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共7篇）

篇1：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西欧中世纪是在日耳曼人大迁徙中拉开序幕的..但随着日耳曼人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方的古代文化遭到毁灭性摧残,使西欧中世纪初期呈现出教育衰败、文化凋零的黑暗景象.因天主教会组织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在中世纪又处于精神统治的地位,使其在文化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传播了拉丁文化;其次是翻泽和传播了希腊和阿拉伯文著作;再次是兴办教育,推动了大学的兴起.

作 者：陈文滨 刘开艳 Chen Wenbin Liu Kaiyan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江西,南昌,330013刊 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5)分类号：G119关键词：天主教会 西欧 中世纪 文化复兴

篇2：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论基督教对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影响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甚至“黑暗”的时期,并且把造成这种“黑暗”和“文化倒退”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基督教会.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公元5―11世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督教是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促进了西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作 者：毛丽娅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川,成都,610068刊 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027(2)分类号：B978关键词：基督教 中世纪早期 西欧文化

篇3：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关于教会对中世纪大学产生与发展作出的功绩, 克里斯托弗·道森曾作过高度评价:“大学的创建和新兴宗教教会的形成, 同样构成了中世纪教廷为基督教文明的智慧组织所作的意义深远的设计, 并成为历史上规模恢弘的文化规则的最杰出例证之一, 这已是毫无疑问了。”

一、基督教对文化的保存为中世纪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西欧陷入了一片混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陷入了瘫痪, 社会文化水平急剧下降, 到处都陷于一种蒙昧的精神状态。正是在这种经济生活萧条、政治权能退化和学术文化衰微的处境下, 基督教会作为惟一有效的组织, 承担起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它保留了罗马的管理体系, 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着教会在各地的财产, 还安排公共建设, 移民垦荒等事务, 使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基督教教会还保存了古典文化, 并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承传者。在这一过程中, 修道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修道院的修士们除了抄写宗教书籍外, 还抄写大量古典文本;在传经布道的同时, 还传授语言、艺术和科学。此外, 修道院还是当时仅有的学校, 通过“七艺”文法教学制度, 培育了大量欧洲知识人才, 从而推动了人类学术活动的发展。修道院也构成了后来成为精神中心和学术中心的中世纪大学的基础。

二、神职人员和教会学校毕业生构成中世纪大学教师的基础

在中世纪, 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具有较高层次的宗教信仰, 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他们是当时唯一受过教育的阶级, 相较于其他阶级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和优势;“更重要的一点是, 在基督教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 知识分子必然成为教士。”基于这些原因, 基督教神职人员主要承担起了教化的责任。

教会在中世纪大学办学许可中可谓“一统天下”, 史学家穆尔更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论, 这些大学被看作教会大学, 因为经过教皇批准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 大学教师自然是由僧侣担任, 校长更是必须具有牧师身份。

教会学校为中世纪中期兴起的大学提供了一大批的教师。这些学校的的毕业生有的担任了政府的官员、王室顾问和神职人员, 有的大学毕业生就职于公共的公证机构, 担任学校校长、教师、牧师、家庭教师等。

神职人员以及教会学校的毕业生, 为中世纪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保证了大学教学的正常运转, 推动了欧洲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教会学校建立了大学的基本教育模式及课程设置框架

中世纪修道院学校以前, 教育的主要模式还是学者以结社的形式宣传自己学派的观点和见解, 教育场所都还不固定。随着生产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知识, 文人学士组成了“学者行会” (Universitas Scholarium) , 后来有了固定的场地, 逐渐形成了学府 (University) 。

起先, 学生入学时期不一, 学习进度不等, 学习时间也因人而异, 因此学习的期限参差不齐, 这样的学制不仅不利于教师教学, 也不利于学校管理。十一、十二世纪, 学位制和答辩制度都开始建立起来。学位制和答辩制度皆沿用至今。

中世纪教会学校和大学建立了近代大学基本课程科目的框架。在这些学校里, 课程除了圣经的经文教义外, 主要还开设“七艺”, 分别是:修辞, 逻辑, 算术, 几何, 天文, 音乐。而后来的大学教育课程基本都是建立在“七艺”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和充实。

四、教廷授予种种特权保障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中世纪大学本为执有特许状的一种社团, 而大学之获得特权, 始于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的《完全居住法》。他授予到波洛尼亚学习的学生具有在城市中居住和自由活动的权利以及学者在国内受到保护等权利。该法令被看作是向学者保证其学术活动不会招致惩罚的最早的规定, 为后来的统治者们提供了可供效仿的范例。

此后, 中世纪大学先后获得种种新的特权, 主要包括:内部自治的权利;免除赋税及服兵役的义务的权利;大学教师的参政权;罢教和迁移的权利等。这些特权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大学内部教学自主和大胆探求知识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 特权也作为大学标志性的象征使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区别开来, 因而由此为今后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知识机构得以长久留存, 并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

五、教会给予大学大量的经济支持

中世纪时期, 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以前, 书本的价钱相当昂贵而且数量极少, 穷学生甚至普通教授也负担不起。城市或异地求学的衣食住行成本也非常高昂, 这些使得毫无经济来源的学生则更加生活拮据。

大学师生的经济困境受到了来自罗马教廷、地方教会、修道院等宗教机构, 甚至得到了教皇的援助。这些援助中包括采邑、房舍、图书馆等直接的物质援助, 也包括提供工作机会和旅行中的便利。当时资助大学生读书也是一种慈善事业并逐渐制度化。例如, 1219年, 罗马教皇在救令中就明确表示, 对于那些刻苦学习、追求知识的人要给以优惠的待遇。

经济援助对早期大学经济困境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教师有了足够的俸禄而能够专心执教, 学生因为没有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能够潜心钻研, 因此中世纪的大学培育了大批高层次的人才, 使欧洲文明得以发展。

六、结语

基督教及其教会在中世纪的欧洲实行神权统治和精神专制, 但那时候的大学却受到了来自基督教会的在文化传承、教学模式、特许权利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推动了中世纪的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长川某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2]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 陶松寿译, 商务印书馆, 1988

篇4：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评析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44-02

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演变历程，它最早出现于1848年革命时期。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发展起来后，沿用了“社会民主主义”一词。1951年，在《法兰克福声明》中，社会党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社会民主主义”，并更新了理论内容。20世纪90年代，面对苏东剧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党为走出困境，决定由“民主社会主义”再次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并对其思想体系作了一次大的变动。90年代中后期，提出别具特色的“第三条道路”，更是在世界上掀起热潮。

一、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背景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给世界各个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地大规模流动和合理配置，使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负担。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就业困难、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扩大，个人主义盛行等问题日益突出，给社会党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此外，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党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自由主义极为兴盛。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受到西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关注。其经济方面的理论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新自由主义给予私人企业制度极大的肯定，认为他们有很大的优越性，应给私人经济活动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垄断，认为垄断阻碍了经济自由，应该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环境。

最后，蘇东剧变与社会主义低潮。1991年，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布解体。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也纷纷倒台，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时期。尽管社会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但还是因为苏东剧变的冲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东欧的变化被西欧人看成是民主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在西欧，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左翼政党却成了这场社会变动的牺牲品。”[1]为了在新形势下明确社会民主党今后的发展方向，减少苏东剧变带来的政治混乱和消极影响，一些社会党人认为“社会主义”一词不能再用，决定重新启用“社会民主主义”。

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革新

为应对上述挑战，摆脱政治困境，社会党对自身的理论、政策及活动进行了革新、修正和调整。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转型与变革。

第一，淡化意识形态，告别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次转型主要特点是告别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在其主要理论中逐渐淡化和回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西欧社会党认为，抛弃社会主义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政治目标着重建立社会民主制，而不是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左翼确实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2]

第二，建立既强调市场功能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新的混合经济”。 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主张放弃公有制，实行混合的私有制经济。所谓的混合经济是将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的计划管理、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二者的缺陷，是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式。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将公共利益考虑在内。新型的混合经济在市场与国家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力求通过两种机制的相互制约，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减少国家垄断带来的集权和僵化倾向。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由过去强调所有制形式转变为注重经济管理，竞争与规则并存，既保证经济效益，又不失社会公正。

第三，调整经济政策，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实行国家干预和再分配式的福利制度。福利国家的确立，使国家经济负载过重，同时也削弱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力和公民的自我能动力。因此，社会党把福利政策由“保障收入的福利国家”调整为“创造就业的福利国家”，由“消极的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的福利观”。新的福利国家制度更注重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改变公民过多依赖国家救济的心理。“改革了的福利国家将是一种社会投资国家，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保险原则、对风险的预防仍然会是社会投资国家的核心。”[3]

第四，面对全球化挑战，主张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在国际政策方面的主张，以“新国际主义”“世界性国家”“世界性政府”为理论依据。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性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各国，乃至各国的公民个人的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旨在通过合作与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建立一个“积极的社会共同体”。“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就民主、人权、安全及发展达成共识，继而民族国家在国家层面形成对多元化的共识并且执行相应的政策，然后在区域内就国家利益的观念、国家利益的分配形成共识，最终通过国家、区域组织、国际组织的相互协调和积极行动来达到进步治理。”[4]

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评析与借鉴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为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此次变革也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未来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发展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社会民主主义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但我们可以吸取和借鉴有益部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对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评价。

一方面，变革内容充满了浓厚的中庸实用主义色彩。其内容不过是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主张的拼凑与结合，具有明显的中庸色彩。“社会民主党人不惜把实用主义运用到极致，将各种各样的政治主题黏合在一起，尤其是与自由主义黏合在一起。”[5]只要是有效的理论，就可以为其所用。此外，理论内容过于繁琐复杂，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从其基本主张来看，缺乏明确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存在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地方，降低了措施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创新性的想法和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能够博得许多选民的眼球，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在其上台执政之后，理论设计和政策实践却不一致，使不少选民感到失望。就拿福利制度改革来说，改革最初的目标是将市场机制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可是在实践过程中却缺乏相应的条件和政策保障作支持，因而并没有真正实现二者的结合。这次变革的成效不大，违背了中低阶层的利益，使社会党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而面临更大的困境和挑战。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很多理论都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的烙印，社会民主主义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变得飘忽不定。

（二）社会民主主义变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一，根据时代发展要求，积极作自我调整和改革。社会党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变化、社会的需求，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我国是共产党执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更不能固守傳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行动纲领。此外，在改革过程中要加强理论创新，建设创新型政党，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

第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发扬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西欧社会党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自社会民主主义诞生起，社会党就打着“民主”的旗号，宣传其理论主张，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首先需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成了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主渠道，这样一来，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就与社会民主非常直接地联系起来了，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民意的充分表达，也就造成了社会民主的缺乏。”[6]通过党内民主，逐步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民主体制。

第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处理好社会公平问题。在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历程中，福利制度改革始终是社会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欧福利制度的改革由过去依靠政府的力量转向强调个人的责任。同样，我国的福利制度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给予，而应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并尽可能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处理好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以实现社会公正。同时，我们还应吸取社会党在福利改革方面的教训：避免超过国家经济承受能力；避免提供的福利太过积极，使人们产生依赖心理。

参考文献：

[1] 徐崇温：《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 [英]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 杨雪东、薛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4] 裘援平，柴尚金，林德山：《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5] 林建华，李华锋：《冷战后新“第三条道路”的兴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6] 焦凤梅：《挑战与应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变革论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篇5：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关键词马歇尔计划；西欧；经济复兴；神话

中图分类号K153；K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3－0054－05

1951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马歇尔计划结束。此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便开始打造有关马歇尔计划的神话，盛赞马歇尔计划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神话之一”，“将作为美国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而载入史册”。“在战后几十年林林总总‘蓝图式’的国际设计中。马歇尔计划是唯一成功的计划。它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花的时间比事先预计的要短，而付出的代价要低得多。”“马歇尔计划必然被视为本世纪美国所奉行的最成功的和平时期外交政策之一。”就连一向对美国冷战外交政策颇有微词的美国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也称赞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计划之一”。面对西方这如潮般的叫好声，我们不禁要问，马歇尔计划果真如西方所宣扬的那样成功吗?它真的是神话吗?

(一)

据美国权威档案记载，在整个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全程45个月)，美国共向西欧国家提供了折合大约12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援助主要是采用馈赠方式，由经济合作署利用援助资金在美国本土采购物资，而后分发给各参与国。这一援助数额大约是1948－195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如果以年度计算，美国的援助份额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1.9％到1951年的0.5％不等。就算在援助最多的头15个月(1948年4月1日－1949年6月30日)，经济合作署对西欧的援助配额，王仅占到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

众所周知。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包含了诸多战略意图的大谋略。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经济计划，是一个包含了美国大量资源和经济模式向西欧转移的计划，其目的是帮助这些国家承担起具体的经济责任，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具体的经济目标。因此，我们今天考察马歇尔计划，除了从政治战略高度研究美国的政治战略意图外，还应着眼于战后美国对西欧扩大援助后所带来的实际结果，即不是看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数额多少，而是要看马歇尔计划设计者最初设计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

那么，美国政府最初设计的援欧目标是什么?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未来提供的援助应该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止痛剂……挽救之道在于打破恶性循环，恢复欧洲人民对本国和整个欧洲经济前途的信心。”《1948年对外援助法》再次明确：“欧洲国家个人自由、自由制度和真正独立的恢复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稳定的经济形势和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确立，取决于欧洲国家不依赖临时外援的健康经济(的恢复)”。也就是说，体现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帮助西欧建立有效、稳定、独立的国家经济，这种经济强大到足以抵抗共产主义的颠覆和侵略。足以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延续。同时，经济独立还能使西欧成为以自由贸易和支付关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1947年9月，美国国会根据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中欧洲人所作出的承诺，批准了基于以下四项具体经济目标的复兴计划：1.努力发展生产；2.扩大对外贸易；3.建立和维持国内财政稳定；4.发展(欧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这些具体目标服从并服务于美国宣布的总目标，即在四年内，西欧经济能在没有持续援助的情况下自立。

(二)

鉴于上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判断马歇尔计划，就必须基于一个标准，即：在马歇尔计划宣布结束时，西欧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美国宣布的政策目标，即西欧“不依赖临时外援的健康经济(的恢复)”。为了将这些具体努力转化成可以量化的语言，我们在此不妨借用一些经济学和计量学术语，如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和消费指数、价格指数、进出口额和收支赤字等来加以说明。

1.努力发展生产。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评估西欧国家是否兑现了“努力发展生产”的目标。首先，我们看一看马歇尔计划宣布结束时西欧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西欧国民生产总值从1947年的1196亿美元上升到1951年的1588亿美元，实际增长32.5％，增幅比较明显。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年度增长率从1948年的10％下滑到1951年的4.7％，但西欧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大多数参与国的高投资率。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12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这样的高投资率很难维持下去，尤其是在复兴计划实施的头两年。在今天看来，虽然这笔资金只是相当小的实际成本，但在西欧美元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这笔资金实际上起到了“输血”的作用。

其次，我们看马歇尔计划宣布结束时西欧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提高状况。1948年12月，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递交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临时报告》曾设想，到1952年，西欧工业生产总值超过战前30％，农业生产超过战前15％。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共同努力。西欧工业生产的确实现了重大突破。据联合国调查结果显示，从1948年到1953年，欧洲煤炭业和制造业人均年增长率为6.2％。截止1951年底，西欧工业生产总值增长30％的原定目标已超额完成，包括西德在内的各参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超过1938年战前水平的35％。如果不包括西德在内，西欧工业生产则超过战前水平45％(见下表)。

与工业生产相比，西欧各国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却不尽人意。尽管经济合作署在递交美国国会的最后一份季度报告中说明：“到1951年，各国已实际达到了战前粮食消费水平”，尽管丹麦、英国农业产量分别超过战前水平26％和22％，但截止1951年底，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最初设想的“农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15％”的目标并没有实现，1951年的农业产量仅超过战前水平11％(见下表)。西欧国家仍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食品和饲料。

西欧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生产指数，尤其是工业生产指数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结论：到马歇尔计划宣布结束时，除农业外，欧洲人基本上兑现了“努力发展生产”的承诺。

2.扩大对外贸易。在帮助西欧国家实现扩大对外贸易、缩小贸易逆差方面，马歇尔计划有其成功的一面，也留

下了遗憾。

从成功的一面看，到马歇尔计划宣布结束时，西欧在贸易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期望。1948年12月，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估计，只有到1952或1953年，欧洲内部贸易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但1950年的实际记录显示，欧洲内部的贸易量已超出1938年战前水平的24％，1951年超过战前36％，1953年超过战前40％。从1948年至1951年底，欧洲内部的贸易量扩大了70％多。西欧对外出口也提高了66％，进口提高幅度接近20％。1947年西欧的美元缺口为110亿，1948年减少到63亿，到1949年中期为止，妨碍西欧各国复兴的贸易限制已减少了50％。1949年后期到1950年前期，美元短缺稳步缩小，收支近乎达到平衡。

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在1949年后期到1950年前期，欧洲内部贸易和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重新武装的加强，西欧贸易又出现了反弹。从1951年下半年起，西欧内部贸易急剧恶化。与1950年末平均每月2.8亿美元贸易赤字相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月贸易赤字介于4.4亿美元到5.9亿美元不等，结果导致西欧黄金和美元储备进一步枯竭。尽管有欧洲支付同盟提供便利，欧洲内部贸易仍受到双边贸易协议、外汇管制和大额进口准入的限制。到马歇尔计划宣布结束时，西欧仍存在着严重的收支失衡状况。从1952年起，西欧工业也全线下挫，降到1947年来的最低点。1953年，西欧赤字仍维持在50亿美元左右。

3.建立和维持国内财政稳定。与西欧的收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一样，在马歇尔计划宣布结束时，西欧各国的通货膨胀也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在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内部财政的恢复和稳定”，我们可以从西欧物价的走势略见一斑(见下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欧物价的总体走势。在整个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所有参与国的物价都在持续上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949年12月，法国的商品批发价仅比前一年低1个百分点，这是唯一的例外。从1950年后半年开始，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重新武装的加快，美国援助性质和方向的改变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后果。到1951年12月，除了意大利，所有马歇尔计划参与国的批发价都超过了1950年同期水平，奥地利的物价竟在一年内飙升了72个百分点。物价的上涨必然导致消费的提高。与1950年相比，西欧各国1951年的消费支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个别国家的提高幅度惊人。由于人均农业生产低于战前水平，西欧大约30％的食品、专业机械、工业部件、煤、钢仍依赖从美国进口。到1951年底，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始终困扰着西欧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冰岛和法国。

由此看来，西欧国家“建立和维持国内财政稳定”的成效是短命的。尽管在1949年和1950年初通货膨胀一度得到了有效控制，西欧各国恢复内部财政和金融稳定的努力已取得某种成效，但这些成果很快又被重新武装和共同防御计划所吞食，通货膨胀很快又卷土重来。从1950年第三季度开始，西欧各国物价再次呈飞涨态势。到马歇尔计划正式宣布结束时为止，该计划头两年半反通货膨胀所取得的阵地已丧失殆尽。因此，西欧国家“建立和维持国内财政稳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实现。

4.发展(欧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1947年5月，凯南曾表示：“美国援助计划的目的应是鼓励和促进西欧国家形成某种形式的区域性联合。”马歇尔计划不仅要通过援助复兴西欧经济，而且希望欧洲人借此联合起来。在美国人看来，西欧经济的碎片化和传统的双边贸易手段不利于西欧持久的经济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地消除制约商品、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壁垒，将西欧内部贸易与支付置于多边基础之上，必然有利于“促进西欧理性统一所必需的自然市场机制”的形成。而一个单一、统一的西欧市场能够为西欧带来规模经济的好处，最终结果必然是出现一个繁荣而稳定的西欧共同体。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与西欧各国订立了双边和多边协定，鼓励西欧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西欧市场。西欧经济联合的最明显标志是1947年7月在巴黎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即后来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50年9月，西欧国家以此为基础，又成立了促进贸易和支付自由化的欧洲支付同盟。虽然这些组织都是为实施马歇尔计划而设立的，但这些经济组织都是政府间合作组织，它们在西欧各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沟通的桥梁，加强了西欧各国之间牢固的经济关系。通过这些经济纽带，西欧各国被联结在一起，为西欧最终走向经济一体化。并为欧洲最终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该说，195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1965年的欧洲共同体和后来的欧、洲联盟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此可以说，马歇尔计划加快了西欧经济一体化和欧洲联合的步伐。

(三)

在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尽管西欧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许多经济指数，如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等确实得到了提高，甚至是长足的提高，西欧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加快，但马歇尔计划也留下了诸多遗憾。

导致马歇尔计划只是差强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重新武装对马歇尔计划产生了巨大冲击。2.美国对西欧复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西欧的生产结构、西欧的财政稳定等问题关注不够，对困难估计不足。3.西欧国家稳定内部财政和金融的措施不当，对美国的依赖心理太重，传统的生产意识太顽固，传统的双边贸易存在种种弊端。4.出于转嫁经济危机和阵营利益的考虑，美国对西欧各国经济进行打压，如采购专断、航运垄断、倾销过剩产品、干预参与国投资决策、限制东西欧贸易等。5.美国人存在着担心强大起来的西欧与美国竞争的矛盾心理。当美国利益与西欧各国利益发生碰撞的时候，美国首先保护的是自己的利益。斯坦利·霍夫曼在总结马歇尔计划的败笔时曾这样说过，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过程中，“有时，美国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6.英国掣肘。战后，英国始终把谋求英美特殊关系、恢复本国经济、保全英联邦特惠制和恢复英帝国国际地位作为其首要战略目标，对西欧联合复兴缺乏热情，态度由最初的积极支持逐渐转向拖拉迁延，再到消极对抗，游离于欧洲之外，把欧洲统一放在次要的位置。英国之所以不愿融入欧洲，除了传统的孤立主义意识外，还有其根深蒂固的英联邦情结。1951年重返政坛后的保守党领袖安东尼·艾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一语道破天机：“加入欧洲联盟是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不能做的事。”7.法国口惠而实不至。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尽管法国人口头上欢迎欧洲一体化，但却埋头自己的“莫内计划”，甚至在后来的欧洲煤钢联营和共同市场内，仍和以前一样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

更重要的是，美国为西欧设定的重建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不现实的。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西欧电不可能在四年内实现经济独立，因为经济独立需要两个前提：一是通过国内生产水平的大幅提高，实现持续的收支平衡；二是通过生产水平的大幅提高，维持足够的人均实际收入。就1947年至1948年西欧的经济态势而言，如果不极大牺牲现有的生活标准，这两个条件一个也不可能实现。正是因为美国人意识到个人生活水平的牺牲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才主动向西欧提供援助。但不管是出于何种政治上的考虑，美国没有充分考虑到西欧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既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又要稳定国内经济，还要实现经济的长足发展。美国国会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日益加强的军事和防御要求对西欧各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不仅如此，不管是《1948年对外援助法》，还是随后的国会授权法案，都没有充分意识到通向欧洲一体化道路上的经济、政治障碍，甚至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区域合作所面临的重重阻力。

尽管到1951年底马歇尔计划没有使整体的西欧实现经济独立，但我们必须承认，马歇尔计划为西欧经济秩序的重建和西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在敦促西欧缓和劳资矛盾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尽管收支困难依然存在，但西欧各国已出现了经济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达到了靠自力发展的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这种发展甚至一直延续到60年代，乃至更久。而且，伴随着这种发展而来的是西欧内部贸易和支付限制的逐步放宽，以及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自由化。

篇6：论12世纪拜占廷的文化复兴

关键词：12世纪 拜占廷 文化复兴

12世纪拜占廷文化复兴这一概念受到瓦西里耶夫和特雷德格尔德支持，瓦西里耶夫称其为科穆宁和安苴利时期的文化复兴，特雷德格尔德直接称之为拜占廷12世纪文艺复兴。12世纪拜占廷文化复兴之前有马其顿王朝的文化复兴运动，后有帕列奥列格文艺复兴，与它们相比似乎容易被人忽视，被误认为是文化发展的低谷期。然而这一时期拜占廷文化发展不容小覻，它上承马其顿文化复兴，下启帕列奥列格文艺复兴，在文学、艺术和建筑等各个方面有所发展。

一

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写作和诗歌领域。

12世纪的拜占廷有大量优秀历史著作问世。安娜·科穆宁的《阿莱克修斯传》记载了阿莱克修斯一世的业绩和1069至1118年拜占廷帝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安娜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古希腊诗人的名句，文笔细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安娜科穆宁的丈夫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的著作被称为《历史素材》，是1070至1079年拜占廷帝国内政外交重要参考资料，但是由于该书属未完成的作品，同《阿莱克修斯传》相比就显得较为简单。约翰·金纳莫斯著有《约翰和曼努埃尔功德纪》，涉及1118至1176年的拜占廷历史，续接了安娜的著作。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史学价值。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约翰·仲纳拉斯的《精粹编年史》和君士坦丁·曼纳萨斯的《简明编年史》。

在诗歌上，塞奥多利·普罗德罗姆斯多才多艺，以诗歌著称。他有些作品用拜占廷希腊语写成。他的诗文往往是写于重大事件之际，难免有歌功颂德和应时遵礼之词，但为后世史学家提供大量历史数据。他的著作含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笔调辛辣而幽默，评论简扼锐利。其作品包括《猫与老鼠战斗》诙谐有趣，模仿了荷马史诗的384节。他还写了两首讽刺诗，一首讽刺贪婪的老妇人，一首讽刺留胡须的老头。流传下来的还有关于行星力量的占星方面的诗，《十二个月的诗》 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约翰·泽策斯是历史学家也是诗人，重要著作《千行诗集》（Chiliades）。他为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死写了很多挽歌。他的另一部诗集内容都是关于荷马史诗的寓言故事，是以世俗诗 的形式写的。

在艺术方面，科穆宁和安苴利王朝时期的艺术继承了马其顿艺术黄金时代的特征。但是在总体上倾向于形式主义而缺乏创新。“11世纪已经被打上了对古典感情衰退的印记；自然自由让位于形式主义；作品的完成更具有神学上的意图。”[1]但其中肖像画显示出了更为个性的发展。圣索菲亚教堂中约翰二世及其妻子的肖像与君士坦丁九世和邹伊的相比，更具人物个性和自然神态的表露。君士坦丁堡一个大理石浮雕上的约翰二世，看起来更像人而非传统的刻板帝王形象。

在建筑方面，这一时期皇室修建了大量建筑，包括各种纪念碑、修道院教堂和皇宫。黄金角的布拉赫那皇宫在修建完成后成为皇帝的主要居所。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精心修缮自己将要下葬的教堂。皇帝依沙克·安苴鲁斯则热衷于修建大型建筑物，甚至填海修建人工小岛。

二

首先，对古典文献的热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赫西奥德、荷马、柏拉图、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德摩斯提尼和阿里斯托芬等人的作品尤其受到重视，包括它们在内的大量古典著作被12和13世纪初的学者研究和模仿。安娜阅读并学习了很多古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荷马、阿里斯托芬、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提尼、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人的著作。约翰二世的哥哥依沙克将荷马史诗翻译为中世纪的拜占廷语。John Tzetzes认为唯独普鲁塔克的著作要留在身边。[2]塞萨洛尼基大主教犹斯塔修斯组织收集整理古希腊文史作品，使一大批古籍得以保存下来。[3]他对荷马史诗、品达和其它古典著作进行研究和注释。

其次，文史写作中对古典著作的模仿也是一大特征。

金纳莫斯的著作受到希罗多德、色诺芬和普罗柯比等人的影响。尼基塔斯在《记事》中大量引用荷马史诗，并记载了大量演讲词。这一时期拜占廷作家对古典著作的模仿主要表现在语言方面，尤其是模仿纯正的阿提卡方言。安娜使用的是典型的拜占廷学术语言，类似于古希腊语。尼基塔斯著作的写作风格是夸张的、雄辩的和生动的；显示出对古典文献和神学知识的深刻了解。模仿古典著作语言的这一倾向后来变得矫揉和夸张，甚至有时使人难以阅读和理解，同当时拜占廷希腊口头语完全不同。伯里对此评价道：“文学创作都是传统的奴隶；这是一种高贵的束缚，但是仍旧是一种束缚”。[4]不过也有很多学者在重视古典希腊语的同时，在著作中保留了12世纪生动活泼的口语。

再次，这一时期的拜占廷人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不可否认，拜占廷的文化常比同时代的西方要先进，因此科穆宁和安苴鲁斯时期的作家深信拜占廷文化的优越性。安娜在其著作中对他们眼中西欧的“野蛮人”充满不解和忌惮。拜占廷皇室常常因这种文化优越感而主动推广拜占廷的文化。12世纪意大利和拜占廷之间的直接交流更为频繁和广泛。科穆宁皇帝经常举行御前学术讨论，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教廷的学者时常出席。这些讨论极大地促进希腊学术知识向西方的传播。此外，意大利商业共和国与拜占廷的贸易关系，很多意大利学者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威尼斯人和比萨人聚居区。他们学习希腊语，将一定数量的希腊知识传送到西方。

相较于官方的交流行为，民间的交流也日渐增多。11世纪，更多的拜占廷艺术大师前往海外。他们帮助设计和装饰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以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为原型。还有部分人前往俄罗斯地区，他们在基辅帮助修建了圣索菲亚教堂。这些人中部分人是官方派出，部分是私人行为。现在在卡帕多西亚、南意大利、俄罗斯的基辅、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发现了很多11、12世纪重要的壁画，其中一部分便是由同时期的拜占廷艺术家所创作的。

最后，皇室成员积极投身到文化复兴运动中，对拜占廷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拜占廷的文化复兴。

公主安娜·科穆宁自身勤奋好学，出席宴会时手上都会拿着一本书，经常同人讨论教父作品和哲学家著作。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著有神学方面的论文。在他死前不久写了一本书名为《缪斯》（Muses），这本著作是以劝诫诗的形式写作，其中充满了他的政治期望，是写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约翰的。书中不仅关注道德问题，还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安娜公主的丈夫尼基弗鲁斯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安娜的弟弟依沙克不仅研究荷马史诗，还对圣经的前八卷进行翻译和注释。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亦著有神学著作。皇帝和皇室成员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

注释：

[1] Dalton, O. M. Byzantine Art and Archaeology, Constable, 1961, p.18.

[2] Vasiliev, A.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8, p.498

[3] 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8页。

篇7：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复兴

[关键词] 书院讲会 论辩教学 比较 启示

书院是一种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教学方式上采用一种独特的讲会制度，强调自由讲学，注重学术交流，这无论是对学术的研究与发展，还是良好学风的形成，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西欧中世纪萌发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娇艳之花——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通行的教学方法是讲演和论辩，后者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不仅促进了西欧教育的发展，甚至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书院的讲会教学和西欧中世纪大学的论辩教学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二者既各有其鲜明的教育特点，又存在一些共性，这些都对当代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中国书院讲会教学与西欧中世纪大学论辩教学之共性

1. 教学特点

（1）提倡精思善疑

中国许多书院大师都提倡精思与善疑，注重培养学生的博学与专精、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创新精神。朱熹就认为，为学应当从博学开始，进而使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他指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只有穷尽万物之理，才能达到“天理通明”，并主张“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1] 而集中体现这一教学特点的就是书院讲会。另外，西欧中世纪大学也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质疑精神。中世纪早期，欧洲还处于宗教蒙昧主义的黑暗时期，基督教垄断了整个教育，此时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神学，宗教色彩浓厚，经院哲学盛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它们必然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社会更加需要一些具有先进思想和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论辩教学也随之应运而生，其重要特点正是精思善疑。

（2）注重学术交流，提倡论辩争鸣

所谓讲会，既指书院内部的学术交流，也指不同书院之间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论辩会。讲会的学术性很强，争论非常激烈，它无论是对学术的研究与发展，还是良好学风的形成与专门人才的培养，都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许多著名书院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蓄”，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的发展、论争；有的书院还不断聘请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前来讲学；另外，还有些大师主张在异中求同，在同中见轻重、明长短。如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特意邀请与他学术观点相左的陆九渊登台讲学。此外，有些大师不仅自己登台讲学，还带领弟子到其它书院参加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中双方师生商榷争辩，活跃异常。这种自由讲学、各抒自见、互相辩难、共同探讨的精神，在书院教学中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为学生创造了有益的学习环境或学术气氛，而学生也在学术交流中开阔了眼界，增进了交流。西欧中世纪大学的论辩教学其实也是一种自由的学术交流，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切磋交流，它通过辩论的方式，使双方更深入地了解并吸收各自观点。

2. 教学方式

（1）讲授辩论

宋代书院采取升堂讲说的讲会式教学方法，即将学生集中在一起进行集体授课。讲说者结合儒家文化和社会人生实际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允许学生提各种问题；此外一些大师还带领弟子到其它书院参加讨论。总之，在教学上，书院结合了讲授和论辩两种方式。而西欧中世纪大学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是学生辩论，通常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也可由一名学生提出问题，并从正反两方面阐述论据，进行自辩。

（2）自由听课

由于崇尚孔子“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宋代书院的教育对象大大扩大，生徒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择师而学，自由听课，不抱门户之见。一些有大师执教的书院，更是吸引了四方游学之士闻风负芨而至。这种自由听课的学风，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机会，有利于学术的传播，还进一步推动了讲会教学的实行。与此类似，自由听课在西欧中世纪大学也逐渐普及。中世纪大学是由各地区和种族的师生组成的教育群体，如巴黎大学的学生就来自法国、意大利、东欧等国家。大学在争取自治的过程中，教师取得了“无须得到任何人许可”就能在欧洲各地进行教学的权利。因而，随着教师的自由流动，慕名而来的学生就要追随导师周游欧洲各地；同时，由于各所大学之间在学科与专业方面的差异，又促使那些希望得到全面教育的学生往来于不同大学之间接受相应的课程教育，这促成了大学之间的发展与交流。

（3）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书院不仅是教学的地方，也是大师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心或基地。在讲会教学中，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术人才，扩大学派影响，从而使学派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并成为该书院继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大师们在讲会教学之余，结合自己的讲学，纷纷著书立说，许多重要学术著作的雏形就来自于书院的讲学。中世纪大学虽然深受宗教的影响，但已开始一定程度的科学研究。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是第一个使用“实验科学”概念的人，他认为实验科学是最有用、最重要的科学，并认为推理和经验是两种获得知识的途径。[2] 中世纪大学为学者们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保证。作为反权威的庇护所，它怀疑基督教教义，尊重理性，重视思考。可见，中世纪大学和宋代书院一样，也是学术流派与思潮孕育、产生的温床。

3. 作用和影响

（1）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创新精神

在书院讲会教学中，教师重在启发诱导，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学习兴趣；学生则以自学为主，并在教师指导下慎独修身。另外，书院讲会教学强调质疑问难、相互切磋。总之，师生之间的相互质询和交流，极大促进了学生精思、涵泳、体察等学习方式的养成。西欧中世纪大学也提倡以学生钻研为主，注重培养他们的自主性、质疑精神和科研能力。而在强调学生自学的同时，中世纪大学的教师也会和学生互相辩难、共同探讨，这些都很好地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2）促进学术交流，提倡论辩争鸣，成为学术流派和思潮的发源地

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都是学术流派与思潮的发源地。其中，盛行学术交流、提倡百家争鸣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书院讲会制度中。中国书院宽松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学术思潮的摇篮，如在理学思潮的发展方面，宋明理学家周敦颐、张、程颐、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师学术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出版、理学派别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书院的教学活动；而在实学思潮方面，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著名学者也都是以私学书院为活动基地。[3] 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古代书院与学术流派、思潮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样，欧洲中世纪大学也是孕育并发展学术流派与思潮的温床。如牛津大学注重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物理学》等著作的研究，进而推动了自然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发展[4]；巴黎大学则成为当时欧洲思想界的领导者以及神学与哲学的中心。

二、中国书院讲会教学

与西欧中世纪大学论辩教学之差异

1. 定义不同

讲会是指不同书院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它讲求平等论学，旨在论证或阐发一学派之精义，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论辩学派观点之真伪，或交流学术研究之新意，其学术性很强，因而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良好学风的形成以及专门人才的培养，有巨大促进作用。在西欧中世纪大学，与教师讲授相辅相成的是学生的论辩，主要包括问题辩论和自由辩论，两种论辩都采用拉丁语。问题辩论是在课堂上进行，先由教师提出一个论点，然后由他本人或学生提供一个否定性答案，再由助教对这一论点进行全面论证并答复反驳意见；自由论辩则在公共场合举行，不局限于学术问题，参加的人包括学生、教师及其它访问学者。[5]

2. 组织形式各异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书院形成了完整的讲会制度。讲会一般分为年会、月会两种，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组织形式上多种多样，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是宣讲式讲会，这类讲会既非定期开展，也没有固定场所，大多数是依据著名学者的行踪而临时组织。第二是会馆式讲会，这类讲会有固定的场所，称为会馆，一般设在乡邑中；还有一定数量的赡田作为活动经费。第三是书院讲会，这是明代讲会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它附设于书院内部，只作为书院教育教学活动的一部分。在第三类组织形式中，院内生徒平日以研习经书、克己力行为要务，待到讲会之日，不仅院内师生甚至许多院外人士都会参加。而书院内不仅设有学规，严格规定了入院生徒的言行；还设有会规、会约，明确规定了讲会的宗旨、日程、以及与会者身份等。

相比之下，西欧中世纪大学论辩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学生辩论。它通常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或者由一名学生提出问题,并从正反两面阐述论据进行自辩。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敏锐的逻辑思辨能力。

3. 发展现状不同

西欧中世纪大学打破了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成为学者自由研究学术的场所和反权威的庇护所。而它倡导的论辩教学法也得以流传至今，并对后来西欧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创造、质疑和自主性的培养。另外，它反对传统的学风和繁琐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大学成为学者自由研究学问的场所，也成为培养近代知识分子和科学精神的摇篮。

相较而言，中国的书院未能像西欧中世纪大学一样顺利发展。中国古代书院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受到传统社会环境的制约特别是封建专制的干涉和压迫，未能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中产生积极影响，因而最终走向了历史的终端，讲会制度也未能在中国教育中发挥进一步的作用。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讲会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它所倡导的学术交流、自由讲学和论辩争鸣等诸多教学理念，对于我们当代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启 示

综上所述，书院的讲会制度与西欧中世纪大学的论辩教学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们要在对比分析中发现二者对于当今教育的意义，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首先，讲会和论辩都强调精思善疑，这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很有借鉴意义。针对填鸭式教育中学生被动吸收知识的弊端，我们应该让学生学会精思，善于质疑，不断地发展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这一点对于当今的研究生教育尤其重要。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重任，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功利主义思想渗透并腐蚀了科研领域，许多研究生不愿动脑，静不下心钻研学问，学术氛围淡薄，学术道德滑坡。更有甚者，学术研究领域赫然盛行一种“拿来主义”，学术论文抄袭情形严重，学术成果质量下降，创新意识被日益忽略。而古代书院讲会制度和论辩教学都注重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的为学之道，这一点即便放在当今，也不失现代教育意义，它启示我们当代的研究生教育要立足于学术创新，切实提高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

其次，书院讲会与论辩教学注重学术交流、提倡论辩争鸣的特点，也对当代的研究生教育具有重大启示。鼓励学术交流与学术争辩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减轻由于门派划分严密造成的各门派之间学术交流的贫乏。由于中国教育现行的导师制严格限定学生自始至终师从同一名导师，因而受门派所限，学生无法及时有效地接触到其他学派的学术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生学术思想的拓展。而书院讲会及论辩教学则启示我们，当代研究生教育要立足于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各种学术思想，切实提高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并在加强与不同专业、不同门派的交流中，真正实现学术的交流、吸收与拓展。

总之，中国书院的讲会制度与西欧中世纪大学的论辩教学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都在各自的历史范围内体现出许多重要性，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但都在很多方面留下了宝贵遗产，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 顾树森.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176.

[2] 赵春娟. 中国早期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的比较研究[J]. 外国教育研究，2001（1）：2.

[3][4] 沈瑞英.略论中国古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J]. 上海大学学报，2000（6）：12.

[5] 邹自平. 中国两宋时期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比较研究[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8.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