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上诉状

刑事诉讼上诉状（精选8篇）

篇1：刑事诉讼上诉状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上诉人（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或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刑事公诉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者不列被上诉人）：

_______________上诉人因_________一案，不服_________人民法院_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字第_____号刑事判决（或裁定），现提出上诉，刑事上诉状刑事诉讼文书，范文《刑事上诉状刑事诉讼文书》。

上诉请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人民法院

上诉人：

代书人：

年 月 日

篇2：刑事诉讼上诉状

上诉人：沙某，男，汉族，1994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市，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因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小店刑初字第6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减轻对上诉人的处罚。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量刑没有综合考虑全案案情

4月22日14时30分许，上诉人沙某并不认识受害人，也与其没有任何矛盾，是在第一被告的指示下，殴打了受害人李治国，但是，随后就被受害人李治国纠集多名人员殴打至轻伤。上诉人认为不能将双方的互殴行为割裂开，对于本案件的审理，应当将双方的互殴行为综合考量来审理本案件。

上诉人殴打受害人确实不对，但是，李治国纠集多人，使用凶器对被告人殴打更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也应当减轻上诉人的责任，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丝毫体现。

二、一审判决没有体现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宗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十一条规定：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篇3：刑事诉讼上诉状

上诉起源于西方近代刑事诉讼的上诉不加刑, 是为了保障人权而诞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前, 西方一直是一审终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 社会刑事案件增多, 继续坚持“一事不再理”必然损害资产阶级极力推崇的人权保障至上理念, 因此必须对“一事不再理”原则有所突破, 设立上诉制度予以救济。但这种救济程序必然破坏法律的稳定性, 并可能剥夺被告人因“一事不再理”原则而获得的既得利益, 为了调和上诉制度带来的法律的稳定性和真实性的冲突和摩擦, 上诉不加刑制度即应运而生, 并在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得到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古老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已近二百年,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该原则才有几十年的历史。我国古代就有上诉制度, 但一直没有上诉不加刑原则, 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 国家立法机关在1963年《刑事诉讼法 (初稿) 》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刑事诉讼法, 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许多反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要求的新内容, 其中包括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正式确立为上诉程序的一项诉讼原则。

二、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及其弊端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明确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 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 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 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由于此规定过于抽象、原则, 不够具体, 缺乏可操作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解释》) 第257条对这一原则进一步作出了具体解释。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90条和刑事诉讼法解释第257条, 2008年5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8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第二审判决改变第一审判决认定罪名后等否加重附加刑的批复》再次对上诉不加刑进行了明确规定。

我国相关法律对上诉不加刑作了全面系统的解释,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解释》第257条第1款第5项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 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 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 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 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它一方面在明确设立了上诉不加刑, 另一方面又借发回重申或再审进行的变相加刑。这两种变相加刑, 虽然从表面上看, 由于它们并没有在二审的过程中直接加重上诉的刑罚而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 但是实质上都是二审为了实现加刑的目的而迂回周转产生的。其结果不仅使被告人在基于对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信赖而无所担忧的提起上诉后实际遭受了重罚, 而且也确实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上诉不加刑的原则的立法承诺。这一结果自然与刑事诉讼法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初衷相违背, 对上诉人更为不利, 可能会增加讼累、转嫁过错责任, 有损司法声誉。

三、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建议

首先, 被告人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而检察机关未抗诉或自诉人未上诉的案件, 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刑罚;上诉后发回重审的, 重审判决不得重于原审判决。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目的, 是为了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和获得对被告人有利的结果。刑事诉讼法设置上诉审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救济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特设原则, 如果不能保护被告人的利益, 则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 在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 (或自诉人未上诉) 的案件中, 上诉不加刑原则应自然延伸到发回重审的过程之中, 这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全面认识和进一步深化, 体现了法的基本精神, 也与立法者设立此原则的初衷相一致。

其次, 取消以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由于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因此, 探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现有的证据去再现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或案件发生的过程。但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审判人员判别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想要完整地再现所有案件的客观事实是不切实际的。依据现代证明责任的规则, 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时, 法院应依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 而无权对此拒绝审判。诉讼活动不是一个认知过程, 而应是一个证明过程。因此, 从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 二审法院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 应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或者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直接作出无罪判决。

最后, 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除非结果对被告人有利。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第5项规定, 笔者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予以明确否定。人民法院为了追求实体公正, 体现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 就可以绕过上诉不加刑原则, 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这不符合国际通行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也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

摘要：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通用的原则, 对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 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任何制度都是有利弊之分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也不例外。本文将着重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利弊之分, 并提出改进的意见, 使其加以完善。

篇4：刑事诉讼上诉状

所谓诉讼请求,是指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要求法院解决的某个具体问题(具体纠纷)。可以这样说,诉讼请求如同在走路之前先确定到达的目的地,如果目的地确定错了,随后与此有关的一切努力则都是无用功,即使在中途发现错误后纠正,也要事倍功半。

诉讼请求的选择要考虑是否有法律根据

只凭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理而并不清楚自己的这一请求是否有法律根据,即贸然提出诉讼请求,其结果只能是以官司的败诉而告终。如报纸上刊登过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在2006年10月与赵某订立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王某以15万元的价格买下赵某的一套房屋,并约定在王某交付房款取得房屋后,赵某在一个月内办理好房屋产权证和土地证过户手续。在王某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取得房屋后一个月内,赵某办好了房屋产权证却未办土地证,赵某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不办。在这种情况下,王某将赵某告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购房款和利息并赔偿因被告的这一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办理土地证为合同生效条件,办理土地证只能认定是合同约定的随附义务,而随附义务不履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而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败诉后的王某在明白人的提醒下,以解除与赵某的房屋买卖合同,要求退还购房款和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为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这次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同样的事实仅仅因为诉讼请求不同,结果便迥然不同。因为合同有效,你要法院确认无效就没有法律根据:而要求解除合同则有法律根据,自然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类似的情况还有:男女青年恋爱分手后,一方向另一方讨要青春损失费的:患者听信了包治某病的医疗广告后前去治疗,因治疗未达到广告宣传的效果,以医疗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等等。因为青春损失费并不是法律所确认的损失:而包治某病属于医疗合同的内容(未治好是违约行为),在不能证明医方在具体治疗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医疗常规的情况下,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诉讼请求是选择侵权还是违约至关重要

有时原告既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也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但原告在没有认真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和具体事实的情况下,想当然地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还是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吧:中央电视台在2005年11月26日的《今日说法》节目中播出这样一个案例:杭州一女乘客晶晶在乘坐出租车时,因车费问题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杀死。勾海峰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晶晶的父亲以出租车的车主倪德华侵权为由诉讼到杭州市人民法院,要求车主赔偿损失66万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晶晶父亲的诉讼请求。节目主持人撒贝宁引用法律专家的话说:“如果原告不是以侵权为由,而是以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被告违约为由提起诉讼,向被告提出赔偿,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主持人撒贝宁所说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原告如果以被告违反运输合同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的话,就可以要求雇佣出租车司机的车主进行赔偿,因为车主显然是运输合同的一方(车主雇佣驾驶员勾海峰)并且车主也是有赔偿能力的。但原告却错误地选择了侵权的诉讼请求,因为该案的侵权行为人已经构成了犯罪,犯罪行为显然不能认为是属于职务行为,只能是犯罪人本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其犯罪行为和雇佣其开车的车主没有关系;而本案的被告人因犯罪已经被法院判处了死刑,又没有赔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要求车主赔偿的诉讼请求自然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了。

法官点评: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时,一方当事人违约同时又违法,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受害人都会面临选择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的问题,这就要学会如何选择有法律根据、有证据支持等请求,以最终使被损害的权利得以补偿。

诉讼请求的选择要考虑证据证明的难易程度、胜诉后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等因素

如果有多种诉讼请求可供选择,就要考虑自己在证据方面是否能予以充分的证明,因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再好的诉讼请求你证明不了都无济于事;在可选择的诉讼请求都可以胜诉的情况下,则要考虑胜诉后其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等等。举一个自己经办过的案件:青年农民李某(男,24岁)到某医院开设的特色门诊治疗痤疮,该医院的广告承诺:治疗两个疗程(一个月)后,60%的人可治愈,40%的人会明显好转,如果没有明显好转则退还医疗费及往返交通费。李某在该门诊部治疗两个疗程后,其病症不仅没有明显的好转,而且脸上的痤疮比以前还多了,并有痛痒的感觉(以前没有)。李某找到医院负责人要求其履行承诺,即退还李某已支付的医疗费及往返交通费。医院则认为李某的情况属于特异体质所致,只同意半价再给李某治疗两个疗程。根据李某提供的案件情况,我向他指出,本案可以提起违约诉讼,也可以提起侵权之诉,提起侵权之诉时才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提起侵权之诉,我方证据不足,对方恐怕也能够证明自己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或者病情没有好转与其治疗没有因果关系,这样,我方就得不到任何赔偿;而如果提起违约之诉,我方则可以证明对方有违约行为,有把握要求对方要承担违约责任,即履行承诺。原告听从了我的意见,向被告医院提起了违约之诉,结果在法庭调解之下,最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对方当庭返还了1200元医疗费。

有时在两个以上的诉讼请求中都有证据证明,也就是说其诉讼请求都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时要考虑哪一项请求更有把握实现或者说更容易实现一些。例如,居民王某家住二楼,一楼是商业用房,房主将该房租给一李姓个体户开饭店用,李某制作了一个大牌匾安装在饭店门厅的上方,挡住了王某家窗户的一半,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王某因此曾多次找市容管理部门,市容管理部门不但未予解决,最后还给李某颁发了悬挂牌匾的合法手续。作者在对此案进行分析后向王某指出,本案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如果选择行政诉讼,最终解决还要靠行政机关(王某说李某在市容管理部门有关系),解决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麻烦,要慢一些。最后,王某听从了作者的建议,选择通过民事诉讼来实现其权利,法院以相邻权案件立案后,判决被告李某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排除妨碍一拆除遮挡王某窗户的牌匾。判决书生效的第五天,李某就自行拆除了遮挡王某窗户的牌匾。

法官点评: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不但取决于法院能否判决自己胜诉,还取决于被告方是否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诚意等因素,这都是在诉讼请求选择中应当考虑的。

在诉讼请求中提出的赔偿数额要适当

在赔偿数额的请求中,尤其是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中,请求人往往以为精神损害没有具体数额上的限制,就尽量多写一些,总以为是多多益善。根据作者多年办理法律实务的体会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不仅不利于诉讼请求的顺利实现,反而会带来不利后果:一是要多交诉讼费用,二是可能引起法官和对方的反感,给人以“狮子大开口”、甚至无理取闹的印象。就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来说,正确的做法是比通常应当得到的数额略高一点,以利于在调解中进行适当的让步。

总之,诉讼请求是民事诉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是原告处分权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法院只能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既不能遗漏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既是一个写作诉状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在认真分析和把握争议的法律关系、能收集到的证据和对方当事人赔偿能力等基础上,审慎地作出选择。

篇5：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不服金牛区人民法院金牛刑初字第×××号判决书,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依法成立犯罪中止。

那种案件中只要存在被害人反抗而犯罪又没有完成的情形都应认定为犯罪未遂的观点是错误的。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中止,关键要看上诉人是否主动放弃了犯罪。根据相关规定和基本法理,即便存在被害人反抗,但这种反抗客观上并不足以阻止上诉人的犯罪行为或者上诉人主观上不认为被害人可以阻止其行为,上诉人此时若放弃其行为,则应成立犯罪中止而非犯罪未遂。本案中,尽管被害人有反抗行为,但这些反抗客观上不足以阻止上诉人继续其行为,而上诉人主观上也没有认识到被害人的反抗可以阻止其行为,上诉人是在认识到被害人“很生气”了之后,自动放弃了犯罪,这些事实体现了上诉人放弃犯罪的自动性,上诉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

1、客观上,案发当时(二人滚落床下后)被害人手持小刀的行为不足以迫使上诉人停止其行为,之后上诉人返回房屋也放弃了继续犯罪的机会。被害人的陈述(证据卷第27页)显示,二人滚落到床下后,被害人拿了一把刀往上诉人手背上插,见上诉人没有放手,才又使劲在上诉人手背上插,上诉人可能是感觉痛了就放开了抱被害人的手,之后上诉人离开。被害人所持小刀未作为证据呈堂,结合被害人是从自己床头桌临时拿到的小刀,这种小刀很可能仅是女性闺房常备的化妆用的修眉刀之类的小刀。被害人的这种反抗显然具有试探性,其反抗的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而对于该行为上诉人供述为“当时她(被害人)用刀尖放在我手背上”(见上诉人第五次供述)。两相映照,可见被害人即便是手持小刀却根本没有伤害乃至刺痛上诉人。一个情绪激动的青年男子,会因为被害人将一把小刀放在手背上而中止其正在实施的强奸行为吗?需要强调的是上诉人系刚退役不久的军人,身体素质一贯良好(有部队嘉奖为证),上诉人推倒被害人等行为体现的二人力量的对比,二人当时近距离接触的事实,上诉人此时夺刀反制,进而继续其之前的行为倒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加之上诉人的供述没有一次提及因为被害人手持小刀而害怕,因此不敢继续了。这些相互印证的证据显示,被害人虽然手握小刀,但该小刀不具有现实的危险性,客观上不足以迫使上诉人停止其行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审的庭审中上诉人供述还补充了离开房屋后的一个情节：上诉人主动离开了房间后旋即拿回来了之前被害人主动借给他的MP5要还给被害人,而此时被害人没有收回自己的MP5而是回答说“你拿去用嘛”。上诉人返回房间时事实上第二次具备了继续犯罪的条件,且条件更为优越(被害人手中已经没有小刀),但上诉人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该事实的存在在客观上可以进一步旁证上诉人当时已经自动放弃了犯罪。

2、本案属于激情型犯罪,事发之初,上诉人是基于主观误认而对被害人实施搂抱、强吻等行为,上诉人是在认识到被害人“很生气了”以后,自动中止了之前的行为。

首先,本案属于激情型犯罪,事发之初,上诉人是基于对被害人同意的主观误认而对被害人实施搂抱、强吻等行为的,这与此后来意识清醒放弃犯罪一脉相承。案发之前,上诉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是比较良好的,不然被害人不会主动借MP5给上诉人,案发时被害人也不会为了保全上诉人的面子而放弃呼救,上诉人也多次供述(证据卷第17页、21页)被害人平时对他比较好,上诉人甚至认为被害人喜欢他,两人间有暧昧关系(证据卷第4页、第17页)。在庭审中上诉人还补充了其间二人对话的情节：在被害人松开他的下唇后,上诉人曾问被害人是不是喜欢他,不然为什么平时对他这么好。被害人回答说她对谁都这样好,不然可以去问旁人。这些事实都表明在事发之初上诉人是基于被害人同意的主观认识而行为的,只是“在亲她摸她时就控制不住了”(见证据卷第17页),这与其此后滚下床意识清醒,认识到被害人生气了从而放弃犯罪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上诉人多次供述其之所以停止行为是因为认识到被害人很生气了。上诉人行为停止时的主观状态是：“我看她当时很生气…就离开了”( 证据卷第17页)、“当时看她确实生气加上又在反抗我就没有了”(证据卷第17页)、“我当时看她很生气就离开了”( 证据卷第22页)。

再次,上诉人伸手主动让被害人伤害的情节再次证明上诉人中止的自动性。在庭审中,上诉人还供述在滚落床下二人分开后,上诉人主动把一只手伸过去并对被害人说“你剁几下吧”。被害人遂伸出小刀放在上诉人手背。上诉人的这个行为一方面印证了前述的被害人的小刀根本不对其构成任何威胁,客观上不能阻止上诉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表明上诉人当时已经中止犯罪,并且已经在寻求被害人的谅解。

二、上诉人在一审的庭审供述显示,侦查部门的笔录存在不尽不实的问题,另一方面,被害人作为本案唯一的现场证人,却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在这些基本证据存在诸多错漏的情况下径直支持检方的全部指控,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

“重调查,不亲信口供”是基本的刑事政策,口供是在侦查过程中形成的,其必须经过开庭调查、质证方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上诉人关于其误认为被害人喜欢他的对话在笔录中没有体现,上诉人关于伸手让被害人剁的对话笔录中没有体现,上诉人关于事后回到被害人房间返还MP5的情节笔录中没有体现,而这三个事实对于认定案发时上诉人的主观状态和案发现场的客观情状具有关键性意义,一审判决对这些事实没有作任何实质性回应。另一方面,被害人作为本案唯一的现场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仅凭侦查机关提供的一份被害人陈述的笔录便认定了全部事实。这让人不禁要问,既然上诉人的笔录中都能有那么多错漏,被害人的笔录就一定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刑诉法明文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质询,本案被害人有什么理由不出庭作证?更何况,被害人还是本案唯一的现场证人?!

三、上诉人中止犯罪后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依法应当免予处罚。并且,上诉人年纪较轻,一贯表现良好,本次涉罪系初犯,认罪和悔罪态度好,实亦有可原宥之处,法庭应当对上诉人免予刑事处罚。

据上诉人供述,其是误认为被害人喜欢她,最初心态是想占被害人的便宜,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在与被害人发生直接的身体接触时丧失了自控能力(见证据卷第4页“只是男女之间有些暧昧关系”、第16页“我心里就想占她的便宜”、第17页“她平时对我也好,我误认为她喜欢我”、“我在亲她摸她时就控制不住了”等)。这属于典型的激情犯罪,上诉人主观恶性不大,年少而缺少自制力是实施犯罪的重要原因。上诉人五次供述,对于涉嫌的主要犯罪事实均如实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中止,且其行为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被害人身体上甚至没有任何一处轻微伤,财产损失则更无从说起),依法应当免予处罚。上诉人辍学后从军期间一贯表现良好,曾多次获得嘉奖,退役后涉世时间不长,本次涉罪系初犯,认罪和悔罪态度好,实有可原宥之处,上诉人重返社会后也不具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常言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建议法庭综合考虑以上情节,依法判处上诉人免予刑事处罚。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行为依法成立犯罪中止,且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依法应当免予处罚,一审程序中关键证人未出庭作证,诸多关键事实未予认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上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就上诉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重新作出认定,纠正一审法院的程序违法行为,对该案依法予以改判。

此致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CT

篇6：刑事申诉状-刑事申诉状

原一审案号：(1996)深中法刑二初字第xx号

原二审案号：(1996)粤高法刑终字第xxxx号

申诉人因抢劫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粤高法刑终字第xxxx号刑事判决提出申诉。

申诉人认为：原判存在事实认定、诉讼程序及适用法律等方面错误，导致量刑过重，申诉人申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纠正错误判决。

申诉事实与理由：

一、事实认定方面：申诉人具有立功情节，但判决书未予以认定。

两审《提审笔录》均记载申诉人提出的带深圳东州派出所公安人员抓获李海全(当时冒名李海勇)的立功情节。申诉人当时认识李海全的舅舅，知道他常到舅舅处，就带公安人员到其舅舅处抓他，并告知公安人员李海勇是他弟弟的名字，李海全才是他的真名。但两审判决书对此均未提及，更没有认定申诉人具有立功情节。

依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4月17日，法释【1998】8号)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这一量刑斟酌情节若得以认定，对申诉人的量刑是意义重大的。

二、诉讼程序方面：二审法院没有依法为申诉人指定辩护人。

本案二审虽然没有开庭审理，但依据二审判决书所载：“本院......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律师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申诉人一、二审均没有委托辩护人，没有律师的辩护意见，申诉人无法依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据此，二审法院没有为申诉人指定辩护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了对案件的正确裁判。

本案中，同案李光华、韩劲松均供述申诉人是“组织、提议者”，一审庭审中两人聘请的律师(两辩护人向燕、沈远贵均为四川省万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亦将罪责推到申诉人头上，使申诉人的下列申辩苍白无力：

1依据二审判决书，李光华“检举他人犯罪线索，经一审法院查证不属实”。可见李光华为减轻刑罚，不惜诬告他人，自然也会因此诬告别人是主犯;

2韩劲松因私藏赃物曾被申诉人警告，因而怀恨在心，不排除其诬陷申诉人的可能;

3申诉人仅参与一次抢劫，且是初犯，很难使人相信申诉人是“组织、提议者”。

三、法律适用方面：

1、二审判决适用了《刑法》第十二条，但得出了错误的法律适用结果。

《刑法》第十二条的中心涵义是“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1997年12月31日，法释【1997】12号)第三条规定：“1997年10月1日以后审理1997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刑法规定的定罪处刑标准、法定刑与修订前刑法相同的，应当适用修订前的刑法。”二审判决据此得出适用1979年刑法的.结论。

虽然《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法定刑与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的法定刑一样，但二审判决却忽略了两部刑法关于主犯的定罪处刑标准不同。1979年《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主犯，除本法分则已有规定的以外，应当从重处罚。”因而二审判决在对申诉人的判决理由中称：“虽然只抢劫一次，但其在抢劫中系组织、提议者，应从重判处无期徒刑”。而1997年《刑法》“应当从重处罚”属于法定量刑情节，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规定的34种“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均不包括主犯，只在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因此，二审法院适用1979年刑法是错误的，应适用1997年新刑法。

2、依据1997年《刑法》，二审判决对申诉人的量刑明显畸重。

1按1997年《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在二审判决书认为申诉人为主犯的前提下，申诉人也仅“数额巨大”这一情节符合“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法定刑量刑情节之第四项之后选择项。

依据一、二审判决书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申诉人在一些案犯已作过案之后加入，是初犯，不可能是共同犯罪的组织者，申诉人也未伤害过事主，申诉人实际上也没有分得与“组织、提议者”身份相称的赃款。除去同案韩劲松私藏的价值25000元人民币的劳力士手表一块，申诉人参与的一次共同作案赃款总值只有22259元人民币(47259元-25000元=22259元)。

2二审判决书对申诉人量刑斟酌情节的表述前后矛盾。判决书前称申诉人“虽然只抢劫一次，但其在抢劫中系组织、提议者，应从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称“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除上诉人程德俊、李光华、韩小文和原审被告人李海全之外，对其余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犯抢劫罪可从轻处罚”，但判决书最终判处申诉人无期徒刑，绝不是从轻处罚，而是从重处罚。

篇7：抢劫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因抢劫罪一案，不服xx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xx)锦江刑初字第833号《刑事判决书》，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无罪或以故意伤害罪(未遂)进行处罚或发回重审。

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伙同他人是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上诉人确有伙同他人对受害人进行“教训”、“收拾”，但黎xx和何xx临起犯意进行抢劫，超出了上诉人授意去“教训”、“收拾”的主观故意。

A、上诉人只存在伤害赵xx的故意，其春熙路公安人员对其询问上诉人想怎么报复赵xx时：上诉人则说想找人吓唬吓唬他，打他几耳光，不准她跟其他人耍朋友之类的，可以说是有伤害的故意，而且自己书写的材料中也证实这一点。

B、上诉人并没有分得赃物，一审法院认定xxx分得了赃物证据不足，xxx分得了什么赃物?xxx在材料里说的很清楚什么都没有要，黎xx和何xx总共抢得现金才100多元，事后上诉人分别给黎xx和何xx各分300元(是自己的钱)作为他们帮忙报复的辛苦费，和赵xx耍朋友期间几个月时间就用了几万块钱，当时上诉人根本不缺钱，更不可能为财物为目的找几个朋友去对受害人进行抢劫，一审法院不能仅凭有利害关系的黎xx这一孤证认定上诉人分赃。

C、当事后得知被邀约的黎xx、何xx抢劫了受害人并捆绑了受害人赵xx时，上诉人还因此责怪黎xx和何xx，说道并没有要求去抢劫(自己书写材料)，并积极给受害人的朋友打电话要求解救。

故在上诉人以语言明确授意黎xx和何xx对感情外移的赵xx进行“教训”、“报复”，只是对其进行故意伤害，但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伙同黎xx和何xx买刀、指定犯罪场和抢劫的实际发生(超出上诉人犯意)，便倒推认定上诉人有抢劫的直接故意，其逻辑矛盾。

2、公诉机关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和黎xx、何xx有抢劫赵xx的合意

A、上诉人和黎xx说法相互矛盾，上诉人在xx县公安人员问到即证据目录5第5页第4行：上诉人答到：“我想起是在我租房子附近的一个茶房说的，说赵xx在金帆船会所上班，我还说这个女娃娃身上有钱，你们去弄钱后你们自己得…….”;而黎xx的陈述中证据目录13第2页第12行：“然后我和何xx就到住的地方去了，回到住的地方，我给xxx打电话，xxx当时就把我们叫到附近一个茶馆看了一会我们又回到住的地方，等xxx回来后，xxx就给我和何xx说有个女的在xx金帆船会所上班的…..xxx还说那个女的在会所上班应该有钱，xxx想报复那个女的”。 因而两者说法从言语本身上不完全吻合且说法不一致，上诉人的笔录说是在茶楼说的，但是黎xx说是在住的地方说的，两者说法相互矛盾且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他们是否有协商，是否有抢劫合意的真实性，孤证不能定案。

B、黎xx说法前后矛盾,黎xx在回答公安人员询问的时候证据目录13第2页第1行“在20xx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在xx县和xxx耍(即和xxx第一次在xx县见面)，聊天的时候，xxx给我说到xx去找个女的弄点钱(肯定能意识到是抢劫)，我问他啥子事，他就说就是弄点钱，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的，也没有在意，他当时又说他和另一个人(后来参与抢劫的何xx)也说好了……”;在同样一个笔录里第5页倒数第2行问到为什么要去抢劫时，黎xx回答：“当时xxx叫我们去帮忙报复那女的，我也没有意识到是抢劫。”既然第一次见面就说去弄钱怎么可能后面还意识不到是抢劫呢?没有意识到是抢劫应该是黎xx对客观真实情况的描述，进而也说明了xxx并没有要求黎xx去xx找个女的弄钱之行为，况且xxx不可能说已经和另一个人说好了(何xx)，因为证据材料显示何xx是xxx和黎xx已经到xx后才给不在xx的何xx打电话叫来xx帮忙报复。

故黎xx说法与自己说法前后矛盾，与上诉人说法相互矛盾，是否协议去弄钱两者说法不一致(地点)，存在重大疑点争议较大，何xx又在逃，因此案件没有充分证据认定上诉人与黎xx、何xx有抢劫的合意。

3、抢劫罪的主观要件是直接故意，即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所构成的犯罪，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的危害结果持希望其发生的态度，是成立直接故意犯罪的关键，这种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的心理倾向是单向的。

犯罪皆有动机和目的，上诉人邀请朋友去教训赵xx，其动机是希望赵xx害怕武力威胁(甚至是伤害)而服软不再和别的男人暧昧，希望能回到自己的身边，这种单向的希望是上诉人的行为动力，而不是客观上有带人买刀、踩点等，结果被抢就有抢劫的直接故意，那假如黎xx和何xx对受害人强奸、绑架，那上诉人也有其强奸和绑架的直接故意吗?这无疑是主观臆断和强加，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邀约人对受害人进行“教训”是事实的不清和证据的不足的。

二、上诉人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案例第200号吴学友故意伤害案行为极为相似，吴学友终以故意伤害罪(教唆未遂)定罪处罚。

吴学友也是雇请胡xx和方彬等人携带凶器(钢管)对受害人李汉德欲进行重伤，结果二人殴打李汉德并抢劫其身上钱财580元，事后，吴学友也给二人“酬金”600元，公诉机关也以抢劫罪提起公诉，瑞昌市人民法院则认为胡某和方某的抢劫行为属于“实行过限”，结果法院以吴学友故意伤害罪(教唆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本案上诉人行为基本和上述案例一模一样，只是时间、地点、作案凶器不一样，然而一审法院则认为事情是因上诉人教唆“教训”而引起，并一起去买刀，则含沙射影的认为其教训已覆盖了“抢劫”之意，这纯属主观归罪，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之行为应参照吴学友案，虽然我国不是判例国家，但被最高人民法院收集的案例应作为其判案指导。

三、黎xx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言词证据证明力极弱，可信度很低，应出庭作证。

1、黎xx说法与上诉人受害人说法不一致，但又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其供述可信度较低。是否授意去抢劫问题，谁提出买刀，是否参与分赃，上诉人说这全是诬陷，两人说法相互矛盾，且系孤证，不能认定案件事实。

2、在陈述抢劫的过程中与受害人所说也并不一致。黎xx为推卸责任，减轻自己罪行，说到绑受害人是何xx(证据目录12第4页倒数第7行)，但是受害人赵xx陈述是黎xx捆绑自己和刘军的(证据目录17第2页倒数第5行)，因而黎xx为减轻自己罪责诬陷何xx，说法证明力极弱。

则以上可以看出黎xx为求自保和轻判，有诬陷上诉人和何xx之嫌，其供述可信度较低，因而其供述相互矛盾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事实不清，但又是一审定案的关键性证据，依据《xx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第27条之规定，黎xx应出庭作证。

总之：本案已经定性为重大刑事案件，更应该慎重待之，每个人都痛恨犯罪，但法院也应该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上诉人只有伤害的故意，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有抢劫的合意，且说法存在重大疑点，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也依据《证据意见》第32、34、35条的规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作出无罪判决或以故意伤害罪(未遂)进行判处，特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二零xx年十二月六日

篇8：刑事诉讼上诉状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对刑事案件的审理方式作出的修改, 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 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 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 (二) 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上诉案件、 (三) 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四) 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本文所讨论的刑事普通上诉案件, 主要针对第一种情况, 即, 人民检察院未提出抗诉的非死刑上诉案件。此类案件开庭审理的前提必须是被告人、自诉人及法定代理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的异议足以达到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程度。

自新《刑事诉讼法》对于二审审理方式作出修改以来, 二审开庭审理的比例虽然有显著增加, 但总体仍然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因为新增的二审开庭案件中, 很大一部分是新刑诉法规定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 即死刑案件和抗诉案件, 普通上诉案件的开庭率依然偏低。一方面是由于实践中认定是否足以“影响定罪量刑”主体为人民法院, 导致很多案件虽然自诉人、被告人对证据和事实提出了异议, 但并不足以达到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度。我们认为, 刑事案件的二审, 开庭应当是原则, 不开庭是例外, 而事实恰好却相反, 然而从长期的司法实践来看, 上诉案件不开庭审理是普遍现象, 除死刑二审案件外, 其余上诉案件开庭比例都很低, 基本上呈现以不开庭为原则、以开庭审理为例外的现象。 (1) 与开庭比例相当高的民事诉讼相比, 事关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刑事诉讼, 应当保持更高的开庭率。

二、完善二审审理方式的新思路

(一) 明确223条第一款规定的含义

关于新刑诉法的第223条, 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相比, 第一稿多出“人民法院认为”这几个字, 将判断是否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主体限定为人民法院。后来一些学者提出异议, 认为这样的规定会导致人民法院在决定二审是否开庭方面主观性太强, 缺乏对当事人诉权的应有尊重, 之后的版本便据此作出相应调整。但修改后的223条在语言表述上显得更加客观, 意在将正式稿与初稿中所规定的二审开庭决定权主体区分开来, 但语言表达上模糊不清, 在法院是否具有二审开庭裁量权问题上既不肯定、又不否定, 导致各地做法不规范。虽然说决定二审是否开庭的主体———人民法院亦是二审判决作出的主体, 但笔者认为不开庭审理所作出的裁判与开庭作出的裁判意义是不同的, 因为与后者相比, 前者缺少了检察机关的监督、缺少了对案件证据的质证、缺少了控辩双方的辩论, 缺少了对案件争议焦点的重新思考。假如对于当事人在事实、证据上的异议, 二审法院动辄认为“不影响定罪量刑”, 当事人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在审判方式的问题上, 二审法院的“裁判权”对于当事人的“诉权”缺乏应有尊重。 (2) 虽然说是否开庭并不当然影响实体正义, 但程序正义也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之一, 不能一味的追求诉讼效率而忽略程序正义。

如果将223条理解为被告人、自诉人提出的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 则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大量的上诉案件要开庭审理, 甚至一些被告人、自诉人会为了争取开庭的机会“滥用上诉权”, 提出缺乏依据的上诉理由。实际上二审刑案全部开庭既不现实也不必要, 对一些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被告人提出的异议明显不能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 以及进行形式审查就能决定发回重审的上诉案件, 不开庭审理不会影响二审程序功能的发挥。对此, 在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情况下, 法院内部可以制定一些具体地实施细则, 可以根据案件类型和特点, 也可以根据具体上诉的理由, 列举出应当开庭审理, 或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条件, 这样能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二审法院在案件是否开庭问题上的主观随意性。

(二) 明确“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

223条规定的三种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情形在所有刑事案件当中仍然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比例。实践中仍然会遇到一些需要开庭审理的特殊情况, 如果不加以细化, 二审人民法院仍旧会规避开庭审理。二审不开庭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诉讼效率问题, 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就应当是那些在追求诉讼效率的过程中, 司法公正可能会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质疑的案件, 比如:

1.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案件。这样的案件二审之所以要开庭审理, 一是满足公众对案件庭审过程的好奇心, 消除法院不开庭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影响, 树立司法的权威。二是将这样的案件开庭审理, 能够更好的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和强制作用。 (3)

2.有较大影响的职务类犯罪。职务类犯罪的特殊之处在于被告人的身份, 因此这样的案件在审理中, 更应当注重程序公开, 从而维护司法的廉洁性。

3.一审裁判的明显不当、需要改判的案件。这是对犯罪嫌疑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护, 也秉承了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的价值理念, 更是对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辞原则的体现。

(三) 讯问被告人的过程应当公开

在实践中的许多案件中, 公众无法知晓是否讯问被告人以及讯问的情况。本文认为, 对决定以不开庭方式审理的二审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讯问, 应当公开讯问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员以及讯问的结果, 并且被告人有权要求辩护律师共同参加讯问, 被告人要求辩护人参加讯问的, 人民法院应当同意。

注释

1常国锋.二审开庭审理范围需要准确适用[N].三版.检察日报, 2013-1-2.

2陈瑞华.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对审判程序的改革方案[J].法学, 2011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