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政府机构改革

第一篇：中国大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要决心大

政府机构改革要决心大、步子稳、工作实

这期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办得很及时，我非常支持。下面，我讲两点意见。

一、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政企必须分开

我先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的。某市有个葡萄酒厂生产“三梅酒”，是个名牌，企业被兼并后，商标也应该转让。但市委书记让市财政局把商标买下来，变成政府的商标。企业已被三九集团兼并，牌子就是不给人家，这个市委书记还振振有词。真是管得太宽了!如果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都这么干预经济，中国的经济怎么能搞好?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都在长官意志的指挥下，还有什么竞争?还是吃“大锅饭”嘛!第二件事，最近上海搞“牛奶大战”，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企业把牛奶价格降到成本以下出售。这反映了一个机制问题，因为亏损了，工厂可以不负责任，可以挂在银行账上，由银行出钱。这也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同志们可以做点调查研究，如果哪一个企业亏得一塌糊涂还在生产，其后台不是市委书记就是市长。吃亏的是国家，账都挂在银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再也不能搞政企合一了，再也不能搞行政直接干预了。

那么，政府管什么?政府首先是管市场，要把市场管住、管好。可是，现在政府不是管市场，而是办市场，政府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也就没有公平竞争了。其次，政府要管质量。这次把质量技术监督局从国家经贸委划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就是要提高它的地位。虽然没有升级，但国务院决定加强这个部门，准备派几名副部长去加强领导。政府该管的是市场和质量，不是去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不是去命令银行给企业贷款。这首先是个体制问题，但也说明政府机关人多了。如果人少一点，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干预企业了。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政企分开。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要把工业部门撤掉，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呢?事实已经证明，靠工业部门管企业的方法是管不好的。过去设置八个机械工业部，也难以把机械工业管好。现在情况复杂多了，更难以管理。从机制上看，工业部门从本行业的利益出发，很难对自己管的企业认真进行监管，工作重点往往偏于向中央要钱、要政策。本届政府决定，工业部门没有管企业的任务，改为国家局，划归国家经贸委领导。这些工业局干什么呢?搞规划、搞行业政策、搞项目布点，防止重复建设等。总之，工业局和企业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今后政府对企业如何监管?就是要建立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务院派出的监事会，但是为了不同《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监事会相混淆，称为稽察特派员。由国务院派出，每个稽察特派员配专职助理四人，主要是配备懂审计、会计、金融和监察等方面的人员。这是企业管理机制的一个根本转变。 稽察特派员的任务主要是查账，不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稽察特派员一年去查两次账，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评估，搞清究竟是亏还是盈;同时，对企业主要领导成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稽察报告经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审核后，向国务院呈报;然后，国务院通过人事部，根据情况决定对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的奖惩任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某总公司，不经国家计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借了11亿美元的外债，做生意、搞期货。去年，我们发现它亏了1.5亿美元，赶快采取措施调整了总公司的领导班子。现在查出一共亏了7.7亿美元，简直是胆

大包天!还有一个公司，原来说，这个单位好得很，多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去年有人揭发，派人一查，亏损68亿元。我们当即决定，马上撤销了这个单位，由中国建设银行接管。这些亏损最后都由国家承担。同志们，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大把大把亏损，国家何至于像今天这样困难?国务院决定向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派稽察特派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举措，是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不这样做，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就成了空话。

稽察特派员到企业查账，一要同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结合，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派有稽察特派员的企业要先做起来。二要同审计、工商部门结合，要充分利用审计、工商部门的成果，如有必要也可以请合格的会计公司帮助。派有稽察特派员的国有企业不再搞财务大检查，通常的审计也就可以不做了。稽察特派员只要敢于讲真话，不怕得罪人，就能查出问题。

为什么要人事部管这件事?现在看来，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领导班子、在于一把手。有的人无法无天，对他不能没有约束。我们派人去盯住他，把那本账盯住，不行就把他撤下来，让能人上。派稽察特派员是一个新制度，一开始需要稳妥一点。首先要选好人。现在的稽察特派员和专职助理都是严格挑选的，人数先少一点，但他们必须公正廉洁，正己才能正人。有犯罪前科的人不能干，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也不能干，不能一开始就把名声搞坏。二是要搞好培训。人事部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教材编出来了，这个月就可以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三是要有奖惩和监督。对稽察特派员要加强教育，要有严格的纪律，对工作不得力、玩忽职守的要给予处分。总之，要初战必胜。

地方的国有企业如何管?今后也要采取这个办法。把那些工业厅、局合并起来，不要管企业了。选一些优秀的干部监管企业、监督厂长。对政府机关人员分流工作，我们提出了16字方针，即“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为什么要写上“加强企业”?开始，很多同志建议写“加强一线”、“加强基层”，后来还是坚持提“加强企业”，因为企业是根本，企业办不好，一切都是空的。加强企业，就要把最优秀的干部派到那里去。过去常把企业搞得好的企业家，调上来当副部长、当局长，把人都抽空了;现在要倒过来，把优秀人才派到企业里去，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让他们放开手干，但要派稽察特派员盯住他们，能人也不能没有约束。所以，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机构改革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是解决深层矛盾、搞好各项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机构改革搞好了，各级政府真正做到精简、高效，把干部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管政府该管的事，使该加强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指挥系统要灵，工作效率要更高，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彻，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大家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提高自觉性，尽管有困难、有阻力、有风险，也要迎难而上，下工夫抓好。

二、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工作要实

第一，决心要大。我们提出政府机构减员50%不是没有根据。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了，管理机制、工作方法都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就可以减下来。过去由于人浮于事，埋没了人才，干了些不该干的事，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真正做到精简、高效。我这次出国回来后，首先就是赶着批文件，有十天没批了。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文件是1月7日报到国务院的，这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请示给它扶贫贷款，要财政部贴息。国务院办公厅把这个请示发给各部门去征求意见，到4月8日才有了结果，

送给我批。用了三个月时间才拿出解决办法，这引起我很多感想。这不是孤立的一件事，类似的情况很多。本届政府绝对不能这么干下去了。首先，你要贷款，打报告来的单位要主动去联系，到银行去要这个贷款，看银行是什么意见;然后去财政部要贴息，看财政部是什么意见。你就得去跑，讲各种道理说服银行和财政部。他们同意了，再报国务院审批;他们不同意，你把他们的不同意见都写上。否则，国办就将这个文件退回去，说明这个打报告来的单位没有尽到责任。你把所有不同意见都报来了，该协调的都协调了，责任尽到了。国务院再对每个单位的意见进行核对，由主管的副总理作出判断，该不该办，就可以拍板，重大的政策决定最后报总理来批。过去，有事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的局长、处长召集有关人员来协调，如果意见不一致，又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找有关部长协调。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办事，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没有协调这个职能，也没有这个权力。协调是国务院各部门自己的职责，你自己应该找主管部门、左邻右舍去协调。意见不能统

一、必须由国务院协调时，你应把自己协调的结果如实报告国务院。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可以决策了;必要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可受主管副总理的委托协调一下。不下决心转变工作作风，办事效率就不可能提高，人浮于事的现象就不可能改变。因此，这次精简政府机构，我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必须起表率作用。

分流的干部怎么办?国务院系统的干部是高素质的干部，应该把他们派到更有用的地方去，发挥他们的才能。现在我们很多部门的领导力量薄弱，需要充实、加强。如商业银行，要把得力的副部长派去当副行长。再如税务总局、国家工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都需要加强，特别是这些部门的直属单位要加强。机构不升级，但干部可以高配，正部长可以到另一个部门当副部长，副部长也可以到一个副部级单位当副职，司局级的单位也是这样。我们还准备抽调一批年富力强的司局长，经过培训，到高校去任职，完善高校领导班子的结构;一部分年轻、有文化基础的同志，还可以去学习，取得更高层次的学历或就业资格，以便充实到需要的岗位上去。所以，在机关减人的同时，实际上是加强了整个政府机构、企业和有关单位。现在应该下这个决心了，大气候已经形成，包括机关干部本身都认识到现在这种状况是不行的，没有效率，财政不堪重负。人员放在企业与放在机关是不一样的，不吃“皇粮”了，他得自己找活路，就要想法把企业办好。第二，步子要稳。这期研究班上，有些同志主张，省级政府的机构改革今年就开始。国务院系统才3万多人，机构改革的难度相对要小些。但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就不那么容易了，党政机关干部加在一起有800万人，仅政府公务员就有530万人，减一半就是260多万人，人员分流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我建议你们今年先不要动，国家机关先走一步，你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你们要“谋定而后动”，今年先把规划和分流人员的出路都想好，把机构改革方案搞出来，明年再开始。明年年底前把“三定”方案搞好，把减掉的那部分人定下来。这还不能说到位，到位要三年，即到2001年，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安排。就是说，国家机关到今年年底，地方政府到明年年底，减下来的那部分人都要离开工作岗位，工资照发，经过定向培训，大体上用三年时间，逐步调配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地方政府的干部如何分流?除了加强国有企业外，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基层。现在有些基层干部的素质太低，有的人简直无法无天、作威作福。当然，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还是好的，问题就出在那少数人身上。因此，要加强基层，要用合格的人去代替那些不合格的人。

不少同志提出，人员分流中要采取措施优化公务员队伍。如何优化?绝不是说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才要走。我认为，要把那些优秀干部放到国有企业去，放到基层去，放到更需要的地方去。留在机关的应该强弱搭配，如果将几个强人放在一起也不一定搞得好。加强国有企

业和基层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第三，工作要实。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广大干部的切身利益，思想上不出现波动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再强调，对分流的干部不能歧视，绝不能降低国家规定的待遇。原工资照发，这是保持干部队伍稳定的重要措施。同时，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工作要做到每个人，要让所有的干部都感受到，组织对他们是负责任的。这次国家机关的调整，对正部级干部的安排，经过了反复研究;对副部级干部的安排，我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起研究过两次，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和很多部长、副部长都谈过话。希望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按照这个精神，一级一级地把干部安排好，要把他们用在最合适的地方。这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工作需要。要做思想政治工作，要谈话，要把他们的想法摸清楚，全面地考察，把工作做细、做实，这样才是对国家干部负责任的态度。

尽管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是个中等方案，但步子也相当大。我出访时，外国领导人见到我都说，你们下这么大的决心真是不容易呀!这么大的步子，在北京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应该说是基本稳定的。只要做到决心大、步子稳、工作实，我想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总的看，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确实是好的，是能服从组织决定的。如宋瑞祥同志，原任地质矿产部部长，是正部长级。新组建国土资源部后，对他的安排我们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派他去与他的工作有联系的环保总局，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保留正部长级。对这个决定他能接受下来是不容易的。最近，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分配。我觉得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值得学习!所以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到干部心里，我们的干部是有觉悟、通情达理的。如果处之以官僚主义，工作大而化之，什么思想政治工作都不做，简单化地一宣布，那就要出事。

第二篇：乡镇机构改革存在几大问题应引起关注

1、职能转变比较缓慢。各乡镇机构改革后虽然设置了五办(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村镇建设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综合治理办公室)、三中心(经济建设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人员也进行了定编上岗，但新成立的机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乡镇工作开展还是以传统工作片形式，新设置的机构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2、上下关系难捋顺。乡镇机构改革主要是对众多的镇一级机构，并不牵扯到县一级单位。乡镇改革后，一些职能弱化的机构被撤或并，新设五办三中心与县一级及更高层级的管理机构并没有对口，但乡镇工作仍然是“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许多原来部门的业务一下集中到新单位，每个主管部门都认为自己的事重要，这让乡镇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各种检查是接连不断，减人减事的初衷并没能达到。

3、乡镇混岗现象普遍。乡镇工作任务重、头绪多，在具体工作中，行政管理与事业单位的编制、岗位划分并不十分清楚，往往是“鞭打快牛”，许多乡镇不是因事设岗、因岗定人，而是因人设岗、因事找人。

第三篇：中国政府改革方向

马亚翔08电气二班080405228 我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法律法规方面，全国性的相关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废止和修改、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规;在关税削减方面，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关税总水平已由15.3%降到12%，涉及5300多个税目;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取消了二十几项行政审批项目，行业涉及水、电、建筑、房地产、农林、金融等多个行业。

然而，与WTO的规则和我国经济内在发展要求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减政放权、解除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还很不够。从朱总理在“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今年八大工作重点中，有好几个方面都涉及减少政府管制和干预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努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尽快实施电信、电力、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抓紧研究制定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继续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防止有些事情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进一步改革和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审批的也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

可以说，管制改革已成为政府今后几年的头等大事，其进展将直接影响到与世贸规则的接轨，更关系到下一步的改革大局。这是一步“将军”棋，世人都在关注。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时期，从国内银行、证券金融、会计行业、国有企业等领域反映出的许多棘手的重大问题看，很多矛盾和冲击与行政管制有直接关系，因此管制这根链条到了非进行大幅度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基于此，本期报告我们选择政府管制问题进行探讨。为了行文的完整，首先概论政府管制的起因，然后深入分析当前在我国进一步解除政府管制过程中存在的障碍、难点，最后提出解除政府管制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和今后的工作重点。

政府管制的形成经济学上把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两类。

1. 经济性管制。经济管制是指对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条件、特殊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一般来说，是对某一个特定行业、特定产业进行的一种纵向性管制。这些行业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如自然垄断性。像电信中的本地网络、电力中的配电和输送、铁路的轨道传输网络等，这些环节获得合法垄断，有合理意义和社会效应。如果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价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购买并使用这些产品的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在准入管制的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此外，对运输、金融证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管制也属于经济管制。

2. 社会性管制。社会管制主要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劳工和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针对外部不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前者是市场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会产生一种由第三方或社会全体支付的成本。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和枯竭性开采等。政府因此必须对交易主体进行

准入、设定标准和收费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开，由此造成的非合约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担。比如说假劣药品的制售、隐瞒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所以，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三、中国政府管制形成的特殊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代后出现一些“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才开始逐步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管制。但是，我国政府管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我国管制的成因与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的分析有很大不同。西方管制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而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具体分析起来，我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历史因素。这里要讲得稍为远一点，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否定了市场，认为市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经济制度上就应当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依靠其权力“剥夺剥削者”之资产或政府直接投资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是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替代企业家精神。

2. 政治因素。自建国以来，我们的资源就相对匮乏，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不能随便放弃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直接控制。

解除政府管制的障碍

打破国有经济垄断，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建立健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这些行业一度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供给短缺和投资不足，政府开始吸引社会资金和放松价格管制。尽管国家垄断体制相对放松，行业垄断势力却有所增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和行业垄断越来越妨碍市场自由竞争体系的建立。因此，打破原有利益集团的垄断格局、消除现有经济体制障碍成为经济改革中最迫切的问题。

一、利益集团：解除政府管制的拦路虎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制形成的一些行业垄断者和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给予的权利将一般的行为垄断逐步变成了法定垄断，致使这些垄断者为所欲为，很难去挑战它。众所周知，我国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垄断价格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政府也下决心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势力，但最终结果多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其他，如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进程也与其相似。这些行业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当然有牵涉范围广，没有现成模式供参考等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些行业的改革触及了当前某些个人、部门、行业或者地方上的利益以至受到百般阻挠。因此，改革必须深入下去，彻底打破即得利益者垄断。。

(一)部门利益冲突：广电与电信——谁该入主互联网业

网络媒体，即“新媒体”，是基于IP协议的高速互联网，目前被公认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通过网上链接，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加立体化，并且成为信息选择的主体。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信息传播技术就是大家已不陌生的“三网融合”，即整合了声音(电话)、图象(电视)和数据(计算机)业务的宽带通信系统。这种宽带系统为受众提供的是需求导向和交互式的“一站购齐”的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如IP电话、图文并茂的新闻和专业信息、视频点播和网上购物等。

整合宽带系统的实现可以有多种技术渠道和市场方法。如现有的固定电话网，在其大覆盖的光纤干线网管基础上，利用电话调制解调器、数字技术对其以双绞电缆线组成的接入网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同时提供视频和数据服务;而新兴的网络运营商甚至已经开始独立建设全光纤入户的以提供IP业务为主要目标的新型骨干传输网，直接进入整合宽带系统。另外，固定电话公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传统媒体公司以及在线数据服务商之间通过互相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也可以成为各种高速户聯网的物理基础。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今后在网络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有线电视网。这不仅因为有线电视网的覆盖率与固定电话网不相上下，还因为它的光纤同轴电缆混合(HFC)网管系统，由于数字压缩技术和高效数字调制技术的应用，频道容量和多功能服务的能力得到大大的拓展，使其带宽远高于现有电话网的光纤双绞电缆系统。更由于其广播式传输有条件接收的技术特点与计算机网在逻辑上天然的兼容性，使它自身有无限的发

展前途。全世界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有线电视是解决信息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的最佳传输媒介。因此，有人把国内现有经过改造的电信网称为第一代低速因特网，而把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逐步被光纤入户网取代以后的有线电视网称为第二代高速因特网。

但令人遗憾的是，广电系统至今没有取得互联网业务的经营许可，甚至在广电网通过加盟“中国网通”已经实际进入了因特网数据业务市场之后，国办[1999]82号文(《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中的规定仍限制广电和电信交叉经营。此外，信息产业部也在多种场合不断声明，广电提供因特网数据业务和电话业务是违法的，理由是广电没有完成网台分开。似乎只有当有线电视传输“网”完全从制作和播出电视节目的“台”中分离出来，由信息产业部统一管理并最好与电信网合二为一后才有资格提供基础电信服务。

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所属的有线电视系统，其节目的传输和播出并不存在完全的分离。其次，为鼓励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尽快发展和维持有线电视产业的文化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允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自由进入电信产业，而严格限制电信企业提供视频服务;另一方面，为规避WTO对开放电信业的要求，有的国家还特意将有线电视从统一的电信业中分离出来，或专门建立独立的有线电视网，以抵御外国文化的肆意入侵。与此同时却并不限制有线电视网参与国内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建设和运营。因此，国内现行的对有线电视的管制政策，恐怕还是从保护落后的中国电信网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

(二)地方诸侯经济：消除市场分割的最大难题

加入WTO后，我国中央政府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主动修改或取消原有的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文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然而，正如有些海外人士所担忧的那样，加入WTO

后中国最可能出现的违反WTO规则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地方保护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过去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发展单一的国有经济、在各地形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它们在出发点上、管理体制上都体现了地方利益。尽管当前为加入世贸组织要求进行文件清理，但有些地方仍以落实中央对各省市的要求、加快本地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进行清理，没有按世贸组织的要求来做，造成不仅老文件清理得不彻底，新文件的制定也有地方干预的痕迹。

2. 地方利益的驱动。我国实行的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地方政府要承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职责。这种管理模式使地方政府存在管一方土地保一方平安，守土有责的思想，因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都成为地方领导的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垄断经营、封锁市场，抵制外地产品进入的情况。县与县之间，都不允许外县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更不用说全省、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3. 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我们的企业一直都是由国家直接投资，企业有行业管理部门，有主管部门，还有地方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产品的市场，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甚至还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攀比：哪个行业保护得好，哪个行业利益就好;哪个地方保护得好，哪个地方就得到发展。

当前以上种种问题和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按要求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中国经济发展自身也需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为此，2001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负起消除地区封锁、保护公平竞争的责任。但是，其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药品连锁经营为例，药品连锁经营既方便了群众，也降低了药价，然而目前在我国却很难发现有跨地区的药品连锁经营企业。

根据国家药监局调查，一些地区仍对连锁经营采取的或明或暗的地方封锁。部分地区对跨地域开办药品连锁经营明令禁止，有的以“换证期间不予受理”、“垂直管理未到位、不予办理”、“本地区未开始对外地申请的受理，不予办理”等为由拒绝受理;有的以“现在是整顿治理期间”、“本地区药品零售企业已经很多了”等为借口，对申请者进行推辞;还有的宣称“你们全来了，我们这儿的企业怎么活呀!”公开进行抵制。另外有些地区为“抵御”外来“势力”，采取暗地的保护措施。有的是省推市、市推省，相互推诿，无人受理;有的是嘴上答应得好，对申请人却一拖再拖，采取对付的办法;有的要么限制数量，要么收取费用，设置障碍;有的是在地区内先搞表面连锁，抬高自身价格，伺机以高价吓走外来者。

此类明令禁止或暗地保护的做法在啤酒、建筑、烟草等行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今后一段时间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不合理管理制度：解除政府管制的痼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加入WTO的中国政府将像全球市场中的一个“企业”那样面临激烈竞争，只不过竞争的内容由产品变为制度，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定位、职能如何转变、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管制制度以及如何改革我国的政府管制等有关问题将关系到未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成败。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一些不合理性，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周期过长;同时一些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势力强大。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企业又增加一道枷锁。

(一)行政审批制度过多、过严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由于政府改革滞后，这种管理方式依然通过大量行政审批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大量以企业设立、经营资格、许可证等行业管理为名存在的行政性审批，不仅给企业的创立和正常经营增加大量负担，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降低了企业运作效率。此外，行政审批为有关部门的官员和员工创造了权利“寻租”的机会，容易滋生制度性腐败。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我国行政性审批造成的特有危害性认识不够，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没有充分认识审批经济办事效率低下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改革到了现在攻坚的阶段，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不愿意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这需要外界的推动。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必须要下决心加快改革行政性的审批制度。要减少行政性审批，改革审批经济必须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部门的审批多于地方;二是后进的地区多于发达地区;三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多于公有制经济。

由此，应该首先从法制理念上、从政府管理的理念上的创新上来解决。在制度上要有所创新，要弱化审批，该取消的一律取消，对确实需要审批的，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政府在减少审批环节方面搞“一条龙”服务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条“龙”也不能过于臃肿、庞大。对于因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的“重复性审批”，应在统一权利和责任的基础上合并，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审批。

(二)行政性垄断势力强大

行政性垄断是指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不当行为。其主要成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管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等等因素。

目前，行政性垄断广泛分布于各行业和各类市场中;企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如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在市场占有率上，他们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在垄断行为上，主要体现为限制竞争(如中国电信以技术标准为理由阻碍其他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接入、排挤广电提供电信服务、国家电网限制地方电网的电能输入)和高额垄断定价(如邮资和铁路票价、手机双向收费)，此外，如价格串谋(如民航的航线收入联

营)、掠夺性定价(前几年的寻呼价格大战)、价格歧视、指定购买、搭售、以及明显倾向于垄断的企业组合(如三大航空公司的“自愿”合并)也被广泛使用。

行政性垄断的普遍存在，使我国经济实际上被分割为相对不兼容的两个部分，经济运行中同时存在着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通过行政性垄断阻隔、制约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提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具体来说，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1. 由于长期的供给不足和服务质量低劣，造成社会福利的严重损失;

2. 限制竞争延缓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3. 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严重，因而企业经济效率较低，带来社会成本的提高;

4. 由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政府重复建设和企业重复投资无法控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由于缺乏基于充分信息的产业政策的正确指导，由此造成产业结构的长期失衡和低度化;

5. 行政保护下的垄断行为，恶化了市场竞争秩序，延缓了公平有序之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

6. 不利于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即便有了形式上的政企分开，政府过度干预(投资和人事权控制)的继续维持，还有可能产生危害性更大的政企同盟;

7. 现有的国有大型企业监管制度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8. 政府的直接垄断和对垄断企业的保护，实际上是对落后的保护，与WTO规则相悖，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不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9. 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参与和政府决策的非“三公”(公开、公正、公平)做法，以及广泛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有损政府的威信和执法效率。

放松管制 减少干预

一、政府管制改革的原则

在改革和完善现有政府管制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制度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把握如下几个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

我国的政府管制，通过大量“合法”和非法的行政性审批和许可，其职能所及，可谓泛滥成灾。因此在管制改革过程中，对管制领域及其手段的设立，必须对上述管制的经济理由所建立的

标准上，重新加以审定，并在制定监管政策时积极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尽量取消和缩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此，为防止现存管制机构“自纠自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中央政府设立一个行政改革的临时调查机构是必要的。

(二)独立性原则

如上所述，在经济性管制领域，我国目前的行政管制机构大都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和政社不分的事实。它们的职能结构基本是宏观政策调控(如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微观管理和行政管制的混合体。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行政机构就很难具备独立性，很难摆脱部门偏好，从而难以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执法，或者难以有效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难以从源头上遏制“寻租”和腐败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建立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管制机构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

(三)公正性原则

合理设定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并不能完全保证管制行为的公正性。管制机构在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条件下，很容易做出不作为、滥用权力、歧视性执法和违背程序等行政违法行为。为防止这些行为的产生，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强制行政机构公开其内部信息;再次必须加大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改变管制方式，促进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

如果政府仍要对某些方面进行管制，那就要考虑改变现行管制方式，尽量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一些审批制度，例如土地的审批权，政府一时不能放弃，则应减少审批手续，简化审批过程，提高办事效率。就电信改革来讲，政府管制的重点应从直接对企业行为的管制——如价格管制，转移到对市场结构的调整——降低市场壁垒和导入竞争机制中来，以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在开放的国际电信市场中抢占优势地位。在政府管制法制化过程中，为避免管制部门被管制者“捕获”和政企利益同盟操纵立法，必须取消各类管制机构对立法的影响力，建立由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正式参与的公开透明的立法制度;在建立制度化的立法审查机制，提高人大对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在涉及到申请相对人权利(如特许经营权)的行政审批程序中，除了广泛引入公开听证程序外，还必须建立特许权的公开拍卖或竞标制度;此外，要建立完整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3月25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2年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我国现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如行政性审批、地方保护、部门和行业垄断状况进行评论，并提出一些积极有意的建议和措施。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指出，加快电力、铁路、民航、电信、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破除行政和行业垄断，以及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削弱实行地方保护的行政职能，是必须继续推进的两项重要改革。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已经把消除垄断和地方保护、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和今后工作的重点。

第四篇：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问题

录入：杨宾来源：中国经济时报日期：2008-12-22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2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 编者按：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杂志社、新知研究院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2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80余位专家、学者总结了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部分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供有关人士参考。

一、中国农村改革问题研究

土地流转不能改变农地用途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30年农村土地改革，中央强调土地承包期要足够长，土地承包期要比较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一个更新的概念：要长久不变。这很清晰地表达出中央在土地制度上的意

图，就是承包期要长，承包关系要稳，给农民以足够预期。

研究土地流转一定要注意农业的特殊性及世界各国对农地管理的特殊制度——用途管制。土地流转是法律赋予承包农户的一个权利，就是农户承包农地之后，可以自己种，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让给别人种，因此流转农地也只能在农民之间流转。如果把农地变为非农用途也叫做流转，甚至把农地产权的交易买卖也叫做流转，这和农地流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不能以牺牲农业土地为代价，要解决好保持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这件大事。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推进土地改革，此后60多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制定鼓励大资本进入农村排挤小农的法律和政策，反而有非常明确的法律限制大资本进入农业：在美国，大资本进入农村可以，但只能给农业提供产前、产后、产中的服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都不允许大资本进入农村。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过程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研究土地流转，要多多关注中国工业化怎么汇集农民，让农民能够

进城，如果这个事解决不好，农村土地问题也解决不好。

在我国现在只有18.26亿亩耕地这个大背景下，对于农业稳定发展，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土地问题上，对于农地转为非农地这件事情要特别小心。目前，从基层政府来说，不科学的发展观依然存在，盲目追求GDP、追求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倾向还是非常强烈的，因此，

如果把农地说成一般性的需要，可以自由流动，甚至于可以改变土地的用途，这对国家长远

发展来说是极大危害。

从中国国情出发，搞好农村改革

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刘诗白

当前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重视下列几个问题。第一，要更加重视加强农村生产主体的企业化经营，把农业生产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将其激活。不应片面追求生产的大规模和土地集中。农业生产主体有家庭、专业大户、合作经济、集体组织和龙头企业，这五类生产主体开展企业化经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统分结合的家庭经营，是我国几亿农民发展生产的主要形式。大户经营也是重要形式。合作经济及新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的骨干因素。龙头企业所代表的国内外资本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过急地将农业生产大规模化，例如，东北与四川、江浙等地的情况不同。中国没有太多的土地用来搞大

农场，因此对家庭经营要足够重视。

第二，要正确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中国农村土地需要流转，但要避免一放就乱、就超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避免利用农村土地盲目发展三产，特别是房地产，追求浮财，导致农业企业一旦破产无人负责，危及几亿农民的土地安全，带来巨大的后患。不能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像城市那样自由流动，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必须严格管制，也就是要实行政府主导、

农民自主的土地流转模式。

第三，要实行对农业的全面公共支撑。农业是弱势产业，受到传统小生产方式、农民素质、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农业要发展，不能简单地将农民推向市场，要实行国家全面的大的支撑。加大财政投入，搞好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科技事业，加强农户经营管理能力。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在各方面的合力支持下进行的，因此，除了政府之外，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包括发展农业需要的知识、人才、经营管理等。当前，国家用4万亿元拉动内需，机不可失。要拉动农村的消费和建设投资，要把铁路、

机场修到人口多且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

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唐仁健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需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一是农村要素市场还需要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尽管不受限制，但是比较规范化的统筹城乡的

就业制度并没有建立。

二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现在农业贷款仅占社会总贷款的5%左右，乡镇企业贷款只有2.3%，两项加在一起不超过社会贷款余额的10%。尽管乡镇企业贷款很复杂，可能还有别的融资渠道，有的可能来自银行，但总的比例也相当低。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设计总体上不尽合理。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小额、短期、没有抵押担保的特点，需要及时的非正规金融的支持。但是现在农行、农发行、信用社的贷款全是按正规金融形式来办的，即要有抵

押担保，制度的设计与农户的金融需求对不上号。

三是对农业一定要补贴。加大“三农”投入，提供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支持保护体系。我国人均只有1.38亩土地，把农民数量减少到30%，城市化率就提高到了70%。2020年之后还按18亿亩耕地为红线，户均耕地也才相当于日本、韩国目前水平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农业不靠补贴靠什么?所以最基本的投入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

入。只有把这两项工作搞好了，改造传统农业才会有出路。

第五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机构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机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进行过多次精兵简政。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0月1日正式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下设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政务院，其中政务院下设35个委、部、署、院，管理国家行政工作。这套政权建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

1951年─1953年机构改革：

1951年12月，政务院作出《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精兵简政工作。其主要内容有：(1)调整紧缩上层，合理充实下层;(2)合并分工不清和性质相近的机构;(3)精简机构，减少层次;(4)明确规定干部与勤杂人员的比例;(5)要求划清楚企业、事业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编制和开支;(6)严格编制纪律。这次机构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到1953年底，政务院工作部门增加到42个。

1954年─1956年机构改革：

1954年，随着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确定和各级政权机关的建立，从当年底开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精简。中央一级机关的精简包括：(1)在划清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调整精简了机构，减少了层次;(2)各级机关根据业务需要，紧缩了编制，明确了新的编制方案;(3)妥善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地方各级机关也进行了精简，专员公署和区公所分别是省、县政府的派出机关，精简比例较大。以后，随依法成立的国务院开始增设机构，到1956年，机构总数达81个，形成了建国以来政府机构数量的第一次高峰。

1956年─1959年机构改革：

1956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这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以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为主要内容，通过国务院精简所属工作部门，下放权力，以达到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目的。这次改革一直持续到1960年。1958年，撤销合并了国家建设委员会等10多个单位。经过调整，国务院部委减少8个，直属机构减少5个。到同年底，国务院设68个工作部门。1959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又作了进一步调整和撤并，到同年底，国务院设39个部委，21个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机构总数达60个，比1956年减少21个。

1960年─1965年机构改革：

1960年到1964年，为了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进行了建国后的第三次较大机构改革。

一是先后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进行了两次比较集中的干部精简运动。第一次是1960年7月至1961年9月，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机关。这次干部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对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同时进行精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司局级机关减少15%，事业单位减少26%;行政机关精简1.6万余人，事业单位精简6.5万余人。第二次精简从1962年2月至1964年，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中央国家机关在1961年精简的基础上，又精简了1万人。全国共精简81万人。精简下来的干部大多数充实到基层和生产第一线。

二是中央收回五十年代后期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并恢复被撤销的机构，到1965年底，国务院的机构数达到79个，为建国后的第二次高峰。

1966年至1975年：

“文革”中，政府机构发生非正常的大变动。1970年，国务院的79个部门撤销合并为32个，其中13个还由部队管理，达到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机构数的最低点。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对各领域进行整顿，与之相适应，国务院工作部门恢复到52个。

1976年至1981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鉴于当时经济上已处于崩溃，故沿用并发展了五十年代后期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到1981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增加到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1982年机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此相适应，从1982年开始，首先从国务院做起，自上而下地展开各级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历时3年之久，范围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建设和完善各级机关的改革。这次改革不仅以精兵简政为原则，而且注意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对政府机构设置提出的新要求，力求使机构调整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有利条件，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并将其中一些条件成熟的单位改革成了经济组织。

在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决定，从国务院各部门首先做起进行机构改革，限期完成。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根据国务院部署，第一批先行一步的有12个单位：电力工业部、水利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以后，其他部门陆续确定了方案，付诸实施。

这次改革，在领导班子方面，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省、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从50—60个减为30—40个;直辖市政府机构稍多于省政府工作部门;城市政府机构从50—60个减为45个左右;行署办事机构从40个左右减为30个左右，县政府部门从40多个减为25个左右;在人员编制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地区机关精简幅度更大一些。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也有所下降，部委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局级平均年龄由58岁降到54岁。

这次改革历时三年，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建设和完善行政体制的努力。通过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对于行政管理没有提出全面变革的要求，所以政府机构和人员都没有真正减下来。

这次改革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1988年机构改革：

在1982年机构改革后，由于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原因，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因此国务院决定再次进行机构改革。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988年初制定，同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是一次弱化专业经济部门分钱、分物、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以达到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转向行业管理目的的改革。这次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这次改革着重于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其内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职能，科学划分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运行机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治理、整顿工作的需要，原定从1989年展开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能源部、铁道部、交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商业部、对外经济贸易部、物资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

3 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部委内司局机构减少20%。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但是，由于经济过热，这次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了。

1993年机构改革：

这次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和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

1993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根据这一方案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41个(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加上直属机构、办事机构18个，共59个，比原有的86个减少27个，人员减少20%。其中撤销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物资部等7个部，新组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内贸易部，更名1个(对外经济贸易部)，保留34个部、委、行、署。改革后的综合经济部门中保留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分为三类：改为经济实体的有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后，分别组建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改为行业总会的有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这两部撤销后，分别组建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保留或新设置的行政部门包括：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撤销能源部，分别组建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撤销机械电子工业部，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撤销商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

1993年4月19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土地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海关总署、国家旅游局、民用航空总局、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包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包括：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 4 展研究中心、中国气象局、中国专利局和国家行政学院)。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4年─1997年机构改革：

1994年，继续推进并力求尽早完成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积极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重点是转政府职能，并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的职能切实还给企业;二是把配置资源的基础性职能转移给市场;三是把经济活动中社会服务性和相当一部分监督性职能转交给市场中介组织。

到1994年底，中国有130多万个事业单位，2600多万从业人员。

1995年，机构改革的工作重点是抓好省级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市地县乡的改革，制定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方案和主要措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机构改革工作的一个重点。改革的原则是政事分开和社会化。目标是建立符合事业单位自身发展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是搞好事业单位的分类管理。

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实施的关键在于搞好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市地县乡的改革，要认真做到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深化企业改革，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1997年，随1月国家电力公司的组建成立，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其他专业经济部门也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或改为行业管理组织，将原有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给政府综合部门负责。

1998年机构改革：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此次改革，是国务院历经1958年、1982年、1988年和1993年四次较大规模精减和改革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的原则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包括：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邮电部、劳动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5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将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以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统归新组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管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为了加强国务院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主任，有关部长任成员，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

新组建的有4个部、委：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

更名的有3个部、委：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

保留的有22个部、委、行、署：外交部、国防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

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包括国家政务部门12个：外交部、国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政部、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审计署;宏观调控部门4个：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专业经济管理部门8个：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5个：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

根据江泽民主席关于机构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方针，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1998年5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部委领导班子的组建调整工作圆满完成。这次改革涉及国务院组成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金融机构等82个单位领导班子的组建和调整，涉及领导干部515名。其中，留任的占36.1%，新任职的占48.2%，安排做其它工作和到龄免职的占15.7%。

1998年6月，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制定的“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全部经国务院批准，机构改革进入了实施“三定”的攻坚阶段。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转交给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地方的职能有200多项;在部门之间调整转移的职能有100多项;部门内部设的司局级机构减少200多个，精减了1/4;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如减去新增设的国防科工委、纺织、轻工、有色金属工业局和知识产权局这五个单位新增的编制数则人员编制总数基本达到了精减一半的预期目标。6月19日，在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就实施“三定”，做好人员定岗和分流工作指出，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以改革的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6 做好人员定岗和分流工作。国务院要求，人员定岗和分流工作年底以前完成，全部人员分流安排工作准备三年时间完成。

截至2002年6月，就全国而言，除部分市县乡机构改革尚在实施外，这次历时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已接近尾声。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党中央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1999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在这期间，各级人大、政协机关，法院、检察院机关，群众团体及垂直管理系统也先后进行了机构改革。为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形势要求，全国撤销了一大批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和行政性公司，结束了中国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依靠设置专业经济部门管理的历史。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全国推行了政府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加强和改进经营国有资产的监管，政企分开迈出重要步伐;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地方区域经济调节能力有所提高;加强市场监管，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将资源配置职能逐步转给市场;改革社会事务和政务管理部门，将社会可以自我调节与管理的事务逐步交给事业单位或社会中介组织等。近年来各级政府下大力气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转变政府职能有了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按照一件事情主要由一个部门来办的原则，通过调整各部门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解决了一些部门长期存在的职责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仅在国务院各部门之间，调整、理顺的职能就多达100多项。各级政府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初步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管理观念和管理方式，逐步转向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公开化程度有所加强。

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此外，市县乡在机构改革中还清退超编人员约43万人。经过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司局机构减少200多个。省级政府机构设置平均由55个左右减到40个左右，市(地)级政府机构由平均45个左右减少到35个左右，县级政府机构由平均28个左右减少到18个左右。在人员编制方面，党中央及省级党委各部门精简20%，国务院各部门精简47.5%，省级政府精简48.2%，市县乡各级党政群机关精简19.4%。结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精简人员、定编定岗的同时，全国普遍推行了干部竞争上岗和岗位轮换，干部队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改善。国务院机构改革后，40岁以下公务员人数占公务员总数的比例，由原来的53%上升到59.6%;有的部委机关人员平均年龄为37.5岁。有的省经过机构改革，省政府各部门中层干部年龄平均下降5岁。

2003年机构改革：

2003年3月10日上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全文如下：

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

(五)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六)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七)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根据《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和设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体制，将由新组成的国务院审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