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醉驾入刑的思考

对醉驾入刑的思考（精选5篇）

篇1：对醉驾入刑的思考

首例醉驾入刑判决

2011年5月5日下午4时，由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侯光辉危险驾驶案，经舞钢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一审宣判，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侯光辉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据了解，这是自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刑法修正案

（八）》以来的全国首例“酒驾入刑”判决。

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被告人侯光辉是河南省舞钢市后营村五组村民，因涉嫌危险驾驶于2011年5月4日被舞钢市公安局刑事拘留。被告人侯光辉于2011年5月1日20时40分许驾驶豫DB1365号黑色奇瑞小轿车沿河南省舞钢市钢城路由北向南行驶至铁山大道路口时，被执勤民警发现酒后驾驶。经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对被告人侯光辉血液进行鉴定，血液中乙醇含量达到223.7mg/100ml。

舞钢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局相关同志介绍，为依法及时打击醉酒驾驶违法犯罪行为，检察院作出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公诉局在5月5日上午受理该案后，承办人员快速审查案卷，从阅卷、提审、制作法律文书用了三个小时就将该案起诉至舞钢市人民法院。5日下午舞钢市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当庭判决。被告当庭表示接受判决结果，不上诉。

为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舞钢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还对旁听人员做了法制教育，指出醉酒驾驶车辆的危害性，告诫旁听人员酒后莫开车。[1]

醉驾入刑第一人：

25岁的内蒙古司机李俊杰因醉酒驾车，5月1日被北京交管部门查获。经鉴定，李俊杰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59．6毫克，他也因此成为实施“醉驾入刑”后北京因醉酒驾车受到刑事处罚的第一人。

1日零时44分，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夜查小分队正在朝阳门桥执行夜查酒驾任务。“刚刚码放好交通标志，一辆外地牌照的黑色奔驰吉普车从东向西开了过来。”民警董阳立即示意奔驰车司机接受检查，“他轻轻一吹，呼气式酒精检测仪上显示的数字就达到了醉酒驾车的标准。”

随后，奔驰车司机李俊杰按规定被带回交通支队，接受专业医疗机构抽血。3时40分，经过专业机构鉴定，李俊杰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59．6毫克，超过醉酒驾车标准近一倍。1日上午，因涉嫌危险驾驶罪，李俊杰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哈尔滨酒驾入刑获罪第一人被判拘役

因醉酒驾车与他人刮蹭发生交通事故的张某成为酒驾入刑后我市被判罪第一人。日前，被告人刘绍波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绍波于6月6日1时20分许，醉酒驾驶车牌号为黑APD213的轿车，在道里区友谊路由西向东行至中央大街街口，与行人杨晓宇相刮，发生交通事故。经乙醇含量检测：被告人刘绍波静脉血液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225MG/100ml，已达到醉酒规定标准。道里区法院认为，被告人刘绍波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醉酒驾驶机动车与他人相刮，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念其认罪态度较好，其家属又已赔偿杨晓宇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

东莞“醉驾刑拘”第一人被判拘役五个月

28岁的湖南打工仔欧阳某醉酒后驾驶货车越过道路中间双实线，与对向车辆发生碰撞，欧阳某本人受伤，双方车辆不同程度的损坏，欧阳某成为东莞醉驾刑拘第一人。

2011年7月7日，法院已经审结此案，欧某犯危险驾驶罪获刑5个月，昨被送入监狱服刑。

案情回放：酒精含量超标准4倍

打工仔欧阳某今年28岁，湖南省蓝山县人。2011年5月1日21时30分许，欧阳某驾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从黄江镇宝湖山庄往黄牛埔村方向行驶，在行驶到黄江镇东环路新兆丰工艺灯饰厂路段时，驾车越过中间双实线，车头左角与对向行驶由方某驾驶的轿车车身左边发生碰撞，造成欧阳某本人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随后，交警部门到现场处理事故，发现欧阳某醉酒，并查出欧阳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46.10mg/100ml，是醉酒驾驶酒精含量标准的4倍。

自今年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欧阳某“醉驾案”成为东莞市交警部门查获的首例危险驾驶案，受到媒体和市

民的极大关注。

法院判决：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据检察机关介绍，今年5月1日当晚该院获悉查获首例醉驾案后，第三市区检察院指派公诉部门的骨干提前介入案件情况，并提出对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以保证其合法诉讼权益。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第三市区检察院公诉部门仅用一天时间即完成审查工作，并以涉嫌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今年5月30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欧阳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7月7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表示，欧阳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对其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判决欧阳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欧阳某表示服判，不会上诉。

从高晓松案件看醉驾入刑

5月9日晚10时许，知名音乐人高晓松驾车在北京东直门外大街十字坡路口连撞三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43.04毫克，远远超过80mg/100ml的醉驾标准。此时，距离《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定义为犯罪仅一个多星期。

5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高晓松拘役 6 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根据我国刑法，6 个月已是拘役所能判处的最高刑期。

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危险驾驶罪”正式成为一项罪名。

从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醉驾和飙车以构成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入刑：“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按照规定，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哪怕没有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照法律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高晓松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醉驾入刑”的“代言人”。

入刑

“醉驾入刑”并非中国的先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酒后驾车或醉驾已被列为车祸致死的主要原因，各国法律对于酒后驾车都有严格处罚。

例如日本法律规定，即使没有伤亡事故发生，醉驾者最高亦可处拘役三年。当驾驶者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0.05%时，要判两年以下劳役，罚款5万日元，吊销驾驶执照，同时追究向驾驶者供酒者的责任。醉酒开车两次以上，要处6 个月的徒刑。

美国每个州对醉驾的规定各不相同。在不少州，只要是“酒后驾车”，一经发现可立即逮捕；有的州规定，如果一名驾车人在7年内有3次酒后驾车被捕的记录，将会被控以二级谋杀罪，即使驾车人当时并没有造成任何人的身体伤害。若酒后驾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他人重伤或是死亡，驾驶人会因重罪遭起诉。

新加坡法律也对酒后驾车有严格的规定。酒后开车初犯者将被罚款1000至5000 新元（合人民币5000 到-25000元）, 或入狱６个月以下；再犯者则被罚款 3000至10000 新元，并被判入狱12个月以下；屡犯者则可被判支付高达30000 新元罚款，并入狱3 年。被判酒后驾车者即使没有造成车祸，也将被吊销驾照至少一年。任何人每100 毫升血液中含酒精80 毫克，或在检测仪下呼 出100 毫升气体中含超过35 微克酒精，都属于违法。即使司机体内的酒精含量低于法定水平，只要警方认定其无法正常控制车辆，也将面临指控。

“醉驾入刑可以说是顺应民意的结果。”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杨兴培告诉《外滩画报》记者。

近年来，醉酒驾车导致的严重交通事故一次次点燃了公众的愤怒情绪。2008 年底，成都司机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致4人死亡；2009 年 6月，南京司机张明宝酒后驾车，连撞 9人，致5人死亡；2010 年 5月，北京司机陈家酒后追尾，造成一家三口两人死亡。

以上三位肇事者因为醉酒驾车造成 了严重后果，均被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然而，更多的酒驾者因未造成严重后果，而被行政处罚草草了事。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以前，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仅为“暂扣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以200元到500元罚款”。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行为最严重的处罚也只不过行政拘留15天和缴纳一定罚金。

在民意的强烈呼唤下，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一旦查获醉酒驾驶，立即吊销驾驶员执照，５年内不得重考，导致重大事故者还将被终身禁驾,同时按照刑法“危险驾驶罪”定罪。

以往醉驾处罚由公安机关直接做出决定，5月1日后，只要测出驾驶员呼气酒精浓度高于 80mg/100ml，将立即进行刑事拘役，醉驾者的处罚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个部门共同办理。醉驾入刑实施前半个月成效显著：全国查处的醉酒驾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35%，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争议

然而在修改后的法律实施后，关于“醉驾该不该一律入刑”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

5月10日，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表示醉驾“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此举被解读为“醉驾入刑”开了口子。随后公安部表态，称醉驾案一律刑事立案侦查。5月23日，最高检发言人称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杨兴培认为：“法律既然规定了醉酒驾车要入刑，没有说需要造成什么后果，也没有说要有其他的什么条件，那我们就必须按此执行。必须尊重法律的权威。”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不该“一刀切”。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刘宪权撰文认为，应该考虑醉驾者的主观动机、出事的路段、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对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理，而应通过行政处罚加以制裁。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因危险驾驶罪的设立而过度扩大犯罪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他在文中说：“最高法院领导的说法只不过是重申刑法总则中的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条文的规定应该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轻微犯罪，当然也适用于危险驾驶罪。”

刘宪权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设立危险驾驶罪后，尽快制定醉驾入刑的标准。

杨兴培则认为，法律既然规定了“醉驾入刑”，那么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和权威，入刑的前提不能变，但在入刑的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在刑法中，免予刑事处罚也是入刑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判处拘役而缓刑的，也是一种入刑的方式，或者拘役给予缓刑，但是罚金依然处罚也是一种方式。”杨兴培说，“高晓松醉驾后，对（醉驾）行为没有任何抵赖，认罪的态度也很好，撇开给全国人民作典型的意义外，搞个缓刑未尝不可。”

“其次是要界定什么是驾车。坐上汽车座位启动汽车就叫驾车，还是汽车运行了叫驾车，还是运行了一段路以后叫驾车？是否一定要在机动车道上，在人行道上慢慢走叫不叫驾车呢？”杨兴培说，“这些才是需要司法解释的问题。”

今后查醉驾一律要抽血，对于醉驾中查处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的：

1.查处过程中当事人拒不出示身份证明、不提供姓名怎么办？

对已立案侦查的醉酒驾驶案件的，如果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对其刑事拘留；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可以其自报名移送起诉。

2.五一后醉驾入刑将判处拘役，什么叫拘役？拘役与行政拘留有什么区别，带来的后果有何不同？

拘役与行政拘留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性质不同，一个是刑事处罚、一个是行政处罚。二是期限不同，行政拘留1日以上15日以下，数行为并罚不得超过20日；拘役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行为并罚不超过1年。三是后果不同，拘役是会给当事人留下刑罚记录，会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如对律师、公务员、国企员工等面临的可能是丢掉工作的问题；相比来说，行政拘留的影响就要小很多。）

篇2：对醉驾入刑的思考

摘要：

今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已经实行，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这意味着酒驾入刑，醉酒驾驶将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那么醉驾入刑的法律价值和法律意义是什么呢，本文将着重分析醉驾入刑的法律价值和法律意义。

关键词：醉酒驾驶；醉驾入刑，法律价值；意义

一． 醉驾入刑实施情况

“醉驾入刑”实施以来,全国各地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消息,“仅就五一”期间,全国道路交通情况平稳,未接到发生严重拥堵和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报告,酒后驾驶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双下降。

这一个多月以来，,因醉驾被诉甚至被宣判的案例开始不断出现和增加,大量的醉驾案件将进入了司法程序。自5月5日下午,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开作出判决,醉驾者侯某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后，这起案件成为“醉驾入刑”实施以来,河南省乃至全国首例涉及醉驾的宣判案例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醉驾被捕的案例，其中不乏高晓松醉驾案，公务员醉驾，白领醉驾等具有示范性的醉驾案例，可以说，醉驾入刑一个多月来，无论是醉驾的减少还是对社会产生的良好反应来说，都取得了巨大的法律成效和社会效果。

态度决定一切,全国各地警方，检方和法院都对醉驾者采取了一些刑事拘留措施,有的进入了审判阶段,这样的执法态势很好。目前的这种多元、严格依法办案的态势应该保持,只有这样才能震慑不法醉驾分子,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酒驾行为,在法律层面解决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二． 醉驾入刑的法律意义和价值

经济越来越发展,汽车也越来越多,可人的素质并未与经济同步增长,经济处罚、拘留不足以震慑酒后驾车，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据报道，2009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38351起，造成67759人死亡、275125人受伤，其中因酒后驾车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尽管公安部门不断治理，醉驾和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仍屡禁不止，目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发展的全球公害，立法将醉驾定性为犯罪行为顺应了公众“平安出行”的诉求。

由于中国酒文化盛行，简单的经济处罚或者拘留已经不足以震慑酒后驾车、城市飙车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因此，只有通过立法将醉驾定性为犯罪行为，才能有效打击酒后开车。

（一）醉驾入刑在有关醉驾执法层面的意义和价值

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为与其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醉酒驾车将被拘役。更严重的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酒后驾车肇事者会被终身禁驾。1.酒驾肇事终身禁驾

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将开始实施。为与其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醉酒驾车将被拘役。更严重的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酒后驾车肇事者会被终身禁驾。2.两次酒驾吊销驾照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罚款从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提高至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期限从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改为6个月；因饮酒后驾 1

驶机动车被处罚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拘留和2000元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3.醉驾吊销驾照五年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增加了15日拘留的处罚，将罚款从500元提高至5000元；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4.醉驾可能被解除合同

“醉驾”正式定为刑事犯罪，可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届时醉酒驾驶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长可处6个月拘役。“醉驾”入刑，醉酒司机就是犯罪，无疑会影响当事人一生。《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务员醉驾被判拘役，就面临被开除公职。《劳动法》第25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据此，凡因醉驾构成刑事犯罪的，可能会被企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解除劳动合同。《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5.学生醉驾终身禁考公务员

醉驾者若为在校学生，那么他将永久失去报考公务员的资格。在公务员招考中也明确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报考。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之规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应属故意犯罪，这也意味着，党员如果醉驾被判刑也将被开除党籍。6.公务员醉驾或被开除

刑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时提出，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醉驾”是否犯罪？又该如何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时，围绕这些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委员认为，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也有人认为，公职人员更应模范遵守法律。

（二）醉驾入刑的司法意义和价值

1．设立“危险驾驶罪”提高了肇事者的违法成本。按照当前的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一般最高为3年有期徒刑，只有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处最高为7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更不消说“扣车”、“吊照”、“扣分”和“行政拘留15天”等警戒性措施。这样的处罚成本，不足以震慑肇事者和警示旁观者。同时，增设“危险驾驶罪”也显示出我国刑法理念从以“结果犯”为主处罚向以“行为犯”为主处罚的转变，让“危险”的预期时刻提醒着行为人，有利于刑法预防功能的发挥。

2.设立“危险驾驶罪”有利于肇事伤人的处罚公正。2010年的张明宝酒驾案和胡斌飙车案同属“危险驾驶”行为，但前者被法院以“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后者则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由于评判依据不一致，导致“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现象发生。

3.设立“危险驾驶罪”既综合平衡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畸轻畸重的量刑标准，也填补了我国刑法的一项短板，有利于司法部门对肇事伤人处罚的客观公正，从而促进司法公平公正。

（三）醉驾入刑的法治意义和价值

2011年05月17日从公安部公布，自《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以来，从法律执行情况看，各地公安机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目前646件案件已经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占案件总数32%。

2011年5月23日，最高检通过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白泉民表示，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至检察机关的醉驾案件，经检察机关查明，案件的醉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会一律按照法律程序办理，该批捕的批捕，该起诉的起诉。对于醉驾情节轻微案件，会按照刑法修正案

（八）及相关法律上的条款起诉，不会存在选择性。最高法、公安部、最高检以上就醉驾入刑分别表态，表现出可喜的宪政法治意义。

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社会政治运行的状态或过程.。目前在依法治国方略框架下，中国的宪政在中国特色的健康发展之中。对于“醉驾入刑”命题，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职能性质的履责表态，亦具有了宪政意义的积极层次。经由醉驾入刑议题，导引出此波的发酵式全国大讨论，不仅使人们认知了讨论平台的时代性和对社会普遍性问题的大辩论之理性，而且对于社会危害性的醉驾行为基于被害方的不特定性及与每位公民的咫尺相近性使之此波辩论尤为期望甚深。

难能可贵的是，专司包括危险驾驶罪在内刑案的侦查、公诉、审判的高层职能部门从基本法律规定的职能角度，积极予以辩论意义的表达，使得此波辩论客观上获得了宪政意义导向的评价。在单独议题讨论上，公安部最高检分别就涉嫌危险驾驶罪案的“一律立案侦查”和“不存选择性”的依法公诉的表态，实为正常不过的履行法定职责，而对于最高法的表态关注过甚。其实最高法的表态，也是正常的法定职责履行，但因个案的司法活动的细微复杂性，使得舆论关注更多地包含了对危险驾驶罪等刑案四百多个罪名的司法解释成为普遍性的渴求式期待。

由此而呈现的宪政意义上的大辩论状态，是法治社会下官方表态民间热议公民参与舆论关注多方关切的一副现代“清明上河图”景象，其中的积极法治意义正逐渐走向突出。

（三）醉驾入刑的社会价值

醉驾入刑的另一重意义，在于从法律的角度促进和提升了国民规则意识和法律的提升。恶性交通事故频发，让人们对醉驾等行为深恶痛绝，但“醉驾”该不该入刑，一直存在争议。一些人的观点是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醉驾入刑似有打击过度之嫌。但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彼此绝缘的两种社会规范，当某一种行为上升到足以危害他人生命的时候，就必须要由最严厉的法律——刑法来制裁。更重要的是，首先素养和规则意识的提升，也不能单纯依靠个人的自律，还必须要有外在的法律和制度的倒逼。杭州“胡斌案”，成都“孙伟铭案”、南京“张明宝案”，以及河北的“李刚门”，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放任国民规则意识的自我发展，只会走向危险的境地。因此，本次醉驾入刑对于国民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规则意识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社会价值难以衡量，只有公民的法律意识提升了，道德素质也才会相应的逐步提高，这样才能让立法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从而为法治建设而服务。

醉驾入刑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法制体现，体现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有利于进一步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尊重，是依法治国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体现了法律的规范性和引导性，有利于增强人民的法制观念，有利于实现人车和谐，社会和谐。

三． 醉驾入刑要求贯彻理性司法观念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修正案的立法本意和司法原则，刑事政策走向及社会形势的要求，深入探讨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动机与目的，去体会和理解司法的价值取向。而无疑地，醉驾入刑促进了理性司法观念的发展，同时也要求严格贯彻理性司法理念。

其一，审理醉驾案件必须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原则。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实现刑事审判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职能作用。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这就表明，要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必须坚持区别对待。醉驾入刑虽然从立法角度实行的是双罚制，即主刑与附加刑并用，但主刑却选择了最短刑的拘役刑种，本身即具备当宽则宽的刑罚要求，如果在这些条件下认真悔过，可以扩展“从宽”的幅度，不一定非选择刑罚方法不可。

其二，审理醉驾案件必须考虑社会生活的现实倾向。一方面，中国人的尚酒习性积淀太深且习酒群体比重过大，纠正这种积习，如滴水穿石，短期很难见放。醉驾入刑仅为制裁手段，彻底扭转生活倾向、教育人们改掉不良习性，才是司法之真谛。另一方面，中国的驾驶人员几乎十人八酒，不单是好酒，其生活压力之大、生活单调之烦及工作疲累之苦，也是嗜酒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面对两亿多驾驶人员，且每个驾驶人员都承担着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光靠刑罚手段很难奏效。如果凡是醉驾即判刑入狱，至少要在全国增加一倍的关押场所，这不单对醉驾者及其家庭是灾难，对于国家而言更是灾难。因此，司法必须为国家分忧，为社会把脉，坚持理性司法。

其三，审理醉驾案件必须考虑当今刑罚的国际走向。时下国际刑事司法的走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废除死刑的呼声极高。全世界目前已有95个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死刑，而且已有46个国家在10中没有执行过死刑。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己减少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适应了世界人权保护的总趋势。

二是向非监禁刑方向发展。美国对多数罪犯实行非监督刑，截止2010年9月30日，全美监狱服刑人员只有127324人，尚不足我国一年中判刑入监的1/3。我国目前创造的社区矫正就是解决非监禁刑的矫正问题。

三是国际轻刑化步伐加快。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的醉驾入刑，即为典型的轻刑化刑罚适用，属自由刑中刑期最短、刑种最轻的犯罪

四是微罪不罚的趋势明显。在美国比较普遍，可判可不判的一般以无罪判决结案。我国刑法第13条明确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该条规定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确立了微罪不罚的原则。这对醉驾入刑坚持理性司法，具有指导意义。

就醉驾情形言，如果行为人偶尔饮酒驾车、他人劝酒后驾车、醉驾时间极短、悔罪态度诚恳，愿意接受处治等，都有可能不施以刑罚方式，由行政执法部门予以处罚，实行刑事责任追究与行政处罚的有机衔接。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4月22日表决通过的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

定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将一律吊销驾照，并在五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即使未达醉驾标准，也得拘留15天，罚款5000元。因之，刑事追究与行处罚的衔接，也是理性司法的必然要求。

在醉驾入刑的司法过程中，必须贯彻上述理性司法理念，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司法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服务。

四． 关于醉驾入刑的个人思考

近年来，醉酒驾车导致的交通肇事案件频繁发生，醉酒驾车的行为屡禁不止，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起，我国每年死于车祸人数平均10万人左右。一场场惨烈车祸的发生，撞击着人们的心灵，这给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对道路交通安全的格外关注和深刻思考。相关法律的盲点与交通法规的“轻描淡写”，直接降低了酒驾、醉驾的犯罪成本，呼吁设立“危险驾驶罪”的喊声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因此国家立法将醉酒驾车纳入刑法范畴也是合乎国情和现状的，是一种紧扣社会发展需要的立法表现，是一种保护民生的体现，然而，酒驾入刑也伴随一些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

首先，酒后驾驶入罪，应该对“酒”的内涵外延予以明确，并对入罪饮酒的量进行严格限定，还要有科技的及时跟进，准确判断驾驶人员的饮酒量。我国的醉驾及酒驾的标准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具体说来，各国对于酒精含量的超标的标准是不同的，资料显示，美国是0.06%，日本是0.05%，德国是0.03%，瑞典是0.02%，而我国是0.2%。将这些数据量化为啤酒容量，则是，“中国为一杯，外国是一口”。西方国家对于酒确实是做到了“零容忍”，而我国还正处在不好意思、扭扭捏捏的状态中。

其次，什么叫“情节恶劣的”，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无疑给肇事方和执法者留下了可“操作”的余地。因为显而易见，一旦给“醉驾和飙车入刑”加上这样一个“情节恶劣”的限定条件，事实上也就是等于承认，单单的“醉驾或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其实并不属于“情节恶劣”，也不构成犯罪。这显然与“醉驾和飙车”行为客观存在的巨大危害性，以及此前舆论民意的普遍认知和期待严重不符。“醉驾”或“飙车”这类驾驶行为，只要一经实施、发生，本身便已构成“情节恶劣”，即将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公共安全置于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威胁和恐惧之中，同时也将自身车辆和乘客的财产生命安全置于高危的险境之中。因此，如果无视这种行为本身天然具有的“情节恶劣”，非要给“醉驾和飙车”再加上一个“情节恶劣”的前置条件，那么，不仅显得“画蛇添足”，而且无形中也将消解乃至取消“醉驾入刑”应有的积极司法价值和意义。

再次，酒驾不能只靠一部法。“法律之间要相互衔接，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要相互衔接，做到宽严相济，处罚也要有梯度。酒后驾驶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严格的执法对于有效治理酒后驾车意义非凡，交通管理滞后也是造成酒后驾车事故频发的重要因素。只有“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普通路人才有安全感，司乘人员才能享受机动车带来的快乐、便捷。

篇3：对醉驾入刑的思考

由此看来, 对醉驾行为入刑的必要性必须从两方面综合权衡, 即一方面要充分考虑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真的需要刑法干预, 另一方面要考虑刑法的谦抑性, 即现行民法、行政法等相关规范是否已经足够保证对醉驾问题的有效规制。

一、何种行为应适用刑法评价

到底是不是刑法所调整, 需充分论证该事项的社会危害性, 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应否“入刑”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 我们国家逐渐进入了以汽车为重要交通工具的时代, 这种高速交通工具的使用对社会秩序、国民生命健康的安全构成的杀伤力与潜在威胁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 自2009年8月至12月, 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30.4万起, 其中醉酒驾驶4.1万起。2010年, 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共处罚酒后驾驶63.1万起, 其中醉酒后驾驶8.7万起。[1]一件件血淋淋的事故和一串串庞大的数字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重视各种危险驾驶行为的治理。自然, 人们开始关注法律、关注司法、关注刑罚。李刚门、孙伟铭案等一系列个案引发的“民愤”终成就了醉驾入刑千呼万唤始出来。

从一系列的客观数据以及醉驾、飙车行为带来的公众集体不安全感已经足以证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将惩治醉驾、飙车行为的权力交之于刑法, 至于刑法能否有效执行依赖于立法者能否合理制定和明确规范, 执法者能否真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学者们不能以其对刑法规制醉驾行为的悲观预期来责怪民众对刑法的笃信。

二、规范醉驾、飙车行为的现行法网是否严密

仔细推敲“醉驾入刑”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十分严谨。其实, 刑法对于酒后驾车等引发的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已有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规范, 即对醉驾的结果犯已属刑事追究的范围之内。此次修八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意味着将醉驾行为本身犯罪化, 是抽象危险犯即行为犯的立法, 也就是说是“醉驾行为入刑”。刑法事实上把还没有造成法益侵害而仅仅有法益侵害的一般危险、甚至还没有具体危险的行为犯罪化, 反应了刑法扩张的趋势, 或者说是刑法干预前置的倾向。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是指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时, 应当尽可能地控制其介入的广度和深度, 合理规定刑事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的原则。其实质就是严格控制刑法之恶的扩张, 并使其保持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刑法谦抑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从刑法的法律特征看, 刑法具有补充性;从刑法发展看刑法, 具有紧缩趋势。简而言之, 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对不当行为归罪必须具有运用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根据陈兴良教授的观点, 某种不当行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时, 就不具有运用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可替代性;无效果;成本高昂。[2]即当刑罚没有效果或者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 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者其他行政处罚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时, 就没有刑事立法的必要性。因此, 将某一行为纳入到刑事处罚当中, 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是刑罚有效果即威慑力且有纠正作用;其次是民事、商事、经济或者其他行政处罚手段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防范。

至于现行民事、行政法律体系对危险驾驶行为规范是否完善, 各路观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赞成者指出, 对交通肇事立法上的不足和司法上的轻刑化也是各种危险驾驶行为久治不减甚至呈增加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立法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规制存在缺陷和不足, 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律缺乏明确规定, 形成了盲点。此外, 就惩罚力度而言, 法律在对醉驾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档。因此, 此次刑法修八将醉驾入刑, 并处之以一至六个月的拘役有效地填补了立法上的漏洞。同时, 赞成者还大量援引美国、日本等大量的国外立法模式, 以证明醉驾入刑的合理性。

反对醉驾入刑的学者们强调,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 关于醉驾的惩治有行政和刑事处罚手段等,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行政处罚规定, 刑法从交通肇事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行为作出了不同幅度的刑罚规定。可以说, 对醉驾的处罚从行政处罚到定罪量刑, 从罚款、拘留到无期徒刑、死刑, 构成了一套衔接紧密的法律规范体系, 对于醉驾从行为产生到后果发生呈现出了阶梯型、有层次的治理模式[3], 因此立法是相对完善的。贸然使用刑罚去处罚本可由行政手段规制的违法行为, 无异于滥用抗生素, 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4]以前那些修正案所力图解决的问题, 诸如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组织未成年人乞讨等等, 究竟有没有得到落实, 其实际效果如何?

纵观上述争论, 双方焦点集中在当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严重化的根本在于执法不严还是立法缺位?笔者认为鉴于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复杂性, 立法缺位和执法不严问题在我国都是存在的。

三、新增危险驾驶罪之刑法规范的进一步完善

(一) 明确性——罪行法定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主观愿望影响的理性。”明确性原则是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 明确性原则可以分解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明确, 即罪之明确以及法律后果的明确, 即刑之明确。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被推崇, 其实质内涵是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取向, 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无端发动为目标定位。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醉驾入罪的细节并没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规定, 何谓醉驾、何谓情节恶劣、是飙车情节恶劣还是飙车和醉驾均需达到情节恶劣, 缺乏细节考量的简单化入罪必将引起一定的社会震动, 因此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该问题的细化与明确迫在眉睫。

首先, 酒驾的行为特征不具有表向性, 醉酒难以界定, 犯罪主体就不好确定, 否则将来在醉与非醉的问题上将有扯不清的问题。基于我国目前对醉酒的相关规定, 醉酒驾驶可以通过测试设备、抽血化验来界定, 根据2004年5月31日实施的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标准》 (GB19522-2004) ,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 为醉酒驾驶。一些学者提出质疑:“既然力度增加, 对应的标准门槛是否也应适当放宽?”他们认为如果还拿原有标准来考量, 对当事者有失公平。且有人指出, 每个个体酒量不同, 有人一沾酒就醉, 有人两三斤也能保持清醒。其实对比发达国家, 我国入罪标准已经非常宽松, 此外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只能考虑到普遍的标准名予以明文规定, 如果一再强调个体的特殊性而否认标准的明确性, 则可能导致法为个人所滥加解释, 从而导致权力寻租、个案不公、法律空置等现象。

其次, 醉驾入罪后, 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三个罪名间仍然有逻辑衔接的问题, 这需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做出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三者的定罪标准, 同时也需要法官充分考量个案的特殊情节在法律规范下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 以保证个案的相对公正。

再次, 专家还指出, 只将危险驾驶行为中醉驾与飙车入刑并不充分, 吸毒后驾驶、过劳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与醉驾、飙车具有类似的社会危险性, 因此, 在以后的刑法修正或司法解释应对该条予以适当的扩大解释, 来弥补法网之缺漏。

(二) 执行力

酒文化在中国之普遍, 人皆知之, 其执法力度的困难可以想象。贝卡利亚略谓:“刑法之有效不在严酷, 而在犯罪者定被处罚。”对于醉驾入刑后的执行力问题,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就表示, 酒驾入罪, 可能带来“交警管不了, 刑警不愿管”的情况。执法成本过高是立法者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交警、刑警, 行政司法的协作分工是刑八生效后, 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保障刑八执行力的关键所在。

正如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指出“一边法网过密, 另一边只能选择性惩罚, 刑法功效弱化乃势所必然。”[5]群众相信刑法的执行力度远好于行政执法, 然而, 酒驾入刑后必然带来刑法执法的超负荷, 其执行力能否让群众满意, 刑法能否守好保障人民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刑法的权威都丧失, 社会的稳定必成空中楼阁。刑八关于酒驾入罪究竟是取悦民意的一场表演, 还是根治酒驾的苦口良药, 还有待于有关部门的真正行动。综上所述, 既然醉驾入刑已成既定事实, 我们只能对其贯彻落实心怀期望。但对于未来刑法的发展而言,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 不能将刑法变成解决特定时期社会矛盾的政策性工具, 它不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仅因某一特定时期某种危害行为呈现一种高发态势, 就认定应当增设一个新的罪名, 这在逻辑上也是不充分的。实际效果更值得怀疑, 且必须与社会情绪和舆论压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然难免出现朝令夕改、徒法难以自行的局面。

摘要：中国在短短十来年间就进入了汽车时代, 但是从公共管理水平到个人交通意识, 却还没有适应汽车文明。醉驾、飙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 加之近来个案中结合仇官、仇富情绪的焦点炒作, 舆论对醉驾入刑的呼声瞬时高涨。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 醉驾入刑已成既定事实。立法者顺应民意痛下决心治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立法目的昭然若揭, 但如此引刑法之重典整饬醉驾, 是否充分考虑刑法的性质与原则, 是否对其实施效果进行了合理预期和评估, 立法者难逃“情绪化立法”的质疑与批评。既然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台已经对此问题一锤定音, 出于对立法权威的尊重, 在讨论其必要性之外, 当前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定罪标准进行细化、保证贯彻与落实、防止权力寻租。醉驾行为之所以入刑是因为人们对行政执法的力度的质疑, 并对刑法的功效寄予厚望。出于法律人的理性, 我们不能奢求醉驾入刑能够立竿见影, 彻底解决醉驾问题, 但为了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不被空置或滥用, 立法者、执法者们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醉驾入刑,刑法谦抑性,罪刑法定原则,威慑力,执行力

参考文献

①新华网:《公安部4个半月查处酒后驾驶逾30万起》, http://news.xin-huanet.com/auto/2009-12/31.htm。

②陈兴良.《宽严相济政策与刑罚规制》, 《法学》, 2007 (1) 。

③王伶俐.《罪驾入刑:理性考量四个问题》, 《检察日报》。

④张培鸿.《喷一嘴刑八》, http://zhangpeihong.72pines.com/。

篇4：醉驾入刑的尴尬

然而。几天前的一则相关报道引起了极大反响（最高法：醉驾危害轻微慎重追究刑责），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能否得到追究一下子变得不确定起来。与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相比，与对这则新闻的评判相比，笔者更关心的是其揭示出来的问题。

第一，立法及司法的分工与衔接。我国是以制定法为基础的国家，社会所需要的法律规则，主要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活动提供。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立法比较简约，可操作性差。于是，法律解释尤其是司法解释便承载着弥补法律空白，使法律与社会的复杂和变动相适应，以及使法律具有可操作的作用。简约的立法与大量的司法解释相配合是我国法律的特色，它起码实现了有法可依。每逢重要的法律出台，在其实施前，司法机关都会做出充分准备，制发比较详尽的司法解释，使得该法律自生效之日起即得以实施，并且不会出现明显的漏洞和缺失。此次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有些出人意料，在危险驾驶罪方面，它将我国立法及司法的分工与衔接方面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从初次审议到最终通过经历了半年有余，从它的通过、公布到正式实施，也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其间，司法机关就刑法修正案（八）的时间效力、罪名确定、部分死缓犯限制减刑、对管制犯、缓刑犯适用禁止令等问题出台了四个司法解释，却忽略了醉驾入刑的具体认定和操作问题，将此类问题留待以后新的司法解释来解决。这种状况，一下子将刑法修正案已经生效却不一定全面、依法实施的尴尬大白于天下。人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立法怎么了？我们的司法解释怎么了？看来，立法及司法的分工与衔接问题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

第二，危险驾驶罪社会危害性的认定。报道中说，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要追究刑事责任，却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本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醉驾不一定都追究刑责，还要看社会危害性。由此带来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如何判定的问题。危险驾驶罪是就行为定罪，而非就结果定罪。在不要求结果的情况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何认定，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这样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从文意理解法意可见，危险驾驶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一种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其中，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构成该罪要求的“情节恶劣”，而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该罪则没有对情节的要求，只要构成醉酒驾车就构成此罪。达到恶劣程度的情节，可以指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判定时，自由裁量的范围和幅度将会很大。而醉酒，尽管也会有情节的千差万别，但是应该有可依据的客观判定标准：呼气中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一旦达到规定的标准，即可判定醉酒驾驶。从立法目的来看，惩治此类行为是从醉酒驾车开始，因为醉酒驾车这种行为本身具有社会危害性：潜在的、极有可能发生的相当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假如在已可以判定醉酒的前提下又附加以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决定是否追究刑责，就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且社会危害性的评判需要进一步的标准，这个标准应当由谁、什么时候、依据什么来制定呢？无论如何，都要给社会一个有助于增进法治的解释和理由。

第三，法治的机制问题。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刑事法治也不例外。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驾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也不是仅凭单一的法律手段能够解决的，其认定和处罚，需要借助各种手段和具体的标准。比如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和法学等。醉驾的判定要有标准，醉驾的处罚要有证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就成了基础性的因素。据报道，《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已于今年一月十四日修订，七月一日实施。该标准最早是在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首次发布并实施的，在实施六年多后，国标重新做了修订。目前，新旧两个标准都可以引用，因为最主要的饮酒、醉酒驾车血液酒精含量临界值都没有改变。《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修订与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几乎同步，可以推定它们之间的呼应、支撑与配套关系。该标准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提供了判定酒驾以及醉驾的权威性标准。按照标准，对于认定酒后驾驶、醉酒驾驶，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而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确定。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哪个部门制定什么标准吗？如果有新的标准，新标准与它们又是什么关系呢？新标准制定出来之前，刑法修正案（八）又该如何执行呢？联想起前些日子“三顶大盖帽管不住一盘豆芽菜”的报道，笔者不禁担心：还要几顶大盖帽才能说清楚、管明白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的危险驾驶罪呢？

篇5：关于醉驾入刑的法律思考

一、立法背景

1、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汽车增长势头强劲。仅就西安市而言, 近年来机动车的持有量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目前虽有缓解, 但今后仍将以10%的较高速度增长。同时, 人口增长并没有停滞, 2010年人口普查西安市常住人口为8467837人, 并仍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长。此外我国城市交通设施基础建设滞后, 设计不够合理, 驾驶员及行人的交通安全观念缺乏, 导致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这就为交通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大程度规避交通风险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我国1997年《刑法典》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来说虽然有所发展, 但是对于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恶性交通事故的频发预见不够, 需要及时调整。

2、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 我国交通事故频发, 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 危害更加严重, 一次致多人死伤的案件屡有发生。

《刑法修正案 (八) 》将醉酒驾驶作为犯罪实施以来, 有效地遏制了严峻的交通事故形势, 保障了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思考和不断地完善。新法规的实施对醉驾行为起到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 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 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 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23.8万起, 较去年同期下降45%。其中, 醉酒驾驶3.8万起, 较去年同期下降45.3%, 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下降幅度均超过50%。5月1日至12月30日, 全国因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716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205人, 下降22.3%。其中, 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708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25人, 下降3.4%。人民法院已经对1.2万起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依法做出有罪判决。

二、对《刑法修正案 (八) 》第22条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规定的理解和适用

1、法律特征

第一, 是行为犯。所以是行为犯, 就是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 没有任何犯罪情节和后果的要求, 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构成本罪, 不要求情节, 也不要求有后果, 立法是这样表述的。

第二, 是抽象危险犯。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 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秩序, 是公共安全, 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和财产, 是抽象的危险犯。

第三, 是故意犯罪。立法作为行为犯来规定, 表明行为人在主观上故意, 指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实施了醉酒驾车的行为, 应该知道其行为对公共安全、道路交通秩序的危害, 是故意犯罪。

第四, 是刑罚最轻的犯罪。这个罪在刑罚的设置上, 是目前我国刑法制度中法定最高刑设置最低的一个罪名。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刑法分则当中, 第252条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 是刑法全部罪名中法定最高刑设置最低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酒驾车、飙车犯罪法定最高刑为六个月拘役, 这是目前刑法分则规定的唯一没有有期徒刑刑罚的犯罪。

第五, 醉酒驾车犯罪的“关键词”是道路、醉酒和机动车。一是“在道路上”的范围,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有明确的规定, 包括公路、城市道路和单位管辖范围内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道路, 也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公共通行的场所。二是“醉酒”, 何谓醉酒?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喝醉了、耍酒疯了, 才是“醉酒”;而是要按照国家规定的醉酒标准掌握, 现在是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4年发布的标准0.8% (即在驾驶员的血液中每100毫升的酒精含量为80毫克) 。三是“机动车”, 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规定的主体范围, 比醉酒驾车的范围宽, 是除铁路、民航运输人员以外的其他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交通运输人员, 包括公路交通运输、水上交通运输人员。

2、与相关罪名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 醉酒驾车犯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从立法技术上研究这两个罪规定的协调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在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表述的基础上, 如果接着对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的,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逃逸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以及连续多次肇事致多人死亡的, 统一做出新的处罚规定, 把醉酒驾车犯罪从交通肇事罪中分出来, 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罪名, 这样规定可能好操作, 便于适应, 而且这样规定经过宣传, 有利于对这一类犯罪进行警示和预防, 司法上也好办。但是立法没有调整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交通肇事罪的特征与醉酒驾车犯罪的主要区别是:

第一, 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要求“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 没有达到这个后果的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醉驾犯罪没有这个要求, 这是个很大的区别。

第二, 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传统刑法理论历来认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 而这次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是故意犯罪。有学者认为, 修正案八关于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 使交通肇事罪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分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和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后者的醉酒驾车犯罪是基本犯, 是故意, 加重结果为过失, 成为结果加重犯。这是立法带来的复杂性。

第三, 交通肇事罪的刑罚比醉酒驾车犯罪重。普通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比醉酒驾车犯罪高, 如果是逃逸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最高可处15年有期徒刑。醉驾的法定最高刑为拘役6个月。

第四, 刑法修正案八没有明确规定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但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行为如何处罚。严格讲, 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在处罚上有区别, 但立法没有做出区别性规定。这次高晓松的案子, 醉驾造成了交通事故, 他认罪态度好, 积极赔偿, 拒绝律师辩护等等, 但仍处醉驾法定最高刑, 因为他撞了四辆车, 但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所以被顶格判处6个月拘役。

第二个问题, 醉酒驾车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第一, 刑法第114、115这两条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中比较重的罪。刑法分则的类罪和各章中的罪名, 一般是由重到轻排列的。第114、115条是刑罚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列在最前面的两条, 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中比较重的罪。在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犯罪方法之后, 加了“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里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不是作为这一章的兜底条款, 而是这两条的兜底条款。

第二, 醉酒驾车或不醉酒驾驶机动车, 也可能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醉酒也好, 不醉酒也好, 开着车到人员很多的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横冲直撞, 就可能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致多人伤亡, 是不是要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 需要研究, 需要立法或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法法第42条明确规定, “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刑法第114条、115条规定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 “其他危险方法”指什么, 原意需要明确。

第四, 最高法院指导案例的作用。最高法院2009年发布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黎景全案, 一个是孙伟铭案, 这两个案例是作为醉酒驾车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律指导案例印发的, 严格讲不是司法解释。但是最高法院在通知里面的要求是“供审理相关案件时参照执行”。现在对这类问题议论比较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肇事发生重大事故后逃逸的, 法律有明文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怎么处理法律也有明文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致多人重伤死亡的, 是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还是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需要立法或立法解释来明确。

3、在实践中运用出现的问题

(1) 醉驾入刑如何定罪

第一, 最高两院已经规定, 叫“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没有规定飙车、醉驾犯罪的罪名。罪名的确定权是两高还是人大呢?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刑法分则当中有的罪, 立法的时候直接规定了罪名, 比如, 贪污罪、受贿罪, 刑法直接规定了罪名, 但是大多数刑法分则条款没有直接规定罪名。笔者认为刑法将具体行为入罪, 对罪状作了表述, 应当同时明确它的罪名, 罪名是犯罪行为本质特征的概括, 似属于立法权限。但两高根据实践需要确定罪名也没有违法, 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一权限的使用主体。

第二, 飙车、醉驾是危险驾驶, 但不是危险驾驶的全部。飙车、醉驾都是危险驾驶, 但醉酒驾驶飞机、轮船、火车的行为, 也是危险驾驶;无证驾驶汽车、疲劳驾驶汽车等也是危险驾驶。叫“危险驾驶罪”, 也没有准确地反映飙车、醉驾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飙车、醉驾这两种行为的特征也不同。把一条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确定为两个罪名也有先例。当然, 现在最高两院已经规定了, 实践中应当按照两高规定办。

(2) 证据方面的取证

第一, 如何认定“醉酒”。“醉”与“非醉”, 坚持单一的量化标准鉴定“醉”与“非醉”有失公允, 与刑法平等性原则不符。诚然, 所谓“醉驾”必然要求行为人处于酒醉状态, 意识迷糊, 控制力不足, 足以产生危险性。“醉”与“非醉”并非仅仅依靠检测酒精含量所能鉴定的, 即使检测, 也不能做出足够精确合理的醉酒判断。当“醉驾”遭遇刑罚时, 刑法适用的严谨性和平等原则要求我们应当做出足够精确合理的醉酒判断。笔者看来, 单一量化论者提出达到只要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的酒精含量就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观点, 全然不虑及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知道, 体质因人而异, 酒精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有人喝一杯酒就醉, 有人喝一箱酒才醉, “醉”与“非醉”应该综合考量。

第二, 取证的时效性问题。查处醉驾时, 证据可能会转瞬即逝, 所以, 办理醉驾案件的取证要突出一个“快”字, 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取得最有利的证据, 就是检测酒精含量。科学实验表明, 血液酒精浓度最高值是出现在酒后的30分钟至90分钟时间内。如果醉驾嫌疑人在喝酒后出现故意拖延, 拒不验血, 或者托人说情, 拖延验血时间的情况, 耽误上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再抽血, 监测出来的数据可以大相径庭, 甚至测不到任何酒精成份。这样就很难对案件进行正确的定性。办理醉驾案件, 公安机关能否第一时间取得对醉驾嫌疑人进行酒精检测这一认定醉驾的基本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直接关系到案件能否正确定性以及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因此, 对醉驾的取证应有明确的时效性, 但是, 按照现有的道路交通法, 至今还没有相关规定醉驾者需要在多少时间内接受酒精测试。

“醉驾入刑”作为《刑法修正案 (八) 》的一大亮点, 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 其实施以来因确实降低了近年来由醉酒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率以及死亡、受伤人数而受到赞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醉驾入刑”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笔者认为, 要从根本上减少醉酒驾驶, 除了要进一步科学完善法律法规, 坚持长期严格执法外, 还应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 使人们知法懂法, 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普及醉驾影响交通安全的教育, 树立生命至高无尚的信念, 毕竟寻求法律的“警示作用”, 不能以牺牲个体公平为代价。刑罚并不是万能的, 刑罚也不能从根本上终止犯罪。杜绝醉酒驾驶根本上源于广大公民对生命发自内心的尊重。

摘要：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 (八) 》实施以来, 有关醉驾入刑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高晓松醉驾案、“因公醉酒”案、醉驾“情节严重”说等等新闻报道。使公众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迷惑感。为准确理解和宣传法律规定精神, 笔者将就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法律规定和适用以及醉驾入刑执法中的现实困境等问题发表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