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

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精选6篇）

篇1：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

浅谈检察机关文证审查的法律地位、作用和内容

摘要] 检察机关文证审查职能作用，有其法律地位，通过其对审查技术资料证据实现其作用，是检察技术进行法律监督的体现之一。有其对技术资料证据审查的特定内容。

[关键词] 法律监督；检察技术；文证审查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技术是检察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正确履行检察权，运用科学技术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独特手段和方法。检察机关的文证审查检察技术工作以科学、准确、可靠、稳定的特性，在审查、复验、复核案件中有关的技术资料证据，从技术方面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做到证据确实充分，从而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起着其他法律监督手段和方法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文证审查的法律地位：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审查起诉部门对审查起诉案件中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需要进行审查的，可以送交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审查。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审查后应当出具审查意见”；这项规定即是法律规范中对文证审查所处法律地位予以确立的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文证审查法律地位的确立在此前的法律规范中并未予以明确确认，即使检察技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也只体现在鉴定方面，检察技术法律监督也仅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审查、复验、复核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的技术资料证据；(2)对公安机关在侦查中运用刑事技术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些体现在侦查监督职能中，也主要是检察起诉部门的工作，而未能真正使文证审查在法律规范中予以明确……

篇2：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

论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作者/崔庆林，魏汉涛

(1.西山区人民检察院，云南 昆明652100;2.昆明理工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摘要：环境的公共性和检察权的公益性决定了检察机关有义务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关于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只以一种身份出现的观点是片面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多样性决定了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地位的多样性。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恰当角色是，根据案件的类型不同，分别以支持起诉人身份、准原告人身份、公益代表人身份出现，角色混乱将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准原告人;公益代表人;支持起诉人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 2012) 12 - 0048 - 04

环境公害事件泛滥是我国当前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引入环境公益诉讼是治理环境公害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应扮演的角色，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应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公民提起诉讼;有人主张，环境公益诉讼应由公民提起，检察机关只能作为国家机关支持公民起诉。在笔者看来，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只扮演一种角色，只能根据不同诉因以相应的角色出现，角色错位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效果。

一、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一)检察权的公共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介入环境公益诉讼

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表明，检察权自始便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具有天然的联系。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肇始于英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英国没有设置检察机关，但配置了为英王办理财产案件的律师。1416年，英王的律师改称为总检察长，其职责是代表政府参与政府为当事人的重大案件的诉讼。1879年，国会制定了《犯罪检举法》，该法授权设立公诉管理处，专门对重大刑事案件提起公诉。至此，检察机关正式登场，那时检察权扮演制衡、制约的角色，其权力的行使是直接代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是对危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的行为进行干预。检察权的发展历程表明，检察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国王代言人到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的角色转变，检察权天然就是公益的维护者。因之，当公益受到侵害时，检察机关责无旁贷地要以某种角色介入。

众所周知，环境的不可分性和整体性决定了环境侵权行为就是公害行为。正因为环境侵权的公害性，不仅当出现无人起诉或受害方不敢起诉时，检察机关应当以环境公益的维护者出现，而且当普通公民没有能力或不能有效地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检察机关也必须站出来支持起诉，因为检察权的公共性决定了检察机关有义务以适当的身份对危害公益的行为进行干预。

(二)社会发展变化需要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

随着社会法学派影响的扩大，“个人本位”的法律观被“国家本位”的法律观所取替。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检察机关开始愈来愈多地介入到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之中，特别是那些涉及“扩散性利益”的民事诉讼。可以说，时代的发展使检察权的公共性特征得以凸现。科技的发展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许多新的侵害行为类型也随之出现，如水土污染、矿产资源破坏等。然而，这些新类型的侵害行为在传统法律中难以找到救济方式，这就要求扩大权利的救济方式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检察机关必须延伸自己的触角，积极介入新型侵害行为的救济之中。根据法国诉讼理论，凡是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公民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行政行为，检察官都可以介入，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以及需要国家提供特别保护的公民利益。检察机关提起或以某种身份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使受环境侵害的个体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而且能有效地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实现诉讼效益。

检察机关事前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已经从理论研讨走向了司法实践，不少西方国家在法典中已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例如，美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涉及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作为政府代表提起或参加诉讼的权利。再如，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可以作为原告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或是参与民事诉讼。葡萄牙和巴西等国更是通过《公众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对损害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三)检察机关事前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可以提高诉讼效率

环境侵害行为具有不同于普通侵害行为的一些特殊性。首先，环境公害行为的危害结果具有潜伏性。通常，环境侵害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结果并非立即出现，往往要经过一个潜伏期，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爆发。等危害结果发生时，侵害行为很可能早已停止。其次，环境侵害行为作用于受害人的间接性。普通侵权行为通常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环境侵害行为往往要借助于环境这个媒介才作用于受害人。由于环境这个媒介的存在，在出现损害后果的情况下，受害人往往难以判断侵害行为的来源和实施者。最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环境公害事故中致害因素通常在环境中经过复杂的长时间相互作用，关联性相当复杂。受科技发展水平、标本的采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致害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查清。正因为这些原因，如果单纯由普通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原告的普通民众与处于被告地位的公害企业之间就会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胜诉就相当困难。

如果检察机关能事前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解决单纯由公民提起诉讼所遇到的许多障碍。第一，检察机关事前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解决原被告双方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精神就是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处于被告地位的公害企业具有多方面的优势，而处于原告地位的原告则势单力薄，无法与公害企业相抗衡。而检察机关有大量的专业人员，还可以利用国家资源调查取证，如果检察机关事前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将会大大改善这种不平等状况。第二，检察机关事前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解决原告缺位的问题。从整体来看，环境公害事故的危害后果通常很大，但由于公害事故危害后果分散性的特点，单个受害人受到的损害通常较小。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受害人不愿通过繁琐的诉讼程序去维护较小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检察机关不提前介入，就不存在事后的抗诉问题，环境事故责任人将得不到应有的制裁。

二、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一)支持起诉身份

明确了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根据后，还必须进一步解决检察机关应以何种身份介入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种身份应为支持起诉，即支持公民①，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顺序原告应为公民，理由有二：其一，公众是公众利益的最好保护者。美国著名的环保团体曾就自己提起环境公民诉讼的目的声称：“如果没有公民实施之机会，我们相信环境保护将会承受灾难。尽管我们提醒政府应该履行其为生物多样性和所有环境价值受托人之义务，但是，只有公众才是最后确保公众利益之保护。”因此，在进行有关环境公害治理的`制度设计时，要为公民留出充足的救济空间。当出现环境公害事件时，应当首先赋予公民(包括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如果公众能够且愿意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检察机关就不宜越位。其二，从人权的角度着眼，环境权是人权中生存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法学理论认为，权益的确立不能仅仅简单地以法律的形式对该权益予以肯认，还必须为该权益设置一套完整的救济措施，以确保该权益在受到非法侵犯时，权益所有者能够进行有效的救济，使该权益及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维护。“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的基本法理启示我们，在法律赋予公民环境权的同时，必须辅之相应的救济措施，让公民能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

不可否认，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一些先天不足。例如，单纯由公民起诉，存在原告和被告之间事实上的不平衡，难免出现不利于公民个人的裁判结果。“在环境诉讼中，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不平等，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者通常是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单位，它们往往是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和政府机关等部门关系密切，经常受地方政府的保护。”再如，由于环境公害事件具有潜伏性、间接性的特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普通公民难以查清相关问题，难以有效地完成诉讼。由于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这些不足，如果缺乏一个机构从维护社会公益的角度出来支持公民起诉，不仅社会公共利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放纵环境违法行为，会助长环境公害事件更加猖獗。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是支持公民进行环境公益诉讼最好的人选，这既是检察权公共性的自然结论，也是法律的明确要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检察机关具有调查取证、侦查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可以以支持起诉的身份帮助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提供证据，支持受害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效地解决被害方因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导致举证困难的难题。

至于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的身份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在笔者看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首先应授予公民，因为公众是公共利益的最好保护者。只要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就可以以支持起诉的身份参与诉讼。原因在于检察机关是公益的代表，有义务支持具有公益性的公益诉讼。另一方面，在公益诉讼中，相对于被告而言，处于原告地位的公民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诉讼。当前，我国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的身份出庭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做法较为多见，并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如云南首例环境公益诉讼中，昆明市检察院就是以支持起诉的身份支持昆明市环保局起诉生猪养殖企业污染水体。

(二)准原告人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公益诉讼本质上是一种受害人以外的“第三者”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促进公益，这种诉讼的目的通常不是为了维护某个个体的权益，而是督促环境公害制造者积极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判决的效力也不局限于诉讼的当事人。正因为如此，加之由于环境公害事件的扩散性，单个受害者的受损利益较小，以致并非总有公民愿意为公共利益而抗争。为防止权利主体缺失或缺位，在赋予公民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同时，还必须授予受害者以外的第三者起诉资格，当然包括检查机关的起诉资格，以弥补公民诉讼在环境保护方面之不足。于是，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产生了第二种身份——准原告人身份。

检察机关作为准原告人身份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根据，要溯源于1969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约瑟夫·萨克斯教授提出的两种理论：一种是环境公共财产论，另一种是公共信托论。根据公共财产论，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环境资源不再是“自由财产”，而是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财产”，因而不能对其进行任意占有、支配和损害;根据公共信托理论，为了合理支配和保护公共财产，共有人委托国家来管理。为了保护国民的环境利益，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信托人必须对全体国民负责，不得疏于这种信托事务的管理，应积极对环境资源予以保护和维持。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代表，在发现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时，有权利也有义务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为维护公益而起诉，不是直接受害人，与被告没有实体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因而仅是程序意义上的原告，与传统意义上的原告有较大的区别，所以只是准原告人。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无权代表国家和公众擅自放弃、处分权利，也谈不上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相互协商、彼此妥协、达成调解的问题。基于这种理由，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不能适用和解、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

(三)公益代表人身份

众所周知，我国环境公害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执法。然而，由于行政执法人员易于被“俘获”，对被监管的公司变得过于亲密和富有同情心，以致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另外，重大工程建设需要行政机关审批，此时行政机关也存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损害环境的问题。对行政机关以不作为或不正确作为的方式损害环境的行为需要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但可能因为具体的受害人，也可能因为受害人面对强大的行政机关不愿，甚至不敢起诉，导致现实中个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例罕见，且效果很有限。要改变这种现状，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检察机关有必要介入。于是，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出现了第三种身份——公益代表人。

关于检察机关以何种身份介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学界提出了5种观点：(1)法律监督人说;(2)公益代表人说;(3)原告人说;(4)诉讼代表人说;(5)双重身份说(行政原告人和法律监督人)。[12]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介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身份只能是公益代表人。如前所述，检察权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分散利益的代表。换言之，公益代表人是检察机关公共性质的体现。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表明，这种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处于公益代表人的检察机关介入这种诉讼，自然是公益代表人。另外，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统一实施，这种监督自然包括行政执法活动。可能由于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也可能因为环境行政执法人员被“俘获”，当环境行政执法机关放任企业破坏环境时，当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对符合法定的处罚条件的行为不行使或不正确行使其职权的时候，检察机关就可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换言之，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是检察监督权的具体化。

篇3：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分析

1997年前后, 在国有企业转制和体制改革过程中, 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当年的5月, 某市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 反映某县某镇工商所将价值6万余元的门面房, 以2万元卖给了私人。市检察院随即指示该县检察院调查此案。通过调查, 确认该工商所确实将国有资产低价转让给了汤某个人。面对国家财产遭受到的巨大损失, 想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国有资产, 但我国现行的诉讼法对于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又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最后,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根据我国法律原则性的规定, 面对损害国家公共财产和利益的行为, 检察机关站出来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公共利益, 决定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此之后, 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监督重点的公共利益保护工作逐步展开, 公益案件的范围已由原来单一的国有资产流失, 逐步扩展到对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大范围的侵犯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根据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现在有很多公益诉讼案件都是由检察机关来提起诉讼的, 但检察机关有没有明确的诉讼资格, 目前还不确定, 它属不属于该条中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还不明确。而且现行的诉讼法律对检察机关的职责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赋予检察机关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构建, 依法治国进程的开展, 公民法治观念的增强, 一些与案件事实实际没有利害关系的富有正义感的公民和团体, 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为了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 都希望能够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实际上, 根据诉讼法学的相关理论, 一般的公民和社会的团体组织并不符合起诉的条件, 他们没有诉的利益, 不是适格的当事人。

法律对提起诉讼的原告有严格的限制, 规定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实际侵害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才可以成为原告。原告的范围被限定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认为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实际的侵害时才具有原告资格, 这样的限制忽略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救济, 使得对公共利益的救济只能在侵犯了个人利益的时候转化为私人利益的救济方式。但是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加了公益诉讼, 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说明一般的公民是不可能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了, 至于哪些机关能够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 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正是因为公益诉讼主体的模糊性, 所以我们才需要寻找一个恰当的主体来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监督机关, 其经常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其性质和职能决定由其来提起公益诉讼是合适的主体。同时, 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比起其他的公职人员, 拥有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技能, 也拥有更多的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资源, 如在公众中的司法权威性、对违法者的内心威慑等。

二、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分析

诉讼地位是指在诉讼中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 是指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中所扮演的角色, 它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当承担的义务, 在司法进程和结果所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目前在学界主要有以下的一些观点:

(一) 法律监督说

法律监督说认为, 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是作为一个监督者存在的, 它的起诉权实际上是法律监督权的转化形式。但是, 将起诉权认为是法律监督权的转化是不对的。因为法律监督权的运用是为了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而起诉权是为了救济受到侵害的权利, 这两者的根本目的是不一样的。

(二) 原告说

原告说认为,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和普通民事、行政诉讼的提出主体———原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是一样的, 所以认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处于原告的法律地位。但是, 检察机关与案件的诉讼标的并没有实际的利害关系, 所以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地位不同于私益诉讼中的原告, 它仅仅是程序意义上的原告。

(三) 公益代表人说

公益代表人说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所以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地位应为公益代表人。该观点虽然揭示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但是公益代表人只是一个实体法上的概念, 不能说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也不能体现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 所以该观点是不全面的。

(四) 公诉人说

该学说认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当是公诉人。因为在刑事诉讼和公益诉讼中, 检察机关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 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所谓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力。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正好符合公诉权的含义。

三、结语

通过对上述各观点的分析, 笔者比较赞同公诉人的观点。在刑事诉讼中, 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公诉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专有概念, 但是,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出现在公益诉讼中, 和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提起公益诉讼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职责和地位, 更有利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立新.公益救济的制度比较与反思[J].人民检察, 2007 (22) .

篇4：二审检察员出庭之法律地位

关键词：二审检察员 公诉人 法律监督

2005年8月2日下午4时许，被告人吴务光、吴务荣俩兄弟来到一网吧，碰见被害人叶某，吴务光与叶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后吴务光持刀刺中叶某左胸，吴务荣持刀刺中叶某左小腿，致叶某死亡。尸检报告证实，叶某系被锐器刺伤胸部，致心脏破裂，因心包填塞、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两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人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检察院没有抗诉。

本案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予以证实，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符合“两个基本”的要求，但本案仍存在以下争议焦点：

第一，持刀杀人的故意是谁提起的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认定是吴务荣提议的，一审判决也认定是吴务荣提议的，但吴务荣一直予以否认并供认是其哥吴务光提议的，吴务光有过一次吴务荣是犯意提起人的供述，但随后包括在一审庭审中都供述是自己提议的。证人文晓峰有两份证言，第一次证实是吴务光提议的，第二次证实是吴务荣提议的。证人曾勇证实是吴务荣提议的，而在一审庭审中吴务光和吴务荣均对此均提出异议。

第二，对两被告人是否要区分主从犯

公诉机关建议对两人不区分主从犯，一审判决也没有区分主从犯，对两人都判处死刑。吴务荣上诉时提出致命伤不是其所刺，自己只是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不应判处死刑。

一、二审检察员出席法庭履行职务的法律地位

对于本案，出庭检察员在法庭上该如何发表意见，是支持公诉机关的意见，抑或支持上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正当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涉及到一个检察员在二审法庭中履行职务的法律地位问题。

（一） 二审检察员出席法庭法律地位之分歧

关于二审检察员出席法庭履行职务的法律地位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实务界均有很大争议，认识尚不统一，这也是束缚二审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的瓶颈之一。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检察员出席二审法庭不再具有公诉人的身份，而只有法律监督者一种身份，行使法律赋予的审判监督职责。他们认为无论是上诉案件还是抗诉案件，二审审理的都是一审尚末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其解决的是一审判决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要求二审检察员根据法律规定对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及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提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而不是站在公诉人的地位对下级检察院的起诉书进行评价。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员出席二审法庭的法律地位因当因案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上诉二审案件，检察员出席法庭仍然负有支持公诉与审判监督双重任务，他的法律地位仍是国家公诉人；对于抗诉二审案件，检察员出席法庭的任务只是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他的法律地位是法律监督机关的代表。他们的理由是上诉案件虽然一审程序结束了，但由于上诉人的上诉，案件的审理还没有结束，上诉的直接表现是不服一审判决，但也对公诉意见提出了辩解和异议，因此公诉任务并末完成，应该在二审中继续支持公诉。而抗诉二审案件则不同，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是由于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其针对的是一审判决而不是被指控的一方，因此其不再具有公诉的任务，检察员出席法庭是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提出抗诉意见，通过二审使案件得到正确审判。第三种观点认为，检察员出席二审法庭与出席一审法庭的法律地位一样，其仍然是国家公诉人，仍然担负着支持公诉和执行审判监督的双重任务。他们认为不仅上诉案件需要继续支持公诉，在抗诉案件中，抗诉虽然是针对一审判决和裁定提出来的，但其与被告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二审所做出的判决或裁定都要从被告人身上体现出来，特别是对于重罪轻判的抗诉，就更具有支持公诉的性质。因此他们认为不论是在上诉案件中还是在抗诉案件中出庭检察员都具有支持公诉和审判监督双重任务，但在上诉案件中侧重于继续支持公诉；在抗诉案件中侧重于实行审判监督。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中关于二审出庭检察员具有支持公诉和审判监督的双重任务的看法，但认为在二审中应以审判监督为主线，以继续支持公诉为辅，其法律地位应作为一种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不适合再称之为国家公诉人。《刑事诉讼法》将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人员定义为检察员而不是公诉人，并不仅仅是称呼的改变，还应有其实质的内涵。二审的设立就是为了及时纠正一审的错误，使案件得到正确的判决，因此二审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而不是简单重复一审的工作。对于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员来说，在法庭调查阶段，需要查清案件事实以决定是否要进一步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在法庭辩论中，不仅要评议抗诉理由以决定支持哪些、撤回哪些，还要评议上诉理由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对正确的予以肯定和支持，对无理的进行批驳，更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评议，以决定是否提出改判意见。因此二审是对一审的全面的评判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检察员应对全案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和把握，本着公平、正义的执法观在法庭上发表意见。可见，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员首先应是一种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以审判监督的眼光来审视全案，在此前提下来决定是否继续支持公诉，或是支持辩护意见、辩解理由或上诉理由，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二）本案的适用

根据笔者的上述观点，受理本案后，笔者仔细阅卷并提审了上诉人，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 庭前与主审法官进行意见交换

积极与主审法官取得联系，告知我们阅卷后的基本观点，主要是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吴务荣为犯意提起者证据不充分，相关证据之间的矛盾得不到合理排除，二审中应对这一情节进一步查实。由于证人文晓峰提供过两份证言且存在矛盾，申请通知文晓峰在二审法庭中出庭作证，证人曾勇的证言在一审中受到两上诉人的当庭质疑，辩方提出重大异议，也应通知其出庭作证。同时我们积极联系证人文晓峰和曾勇出庭作证事宜，曾勇初步同意出庭。

2. 参与法庭调查，积极进行讯问、询问和当庭质证

在二审法庭上，检察员就有争议的问题详细讯问了两上诉人，上诉人吴务光仍供述是由自己提议的，上诉人吴务荣也说不是自己而是其哥吴务光提议的。在对证人曾勇进行询问时，其仍证实是听到吴务荣首先提议的，为证实是否属实，检察员建议让证人和两上诉人当庭对质，经对质后，双方仍坚持各自的观点。而证人文曉峰则没有出庭作证，且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3. 发表检察员意见，表明立场

经过二审的法庭调查，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状况都已很清楚了，审视全案，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检察员发表了如下意见：一是证人文晓峰在前后证言相矛盾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根据相关规定，其证言不能采信。关于上诉人吴务荣是否为犯意提起者，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合理排除，一审判决认定吴务荣是犯意提起者证据不充分，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是不能认定吴务荣是犯意提起人，被害人致命伤不是吴务荣所刺，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一审判决不分主从犯不当，吴务荣关于自己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应予支持。三是对上诉人吴务荣量刑畸重，根据其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减轻处罚，吴务荣关于量刑畸重的上诉理由正确，应予支持。四是一审判决对两上诉人的定罪准确，对上诉人吴务光的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两上诉人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4. 列席审判委员会，听取审判意见

根据省人民检察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会谈纪要达成的有关协调机制，检察员随同领导列席了审判委员会，听取了审判委员会对该案的讨论意见，审判委员会上基本同意检察员的意见，认为认定吴务荣是犯意提起人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根据本案案件和证据情况应认定吴务荣为从犯；一审对吴务荣量刑偏重，可改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上诉人吴务光维持原判。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本案有对公诉的支持，但更多的、贯彻始终的还是对一审判决的审判监督。为查清本案事实，检察员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积极讯问、询问和组织证人与上诉人当庭对质，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认定吴务荣为从犯，对其减轻处罚的检察员意见，对上诉人的正当上诉理由给予了支持，这是履行审判监督的职能的必然要求。同时关于两上诉人的定罪和吴务光的量刑问题，检察员又明确支持了公诉意见和一审判决，对不合理的上诉理由予以了驳斥。可以看出这两种意见并不矛盾，是在全面审视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下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对本案客观、公正的评判，因此审判机关对这些意见也基本予以采纳。

二、立法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上诉案件还是抗诉案件都会出现上诉理由、原审被告人辩解或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有些确实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公诉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的情况，这时如果片面地强调支持公诉，就会使出庭检察员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当然这与个人对法律的理解有关，但与法律本身的不完善也不无关系。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一审法庭的任务是支持公诉，从而明确了出庭人员在一审中国家公诉人的法律地位。虽然该法第188条规定，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和二审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检察院都应派员出庭，但没有明确出庭人员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理论界的争议和实践中的不同做法。

篇5：浅析检察建议的法律适用

时间：2011-11-30 作者：朱常春

来源：正义网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非讼监督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检察建议可以看成是检察机关向社会其他单位、部门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该“产品”为社会有关部门、单位所需要,可以通过体制、机制、制度、管理等方面引起一定的变化,起到改进方式方法、预防腐败和职务犯罪的作用。

一、检察建议的法律适用方式

检察建议一般分为口头和书面建议两种,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根据我院近年来的实践,其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部门、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或者不落实疏于防范,需要消除安全隐患的;

(2)部门、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财务物资管理混乱,漏洞较多,需要加强管理的;

(3)人民内部纠纷突出,调解疏导不力,矛盾激化,可能出现严重后果,需要及时疏导,做好工作的;

(4)部门、单位法制教育薄弱,所属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违法违纪情况比较严重,需要及时纠正,加强法制教育的;

(5)对于不构成犯罪,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需要建议主管部门给予党纪政纪等处理的;

(6)其他需要提出检察建议的。

检察建议发挥作用须经过一个从检察向行政、管理的转化过程。检察建议由检察机关向受建议单位提出,必须在建议单位与被建议单位之间发生转化之后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并产生一定的效果。检察建议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从检察向行政、向管理转化的过程,需要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该过程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正向的转化过程,即检察机关向受建议单位提出建议,受建议单位采纳和实施检察建议。同时存在一个反向的过程,即反馈:受建议单位向建议单位反馈对检察建议的意见。这两个过程是动态的互动关系,当互动达到一定的平衡,建议转化结束。检察建议的效果可以直接体现出其价值。检察建议也可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如果是检察建议本身的问题,应由建议单位重新修正。如果受建议单位因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无正当理由不予采纳,可以向该单位的上级单位提出建议或者通报情况,通过上级单位来促使其实施。

二、检察建议的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检察建议具有法律依据的概括性、法律地位的从属性、法律关系的协商性、法律效力的弱势性,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建议的法律适用往往遭遇尴尬的局面,诸如其自身的原因如适用缺少法律依据、适用范围不明确、制作不规范、内容空泛,缺少监督落实机制等原因,使得检察建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却并不理想,笔者认为,具体有如下几点:

(一)缺少法律依据。至今还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检察建议权,也没有对其适用范围、程序和保障等相关问题做出规定。这种立法缺位的后果就直接导致了检察建议缺乏法定性、职权性、程序性、约束性等法律属性的特征,不能与检察机关依法实施的其他法律监督行为相提并论,所以收到检察建议的单位就可以将其置之不理,实践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倡导检察建议具有合法地位的人认为,其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但从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把其作为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有点牵强附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三十 1 三条第二项对提出检察建议成绩明显给予奖励的规定,结合其他条款来看,只能认为是鼓励积极提出检察建议,并不能得出检察建议具有法律依据的结论。

(二)多头制发,管理混乱。检察建议书虽然都是以检察院的名义都外,但在制作过程中都是由各业务部门具体负责,一般是由案件承办人或内勤撰写,部门负责人审批,然后由分管检察长审签,院里不实行集中管理和留底存档,编号也是由各业务部门独立编号并随案件入卷归档,导致检察建议的制发和回复情况院里很难全部掌握,管理上较为混乱,查找也不方便。平时由于各业务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沟通,检察建议内容相互不了解,有时出现不同部门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因同一案件、同一问题往同一个单位发检察建议的情况,影响了检察建议的严肃性。

(三)缺乏分析,建议简单,质量不高。从我院目前制发的检察建议书来看,全部是针对具体个案而发,类案监督少,内容千篇一律。发现的问题和原因大多显而易见和比较直观,缺乏对犯罪原因和问题的深层次分析,缺少在个案的基础上总结分析某一行业部门存在的潜在性问题,难以从专业性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多凭想象和大概来阐述,建议简单,针对性、系统性不强,改进措施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如在多份检察建议书都发现有“发现你单位**制度不健全,监管不严,有关人员法制观念不强,建议你单位加以改进”等字样。实践中,业务部门大多为了考核需要制发检察建议书,考评计分的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多、考评不计分的部门制发少,而考核上都是以制发份数和收到回复数计分,导致有些业务部门只追求数量而不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建议的质量和效果。

(四)缺乏跟踪督促机制,效果不尽人意。业务部门大多为了考核需要制发检察建议书,发出后只要有“回复”就行了,至于被建议单位是否真的进行整改,检察人员也就不怎么关注了,检察院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检察建议跟踪督促制度。而被建议单位对于检察建议书,也存在一定的应付思想,可能认为是检察院故意“找茬”、“小题大做”,“建议”不具有“强制性”等原因,通常是让办公室的人写一篇回复交差了事,很少有认真思考,找出问题,进行整改的。当然有些问题涉及面较广,整改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整改到位的。实践中很多检察人员抱有一种“多栽花少栽刺”的心理去发检察建议的,因此大多检察建议书都是建议有关单位建章立制,加强管理,预防犯罪,很少有向有关机关提出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党纪、政纪责任的。这也大大影响了检察建议书的使用范围和权威性的发挥。

(五)在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的考核中,往往只以是否有收文单位的书面回复作为主要标准,而收文单位具体落实情况往往不重视。因此,承办人普遍抱有见到回复就大功告成的想法,很少有在收到回复后还去开展跟踪回访,了解收文单位的真实整改情况,从而导致部分检察建议事实上“石沉大海”,没能达到制发检察建议的初衷。

三、完善检察建议制度的对策

为推进检察建议向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法律化方向迈进,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一)统一认识,推进立法。对检察实践中有关检察建议的好经验和做法,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在全国人大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时,提出增加规定检察建议的立法建议,使之法律化,从基本法律制度上保障其具有约束力。对检察建议进行立法完善之前,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各部委进行协商,联合发布在各自部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检察建议的适用原则、范围和效力等做出明确规定,以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减少检察建议在实践中遇到的阻力。

(二)端正思想,规范管理。检察机关、检察人员、社会各界各部门都应当充分认清检察建议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认识、工作安排、精力投入等方面摆正位置。同时应从检察建议的各个环节抓起,加强检察建议制作的规范化,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六条至第十条对检察建议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应该严格按照规定的内容,积极贯彻落实。第一,明确检察建议发送的效力级别。通常由同级人 2 民检察院向被建议单位发送检察建议,下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与被建议单位同级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发送检察建议,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下级单位发送检察建议,也可以指令与被建议单位同级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发送检察建议。第二,明确检察建议的发送主体。检察建议要以检察院的名义统一制作和发布,不能以院内设部门的名义制作和发布。因为检察院是独立的权力主体,有对外行文的资格,内设部门只是检察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权力主体,没有对外行文的资格。第三,明确检察建议制作的审批程序。应当由办案人员起草检察建议书,部门领导召集本部门人员讨论定稿,送分管检察长审定,以检察院的名义发布。第四,完善检察建议的内容。检察建议的内容是衡量检察建议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质量高的检察建议,应具备意思表达清楚、措施有针对性、方案有可行性的特征。最后,建立检察建议备案登记制度。各人民检察院要建立专门的检察建议文书登记备案记录簿,由全院统一分类、编号,详细记载检察建议的拟稿人、拟稿部门、被建议单位、建议的内容,发出时间以及建议的落实情况等等。

(三)强化监管,注重监督。从全局性工作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各级检察院应落实办公室或预防处室等综合部门经常性地检查内部各职能部门开展检察建议的情况,及时通报;二是在坚持回访考察的同时,选好蹲点部门,抓好示范典型,及时总结经验,以利面上推广;三是强化宣传鼓动,及时表彰工作先进,鞭策后进,逐步实现工作齐头并进;四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工作趋向。具体操作层面上,比较好的做法是建立检察建议回复制度。检察建议书要明确被建议单位落实或者提出异议的具体期限。被建议单位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应当按照要求进行改正,并将改正情况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反馈给检察机关。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的内容提出异议的,应将不采纳检察建议决定,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回复检察机关。此外,还应该建立检察建议的撤销、变更制度。发出检察建议的本院检察长或上级检察院发现检察建议的内容、形式、程序等不符合规定的,应予以撤销。被建议单位有异议的,检察机关应重新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应予撤销。检察建议部分内容不当,但不影响建议效果的,应及时向被建议单位说明变更。

(四)改进考核,平衡发展。完善的激励机制是保证工作质量的不竭动力。要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提高检察干警对检察建议的重视程度,必须将检察建议纳入检察业务目标管理考评的范围。同时,要摒弃将检察建议的数量作为考核唯一标准的做法,要综合案件社会影响、检察建议质量、被建议单位采纳程度、社会评价等因素综合考评。为使检察建议不断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各级检察机关应扩大检察建议在内设各职能部门的考核面,使相关部门都行动起来;二是增大考核分值比例,也可将建议情况纳入加分范畴灵活处置;三是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纳入部门领导和一般干警个人业绩评定事项,寻求检察建议在检察机关内部的平衡发展;四是将检察建议情况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并考核,提升被建议单位的重视度,为主动查找问题与漏洞铺平道路。

篇6：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任志锋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推行的量刑建议则是发挥其诉讼监督职能的主要方式，对于规范法院量刑，提高量刑透明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将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检察机关公诉人员的执法理念、程序意识、执法能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试以量刑建议权的概念、法律依据、现实意义为基点，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存在的问题的问题为切入点，对如何提高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的效力结合专家和学者的观点，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期为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诉讼监督职能拓宽思路。

论文关键词 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 公诉权

一、量刑建议权的概念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是国际司法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都存在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事实。量刑建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向法院提出意见的诉讼活动，因此量刑建议权是指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反映等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具体意见的检察权，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属于司法请求权中的刑罚请求权。

二、量刑建议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提高案件质量

收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后，应当对判决、裁定是否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以及量刑理由、依据进行审查，如果法院判决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出入较大，法院说明的理由不能成立，量刑确有错误时，符合抗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提高了抗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办案质量。

（二）有利于强化量刑透明度，提高诉讼效率

由法官在控辩双方就量刑意见辩论后形成内心确信，作出量刑裁判，在判决书中对是否采纳各方意见的依据和理由进行说明和阐述，使被告人明了法院的量刑，减少滥用上诉、申诉权，也使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畸轻畸重行使抗诉权更具针对性，提高诉讼效益。

（三）有助提高司法机关执法水平，进一步落实三项重点工作

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实质上是在现行刑事审判程序中明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环节，是我国重要的司法改革成果，通过规范的量刑程序，将对量刑事实的调查和对具体量刑的论证更加突出地置于诉讼程序中，这是公诉工作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人要牢固树立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与程序公正相统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的执法理念，进一步提升公诉队伍素质；通过严格的程序设置，同时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通过清晰明了的制度设计和落实，是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更有助于公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三、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权威的量刑建议制度规定和统一具体的实施细则

量刑建议权虽已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被学术界和实务界所认可，但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致使实践中遭遇制度障碍；同时因缺乏指导量刑建议运行的统一具体规则，造成适用中的混乱。其中在学术界、实务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性质及适用。有学者认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不是司法解释，仅是人民法院的内部指导性文件，仅对法院系统内部量刑有约束力，不对外产生约束力，故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不需要参照。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大多囿于法院系统的规范性文件，依照法院系统的量刑指导意见确定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片面追求与法院量刑的一致性，使审判监督权不能充分发挥。若不参照执行，又面临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与法院审判有较大偏差时无应对措施的尴尬局面，庭审中更容易出现被动局面，长此下去，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会随之降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二）量刑建议工作缺乏相关制度措施予以保障

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没有保障，缺乏相关的判决说理制度。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够充分，使得量刑建议的提出经常受到突袭证据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量刑建议与抗诉之间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实践中，法院判决的宣告刑基本上都在法定刑的范围之内，并未超出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很难以判决“畸轻畸重”为理由进行抗诉。因为缺乏法定的说理制度，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不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不予说明论理；因缺乏量刑建议制度和抗诉制度的衔接机制，在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法院量刑虽符合法定量刑范围，但量刑确有较大偏差的案件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故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针对量刑行使抗诉权缺少法定的抗诉规格。

（三）量刑情节的检法认定标准不统一

从审查案件的角度看，检察机关更重视主观情节，法院更重视客观情节。如检察机关对与财产犯罪中的犯罪数额以行为时的数额为准，尽量要求行为人对犯罪总额负责，但法院重视退赃数额，可能根据犯罪人的辩解缩减犯罪数额，这也会导致检法量刑的差异；对关键量刑情节的掌控标准看，对于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检察机关把握相对严格，而法院掌握标准则过于宽泛，检法两家对关键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直接导致双方量刑的不统一。检察机关重视量刑建议和量刑平衡，而法院重定罪，轻量刑，有时可能遗漏某些量刑情节，出现量刑失衡；检法两家的量刑就出现差异。需要相关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的标准更加明晰、统一。

四、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统一干警思想认识，适应新形势下公诉工作的新要求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正确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变陈旧观念，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社会主义刑事执法理念，切实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切实将量刑与定罪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深入调研，不断积累经验，借鉴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在量刑建议试点中形成的“回头看”机制。同时结合办案工作实际，归纳总结量刑建议的指导经验。通过召开对具体案件量刑建议的分析会，主诉检察官会议等不同方式，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公诉办案人员掌握科学量刑建议方法，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刑事办案质量。并结合以往的判例，对多发性、常见性的案件分析总结，提高对类罪量刑情节、量刑幅度的整体把握，对特殊量刑情节的分析和研判。

（二）完善量刑建议法律的规范体系

综合学界和实务界的观点，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应积极商讨，达成共识，形成规范性意见，对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运行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详细规定，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工作实施办法，围绕公诉案件量刑建议的试行范围，对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幅度及审批程序等具体问题规范、完善。为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还要建立、健全检察官量刑建议权行使的监督制度，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笔者赞同根据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议事制度以及近年来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建立“分级决定”的量刑建议决定程序。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内部审批程序的设置：一是主诉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主诉检察官在授权范围内享有起诉权，故包含了对其办理案件的提出量刑建议这一内容。二是重大复杂案件，适用减轻、免除处罚的案件以及非主诉检察官办理的案件设置相对严格的审批程序；三是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以及建议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批机制。

（三）加强量刑监督机制的衔接

探索构建量刑监督工作机制，将量刑监督由个案监督转为个案监督和宏观监督相结合。针对个案监督而言，人民法院发文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时一般均应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进行说明，并在判决书中予以记载。”，但如何有效实施，需要完善实践中的落实机制。有学者主张建立量刑建议采纳与否说明制度。法庭无论是否采纳，均应在判决书中阐明公诉人所提出的具体量刑建议，并阐述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如果量刑建议不应被采纳，可以明晓量刑建议错误所在，有利于总结经验，提高量刑建议水平。如果量刑建议应当采纳而不被采纳，法院判决结果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相差较大，且法院未说明理由和依据的，应当要求法院说明理由。如果理由不成立，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这样可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通过二审予以纠正。同时，公诉案件承办人在审查判决书时，要对个案判决书量刑是否适当作出说明。对于与量刑建议有较大差距的判决，则在作出说明的同时，提出是否提请抗诉的意见和理由。

综上，我国已具备从法律层面规制量刑建议权的法理和实践依据，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建立完善的量刑建议制度势必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注入新的活力，规范量刑建议程序，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审判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不断规范法院审判活动，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引下，促进量刑公开，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正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