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法律思考（共3篇）
篇1：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来源于四川科技报 2009年10月22日
□泸州市龙马潭区检察院廖竞瑜
近日，备受世人关注的成都孙伟铭醉驾案二审作出宣判，认定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其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案一、二审判决前后，由该案引发的社会舆论铺天盖地，由一个“个案”引发了一场关于“醉驾”法律问题的大讨论。
首先，是交通肇事还是危害公共安全之争。孙伟铭也许没想到，他的醉驾行为在以前不就是交通肇事罪吗？怎么现在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是的，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人们对酒后交通肇事都认为是过失行为。不过，近年来社会发生了悄然变化。一方面，随着某些特权行为的曝光，民众对不公平现象产生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传媒影响力扩大，也使得民众对驾车肇事等事件的表达有了顺畅的管道。有了表达，才可能上升为理性的检讨。如今，经过大量的讨论和普法性报道，人们开始明白：决定醉驾者罪责的，关键在于主观上是过失（交通肇事罪）还是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其次，孙伟铭醉驾案催生法治的进步。法律应该是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在我国，法律所体现的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而不是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群体的“民意”。在孙伟铭案中，从最初对孙伟铭“杀之而后快”的“民意”，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刀下留人”的“民意”，但这些显然不能成为司法的依据或压力。在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体现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则应当坚持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真正实现民意。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了醉酒驾车肇事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要件，为各地法院认定此类犯罪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为今后这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依据。
第三，孙伟铭案的教育、警示意义远大于案件本生。一份资料显示，国外发达国家的交通死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员与行人、骑自行车人、乘客的死亡之比是3：1，而我国恰恰相反是1：3，有70%以上的死亡人数为行人等交通 弱者。在欧洲，有12%的交通事故死亡者为行人等交通弱者，在美国为11%，中国则超过50%，这与中国的交通状况有很大关联。近年来，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黄尔梅指出：“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符合刑法规定。”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当今网络时代，孙伟铭案至始至终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的大讨论更是此起彼伏。在人民的关注中，醉酒驾车的法律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该案警示作用在于告诫所有醉酒驾车者:醉酒驾车者最佳的选择是:不要酒后驾车。警示意义之二在于，对民众关于有效防范和惩治交通事故方面的新期待和新要求，有关部门应及时快速建立相关应对措施。
让酒后驾车远离我们——由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思考
[作者：上虞市华„来源：本站原创阅读：1669次发布时间：2010-3-26 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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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酒后驾车远离我们
——由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思考
上虞市华维学校金广绪指导：石美妃
最近，各大媒体都在关注发生在2008年底孙伟铭醉驾案。孙伟铭无行驶证且醉酒驾车造成了四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3日，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伟铭一审被判死刑”，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褒贬不一。有人为之欢呼，欢呼的是，醉驾造成如此严重恶果，理当让肇事者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人为之震惊，震惊的是，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此前没有先例，而且因为无证驾驶和醉酒驾车被判死刑，是否太重了。
孙伟铭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9年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宣判中，将孙伟铭醉酒驾车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伟铭醉驾案”，让“酒驾”与“躲猫猫”“被就业”等流行词语一样，成为解读2009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继“孙伟铭醉驾案”后，各地接连发生的恶性酒后交通肇事案，持续挑战民意容忍的底线，进而转化为席卷全国的治理“酒后驾车”风暴。这一切不得不引发人们对酒后驾车的思考。
一、酒后驾车的危害。
古往今来，因酒伤身、丧命，因酒造成车祸事故的枚不胜举，不乏其例。酒是车祸之友，酒是事故之隐患，酒是安全行车之大敌。
酒后开车为什么容易发生车祸事故呢？据研究表明：饮酒，一能使人体的运动功能产生障碍，判断能力下降。二能使人的视力、听力、辨色力下降。三能使人的精神发生异常。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由于酒精的作用，驾驶员大脑的反应时间会延长，不能及时发现和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平时驾车时容易发现的情况，酒后不能
发现。而且驾驶员眼、手、脚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降低，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的能力比平时下降，所以不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此外，在酒精的作用下，有的驾驶员会出现精神困倦、嗜睡等症状，有的驾驶员会精神亢奋，胆大妄为，做事不计后果，如超速行驶，等。所有这一切，极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二、酒后驾车屡禁不止的原因
明知酒后驾车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我国现有法律对酒后驾车的定义和处理均太轻，酒后驾车的违法成本太低。
据资料显示：我国对酒后的定义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却是0.2%；而国外则严得多，如美国是0.06%，日本是0.05%，德国是0.03%，瑞典是0.02%。对酒后驾车行为处理也差别很大：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我国对醉酒驾车的处理是：“扣证、罚款、拘留”。而国外一旦超过标准，可不分你酒后跟醉酒，也不管有没有肇事，首先吊销你的驾照，日本还要判两年的劳役、罚钱，在德国，若再犯就要进监牢，在美国，酒后驾驶是罪与非罪概念，因酒后驾车而被投入监狱的并不稀奇。
我国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对酒后驾车者来说影响甚微，即使严重点儿的，“出点不伤筋骨的钱”也能解决问题。根本不能让那些醉酒驾驶员认识到酒后驾车的严重性，也无法引起人们对酒后驾车的足够重视。
第二，我国民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非常单薄。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有着历代传承的浓郁的酒文化：朋友聚会时，要喝酒；欢度佳节时，要喝酒；婚丧嫁娶时，要喝酒；迎来送往时，也要喝酒„„。喝酒，是人们联系感情的纽带； 喝酒，是人们增加喜庆的方式。只要上了酒桌就要喝个一醉方休，否则就不热情。殊不知，热情的劝酒早已悄悄地埋下了安全隐患，而许多民众却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另外，大部分群众对交通安全法规了解甚少，许多群众只知道走路不能闯红灯，驾驶机动车靠右边行，根本不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中“饮酒驾驶机动车暂扣3个月以下驾驶证，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规定，导致有法不依；加上交通参与者对酒后驾车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无形中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三、解决酒后驾车问题的措施。
针对以上原因，为了减少直至杜绝酒后驾车行为，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
措施一：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酒后驾车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酒后驾车行为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处罚太轻，违法成本太低。尽管我国已从“自行车时代”快速过渡到“汽车时代”，但是，交通方面的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我们应积极倡导建立一个更加公平、适用的法律环境，期待从制度上杜绝“酒精杀手”，将马路安全
感还给公众。这就需要尽快启动对现有法律的修改，严惩交通违法行为，如加大对酒后驾车行为的罚款力度，情节严重者，在处以巨额罚款的同时，还要扣留甚至吊销驾驶证一段时间，并在刑法中增设“酒后驾车罪”，让情节特别严重者受到刑罚处罚。
措施二：加大对民众的交通安全尤其是酒后驾车危害的宣传。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义不容辞，但是仅靠交警一个部门是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的。各级人民政府、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也要把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当成第一要务来抓好，把酒后驾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如通过新闻媒体把酒后驾驶的危害性进行更细致、更广泛、更全面的宣传，做到人人皆知。除了新闻媒体外，各酒店、饭店也是很好的宣传阵地，贴出温馨告示、标语来提醒酒后驾车的危害性，使驾驶员自己做到“驾车不喝酒，喝酒不驾车”，同事、朋友也不劝驾驶员喝酒。全社会形成一种“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的氛围，就能一定程度降低酒后驾驶率。
措施三：执法的公安交警部门，对酒后驾车应保持零容忍。
有法可依是前提，但惟有执法必严，才能树立起法律的威信。酒后驾车的直接执法部门——公安交警部门，应形成一种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一方面，要加大路面管控力度，严查酒后驾车行为，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如公安交警部门要在易发生酒后驾车行为的重点区域，如饭店、餐馆、酒吧、娱乐场所等周边道路严密部署警力，采取定点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路面管控力度，确保在酒后驾车未上路之前就进行管控。另一方面，对查处的酒后驾车违法行为，要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处罚，绝无任何形式的通融，这样才能使驾驶人再也不会去心怀侥幸突破既有规则，否则，再严厉的风暴，都难以终结交警与“酒驾”者之间的猫鼠游戏。
措施四：建立对酒后驾车的举报监督制度。
要本着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监督、举报、奖励制度，发动群众发现酒后驾驶行为，立即举报，并落实奖励制度和为举报人民保密制度。从根本上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使酒后驾车的陋习时时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氛围，尽可能减少酒后驾车行为的发生。
措施五：必要时，扶持“酒后代驾”服务。
除了以上措施外，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人们酒后驾车是至关重要的。“酒后代驾”属于避免酒后驾车违法现象发生的一种预防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酒后代驾服务在国外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然而，代驾服务在我国受到冷遇。代驾服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其存在诸多质疑，是代驾服务不受青睐的原因。我们可以推行令人放心的“交警代驾”从而有效遏制酒后驾车交通违法行为。
总之，酒后驾车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之一，是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隐患，必须坚决杜绝。我们要时刻牢记——“珍爱生命，拒绝酒后驾车”。只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普通路人才有安全感，司乘人员才能真正享受机动车带来的快乐和便捷。让我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让酒后驾车远离我们。
篇2：关于醉驾入刑的法律思考
一、立法背景
1、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汽车增长势头强劲。仅就西安市而言, 近年来机动车的持有量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目前虽有缓解, 但今后仍将以10%的较高速度增长。同时, 人口增长并没有停滞, 2010年人口普查西安市常住人口为8467837人, 并仍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长。此外我国城市交通设施基础建设滞后, 设计不够合理, 驾驶员及行人的交通安全观念缺乏, 导致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这就为交通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大程度规避交通风险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我国1997年《刑法典》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来说虽然有所发展, 但是对于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恶性交通事故的频发预见不够, 需要及时调整。
2、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 我国交通事故频发, 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 危害更加严重, 一次致多人死伤的案件屡有发生。
《刑法修正案 (八) 》将醉酒驾驶作为犯罪实施以来, 有效地遏制了严峻的交通事故形势, 保障了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思考和不断地完善。新法规的实施对醉驾行为起到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 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 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 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23.8万起, 较去年同期下降45%。其中, 醉酒驾驶3.8万起, 较去年同期下降45.3%, 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下降幅度均超过50%。5月1日至12月30日, 全国因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716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205人, 下降22.3%。其中, 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708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25人, 下降3.4%。人民法院已经对1.2万起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依法做出有罪判决。
二、对《刑法修正案 (八) 》第22条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规定的理解和适用
1、法律特征
第一, 是行为犯。所以是行为犯, 就是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 没有任何犯罪情节和后果的要求, 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构成本罪, 不要求情节, 也不要求有后果, 立法是这样表述的。
第二, 是抽象危险犯。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 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秩序, 是公共安全, 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和财产, 是抽象的危险犯。
第三, 是故意犯罪。立法作为行为犯来规定, 表明行为人在主观上故意, 指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实施了醉酒驾车的行为, 应该知道其行为对公共安全、道路交通秩序的危害, 是故意犯罪。
第四, 是刑罚最轻的犯罪。这个罪在刑罚的设置上, 是目前我国刑法制度中法定最高刑设置最低的一个罪名。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刑法分则当中, 第252条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 是刑法全部罪名中法定最高刑设置最低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酒驾车、飙车犯罪法定最高刑为六个月拘役, 这是目前刑法分则规定的唯一没有有期徒刑刑罚的犯罪。
第五, 醉酒驾车犯罪的“关键词”是道路、醉酒和机动车。一是“在道路上”的范围,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有明确的规定, 包括公路、城市道路和单位管辖范围内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道路, 也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公共通行的场所。二是“醉酒”, 何谓醉酒?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喝醉了、耍酒疯了, 才是“醉酒”;而是要按照国家规定的醉酒标准掌握, 现在是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4年发布的标准0.8% (即在驾驶员的血液中每100毫升的酒精含量为80毫克) 。三是“机动车”, 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规定的主体范围, 比醉酒驾车的范围宽, 是除铁路、民航运输人员以外的其他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交通运输人员, 包括公路交通运输、水上交通运输人员。
2、与相关罪名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 醉酒驾车犯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从立法技术上研究这两个罪规定的协调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在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表述的基础上, 如果接着对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的,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逃逸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以及连续多次肇事致多人死亡的, 统一做出新的处罚规定, 把醉酒驾车犯罪从交通肇事罪中分出来, 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罪名, 这样规定可能好操作, 便于适应, 而且这样规定经过宣传, 有利于对这一类犯罪进行警示和预防, 司法上也好办。但是立法没有调整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交通肇事罪的特征与醉酒驾车犯罪的主要区别是:
第一, 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要求“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 没有达到这个后果的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醉驾犯罪没有这个要求, 这是个很大的区别。
第二, 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传统刑法理论历来认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 而这次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是故意犯罪。有学者认为, 修正案八关于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 使交通肇事罪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分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和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后者的醉酒驾车犯罪是基本犯, 是故意, 加重结果为过失, 成为结果加重犯。这是立法带来的复杂性。
第三, 交通肇事罪的刑罚比醉酒驾车犯罪重。普通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比醉酒驾车犯罪高, 如果是逃逸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最高可处15年有期徒刑。醉驾的法定最高刑为拘役6个月。
第四, 刑法修正案八没有明确规定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但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行为如何处罚。严格讲, 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在处罚上有区别, 但立法没有做出区别性规定。这次高晓松的案子, 醉驾造成了交通事故, 他认罪态度好, 积极赔偿, 拒绝律师辩护等等, 但仍处醉驾法定最高刑, 因为他撞了四辆车, 但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所以被顶格判处6个月拘役。
第二个问题, 醉酒驾车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第一, 刑法第114、115这两条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中比较重的罪。刑法分则的类罪和各章中的罪名, 一般是由重到轻排列的。第114、115条是刑罚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列在最前面的两条, 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中比较重的罪。在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犯罪方法之后, 加了“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里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不是作为这一章的兜底条款, 而是这两条的兜底条款。
第二, 醉酒驾车或不醉酒驾驶机动车, 也可能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醉酒也好, 不醉酒也好, 开着车到人员很多的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横冲直撞, 就可能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致多人伤亡, 是不是要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 需要研究, 需要立法或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法法第42条明确规定, “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刑法第114条、115条规定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 “其他危险方法”指什么, 原意需要明确。
第四, 最高法院指导案例的作用。最高法院2009年发布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黎景全案, 一个是孙伟铭案, 这两个案例是作为醉酒驾车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律指导案例印发的, 严格讲不是司法解释。但是最高法院在通知里面的要求是“供审理相关案件时参照执行”。现在对这类问题议论比较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肇事发生重大事故后逃逸的, 法律有明文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怎么处理法律也有明文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致多人重伤死亡的, 是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还是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需要立法或立法解释来明确。
3、在实践中运用出现的问题
(1) 醉驾入刑如何定罪
第一, 最高两院已经规定, 叫“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没有规定飙车、醉驾犯罪的罪名。罪名的确定权是两高还是人大呢?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刑法分则当中有的罪, 立法的时候直接规定了罪名, 比如, 贪污罪、受贿罪, 刑法直接规定了罪名, 但是大多数刑法分则条款没有直接规定罪名。笔者认为刑法将具体行为入罪, 对罪状作了表述, 应当同时明确它的罪名, 罪名是犯罪行为本质特征的概括, 似属于立法权限。但两高根据实践需要确定罪名也没有违法, 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一权限的使用主体。
第二, 飙车、醉驾是危险驾驶, 但不是危险驾驶的全部。飙车、醉驾都是危险驾驶, 但醉酒驾驶飞机、轮船、火车的行为, 也是危险驾驶;无证驾驶汽车、疲劳驾驶汽车等也是危险驾驶。叫“危险驾驶罪”, 也没有准确地反映飙车、醉驾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飙车、醉驾这两种行为的特征也不同。把一条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确定为两个罪名也有先例。当然, 现在最高两院已经规定了, 实践中应当按照两高规定办。
(2) 证据方面的取证
第一, 如何认定“醉酒”。“醉”与“非醉”, 坚持单一的量化标准鉴定“醉”与“非醉”有失公允, 与刑法平等性原则不符。诚然, 所谓“醉驾”必然要求行为人处于酒醉状态, 意识迷糊, 控制力不足, 足以产生危险性。“醉”与“非醉”并非仅仅依靠检测酒精含量所能鉴定的, 即使检测, 也不能做出足够精确合理的醉酒判断。当“醉驾”遭遇刑罚时, 刑法适用的严谨性和平等原则要求我们应当做出足够精确合理的醉酒判断。笔者看来, 单一量化论者提出达到只要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的酒精含量就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观点, 全然不虑及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知道, 体质因人而异, 酒精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有人喝一杯酒就醉, 有人喝一箱酒才醉, “醉”与“非醉”应该综合考量。
第二, 取证的时效性问题。查处醉驾时, 证据可能会转瞬即逝, 所以, 办理醉驾案件的取证要突出一个“快”字, 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取得最有利的证据, 就是检测酒精含量。科学实验表明, 血液酒精浓度最高值是出现在酒后的30分钟至90分钟时间内。如果醉驾嫌疑人在喝酒后出现故意拖延, 拒不验血, 或者托人说情, 拖延验血时间的情况, 耽误上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再抽血, 监测出来的数据可以大相径庭, 甚至测不到任何酒精成份。这样就很难对案件进行正确的定性。办理醉驾案件, 公安机关能否第一时间取得对醉驾嫌疑人进行酒精检测这一认定醉驾的基本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直接关系到案件能否正确定性以及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因此, 对醉驾的取证应有明确的时效性, 但是, 按照现有的道路交通法, 至今还没有相关规定醉驾者需要在多少时间内接受酒精测试。
“醉驾入刑”作为《刑法修正案 (八) 》的一大亮点, 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 其实施以来因确实降低了近年来由醉酒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率以及死亡、受伤人数而受到赞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醉驾入刑”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笔者认为, 要从根本上减少醉酒驾驶, 除了要进一步科学完善法律法规, 坚持长期严格执法外, 还应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 使人们知法懂法, 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普及醉驾影响交通安全的教育, 树立生命至高无尚的信念, 毕竟寻求法律的“警示作用”, 不能以牺牲个体公平为代价。刑罚并不是万能的, 刑罚也不能从根本上终止犯罪。杜绝醉酒驾驶根本上源于广大公民对生命发自内心的尊重。
摘要：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 (八) 》实施以来, 有关醉驾入刑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高晓松醉驾案、“因公醉酒”案、醉驾“情节严重”说等等新闻报道。使公众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迷惑感。为准确理解和宣传法律规定精神, 笔者将就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法律规定和适用以及醉驾入刑执法中的现实困境等问题发表一些观点。
篇3：房屋倒塌引发的法律思考
一、建筑物责任
因建筑物引发的侵权责任,是指建筑物发生脱落、坠落或倒塌而造成他人损害。建筑物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交易安全保障义务(Verkehrssicherungspflicht),责任主体对建筑物具有事实上支配力,较其他人更具有风险防范之能力和可能,且其享有建筑物带来的利益,因此对建筑物负有维护并防止危险之义务。
对引发建筑物责任的建筑物瑕疵是否限定在特定形态,存在两种立法例:第一类,采取限定主义。此种类型以德国为代表,《德国民法典》第836条规定,导致建筑物致害的建筑物瑕疵仅限于建筑物的坍塌或坠落这两种类型,对其他情形则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第二类,采取概括主义。此种立法以瑞士为代表,《瑞士债务法》第58条规定,凡建筑物瑕疵导致损害均承担建筑物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5条至第91条规定物件损害责任,建筑物责任为物件损害责任之一种:第85条规制建筑物脱落、坠落之情形;第86条规制建筑物坍塌之情形。显然,我国采取限定主义。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对建筑物责任采过错推定(脱离、坠落情形)或无过错责任(坍塌情形),不利于责任主体,为避免对责任主体过苛的要求,故将建筑物瑕疵限定在上述三种情形,以平衡行为自由和权益保护。但应注意的是,德国将建筑物坍塌或坠落作同一处理,均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而我国对两种情形异其归责原则,对建筑物脱落、坠落采过错推定,对建筑物坍塌则适用无过错责任。
1.建筑物脱落、坠落
《侵权责任法》第85条规定建筑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之情形,责任主体为建筑物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建筑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者可证明自己对建筑物脱落、坠落没有过错而免责。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之间不承担连带责任,但若其中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责任造成同一损害,且每个人的侵权行为均足以导致全部损害的,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1条承担连带责任。所有人,是否以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作为判断依据,应区分两种情形:1非基于法律行为取得房屋所有权。对此,根据《物权法》第28条至30条之规定,不以登记为要件。如合法建造房屋,于房屋建造完毕之时即取得所有权,即使未登记亦须承担建筑物责任。2基于法律行为取得房屋所有权。对此,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即采登记生效主义。未经登记者不得作为所有人,但可作为使用人承担责任,如房屋买卖中,买受人已占有房屋但房屋尚未过户登记,此时买受人可认定为房屋的使用人。管理人,指依法律或约定对建筑物负有管理、维护义务之人。依法律规定者,如相关机关或单位依法管理国有资产;依约定者,如物业服务公司管理居民小区。使用人,指因租赁、借用或其他情形使用建筑物之人。此外,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为第一顺位责任主体,有其他责任人的,可向其追偿。
2.建筑物坍塌
《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定建筑物坍塌造成他人损害之情形,对建筑物坍塌造成损害的,承担无过错责任。对此情形,立法区分发生损害原因之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制模式:第一种情形,建筑物质量问题造成坍塌的,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有其他责任人,可向其追偿。建设单位和建筑单位为第一顺位的责任主体,无论其对房屋坍塌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责任,但房屋坍塌是其他人造成的,则可以向其他责任人追偿,由其他责任人承担最终的侵权责任。施工单位,不限于总承包方,应还包括分承包人,转承包人及违法承包人等。其他责任人,指除施工单位外参与建筑工程的主体,如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第二种情形,因建筑物质量本身之外原因导致房屋坍塌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责任。此处的“其他责任人”与上述第一种情形的“其他责任人”不同,这里责任主体指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等,如承租人因违法使用液化气引发爆炸,从而导致房屋倒塌。
二、违约责任
如上所述,因房屋坍塌引发纠纷多涉及多方主体,有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建设单位与房屋所有人之间、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等。当事人如何寻求权利救济,首先应辨别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类型,再探寻不同合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合同法对违约责任采严格责任,仅在若干情形采过错责任,如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的过错责任。因采严格责任,债务人对通常事变亦应负责,但有权以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事变,指非因故意过失发生的变故。事变可分为不可抗力和通常事变。依《民法通则》第153条和《合同法》第117条之规定,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通常事变是指债务人虽尽到其应尽之注意义务而仍不免发生,但若再以特别严密的注意,或可能避免。
1.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为特殊的承揽合同。《建筑法》规定,建设工程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建筑工程安全标准的要求,此为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约定降低工程质量。《合同法》第280条规定勘察人、设计人因质量瑕疵的违约责任,第281条规定施工人的违约责任。总承包方把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总承包方与分包方对分包工程质量承担连带责任。因建筑材料引发的工程质量问题,应先判断建筑材料的提供主体。材料由施工单位提供的,通常先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承担违约责任,施工单位再向材料提供商主张违约责任。建设单位提供材料的,不得向施工单位主张因材料引发的工程质量问题。此外,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未经验收情形下擅自使用的,视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认可,不得对使用部分质量主张瑕疵担保责任。但承包人仍应对“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
2.房屋开发商和房屋现所有人之间
房屋开发商与房屋现所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房屋质量瑕疵而导致坍塌的,开发商应根据《合同法》第153条之规定承担物之瑕疵担保责任。物之瑕疵是指物的实际性能与应有性能存在重大偏离,即物的实际性能远未达到应有性能的标准。物之瑕疵担保责任为无过错责任,无论开发商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责任。对此,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有疑问的是,买受人能否基于所有权受侵害而主张侵权责任。德国民法学说为了保护买受人,创设所谓“继续侵蚀性损害”,认为由物之部分瑕疵延伸扩大侵害其他部分的,构成对所有权侵害,因此有权主张所有权侵害的侵权责任。在我国,应持反对意见。《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将产品自伤之情形排除于外。虽然《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第41条之立法精神应予继承,产品自身不构成所有权侵害,故买受人不得向开发商主张所有权侵害。
3.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