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介入刑事诉讼论文

2022-04-22

摘要:刑事诉讼中,律师介入刑事侦查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尽管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的改革完善力度很大,但同世界各国比较而言,我国《刑诉法》以及相关法律有关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制度仍然是不成熟、欠完善的。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权利扩展、身份定位、享有的权能等问题均有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之必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律师介入刑事诉讼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论文 篇1:

辩护律师提前介入制度刍议

摘要:《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提前至侦查阶段,这无疑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尽可能的防止侦查机关的权力滥用,但该制度实施数年来,无论是在立法方面还是在司法实践方面均存在疏漏,本文本着批判的精神,引进刑事诉权理论,分析现状不足,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实现侦查的双重目的。

关键词:刑事辩护;提前介入;批判;不足;解决

辩护制度是司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决定现行法(刑事诉讼法)生死的核心点,是预测日本刑事司法未来的关键。”因此,人们说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我国刑事诉讼法原来对辩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贯彻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改革,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从而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律师全方位、多阶段、多种形式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格局。正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的:“辩护人参与侦查程序并不会妨碍侦查,相反为了保证侦查的正确,辩护人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但若仔细研究,仍发现立法有所疏漏,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正如边沁所说:“一种制度如果不受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本着批判的精神,略抒管见,求教大方。

一、立法及现状

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实施后,在第96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与以往只在审理阶段提供辩护相比,律师介入诉讼程序的时间大大提前了。这无疑有助于促进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严格依法办案,有利于充分发挥律师的法律服务职能,并使犯罪嫌疑人增强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让犯罪嫌疑人能够及时的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诉讼权利。

但是律师如何提前介入?这就涉及到律师在介入时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对于前者,新刑事诉讼法只作了一般原则性的规定(仅有96条两款規定),而对侦查程序中,什么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申诉及如何申诉,什么情况下可以控告及如何控告均缺乏一整套明确具体的程序保障,相反,新刑事诉讼法却对后者,尤其是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实践表明,由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尚显淡薄,尤其是最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的那些公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如果公安机关不主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项权利,更不用说行使这项权利了。虽然六部委共同及分别制定的规定、规则均对侦查人员的告知义务作了进一步阐述,以敦促侦查人员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利律师帮助的权利,然而,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始终由侦查机关掌握和控制。侦查机关多以戒备心理来对待律师的介入,从消极方面做了许多限制。例如,法律援助制度不适用于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行使调查权,等等。更不用说,在实践中,经常发生侦查机关职权非法阻止或妨碍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的情况。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规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宣告性规范。

根据有关学者调研結果表明:“经过3年来的司法实践……目前反映较集中的问题是刑讯逼供现象依然存在,超期羁押问题严重和律师辩护难三大问题。而笔者认为此三大问题在侦查程序中表现尤为突出,而三者的核心在于律师辩护难,尤其是侦查阶段更是难上加难。侦查机关普遍拒绝律师的提前介入,律师会见难的问题特别突出,办案机关找出法律规定以外的种种理由不给律师安排会见,变相地剥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限制律师依法行使职责。例如:烟台市某区公安局,每年四、五百件刑事案件,律师每年被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只有十几件。

二、与国外立法及理论相比较

1990年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就明确规定:“一切个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第5条进一步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主管当局告知遇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控为有刑事罪的一切个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一名律师提供协助。”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1994年9月10日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8条也规定:“国家必须从刑事诉讼程序一开始,便保证刑事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如果被告人没有能力聘请律师,国家应让其免费享受律师的帮助。”英国《法官守则》(The Judges’Rules)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答以前必须口头告之被羁押的人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讯问法律(草案)》进一步规定:“在讯问以前必须通知犯罪嫌疑人他有权会见律师。”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s)确立了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口头告之他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如果他无钱聘请律师,将为他指定一个律师。并由此创立了一个证据规则:对于律师不在场的被告人所做的任何供述予以排除。也由此将以往的习惯法变了个样:从“被告人在侦查中有权聘请律师”变成“被告人在侦查中必有律师。”

与国际文件及有关国家法律规定做一些比较就可以发现有一些差距。比较明显的有:①按照国际通则,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具体时间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初次讯问前,而我国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具体时间是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②国际通则是侦查机关有告之犯罪嫌疑人各项权利的义务,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过于笼统。三、国际上,尤其是英美国家在侦查阶段,给贫困的犯罪嫌疑人指定律师提供服务,而我国的指定辩护却仅限于审判程序。

三、对立法与实践的理性认识

立法上,忽略了第一次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的保障,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从心理学角度来讲,犯罪嫌疑人由于刚刚被采取某种强制措施,人身受到限制,在第一次讯问时,心理上往往极其脆弱,很容易在侦查人员的诱导下,或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下做“有罪供述”。另一方面,由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要求标准的提高,而侦查水平却相对滞后,并受传统职权主义侦查观的影响,将讯问犯罪嫌疑人当作一场面对面的斗争,侦查人员急于得到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以尽快破案。两方面因素导致了第一次讯问后“有罪供述”的获得。而这以后,犯罪嫌疑人再聘请律师那只能是一种事后的救济了。而就司法实践而言,起诉和审判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侦查的结果,99%以上的有罪判决率,事实上是靠强有力的侦查来维系的。如果单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刑事程序,侦查毫无疑问是整个程序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

虽然说第一次讯问后得到的“有罪供述”有可能是真实情况的反映,但这只是存在可能性而己。却严重损害了正当程序原则,以及作为现代法治核心的诉讼民主,诉讼公正的理念。正如以上所说:侦查程序是决定犯罪嫌疑人命运的关键。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和心理支撑十分重要。而我国不仅对该阶段律师作用做出了种种不利的限制规定,而且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次讯问过程设为盲点,将犯罪嫌疑人置于单独面对拥有强大侦查权的侦查机关,没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只能依靠自己进行自我辩护。且不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必然导致这种软弱无力的自我防御在强大的侦查权面前变得有很大局限性。使得第一次讯问完全变成了侦查人员单方面的追诉活动。犯罪嫌疑人几乎沦为诉讼客体,其程序主体性得不到保障,人格自治也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了。

立法将律师介入提前至侦查阶段,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并制约了侦查权力的滥用,反映了我国侦查立法正由“追诉主义”向“对抗主义”发展,但同时立法上将第一次讯问时的律师帮助权视之无睹,与原旨不符,也使该次修改的目的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

四、保证刑事诉权的实质平等性

刑事诉权,是指犯罪行为发生时,国家法律赋予社会成员或公益代表(公诉机关)请求审判机关通过审判方式处罚犯罪和保护合法权益的权利。

刑事诉权不仅是赋予公诉机关或自诉人的请求权,应是法律赋予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权利。而与争议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是享有诉权的根本依据;如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社会主体便失去了请求司法保护的前提。從诉讼法律关系的角度看,被告人是同争议的权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之一,需要承担诉讼结果。一般说来,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必须享有诉权,才能以其为手段反映自己的实体要求和主张,使诉讼结果对自己有利。由此,不难看出,被告人作为诉讼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自然拥有诉权。而作为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拥有诉权,在理论界仍存在争议。笔者个人认为侦查是整个刑事诉讼中的第一道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开始,理应作为诉权的一部分。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预备阶段,是国家根据法律对存在犯罪嫌疑的个人或单位行使追诉权的一种体现。侦查从立案开始,由国家专门机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探究嫌疑人的罪证,是诉讼程序的前延。国家刑事诉权是强有力的,而犯罪嫌疑人在此阶段往往被采取了强制措施,根据诉权实质平等原则,对于处于弱势的一方,应赋予其更多更有效的权利,以保证双方平等对抗,故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也是不容置疑并被立法认可的法律制度之一。第一次讯问是犯罪嫌疑人被强制采取的讯问,在强大的侦查追诉机关重压之下,犯罪嫌疑人没有力量与之抗衡,保护自己合法的权利,其诉权就不可能得以实现,这样显失公平的诉权就无法保证诉讼的正义性。

国家立法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应当充分保障个人利益,作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被迫诉的对象,即便遵纪守法、循规蹈矩,也可能被错误或合理的怀疑为嫌疑人,此时,侦查的相关措施就必然会施加在其身上,如无完整合理的保护,其正当就会受到侵犯。如孙长永教授指出:“一个政府怎样对待它的嫌疑人,就必然会怎么样对待其他国民,也可以说,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政府与个人之间法律上与现实中的关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延伸和具体表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共利益并不比保护私人权利更重要,立法絕不能为实现保护公共利益之目的,而放任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五、对完善立法的思考

鉴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所谓的现存的三大问题,归根结底仍在律师辩护难,尤其是提前介入难的问题。保证律师提前介入的辩护权,不仅应从制度、意识、宣传等方面入手,更应从法律本身加强完善。“徒法不能自行,但无法却万万不行”。故建议应从立法方面完善律师提前介入制度,从而至少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对自己享有权利的知晓,保证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等权利的实现,从而很大程度上防止刑诉逼供及超期羁押等问题的发生。因此,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相关规定应改为“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前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被立即告知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虽然只是增加几个文字,但实际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第一次讯问中,增加了律师参与的可能性,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能自始至终得到有效保护,监督侦查权的运用防止侦查权力滥用,使“平等对抗”原则在侦查程序中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使犯罪嫌疑人及时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改变在押犯罪嫌疑人对律师提前介入制度知之甚少的现况,保证实质权利的实现,减少因恐惧、懊恼、愤怒、沮丧、绝望等情绪,受侦查人员威胁、利诱而做出的“有罪供述”的机会,同时也能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

第三,侦查人员的告知义务,应在实际保护中加以落实。这一点可以效仿“米兰达规则”,制定法律文书,在侦查人员履行完法定告知义务后,由犯罪嫌疑人签字或盖章,否则即作为违反法定程序,口供不具备效力来处理,将“宣告性规范”变成具有实效的规范。

另外,为了使这一规定对更多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实际意义,不妨效仿日本的“值班律师”制度,在国家加大投入力度的情况下,将法律援助扩展到侦查程序中去。使我国侦查程序由职权主义追诉式逐渐走向平等对抗的诉讼模式,使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得以实现。

作者:马宁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论文 篇2: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

摘 要:刑事诉讼中,律师介入刑事侦查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尽管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的改革完善力度很大,但同世界各国比较而言,我国《刑诉法》以及相关法律有关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制度仍然是不成熟、欠完善的。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权利扩展、身份定位、享有的权能等问题均有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之必要。

关键词: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完善

1979年颁布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只有在审判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事实上,根据当时法律的规定辩护律师只是在开庭7日以前才能介入诉讼。1996年修改的《刑诉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一规定,是我国《刑诉法》在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司法制度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能不认为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从深层次上将对侦查权的约束和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提高到司法层面。相比较而言2007年颁布的新《律师法》在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起点、律师的阅卷权范围、律师会见权以及律师调查取证权等方面扩充了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制度。但现行《刑诉法》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中却没有把律师罗列进去,96条也只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能,并没有指明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82条的中诉讼参与人的哪一种?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是"律师帮助人",有学者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等,可谓是众说纷纭,侦查阶段的律师的诉讼地位的界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乎着律师承担的是何种职能。

一、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法理分析

侦查行为是侦查权运作的具体表现形式,侦查行为往往带有强制性,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进行限制,甚至予以暂时剥夺。同时由于侦查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为了保障侦查活动的效率性,侦查机关往往被赋予了较大的裁量空间,如若缺乏对侦查权的约束则有侵犯人权之虞,而程序具有"既排除决定者恣意,又保留合理的裁量余地",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保障侦查行为的实施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正义性。

(一)人权保障

辩护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被指控人辩护权的保障则是刑事程序中人权保障体系的核心和关键。权利无程序的保障必将会形同虚设,在控辩式诉讼模式下,辩护对于被告人来说,不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被告人的权益在根本上得以保障,并带动了刑事诉讼民主化、文明化的发展趋势。犯罪嫌疑人有权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源于刑事诉讼第96条的规定。之所以会规定在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是因为面对着强大的侦查机关,被指控人本身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加上惩罚犯罪作为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目的之一,要想安全得以实现,就不得不通过扩张国家权力和限制公民个人权利作为实现途径。因此,在侦查阶段就会扩充侦查手段的能力,扩展侦查手段的多样性。在我国除了逮捕需要检察院批准以外,侦查机关对其它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享有绝对的启动权,而被指控者作为个体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同时由于欠缺专业的法律知识,面对强大的侦查机关就很难寻求具体途径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谈不上与其平等对抗了。这时犯罪嫌疑人就需要寻求一个懂法的人来提供帮助来抵抗控诉的指控了,因此律师及早参与刑事诉讼中,使犯罪嫌疑人获得帮助,不仅从心理上消除很大的惶恐,而且由于律师的专业素养,可以使其有能力与侦查人员相抗争,同样也能够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行为的发生,切实保障被指控人的合法权利。

(二)控辩平等

就我国刑事诉讼控诉、辩护、审判三大基本职能而言,辩护职能是相对于控诉职能而存在的。这种理论把侦查活动视为公诉的必要准备,因而把侦查活动视为控诉职能的具体应用。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被指控人行使辩护权之时,辩护权就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只是说在每个阶段辩护权行使的方式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不能以此否认在侦查阶段律师承担的是辩护职能,因为从侦查阶段律师所享有的权能来看,律师代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职能无不是行使防御权。我们都知道控诉职能旨在指控犯罪,而相对应的辩护职能则是针对这种指控行为而提供一种防御行为,目的在于消除、否定这种指控,实现辩护权主体的利益性。因此,在我国律师介入侦查程序中担当的是辩护职能,其诉讼地位就是辩护人。当然这并不能说律师介入侦查程序担当着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就足以使控辩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控辩职能完全平衡。这种绝对的平衡是立法和实践中所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理想化的平衡达不到或者是国家出于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而不让辩护职能得以发展,这是对人权的践踏也是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的。辩护职能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控诉的滥用,但是在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所享有的权能仍然非常有限且受到多种限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

(三)有效辩护原则

针对有效辩护原则而言,具体到侦查阶段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第二,国家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聘请其自己认为能够为其提供有效辩护的合格的人为其辩护;第三,国家应当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获得辩护律师的有效帮助。

侦查阶段有效辩护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体现。首先,有效辩护是随着纠问式诉讼被废止和被告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作为一种诉讼保障机制被确立下来的。其次,真正的和有实质意义的辩护,不论对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都是不可缺少的。尤为重要的是,程序公正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实体的正当性,以程序的正当性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再次,有效的辩护可以有效减少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的运用。审前阶段相较于审判阶段而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易于受到侵犯,因此,律师的有效帮助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的行使尤为重要。

综上笔者有理由认为,我国在侦查程序中律师介入侦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承担是辩护职能,因此侦查阶段的律师的诉讼身份是也只能是辩护人了。但是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实践中的操作,律师在侦查阶段所享有的权能受到多重的限制,引起广泛的关注。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能及存在的问题

律师介入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其着眼点就在于被指控者的人权保障,但是通观现行《刑诉法》,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律师并不享有辩护人的地位。根据我国现行《刑诉法》33条的规定,显然把侦查阶段的律师排除在辩护人之外了,而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律师的辩护地位因为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立法的不完善就不给侦查阶段的律师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由于名不正言不顺,从96年《刑诉法》修改至今,律师介入侦查阶段障碍重重,一系列诉讼权利都只停留在立法层面,无法有效实行甚至是根本无法贯彻实施,"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处处难关,难以逾越;遭驱除,囚铁窗,受绑架,律师蒙难屡见不鲜"这不能不引起关注。

承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侦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一是会见权。根据《刑诉法》96条第2款的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但在实践中,律师很难见到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会设置种种障碍让其难以会见,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但何为"涉及秘密"并没有明文的规定,一般的案件也变相加以阻碍,拖延会见日期;就算是见面了,也是有很多的限制内容,限制会见的时间或谈话的内容。如果连会见权都不能保障,何谈为其提供帮助,这都是部分侦查人员的观念仍没有把犯罪嫌疑人看作是诉讼的主体,国家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仍根深蒂固所影响的。

二是讯问时律师在场权。我国现行中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没有在场权,这也是导致刑讯逼供屡见不鲜的直接原因。而且从另一层面上讲,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得到的口供稳定性很差,证据一旦被翻供,就会使控诉机关陷于被动的境地,更不利于及时收集证据和追诉犯罪。

三是律师的援助。国家有责任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现辩护权,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尤为重要,但在现行中,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很小只适用审判阶段,在侦查、起诉中都没有,这也很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四是调查取证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权调查取证;试想无证据,辩护人如何用抗辩。且在审判阶段,律师即使享有这项权利要想向证人取证,还要经证人同意,证人作证的义务,在律师取证调查时竟成为证人的权利,实属怪异。

三、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的完善建议

司法层面上规定的权利要变为诉讼参与人在实践中真正享有的权利,就必须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程序加以保障。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应有作用,从而实现立法的最初目,这不仅是侦查程序的目的所要求,也是推进抗辩式庭审的顺利进行所必需的。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明确律师的诉讼地位。为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够有效行使权利,就必须从立法上规定其辩护人的地位,而不能理论与实践中存有争议。上文已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确保会见的畅通。会见权是最基本的权利。通过会见,律师能够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以及了解到是否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害。这是律师发挥辩护职能的基础。必须强调的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侦查机关不仅应当及时安排,而且必须要废除侦查机关决定是否派员在场的规定。这一点尽管在新《律师法》中已有体现,但由于该处规定与现行《刑诉法》相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又为侦查人员阻止律师会见提供了借口,因此在《刑诉法》的再修改中,应当将《律师法》的有益规定纳入其中。

(三)扩大援助的范围。国家应扩大刑事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延伸到侦查、起诉阶段。

(四)建立程序性违法的制裁机制。为了确保立法层面的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的有效实施,要尽快建立相应的程序性违法的制裁机制,如规定无律师在场时侦查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所取得的证据无效等。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形式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2]徐美君.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2003.

[3]柯葛壮.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制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2006.

[4]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6.

[5]宋英辉.刑事诉讼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陈光中,汪海燕.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J].中国法学,2010,(1).

[7]周宗全.律师千年赋[J].中国律师,2001,(2).

作者:李武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论文 篇3:

浅析我国刑辩律师执业困境及完善措施

摘要:律师作为刑事诉讼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权利保障关系着被告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整个程序司法的公正与否。然而因为制度设计和律师自身的因素,我国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却不容乐观,需要结合司法实践,针对性的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制度,改善刑辩律师的执业困境。

关键词: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

一、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现状

在我国,刑事辩护历来被视为律师的一项高风险业务,律师的职责之一是让公民避免风险,但与民事案件不同的是,刑事案件因其对抗激烈、利益重大,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与案件相关的所有人均需要严肃的对待自己的行为,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过程中,会与公诉机关产生对立、对抗,并时刻面临受到追诉的风险,因此律师在介入案件时必须做好自我保护,否则很可能面临前有控方明枪,后有当事人暗箭的不利局面。

近几年以来,虽然刑辩律师的权利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机制仍不够健全,控方、辩方在刑诉过程中地位不对等的现象仍旧存在。律师参与刑辩比例逐年下降,执业环境恶化、控辩失衡、律师声望大损的弊端比较明显。为辩护而成为被追诉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部分律师对于刑辩避之不及。

二、律师刑事辩护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国家对刑事辩护律师的重视度尚且不够

辩护权是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拥有的,从被公安机关采取第一次强制措施起后就可以要求聘请辩护人。虽然在审查起诉阶段后,亲友及适格主体推荐的人员也可以担任辩护人,但在侦查阶段时能担任这一位置的只有律师。但在当前的刑辩环境下,我国目前的刑事案件辩护率却很低,只有不到30%。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偏强职权主义诉讼和国外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奠定的律师地位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辩护律师是诉讼中的必须品,国家甚至通过财政拨款设置公职律师,为没有经济能力的被告免费提供诉讼服务。相比国外,我国的律师行业起步较晚,只有在一些国家扶持地区或符合刑诉法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而没能力但又达不到法律援助机构设定的贫困标准的犯罪嫌疑人只能依赖于家属帮助聘请。

(二)相关法条规定模糊,罪状描述不够准确

刑辩律师执业中最严重的就是即“阅卷难,会见难,取证难”的“三难问题”,其中调查取证困难更是全国性的难题,究其原因便是刑法第306条的影响。在该法条的表述中,“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看似已经明确,但在实践中却是较模糊的概念,对于“威胁”、“引诱”等措辞的罪状描述不够精确,难免让律师担心会因为条款被滥用而被囊括进去。

律师调查取证权可以说是执业风险的雷区。根据刑诉法第37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材料和意见,但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却又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所以在现实状态下,为了切实履行辩护职责,律师在向有关机关申请调取证据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形下,有时也不得不主动去调查相关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触犯到刑事诉讼法第44条进而触犯刑法306条。

此外,我国刑法第306条,是整个分则中唯一以职业从业者作为犯罪主体的条文,该法条涉及三个罪名可以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柄利剑。虽然相比较而言公检法人员也都有可能实施甚至更有机会实施,但刑法已作规定且鉴于司法环境和司法体制的原因,辩护律师唯有谨慎再谨慎,不断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增强自我保护的智慧。

三、改善刑辩律师执业困境的措施

(一)制度方面

对比其他国家,美国是以确立不同国家机构行使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的三权分立体制来保障律师的权利和刑辩环境;而日本则是通过在刑事案件诉讼方面建立一系列符合正当程序理念的制度来使辩方有充分的武器与控方对抗。日本二战后确立了几近完全独立的司法体制,对法官的收入,职业豁免等权利有着完善的保障,内阁想要干涉司法及其困难。

对比美日两国的策略,笔者认为日本的刑诉正当程序构建更适合我国借鉴。刑诉中的正当程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由正当程序衍生出的诉讼两造平等对抗,一方居中裁断的制度,该制度反映在庭审中便是陪审团或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对抗。这里的关键是控辩必须平等,且居中裁断者必须中立,两者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制度里,律师自然有较大的空间发挥了。二是正当程序衍生的程序公开。这里的程序公开不仅仅是简单的审判对公众的公开,还包括法官和陪审团对事实评价、心证过程的公开。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正当程序的改进主要体现在改善部分审判委员会参与后导致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局面,通过公开审委会的心证,探索构建当庭裁判制度,以达到完善律师刑辩环境的目的。

(二)律师自身方面

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规范执业、遵守法律、避免激化矛盾,足以回避大多数的风险,有效的实现风险控制。

在刑事案件的受理中,律师对当事人的甄别对诉讼风险控制产生重要影响。律师最基本品质是对当事人忠诚,但是有时事人是律师的最大敌人,该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案件便是李庄案。经验证明,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陈述的案情与司法机关掌握的事实之间有很大差距,有时甚至相反。辩护律师在整个诉讼中很长时间里都看不到卷宗,甚至最终都看不到全部卷宗。可以想象,没有调查所采取的行动错误几率有多大,程度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因此对当事人的甄别可以有效规避律师的被追诉风险。

除了策略方面,律师同样也要随时代发展完善自己的基本能力,根据事实和法律,与时俱进的学习新的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熟悉立法、司法改革和学术动态,而不能在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后便在业务能力方面停滞不前。

參考文献

[1]姚新方. 刑辩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保障研究[D].甘肃政法学院,2018.

[2]周璐仪. 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困境与出路[D].华东政法大学,2014.

[3]周以婧.论程序正义视域下的中国刑辩律师困境[J].行政与法,2014(03):116-121

作者简介:

邓悦,1999年10月出生,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本科在读,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研究方向:法学;

官品霄,女,2001年1月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本科在读,河北经贸大学,研究方向:法学。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作者:邓悦 官品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