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品牌战略

2024-04-19

非对称品牌战略（精选8篇）

篇1：非对称品牌战略

论“非对称”赶超战略

牛兴振*** 刘军瑞***

一、什么是“非对称”赶超战略 1.提出背景：

第一、我国与西方在一些科技领域差距越来越大，必须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科技发展水平有了举世瞩目的提升。据科技部组织8000多位科学家对我国技术发展状况进行的一次评估表明，在13个重要技术领域的1350项技术中，有17%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有31%是并行水平，有52%是跟踪水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另外一些科技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第二、全球竞争和科技竞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必须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和主动权。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布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生命科学等科技领域和相关产业，企图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

第三、实现党和国家新时期的伟大目标，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速度和成效。

2.提出时间：2013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听取科技部汇报时，首次提出非对称赶超战略。他指出，我国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要在关键领域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特别是在到2050年都不可能赶上的核心技术领域，要研究“非对称”性赶超措施。

3.“非对称”赶超战略的定义：根据对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的学习领会，结合相关研究，可以认为，“非对称”赶超战略是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结构性优势和资源禀赋，在转型变化的重要历史时刻，准确捕捉到重大战略机遇，主动实施制度创新，形成全新的竞争规则、技术轨道、组织机制等，并逐步确立为世界所公认的标准和规范，实现对领先国家赶超的一系列战略与策略组合。

4.“非对称”赶超战略的科学内涵：

第一、“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一种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进而实现赶超的战略。第二、“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一种充分把握重大变革机遇进而实现赶超的战略。第三、“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一种充分释放制度创新活力进而实现赶超的战略。

二、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实现科技创新

总书记指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而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核心要义所在，这是借鉴发达国家崛起历史经验、总结我国近代以来从落后到追赶的经验教训，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趋势、结合我国国情而形成的重要战略方针。

1、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是实现中国梦和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我国一直被经济规模比我们小的国家所打败，核心问题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低下。换言之，这些国家很好地利用了“非对称”赶超战略，打败了经济总量占优的我们。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在互联网+、量子通信、纳米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独特优势，不仅要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更要后来居上。未来10至20年，将可能发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唯有充分利用“非对称”赶超战略，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

2、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要有“保持战略清醒”的创新自信。科技创新不能完全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这样是永远不可能实现赶超的。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要有强烈的创新自信，保持战略清醒。要充分认识和发掘自身的独特优势，把创新自信锚固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之上。要敢于坚持自己选定的突破方向和技术道路，将“市场换技术”转变为“市场育技术”。

3、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宏大魄力。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在各个领域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进行投入和布局，这实质上就是“非对称”赶超战略的一种策略。这就需要审时度势，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上，在颠覆性创新的前沿方向上，迎难而上、敢于质疑、勇于开拓，不仅要赶上时代，更要能够引领潮流、走在时代前列。

4、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要有“见事早、动作快”的先手决断。

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而是通过快速迭代以持续累积微小优势，积小胜为大胜，这就需要在实施中“见事早、动作快”。一旦发现“赛场”转换，就要及时转移，既能敢于投入，更能勇于放弃。要适时全面扫描世界科技趋势，在实施科学展望和技术预见的基础上，找准定位、寻求机会，不断占领发展先机，将后发优势顺畅地转换为先发优势。

采用“非对称”赶超战略，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历史经验

纵观世界历史，16、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国际上出现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世界科技创新强国，而且至今保持着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地位。这些国家能够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采用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以英国和德国为例加以说明。

三、对“非对称”赶超战略的理解与认识

第一，发掘独特的“非对称”赶超战略优势，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深入发掘我国独特的“非对称”战略优势和创新资源禀赋，紧紧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以领先的制度创新，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高质量供给水平，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大新动能。例如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利用海外投资以及对外投资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进一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从货物、资本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和升级到服务和创新的全球化。

第二，深入研究世界科技创新动态，着眼长远、超前布局，掌控“非对称性”的“杀手锏”。在影响中国未来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和核心技术上，如人工智能、脑与认知、基因调控、先进能源、超材料等，实施超前部署，以突破性科技和颠覆性创新，开拓“非对称性”的蓝海市场，创造新产业、形成新供给、引领新需求、打造新经济。第三，全方位解放思想，以新体制、新组织、新机制的蓬勃发育，建构起“非对称性”的制度优势。要进一步放松管制，加快商事主体管理改革，给予各类国民企业同等待遇，培育更多的具有世界500强规模的创新型民营跨国公司，形成创新型创业者和企业家持续涌现的机制和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亟须在深刻领会总书记有关“非对称”赶超战略重要论述的基础上，盘点创新禀赋，强化创新自信，着力超前布局，累积先发优势，打造新动能，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及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2]刘璐璐：《中国核心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经济参考报》，2015年12月22日，第3版。

[3]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吴振海.不对称创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 0 1 6 年6 月1日，第2版。

篇2：非对称品牌战略

（以下上市，如不做特别说明，均指股票上市，可以交易流通）

“引用所谓在新西兰滑雪的基金经理的那句话来刺激”

“如果不是签证延误的原因,我应该在新西兰滑雪, 一位中国大陆的私募基金经理(在维基里中国私募基金并定义为中国的hedge fund)悠然的在火热深圳的一栋高楼里的明亮玻璃办公室里说”

这在一个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不足2500美元，中位数人年可支配收入不足2000美元的国家里，普通劳动者月均工作时间创世界新高，很多三角洲的企业昼夜通明带着100分贝的噪音 24小时三班倒，无数打工男打工女的生命之花只能在年轻时绽放并将在可预见的十-二十年内凋谢的国度里，显得非常的刺耳。

“幸福的基金经理之所以幸福是所谓赶上了大时代吗？”

又是一位用集装箱的袜子换来奢华购物袋的中国财富弄潮儿。

说说不公平的道理。

流量和存量

英国最聪明的人的解答。好比一个浮在水面上的人。

水涨船高的道理

当然，在上涨的时候大家都涨，在下跌的时候大家都跌

为什么有人只要敲几个键盘就可以年收入亿万计，有人正日拧螺丝、插接线板却所得仅仅分文？为什么看着国外风光的金融企业在歌舞升平中岁入亿万，为什么我美利坚的其它行业苦苦挣扎，我中国东北的国企即使尽心尽职盈利每人也仅仅获得千百奖金？

答案：非对称生存。

用英国最聪明的人的话来说，一个不知名的服务生敲了键盘，偶然成交了一笔交易，而且这个时点上只有这一笔交易，假设为100股，这个交易以高于原价（50元）10%的价格（5 5元）成交。世界上存在着总存量为10亿股的股票。请问，他是否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多少？

按照现有游戏法则，全世界的该股票都因为这个服务生的偶然行为而升值，因此，该服务生并非仅仅创造了5x100=500元的财富，真正的计价是：世界因此增加了50亿元财富（准货币）。看到了没有，这个世界上被描写为最创造财富的那群人，其实连自己手指头都不用动，看着价格上涨自己就造出财富了。

金融巨舰的最牛逼的财富创造核弹在哪里？

不是靠利息，否则汇丰银行不会被华尔街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

也不是靠帮助企业发行上市的传统投资银行业务，虽然这个已经是暴利（见下文）

真正的财富创造核弹（前提条件是股市大势向上，这在过去十年里占了七年）是：

投行自营交易部门和各类基金（尤其是操作猛烈的基金，但一样也包括那些主张所谓长期持有的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等）。

我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尽管基金经理和交易员的知识十分贫乏，在西方甚至很多人素质不高，十分粗俗，但丝毫不影响有无数多媒体人员、传记写手去竭力美化这个群体，把他们最细微而最平凡的心理活动描绘的惊心动魄，仿佛决定着千军万马，历史前程，这些“旷世奇才”们，引得无数清华北大学子竟折腰。而或要装模作样，引入号称运算速度最快的电脑，用所谓的夸客（就是数量优化）交易去挖掘所谓的规律，然后得到平平的“业绩”，当然，这些都不妨碍吹牛和神化。

正是这个原因，华为在华夏面前逊色，中兴在中金面前低头。

（以下是作为研究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内容）

附带着享福的是一些证券研究人员。在这点上，中国的证券研究人员，虽然在吹牛上迅速的向西方同行看齐，但还是要承认，比他们的境外同行还是要负责任一些的。

证券研究人员，拿的研究对象的信息比业内人士要晚，业务知识比业内人士要差，但却获得了非对称、超比例的影响力和尊重度，不信，你看看任何中国的经济、科技新闻，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政策发布，有哪篇没有附带上几位券商人士的点评的？很遗憾，新财富的某位王牌科技行业研究人员，连无线通讯的载扇概念都说不清楚。

我们以中国移动2009年夏天以后为例子。此前业内的共识是，中国移动拿了张TD的无线牌照，技术相对落后，资本开支巨大导致折旧支出较大，使得香港诸多欧美投行分部纷纷调低股价，而且是十分无耻的巨幅调低，从150港元目标价腰斩到75 港元的比比皆是。然而时隔一年，又以同样的理由，TD„„资本支出奠定基础„„纷纷上调评级。而其实同期中国移动真正对于企业经营起到里程碑作用的举措：启动移动软件商店平台，却无人应答。可见香港这些精英们的研究水平如何了。

国企在国际市场老是出问题，关键就在这里。之所以也怪不了人家，是因为根本不在你操控手里。这和普通的不努力经营企业的流量概念是两回事情。

那么我说我不参与，可不可以？

不可以，大概有两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生产资料上的交易所化，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暴露面，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巨亏就亏在这里，他们本身并不想参与金融赌博，但是因为环节被金融化了，没办法。

原因之二是股权路线，这就是股权转让客观上要求便利性、灵活性。换句话说，资本市场-股市和债券市场的诞生往往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自发的会形成股权转让，但这马上提供了异化嬗变的机会，也为中信这种不从事生产但却大发其财的东西的诞生开创了条件。

另外，财富虚拟符号大肆创造的大门被打开。最后形成的是虚拟财富总量大大高于流通中的金融符号数量（主要是货币）。

我们来比较两个情况，一个是没有上市的企业，一个是上市了的企业，后者的股票在市面上流通。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股票的流通性和股票同时作为准货币（财富符号）来对待的双重身份，使得发行股票这个行为本身变成了虚拟符号大创造的大业。

中国的首富榜，因为长期是把股票财富作价估价，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夸大财富巨大的程度（就创业者来说一般他很少会抛光自己的股票——这也是不可能的）

我的家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紫金矿业的上市，大量的此前融资的小股东随着股市价格的突然出现和自身股份的突然流通而一夜暴富，我的家乡染上了新世纪的“间接荷兰病”——不是哈萨克斯坦那样直接出口的石油，而是通过股市而被再次放大的虚拟财富 ——这种虚拟财富的荷兰病恐怕将比石油类的荷兰病更加严重，因为石油类的荷兰病毕竟是靠作为石油销售收入的流量流入积累的资金（货币）进行运转，而股票类的荷兰病，因为其一夜之间获得的是整个虚拟符号财富，这个符号财富往往至少等值于该企业利润流量的几十倍（乘以所谓PE值），是所谓的“未来整个现金流的贴现”（这就是所谓“未来的钱今天花”，这是金融学家忽悠大众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就是人为外造出来一个“ 公认”的巨大虚拟符号价值）。如果拿矿业荷兰病来说，那么矿业收入带来的巨额收入仅仅是流量赚得的钱，而股票体现的财富，则可能是整个矿业蕴藏的总含量所等价的货币值（NAV 净矿藏量的现价计算的算法）

而且股票荷兰病的分配不均比简单的石油荷兰病更加严重。石油荷兰病，除了像赤道几内亚这种变态国家，石油盈利全部流入一个独裁者之手之外，其它的情况一般来说全民都会多少分享到，如哈萨克斯坦、中东产油国，但股票荷兰病，其财富将只集中到拥有股权的那部分人手里，如老板、原始股小股东等等。

这就是迪拜比阿布扎比的富豪奢华密集程度更加惊人的原因：阿布扎比仅仅是石油的流量，而迪拜是有意成为全中东的资本市场的核心。阿布扎比搞的是流量游戏，而迪拜玩的是存量虚拟。

这也回答了易方达基金的叶总裁在07年股票之巅时的问题：为什么我制造业辛辛苦苦做一年，净利润仅仅1亿，我老板（假设本企业为私企）的（货币）账户财富也仅仅多了一亿，而我一上市，我原来不能当作财富计算的各类资产统统“变现”，按照市值的准货币财富高达30亿（假设PE=30），由于以前没有人把我的那些专用机器这样算，等于我的财富平添了近30亿。你说我是干一年划算还是较劲心思把我的企业变成上市企业划算？

甚至在他人上市，增发股份时抽头的券商投行部门一样享受了虚拟资本带来的暴利。增发的主体本身获得的资金，这笔资金按常理都要进入经营领域，形成各种固定的资产。但创造的可流动股票却在世界上流动，以等值或者更高值计价，而券商的投行部即使抽个1.5-3%的头，也已经是分享了巨大的财富创造机器带来的佳肴（想一想这笔上千万上亿的羹是由几个写文书的家伙弄出来得就明白这是什么概念）

VC投资和PE投资的所谓上市退出机制其实一样是利用了股票财富创造机制的一个变种，只不过收获的是VC PE投资者，厚礼的机制一样是通过存量财富符号的创造。后来美国流行的所谓不上市，只吃现金牛，保持企业私有而非上市的做法，其实是从存量财富变现回归到流量货币分红，这其实是一种回归本原的做法，有点类似于过去19世纪英国纯私人企业高分红的做法。但这对于现今贪婪的资本家来说，恐怕普通的企业的分红已经无法满足，所以一定要强调是现金牛，而这样的企业低价的机会恐怕不多。

这就是温州人的资本主义进化路线图，从几分几角钱的小生意，迅速发展成为小商品的规模巨大的产业，再进入商品城的收租地主领域，再进入股市和房市的投机领域，一步一步与生产分离，一步一步走向虚拟化。当然，经济学家继续赞美的是那个贪早摸黑的温州人，哪管人家这个资本主义动物已经从原生动物进化入宇宙飞船时代。不过，在整个进化的过程中，仍然有无数作为奠基石的无产阶级——只不过可能他们不再是温州人或温州人的后代，而是千千万万的外来打工者。

资本主义进化后，虚拟资本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大的吓人，但是，无论虚拟资本在何时何地，有多么巨大，他必须有一个在下面盘转、流转生产的“实体经济”作为基础。这种基础并不是说什么实体经济要生产出“价值”被剥削者吸入上层的虚拟资本世界去流转，真正的过程是，上层的虚拟资本世界可以自我创造出财富符号，并用其中的一部分轻而易举的作为货币与下层生产者相交换，而获取下层生产者的物质生产果实（无论是通过美味佳肴和豪华别墅这些生活资料形态（金融资产阶级的奢华生活），还是通过收购你的生产设备、矿山等生产资料形态（LBO）），并给下层生产者（他们通常因为贫困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你的生活必须依靠他们才能过活的一种无奈的印象。（因为下层生产者通常是专业性生产者，必须将其专业性产品销售出才能获得足够的进行再生产和本行业成员发放货币购买生活物品）。所以，虚拟财富不仅仅需要底层的生产经济给他提供享乐材料和操作材料，同时还需要底层生产经济的存在给他提供各种自己存在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底层生产经济彻底消亡，如果大家都不干实业而开始玩弄金融符号，那么金融符号的意义顿时完全消失。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而颇具讽刺的现象：虚拟资本的存在必须以底层的存在为基础，尽管它的数额可以大大的超过底层经济。但是，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必须生存在底层经济中，来供养少量操控虚拟上层经济的人。

（为什么虚拟资本财富可以大的吓人，主要是两个原因：1 虚拟资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债务或发行股份进行繁殖——只要你把借债再存入而生成的货币记作货币，把股票记作准货币，那么这可以无限发行下去。这首先决定了货币符号的制造是完全无止境的（只要有足够多的底层经济的“理由”来支撑它存在的意义），至于股票，由于其升值的理论是无止境的，所以其代表的货币量值也是无止境的，其他金融化的物品如房地产道理相同，）

那么你是否能够抑制他呢？说xx叫好资本，xx是坏资本，我只要好资本，不要坏资本。

这也很难作到。因为难以辨别，钱的味道都是一样的。你可以说坏资本（虚拟资本）都是符号，只是有一批货币在其中窜动。但是其实对于好资本来说，每个“实体经济”企业在每个时点上的大部分资产，也不是货币，而是形形色色的固定资产物、原料、存货和债权 ——实体经济里一样也是只有一撮货币在流动，只不过这个流动相对有序，而且带来了生产和消费而不仅仅是数字游戏。

说到底，钱本身一样也是虚幻的符号，因为它可以随时被发行（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比较间接、复杂，一般老百姓看不清楚）。现代货币都是债务作为基础的货币。

货币的同质性——在股市里转悠的钱和在生产循环中转悠的钱都是钱，债务的同质性—— 作投机生意的企业实体和作实事的企业实体同样可以借钱，形成同为索取权的债权，增大了复杂性。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做了很多实事，在之前搞了很多实业生产就同情你，如日本，并不会你过去的勤劳而饶过你在美国乱收购炒卖艺术品的投机行为——只要你半路出家参与投机，那么你就必须为此承担可能发生巨额代价的风险。相反，这个世界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投机分子做了无数伤天害理的丑事而记住你，让你不顺，你如果有能力借到钱— —得到那凭空“造出”的货币，就可以从事巨赌——甚至这个巨赌以其他企业成员的巨大伤害为代价，你仍然有获得成功和巨利的机会，例如美国制造业毁灭器的KKR。

这就涉及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属性了。你的生产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是为了钱，为了财富，那么根据对财富是什么的追索，可以分为几个梯度，很糟糕这些梯度都是说不清楚的。如果你认为凡是社会公认的财富就是目的，那么你就要承认中信这种寄生者是合理的，为社会创造财富而非分食财富。再如江平的外汇利用观也要承认是对的。可是江平的的“外汇买楼观”有什么用呢？你出口劳动产品积累下来的外汇储备，拿去获得纽约几栋大厦的产权，对于该国的居民又有什么好处？你也许说过几十年可以增殖到若干数额，可是几十年后要么我已经死去，而我的儿孙也未必能够有任何有意义的享受（因为几十年后的统治者同样会重复我这一代的逻辑继续把资产保持在纽约的大厦的形态）；假设你说那么我们就持有货币好了，那么这些美圆又有什么意义呢？像韩国那样，日子过的苦哈哈的，要紧牙关“出口第一”，以强力镇压工人来维持所谓民族“发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引用基金经理门的生活描述

特别让人气愤。但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不过永远

掠食人类，掠食社会。

现实职场中经常有一个各行业职业收入排行榜。

如果你把医药行业和采矿行业放在一起，我绝对不会有意见，这是社会各部门之间的排行榜。

可是我看到时髦的排名，里面赫然写着对冲基金行业

谢谢！这不是社会部门的排行榜，这是社会各部门和社会掠食者之间的对比榜！

篇3：非对称品牌战略

一、企业战略并购定价基本方法的评价

在企业战略并购的实践中, 基本的定价方法主要是以资产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方法, 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方法, 以收益为基础的定价方法和期权法等。

(一) 以资产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方法

以资产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方法主要是对构成目标企业全部价值各项要素的一种评估, 既包括现金、存货、固定资产、商誉等资产, 也包括应付账款等各项负债, 以此来作为目标企业的定价基础, 进而确定目标企业价值。要想准确地确定目标企业价值, 首先就要选择合适的资产评估标准。目前我国以资产价值为基础的评估定价方法主要有账面价值法、重置成本法、清算价格法。

运用这种方法来评价目标企业的价值, 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于目标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操作简单、快捷、方便, 并且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不容易被弄虚作假;但是这是一种静态的评价方法, 没有考虑企业未来的收益及时间价值效益, 忽略了企业价值增值的能力, 并且评估价值并不能真正地代替企业的实际价值, 有失科学性。

(二) 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方法

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方法是在市场寻找一家或多家与目标企业相似的企业作为参照物, 确定相应参数值进行对比调整以得出目标企业的价值。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在股票市场上稳定的上市公司。现在比较常用的方法有可比公司分析法、市盈率法、可比交易法等。

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有效市场假说和“替代原则”, 所选择的可比参数值是已经被市场检验过的可靠数值, 并且这些数值可以在股票市场上直接获得, 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和直观性;但是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尚不完善, 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 容易被恶性操纵, 而且该方法没有考虑企业的未来发展效益, 在实际中也很难找到一家完全相同的企业。

(三) 以收益为基础的定价方法

企业进行并购活动就是为了获得并购效益, 希望目标企业能够带来高于支付价格的回报, 这种回报率由目标企业的未来收益决定。根据对未来收益的不同理解, 该种方法主要有收益贴现法、现金流量贴现法、经济增加值法。

这种方法从价值分析和价值管理的基础出发, 充分地考虑了时间价值, 整体地反映出目标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 对企业并购决策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这种方法的主观性太强, 对现金流量折现率和收益增长率的预测过度依赖预测人员的主观判断, 容易受人操纵而造成偏差。

(四) 期权法

1973年, 在现金流量折现法的基础上, 布莱克和斯科尔斯两位教授运用无风险套利技术推导出了期权定价模型。他们指出为了获得目标企业确切的价值, 投资者可以在买进一定数额股票的同时以这些股票为基础卖出一定数额股票的买权来构建一个无风险组合, 这样无论股票的价格如何变化, 投资者都会获得收益———无风险报酬。

这种方法是企业潜在收益能力的具体化, 能够适应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发生, 更能准确反映出目标企业的价值;然而, 该方法需要建立一系列复杂模型, 技术要求比较高, 而且参数多, 计算复杂, 需要较强的专业能力。

二、企业并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 信息传递的失效性和资本市

场的弱有效性是产生非对称信息的主要原因

并购企业获得失效的信息原因有许多:一是目标企业在发布信息时存有私心, 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有虚假的成分。因为每个企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为了向社会展现自己的“良好”形象, 目标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勾结散布有利于自己的财务信息。二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具有主观性, 有失客观公正性。并购企业往往是从中介机构获得目标企业的财务信息, 而在信息的搜集过程中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 规章制度不健全, 资产评估机构的作用不能够全面发挥, 并购双方受到许多监管部门的监督, 不能从证券价格方面获得正确的信息。

(二) 非对称信息的出现使得并购双方博弈行为有效

由于企业获得非对称信息, 并购企业不能对目标企业的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 影响企业制定合理的并购定价策略, 提不出让目标企业满意的并购价格。这样并购双方为了降低并购风险就必须进行多次的谈判交易, 在谈判过程中, 双方都具有博弈行为。经实践证明, 在谈判可以进行的条件下, 谈判的次数越多, 结果就越接近均衡状态, 双方的博弈行为也就越有效。

三、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并购定价决策的博弈分析

由上述可以看出, 一般的战略并购定价方法没有充分考虑时间价值效益, 计算复杂, 可操作性较差, 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使得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并购定价方法。经济学的博弈论可以使并购双方进行多回合的谈判, 控制并购风险, 得出更接近企业价值的并购价格。而在进行博弈分析前, 首先要设立假设前提:并购双方都是高度理性人, 愿意进行合作, 并没有刻意隐瞒债务和故意设计圈套等, 双方谈判信息公开, 以保证博弈可以顺利进行。

(一) 目标公司价值的设定

假设:在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过程中, 目标企业的真实价值为V1, 而并购企业并不知道V1, 只能从目标公司发布的信息中估计企业价值V2=V1+A (A为评估溢价) , 在V2基础上目标企业有一个报价:V=V2+B (B为谈判溢价) 。

此时, A存在两种情况, 即A﹥0或A=0。如果A﹥0, 则V2中隐含并购风险X;如果A=0则V2中没有隐含风险Y。目标企业为了向并购企业证明V2中没有隐含风险能够承受并购企业提出的报价V偏离自己评估价值V2的程度为σ (σ=B∈[0, ∞]) 。

(二) 并购双方并购收益及博弈过程分析

首先, 评估价值V2中是否含有风险A是随机的, 而V2=Y的概率为p。

其次, 目标企业得知并购企业的评估价格V2时, 就会向并购企业提出一个报价V。

最后, 并购企业在分析考虑报价V及其偏离评估价值V2的程度σ后, 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报价。

第一种情况, 若并购方企业接受报价V, 则并购方获得的收益是:

其中, S为并购之后的战略协同价值。

而目标企业获得的收益是:

第二种情况, 并购企业拒绝接受报价, 则双方的收益都为0。

在博弈过程中, 目标企业知道风险类型T=﹛X, Y﹜, 而并购方只知道T=﹛X, Y﹜的先验概率分布:P (Y) =p, P (X) =1-p。假设并购企业知道报价之后推断得出后验概率P (Y) =P*, 则当且仅当以下条件成立, 并购企业才接受报价:

目标企业才提出报价V:

对式 (1) 中P*求微分得:

令 (P*) '=0, 得:

即:并购企业的最优化战略为U* (σ) =S-A。

由 (2) (3) 式得:U2=A+σ=S, 即:目标企业的最优化战略为σ* (P*) =S。

(三) 博弈结果分析

由上所述, 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过程中 (可能存在多回合博弈) , 只有不存在风险A, 即A=0时, 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最优化战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 并购交易成功的价格谈判空间存在于[V1, S+V1]范围内进行, 而协同价值S就是并购双方追逐利益的核心点。

在博弈过程中, 目标企业掌握了充足的企业财务信息, 而并购企业在谈判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 只能从能够获得的信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还价策略, 双方不断谈判博弈的结果让企业的并购交易价格底线为企业的真实价值, 而并购企业评估价值为可以谈判的底线。因此, 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企业并购活动中目标企业的真实价值一定低于评估价值, 这样并购企业可以降低并购风险, 减少并购损失。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 在并购定价过程中进行非对称信息的博弈, 可以避免一般常见定价方法的缺陷, 充分考虑并购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最后得出的并购价格更接近实际情况。但是, 在并购实践中, 并购双方都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最大收益, 进行谈判交易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存在非对称信息并不意味着目标企业可以漫天要价。目标企业应该依据实际条件制定合理的价格区域, 避免谈判失败, 丧失企业向前发展的机会。

第二, 并购企业尽量收集更全面的并购信息, 在谈判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数, 掌握主动权, 占领先机, 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第三, 并购双方必须有合作的诚意, 否则, 在谈判之初就展开“拉锯战”, 浪费人力、物力, 最终两方都会受损。

综上所述, 经过多回合的谈判博弈, 并购定价定会落在合理的区域内, 并且与并购双方的最优化战略目标一致。

参考文献

[1].王学砾, 刘娟, 王荣昶.基于EVA的企业并购定价模型优化研究[J].会计之友, 2010 (8) .

[2].黄桂萍, 姜艳.企业战略并购中企业价值评估的国内研究综述[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4) .

[3].周媛媛.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并购定价决策的博弈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 (综合版) , 2005 (10) .

[4].张敬来, 谢佩洪, 孟宪忠.多元市场, 掠夺性定价与跨国并购——一个基于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 (11) .

篇4：非对称营销下的创新战略

吉姆·柯林斯于2011年10月出版了其历时9年的管理研究成果《选择成就卓越》，这一成果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企业可以在动荡的环境下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之所以介绍柯林斯的新书，是要大家注意到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企业提出全新的要求，环境越动荡，越应有更加严格的自我选择与训练，这是世人适世之所需，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管理者更加至关重要。

危机与变化

在企业发展历程中，环境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消费需求的变化，引发了企业发展格局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在2000年之前，资源具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在设定竞争战略的时候，也是以占有独特的资源为核心，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土地、政策、特殊的渠道、目标顾客、资金、人才、专利技术、设备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一种资源，而使得企业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能力。

很多情况下，企业因为具有资源中的一种或者多种优势，而保持着自己在竞争中的有利位置。但事实是，没有企业能因此而保持永久的竞争力。学者们研究100家最大的跨国工业企业从1912年到1995年来的业绩变化发现，其中49家被收购、破产或者收归国有，31家仍生存下去，但不再是前100强，能够保持住领先的只有20家。这20家成功企业普遍的生存之道是：第一，富有创造性；第二，愿意进行改革；第三，能因时制宜，调整业务组合。

随着全球竞争的深入，中美之间的发展格局引发人们对于未来变化的猜想，而我更愿意深入分析美国为什么可以持续获得最强有力的世界地位。在分析美国为什么持续增长的原因的时候，德鲁克写了这样一段话：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杰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然而真正发生在美国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德鲁克更明确地认为，“在美国出现的真正的企业家经济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意思是“敢于承担一切奉献和责任而开创并领导一项事业的人”，带有冒险家的意思。在1800年前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将“企业家”一词广泛推广，他曾经这样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较高的领域”。当我们明白什么是企业家的时候，也就了解到德鲁克所认为的美国持续增长的缘由是“创新”与“效率”，这和我们驱动增长的动因完全不同，虽然今天的美国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困境，但是对于创新和效率的追求让美国摆脱危机的效果也许会完全不同于我们，而这正是我特别强调的部分，也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所处危机的根本原因。

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资源的投入，而是效率的提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创新带来的高产出，如果不能够寻找到这样的增长路径，就会陷入到危机之中。在回顾这样短短的不到十几年的时间里，可以看到很多曾经是行业巨头的企业失去了往日辉煌，这一定不是市场的原因，一定是企业故步自封，自我陶醉，看不到危机，甚至满足于自己所具有的核心优势。创造奇迹的，也一定不是市场的原因，一定是企业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转型和调整，时时让自己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对变化的理解、持续创新的能力。

非对称营销下的创新战略

在过去的营销策略中，人们已经习惯了动用资源展开营销行动，无论是对于4P理论的理解，还是对于4C、4R理论的运用，总是需要借助于资源获取来实现营销的功能。多年以来，中国企业在与跨国企业竞争的时候，因为能力不足常常陷入被动，但是因为还可以借助中国本土市场的机会，让自己获得成长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市场也是本土企业的一种暂时性资源。然而随着跨国企业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也随着技术与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展示影响力，中国企业如果还是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和对于中国市场的理解，就会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在一个非对称状态下进行营销创新，会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不妨看看三个典型的案例。

与顾客互动的“1号店”

1号店是国内首家网上超市，2008年7月网站正式上线，成立仅3年半的时间，以每月业绩28%的平均飙升速度成长为国内领先的B2C网上购物平台。面对众多的线上、线下零售企业，1号店充分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并进行了很多营销创新。首先是微博策略，立志成为网上沃尔玛的1号店现已拥有5万多微博用户关注该官方微博，形成了微博用户群，简单有效地锁定了目标客户，并通过微博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其次是采用了移动二维码识别，二维码识别作为高新科技被1号店首先运用于营销推广，在各个大型的地铁站内，巨幅的1号店二维码宣传海报随处可见，这些海报不但可以观看，更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扫描海报上顾客想要购买商品的二维码，直接发送购买所示商品，这种新颖的消费模式已经在年轻人中流传开来，成为了都市消费的新浪潮。

新生活态度的中粮悦活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COFCO）是成立于1949年的老牌国企，最初是粮油食品贸易公司，但就是这样的老牌国企，敢于在营销上“吃螃蟹”，通过营销创新和准确的策略创造出了极具活力的新品牌“悦活”。悦活品牌的成功首先是迎合了主流消费趋势，在当下消费者安全感缺失的焦虑情绪下，健康类食品饮料将是今后食品饮料消费中的一大主流，悦活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消费趋势。其次是让品牌标签化，定位于“生活态度品牌”的悦活，积极倡导自然绿色的生活方式，并且用“产地限定、加工全程零添加、产品信息全程可追溯、支持生态农业”这四大卖点来支撑其定位，“自然至上”的品牌主张得到了目标消费者的认同。最后是让品牌得到最高效的曝光，广告一般集中在7点～9点的上班高峰时段投放，消费者不管是开车、坐出租还是乘坐地铁，都有机会接触到悦活品牌。

世界第一的三星

2011年2月11日，诺基亚在伦敦发布了企业战略新方向，包括管理团队和运营架构的变化，以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加快公司的执行速度。但是到了2012年的第一季度，诺基亚却丧失了占据14年之久的世界第一的地位而败在三星的手下。诺基亚拥有强大的客户资源，拥有和全球最强大软件企业合作的资源，甚至拥有全球优秀的行业人才和技术，但是为什么三星还是可以取得成功，在两者完全不对称的前提下，为什么还是出现逆转的格局，究其原因就是两者在创新上的能力不同。一个1998年才刚刚进入手机领域的全新品牌，三星没有像其他的亚洲企业那样以价廉取胜，而是向西方企业学习，注重创新、市场和设计，把自己定位为高端产品，这样反而脱离价格和成本控制的束缚，从而缔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创新与创业

2008年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中国企业的下一个机会》，这本书是想表明中国企业需要从过去的规模型企业转变成价值型企业，当时提出这个观点，就是源于关注到市场变化，以及中国企业自己成长中的局限性。价值型企业就是需要企业用自身的能力来获得市场，而不是依靠资源，而到了2012年，全球经济环境越发陷入低迷之中，无论是资源还是需求本身，都呈现出“不足”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形下，唯有拥有创新，做好准备，不依赖于资源的企业才会获得机会，也就是我们说的在非对称营销环境下，创新才是企业的立足之本。

在市场格局中，总会有企业具有更多的天然优势，这些不对称的格局不能够成为企业无法突破，或者无法引领市场的借口。即便是在一个完全不对称的格局中，依然可以通过创新与学习，超越自己，进而超越对手。观察市场中卓越的企业，一定会看到这些企业创新的努力和成效，三年前我们还在惊讶于苹果公司的成功，想不到今天就有了三星对苹果的挑战和超越。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中，认识时代，只要持续创新和创业，就一定会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是不会受环境约束的。

得益于技术，人们了解资讯和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因为互联网电视、iPad、云技术等，人们的阅读以及创新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正如很多评论所说的那样，这些一定会改变传统的传媒产业，也会令人与世界的沟通变得更多元、更丰富以及更复杂。实现互动和社会化的核心是顾客与产品之间如何互补，关键是产品跟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我并不是喜欢网络游戏，但是《魔兽世界》也不得不让我惊讶，这样一款产品可以缔造每年5亿美元销售额，上千万人参与。虽然《魔兽世界》只是一款游戏，但它对玩家们来说，是几年来时刻关注和牵挂的另一个世界。

企业成长只能在其思维空间之内成长，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企业的成长受所能达到的思维空间限制。中国企业在变化的全球市场依然沿用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依然沿用自己在中国本土市场所形成的营销模式，依然希望借助于资源扩张来获得市场地位，这也许就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多受阻碍的根源所在。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常常亏损，很多人从多个角度分析原因，而这些市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企业一直沿用在中国市场成功的商业模式，而没有找到符合当地文化与消费习惯的商业模式，这是中国企业的惯性思维所致，缺乏创新与消费者互动的思维习惯所致。

创新与创业是我最近思考最多的话题，所谓创新，就是将远见、知识和冒险精神转化为财富的能力；所谓创业，就是把创新放在一个组织中。重复这两个词的内在含义，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想法：面对不确定性，持续的创新与创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必要的途径。整个环境的确已经改变了，我们得承认这样的改变，从而考虑如何安排属于未来的自己。德国媒体评论认为：“在科技面前，没有人能一直高高在上，时代会抛弃一切落伍者。”

（陈春花：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篇5：非对称语码的跨文化研究

非对称语码的跨文化研究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由于两种语言缺乏相对应的表达法而影响交际的情况,这种现象称之为非对称语码空缺.按照词汇、结构和语文特证,非对称语码分为三大类.从共性文化和特性文化、显文化和隐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等不同角度的跨文化分析可以看出,非对称语码的产生与文化差异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透彻理解两种文化的异同并在语言教学与交际实践中加强文化意识修养.

作者：任承科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5 刊名：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ECONOMIC MANAGEMENT CADRE INSTITUTE, JOURNAL OF LIAONING ECONOMIC VOCATIONAL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年，卷(期)： “”(6) 分类号：H319 关键词：非对称语码空缺跨文化文化差异

篇6：非对称品牌战略

导航接收机的非对称异步FIFO设计

无线电导航系统接收机中采用了多个通道对各个基站发来的数据进行并行处理,在FPGA和DSP中需要相互交换各种不同宽度和传输速率的数据,文中在重点分析了FPGA中设计的非对称异步FIFO结构特点及设计难点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总线功能的.异步FIFO,即写入字宽和读出字宽不同的高速异步FIFO设计.采用VHDL语言描述,增加了硬件设计的可移植性和通用性,给导航接收机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作者：黄平何虎刚徐定杰 HUANG Ping HE Hugang XU Dingjie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哈尔滨,150001刊名：弹箭与制导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PROJECTILES, ROCKETS, MISSILES AND GUIDANCE年，卷(期)：28(1)分类号：V241.62 TN911.72关键词：异步FIFO VHDL 亚稳态 Gray码非对称 FPGA

篇7：非对称品牌战略

采用薄壁梁理论将非对称变截面船体梁离散为n段均质有限梁,针对其自由振动为垂向弯曲、水平弯曲及扭转耦合振动的特点,应用迁移矩阵法推导出船体结构的固有频率和固有振型求解公式. 把公式系统编制成计算机程序,并通过实船算例及开口薄壁直梁模型计算了其固有频率及固有振型,分析了翘曲变形对其固有特性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考虑翘曲刚度后,结构的.固有频率比同尺寸不计翘曲时有所升高,尤其在扭转振型为主要振型时,频率升高得更多.

作者：李鸿韩广才聂武作者单位：李鸿,韩广才(哈尔滨工程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聂武(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篇8：非对称品牌战略

委托——代理问题是现实经济生活中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1]。为了使自身效用达到最大, 委托人会给代理人设计一份契约, 契约既满足代理人的参与约束又满足激励相容约束, 因此委托——代理理论解决了诸如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2,3]。在这种契约下, 委托人根据代理人提供的服务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然而, 委托——代理双方风险偏好类型往往并不都是风险中性的, 如果委托——代理双方都是风险规避者, 且其效用函数不同, 一系列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便会产生[2,3]。而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 即一方拥有另一方所没有的信息, 尤其是他方无法验证的信息或知识。为了说明信息不对称对委托人期望效用的影响, 多数文献都是在委托人为风险中性, 代理人为风险规避或风险中性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的, 如Xianghua Gan[4]基于风险分担合同, 研究了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风险规避的销售商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Xianghua Gan[5]通过3种不同的模型分析了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风险规避的销售商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Harish Krishnan[6]基于回购契约研究了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风险中性的零售商的供应链协调问题。对其它风险偏好类型下的研究较少, 如委托人风险规避, 而代理人风险中性等。进一步在不同的风险偏好类型组合下, 基于不同的委托——代理模型, 对模型中各参数及其委托代理双方各自期望效用之间的比较还很少见, 田厚平[7]分析了偏好组合的不同类型的激励机制, 但是只是分析的非对称信息类型。谭妮[8]将风险偏好应用到投资组合理论, 没有体现风险偏好组合对投资组合的影响;郭新燕[9]将风险态度应用到合作研发的激励机制中, 也没有体现风险偏好的组合影响。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在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类型确定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的, 即把委托——代理理论中参与人的风险偏好类型看作是一成不变的, 而现实当中, 委托人和代理人合作之前,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相互都不了解对方的风险偏好类型。在委托人的风险偏好类型确定的情况下, 选择何种风险偏好类型的代理人对委托人更有利;或者在代理人的风险偏好类型确定的情况下, 委托人是风险规避对自身更有利, 还是委托人风险中性对自身效用更大;另外在委托——代理理论中, 委托人 (代理人) 风险偏好类型确定的情形下, 代理人 (委托人) 的风险偏好类型的改变是否影响自身的期望效用。基于以上问题, 本文在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形下, 将参与人的风险态度看作一个新变量, 分别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分析。

本文在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两种情形下, 通过对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不同风险偏好组合, 给出了8种委托——代理模型。在线性支付的基础上, 对不同模型中代理人的努力水平, 分配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 同时对委托人在不同的风险偏好组合中的期望效用大小进行了对比, 进一步得出委托人期望效用不仅与信息不对称有关, 而且与委托人的风险偏好类型也相关。并且委托人在自身的风险偏好类型确定的前提下, 若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选择与何种风险偏好类型的代理人进行合作也是值得重视的。

1 基本假设

假设产出函数为π=Ae+θ, 其中e代表代理人的努力水平, A表示代理人的运作能力, θ是一随机变量, 表示市场的不确定状况, 设θ服从正态分布θ～N (0, σ2) 。委托人根据产出π给代理人线性支付, 即S (π) =α+βπ, 其中α为固定支付, β为代理人的分配系数, 且0≤β≤1。

采用文献[8]中成本函数的形式, 代理人的成本函数为 $C (e) = \frac{1}{2} b e^{2}$ , b为代理人的成本系数, 与代理人的能力水平负相关。当参与人是风险中性时, 其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本文是在参与人的风险偏好类型为风险中性或风险规避的情况下展开研究的。

2 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中性的委托——代理模型

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为E (π-S (π) ) = (1-β) Ae-α;

代理人的期望效用为 $E (S (π) - C (e)) =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假设代理人的机会成本为w, 当其期望收入小于w时, 他将不接受合同, 其参与约束为:

$(Ι R)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geq w$

2.1 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中性的条件下, 委托——代理模型如下:

(P1) max{ (1-β) Ae-α}

s.t.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geq w$

2.2 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当委托人将任务委托给代理人时, 由于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为了加大自己的收益, 可能会私藏信息, 选择低努力水平, 而外包方即使通过监督也未必会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 因此除了满足参与约束外, 还必须满足激励相容条件:

$(Ι C) \max_{e}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此时委托——代理模型如下:

(P2) max{ (1-β) Ae-α}

s.t.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geq w$ ;

$\max_{e}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3 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 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委托——代理模型

采用文[9]效用函数的形式, 本文以下皆作如下规定:若委托人是风险规避的, 其效用函数为U=-e-ρ1x;若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 其效用函数为V=-e-ρ2x, 其中ρ1 (或ρ2) 是衡量委托人 (或代理人) 对风险的规避程度, ρ1>0 (或ρ2>0) 说明委托人 (或代理人) 是风险规避者。

3.1 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因为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 所以其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EU ( (1-β) Ae-α) = (1-β) Ae-α。

代理人的期望效用为:EV=E (S-C (e) ) , 其风险成本为 $\frac{1}{2} ρ_{2} β^{2} σ^{2}$ , 它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E V - \frac{1}{2} ρ β^{2} σ^{2} =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frac{1}{2} ρ_{2} β^{2} σ^{2} (1)$

由于代理人的最大化期望效用等价于最大化确定性等价收入, 故用代理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代替期望效用。此时的参与约束为: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frac{1}{2} ρ_{2} β^{2} σ^{2} \geq w$ 。

基于此, 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如下:

(P3) max{ (1-β) Ae-α}

s.t.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frac{1}{2} ρ_{2} β^{2} σ^{2} \geq w$

3.2 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非对称信息下, 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为:

$\max_{e}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frac{1}{2} ρ_{2} β^{2} σ^{2}}$

参与约束仍为对称信息下的参与约束, 于是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为:

(P4) max{ (1-β) Ae-α}

4 委托人是风险规避的, 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委托——代理模型

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为EU=E (π-S) , 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E U - \frac{1}{2} ρ (1 - β)^{2} σ^{2} = (1 - β) A e - \frac{1}{2} ρ_{1} (1 - β)^{2} σ^{2} - α$

由于委托人的最大化期望效用等价于最大化确定性等价收入, 故用委托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代替期望效用。而由于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因此代理人的期望效用等于其期望收入。

4.1 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对称信息下只要满足参与约束即可, 委托——代理模型如下:

$(Ρ 5) \max_{e ‚ β} {(1 - β) A e - \frac{1}{2} ρ_{1} (1 - β)^{2} σ^{2} - α}$

s.t.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geq w$

4.2 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为:

$(Ρ 6) \max_{e ‚ β} {(1 - β) A e - \frac{1}{2} ρ_{1} (1 - β)^{2} σ^{2} - α}$

$\begin{array}{l} s . t . ?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geq w \\ \max_{e}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end{array}$

5 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规避的委托——代理模型

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为EU=E (π-S) , 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E U - \frac{1}{2} ρ_{1} (1 - β)^{2} σ^{2} = (1 - β) A e - \frac{1}{2} ρ_{1} (1 - β)^{2} σ^{2} - α$

代理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仍为 (1) 式。

5.1 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为:

$(Ρ 7) \max_{e ‚ β} {(1 - β) A e - \frac{1}{2} ρ_{1} (1 - β)^{2} σ^{2} - α}$

s.t.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frac{1}{2} ρ β^{2} σ^{2} \geq w$

5.2 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为:

$(Ρ 8) \max_{e ‚ β} {(1 - β) A e - \frac{1}{2} ρ_{1} (1 - β)^{2} σ^{2} - α}$

$\begin{array}{l} s . t . ?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frac{1}{2} ρ_{2} β^{2} σ^{2} \geq w \\ \max_{e} {α + β A e - \frac{1}{2} b e^{2} - \frac{1}{2} ρ_{2} β^{2} σ^{2}} \end{array}$

6 不同模型之间的对比分析

6.1 不同组合下努力水平和分配系数的大小比较

将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和分配系数的大小作为一个二维向量 (e*, β*) 列于表1。其中“中”代表风险中性, “避”代表风险规避, (中, 避) 表示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 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 其它皆同。

根据表1的具体结果, 通过对不同情形下的努力水平和分配系数的大小比较, 可得如下结论:

推论6.1.1 对称信息下, 无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如何变化, 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大小恒为 $\frac{A}{b}$ 。

推论6.1.1说明, 在委托人可以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的情况下, 最优合同要求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为 $\frac{A}{b}$ 。

推论6.1.2 对称信息下, 若委托人风险中性 (或风险规避) , 则代理人风险规避时的分配系数不大于风险中性时的分配系数 $(\frac{ρ_{1}}{ρ_{1} + ρ_{2}} \leq 1)$ ;若代理人风险中性 (或风险规避) , 则委托人风险规避时代理人的分配系数不小于委托人风险中性时代理人的分配系数 $(\frac{ρ_{1}}{ρ_{1} + ρ_{2}} \geq 0)$ 。

上述推论说明, 委托人风险偏好类型确定的情况下, 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要求, 代理人风险规避时承担的风险要小于代理人为风险中性时的风险。相反代理人风险偏好类型确定时, 代理人风险分担的大小与委托人的风险偏好密切相关。

推论6.1.3 非对称信息下, 无论委托人风险偏好如何变化, 只要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代理人选择的努力水平恒等于 $\frac{A}{b}$ , 且分配系数也恒等于1, 即此时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要求代理人承担完全的风险。

推论6.1.4 非对称信息下, 若委托人风险中性 (或风险规避) , 则代理人风险规避时的分配系数小于风险中性时的分配系数 $\frac{A^{2} + b ρ_{1} σ^{2}}{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1 ‚ \frac{A^{2}}{A^{2} + b ρ_{2} σ^{2}} ＜ 1$ 。

推论6.1.5 非对称信息下, 若委托人风险中性 (或风险规避) , 则代理人风险规避时的努力水平小于其为风险中性时的努力水平 $\frac{A^{3}}{b (A^{2} + b ρ_{2} σ^{2})} ＜ \frac{A}{b}$ , $\frac{A (A^{2} + b ρ_{1} σ^{2})}{b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frac{A}{b}$ 。

上述推论说明, 在委托人风险偏好类型确定的情况下, 由于代理人拥有私人信息, 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越大, 其付出的努力水平就越小。

推论6.1.6 非对称信息下, 若代理人风险规避, 则委托人风险中性时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和分配系数均小于委托人风险规避时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和分配系数。

证明:只需证明

$\frac{A^{3}}{b (A^{2} + b ρ_{2} σ^{2})} ＜ \frac{A (A^{2} + b ρ_{1} σ^{2})}{b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frac{A^{2}}{A^{2} + b ρ_{2} σ^{2}} ＜ \frac{A^{2} + b ρ_{1} σ^{2}}{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即可。

$\begin{array}{l} 而 \frac{A (A^{2} + b ρ_{1} σ^{2})}{b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frac{A^{3}}{b (A^{2} + b ρ_{2} σ^{2})} \\ = \frac{b A ρ_{1} ρ_{2} σ^{4}}{(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A^{2} + b ρ_{2} σ^{2})} ＞ 0 ； \end{array}$

$\begin{array}{l} \frac{A^{2} + b ρ_{1} σ^{2}}{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frac{A^{2}}{A^{2} - b ρ_{2} σ^{2}} \\ = \frac{b^{2} ρ_{1} ρ_{2} σ^{4}}{(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A^{2} + b ρ_{2} σ^{2})} ＞ 0 。得证。 \end{array}$

上述推论说明, 委托人在信息不对称下选择代理人时, 特别要注意代理人的风险偏好类型, 因为代理人的风险偏好类型直接与努力水平以及分配系数的大小紧密相连。

推论6.1.7 若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不仅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下代理人的努力水平相等, 而且无论委托人风险偏好如何变化, 对于每种偏好组合, 对称信息下代理人的分配系数均不大于非对称信息。

6.2 不同组合下期望效用的大小比较

表2中, 向量的前者代表委托人期望效用的大小, 后者表示代理人期望效用的大小。

根据表2的具体结果, 通过对不同情形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的大小, 可得如下结论:

推论6.2.1 对称信息下, 委托人和代理人中只要有一方是风险中性的, 则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就等于 $\frac{A^{2}}{2 b} - w$ 。

推论6.2.2 对称信息下, 组合 (避, 避) 中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严格小于其它偏好组合下的期望效用。

上述推论说明, 对称信息下, 委托人和代理人合作时, 两方都是风险规避的情况是最坏的组合, 因此委托人和代理人签订合约之前, 在自身是风险规避的情况下, 应尽可能的避免和风险规避的代理人进行合作;相反, 对于代理人, 也是如此。

此推论还说明, 对称信息下, 若有两个委托人同时委托一个代理人, 则风险规避度低的委托人获得的期望效用更大。

推论6.2.3 非对称信息下, 只要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则委托人的期望效用恒为 $\frac{A^{2}}{2 b} - w$ 。

推论6.2.4 非对称信息下, 组合 (中, 中) 或 (避, 中) 中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大于组合 (中, 避) , 组合 (避, 中) 或 (中, 避) 中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大于组合 (避, 避) 。

证明:根据表2中的结果,

由 $\frac{A^{2}}{2 b} - w - (\frac{A^{4}}{2 b (A^{2} - b ρ_{2} σ^{2})} - w) = \frac{A^{2}}{2 b} - \frac{A^{4}}{2 b (A^{2} + b ρ_{2} σ^{2})} = \frac{A^{2}}{2 b} (1 - \frac{A^{2}}{A^{2} + b ρ_{2} σ^{2}}) ＞ 0$ 得:组合 (中, 中) 或 (避, 中) 中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大于组合 (中, 避) 。

由 $\frac{A^{4}}{2 b (A^{2} + b ρ_{2} σ^{2})} - w - (\frac{(A^{2} + b ρ_{1} σ^{2})^{2}}{2 b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frac{ρ_{1} σ^{2}}{2} - w) = \frac{A^{4}}{2 b (A^{2} + b ρ_{2} σ^{2})} - \frac{(A^{2} + b ρ_{1} σ^{2})^{2}}{2 b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frac{ρ_{1} σ^{2}}{2} = \frac{b^{3} ρ_{1} ρ_{2}^{2} σ^{6}}{2 b (A^{2} + b ρ_{2} σ^{2})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0$ 知:组合 (中, 避) 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大于组合 (避, 避) , 容易比较组合 (避, 中) 委托人得期望效用大于组合 (中, 避) , 因此组合 (避, 中) 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也大于组合 (避, 避) 。

推论6.2.4表明:非对称信息下, 委托人更偏好与风险中性的代理人合作, 代理人也是如此;而且当代理人风险规避时, 风险中性委托人的期望效用更大。

推论6.2.5 若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则对称信息下委托人 (或代理人) 的期望效用和非对称信息下的期望效用相等, 而且无论委托人风险偏好如何变化, 双方的期望效用都不发生变化。

推论6.2.6 若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 则不管委托人是风险规避的还是风险中性的, 对称信息下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均大于非对称信息。

证明:在组合 (中, 避) 中, 显然对称信息下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大于非对称信息。

在组合 (避, 避) 中, 因为 $\frac{A^{2}}{2 b} - w - \frac{ρ_{1} ρ_{2} σ^{2}}{2 (ρ_{1} + ρ_{2})} - (\frac{(A^{2} + b ρ_{1} σ^{2})^{2}}{2 b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frac{ρ_{1} σ^{2}}{2} - w) = \frac{A^{2}}{2 b} - \frac{ρ_{1} ρ_{2} σ^{2}}{2 (ρ_{1} + ρ_{2})} - \frac{(A^{2} + b ρ_{1} σ^{2})^{2}}{2 b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frac{ρ_{1} σ^{2}}{2} = \frac{A^{2} ρ_{2}^{2} σ^{2}}{2 (ρ_{1} + ρ_{2}) (A^{2} + b ρ_{1} σ^{2} + b ρ_{2} σ^{2})} ＞ 0$ , 所以组合 (避, 避) 中, 在对称信息下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也大于非对称信息。

推论6.2.4和6.2.5表明:代理人风险中性时, 信息的不对称对委托人的期望效用没有影响, 因此委托人与风险中性的代理人进行合作是最理想的选择。代理人风险规避时, 信息不对称对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具有负面作用。

同时根据表2发现, 在任一偏好组合下, 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恒等于自身的机会成本w, 即委托人不会给代理人比机会成本更高的效用, 因此委托人期望效用的变化量等价于双方总效用的变化量。

6.3 不同偏好组合下总效用的大小比较

各种情形下, 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总效用大小如下 (表3) 。

因为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恒等于机会成本, 因此不同情形下总效用的大小比较等价于委托人期望效用的大小比较, 下面简单的对其进行描述。

6.3.1 纵向比较

对称信息下, 委托人和代理人中只要有一方是风险中性的, 则总效用就恒等于 $\frac{A^{2}}{2 b}$ ;双方均为风险规避时的总期望效用严格小于其它组合下的期望效用。因此对称信息下, 若双方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 则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为风险中性的。

非对称信息下, 不管委托人风险偏好如何变化, 只要代理人为风险中性的, 则总期望效用恒为 $\frac{A^{2}}{2 b}$ ;容易比较, 组合 (中, 中) 下总期望效用恒大于组合 (中, 避) , 组合 (避, 中) 下的总期望效用大于组合 (避, 避) , 表明委托人风险偏好确定的情况下, 委托人与风险中性的代理人合作, 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组合 (中, 避) 下的总期望效用恒大于组合 (避, 避) , 说明当代理人风险规避时, 风险中性的委托人与其合作, 社会总效用达到最大化;而且只要其中一方为风险中性的, 则总效用就大于双方均为风险规避时的总效用。

6.3.2 横向比较

只要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无论委托人风险偏好如何变化, 总期望效用恒为 $\frac{A^{2}}{2 b}$ ;而若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 不管委托人是风险规避的还是风险中性的, 对称信息下的总期望效用均大于非对称信息。

5 结语

本文对八类委托——代理模型进行了求解。在某一偏好组合下, 对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中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分配系数及期望效用的大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同时在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两种情形下, 通过对上述三变量在不同偏好组合之间变化关系的比较, 得出若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则委托人风险偏好的变化并不会改变自身的期望效用;若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 则风险中性的委托人期望效用最大。因此委托——代理模型中, 委托人的风险偏好类型应该随着代理人风险偏好的变化而改变, 委托人的风险偏好并不是始终不变的。本文只是对线性契约下的八类委托——代理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 对于非线性契约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的求解和不同模型间的比较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而且委托人在不知道代理人的风险偏好类型, 但知道代理人属于何种风险偏好类型的概率的情况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摘要：在参与人的风险偏好类型为风险中性或风险规避的前提下, 给出了委托人和代理人风险偏好类型的4种组合, 在不同的组合下, 对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两种情况中的八类委托——代理模型进行求解, 通过求解结果对努力水平、分配系数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同时分析了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在不同风险偏好组合下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 对称信息下, 无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如何变化, 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保持不变;若委托人风险偏好类型确定, 则代理人风险规避时承担的风险要小于代理人为风险中性时的风险。非对称信息下, 只要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则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要求代理人承担完全的风险;若代理人风险规避, 则委托人风险中性时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和分配系数均小于委托人风险规避时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和分配系数。若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不仅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下代理人的努力水平相等, 而且无论委托人风险偏好如何变化, 对于每种偏好组合, 对称信息下代理人的分配系数均不大于非对称信息。若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 则委托人风险偏好的变化并不会改变自身的期望效用;若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 则风险中性的委托人期望效用最大。

关键词：委托——代理,风险偏好组合,对称信息,非对称信息

参考文献

[1].Ann VA.The principal-agent paradigm:its relevanceto Various functional field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Research, 1993, 70 (1) :83~103

[2].Gorbet C, Groote A.A supplier s optimal quantity dis-count policy under a symmetric information[J].ManagementScience, 2000, 46 (3) :445~450

[3].Yeom S, Balachandran K, Ronen J.The role of trans-fer Price for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with infirm[J].Review of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00, 14 (2) :161~192

[4].Gan X, Sethi S, Yan H.Channel coordination with arisk-neutral supplier and a downside-risk-averse Retailer[J].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5, 14:80~89

[5].Gan X H, Suresh P S, Yan H M.Coordination of sup-ply chains with risk-averse agents[J].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4, 13 (2) :135~149

[6].Harish Krishnan, Roman Kapuscinski, David A.Coor-dina-tion contracts for decentralized supply chains with retailerpromotional effort.Management Science, 2004, 50 (1) :48~63

[7].田厚平, 刘长贤, 吴萍.非对称信息下参与人不同风险偏好组合的委托代理问题[J].管理工程学报, 2007, 21 (3) :24~28

[8].谭妮.基于风险偏好的投资组合模型研究[D].湖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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