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再审检察建议

第一篇：浅析再审检察建议

浅析检察建议的法律适用

时间：2011-11-30 作者：朱常春

来源：正义网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非讼监督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检察建议可以看成是检察机关向社会其他单位、部门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该“产品”为社会有关部门、单位所需要,可以通过体制、机制、制度、管理等方面引起一定的变化,起到改进方式方法、预防腐败和职务犯罪的作用。

一、检察建议的法律适用方式

检察建议一般分为口头和书面建议两种,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根据我院近年来的实践,其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部门、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或者不落实疏于防范,需要消除安全隐患的;

(2)部门、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财务物资管理混乱,漏洞较多,需要加强管理的;

(3)人民内部纠纷突出,调解疏导不力,矛盾激化,可能出现严重后果,需要及时疏导,做好工作的;

(4)部门、单位法制教育薄弱,所属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违法违纪情况比较严重,需要及时纠正,加强法制教育的;

(5)对于不构成犯罪,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需要建议主管部门给予党纪政纪等处理的;

(6)其他需要提出检察建议的。

检察建议发挥作用须经过一个从检察向行政、管理的转化过程。检察建议由检察机关向受建议单位提出,必须在建议单位与被建议单位之间发生转化之后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并产生一定的效果。检察建议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从检察向行政、向管理转化的过程,需要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该过程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正向的转化过程,即检察机关向受建议单位提出建议,受建议单位采纳和实施检察建议。同时存在一个反向的过程,即反馈:受建议单位向建议单位反馈对检察建议的意见。这两个过程是动态的互动关系,当互动达到一定的平衡,建议转化结束。检察建议的效果可以直接体现出其价值。检察建议也可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如果是检察建议本身的问题,应由建议单位重新修正。如果受建议单位因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无正当理由不予采纳,可以向该单位的上级单位提出建议或者通报情况,通过上级单位来促使其实施。

二、检察建议的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检察建议具有法律依据的概括性、法律地位的从属性、法律关系的协商性、法律效力的弱势性,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建议的法律适用往往遭遇尴尬的局面,诸如其自身的原因如适用缺少法律依据、适用范围不明确、制作不规范、内容空泛,缺少监督落实机制等原因,使得检察建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却并不理想,笔者认为,具体有如下几点:

(一)缺少法律依据 。至今还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检察建议权,也没有对其适用范围、程序和保障等相关问题做出规定。这种立法缺位的后果就直接导致了检察建议缺乏法定性、职权性、程序性、约束性等法律属性的特征,不能与检察机关依法实施的其他法律监督行为相提并论,所以收到检察建议的单位就可以将其置之不理,实践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倡导检察建议具有合法地位的人认为,其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但从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把其作为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有点牵强附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三十 1 三条第二项对提出检察建议成绩明显给予奖励的规定,结合其他条款来看,只能认为是鼓励积极提出检察建议,并不能得出检察建议具有法律依据的结论。

(二)多头制发,管理混乱。检察建议书虽然都是以检察院的名义都外,但在制作过程中都是由各业务部门具体负责,一般是由案件承办人或内勤撰写,部门负责人审批,然后由分管检察长审签,院里不实行集中管理和留底存档,编号也是由各业务部门独立编号并随案件入卷归档,导致检察建议的制发和回复情况院里很难全部掌握,管理上较为混乱,查找也不方便。平时由于各业务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沟通,检察建议内容相互不了解,有时出现不同部门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因同一案件、同一问题往同一个单位发检察建议的情况,影响了检察建议的严肃性。

(三)缺乏分析,建议简单,质量不高。从我院目前制发的检察建议书来看,全部是针对具体个案而发,类案监督少,内容千篇一律。发现的问题和原因大多显而易见和比较直观,缺乏对犯罪原因和问题的深层次分析,缺少在个案的基础上总结分析某一行业部门存在的潜在性问题,难以从专业性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多凭想象和大概来阐述,建议简单,针对性、系统性不强,改进措施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如在多份检察建议书都发现有“发现你单位**制度不健全,监管不严,有关人员法制观念不强,建议你单位加以改进”等字样。实践中,业务部门大多为了考核需要制发检察建议书,考评计分的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多、考评不计分的部门制发少,而考核上都是以制发份数和收到回复数计分,导致有些业务部门只追求数量而不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建议的质量和效果。

(四)缺乏跟踪督促机制,效果不尽人意。业务部门大多为了考核需要制发检察建议书,发出后只要有“回复”就行了,至于被建议单位是否真的进行整改,检察人员也就不怎么关注了,检察院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检察建议跟踪督促制度。而被建议单位对于检察建议书,也存在一定的应付思想,可能认为是检察院故意“找茬”、“小题大做”,“建议”不具有“强制性”等原因,通常是让办公室的人写一篇回复交差了事,很少有认真思考,找出问题,进行整改的。当然有些问题涉及面较广,整改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整改到位的。实践中很多检察人员抱有一种“多栽花少栽刺”的心理去发检察建议的,因此大多检察建议书都是建议有关单位建章立制,加强管理,预防犯罪,很少有向有关机关提出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党纪、政纪责任的。这也大大影响了检察建议书的使用范围和权威性的发挥。

(五)在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的考核中,往往只以是否有收文单位的书面回复作为主要标准,而收文单位具体落实情况往往不重视。因此,承办人普遍抱有见到回复就大功告成的想法,很少有在收到回复后还去开展跟踪回访,了解收文单位的真实整改情况,从而导致部分检察建议事实上“石沉大海”,没能达到制发检察建议的初衷。

三、完善检察建议制度的对策

为推进检察建议向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法律化方向迈进,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一)统一认识,推进立法 。对检察实践中有关检察建议的好经验和做法,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在全国人大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时,提出增加规定检察建议的立法建议,使之法律化,从基本法律制度上保障其具有约束力。对检察建议进行立法完善之前,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各部委进行协商,联合发布在各自部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检察建议的适用原则、范围和效力等做出明确规定,以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减少检察建议在实践中遇到的阻力。

(二)端正思想,规范管理 。检察机关、检察人员、社会各界各部门都应当充分认清检察建议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认识、工作安排、精力投入等方面摆正位置。同时应从检察建议的各个环节抓起,加强检察建议制作的规范化,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六条至第十条对检察建议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应该严格按照规定的内容,积极贯彻落实。第一,明确检察建议发送的效力级别。通常由同级人 2 民检察院向被建议单位发送检察建议,下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与被建议单位同级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发送检察建议,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下级单位发送检察建议,也可以指令与被建议单位同级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发送检察建议。第二,明确检察建议的发送主体。检察建议要以检察院的名义统一制作和发布,不能以院内设部门的名义制作和发布。因为检察院是独立的权力主体,有对外行文的资格,内设部门只是检察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权力主体,没有对外行文的资格。第三,明确检察建议制作的审批程序。应当由办案人员起草检察建议书,部门领导召集本部门人员讨论定稿,送分管检察长审定,以检察院的名义发布。第四,完善检察建议的内容。检察建议的内容是衡量检察建议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质量高的检察建议,应具备意思表达清楚、措施有针对性、方案有可行性的特征。最后,建立检察建议备案登记制度。各人民检察院要建立专门的检察建议文书登记备案记录簿,由全院统一分类、编号,详细记载检察建议的拟稿人、拟稿部门、被建议单位、建议的内容,发出时间以及建议的落实情况等等。

(三)强化监管,注重监督 。从全局性工作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各级检察院应落实办公室或预防处室等综合部门经常性地检查内部各职能部门开展检察建议的情况,及时通报;二是在坚持回访考察的同时,选好蹲点部门,抓好示范典型,及时总结经验,以利面上推广;三是强化宣传鼓动,及时表彰工作先进,鞭策后进,逐步实现工作齐头并进;四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工作趋向。具体操作层面上,比较好的做法是建立检察建议回复制度。检察建议书要明确被建议单位落实或者提出异议的具体期限。被建议单位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应当按照要求进行改正,并将改正情况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反馈给检察机关。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的内容提出异议的,应将不采纳检察建议决定,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回复检察机关。此外,还应该建立检察建议的撤销、变更制度。发出检察建议的本院检察长或上级检察院发现检察建议的内容、形式、程序等不符合规定的,应予以撤销。被建议单位有异议的,检察机关应重新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应予撤销。检察建议部分内容不当,但不影响建议效果的,应及时向被建议单位说明变更。

(四)改进考核,平衡发展 。完善的激励机制是保证工作质量的不竭动力。要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提高检察干警对检察建议的重视程度,必须将检察建议纳入检察业务目标管理考评的范围。同时,要摒弃将检察建议的数量作为考核唯一标准的做法,要综合案件社会影响、检察建议质量、被建议单位采纳程度、社会评价等因素综合考评。为使检察建议不断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各级检察机关应扩大检察建议在内设各职能部门的考核面,使相关部门都行动起来;二是增大考核分值比例,也可将建议情况纳入加分范畴灵活处置;三是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纳入部门领导和一般干警个人业绩评定事项,寻求检察建议在检察机关内部的平衡发展;四是将检察建议情况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并考核,提升被建议单位的重视度,为主动查找问题与漏洞铺平道路。

(作者单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检察院)

第二篇：浅析基层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经过积极的探索与总结，使得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基层检察机关在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中仍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从制度上、规范上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重视对量刑事实的调查，尽早建立规范具体的量刑标准，与法院一同建立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说理机制，才能充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量刑建议 量刑情节 量刑标准

2010年10月1日，“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被确定下来。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工作对于制约法院量刑裁量权，保障司法公正，加强法律监督，提高诉讼效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量刑建议工作推行时间不长，检察机关在实施量刑建议工作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为例，从其量刑建议工作实施的基本情况入手，对基层检察院在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以期寻求进一步完善量刑建议工作的方法与路径。

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基本情况

2009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关于推广量刑建议改革的意见》，结合具体工作经验及工作实际制定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实行量刑建议工作细则(试行)》，对实行量刑建议的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至此，该院量刑建议制度正式建立。

随着量刑建议司法实践的逐渐展开，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正式实施，该院也结合自身情况对相关工作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制作了量刑建议书模板，统一了量刑建议书的格式，使量刑建议工作进一步完善。

由于该院规范了量刑建议书的提出程序及具体内容，将量刑说理纳入量刑建议书中，承办人在制作量刑建议书时需要将认定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具体影响写入，并进行释法说理，对于承办人提出的每份量刑建议，都需要报处长及主管检察长进行双重审批，因此发出的量刑建议质量较高。自全面开始实施量刑建议工作以来，该院针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涉及的十五类常见罪名，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在提起公诉时一并发出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率高达80%以上，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凸现出一些问题，需引起重视。

二、 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 侦查机关不重视收集证明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准确量刑的基础是对涉及量刑情节的事实有全面而充分的掌握。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侦查机关往往注重调查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案件事实，而

忽略了调查影响量刑情节的各种事实，同时侦查机关多注重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罪重的证据，而忽视了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从轻减轻情节的证据材料。如在张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与被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侦查机关未将该和解协议调取，导致移送审查起诉的卷宗材料中没有证明此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侦查机关对涉及量刑情节的证据调取不积极、不主动，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依据不足，从而影响量刑建议的质量。

(二)量刑幅度过于宽泛、量刑标准难以把握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虽然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十五种罪名的量刑作出了相应的操作规定，但其规定的量刑情节幅度过于宽泛，在确定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和根据量刑情节确定从轻、从重、减轻、减重的幅度三个环节都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而量刑情节本身内涵复杂、多样、不易把握，当一个案件中有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如何确定各种量刑情节的幅度，如何确定各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影响，往往只能依靠经验和个人意识，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可能导致相似案件却得出完全不一样的量刑结果。例如某人犯故意伤害罪，持凶器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系累犯，有自首情节，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按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来对此案件进行量刑，则最低可量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最高则可量有期徒刑六年，面对如此大的差别，如何适当的量刑，只能靠公诉人依据经验去判断，这就给量刑建议的准确率打了折扣。

这种过于宽泛的规定，还容易导致在刑罚种类的选择上出现偏差，特别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关于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选择上。以盗窃罪为例，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可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有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三种，至于如何选择，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目前实践中，基本依靠审判人员的经验来判断，这就使得这类案件的量刑建议具有不确定性。如本院办理的两起犯罪情节相当的扒窃案件，因为法院审判人员不同，就做出了拘役四个月和有期徒刑六个月两种判决，这无疑给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工作造成了困扰。

(三)检法在量刑情节的认定及量刑幅度的选择上存在分歧

首先，对于被告人是否具有某些量刑情节，检察机关与法院尚存在分歧。例如刑法修正案

(八)中新增加的如实供述情节，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必须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供述始终稳定一致，才能认定为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如实供述。因为法律之所以对具有如实供述情节的被告人从轻处理，主要是因为如果被告人从一开始就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使案件更加容易侦破，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也体现了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而目前法院对此情节的认定却比较宽泛，凡是被告人有过有罪供述，并且当庭承认犯罪事实的，都认定为如实供述。这种分歧使得检法两家对被告人是否具有某种量刑情节都存在争议，严重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

其次，对量刑情节“从轻”、“减轻”的适用存在分歧。“从轻”和“减轻”在表述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对于被告人量刑的影响却大不相同。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对被告人适用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而减轻处罚，则意味着可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适用刑罚。目前，检法两家对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常常认识不同，这也导致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能被法院很好地采纳。

再次，量刑情节增减基准刑幅度的适用存在分歧。在《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中规定了增加、减少基准刑的幅度，如累犯情节，《指导意见》规定应当增加基准刑10%-40%，但如何判断这个幅度却缺乏具体的标准，在具体适用时，就可能出现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中提出增加了10%，而法院则认为需增加40%，这种分歧就可能会导致量刑建议与实际刑罚的不符。

(四)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在实践中，法院不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检察机关对此能够采取的监督制约手段却十分有限。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只有量刑畸轻畸重的，检察机关才能进行抗诉。实践中满足这样条件的案件少之又少，检察机关很难以判决“畸轻畸重”为理由进行抗诉。

对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法院判决量刑偏轻偏重情况，目前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般只能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对一段时间内的同类罪名的刑罚适用不统一情况进行总结后，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或公函，建议法院注意并纠正。由于这种建议和公函缺乏一定的强制力，法院是否回复、纠正，检察机关无从监督，并且即使法院回复表示接受，但是此时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对实际已经发生的个案已经无法产生影响。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有关量刑情节事实的调查

针对侦查机关对量刑事实的调查不重视，有时可能会调查不全面，甚至有所遗漏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起诉案件时，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或走访调查等方式对可能会影响被告人量刑情节的一切事实进行审查、调查，必要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确保所有关于量刑的事实都被查清。在调查有关量刑情节的事实时，要注意不光对法定量刑情节，也应当对可能影响量刑的酌定量刑情节进行调查核实。

同时，要积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方式对侦查机关未能全面收集、调查证据的行为进行监督，切实改变目前侦查机关重定罪事实调查、轻量刑事实调查的状况。

(二)建立量刑数据库，细化量刑指导

只有遵循科学并切实可行的量刑建议标准，检察机关才能根据量刑情节准确、客观地提出量刑建议。制定量刑建议标准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建立量刑数据库。故可通过对本地区近年刑事案件法院判决的量刑情况进行统计，形成量刑数据库，对各个罪名的量刑情况分别进行总结，统一认定量刑情节的标准，对各种情况下各种量刑情节对法院量刑的影响幅度进行分析，将可能影响量刑的情况细致分类列明，确定各种量刑情节在各种情况下分别增减的幅度，形成可供参考的比较具体可行标准规定。

为保证更加准确地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并有效地对法院的量刑工作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所遵从的量刑建议标准应当是一致的 ，因此，检察机关在制定细化的量刑标准时，应与本辖区对应的法院进行深入的交流，就量刑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分歧进行研究商讨，达成统一的认识，以便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以后的工作中共同遵守，也便于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工作的监督。

(三)健全法院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工作的保障机制

为更好地对法院判决的量刑情况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可与对应法院协商并签署相关文件，要求法官在庭审中给予公诉人充分发表量刑建议的机会，并在判决书中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及辩护人被告人提出的量刑意见作出采纳与不采纳的回应，加强判决书中的量刑说理。这种说理应当包括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是否采纳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量刑意见及其理由;法院的量刑理由和法律依据等 。

特别是在法官不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时，更应当详细说明不采纳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以便检察机关在充分了解法院判决量刑的理由和依据的基础上，对量刑建议的准确性进行考量，如果确属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存有问题的，应引起重视，及时加以总结、予以备案;如果参照法院判决关于量刑的理由，仍很难得到判决确定的宣告刑，发现判决量刑确属畸轻畸重的，应当依法提起抗诉程序予以纠正;若属于判决量刑不当，但未达到抗诉标准的，则可以个案形式或类案形式向法院提出相应的检察建议予以纠正。 建立不采纳量刑建议说理机制，能够让法院在判决时对检察机关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充分地予以重视，防止法官无视量刑建议，滥用自由裁量权，使得量刑建议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审判监督作用，保证司法公正并增强审判机关在量刑问题上的公信力。

第三篇：基层检察院出席民行抗诉案件再审法庭四忌

民事诉讼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提请上级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照法律规定，基层检察院进行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的程序是受理不服基层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申诉后，经审查将符合抗诉条件的向市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市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向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抗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进入再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相当多的民行抗诉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原审基层法院进行再审，相应的出席再审法庭的职责也由市级人民检察院指派基层检察院的民行检察人员履行，出现了由市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由基层人民检察院出席再审的现象。长期以来，一些基层人民检察院对出席民行抗诉案件再审法庭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提请抗诉，只要市检察院采纳了提请抗诉意见就算完成了监督的任务，出席再审法庭是额外的工作，与自己的职责无关，加上法律对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没有详尽的规定，导致了基层检察院对出席再审法庭不重视，甚至出现了敷衍的态度。实际上出席再审法庭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民行抗诉监督的沿续，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行审判监督的严肃性，做好这项工作对确保审判公正维护法律正确实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基层检察院应当重视出席再审法庭，做好准备工作，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切实注意做到“四忌”。

一忌流于形式。出席民行抗诉案件再审法庭最重要的是出庭，一些基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此极不重视，出现了法院和检察院相互签收对方的出庭通知书就完事的现象，更有甚者有的检察院将空白出庭通知书放在法院相关庭室让法院自行填写。有的基层检察院即使出席了再审法庭，也有不注重仪表、不遵守庭审纪律等极其随便的现象。基层检察院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应当在法律规定期间内收到法院的出庭通知书，与法院审监部门联系，安排合适的位置，送达相应的文书，到出庭时，应着检察制服，在指定的坐位就坐，遵守庭审纪律，保持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的严肃性，切忌将此项工作流于形式。

二忌充当代理人。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法律赋于的职责，与代理人有本质的区别，有的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为了增加改判率，不自觉的充当了申诉人的代理人的角色，在庭审中对申诉人发言进行补充，甚至与被申诉人一方进行激烈的辩论，这些做法严重背离了法律的规定，给检察监督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基层检察院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应当严格保持中立态度，只对法律和事实负责，绝不界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争论。

三忌忘记履行职责。基层检察院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的职责是对庭审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在庭审程序中不仅要宣读抗诉书，还要密切关注庭审的合法性，在庭审结束时，发表出庭意见，不仅要表明对庭审的监督意见，还要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简明扼要的阐述对抗诉案件的看法，力争说服审判人员采纳抗诉意见。所以在庭审过程中，一些检察人员宣读完抗诉书后就不见踪影等庭审结束时再公式般的发表意见的做法是极不符合职责要求的。

四忌干预审判权。审判活动只能由人民法院进行，人民检察院只能对此进行监督，而不能代行审判，即使在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时，出庭检察员的身份也只是监督者，而不是裁判者，而且依照法律规定，这种监督是事后监督。一些基层检察院在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时，错误定位自己的角色，把监督审判变成了干预审判，在庭审过程中，直接指挥审判程序，或者当场对不合法的程序进行纠正。这些做法都是违反有关规定的，检察院出席民行抗诉再审法庭，对不合法的程序纠正的正确做法应当是在庭审结束后，向法院发检察建议书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式监督法院改正。

第四篇：新民诉法对再审工作的影响及建议

《人民法院报》2012年11月14日 孟祥刚

新民事诉讼法将对民事审判各项工作带来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就新民事诉讼法对再审制度带来的影响进行探析。

申请再审案件的管辖问题

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07年民事诉讼法将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有利于改变当事人向不同级别法院重复申请的现象，防止上下级法院之间对于申请再审案件相互推诿。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上级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当事人申请再审成本增加等问题。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部分案件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对人民法院民事再审工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1)有利于民事再审审查工作的开展。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全国四级法院均有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任务，这样避免了过去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主要集中在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民事再审审查任务分布不均衡问题，有利于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工作指导，从而提高民事再审审查工作的质量。(2)有利于合理配置审判资源。一部分申请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进行受理和审查，各中级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案件有所增加，基层法院也会承担少量的申请再审审查任务，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审判监督部门要相应进行人员充实和调整。当然，对于“当事人人数众多”和“当事人双方均为公民”的案件范围把握尚缺乏司法实践经验积累，具体应如何把握其范围，亦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另外，司法解释也需要尽快明确四级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的职责分工，避免上下级法院互相推诿，给当事人造成诉累。

申请再审的判决裁定范围问题

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在理论和实务上，关于可以再审的生效裁判范围存在较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条从文义解释而言，应当理解为对所有的生效判决、裁定都应允许申请再审，不应当有任何限制，否则就有违法之嫌。另一种观点认为，并非所有生效判决、裁定均可以申请再审：(1)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而不是赋予申请再审程序解决。(2)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3)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本次立法修改删除了管辖权异议再审事由。管辖权异议裁定是在审理程序中解决管辖权问题的裁定，不具有终结审理程序的效力，且对于该类裁定允许上诉，已经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救济，不宜再允许当事人就管辖权异议裁定申请再审。

本次立法修改后，人民法院应如何把握和界定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判范围，有待于最高法院尽快予以明确。

“五费一金”再审不中止执行问题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

在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中，对于影响当事人生计、涉及生命健康的案件，作出可以不中止执行的规定，有利于保障相对弱势的申请执行人的基本权益，有利于财产查封措施的连续性。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大多处于弱势地位，是在生活面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申请执行的，如等到法院再审结案后再由被告给付金钱或物品，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同时，规定通过列举的方式，限定“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对于法官裁量权作了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因“五费一金”中止执行而导致当事人上访的案件占申请再审信访案件的一大部分，对此类案件不中止执行，有利于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也大大减少信访案件的发生。而对于法官本身来说，“可以”意味着：是否中止执行依然需要依据案件实际情况而定，民事再审审查法官的责任将大大地增加，这对法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在再审审查时更加注重对案件的整体把握，更加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举证时限制度对民事再审程序的影响问题

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次在立法上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对我国民事诉讼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民事再审审查也要与该条规定的立法宗旨统一起来，在

一、二审中已经失权的证据，在申请再审审查时失权效果持续，作为对当事人不遵守法定期限的处罚，也作为对诉讼效率性和时间经济性的保障。在再审审查阶段，人民法院要正确定位再审阶段出现的新证据，严格新证据的标准。

举证时限对再审当事人的影响不仅在于证据失权，还在于诉讼费用的支出。虽然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但是在再审中，如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支付因提供新的证据而导致此次再审的差旅费、误工、诉讼等必要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如果对方当事人提供反驳该新证据，还可以就证人出庭的费用要求对方当事人支付。而这一切的费用之所以要加在提供新的证据的当事人一方，是因为其提供的新证据，动摇了原生效裁判的法律效力，与最后再审裁判的结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申请再审与检察监督的协调问题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新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法院纠错在先、检察抗诉在后的模式，可以有效改变启动再审渠道欠规范，导致多头申请再审、多头处理的局面。实践中，要严格贯彻执行该规定;当事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尚未审查完毕的案件，均不符合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条件，对检察机关的此类检察建议和抗诉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要严格贯彻执行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调解书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不足的是，这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期限和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程序，对于检察院如何行使检察建议权和抗诉权没有明确规定。上述问题，有待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沟通协调，出台实施意见。

(作者单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第五篇：检察建议回复

市人民检察院：

贵院于2016年3月25日下发到我局的《检察建议书》收悉。我局高度重视，针对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及整改建议进行研究和分析，并结合我局实际，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现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组织传达检察建议，系统分析存在问题

自接到贵院检察建议书，我局立即组织召开会议，传达检察建议内容，并结合我局实际情况以及近年来发生在海洋与渔业领域系列腐败案件，就我局及下属单位在行政管理、监督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立足自己岗位，结合自身工作，查摆自身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让全体干部职工以实事求是的作风正视问题，使全体干部职工深入清楚认识到保持廉洁自律是保护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二、完善行政审批工作流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针对海洋与渔业监管领域存在的骗取柴油补贴、贩卖渔网工具指标、违规执法、违规办理业务问题，我局对现有行政审批工作流程进行梳理，对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和廉政要求，修改和完善了一些行政审批制度。同时将柴油补贴、渔业保险渔船更新改造、渔船报废拆解、涉海涉渔项目工程列入廉政防范重点，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切实解决政策缺陷、制度漏洞、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三、完善监管制约制度，建立权力监管制约机制 一是在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上，建立健全了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财务制度、请假制度和用车制度，特别在执行“三重一大”和民主集中制会议中邀请纪检监察部门同志参加。

二是结合岗位工作，深入查找岗位廉政风险点。 三是积极落实正风行动，向“庸懒散贪”亮剑。在治理“庸懒散贪”专项行动中，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问责办法，结合我局当前实际情况，现已初步形成治理“庸懒散贪”的问责机制，将“庸懒散软”表现形式所引发的“失职、渎职”行为消除在萌芽阶段。

四是充分发挥媒体监督作用，加大公众监督力度。 在此，感谢贵院在建议书中提出的良好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在现有相关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完善;并在检查机关的监督、指导下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大力度，杜绝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