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

2024-04-15

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精选6篇)

篇1: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

QDII,是“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首字缩写,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是指在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资本市场未开放条件下,在一国境内设立,经该国有关部门批准,有控制地,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设立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创造更多外汇需求,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平衡、更加市场化,并鼓励国内更多企业走出国门,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盈余”,直接表现为让国内投资者直接参与国外的市场,并获取全球市场收益。人民币升值扣减收益,QDII产品主要可分为保险系QDII、银行系QDII及基金系QDII,三个系列各有不同。其主要区别如下:

1.保险系QDII运作的是保险公司自己在海外的资产,一般不对个人投资者开放。

2.银行系QDII以前只能投资境外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但据银监会2012年5月发布的新规,可以投资境外股票,于是收益率有了显著上升。总体而言,属于风险居中、收益也居中的QDII。认购门槛较高。

3.基金系QDII,投资不受限制,可以拿100%的资金投资于境外股票,因此其风险和收益都比银行系QDII高得多。由于采用基金的形式发行,因此其认购门槛比银行系低得多,往往1000元即可起步。

1.市场风险

境外投资收到所投资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状况、财政货币及税收政策、社会法律法规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使得境外投资收益面临不确定性。

2.行业风险

各国的经济周期、产业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等因素对行业发展存在着重要影响,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各个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发展机遇和风险都不同,行业的盛衰变化对QDII业绩有重要影响。

3.利率风险

投资受到各国金融市场利率波动而导致的收益率的影响,利率是各国中央银行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变化会影响多个方面。

4.汇率风险

投资者在全球范围投资时,最后取得的收益率不仅取决于按照当地货币计算的收益率,还受到外币与本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在当前世界主要地区均实行浮动汇率的条件下,这种风险更大。

5.政治风险

国外政府对大量涌入的中国QDII非常警惕,担心这些资金对该国企业构成威胁,可能会出一些政策限制投资行为。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QFII机制是指外国专业投资机构到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QFII制度是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和地区,实现有序、稳妥开放证券市场的特殊通道。包括韩国、台湾、印度和巴西等市场的经验表明,在货币未自由兑换时,QFII不失为一种通过资本市场稳健引进外资的方式。在该制度下,QFII将被允许把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汇入并兑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督管理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包括股息及买卖价差等在内各种资本所得经审核后可转换为外汇汇出,实际上就是对外资有限度地开放本国的证券市场。

QFII是一国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引进外资、开放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外国投资者若要进入一国证券市场,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得到该国有关部门的审批通过后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

QFII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经过证监会的审核之后,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在外管局允许的额度内将外汇换成人民币进行境内投资。

RQFII是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比QFII少,也称小QFII,是境外机构用人民币进行境内投资的制度。

R代表人民币的意思,与QFII的区别就是使用的货币的区别。

RQFII使用人民币,QFII使用美元。

RQFII 境外人民币投资A股(通过香港中资金融机构)。

QFII 境外外币投资A股(先换成人民币)。

RQFII(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指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其中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QFII机制是指外国专业投资机构到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制度。R代表人民币。RQFII境外机构投资人可将批准额度内的外汇结汇投资于境内的证券市场。对RQFII放开股市投资,是侧面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

2014年央行工作会议:金融重点领域改革实现新突破

会议指出,2013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发展,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和内部管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开局。

一是宏观调控成效明显。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创设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常备借贷便利,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维护货币市场总体稳定,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继续改善。在做好总量调控的同时,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决策部署,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加大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扶贫开发、科技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做好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金融服务工作。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大对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金融支持。

二是金融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迈出新步伐。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建立健全。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出台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积极推进珠江三角洲、浙江温州、福建泉州、云南、广西等区域金融改革试点。稳步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人民币跨境使用进一步扩大。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等境外央行新签或续签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三是金融市场创新和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推动保险公司等发行金融债券,债券市场发行主体类型和层次不断丰富。加强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准入管理。完善债券发行定价机制。实行全市场券款对付结算,完善交易信息披露机制。四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加大外债和资本市场管理简政放权,资本项下行政许可项目减少60%以上,初步建立以登记管理为核心的管理框架。完善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了外汇储备保值增值。五是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综合研判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继续做好金融稳

定压力测试,稳步开展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推动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建立有效处置机制。深入参与国际组织关于银行业稳健标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以及金融机构处置机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六是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推动修改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精简行政许可事项。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监测框架建设。会计财务工作转型全面推进。第二代支付系统成功上线。银行卡刷卡手续费标准调整工作圆满完成。保障金融信息安全并支持金融创新发展。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进一步优化,整洁度明显提升。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TCBS)在全国推广上线,国库信息处理系统(TIPS)退更免无纸化成功试点。制定发布《征信机构管理办法》,规范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机构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开展互联网查询个人信用报告试点。深入推进小微企业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反洗钱监测分析更加深入。人民银行系统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基本形成。发展普惠金融工作稳步推进。中央银行公信力建设继续加强。

七是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继续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等平台深度参与全球政策协调。推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建设,继续全面参与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与泛美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分别签署了联合融资基金协议。稳步推进两岸四地金融合作。

八是系统建设和内部管理不断加强。深入开展县处级以上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集中轮训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认真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开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检查考核。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出台落实八项规定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全面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扎实推进全面完成内审转型三年规划。加强工会组织建设,成立人民银行青年联合会。完善和改进参事工作机制。全系统安全保卫工作进一步加强。

会议指出,人民银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取得阶段性成效。通过抓好学习教育、广泛听取意见、深入查摆问题、注重边查边改和加强建章立制,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各项金融改革和金融服务工作紧密结合,使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牢固树立了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增强了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有力促进了人民银行系统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将进一步激发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是指导新形势下金融改革发展工作的行动纲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要求。人民银行系统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奋力开创中央银行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2014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改革创新统领中央银行各项工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切实维护金融稳定,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争取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4年的工作重点是:一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二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努力在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实现新的突破。三是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四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金融市场深化发展。五是深

化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切实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六是加强金融风险监测、排查和监管协调,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七是扎实推进金融服务现代化,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八是深入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和规则制定,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人民银行系统党的建设。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继续抓好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形成反对“四风”、加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同时,按照中央关于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统一部署,组织地市中心支行、县(市)支行、总行直属企事业单位及相关单位的分支机构,着力解决“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注重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要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落实制度保障措施。严明党的各项纪律,持之以恒地将中央八项规定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改革任务繁重而艰巨。人民银行系统要抓住机遇,突破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篇2: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

(2014年9月18日)

近年来,县金融办紧紧围绕提升金融服务“三农”

县金融办

能力,以改善农村支付体系、扩大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规模为抓手,扎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全县农村金融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涉农信贷持续较快增长。截止2014年7月末,全县涉农贷款余额82.9亿元,占县内贷款余额87.4%,较年初增加11.9亿元,增长16.8%,高于同期县内贷款余额增速0.2个百分点。

二是农村支付系统进一步改善。截至2014年7月末,全县银行在乡镇设有金融网点48个,ATM51台,实现了乡镇网点全覆盖;安装了POS机439台,农商行设立便民金融服务点25个,农行安装274台惠农通,发放惠农卡10.75万张,1-7月银行卡助农取款交易12万笔,交易金额1.11亿元。

三是农业保险提质扩面。全县能繁母猪保险、农村房屋保险、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等涉农保险业务顺利推进,并创新性地开展了土鸡保险业务,从今年开始,积极推动水稻、马铃薯、玉米、生猪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全县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总保险比例接近50%。

(二)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稳步推进

(一)农村金融服务成效明显 截至2014年7月末,全县累计发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19.6亿元(比全市涉农区县平均额高2.4亿元),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0.3亿元,农村居民房屋抵押融资15.5亿元(含农村土地复垦贷款14.8亿元),林权抵押融资3.8亿元,占比分别为1.5%、79%、19.5%。截至2014年7月末,全县农村“三权”抵押贷款余额为11.4亿元(比全市涉农区县平均额高2.4),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0.1亿元,农村居民房屋抵押融资9.2亿元(土地复垦余额为8.7亿元),林权抵押融资2亿元,占比分别为1.8%、80.7%、17.5%。

二、全县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发展不平衡

全县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工作因现行法律法规有待完善和配套,推进不平衡,总体呈现各银行对风险小、收入稳的土地复垦贷款争着做,对林权(商品林)抵押融资可以做,对农房抵押融资只是从去年开始试探性地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都是由重庆市农业担保公司和县兴农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且在县农委办理抵押登记仅一单。从各银行开展情况看,农行、农商行承担了土地复垦贷款,农商行、农行、哈尔滨银行开展了林权贷款,农行、农商行开展了农房抵押贷款,农商行、重庆银行开展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发行、工行、邮储银行未开展“三权”抵押贷款。

(二)农村金融环境有待改善

我县地处偏远,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农村地区金融环境亟需改善。从各乡镇现状看,大多数乡镇不良贷款占比偏高,个别地方达到80%以上,今后工作的重点要从经营主体培育、经营主体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提升、经营主体信用建设、不良贷款清收等方面入手,积极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三)农村金融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

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主要以金融机构分理处为主,便民服务点为辅,创新型金融机构处于空白状态,支付体系尚不完善,便民度不高,村村可存取款等金融业务仍未全面实现;农村地区金融业务以常规性存取款业务为主,贷款营销难度较大,信贷投放严重不足。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正在研究出台《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实施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一)目标

1.涉农贷款确保“两个不低于”,即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增量。

2.进一步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初步实现“村村能存取”。

3.积极扩大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规模,力争2015年末,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累计发放额达到30亿元,余额超15亿元。

4.保险业健康有序发展,增加创新性农业保险品种,水稻、马铃薯、生猪等政策性保险实现全覆盖。

(二)主要政策 1.鼓励扩大信贷投入

一是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如对考核达标的农业银行县级“三农金融事业部”,执行比农业银行低2个百分点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等

二是实行支农再贷款奖励。如对符合条件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在现行优惠支农再贷款利率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的利率发放支农再贷款等;再如,对涉农贷款比例不低于70%且上年度涉农贷款增量高于借用支农再贷款总量150%的法人金融机构,支农再贷款限额可达其资本金总额的100%。

三是对年度贷款增量给予奖励。如对符合条件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在开业5年内,按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再如,对年末不良贷款率低于3%,且满足涉农贷款具体要求的县域金融机构,按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给予奖励等。

2.积极改善农村支付体系

对在农村地区安装的ATM(CRS)机具、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助农取款服务点和手机支付服务点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农村信用体系信用信息系统开发、设备采购以及运维费支出给予费用补贴。

3.鼓励开展农村产权融资

市、区县财政出资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贷款融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各金融机构在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损失给予补偿。

(三)主要措施

一是强化部门职责,形成政策合力。县财政局要牵头制定各类财政资助政策的管理办法,确保国家、市、县各项奖励政策落实;县人行要加强政策的宣传和对各金融机构的指导;县银监办要结合秀山实际,将各项政策要求引入对银行业的日常监管范畴,确保增量投入;县农委要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特点,尽快出台和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抵押登记管理办法,并积极研究出台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库、塘、堰)、集体资产股份、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等融资抵押管理办法;县国土房管局要进一步完善农房、宅基地融资抵押登记管理办法,简化登记办证手续,缩短办证时间,提升便民度;县林业局要完善林权融资抵押管理办法;县金融办要统筹协调政策的落实,同时做好保险业服务“三农”、农村创新型金融机构设立等工作。

二是强化乡镇(街道)职责,改善金融环境。要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尤其从信用宣传、贷款主体培训、不良贷款催收等方面着手,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协调乡镇(街道)经济组织与金融机构的对接,推荐优质企业顺利获得融资。

篇3: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我国的民间金融曾一度如火如荼, 但却因其内在的弊端与监管的缺乏, 我国的民间金融出现了“民间资金多, 投资难;中小企业多, 融资难”的问题, 而其中更为突出的便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呢?本研究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1. 直接原因。

一般来说, 中小企业的自有资金有限, 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需要通过外在融资来实现企业的经营与运作。而企业融资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1) 直接融资。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很多, 比如中IPO、风险投资、中小企业债券等方式。但是由于我国IPO上市严格的要求、风险投资对象固有特点与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本身特点并不匹配、中小企业债券又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因此想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对于我国现在阶段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并非一条可行之路。

(2) 间接融资。在民间金融中, 虽说民间融资方式登记手续简便、监管宽松、资金运作方式灵活, 但利率却较高, 这无疑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负担。

在正规金融中, 考虑到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高风险性、银行放贷成本边际成本递减此特点, 以及银行很少专门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放贷体系等因素, 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都很难会放贷给一般的中小企业。

因此, 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而言, 无论是直接融资, 还是从正规金融的简介融资都很难。

(3) 根本原因。虽说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其自身因素有很大关系, 但其实根本原因是我国金融体制的问题。林毅夫曾表示我国现在的金融体制问题与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 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型政策性负担和社会型政策性负担, 为此政府会要求国有银行贷款给国企, 这使得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在与国企进行市场竞争或是贷款竞争时承受着天然的不公。另一方面, 国企的政策性负担造成了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 再者为了避免储蓄的分流, 国家只能提高成立银行的门槛, 维持着银行高垄断的格局。以上两方面导致银行业竞争的缺乏, 使得市场利率过于政策化, 缺乏市场性;使得中小企业在向银行借款时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因此就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2. 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中小企业融资难反映出的是我国金融体制的问题, 而要解决好金融体制的问题, 最需要的便是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具体措施如下:

(1) 完善各类流程体系。完善的金融体制不可或缺的是一个健康良好的金融环境。对此, 我国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部门建立包括各类企业的信用数据库, 以完善我国的征信制度和信用评估体系;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建立并发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建立专门针对民间金融的机制或监管机构等方式, 以完善我国的民间金融监管体系;另外则需要建立多层次的担保与再担保体系。

(2) 完善中小银行体系。完善中小银行体系是国务院进行“温州金改”的重要思想, 也因此提出了很多的举措, 这些措施, 一方面可以引导民间资金进入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相匹配;再者, 中小金融机构虽规模小, 但却能够增加我国金融系统的内在竞争, 可以提高我国金融的运行效率。

(3) 推进国有银行改革。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 在全国各地网点甚多, 但是各分支结构经营的自主性却很小,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一般分支机构的贷款权限很小甚至没有, 一旦放贷或是数量较大的贷款都需要向所属的分行甚至总行申请, 这无疑加大了银行的贷款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银行的经营管理政策, 都是由总行统一制定, 然后下放到各分支机构再贯彻实施, 这十分不利于银行的因地制宜。

对此我国可以把我国的中工农建交行改制为由总行全资控股的独立的中小银行, 这样的措施有以下几个优点:

(1) 独立的中小银行仍然由各总行全资控股, 所以这不会动摇国有银行最根本的利益, 也不会稀释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 (2) 中小银行由有国有银行全资控股, 这些中小银行之间与总行仍然可以共享资源信息。 (3) 绝大多数独立的中小银行由于本身资金规模有限, 它们会把目标锁定我国现存的巨大的市场区———中小企业, 因此这将十分有利于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4) 独立的中小银行可以在响应总行的总体方针的同时, 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当地的经营管理政策。 (5) 独立的中小银行在一定限额内可以自主的放贷, 这样不仅降低了银行的交易成本, 也提高了银行的经营管理效率。 (6) 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 银行数量适当的增加将会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

(4)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 也需要一些配套的改革, 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导致了国企对政府的依赖, 政府政策的倾斜, 因而促成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只有针对不同的政策性负担采取不同的方式剥离国有企业, 让国有企业在市场的冲击中锻炼出属于自己的自生能力, 才能让中小企业更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与银行贷款竞争;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的减少可以让政府虽审慎但适当放低银行的准入门槛, 才能让民间资金更好地流入正规金融领域, 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金融业的高效运转。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谁在妨碍存量改革[J].商业时代, 2002.

篇4: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过去十年金融改革:市场化金融机构改革与开放

市场化、规范化经营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也是金融改革的起点。回首过去10年,金融改革攻坚中主要以微观金融主体的改革为主,机构改革主要遵循以增量改革推动存量改革的思路,通过对外开放和新设股份制机构,以外部竞争推动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改革。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遵循世贸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5年过渡期的改革时间窗口,有序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业和保险业于2006年年底结束过渡期全面开放。与此同时,股份制金融机构蓬勃发展。截至2011年银行业16类机构共有法人3800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也得到长足发展。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的框架基本建立。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宣布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至此拉开大型国有金融机构股改大幕。至2010年7月,四大国有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通过改革,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大幅提高、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显著增强。2002年年底,四大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5%,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4.25%。而到2011年年末,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仅为1.1%,工、农、中、建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3.17%、11.94%、12.97%、13.68%。从被西方称为“已经技术性破产”到如今跻身全球银行排位前列,股改成效不仅体现在财务数据的改善,还表现为公司治理架构和市场约束机制等的明显改善。以股改为契机,四大银行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市场对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促进和监督作用得以发挥。

加入WTO十一年来,中国不断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业方面,自2006年中国开始对外资银行实施法人导向的开放和管理后,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取得显著增长。2001—2011年10年间,外资法人银行总行机构增加21家,分行类机构增加183家,支行类机构增加389家,设立城市从20个拓展到50个。2011年底,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实现了统一。保险业方面,从2003年年底开始,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公司、地域和业务等限制相继取消,截至2011年11月末,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54家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各级分支机构近300家。

资本市场自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至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同时为满足多层次市场建设,2004年5月,中小板在深圳正式启动,2009年5月创业板开启,2010年4月,股指期货正式推出,A股引入做空机制,进入双边市时代。2012年上半年,包括发行体制改革、退市制度改革、促进行业和产品创新改革等资本市场改革措施又密集出台。债券市场方面,2004年以来,短期融资券、中长期商业票据等相继推出,企业债市场不断壮大。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已升至全球第四位。

未来十年金融改革:转型成为新的主线和方向

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将逐步转移到构建制度、完善市场、创新产品上来。近期公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勾勒了未来五年金融改革发展的蓝图,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一是立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经济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应当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目前,中国主流的银行信贷市场这种融资形式所要求的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评估的现金流和偿还能力,以及相对较低的风险。这主要适用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显然不能充分适应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奠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长效机制的主要路径有:一是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化的价格引导资金配置的方向;二是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多样化融资手段,逐步改变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三是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小微金融机构。

二是从注重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向满足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和养老需求转变。

近年来居民投资热情高涨,与储蓄率和消费率降低相对应的是各类理财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和另类投资品市场持续高温。这实际上正反映出正规金融市场产品供给与居民资产配置需求间的巨大缺口,映射出当前中国正规金融市场产品供给不丰富、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机制不健全的现实。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通過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设计安排,做好整个养老的制度安排和风险分担机制,将是未来十年中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资产配置结构过多地倾向于生产领域,对于居民资产配置需要的金融产品则基本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消费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显著小于以投资为导向的金融支持。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应为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提供相应的产品配置,发展风险程度、期限与居民资产配置需求密切相关的产品,使居民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可持续的增值空间,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也是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路径。应该加大保险市场发展力度,搞好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同时加快债券市场发展,发展和丰富养老金产品。

三是围绕城镇化加速推进的现实要求,创新融资方式,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将继续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然而,这仅仅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的中期阶段。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以上,这意味着还将有数亿左右人口陆续离开繁衍生息的农村土地,走向城镇生活。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一方面带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带来的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数量的显著增加。这对金融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多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基于目前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体制的约束,如何通过多样化的融资手段满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二是过去重点围绕大机构、大城市的金融体系要更多向满足小城镇发展、小微金融发展的金融需求所倾斜。

篇5: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

(作者夏斌系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金融改革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这决定了渐进转轨在临近市场机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个在不断解决旧体制矛盾同时,又不断制造新体制矛盾的过程。既然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要解决好金融改革问题,实际上不仅是解决金融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稳定包括社会稳定的关系。

■ 关于金融改革,我坚持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要成功,绝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教科书;第二,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金融机构治理、金融市场完善和金融调控监管三者的协调发展。我们原来的教训就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没有研究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光鼓励改革,自然最后就导致宏观失控;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与中国金融调控监管的能力相适应,特别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问题上。

金融改革,现在是每会必谈,已成为每个经济论坛的议题。似乎不谈,论坛就没亮点,就不时髦。

确实,金融是核心。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是资源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现在一谈金融创新、改革,我总有一个感觉,当有人顺便提到监管时总是底气不足,似乎谈监管就是不支持创新,不支持改革,就会产生很多分歧,产生“口水仗”。例如,一谈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微信、微博上各种反对声音很多。一谈到资产证券化,似乎彼岸的美国就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应用,不引进就是不支持创新。又比如,一谈直接融资工具,似乎发展越快越好,“直接比例”越高越好、各种衍生工具越多越好,工具数量本身成了改革的目标。一讲金融开放,更是“口水仗”不断,好像不马上学习美国的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似乎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就不是理想的,就是不成功的,等等。金融改革分歧产生的缘由

为什么在金融创新和改革中,会“口水仗”不断、是非难辨呢?我认为,问题出在对金融的属性、金融改革的逻辑和金融改革方法上的认识差异。

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应该是什么?讲逻辑是讲因果关系,是讲内在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就眼前的某一事就事论事,或者就某个政府文件规定说了什么,不管是否走了弯路还在坚持应该干什么。讲逻辑是讲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的、内在的趋势,其中不排除某一阶段文件说了什么,金融发展出现了什么热闹的景象,可能都会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早晚会纠正过来。讲到必然趋势与逻辑,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抽象讲,大家能形成基本共识,即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往往认识偏差就大了。既然金融要为经济服务,当前的金融改革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我们就要知道当前的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只有知道了经济的特征是什么,你才能知道金融怎么为它服务。归纳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转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有市场经济的因素,也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个混合体。第二,混合体中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增长,计划经济的因素在减少,是在此消彼长。第三,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说明了,中国的转轨不是休克疗法,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用一个标志衡量,只要中国各种资源配置还没有和国际上各种资源配置处在同一价格机制上运行,可以说,在此之前的改革一直处于过程中。第四,因此转轨经济体意味着是两种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很纠结。对一国经济运行来说,两种机制结合下的调控比单一机制下的调控机制更加不利,更加痛苦。两种机制混在一块调控,纠结与矛盾较多,会带来很多无效率的东西。

由于转轨带有“混合体”和“过程中的矛盾体”特征,这决定了渐进转轨在临近市场机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个在不断解决旧体制矛盾同时,又不断制造新体制矛盾的过程。既然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要解决好金融改革问题,实际上不仅是解决金融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稳定包括社会稳定的关系。具体说,我仍然坚持我在26年前,也就是1988年一篇文章中的观点:“金融改革必然会引起对原有的计划运行体制的干扰,同时也会使新的市场机制‘失真’。即每一项金融工具产生之初,都可能搅乱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秩序。”因此要“重视适当改造市场经济的‘零部件’,并适时装在我国的转轨经济机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时,调整原来的机器结构”。否则,“缺乏任何一方条件的改善,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容易引起宏观经济的失衡。因此,渐进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种体制、两种机制间的协调和咬合。在当时的同一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中国金融改革步履艰难,难就难在金融的外部环境”。“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我认为,35年来尽管我们的金融改革始终围绕三个维度进行:第一是金融机构主体,包括内部治理、分业和混业等;第二是金融市场,包括各类、多层次市场体系;第三是和市场运行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监管。尽管不同的时期在三个维度方面体现不同的改革内容,但是,不变的始终是在如何处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寻找不同的经济环境对金融改革的内在要求。

关于金融改革的三个观点

在今天的环境下,关于金融改革我仍然坚持我曾经讲过的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要成功,绝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教科书。引进成熟的市场经济大机器中的每一个零部件,要讲条件,要讲环境。早了,水土不服,晚了,就滞后了。今天我们市场上的中期票据、银行间可转让存单,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都试验过,但失败了,在上世纪末停下来,销声匿迹了。现在怎么又搞起来呢?说明当时早了点,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讲利率市场化,绝对是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媒体报纸每天又在说,其实货币是松的,利率却是高的,此怪现象怎么解释?对此西方教科书是没法解释的。为什么存款利率市场化不能马上进一步加快进程?我认为,由于当前中国财政改革没有到位,地方债务过重,加上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多年积累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还没解决,这些僵尸企业没有“市场出清”。因此中央银行再多的货币供应,被这些不讲成本、有权势、有能力搞到钱的僵尸企业和应破产的企业,以高利率回报的理财项目所吸引。其结果,尽管整个社会货币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却搞不到钱。僵尸企业的高利率筹资,加上个别地方融资平台借新钱还利息,有的甚至就是在搞庞氏骗局,把整个社会资金成本推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再多利率也降不下来。“八个瓶子七个盖子”,要把利率降下来,关键是必须破产一些企业,利率才能回归正常,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才能得到资金。否则当前中国过快的利率市场化,只能给中小企业带来资金的瓶颈和推高全社会的资金成本,进一步积累系统性风险。这说明,金融要改革,利率要市场化,金融外部的企业市场机制改革必须到位,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必须理顺,否则金融改革是很难深入的。金融是整个要素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非金融领域改革不配合、不到位,金融的核心作用是发挥不好的。

第二,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金融机构治理、金融市场完善和金融调控监管三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金融自身三个维度要协调发展。“企业(指金融机构)、市场、调控”六个字代表三个方面,突出单一方面的发展,只能使金融偏离经济,自娱自乐,前途危险。

远的说,35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史上,信托公司的5次整顿,每次整顿都是重新登记,关掉一批。为什么整顿命运老是落在信托公司头上?为什么经历了5次整顿?我曾在2000年《财经》杂志上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整顿。

过去的整顿,核心原因是在信托公司发展的时候,强调和放任搞“金融百货公司”,什么都干,像今天讲的混业经营。另外一方面,当时定信贷计划,却把信托公司的资产业务、贷款业务不含在内,即一边按原计划经济思维只调控信贷,一边开始强调改革。改革使信托公司资产放大了,自然全社会的信用放大了,造成投资过度,曾经还有过消费过度,最后宏观失控,不得已只能整顿。一整顿,“板子”都打在信托公司“屁股”上。历史上5次整顿的基本原因都是这个。所以讲改革,推动新的机制,必须对旧的机制要调整。我们原来的教训就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没有研究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光鼓励改革,就想“倒逼”,但对“倒逼”中的问题又不敏感,不事先研究,自然最后就导致宏观失控。讲近的,关于当前的社会融资总量问题也是一样。现在大家对社会融资总量概念习惯了,都在运用。刚开始人民银行[微博]讲此概念时,有人批评又在搞计划经济。这是什么来由呢?长期以来,我们是信贷规模控制,尽管现在在慢慢弱化,但仍然是有信贷规模控制。但是由于同时中国改革和金融市场在不断深化,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支持经济活动的信用量在不断放大,导致在整个信用中,贷款份额在不停下降,目前已降到仅50%左右,因此中央银行如果光控制贷款能控制整个社会信用吗?已控制不住了,因为贷款规模的占比下降了,此口径太窄了。因此要调控对整个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信用量,自然目标应转移到货币总量M2。但这是目标,达到此目标的手段是什么?教科书上讲了,手段就是利率市场化,调控利率来调控M2。而目前我们利率又没有完全市场化,怎么办?贷款规模口径又太窄,不能全指望它。最后没有招,只能选择社会融资总量进行调控和统计。这是必然的过渡。有人说这是伟大的创新,我不承认。中央银行讲调控,要讲前瞻性、预见性、可控性,社会融资总量概念不是前瞻性的,是发了股票、债券以后才有统计,是滞后的。影响经济活动的FDI在社会融资量概念中又没包含,等等。所以此概念不应说是什么伟大创新,而是我们当前无奈的选择,是国民经济核算中资金流量表的一种统计思想。到了一定时候,我相信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会慢慢消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的改革进一步深入,走到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彼岸,就用不着调控这些东西了。

因此总结以上讲的,远的看信托,近的看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看,考虑每一项金融改革,正确的措施都必须兼顾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如果就某一项改革而谈改革,肯定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与中国金融调控监管的能力相适应,特别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从学理上和教科书上,我们可以去来回讨论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谁先谁后的问题。电视台、媒体和专家也每天在写文章,在讨论。我认为,尽管当前讨论热闹非凡,但必须看到,在今天中国现实中,已经不是讨论“谁先谁后”问题的时候了,现实是,中国的实践客观上两者都已经走得很快了。汇率一步一步在加快改,最近又扩大了波动区间;资本项下QFII、QDII、RQFII、RQDII都在做,现在又宣布了“沪港通”。这是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么看?进一步怎么办?再加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又必须而且也在探索本币国际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动作,这个重大的制度变化使得汇率和资本项下的改革问题又趋复杂化,这在西方教科书中是不存在讨论的。这是讨论当前中国金融开放不能视而不见,或让历史倒退来重新讨论的。讨论中国问题,讨论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本,在理论层面和开放次序上必须服从实践的需要,既不能拘泥于小国开放模式,大国与小国不一样,人民币还要国际化,又不能陷于简单的抽象理论,现实远比理论复杂,不同的转轨经济体又有不同时期的特点。因此在“过程中”,汇率改革没到位,资本项下又不能不抓紧探索开放,国际上没有经验可借鉴,现实只能是三项改革同时试行,交叉推进,守住底线,边走边看,不断总结经验。

又比如,小川行长表态,利率市场化还有两年。很多人的解读,包括媒体、电视台的解读,着眼于利率改革本身的时间问题,我认为正确的解读,除了利率改革的时间问题外,更需要关注的是利率改革与调控监管能力、金融稳定相适应的问题。为什么是两年?这进一步意味着在两年期限目标内,我们必须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因为利率如果进一步市场化,银行竞争要加剧。银行优胜劣汰后,老百姓的存款怎么办?社会稳定怎么办?必然的逻辑就是要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两年内想尽办法把这个制度推出来,这样才能在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后,真正实现有效的市场化的调控监管。

从另一方面说,1978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试点,比如2006年的天津滨海“先行先试”,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又比如温州改革,深圳的前海改革,义乌的小商品国际贸易区的金融改革。这些试点国务院都下过文件。以及最近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以及最近公布的“沪港通”交易改革。温州改革、义乌改革、天津“先行先试”等,为什么改革进程这么慢?或者说为什么它的成效难以显著?我认为核心原因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35年前深圳改革的环境,即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

我只是想说,进入新世纪(18.60,-0.40,-2.11%)以后,现在的改革环境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全国的资金市场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资金可以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来往游动,寻找赚钱机会。因此,此时每项金融制度的重大变化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资金活动方式的变化,每项金融制度的重大变化必然要考虑调控监管能力能否相适应的问题。能力具备,就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制度改革,否则则不行。在这样的基本思维下,单项突进、搞试点的改革思维,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后的风险问题、利率市场化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等等还没有解决之前,决定了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开放,这是大方向,这是大局,这也决定了我们不管搞深圳前海的改革,还是上海浦东自贸区的改革,还是以后准备搞的沪港通改革,只要全国没宣布资本项下实现基本开放,以上这些改革试点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上,都只能是逐步的、有限的、可监测的、可控制的,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如果是一步到位,则用不着搞试点,就可以在北京宣布中国资本市场实现全面开放就行了。由于现在条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任何地方搞的试点都是放开一点点规模,都是掌握在可预计的、可控制的范围和额度内,包括上海自贸区,要“一线完全放开,二线有限管住”,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搞特殊通道制度,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因此,反过来可以说,在中国某一天宣布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到来之后,现在很多地方搞的试点意义就不大了,自然销声匿迹了,自然会归并到以上海陆家嘴为核心的向世界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去,这是必然的结果,其他地区试点都会成为过去式。因此,针对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都在抢搞的金融中心,我认为当全国的资本项下基本开放后,全国的资金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在上海真正形成后,其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决定了,在一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同样规模的金融中心已不可能再形成,已形成的也会慢慢萎缩。所以,现在地方政府要发展金融,在规划金融中心这些问题上,要理智,不要劳民生财,更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滞后了

我首先认为,互联网是件大好事,我在去年年底的一次论坛上讲过,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敢叫“互联网精神万岁”。其次,对金融领域而言,互联网金融加快了资金周转,加大了杠杆,而且倒逼了现在的金融改革,也是件好事。第三,互联网金融毕竟是互联网的金融,是互联网这一词在修饰、定义金融。而当前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有转轨金融的特点。因此,不管以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搞金融,都必须体现这个特点,否则就失控了,这又是一般的最基本的道理。第四,在当前中国的转轨金融环境下,将互联网引入第三方支付,一开始我就预言,只要是搞真正的支付,是第三方机构,不是从事金融存贷中介业务。因此,只要是人民银行实行应有的监管之后,规模效应决定了,100多家支付公司绝大多数要关门,只会留下几家大的。而有些人想通过支付机构搞融通资金业务的,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在当前环境下引进P2P,P2P中负债方是什么性质?资产方是什么性质?若是存贷款,与银行有什么区别?若没区别,要不要收编为“类金融机构”?若不收编,怎么限制它非法集资?这些都需明确。当一切明确了,互联网金融肯定不是什么可突然颠覆金融的“怪物”。第五,当前之所以对互联网金融众说纷纭,我认为问题出在监管部门对此的观察期太长了,监管滞后了,包括出现了P2P中一批跑路、破产的问题。

篇6: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重点与难点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到现在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

我觉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而要做到这一方面,则必须要坚决维护司法公正和坚决反对腐败。

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的路线,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由此可看出中国领导阶层对民主、人民主权也是相当看重的。

30多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应看到,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在外围进行。它至今仍然是一种根据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而有选择地进行适应性改革,各部分之间进展很不平衡,行政体制改革进展很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取得一定进展,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在曲折中前进,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决策机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则显得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选举民主仍停留在村(居)民自治层次上,公民参与制度化水平较低。

事实就是,尽管不断的强调民主,但是在中国,民主的程度还是不高。甚至于在某些方面会出现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情况。民主的前提是人权与平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权和平等作基础,硬性搞民主的话,搞出来的民主必然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人权与平等的反面是特权与等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意识也在逐步增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已成为密切政府与群众联系,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渠道。中国所进行的渐进政治体制改革却依然存在着许多局限。民主选举作为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有利于解决来自社会的政治压力,然而这种选举仍停留在村(居)民自治的非政府职位的层面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还有许多的局限,民意表达渠道仍然有许多的梗塞,尤其在基层和中层。中国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执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至今还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各级党政领导对所属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事任免有实际的权力,地方两院的财政拨款有其所属政府来决定,这就使得 长期存在的 “权大于法”的现象难以有大的改变。从中国的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在地方和基层,政府和官员“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权代法”的问题大量存在。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的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十分突出的政治问题。

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那就是有序的扩大民主,毫不动摇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反腐败。如果这样做下去,我们就会使人心平静下来,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使弱势群体得到帮助,使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一切其他形式的具体化的国家权力,都是由这一最高权力主体产生和派生的。我们要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多种人民实现民主的形式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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