财政困难，宫廷大臣曾经进行财政改革，既实施过传统的改革措施，也提出了激进的财政改革方案，但是这些都遭到了失败。

詹姆士入主英国后，宫廷便很快陷入财政困难，其表现是宫廷债务直线上升。1603年宫廷债务是422000镑，到1606年迅速上涨到816000镑，1618年则上升为900000镑。君主和大臣认识到财政体制是造成宫廷财政窘迫的根源，为此，宫廷大臣曾采取了传统的财政改革措施，即开源节流，一方面削减宫廷开支，另一方面增加王室收入。

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曾经试图通过削减王室支出以解决王室财政窘境。但是，因贵族的激烈抵制，致使通过削减宫廷开支的办法很快就行不通了。宫廷贵族是国王恩赐的主要受益者，对贵族的提拔和赏赐是安邦治国之大计。尤其在17世纪初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詹姆士作为来自苏格兰的异国君主，为扩大统治的基础，在登上英国王位后，曾对来自苏格兰的旧部和英格兰的贵族进行慷慨赏赐，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曾坦言，“国王出手大方……每天都像过圣诞节”。詹姆士统治英格兰后的前三年，赏赐给大臣价值68000镑的礼物，30000镑年金；到1610年，他每年赏给王室臣仆的小费和年金就达到80000镑，比伊丽莎白女王每年的宫廷日常开支还多50000镑。随着赏赐的日益增加。宫廷财政赤字和宫廷债务直线上升，1606－1610年，宫廷日常开支的赤字是334000镑，到1613年，宫廷债务达到500000镑。

国王慷慨赏赐之风不仅造成宫廷财政困难，而且还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约克主教赫顿在1604年10月10日致信塞西尔时，曾忧心忡忡地说，“臣民担心，陛下的慷慨赏赐会耗尽王国的财富，给王国带来灾难。”时任财政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力谏国王减少对贵族的赏赐，詹姆士于1608年签署《馈赠手册》，限制国王对贵族赏赐的礼物范围，除低级官僚和王室园林看管人等重犯被没收的财产可以赏赐之外，王室土地、关税、附加关税和专卖权则一律不在赏赐之列。索尔兹伯里死后，在减少王室支出方面进行积极尝试的宫廷大臣当数克兰菲尔德。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克兰菲尔德在宫廷财政改革中充分发挥商人出身的优势，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对宫廷存在的铺张浪费和中饱私囊现象进行抑制。他事必躬亲，深入到宫廷各部，堵塞财政漏洞。在1617年对宫廷购进的食品质量和数量的检查中，曾查处企图私吞132头牛和1248只羊的宫廷官员。他还对宫廷膳食进行改革，制止宫廷宴会中的摆阔现象，把以往廷宴后扔掉的鱼、酒瓶、水壶等卖掉，从而增加了宫廷收入。克兰菲尔德的改革初见成效。1616年到1622年间。王室开支减少了22％。他还对侍寝部进行改革，裁减闲散冗官，并实行了新的账目制度。1619年，他重新颁布《赏赐手册》，限制国王赏赐年金的数额，并于1621年奏请国王立即停止年金发放，同时规定所有的专卖权必须经过国王本人审查才能生效，翌年，詹姆士承诺，未经王室司库和大法官的允许，不准把土地、年金和补助金等等赏赐给大臣。克兰菲尔德限制国王赏赐的做法，损害了贵族的既得利益，势必引起贵族的记恨和排挤。改革最终归于失败。1621－1624年，宫廷仅在年金上的开支就增加了22％。

以往，开掘财源、增加王室收入也是解决王室财政问题的传统办法，但同减少王室开支一样，这也遇到了巨大困难。由于王室收入的锐减和长期的财政赤字，某些宫廷贵族得不到国王赏赐的年金，但是贵族是君主制的主要社会基础，为赢得他们的支持。国王就把宫廷的一些经济特权转让给他们，这些经济特权包括承包王室土地税和关税、享有出口免税权、低价购买骑士土地的监护权和专卖权。其中获利较大的经济特权就是承包关税。在17世纪初期，一些宫廷显宦从国王那里获得承包某项进出口商品的关税权，比如塞西尔获得征收进出口丝、缎关税的权利，此后又把这种权利以每年1333镑的价钱转让给一个商人财团，1612年，他把承包额提高到7000镑，从中得到巨大利益。另外，一些没有获得关税权的廷臣也以其它方式享有某些经济特权，比如在1604－1605年，菲利普、蒙哥马利伯爵、詹姆士·海、阿盖尔伯爵获得向外国毛料商征收进出口关税的权利。贵族从经济特权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是以牺牲国王的收入为代价的，宫廷每年损失8602镑。

从以上可以看出，传统的解决宫廷财政困难的办法收效甚微。传统的财政改革的失败表明，只有突破封建财政学的观念和财政体制的桎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廷财政问题。但不幸的是，宫廷的经济腐败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堕落的宫廷形象，损害了王室的道德形象，因而彻底改革中世纪财政体制的计划遭到以乡绅为主体的下院的抵制，下院议员西摩在1625年议会中慷慨陈词，“议会给国王的补助金，连同特权收入、恩税和专卖权所得，其数额是巨大的，但不幸的是这一大笔钱都装进了个别人的腰包。”索尔兹伯里的财政改革计划是早期斯图亚特时期最激进的一次财政改革，这次改革的失败使早期斯图亚特王室财政体制错过了进行改革的最好时机。

三

从以上可以看出，财政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宫廷财政窘境的根源，财政困难是迫使宫廷寻求增加宫廷收入的一切可能手段，从而引发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最根本因素。詹姆士曾经不顾议会中乡绅和商人的激烈反对而对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附加关税仅在1608年就给国王带来70000镑的收入，到1621年，关税收入是王室土地收入的3倍。专卖权也被宫廷视为增加收入的捷径。宫廷把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权进行抛售。从而使部分贵族得到专卖权，从而获得了对新兴工业的控制权。比如1612年，索尔兹伯里伯爵每年从对银工业的专卖权中获得7000镑，萨克福伯爵从葡萄酒的专卖权中获得5000镑，北安普顿伯爵从淀粉专卖权中获得4500镑。出售爵位也成为增加宫廷财富的重要渠道被开掘。詹姆士将骑士爵秩标价出售，及至1615年，各类爵位尤其是新设的从男爵爵位都被成批地抛入市场。从卖官鬻爵中获利最多的自然是宠臣白金汉公爵。据劳伦斯-斯通估算，从1605－1629年间斯图亚特王朝及以白金汉公爵为代表的朝臣们从出售爵秩中共获得了620000英镑的收益。

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宫廷的经济行为与当时人文主义的伦理观念和清教节俭的思想发生了碰撞，聚集在维斯敏斯特宫的乡绅议员，由于其政务活动主要局限在地方，对王室政府财政的收支和管理情况不甚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宫廷的奢华生活，以及宫廷开支的直线上升，加之人文主义者对宫廷腐败的渲染，这样财政体制上的问题被掩盖了，把宫廷经济腐败的责任推到宫廷生活的奢侈和浪费上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通过对17世纪初英国宫廷腐败根源的追溯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要根除宫廷腐败，根本变革宫廷财政体制是唯一的选择。这个结论对于世界各国的反腐对策也有启迪意义。

篇5：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探微

关键词：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

萨满是一个长期盛行于古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形态,对该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作为北方少数民族中的重要一支,满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深深印刻着萨满教的“图腾”[1]25。清代是满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清代宫廷政治、文化也无处不渗透着萨满教的影响,特别是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是满族少数民族文化上升为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历来是清史研究者们的研究旨趣所在。

一、萨满祭祀礼仪繁杂,模式统一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举行的地点一般有三个,即坤宁宫、堂子以及祭马神室。紫禁城中的坤宁宫是明代历代皇后的寝宫。清军入关占领紫禁城,并将其作为皇宫。顺治年间,坤宁宫被用来作为萨满祭神的一个场所。在紫禁城的众多宫殿中,坤宁宫是面积比较大的一座。它面阔有九间,其中东边的三间一般用于帝王大婚的婚房,而西暖阁则是萨满祭祀礼仪举行的地方。在西暖阁屋内,北面、西面和南面都建有炕,西面的墙上还有神板,屋内有煮肉用的大锅和省猪的俎案。堂子也与顺治皇帝有关。顺治元年时,满清迁都至北京,当八旗大军路过丰润时,顺治下旨在北京城东南方的长安门外玉河桥附近修建用于祭神的堂子。这个堂子实际上为一座长方形院子,院子坐北朝南建造了一飨殿,殿前的甬道则通向拜天圆殿,那是一座八角形的亭式殿。在堂子的东南角,有一个朝南小院,里面坐落着与拜天圆殿外形相似但占地较小的上神殿,被称为尚锡神亭。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举行的第三个场所是祭马神室。紫禁城内原本并没有用于祭马神的专门地方,只是顺治皇帝在建好堂子之后,才专门在神武门内选定了一地用于祭马神,好与堂子祭祀相得益彰。

清代文献史料中关于堂子祭祀的记载比较丰富,像《满文老档》这样的早期清廷史料就记载了皇太极堂子祭祀的场景,并对相关的礼仪进行了规范化的记录。至乾隆皇帝年间,堂子祭祀中所用到的礼仪大多数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祭祀的种类完全遵从皇太极在崇德元年的规定,算是遵循了清宫的祖训。它具体包括出征祭、凯旋祭、马神祭、浴佛祭、春秋立杆大祭、上神殿与圜殿月祭、元旦祭等。在坤宁宫举行的祭祀礼仪包括:求福祭、四季神祭、四季献鲜、常祭、报祭、背灯祭、翌日祭天、春秋大祭、元旦行礼等[2]30。堂子祭祀的种类和内容早在清军入关以前就有所确立,而坤宁宫的萨满祭祀种类和内容则多是顺治年间确立的。其中翌日祭天、求福祭在清代不仅是宫廷祭祀礼仪的一种,也流传至民间,成为民间祭祀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见,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非常繁杂,但无论哪种祭祀都大体遵循了萨满祭祀礼仪的基本模式。这些礼仪相互之间并非有很大的关联性,而且也不是全都很重要,例如堂子祭祀中的浴佛祭就与其他祭祀礼仪明显没有多大关系,而四季敬神、四季献鲜的祭祀礼仪相对也比较独立。坤宁宫中举行的常祭礼仪以及堂子与坤宁宫都会举行的元旦祭祀都不过是春秋大祭的一部分。所以,要全面了解繁杂的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只要集中关注坤宁宫与堂子每年春季、秋季的两次大祭,最多再加上元旦祭祀礼仪即可。

二、坤宁宫祭礼仪讲究,重在求福

每年的春秋时节,坤宁宫都会举行春秋大祭。在坤宁宫大祭之前,都需要准备祭祀用品,如纸钱、敬神索绳、饽饽、清酒等。坤宁宫的祭祀神位依照每日朝祭顺序陈列,佛亭被放置在西面墙神幔的南端,关帝像和菩萨像都被安放在佛亭靠北的位置。祭祀时司俎官都会将两头猪头朝北放在坤宁宫大门外的右侧做祭祀用。神位前面的供桌上会摆满丰富的酒食,司祝萨满在神位前一边唱歌跳舞一边献酒,同时行叩拜礼仪。如果祭祀活动中有皇帝和皇后同时参加,随司祝萨满除了进行上述程序外还要增加向所供奉的神位行礼的环节。随后,菩萨像和佛亭都会被收起来,关帝像则被放在神幔的正中位置。这时,司俎官会将之前放在坤宁宫外的猪抬进来,头朝西面放在神像的前方。司祝萨满会先朝西南方跪着献一次酒之后再将两盏酒杯里的酒合在一盏之内灌入猪的耳朵内。如果猪嘶声嚎叫说明神受领了,是好的兆头。祭祀用的猪是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都是毛色纯黑发亮的公猪,民间通常称这样的猪为黑爷。在祭祀的宰猪环节中,会有人用专门的器皿接猪血,再将猪血供奉在神像前。等猪的呼吸停止之后,去掉猪皮,肢解分开放在大锅里煮。内脏也要清理干净放入锅里煮,只有猪胆和蹄甲不需要煮,直接放在红色漆碟里供于神像前。猪肉煮熟之后按顺序盛好,连同碗筷一起摆上供桌。摆好后,司祝萨满又开始献酒。之后将祭祀过的肉撤下,皇帝、皇后以及大臣们将依次按照尊卑秩序吃肉。

坤宁宫的春秋大祭,除了第一天的祭祀外,第二天还有祭天还愿的仪式。祭天仪式之前,先要将坤宁宫前面的一根楠木高杆取下来,杆尾朝西方在地上,再依照木杆指示的方向依次摆放桌子、红铜锅和灶。皇帝和皇后在进入坤宁宫拜祭之前先跪拜木杆,之后再省牲祭肉。不同的是,在祭天仪式中司俎会将精肉和米之类的食物放在木杆上面的斗里面,再立起木杆供给乌鸦食用。坤宁宫大祭的第三天要进行求福的仪式。求福仪式前,先派人到满族人家里索取布片和棉线做成两根绳子,再准备一棵约三米长、直径三寸的柳树。祭祀开始时,将柳树放在坤宁宫廊下的石头座上。室内神位的摆放与大祭的第一天相同,只是在屋子西炕的南边放一张求福的高桌。桌上供着谷类食物、两碗煮鲤鱼和九盏酒[3]218。求福仪式的关键在于放在西炕下酒樽北面的神箭,箭上系有练麻和之前做好的绳子。还有用黄绿两种颜色的棉线做成的子孙绳,绳上系着各种颜色的绸片。绳子的一端用西墙上的铁环固定,另外一端穿过窗户拴在柳树上。祭祀正式开始,祭祀过程中萨满向着柳树摇神箭,将练麻甩到柳树上面祝祷,后向柳枝撒酒,把饽饽放在柳树上。仪式完成后,皇帝和大臣再依次食用祭品。至此坤宁宫每年的春秋大祭仪式基本完成。

三、堂子大祭多年变迁,凸显权威

皇太极在崇德元年规定,除皇室外,其他满人都不能设立堂子进行萨满祭祀礼仪。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在清代满族人生活的地域内只有盛京和北京的清廷皇宫才有堂子。所以关于萨满祭祀中堂子祭祀的缘由与意涵很难去逐本溯源,只能从已知的两个堂子中才能窥探清代宫廷这一重要的萨满祭祀礼仪。其实早在崇德之前,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都会在元旦时节前往盛京的堂子进行祭祀活动,但相关的礼仪并没有严格规定,堂子祭祀的时间节律也没有固定,甚至连一般祭祀要求的斋戒都没有。不仅如此,普通满族人也能够与努尔哈赤、皇太极一起到堂子进行祭祀。当皇太极于崇德元年称帝后,他希望堂子祭祀的礼仪能够更加严肃一些,并有意将其塑造成为具有清代国家色彩的、仅有皇室贵族能够参与的祭祀仪式。

参与堂子祭祀礼仪的人在清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从皇太极到顺治皇帝,参加者中除了满清皇室贵族,还有汉人上流阶层以及蒙古族的亲王贝勒。但到康熙皇帝时期,康熙十二年的规定是,汉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即便是为康熙出征凯旋的汉人将士也不能参加出征祭与凯旋祭。到了乾隆皇帝时期,朝廷规定除了汉人,蒙古人也不能参加堂子祭祀。《皇朝文献统考》对上述变化都有详细记载。至于参加堂子祭祀的满族王公大臣,也只有一品大员才能获准随行,一品以下的官员连获准的机会都没有。由此可见,堂子祭祀从萨满教中一个满族上下皆可参与的礼仪逐渐被纯粹化,上升到了国家最高统治者显示祭祀及宗教权威的高度。

在具体的礼仪方面,以春秋大祭为例,在祭祀开始前的一个多月即要准备好松木神杆,而且还要为此进行立杆大祭。一般是由礼部派一员副官带领三名领催、二十名披甲前往直隶的延庆,再召集地方官兵一起深入到洁净山内砍取一株松树。松树上留九节枝叶,其余削去,制作成高为二丈、直径为五寸的神杆。神杆以黄布包裹运往堂子。在正式的祭祀仪式开始之前,神杆暂时斜倚放置在堂子南墙边上的两个红漆木架之间,到立杆大祭前的一天再挪至亭式殿门前中央的石基上。在堂子内,神杆位有73个,最中央的是皇帝的神杆位,也是最靠近拜天圆殿的神杆位。在皇帝的神杆位之后是36个神杆群,它们分属于皇子、王公、贝勒等人。

堂子祭祀礼仪的核心环节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萨满教的数名司祝在拜天圆殿和飨殿分别献酒九次。在第二阶段,一位司祝进入亭式殿等候,一位司祝进入飨殿的正中央站立,等待司香举着授神刀上前。待司祝接过司香的授神刀之后,他举刀前行,同时司俎官奏三弦、拊掌、鸣拍板。司祝一叩首,司俎官与侍卫均歌唱鄂罗罗。司祝举神刀叩首祝祷九次,神歌则诵咏九次。叩首祝祷完毕后,司俎官仍要奏三弦、拊掌、鸣拍板。此时,司祝进入亭式殿,举神刀叩首即咏神歌,侍卫跟随歌鄂罗罗。在亭式殿的祝祷礼仪完毕,又再回到飨殿,叩首祝祷三次。之后,司祝将神刀还于司香。此时,司俎官方能停止奏三弦、拊掌、鸣拍板。接下来,所有萨满祭祀人员集体叩首、合掌致敬,有秩序地退出殿内。在收尾工作中,司香将菩萨像、关帝像等小心放置回木筒内,用黄缎子包裹好后请入宫中[4]257。皇帝在整个礼仪中尽管要做的事并不多,祭祀职责也很少,但一直处于祭主之位,以示皇帝在萨满堂子祭祀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满族宗教礼仪上升为国家礼仪的重要表现。

参考文献

[1]邹昌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M].学习出版社,2004.

[2]罗艳.大清皇室的祭典礼[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3]王政尧.清史述得[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