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

2024-04-23

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共6篇）

篇1：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

控告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

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范文《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

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时间、地点、侵害的客体、目的、动机、情节、手段、造成的后果等事实要素。

控告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构成的罪名和法律依据。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写明主要证据及其来源，主要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篇2：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

控告人：张××(被害人之母)，女，××年×月出生，×族。××省××市人，职员，住×市×街×号。

被控告人：李××，男，××年×月×日出生，×族，×市人。

王×，女，××年×月×日生，×族，×市人。

案由：李××故意杀人案和王×包庇罪案。

诉讼请求：××年×月×日×时许，被控告人李××在××地方干××时与蒋××、被害人发生争吵并殴斗。李××用刀砍杀被害人多处，致使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李××作案后逃至王×家，并把案情告诉了王×。王×对此不仅知情不举，而且资助李××潜逃。现李××已不知逃往何处，王×依然在单位上班。

证据及证据来源：

1.死亡证明单一份。被害人送至医院后不久死亡，医院开具了死亡证明单;

2.证人证言二份。

(1)李××同蒋××、被害人发生争吵并殴斗时，唐××在场劝解，事后他出具书面证言一份;

(2)蒋××的证言一份。

此致

××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

控告人：张××

代书人：××律师

篇3：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探讨

一、量刑说理薄弱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从近年来公开的判决书看, 让公众叫好的少, 批评的多,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量刑裁判饱受争议、社会反响巨大的典型刑事案例, 这些案例充分暴露了量刑结论武断、量刑理由缺失的问题, 让公众对量刑公正产生怀疑。在传统定罪量刑一体化程序模式下, 法庭审理重定罪问题、轻量刑问题, 重事实认定, 轻理由说明, 导致判决论证说理欠缺, 判决书只是单纯的确认量刑事实而往往不说明理由。即使有的判决书注意到量刑理由的说明, 但也存在说理不充分的问题。如仅对判决的主刑部分的理由进行阐述, 忽视对附加刑的分析论证, 在涉及刑法规定可以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案件中, 个案中为何最终选择并处罚金或选择没收财产, 以及罚金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 在许多刑事判决书中根本无法找到理由, 给人造成“罚多罚少法官一句话”的印象。又如, 在对适用缓刑的说理上, 法官往往直接以“认罪态度好, 有悔罪表现, 可以适用缓刑”作粗简的说明, 却不结合量刑证据对适用缓刑的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证明。再如, 一些法官在判决书中往往只注重对法定量刑情节进行认定和分析, 很少甚至没有对酌定量刑情节进行说明。有的判决书还存在语言使用过于感情化、援引法律不当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 使裁判文书的量刑事实和量刑结果之间缺乏法律推理, 而许多案件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疑难和热点案件, 法官在陈述判决理由时只是简单地引用法律条文, 不阐明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 令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接受。

判决书量刑不说理, 既有法官对量刑说理不重视的主观方面原因, 也有司法制度不合理阻碍量刑说理的客观方面原因。从主观方面来看, 法官更重视定罪问题。由于传统法庭审理程序将定罪与量刑“合二为一”, 法官在审判中往往“重定罪、轻量刑”, 这种错误观念在制作判决书时表现为对量刑说理阐释不充分。从客观方面来看, 影响量刑说理的制度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证据制度不完善, 这是造成法官在判决制作过程中对证据分析、论证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引入了抗辩式诉讼模式, 但对保障该程序模式有效运行的证据制度却未加以完善, 关于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未给予充分关注, 导致法官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时, 往往只是将证据简单罗列在待证事实后面, 既不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交待, 也不说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二是有些法官个人素质不高, 制约了量刑说理。制作判决书时, 要将法庭审理的结果用公众共识的话语, 并以较强的逻辑结构展现出来决非易事;而长期格式化写作的导向和习惯, 使法官满足于完备的形式而忽略判决书的内容, 使法官制作裁判时滋生不愿说理的惰性, 给提高判决书法理水平制造了障碍。三是法官不独立、判审分离也是导致量刑说理差强人意的重要原因。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法官将案件审理情况制作成审理报告, 判决结果交由庭长、院长以及审委会定夺, 而判决文书的制作却要由审判人员来完成。“如果论证的结果是如此, 但当地政府或院长要你作出另一种判决, 或是社会民情或大众传媒普遍要求法官这样判, 那么法官就不可能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论证。要对这样的判决作出某种法理上的正当性论证, 只能是自欺欺人。”[2]

二、明确量刑说理的要求

理由是判决的灵魂, 是将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联系在一起的桥梁。阐述量刑理由必须以判决认定的事实为根据, 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准绳, 为量刑裁判提供法理上和法律上的依据。量刑程序改革中, 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应当说明量刑理由。

(一) 量刑理由的合法性

司法裁判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适用法律规范来解决个案纠纷, 因此所有的判决都应当源于法律规范。就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 “公正判决是完全超越个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之上, 而严格按照既定的标准判断何为正义的技艺”。[3]量刑说理是法官在判决书中表达自己裁判理由的过程, 法官不仅要在判决书中阐明裁判的结果是什么, 还要说明这种结论从何而来, 这一过程必须尊重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和已经系统化了的解释方法。量刑说理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无论是认定控辩双方的量刑事实和主张, 还是阐明自己的裁判理由, 既要符合实体法又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

(二) 量刑理由的合理性

量刑理由的“合理”包括合乎“法理”与“情理”。量刑理由要符合有关法理分析的内容。法理是法学家理性思考的结晶, 是法学家经过冷静、理性的思考而创造出来的符合法律逻辑的理论结晶, 它不是一般的理论, 而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学说。[4]当具体案件中出现法条竞合或者司法解释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当案件的量刑结果与公众的预期相差较远时, 法官应当运用法理将量刑理由分析清楚让公众信服, 使判决的制作不仅仅是一次裁判过程, 更成为一种传播法律精神的途径;量刑结论的论证要符合情理。情理产生于大众, 是大众情感的集中体现, 也是大众心理的体现。法官进行量刑裁判时, 以来源广泛、数目更多的量刑证据为依据, 对被告人进行个别化考察,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量刑的情理。因此, 法官在说理时不能违背常识和情理, 保证论证通达情理, 达到相对普遍的可接受性。

(三) 量刑理由的公开性

1999年, 最高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就提出, 加强裁判文书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定, 增强判决的说理性, 同时公开裁判文书, 公开裁判理由, 增加所裁判案件的透明度, 确保司法的公正性。2005年底在成都举办的“司法透明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裁判文书应当坚持“四公开”:诉讼程序公开, 诉辩意见公开, 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公开, 裁判理由和裁判结论公开。司法实践中, 有的法官认为量刑是自己的事, 量刑理由无须向当事人表明, 因此往往在结案报告分析量刑理由, 在判决书中却含混带过。事实上, 量刑理由的公开不仅体现了裁判的公开性, 而且让那些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了解并理解裁判结论, 达到服判息诉的目的;同时还可以起到法律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社会中有类似情况的人可以从已经处理的案件中了解到自己的犯罪行为会得到何种处置;社会公众通过案例的比较研究, 也可以了解到国家司法权是否在法律和理性的范围内被运用、同等情况下的当事人是否得到同等待遇。因此, 法官应当公开量刑理由。

三、完善量刑说理的具体步骤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程序意见》, 以及全国各地法院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的工作实践, 为完善量刑说理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 量刑实体规则精细化, 为法官量刑提供参考, 并有利于法官更好地论证量刑判决;另一方面, 量刑程序相对独立, 有利于法官充分调查量刑事实, 量刑说理的证据材料更加丰富, 法官的心证也更为明确。但是, 由于长期“估堆量刑”, 法官对量刑说理这一新的工作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 因此应当在具体的步骤和方法上对量刑说理进行规范和指引。

(一) 明确量刑说理的要素

量刑理由应当包括:1.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2.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的理由;3.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据。由此, 量刑说理不仅包括人民法院对量刑事实的认定及对量刑理由的说明, 还应当全面阐述控辩双方的量刑证据和主张, 尤其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不同意见和主张进行分析。在对量刑证据进行认定时, 要对证明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一并进行分析;在论证量刑理由时, 既要充分论证适用主刑的理由, 也要说明为何适用附加刑的理由;不仅要说明具体刑罚情况, 对刑罚执行方法的选择及理由也要充分论述;在适用法律时, 要做到既全面又具体, 要穷尽到条、款、项、目, 达到“对号入座”, 既引用法律法规, 又引用相关司法解释, 并按照个案特点, 对引用的相关法律作出相应的解析。[5]

(二) 注重量刑说理的主次分明

量刑说理要注重全面性, 但也应结合个案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做到繁简有别, 量刑内容详略得当。在认定量刑事实时, 一般来讲, 对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或对被告人不利的量刑情节认定时应详细说明理由, 当合议庭不认可控方或辩方的量刑主张时, 也应重点说明理由。对事实清楚、控辩双方争议少的量刑情节则可以概述事实和证据, 简化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证。在阐明量刑结论时, 对于如何确定法定刑幅度, 如何根据犯罪构成的事实确定量刑基准, 如何根据各种量刑情节对量刑基准的调节确定宣告刑, 需要加以论证。

(三) 深化量刑说理与证据的结合

量刑说理应当围绕证据展开论理。证据是司法审判的基础, 是认定量刑事实的依据。判决理由的形成要以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和法院的认证为出发点, 全面、客观地反映庭审中的证据情况, 以此作为量刑裁判理由的基础和根据。在量刑说理中必须详细阐述对量刑证据的分析和判断, 尤其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 应当对当庭提供的证据和就此发表的意见进行分析, 对其要点之处应当有理有据地进行辩驳, 结合证据将量刑事实认定和推理的过程展现出来, 从而让控辩双方对法官基于该证据认定的事实的客观性产生认同, 继而信服。

摘要：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包括定罪说理与量刑说理。以往法院在制作刑事裁判文书时, 往往只是单纯确认事实而不指出裁判理由, 即使有个别说明裁判理由的, 也是结合犯罪构成理论论证犯罪的定性问题, 而对量刑结果的产生不予释明, 这违背了审判公开的基本原则。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在判决理由中明确产生量刑结果的各要素, 并充分运用证据对量刑理由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公开释明。

关键词：判决书,量刑,说理

参考文献

[1]傅达林.判决书出错有损法律尊严[J].中国改革, 2007 (6) :67.

[2]苏力.判决书的背后[J].法学研究, 2001 (3) :12.

[3]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163.

[4]杨海霞.判决书说理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7 (5) :227.

篇4：不一样的控告状

李靖是岐州刺史，才兼文武，曾为大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是数一数二的大功臣，而且一向为人忠义，奉公守法、体贴百姓，怎会谋反呢？

御史尽管心中怀疑，但圣命难违。在临行前，他请求皇帝批准控告人一同前往歧州。一天夜里，“專案组”在驿站歇息，突然，负责保管文书的随从慌慌张张报告，说自己疏忽，不慎将控告人所写控状弄丢了。御史一听，火冒三丈，大声斥骂。嗓门之大，惊动了驿站里所有人。骂不解恨，他还操起马鞭狠狠抽打随从，随从哀嚎不已。

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事已至此，御史叹了口气，对一直在旁的控告人说：“李靖谋反，事实清楚，我等奉旨查办，当尽心尽责。如今，控状丢失，一旦朝廷知晓，恐怕我等难逃与李靖勾结嫌疑，性命难保啊！”控告人一听，也觉事态严重，不知所措。

御史愁容满面，犹豫好久，说：“事到如今，要想免受牵连，唯有一法可行。”控告人赶紧问：“大人有何良策？”御史压低声音，说：“烦劳你重写控状，全当未丢，我等照常前去岐州查办。”控告人想了想，觉得办法可行，于是研墨铺纸，提笔重新写了一份控状，交到御史手中。

御史读罢新控状，顿时翻脸，一声冷笑，吩咐随从取出原来的控告状，仔细比对，发现内容出入极大，当即命人将控告人捆绑，“专案组”迅速返回京城。

御史对皇帝李渊说：“若李靖谋反属实，则不管何时何地控告人所写控告状都应一致。如今内容相差甚大，足以证明控罪乃凭空捏造。”李渊听罢，深以为然，立即命人审讯控告人。果如所料，控告人对所犯诬告罪供认不讳。

御史设下苦肉计，让控告人重写控状，从而揭穿谎言，其智慧的确令人叹服。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断案，就在于他很清楚：谎言，如同豆腐渣工程一样，非常脆弱，很难经得住敲打，往往一攻即破。

篇5：控告举报状

关于**法院姜xx等法官用假指纹假证据造假案的事实

（网上用稿，删除名字）

控告举报人：南京**退休专业技术人员***。

被控告举报人：**区法院法官姜xx等。

控告举报焦点：

1、案卷中没有本人构成贪污罪必备的三个要件证据，承办法官能不能受人之托，篡改《法庭审理笔录》，使无罪的人判为有罪？

2、承办法官能不能隐匿证据、虚构证据、伪造证据？

3、承办法官能不能违背“罪行法定”原则，徇私枉法，随心所欲将合法行为判为犯罪？

根据《刑法》、《法官法》、最高法《五个严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规定，本人控告举报姜启春等法官涉嫌官商勾结，用假《法庭审理笔录》、假证据、造假案的事实：

一、用假《法庭审理笔录》造假案的关键事实。

一是用假指纹，篡改关键笔录事实。

《法庭审理笔录》第8页第12行，将“公司”篡改为“中心”上的指纹，经司法鉴定，证明不是本人的，是假的。这个篡改，与《关于西岗果牧场建立共用天线闭路电视系统合同》中的名义乙方不符。详见证据8、7、12。

《西岗合同》是本人从事非公务行为的业余兼职的项目。合同是我签的字，本人没有公章，经信息中心主任、信息公司法人胡荣中帮助，安排盖了外单位信息公司的公章，为这个合同戴了个“红帽子”。他明确作证，“根本不是单位任务，不是宋的本职工作，不是宋的职务，宋的职务是摄像，做电视片”。我们“一不组织、二不管理，三不提供资金，只是盖个章，信息公司也没有钱”。（借用外单位公章或用本单位公章签订兼职合同，这是法规允许的）。因此，这份合同乙方盖章名义主体是信息公司；真实的合同乙方主体是我，我是合同签字人、合同投资人、合同管理人、合同履行人。如果姜xx等人不用假指纹、假笔录，篡改合同名义乙方主体，借用公章的信息公司与本人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没有经济关系，没有委托关系，仅凭借用公章，是不能判我贪污罪的。详见证据13、12。

可见，本案是盖“公司”，还是盖“中心”的公章签合同，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也是本人能不能构成贪污罪的关键。

二是偷换《法庭审理笔录》内容。笔录前12页（共13页）没有本人签字，本人原来有签字，证明这12页被偷换。

三是被偷换的12页中，有几十处笔录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明这些笔录不是当时真实记录。详见律师《辩护词》。

偷换、篡改《法庭审理笔录》的危害性：它直接导致《判决书》中认定《西岗合同》名义乙方主体被颠倒，将与《西岗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信息中心，认定为合同乙方主体；而将《西岗合同》的签字者、投资者、组织管理者、技术权益所有者、承担风险者的本人，即合同履行真实的乙方主体的本人，认定不是合同乙方主体。不仅如此，还认定真实的合同乙方主体，具有西岗工程利润法定所有权的本人，贪污、侵占了虚构的合同乙方主体信息中心的“公共财物”，构成犯罪。这真是天大奇冤。详见《判决书》。

《法庭审理笔录》是判决的基础或根据，判决是庭审笔录的结果。庭审笔录对判决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是不言而语的。铁的事实证明，《法庭审理笔录》从内容到指印，是不真实的，判决必然是错误的。

有人认为，偷换、篡改《法庭审理笔录》，“这是小事，不影响贪污罪的认定”，或“对贪污罪定性并无影响”。这是诡辩。《法庭审理笔录》是《判决书》认定事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假的，其判决当然是假的。例如：信息中心连最起码的合同名义上的主体都不是，与《西岗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没有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怎么能享有合同利润的所有权呢？怎么能用虚构的合同乙方主体，追究真正的合同乙方主体的责任呢？怎么能将合法兼职行为认定为犯罪呢？可见，偷换、篡改《法庭审理笔录》，对假案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隐匿关键证据。

案卷中没有本人构成贪污罪三个条件的法定证据，即：第一个条件，贪污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首先，案卷中没有本人所在单位具有依具法律从事公务的证据，即：没有设计安装共用天线闭路电视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单位没有从事这一项目的资质，没有任何领导作为工作任务给我下达这个公务的证据。根据１９７９年《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本人没有依法从事公务的证据，当然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个人投资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这个项目是我投资的，我当然也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主体。第二个条件，贪污罪的客观，利用职务之便。案卷中没有单位聘用、任命我设计安装共用天线闭路电视的职务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人委托的证据。因此，我没有此方面的职务、职责、职权、委托，当然不构成利用职务之便。第三个条件，贪污罪的客体，侵占公共财物。案卷中没有单位向西岗工程投资的证据，没有单位具有设计安装共用天线闭路电视技术权益的证据，而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项目是我投资的，是我的技术权益，因此，不论是按“谁投资，谁所有”的普通法规定，还是按国务院有关“科技人员履行合同所获得的收入，不涉及本单位技术权益的，归个人所有”的特别法规定，本案的利润不是公共财物，而是我个人的收入，我当然不构成侵占公共财物。

承办法官没有法定的证据证明我有罪，但又要追究诉我有罪，唯一办法就是隐瞒证据，虚构证据，徇私枉法，用非法证据，假冒法律规定的证据。

1、隐匿本人所在单位信息中心以及借用公章的信息公司，均没有设计安装系统工程的资质，没有这方面的业务范围，不是依据法律从事公务，不构成贪污罪主体的事实。详见证据12《**区检察院收集的证据》中《承包合同》，信息公司《营业执照》。

2、隐匿本人从事的公务职务是记者，没有设计安装系统工程的公务职务、职责、职权，根本不构成利用职务之便的事实。详见证据12、13中《技术职务聘任表》、《干部履历表》等记者证据。

3、隐匿西岗工程是我个人投资，不是信息中心或信息公司投资的事实。主要隐匿以下二个方面事实：

一是隐匿当事人证人证言。**区检察院调查所有当事人，大家一致作证，“材料是***自己买的”。信息中心主任、当事人胡荣中明确作证，单位“一不组织，二不管理，三不提供资金”。对亏损，单位“不承担，如果出现亏损，责任主要由***承担”。详见证据12。

二是隐瞒我个人投资的事实。

为了证明西岗工程是我投资的事实，必须将这个工程从签订合同到工程结束，几个关键时间搞清楚。

1995年5月25日，我去西岗签订《西岗工程合同》；

5月26日至6月5日，我采购器材、开工系统设计、组装调试系统前端；

6月6日至6月9日，我联系现场施工，安排吃饭住宿运输，催要首笔工程款。

6月10日至7月10日，我们进入现场施工，直至工程完工，交付甲方使用。

6月7日至7月下旬，甲方根据工程进度，陆续支付工程款。其中，6月7日，甲方才支付第一笔工程款，24000元，有发票和甲方当事人胡福伍证言为证。其他工程款都是在现场施工后，见到收视效果陆续支付。

从以上时间可以清楚看出，5月25日至6月5日，这10天期间，是我采购器材、开工组装调试前端时间。换句话说，开工前，甲方没有支付一分一文的工程款。他们是根据工程进度，在开工后，特别是见到收视效果后，才陆续支付工程款。现场施工前三天，甲方才支付24000元，有发票为证。三天的时间，任何人不可能用2万多元，从南京、上海、深圳购买5万多元的专业器材，这在时间和费用上都不够，更不用说支付劳务费、交通费等费用，还要设计安装调试前端。因此，西岗工程的初始投资，全部是我个人投资。以上事实，有6月7日向我赊账方收到24000元的发票；有6月16日甲方汇给向我赊账方汇2072745元的银行信汇凭证；有《西岗果牧场付款情况总表》；有《**区检察院调查笔录索引》；有胡荣中主任1997年5月15日证言为证，以上证据详见《**区检察院证据集》第11页至第13页，第15页，第20页。另外，章从福向我借钱，帮助购买器材的借条；施工人员收条；赊账人李建华证言；55所财务处夏灿明证言；甲方当事人、西岗工会主席胡福伍证言为证……详见证据12。

以上检察院和律师收集的证据，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西岗工程是我一人投资。

4、隐匿西岗系统工程是我个人技术权益的事实。设计安装系统工程，本人所在单位信息中心，以及借用公章的信息公司，均没有这方面的业务范围，当然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权益。该技术是我业余自学获得的。这一事实，没有争议。详见证据12、13。

5、隐匿本人当庭陈述。《判决书》倒数第三行“被告人***无辩解意见”。事实是，我当庭口头和书面陈述：“搞工程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也没有这个任务，在没有财会，没有账号，没有施工安装许可证（此句被人用笔划去），没有流动资金，艰难地开展工作。单位没出一分钱，我通过多种渠道，自筹资金，想方设法备齐材料”。口头陈述完，我当庭呈送书面材料。该陈述证明以下事实：西岗工程乙方主体、工程性质、投资人、施工条件等。这些事实证明：我的行为完全符合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规范，不符合贪污罪三个要件。由于这个陈述太明确、太清楚，对姜启春等法官判我有罪极为不利，因此，《判决书》中就隐匿了我当庭口头和书面陈述。我的当庭书面陈述，见案卷中《关于购买m9000摄像机的情况汇报》。

三、伪造关键证据。

承办法官仅仅隐瞒证据还不够，他们还伪造以下证据。

1、伪造西岗工程施工时间。《判决书》第1页倒数第7行，认定施工时间为“1995年七、八月间”。这个认定，与**区检察院调查当事人胡荣中、章从福、陈国玲、刘广荣等人的证言不符，没有证据印证。将施工时间向后拖延一个月目的，是为了将我个人投资的事实，变成甲方支付了预付款，我用甲方提供的资金，购买的材料，从而否定我个人投资的事实。详见证据12。

2、虚构伪造“利用职务之便”。1985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对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是指“从事的公务人员，利用其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我的记者和声像组负责人公务职务，没有主管、管理设计安装系统工程的权力，我个人及单位都没有这个职务技术，因此，本案不符合以上界定。我的记者职务，与设计安装系统工程没有关联性。因此，《判决书》中认定我“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证据，完全是虚构伪造的。

3、虚构伪造“侵占公共财物”。我国法律规定，“谁投资，谁所有，谁所益”。1988年《国务院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科技人员履行合同所获得的收入，不涉及本单位技术权益的，归个人所有”。《西岗合同》，不是单位投资，不是单位技术权益，而是我个人投资，个人技术权益，西岗工程的利润，我拥有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判决书》认定我侵占“公共财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证据，在证据上，完全是虚构伪造的。

四、徇私枉法，歪曲亵渎法律。

主要指歪曲亵渎贪污罪构成三个要件的规定，用主观臆断取代法律法规。

首先，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1979年《刑法》第八十三条：“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个规定，对贪污罪的主体明确规定是： “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事实证明，西岗工程，我不是依据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是非公务的兼职行为。据此，我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６日　法（研）发〔１９８９〕３５号规定：“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其人员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

事实证明，西岗工程是我个人投资，使用的个人技术权益完成的，没有其他任何个人或单位参与投资。据此，我同样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区法院认定我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违反以上两条规定。

其次，关于“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上页在虚构伪造“利用职务之便”中，已经列举了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检/国家科委《关于办理科技活动中经济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对“利用职务之便”界定，西岗工程既不是我公务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的项目；也不是我个人及单位的职务技术，本案不符合上述两个界定。《判决书》硬是将本人非公务职务行为，非职务技术行为，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实在是于法无据。

第三，关于“公共财物”的界定。《判决书》中认定工程款，就是公款，这违反“谁投资，谁所有，谁所益”的普通法规定；同时，还违反“不涉及单位技术权益，收入归个人所有”的特别法规定。这同样是歪曲了法律规定。

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姜启春等法官以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对法律进行歪曲，这是典型的徇私枉法。详见附件4《法律法规集》。

我国法律对贪污罪有严格的限制。贪污罪是职务犯罪，我没有相关的公务，也没有相关的职务，还没有“公共财物”，当然不构成贪污罪。

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1997年8月27日法庭审理本案，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证据：

1、在**区法院《法庭审理笔录》中，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记录。

2、可调查《判决书》中列举了几位证人，问问他们有没有出庭作证，便可查明这一客观事实。不让证人出庭作证，这违法了法庭审判程序，为非法证据的认定提供条件。

六、接受请客送礼。

本案的主要诬告者是55所原党委书记周起才、原监察室主任黄荣生等人。周起才与区检察院一领导关系密切；黄荣生原来在**区工作过，与区法院姜xx很熟悉，可能还是战友，关系密切。周起才、黄荣生想陷害我，必然找姜xx帮忙。姜xx帮助周起才拔除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周起才、黄荣生肯定不会让他白忙，吃喝、用车、送礼、安排亲属工作，是周起才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批批条子就可以了。黄荣生当面对我说过，“所里为你说了不少——好话’，化了不少钱”。他们化的都是公款，只要查一查1997年，55所党委、纪委、监察支出，就可以查清楚化了多少钱，化在什么地方。姜xx多次到55所“了解情况”，都是周起才、黄荣生安排用车、吃喝。

七、与律师不正当交往。

姜xx与我请的当时律师张保强是战友关系。我通过熟人找到张保强，他一口答应，说，你这个案子不构成犯罪，我为你作无罪辩护。当时，本案才由**检察院起诉到**区法院，承办人还没有分派。张保强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姜xx，要他承办这个案子。我请张保强为辩护律师，蔡翔是他的助手，有合同为证。在以后的时间里，姜xx多次到张保强办公室密谈。我曾经碰到姜xx在张保强办公室密谈。张保强对我越来越冷淡，本来答应无罪辩护，案卷他们都看了，没有我构成贪污罪三个要件的法定证据。但是，他们在我写的《关于购买m9000摄像机情况汇报》征求意见稿上，删除“我们也没有这个任务”、“没有施工安装许可证”等决定本案性质的关键事实，逼我“再写些悔罪方面的认识在下面”。他通过蔡翔，逼我承认有罪，让姜xx判个缓刑，并不让我上诉，上诉不接此案。开庭的当天，他不出庭，由他的助手蔡翔作了有罪辩护。辩护内容回避本案争议焦点。张保强律师丧失职业道德，不以事实和法律为当事人辩护，还删除关键事实，逼我承认有罪，应当出庭不出庭，他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完全是姜xx背后串通的结果。

八、泄露审判秘密。

姜xx法官还涉嫌向周起才、黄荣生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周起才、黄荣生等人以单位了解情况为借口，一方面向姜xx了解案卷中的证据，审判进程等情况。另一方，又以单位名义，要求法院从重判我。姜xx在向55所有关人员调查时说，“这个案子，关键在单位，单位要重判***，我们也没有办法。南京航空大学有个老师，贪污的钱比***多多了，学校为他说情，我们就交给学校处理了”（有证人）。本案的事实怎么认定？以什么理由认定我有罪？判我什么刑？姜xx涉嫌都与周起才、黄荣生商量过。证据是，黄荣生等人开介绍信去法院了解情况，他们的介绍信在案卷中。见证据12。姜xx与黄荣生等人谈话，他的笔记本上有记录。

九、威胁阻挠我上诉。

姜xx等法官非常清楚，这个案件如果让我上诉，肯定得到纠正。那么，他们就办了一个冤假错案，要承担责任。为了不让我上诉，姜xx伙同律师威胁我，不让我上诉，讲“上诉弄不好虚刑变实刑”。这是我当时没有上诉根本原因。他的威胁，事实上剥夺了我的上诉权。

综上所述：姜xx等承办法官，在案卷中没有贪污罪必须具备的主体、客体、客观证据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好友的要求，竟然在《法庭审理笔录》上作假，隐匿关键证据，伪造关键证据，徇私枉法，歪曲亵渎法律，主观故意人为制造假案，对明知无罪的人而被判为有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违反党纪国法明确。他们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官职业规范，严重危害司法公正，严重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必须依法查处的案件。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三百零七条、三百八十八条、三百九十九条等规定，**区法院主审法官姜xx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伪证罪、渎职罪、徇私枉法罪、徇情枉法罪、贪赃枉法罪、伪证罪等。

本人请求：为了维护科技人员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惩治利用职权，官商勾结，报复陷害或诬告陷害本人的恶行，本人请求按照习总书记“老虎”“苍蝇”一起打精神，依法立案查处，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打击司法领域中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司法公正。

致

受　害　人：

控告举报人：南京**退休人员宋**

篇6：唐宋刑事控告制度比较研究

作者：罗晖

[摘要]唐宋时期不仅是我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鼎盛期，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两座高峰，均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因宋律脱胎于唐律，受唐律影响较深，因而以往学术界对宋律评价不高，甚至采取一味贬斥的态度。其实，只要我们将唐律和宋律稍加对比，就可发现尽管两者渊源关系极为明显，但毕竟又有许多不同。本文拟从刑事控告的角度对唐律和宋律进行一些对比研究。其着眼点不在于区分两者的高下，而是期望通过这种研究，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刑事控告制度的一些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并期望对完善当今我国的刑事控告制度有所帮助。

[关键词]唐朝宋朝控告制度比较研究

一、唐宋刑事控告的形式

（一）唐代刑事控告的形式

刑事控告是引发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因和步骤，也是国家司法机关获取犯罪事实和证据的重要来源。唐代的刑事控告，从其主体看：主要有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告诉、其他人告发和官司纠举这三种形式。

首先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告诉。这是唐代最常见，最普遍的一种控告形式。由于被告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者，对犯罪事实也最为了解，因此，赋予被害人控告权，既是维护被害人权益的有效法律手段，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当被害人死亡或不具备控告犯罪的行为能力时，唐律也赋予被害人家属控告权，以作为被害人告诉的有力补充。

其次，其他人告发也是一种普遍的控告形式。它是指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外的人就其所了解的犯罪情形向司法机关检举、告发，其主体包括犯罪人的同伍、被害人的同伍、比伍以及其他与案件无关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或者在居所方面有了解犯罪的便利条件，或者因同保内负有相互监督的义务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唐律明文规定他们享有刑事控告权，以保证及时地惩治犯罪，维护统治秩序。

再次则是官司纠举制度。它包括有两种情形：一是行政官吏的举劾。《唐律。斗讼》规定，诸监临、主司得知部属以内有犯法者，必须举劾。“监临谓统摄之官，主司谓掌领之事，及里正、村正、坊正以上。”[1]二是监察官吏的弹劾。担负监察职能的御史官吏专门纠弹中央及地方百官的违法失职柔件，重大案件则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或者侍御史宜接向皇帝进行弹劾。

（二）宋代刑事控告的形式

宋代统治者承袭唐制，不仅借鉴和继承了唐代刑事控告的方式，而且还对其做出了相当的发展。例如：

1、在被害人自诉方面，宋统治者一直允许和提倡被害人及其亲属控告犯罪，而且还为被害人提供了各种便于控告的条件，除了可向当地行政机关投诉外，在中央设立了鼓院、检院和理检院等机构。淳化四年（993）十月，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丢失了一只小猪，太宗下诏赐千钱偿其值，并对宰相说：“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2]这一事例虽然比较特殊，但也说明宋统治者对自诉的重视程度。

2、对于其他人告发，宋代的规定较唐代更为详细。首先，其规定了只要了解犯罪的人都可以告发的制度。真宗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诏“应典卖田产、影占徭役者，听人告”。[3]其次，官府对告发某些犯罪行为者进行钱物奖励，有时甚至是高官厚禄，以吸引一般人告发，史称为“募告”。如太宗淳化元年（990）八月下诏“募告者赏之”，以打击岭南杀人祀鬼活动。[4]

3、同时，宋统治者针对一些危害性特大，有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的犯罪，强迫人们告发。对隐瞒不告者进行有伍保连坐、同僚连坐和同居缘坐等处罚。如《宋会要辑稿》就规定同保内又犯强窃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妖教蛊毒等知而不告者连坐，其余事不干已者，除法律许诸色人陈告外，皆不可论告，知情不知情，并不可罪。[5]

4、而官司纠举制度可谓是宋代统治者对唐代控告制度一个大的发展，其在宋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不仅改革了监察机构，使其更充分的发挥作用。还设立巡查制度并促使各级行政长官相互察举，从而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官司纠举网。其表现为：

第一，宋统治者设立台谏这样一个机构，合并了唐代的御史台和谏院。在组织上台谏合一，台谏官由皇帝任命并对皇帝直接负责，以便毫无顾虑的对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进行弹劾。

第二，扩大皇城司的权力范围，以加强对京畿地区犯罪的纠察。高宗绍兴三年（1133）事一月二十一日诏“皇城司系专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隶台察”[6].其职责范围是：“自非奸盗及民俗异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即监视对象是有关强制机关所遗漏的奸盗及民俗异事。

第三，同时，宋统治者为纠察官员的失职行为，尤其是贪污腐败等职务犯罪行为，建立了相互察举制度。使每位按察官员在纠举别人的同时，也在别人的监督之下。其后在李昭杞等人提出御史与监司“互察”之议后又形成了官司与官司之间的互察之制。按李昭杞所言其有“使郡县复于监司，监司复于御史，御史致其状于宰相，则天下郡县都可指掌而议，可倭指而分”之利。

二、唐宋关于刑事控告的县体规定

鉴于刑事控告对被告人及其当事人以及整个政权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关系重大，唐宋统治者对刑事控告的具体制度都特别予以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控告的具体制度，并在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下予以实施。

（一）强制控告制度

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证及时地惩罚犯罪，唐律规定了一些重大案件的知情者应承担控告的义务，知而不告。就要承受法律制裁。具体规定如《唐律。斗讼》：“诸知谋反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知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7]对谋反、谋大逆、谋叛这些危害封建政权及皇权的严重犯罪，唐代统治者强制知情者“密告”，有违犯者非“绞”则“流”，任何人不得例外。

再如“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着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未告，一日杖六十。”[8]对于强盗、杀人这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唐律不但强制受害人及其家属告发，而且要求被害人之同伍、比伍承担告发义务。

还有“诸监临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举劾者，减罪人罪三等。纠弹之官，减二等。即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9]各级行政官吏对其部属内的犯罪不得隐瞒、包庇，知情不举者要承受刑事制裁。至于纠弹之官，其职责正是察举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应承担举劾犯罪的义务。宋代《刑统》不仅承袭唐律规定，而且还加了一条“如其家唯有妇女及男子年十五以下，皆勿论。”特别是王安石时期的《畿县保甲条例》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若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10]

宋统治者不仅对市井之间的犯罪采取强制控告制度，而且对官员职务犯罪也采取了强制控告制度，希望避免唐朝由于对官员职务犯罪的失察而导致“安史治乱”等重大事变，最终导致唐朝解体的悲剧。因此设立“官司失觉察”之罪。在真宗大中享福二年（1009）十一月诏：“诸路官吏有蛊政害民、辨后得失，本路转运史、提点刑狱官不能察举者，论其罪。”[11]仁宗也与天圣四年（1026）二月下诏：“官吏犯赃至流而按察官不举者，并劾之。”[12]令人遗憾的是在封建社会官官相卫的风气下，宋统治者精心建立的层层监察制度也变成为一纸空文，就像绍兴五年（1135）侍御史张至远总结的那样：“今监司、郡守，即唐按察使、刺史之职，名存实亡——民事之不理，德泽之不流，无足怪也”。[13]

（二）限制控告制度

唐代统治者一方面确立了强制控告制度，另一方面又设立了限制控告制度。当控告冲击封建伦理，不利于社会稳定时，控告不仅不被提倡，还受到严格的限制。唐律对控告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的身份上，但对某些性质的案件也作了限制控告的规定。对此宋统治者也随唐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控告的措施，但其中不少是对唐律的补充和细化。如：

因亲属关系“亲亲相隐”，即亲属间对于犯罪互相吝隐不得告发，是中国封建诉讼的一个重要特征。据此原则，《唐律。斗讼》对亲属之间的控告作了严格限制性的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14]等。宋《刑统》虽继承了汉唐的“亲亲的相首匿”和

“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实行中宋统治者却出现了放松这一限制的趋势。本来按《刑统》的规定：妻告夫罪，虽得实，徒两年。但仁宗天圣六年（1028）开封府民冯怀信之妻告其放火盗窃，本来“准律告夫，死罪当流”，但仁宗却反对，诏“怀信杖脊刺配广南牢城，其妻特赦之。”[15]

在主奴关系中，唐律和《刑统》均规定

“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报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16]所谓“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也”。但宋代在之执行时也有很大的出入。如宋太祖时规定“诸行赂获存者，许告汉，奴婢邻亲能告者赏。”指明奴婢不但能告主人，而且还能得到赏赐。但是只是在犯罪行为不属于谋反、逆和叛的范围内，宋政府才不予以限制。“十恶重罪”并不在此范围内。

对控告者的年龄、身体条件的限制方面。《唐律斗讼》规定因生理条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17]

而宋真宗时期下诏：“民年七十以上及以废疾者，不得投牒，并令以次家长代之。若已自罪及孤独者，论如律”。[18]确立了七十以上不准诉讼的制度，以针对故意让老人出来诉讼以逃避刑责之嫌。

对已被囚禁或已被别人告发之人，限制控告，以防止罪犯诬告他人或陷害原告。唐律和刑统都规定“诸被囚禁。不得告举他事。其为狱官酷已者。听之。”即除对狱官非法残害自己之事可以告发外，囚禁之人对于其他人谋叛以下的犯罪，一概不得告发。但其没有说明对于违反此条例者如何处罚。宋代在实际执行之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对违犯此条者均给予一定的处罚。但从总的情况看，宋代对于这条限制是比较宽松的，尤其对于下级对上级的告诉，是允许的。真宗曾于咸平六年（1003）下诏说“军士因将校科责，携恨诉讼，推勘虚妄者，并禁锢奏裁。”[19]也就是说：军士携恨控告将校是允许的，但不能诬告，否则会挨严惩。

与唐代相比，宋统治者不仅重视监察官纠举犯罪，而且为了防止监察机构滥用职权对检察官纠举犯罪也有所限制，以免监司妄兴狱讼。首先，规定按发纠举罪人必须是只是范围以内之事，非按察官不得举察。其次也规定按察官吏不得伺察细过。真宗大中享福三年（1010）

诏皇城司：“自非奸盗及民俗轶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20]此外，监司案发违法时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并且监司也不得派其他官员体量州县官过失，以防止监司听信告汗或按劾不实之言。而且监司在奏劾时必须明确指出犯罪事实，不能空口无凭。

（三）控告不实的责任

诬告是意图陷害他人的恶劣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不仅对被诬者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或实际损害，而且会严重的干扰司法机关的威信，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唐律对诬告的法律后果作了十分详备的规定，其总的原则是：“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对诬告者以被诬之罪予以追究。《刑统》中有关诬告的条文与唐律基本一致，其他条文都是这一原则的运用，如诬告谋逆者斩、诬告本属官府者加所诬罪二等、诬告数罪而有虚有实者相抵等等。

但是在诬告反坐的范围上，《刑统》则扩大了它的范围。例如《唐律》规定：“被杀、被盗及水火损败者——虽虚皆不反坐”

[21].而《刑统》则说“若有囚被杀盗漂焚之后，便故意诬告别怀挟恨之人，并非猜疑，情在陷害，致官司伤其人者，减所诬罪两等。”[22]同时，宋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诬告者的惩罚，制定了“投匿名书告人罪”，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曾下令“禁投匿名书告人罪、及作妖言诽谤惑众者，严捕之于法。”[23]但诬告反坐的法律只在宋初执行得比较严格。如宋太祖在开宝初年，有富民诉广陵尉谢图杀其父，狱久系不决。太祖下诏言“乃富民以私憾告尉，及反坐之。”但到宋后期，诬告之法不举，使诬告者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从而大大降低了司法的威信度。

三、唐宋刑事控告的受理机关

建立高度集权的司法体制和相关的司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刑事诉讼采用纠问式诉讼形式，不但行政、司法不分，而且刑事侦查、控诉与审判职能合为一体，因此，唐代刑事控告的受理机关也就是审判机关。宋袭唐制主要体现在：

（一）皇帝为最高司法机关

皇帝享有最高审判权，对重大案件、死刑案件或者疑难案件有权进行最后裁决。皇帝直接受理刑事控告，表现为一是接受监察御史对违法官吏进行的弹劾，二是冤曲不伸者向皇帝进行的直诉，如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表等。

（二）中央三大司法机关为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

刑部属尚书省六部之一，主管全国司法行政，并负责复核大理寺判决的流刑以下及州县判决的徒刑以上的案件；御史台为监察机关，负责纠察百官。并参与重大疑难案件审判；大理寺为中央专门审判机关，负责受理、审判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重审刑部送来的地方死刑案件。唐宋凡有重大疑难案件，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组成三司共同审理。

（三）地方审判机关则为路、州（府）、县三级

不同于唐代只是将州和县作为地方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宋代增设了路作为司法机关以方便接受控告。州县与唐代一样，实行行政、司法合一，监理司法，审断狱讼。其中县作为第一审级，有权接受杖刑以下案件的控告，对徒刑以上案件则只能报送州府。州府作为第二审级，有权接受徒以上案件的控告，但对死刑案件做出的判决，必须上报提点狱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则要上报刑部裁决。同时，宋代增设的路一级的司法机构提点狱刑司，虽不是一级审判机构，但却是中央派出的、代表中央监督所辖州县司法审判活动的机构，负责复查审核案件。同时接受徒刑以上的控告。

四、唐宋刑事控告的政策

控告和受理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控告除必须满足一定的实体要件之外，如控告的事由、被告的名称以及一定的证据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程序上的要求，在形式上符合法律上的规定，不违背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及封建道德伦理的要求。在唐宋时期也是如此。例如唐律中的规定如下：

首先，禁止匿名告状；凡隐匿自己姓名或假冒他人姓名暗中投书告发他人犯罪的，不问其所告罪是轻是重，对匿告人都应处流刑二千里。如果是假冒他人姓名向官府告状，对告状人依照“违犯法令”条予以科刑。

其次，禁止趋诉：“凡诸辞诉，皆从下始”。即告状必须向有管辖权的最下级官府进行。如果本应向县级官府起诉，但被告人越级直接向州、府或尚书省呈诉，对趋诉者应处管刑四十。

再次，禁止告状称疑：“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管五十。”[24]告发他人犯罪，必须注明他人犯罪的年、月，叙明犯罪事实。如有称疑者，即使诉状未经受理，也应处以管刑五十。

宋统治者在消化吸收唐律的基础上，根据宋代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刑事控告政策：

第一，增加了老疾和妇女告诉可以受理的规定。按唐律的有关规定这是不能受理的情况之一，但太宗雍熙四年（987）规定：“七十以上老人词诉，须令宗族中一人同状，官司乃得受，但如孤老无宗者不在此限。”虽然这一规定还是有局限的，有着相当苛刻的条件，但对比唐律来说，司法人性化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增加了诉事而自毁伤者不得受理。《刑统》规定对告事人“自毁伤者杖一百，虽得实而自毁伤者笞五十。”哲宗绍圣二年（1095），以江南转运副使马碱所言，下诏：“诉事而自毁者，官不受理。”[25]

第三，诉赦前事不得受理。按照有关赦免的法律规定：每次赦后，未决罪人赦免，而尚未发现的犯罪也可赦免。所以一般禁止人们控告某人于大赦前犯罪。一旦有人控告前事，则官司不得受理。

综上所述，以上从不同角度举例证明了不论唐代还是宋代刑事控告制度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等级特权和封建伦理道德，对于危及封建政权和皇权的严重犯罪，强制知情者告发，以维护封建的统治。而且还设立了重重障碍来阻止尊卑、长幼及男女之间享有平等的控告权，在违法控告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上也实行公开的不平等。这也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风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与唐代在刑事控告制度存在着显著的继受关系。这种显著的继受关系，与世界各国法律史上不同法律之间的继受关系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吻合的，既有对母法形式、内容、立法技术上的借鉴，亦有针对统治者意愿以及继受法时代的司法实践状况而做出的发展与改变。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社会结构的发展，法律学术的发展，以及法律规范自身的形式、效力与历史沿革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宋代刑事控告制度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袭唐制，有照搬照抄之嫌，但也不是特色全无，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反而宋代统治者是创造性的继承了唐代法制的精华，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唐律加以运用和发展。毫无疑问，法律制度的发展必须借鉴他国的法律制度的精华。但现在大陆很多学者在谈及法律的现代化时，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法治现代化，而忽视了对传统法律制度的继承，包括对民国时期法律制度的继承。宋律对唐律在刑事控告方面成功的继承和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充足的理由去关注和借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精妙之处，以完善我们现今的刑事诉讼法，使其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注释：

[1]《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二。法律出版社。1998.455

[2] 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三十四淳化四年十月丁丑

[3] 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九十九

[4] 《宋史。太宗二》

[5] 《宋会要。兵》二之五至六

[6] 《宋会要。职官》三十四至三十五

[7]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三。法律出版社。1998.460 [8]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

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1998.483

[9]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1998.484

[10] 《宋会要。兵》二之五至六

[11] 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