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通用6篇）

篇1：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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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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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十分突出，如果得以解决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效率，而且对缓解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税负公平意义重大。本文提出了消除或缓解信息非对称的可能途径，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征管非对称信息激励与约束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经济中广泛存在着信息非对称的情形，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保险市场上保单持有人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财产和健康状况，旧车市场上车主对所交易的旧车比购车人知道更多的信息。如果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即市场经济主体的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信息非对称。在征税与纳税关系中，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同样存在着十分典型的信息非对称：只有纳税人自己才清楚地知晓个人收入的真实情况，而负责征税的税务人员很难准确掌握这一信息。在理论上有内生信息非对称与外生信息非对称之分，本文不涉及税务部门内部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内生信息非对称（如税务所长对征管人员工作的实际努力程度如何并不能完全掌握），而仅对涉及征税人与纳税人的外生信息非对称予以探讨。

个人所得税以个人收入为课税对象，但如何识别“收入”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理论上的标准是所谓黑格——西蒙斯（以下简称H——S）准则，即一定时期内的收入是个人消费能力的净增长，换句话说，收入是当期实际消费加上潜在消费（即当期的储蓄）。H——S观点认为，个人收入不仅包括以货币形式取得的，还包括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取得的。显而易见，H——S收入概念在实际征管中难以完全付诸实施，因为与货币化收入相比，非货币化收入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非对称，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H——S思想，这主要是由于H——S准则能够较好地实现税收公平和效率。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被称为“征税第一难”，目前对它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不能较好地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功能，出现所谓“管住了工薪阶层，却管不住新生贵族”的尴尬。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是产生尴尬局面的关键性原因。税务部门不掌握纳税人收入的真实信息，而纳税人倾向于将个人收入的真实信息隐蔽化、私有化，以达到规避税收甚或逃税的目的。信息不易获取的根本原因是纳税人对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因为与税负易于转嫁的流转税不同，所得税是直接税，纳税将直接减少纳税人的个人收益，因此理性的纳税人为尽可能增加收益首先选择合理避税，其次在特定条件下亦不排除有选择逃税的可能。在这里个人收入信息公开的程度是征纳双方博弈的关键，信息非对称的实际程度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纳税选择和最终收益。如果信息非对称的实际程度强，纳税人更倾向于选择不纳税，相反则更倾向于选择纳税。同时对风险的预期也是纳税人选择纳税还是逃税时的重要因素（即成本收益权衡）。若预期收益大于风险（成本），偷逃税款的可能性就增加；如果预期逃税的风险（成本）小而收益大，例如被税务部门稽查和检查的概率小、遭受惩罚的程度轻微、边际税率较高等情况，则会诱使原来的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变为风险爱好者，由纳税转而选择逃税。如果征税一方不能有效传递类似稽查、惩罚的信息给纳税人，让纳税人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和逃税的巨大成本，甚至反而受到负向的激励，比如某大腕偷逃巨额税款还依然频频登台演出，那么纳税人就可能受到强烈的暗示而效仿逃税。

由此看来，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效率，而且对缩小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税负公平意义重大。

二、消除或缓解非对称信息的可能途径

激励与信息非对称问题密切相关。解决信息非对称实质上是一个提供适当激励的问题。税务部门要求获取充分信息，纳税人被要求转移私有信息所有权，实际这是信息交易的一个过程。税务部门是信息的需求者，它作为激励一方，考虑如何确保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充分的信息，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纳税人是信息的供给者，它作为被激励一方（或称激励对象），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受到激励愿意提供私有信息。

由此需要设计一种激励契约，鼓励纳税人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即纳税人获得激励愿意透露真实的收入信息。而这种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所谓激励相容约束，简言之就是说真话比说假话有好处。要确保纳税人说真话、申报收入时有收益或者说真话多时的收益优于说真话少时的收益。这里的收益既有有形收益也有无形收益，比如未来消费公共物品的间接收益、信誉收益以及作为纳税人的自豪感等。成本也包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两部分，如纳税的直接收入损失、罚款和滞纳金、逃税付出的精神代价以及心理成本等。笔者认为，激励与约束的设计可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一）税制公平

①显而易见，这有失横向公平。其次根据纵向公平原则，低收入者应不纳或者少纳税，高收入者应多纳税，量能负担，随着纳税人收入递增而逐渐累进，而实践中存在的所谓个人所得税“只管住工薪阶层却管不住新生贵族”反映的即是与税制设计初衷相反的情形。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税制必然引起纳税人的心理不平衡，进而可能产生对纳税的抵触情绪，因此激励纳税人依法纳税必须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税制。

（二）惩罚力度

②可见极富威慑力的惩罚对纳税服从的影响十分显著。

（三）检查概率

③以此为依据可以确定我们进行重点检查的对象。

（四）精神与心理因素

纳税人不仅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而且还是一个社会人，受道德、法律以及社会舆论的约束。因此在利益之外，他还有精神需求，重视个人信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遵守法律规定照章纳税会给个人带来精神愉悦、确立个人信誉等无形的、间接的收益（信誉可能带来收益，如订单的增加或好的工作机会等），而违犯法律铤而走险要付出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心理成本，乃至失去融入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和机会。

在提供适当的激励与约束之外，还可能采取以下两种方法获得信息：1.发展市场机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1970年在其《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一文中指出，经济主体有强烈的激励去消除信息问题对市场效率的不利影响，进而，他认为许多市场机构可被视作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所以市场机构可在其中消除信息屏障，发挥沟通信息的功能。若这些中介机构和力量得以发展壮大，则对征纳双方沟通信息必有裨益。2.设置信息通道。通过不同的途径，多渠道、多角度获取信息，虽然不能直接从纳税人那里获得信息，但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途径不是单一的，在现代社会计算机和通讯手段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完全有可能从纳税人之外寻找突破口获取需要的信息，为此可增设信息通道确保信息通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克服征管困难的关键是尽可能减弱信息非对称分布的程度，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建议如下：

（一）与激励约束相关的改革和政策建议

1.公平税负，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⑴ 确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率。与国际水平相对照，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不算低，税

制改革过程中应尽可能把税率设置在较低的水平上。因为过高的税率强化纳税人的收益动机，容易造成税收收入流失，正如拉弗曲线所表明的，高税率不一定产生高收入；同时对于征税过重引起的效率损失，发展中国家尤需顾及。因此有必要借鉴米尔利斯的倒“U”理论，对中等收入者适用相对较高的税率，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甚至由于信息非对称的存在，对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应当为零。

⑵ 改革分项征收办法。单纯的分项征收人为地形成了不同类别收入之间的不公平税收待遇。今后可考虑分项综合相结合的征收办法，可在年内分项预缴，终了汇算清缴。⑶ 确定合理的扣除标准。按照现行物价水平和一般生活标准，考虑不同纳税人的家庭构成、收入水平和赡养负担情况，规定合理的扣除标准。

2.加大惩罚和检查力度。

严厉惩处逃税者，增大逃税者的预期风险和机会成本，以儆效尤，形成强大的威慑。制定惩罚的实施细则，对逃税者的惩处制度化、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和随意性。其中简便易行而卓有成效的惩罚手段是建立记录并予以公告。加大税务检查概率，尤其要重点检查那些纳税不良记录者。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偷逃税案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审查。

3.完善代扣代缴制度。

代扣代缴便于实现从源头上对税款的计征，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有效方法。即便是在公民纳税意识较强的美国，雇主代扣代缴仍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主要形式。在我国要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若扣缴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应给予严厉处罚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4.奖励诚信纳税。

对依法诚信纳税的公民，根据建立的信用记录，确立相应的奖励制度。借鉴税收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公民纳税与个人利益相联系，比如依法纳税的公民，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待遇。

（二）规范发展税务代理中介机构

税务代理以中介的立场，依照税法规定，客观公正地计算应税所得，确保纳税人诚实纳税，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同时还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帮助纳税人尽可能少纳税款。因此作为独立的社会服务机构，税务代理受到征纳双方的欢迎，能够发挥沟通信息和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今后要规范税务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真正实现税务中介机构社会化，成为独立的专业化社会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双方的信息交流。

（三）与设置信息通道相关的具体措施

1.启动现代化征管手段。

多渠道获取信息，利用计算机网络对税源进行监控。在财政、工商、银行、保险、海关、企业和税务等部门之间设立计算机联网，便于信息共享和进行交叉稽核。

2.限制现金结算的范围，严格推行存款实名制。

限制现金结算，对应该采用转账支付结算而不采用的，制定惩罚措施。严格推行存款实名制，居民凭身份证（非居民凭护照）办理存款账户。税务编码和存款账户一一对应，通过银行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对纳税人的税源情况进行有效监控。

3.建立群众举报奖励制度。

鼓励群众提供信息，举报逃税事实，根据实际贡献给予奖励，并保证为举报者保密，形成协税护税的良好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哈维·罗森《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钱 晟 《我国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累退倾向及其对策》《税务研究》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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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政策上存在的几个难点

1、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界定难。《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此条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比较难于

掌握。到期应支付的款项，是指企业支付人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应当计入相关成本、费用的应付款项。在实际操作中当企业未按规定列支成本、费用也未支付时是否要扣缴。又如：离岸股权转让往往采取“一次合同，分期支付”的方式进行结算。那么，如何确认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相应的税款缴纳时间？是按合同签订后第一次付款时间、被投资企业股权变更时间还是按每次实际付款时间？况且在实际经济往来中，很多支付形式是非货币形式，如非居民通过实物或者劳务形式取得技术使用权的回报、关联企业之间的债务重组等，对于此种情形，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存在一定困难。

2、预提所得税的计税依据界定难。

⑴收入确定难。《税法》第十九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金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转让财产所得以收入金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在实际征收过程中，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如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很多企业是以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提支付，那么这个计提比例是否恰当？所提供的专用权等是否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等值得研究。另外如外国企业转让国内企业股权，很多是关联企业之间的股权转让，通常存在转让的价格不真实、零价格转让或低价转让等问题，转让收入难以确定。

⑵成本确定难。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财产转让所得上，其中以股权转让尤为突出。股权转让成本即股权转让所得的扣除数，是影响企业所得税计算的一项关键因素。由于股权转让成本是一个历史概念，以外币投资形式的原始投资额是用历史汇率还是以现时汇率计算转让成本？另外，股本成本价是指股东投资入股时企业实际支付的出资金额，或收购该项股权时该股权的原转让人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金额。如其中的资本公积金有的已完税、有的未完税，是否不加区分一并扣除？还是有选择地扣除，或是根本不予扣除？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3、预提所得税的申报和征收界定难。《税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取得本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上述规定对于特殊情况可能无法发挥作用，如离岸股权转让双方均是外国企业，转让行为一次发生，交易活动一次结算，让受让方履行扣款义务很不现实，由纳税人自行申报或税务机关追缴申报也很难做到。

4、预提所得税的征收对象界定难。部分非居民企业既没有在当地登记注册，也没有经营场所，要找到这些企业并对其实施有效的税收监管非常困难，漏征失管的现象在所难免。

二、日常税收征管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1、合同无中文版本。支付单位多数提供的合同为全英文版本，还有日文、德文、法文等。由于合同中许多关键用语均为专业词汇，审核人无法读懂，即使纳税人应税务机关要求提供了翻译稿，但由于不是正式文本，不能承担相同于正式合同的责任，因此可信度也不高。

2、提供假合同。有部分企业在开具证明时发现该行为应征税时，立即回到公司，重新打印一份免税行为的合同。由于国外公司不需盖公章，只要在外方位置签一个外文名即可，因此，税务机关无法依据合同来判断该合同内容的真伪。更有甚者，将应税收入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逃避监管，不履行纳税义务。

3、“事后申请”。大多数企业是在履行完合同或付款时才到税务机关办理涉税事宜，这种“事后申请”给税务机关的取证造成一定的困难，无法准确确定应纳税金额。

4、常设机构偷逃税款。一些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了代表机构为境内企业提供劳务，但合同以总公司名义签订，收款也由总公司收取，从而将其常设机构的收入转为境外总公司的收入，偷逃税款。审核人员在开具证明时很难了解业务的实质，只能根据纳税人提供的合同为其开具证明。

三、加强预提所得税税收管理的几点措施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应高度重视非居民企业预提所得税的征管，通过实施“个案分析、个别巡查走访、个性调研服务、个案评估检查”的“四联动”，深化非居民企业预提所得税的长效管理，确保国家税款的安全和税收秩序的规范。具体可采取以下多种措施：

篇3：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高收入者的收入具有渠道多、转移分摊形式多变、现金交易量大、各种灰色黑色交易频繁、隐蔽性强的特点, 使得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成为“征税难中之难”。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 最直接的结果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减少、贫富差距拉大。大多数学者认为要从优化税收环境和提高税收稽查手段来解决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面临的困境。而本文认为, 征税人和高收入者之间存在的典型的信息非对称问题才是导致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困难的关键性因素。从非对称信息角度探讨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 不仅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而且从非对称信息理论入手建立起高收入者税收征管的激励相容机制, 对提升对高收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水平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二、非对称信息理论与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

(一) 非对称信息理论。

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前提中, 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人”拥有完全信息。实际上人们早就知道, 现实生活中市场主体不可能占有完全的市场信息。现代经济中广泛存在着信息非对称的情形, 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保险市场上保单持有人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财产和健康状况, 旧车市场上车主对所交易的旧车比购车人知道更多的信息。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 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即市场经济主体的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 这就是所谓的信息非对称。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信息非对称理论可表述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 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 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而信息贫乏的人员, 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非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为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二) 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中信息非对称的分析。

在税收征管活动中, 征税机关和高收入者之间存在着典型的信息非对称问题:只有高收入者自己才清楚地知晓个人收入的真实情况, 而负责征税的税务人员很难准确掌握这一信息。本文将从信息来源渠道、信息质量和信息传递过程三方面来分析税务部门和高收入者间个税征收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从信息来源渠道看, 高收入者既可直接从税务部门, 也可间接从报刊、杂志、网络及新闻媒介、社会中介机构获取所需的信息, 包括各种偷逃税技巧, 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高收入者获取有关信息的渠道更趋多元化;而我国的税务部门获取高收入者的收入信息渠道非常少, 主要依赖于代扣代缴单位, 税务部门的计算机未能实现与海关、企业、银行、商场、工商等外部单位的联网, 第三方不承担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的义务, 这样, 征税人来自第三方信息非常有限。与此同时, 高收入者已由单纯的工资收入向收入来源、收入形式多元化的趋势发展:除了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动性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和金融资产转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所得, 此外, 还有劳保福利收入、第二职业收入等来源所得。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增加了税务部门信息获取的难度。

从信息的质量看, 高收入者通过多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占有信息, 真实性、准确性很强, 质量很高;反观税务部门, 由于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专职稽查人员, 难以对高收入者的纳税情况作经常性的检查, 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于纳税人的自行申报和扣缴第三方的信息。而我国目前实行的自行申报和代扣代缴和两种征收方法, 其申报、扣缴制度都不健全。自行申报制度方面, 税务部门无法获得高收入者收入、财产的真实信息, 因而对高收入者不申报的应税所得, 只要没人举报, 税务机关难以查实征收;代扣代缴制度方面, 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将扣缴义务人的扣缴税款登记管理纳入法律约束的范围, 对扣缴义务人的责任缺乏系统的监管机制。这样, 一些扣缴义务人不认真、严格地执行扣缴义务, 甚至为了获得好处而与高收入者合谋, 故意隐瞒高收入者收入的真实信息或故意为高收入者分散收入。而有些扣缴义务人业务差, 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税率不清、税目混用等错误, 税务机关难以控制, 导致扣缴信息失真。由此不难看出, 税务机关在对高收入个税征管中占有的信息质量是比较低的。

从信息的传递过程看, 为促使高收入者正确、及时履行纳税义务, 目前我国许多税务部门都强化了税收服务, 主动将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这类信息及时传递给纳税人;而高收入者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时故意隐瞒信息或将虚假的信息传递给税务部门, 由于高收入者大都处于社会的强势阶层, 从而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更容易隐蔽收入信息的来路和去向, 使得税务部门对大量的隐性收入难以及时掌握并准确核实, 导致了高收入者偷逃税行为的发生。这种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源于征税人观察纳税人行为的间接性与弱小性和税收征管方式的落后。另外, 由于受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 在税务机关内部高收入者的信息资料不能跨征管区域顺利传递, 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外部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常常会受阻。征管信息传递不准确, 而且时效性很差, 造成了有时候高收入者的资料已经到了税务机关, 但税务机关的各个部门并不能全盘掌握。

三、非对称信息理论下的高收入者税收征管的激励相容机制设计

信息经济学认为, 激励与信息非对称问题密切相关。解决信息非对称实质上是一个提供适当激励的问题。税务部门要求获取充分信息, 高收入者被要求转移私有信息所有权, 实际这是信息交易的一个过程。税务部门是信息的需求者, 它作为激励一方, 考虑如何确保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充分的信息, 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高收入者是信息的供给者, 它作为被激励一方 (或称激励对象) , 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受到激励愿意提供私有信息。由此需要设计一种激励契约, 鼓励高收入者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 即高收入者获得激励愿意透露真实的收入信息。而这种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 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所谓激励相容约束, 简言之就是“说真话比说假话有好处”。要使高收入者说真话, 就要确保高收入者说真话多时的收益优于说真话少时的收益, 或者说假话要付出巨大成本。这里的收益既有有形收益也有无形收益, 比如未来消费公共物品的间接收益、信誉收益以及作为纳税人的自豪感等。成本也包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两部分, 如纳税的直接收入损失、罚款和滞纳金、逃税付出的精神代价以及心理成本等。笔者认为, 激励相容机制的设计可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一) 建立诚信纳税的优待和奖励机制。通过建立诚信纳税的优待和奖励机制, 来赋予诚信纳税的高收入者必要的权利并给予奖励, 使其因诚信纳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可借鉴税收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将公民依法纳税多少与个人利益相联系, 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待遇。如美国的退休金是以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按一定比例发放的, 这就意味着年轻的时候纳税越多, 退休后得到的养老金就越多。美国公民在美国缴税后, 凭自己的纳税单据还可以享受美国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建立公民个人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制度, 为高收入者建立个人纳税信用档案, 进行纳税信誉等级评定, 对纳税信誉优良的高收入者给予表彰、宣传, 以提高诚信纳税高收入者的社会信誉和声誉。这些都是高收入者能实实在在感觉到的益处, 必定会增强高收入者依法纳税的动力和信心, 有助于高收入者形成自觉的纳税意识。

(二) 加大对高收入者逃税惩罚和检查的力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系统工程研究课题组关于税收博弈的实验研究显示, 加大惩罚率和检查率能明显减小实验者的逃税倾向。税务部门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是税务部门要提高对高收入者进行税务检查的概率, 全国应进行每年多次的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 尤其要重点检查那些有纳税不良记录的高收入者;二是加强对税务检查人员的培训, 提高业务水平;三是加大罚款力度。《新征管法》规定:可处以偷税金额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但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各种原因, 税务机关执行的罚款标准一般较低, 甚至没有罚款, 达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同时应在《征管法》中规定:税务机关对于罚款也可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四是严格按规定加收滞纳金;五是对构成犯罪的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六是对逃税者曝光, 加大其社会形象损失。

(三) 对高收入者确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逃税能够给高收入者带来巨大的个人收益, 是高收入者逃税的主要动机。而我国为高收入者制定的过高的边际税率 (45%) 更加强化了这种逃税激励。在惩罚确定的情况下, 当高收入者预期逃税所带来的收益高于惩罚产生的成本时, 具有经济理性的高收入者自然会选择逃税。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A.Mirrlees的研究, 政府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为高收入者制定过高的边际税率会使有能力的人可以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逃避纳税, 所以政府就可能征不到其想征的一部分税。更有研究指出, 对高收入者制定过高的边际税率可能会挤出高收入者对经济的投资, 减缓经济的发展。

根据拉弗曲线和“最优课税”理论, 笔者认为:应降低我国的最高边际税率并将其确定为33%, 同时将最高边际税率放在中高等收入接近高等收入部分即120, 001元至360, 000元这一段税基。这样既避免了由于边际税率过高而产生的替代效应, 又降低了纳税人逃税款而带来的收益, 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逃税的行为。

(四) 使高收入者树立纳税光荣、逃税可耻的观念。在税收宣传中, 应向高收入者灌输“纳税光荣、逃税可耻”的税收理念, 使高收入者明白, 纳税是为了获得公共产品所付出的成本, 不诚信纳税则属于坐享其成的“免费搭乘”行为, 与平时的盗窃并无本质区别, 是社会道德的污点。任何不诚信纳税行为, 都将导致其他纳税人所能享受的公共产品数量或质量的下降, 不诚信行为的出现和蔓延关系到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同时, 政府应该公正、公开的使用财政收入, 使高收入者确实感到因为自己诚信纳税的行为而带来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从而产生纳税自豪感, 更加激励其诚信纳税。

(五) 建立群众举报奖励制度。建立举报激励机制, 鼓励群众提供信息, 举报逃税事实, 根据实际贡献给予奖励, 并保证为举报者保密, 形成协税护税的良好社会环境。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广、征收难度大, 而我国现有的征管水平较低、征管手段又比较落后, 导致税源流失严重, 仅仅靠税务机关的力量根本不可能保证实现应收尽收。因此, 有必要发挥社会监控作用, 并辅之以重奖, 激励公民协税护税, 自觉加强社会监督作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还能为税务机关节省一定的人力物力。久而久之, 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依法纳税光荣、偷税逃税可耻的社会风气, 真正把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1].胡鞍钢.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 调节居民贫富收入差距[J].财政研究, 2002, 10

[2].孙玉霞.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J].税务研究, 2003, 4

[3].张青.激励相容机制下的个人所得税设计[J].税务研究, 2005, 6

篇4：浅论信息不对称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逆向选择的理论最早来源于阿克罗夫（Akorlof）对旧车市场的分析。在旧车市场上，逆向选择来源于卖主与买主关于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买主并不知道车的真实质量，只有卖主才知道，因此，买主会按照旧车的平均质量支付价格，这时对于高质量车的卖主而言，将不愿将自己的车辆出售，从而退出交易；而对于低质量车的买主而言，将获得额外的利润，因此会选择进入市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市场上出售旧车的质量越来越差，同时买主愿意支付的价格也越来越低，质量好的车也会逐步退出市场，只有质量低于平均质量的劣车才能再旧车交易市场成交，从而产生了旧车交易市场中劣车驱逐好车的逆向选择。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税务机关面对众多企业时，也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由于税务机关无法准确的获取每个企业税务风险的具体情况，在征管的过程中存在税务机关的信息劣势，从而也会引发逆向选择，即税务风险较低的企业可能先被淘汰，而税务风险高的企业将获得更多的效用。

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税收征管中的逆向选择模型

（一）对称信息下企业的最优效用问题假定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面临两种可能的自然状态，有税务风险或没有税务风险，分别用θ=0和θ=1表示。θ=0时，企业的利润为R0，θ=1时企业的利润为R1（企业面临税务风险，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税务问题接受税务机关的处罚，还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信誉及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可以假设R0＜R1）。θ=0和θ=1的概率分别为α和1-α，（0＜α＜1）。那么，企业的期望利润为R=αR0+（1-α）R1，假定企业的效用函数为U（R）。如果企业主动偷税，此时企业的期望效用为u（）=αu（R0）+（1-α）u（R1），为确定性等价收入。如果企业选择正常纳税，名义税负应该为t，但可能由于企业对相关税收政策不了解而带来了税务风险，导致了企业少交税款为x，则企业实际缴纳税额为t-x。此时，企业的期望效用为u（）=αu〔R0-（t-x）〕+（1-α）u（R1-t），其中为缴纳部分税款对应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如果R0-（t-x）=R1-t，说明企业无论是否承担税务风险其收益都是相同的；如果R0-（t-x）＜R1-t，即R0+x＜R1，说明企业承担税务风险的效用小于没有税务风险的效用，企业不愿意承担税务风险；如果R0-（t-x）＞R1-t，即R0+x＞R1说明企业承担税务风险的效用大于没有税务风险的效用，企业愿意承担税务风险。

我们还可以通过图1来进行分析。图1中点A代表企业没有交税时的收入状态，曲线S0和S1是状态空间上企业的无差异曲线，其中曲线S0过A点，它表示企业的期望效用等于不需要交税时的期望效用，S1表示较高的期望效用。S1、S0曲线与45°线的交点为M，N处，切线的斜率为-，过点M和N的这两条直线是税务机关的等期望利润曲线，其中过点M的直线代表的是税务机关的零期望征税额，（?仔=α（t-x）+（1-α） t= t-αx=0），过N点的直线表示税务机关的期望征税额大于零（等于R-）。帕累托最优意味着企业的最终收益位于M和N之间的线段上，具体是哪一个均衡点，取决于税务机关的名义税负，如果名义税负较大，则均衡点为N点，这时税务机关得到所有剩余；如果名义税负较小，均衡点为M点，这时企业得到所有剩余。

（二）非对称信息下企业的最优效用问题如果假定企业有两种可能的风险类型，高税务风险和低税务风险，两种类型的企业少缴税款的概率分别为αH和αL，αH＞αL。如图2，SH表示高税务风险企业的无差异曲线，SL表示低税务风险类型企业的无差异曲线，由于αH＞αL，所以在确定性收入线上S斜率（的绝对值）小于SL斜率（的绝对值）。假定税务机关明确知道企业税务风险的真实类型，那么对高税务风险企业设定的名义税负应该在H点，对低税务风险企业设定的名义税负应该在L点。

当税务机关不知道企业税务风险的真实类型，只知道企业属于高税务风险和低税务风险的概率分别为β和1-β。如果名义税负为t，税务风险导致企业少缴税额为x，则税务机关的期望征税额为Eπ=β（t-αHx）+（1-β）（t-αLx），零期望征税额曲线介于AH和AL之间。此时满足企业最优税负条件的点是N点，但N点不是均衡点，因为这时低税务风险企业的名义税负过高，其得到的效用小于预期效用，因此、会选择退出市场。一方面，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低税务风险企业无法随意退出市场，因此他宁愿选择承担较高的税务风险来实现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低税务风险企业的变化，税务机关对所有企业税务风险的评估标准将上升，为了确保既定的征税目标，税务机关会提高名义税负t，直到H点。最终的结果是低税务风险企业要么被高税务风险企业所淘汰，要么也变成高税务风险企业，这就是在税收征管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三、减少税务征管中信息不对称，避免企业逆向选择的建议

（一）税务机关加强企业税收法规的宣传主要包括：

（1）实现税收法规宣传的项目化。将税收法规宣传进行项目化管理，应包括长期项目与短期项目，普通项目与重点项目等。宣传过程要层次分明，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可以根据不同行业制定宣传责任制，指定专人负责各个宣传项目，对每个宣传项目效果进行考核评估。

（2）针对企业常见税务问题进行重点宣传。税务机关应及时总结征管过程中企业经常出现问题，针对相关企业制定重点宣传方案。围绕不同的主题定期举办企业相关人员培训班，或向相关企业派发专题宣传资料，帮助企业及时发现潜在税务风险，防微杜渐。

（3）典型案例宣传。定期向企业提供典型企业税务风险案例，案例可以包括正面案例和反面案例，正面案例展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主动减少税务风险为企业带来的收益，起到激励和指导作用；反面案例则反映企业税务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起到警示和鞭策作用。

（4）在创新宣传形式上不断创新。在税收法规宣传过程中，税务机关应当灵活多变、开拓思路，充分利用手机短信、网络平台、有线电视和上门送发宣传材料等形式，将新颁布的税收政策法规、税收政策调整内容，在第一时间向相关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宣传解读。通过讲座、培训、座谈会、网络视频等方式，与企业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帮助企业提高税务风险防范意识。

（二）规范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由于某些税收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税务机关在税收执法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造成税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减轻或消除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就必须规范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考虑建立税收执法判例制，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根据税收征管中实际的执法情况，建立执法信息数据平台，将以往执法过程中的违法事实、具体情节、金额大小以及处罚结果等关键要录入信息数据平台，并设计查找搜索引擎。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如出现与之前判例相似的案件，则参照前例处罚内容实施。该信息平台对企业纳税人公开，企业也可通过网络查找前期判例，真正做到公平公开，避免人为因素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干扰。此外，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税务机关应坚持凡不涉及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的政策和数据信息，一律对外公布，并建立定期检查和申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效力。

参考文献：

［1］宋洪祥：《企业经营决策的税收管理与风险控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2］陶长琪：《信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篇5：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缩小

按理说，掌握社会较多财富的人，应为个人所得税的主力纳税人。而我国的现状是：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46.4%[2]；应作为个人所得税缴纳主要群体的上层阶层（包括在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民营老板、歌星、影星、球星及建筑承包商等名副其实的富人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5%左右[3]。[!--empirenews.page--]

2、全社会依法纳税的意识依然淡薄

与过去社会公众不知税法、不懂税法相反，通过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广泛的宣传和培训，现在大部分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已经了解或主动了解税法，但却主观存在隐瞒收入，故意偷逃税的意识。一位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创业者在接受《青年时讯》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我现在愿意回来投资做公司，因为我发现这里是商人的天堂。我想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做富人成本最低的国家了，大家都不会问你缴税了吗？好象你只要有钱成功，理所当然地接受公众的尊敬，而且富人总是最有话语权，大家都着急和你做朋友，甚至还有人给你献计献策帮助你逃税，以此获得你的好感”。

3、对隐形收入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收入分配渠道不规范，金融系统发展滞后，导致现实生活中个人收入的货币化程度较低，现金交易频繁，并产生大量的隐形收入、灰色收入。目前，在中国要想搞清楚谁是真正的“富人”很不容易。一个常识是，现在浮在表面的有钱人，比如正被税务部门重点监控的私营企业主和演艺明星，充其量只是有钱人的冰山一角。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全国10个省市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结果发现，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占的比例最高。而过去人们对演艺界人士高收入的想象，并没有在调查中得到确认。很多自称有钱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很有钱；很多实际很有钱的人却从来不敢说自己有钱。这使得税务部门重点监控的纳税人监控的不在重点上。

4、税务部门征管信息不畅、征管效率低下

由于受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征管信息传递并不准确，而且时效性很差。不但纳税人的信息资料不能跨征管区域顺利传递，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时，由于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措施（比如税银联网、国地税联网等），信息不能实现共享，形成了外部信息来源不畅，税务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税源组织征管，出现了大量的漏洞。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在纳税人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在征管手段比较落后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失控的状态。

5、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质量不高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早在1995年就制定并下发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办法》，对扣缴义务人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但实际生活中，部分扣缴义务人或迫于领导的压力，或责任心不强、业务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故意纵容、协助纳税人共同偷逃税，将该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不计或少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还有的干脆将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改为5%的比例税率。

6、个人所得税的处罚远远不能到位

个人所得税的处罚是和其违章违法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而其违章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偷逃税问题上，我国个人所得税偷逃税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执行期间就曝露出来，当时对各种“名人”、“权贵”的偷逃税案件处罚不力，其负面的示范效应非常大。同时，90年代初开始暴力抗税事件也在全国范围内屡屡发生，加之法律对其的制裁也没有及时到位，使违法犯罪者更加气焰嚣张。虽然近几年执法环境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有了一定改善，但整体个人所得税征管还是“富人争相偷逃税、工资薪金万万税”。再加之能够缴得起较高个人所得税的，一般都是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税务部门对他们偷逃税被查住的最多也是补税罚款，有的甚至任其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empirenews.page--]

二、个人所得税难以征管的原因

1、历史原因：我国缺乏缴税的传统和文化

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不是税收，而是国营企业上交的利润，它占财政总收入的80%～90%。税收在财政中所占的比重仅在10%左右，个税所占比重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公民的纳税意识比较淡薄。而在国外，“纳税与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税制规范及要求人人皆知。无论贫贱，只要够上条件，均需纳税。

2、自然原因：没有人愿意把已经进入自己口袋里的钱再掏出来

人天然具有经济人本性，作为理性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要纳税成本大于逃税成本，其理性行为必然促使其在交易活动中钻空子，投机取巧，以竭力[1][2][3]下一页 偷逃税款。就像有人说的：人有破坏制度而为自身牟利的天然冲动。世界上没有谁能想出更好的法子让政府不征税，同时也没有谁愿意主动缴税。只要有操作的空间，经济人本性就决定了纳税人有逃税的可能。

3、社会原因：社会评价体系不重视依法纳税

现在个税偷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评价体系有问题。有人一方面为社会捐款捐物，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偷逃税。因为社会和个人似乎都认为捐赠比纳税更有价值和意义；另外社会不觉得偷税可耻，别人也并不因此视你的诚信记录不好，不与你交往，或与你断绝交易。而在国外偷税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只要你有偷逃税行为，不但你在经营上会因此受阻，而且你的行为会受到公众的鄙视。这就是我们评价体系的偏差。

4、制度原因：逃税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的风险

在一些发达国家，到每年的报税季节，不管你是蓝领还是白领，也不管你是球星歌星还是政治人物，都得把自己上一年的收入和该交的税额算清楚，如实报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则随机抽查，一旦查出有故意偷漏的行为，不管是谁，轻则罚款补税，重则入狱，身败名裂。而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规定，对偷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给予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五倍以下的罚款。由于税务机关只注重税款的查补而轻于处罚，致使许多人认为偷逃税即便被查处了也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由于没有规定处罚的下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因而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违法者得到庇护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客观上刺激了纳税人偷逃个税的动机。“要富贵，去偷税”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致富秘诀。

5、直接原因：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一是在纳税人中的工薪层与高收入阶层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现象。虽然在理论上，税法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事实上，以工薪为惟一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所得的个税边际税率高达45％，且在发放工薪时即通过本单位财务部门直接代扣代缴，税款“无处可逃”；而高收入阶层及富人却可以通过税前列支收入、股息、红利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负担个人高消费和买保险、现金交易等多种手段“合理避税”。高收入者和富人占有的社会资源多，纳税反而更少，这种反差在社会上会形成一种不好的导向。二是在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同样存在着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等。经济学把税收理解成“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意思是说，政府收了税，就必须为纳税人提供各种服务。如果交完税之后，对怎么花这些税款毫无发言权，甚至被贪官污吏们挥霍浪费时，纳税人也无权置喙，那么，不要说人们纳税的自觉性无法提高，连政府向民众收税的合法性都有问题。公民有交税的义务，同时也有监督政府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权力；国家有收税的特权，但也有为纳税人服务并接受监督的义务。只有当这两方面都“依法办事”的时候，社会机制才能正常运转。[!--empirenews.page--]

6、关键原因：税法界定模糊和有欠合理

税法界定模糊导致的避税。就民营企业家而言，目前中国的税法漏洞并不足以说明他们在逃税。中国税法规定有11项所得应缴个税[4]，而民营企业家的收入在个税的11项所得中哪种都不是。另外，就民营企业家而言，法律没有规定民营企业家必须在自己的企业中为自己开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权来谴责他们为什么不缴工资税目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可能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另外，我国个税实行代扣代缴和个人申报相结合，但并没有规定个人收入有申报的义务，这就必然导致税基削减式避税。

法律欠缺导致的逃税。例如由于个人所得税采用分项纳税，由于大多计税项目都存在费用扣除，故实行分项计税就必然发生多次、重复的费用扣除，致使个人收入难以综合计量及有效监督，最终导致税收不完全。又如个税的费用扣除没有充分考虑医疗、教育、住房、赡养等实际支出及下岗、失业等现实情况，因此，有可能造成部分低收入家庭税负过重而使个税难以如实征收。再如费用扣除标准过低，致使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造成与调节贫富差距的愿望相背，这从客观上促使逃税情绪的产生。

三、加强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对策及建议

1、完善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1）正确选择税制模式，实行混合税制[5]。突破分类税制对收入项目划定的局限性，选择实行混合税制，覆盖个人全部或大部收入。将性质相同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经营收入等劳动性所得进行归并，避免了因收入性质界定不准而造成的征纳分歧，对易于控管的收入实行代扣代缴等，既能充分发挥分类税制的长处，又能弥补分类税制的不足。（2）调整税率级距，提高边际税率。就税率水平而言，应避免过高的税率对生产、经营、投资产生抑制、扭曲作用和诱发纳税人的偷税动机。按照混合所得税制模式，我国目前仍可实现累进制和比例制两种税率。对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应当尽量采用具有一定累进程度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档次以不超过六级为好。（3）减少免税项目，扩大税基。现行税法中关于津补贴、奖金、中奖等方面的免税优惠应予取消，对残疾人和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损失等的减免优惠可通过特别扣除来解决，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4）适当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建议调整为1000-1500元。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多数国家分为五大类：所得的生产成本、个人基本扣除、受抚养扣除、个人特别扣除、鼓励性或再分配扣除。税前扣除要确保纳税人本人和所扶养对象的基本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行扣除标准宜由800元提高到1000-1500元。另外，对一些纳税人经济困难的特殊情况可予以照顾，给予特别扣除；对从事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人员，费用扣除标准也可适当增加20％-50％左右。

2、建立严密有效的征管机制[6]。一是研究制定有效的征管措施，进一步堵塞个人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漏洞；二是加快建立个人所得税重点纳税人的监控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针对高收入重点纳税人的档案管理系统，对其实施重点追踪管理，将真正的高收入者纳入到税收重点监控的对象中来；三是强化重点所得项目和重点行业的征管，进一步加强对演出、广告市场演职人员和投资参股企业的个人征收管理力度，对影视、演出等文艺团体的个人所得税和利股红所得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四是在强化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同时，也要对其投资企业的流转税、企业所得税和其他各税严加管理，形成各税对高收入者加强征管的合力；五是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检查工作，在部署每年的税收专项检查时，要始终把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作为检查重点；六是加大打击偷逃个人所得税的力度，严厉查处逃税者，增大逃税者的预期风险和机会成本，以儆效尤，形成强大的威慑。制定惩罚的实施细则，对逃税者的惩处制度化、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和随意性。其中简便易行而卓有成效的惩罚手段是建立记录并予以公告。加大税务检查概率，尤其要重点检查那些纳税不良记录者。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偷逃税案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审查；七是完善代扣代缴制度。代扣代缴便于实现从源头上对税款的计征，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有效方法。在我国要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若扣缴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应给予严厉处罚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八是奖励诚信纳税。对依法诚信纳税的公民，根据建立的信用记录，确定相应的奖励制度。借鉴税收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公民纳税与个人利益相联系，比如依法纳税的公民，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待遇。[!--empirenews.page--]

3、实现数据资料一定范围内的共享。充上一页[1][2][3]下一页 分发挥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协税护税作用，形成治税合力，才能收到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效果。地税部门一方面要和工商、银行、海关、司法、房地产、证券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建立经常联系制度，互通信息，以全面掌握个人有关收入、财产的资料信息。如向金融部门了解个人储蓄存款及利息收入和资金往来情况；向工商部门了解工商登记和变更登记有关资料；向证券部门了解各类有价证券的转让及股息、红利支付情况等。另一方面地税部门内部也要在制度上确定协调与沟通的具体办法，真正实现信息共享，避免各自为战的不良倾向。

4、尽快建立并积极推行个人信用制度。首先，切实实施储蓄存款实名制，建立个人帐户体制，这项举措在2000年实行，但只是初步，还很不完善。每个人建立一个实名帐户，将个人工资、薪金、福利、社会保障、纳税等内容都纳入该帐户，这需要税务、银行、司法部门密切配合和强大的计算机网络支持。其次，实行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制度，做到“全国统一、一人一号”。第三，国家要尽快颁布实施《个人信用制度法》及配套法规，用法律的形式对个人帐户体系、个人信用记录与移交、个人信用档案管理、个人信用级别的评定、披露和使用，个人信用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行为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用法律制度保证个人信用制度的健康发展。

5、规范发展税务代理中介机构。税务代理以中介的立场，按照税法规定，客观公正地计算应纳税所得，确保纳税人诚实纳税，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同时还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帮助纳税人尽可能少纳税款。因此作为独立的社会服务机构，税务代理受到征纳双方的欢迎，能够发挥沟通信息和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今后要规范税务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真正实现税务中介机构社会化，成为独立的专业化社会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双方的信息交流。

篇6：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

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是现阶段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当大量农民工涌进城市，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又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岗位虚位以待，企业招工困难。这不仅会导致农民增收困难，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锐减，有效需求的下降，进而会导致城镇企业开工不足，失业问题更为严重，现代化建设受阻。

造成农民工就业难的原因很多，如农民工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工就业，信息匮乏使农民工就业举步维艰等。我认为，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的需求与供给的信息不对称才是造成农民工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是人都是有理性的，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有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两个核心内容：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逆向选择是指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对方对信息的无知而隐瞒相关信息，获取额外利益，客观上导致不合理的市场分配的行为。而败德行为则是指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自身利益而故意隐藏相关信息，对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行为。可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应用领域进行扩展，可理解为在某一点上，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一方拥有较多信息，另一方拥有较少信息，从而使其中一方能获得较大利益，另一方利益则会受到损害。

二、农民工就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原因分析

农民工就业中的信息不对称有政府、用人单位、市场中介、农民工个人等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政府没有充分发挥信息的宏观管理作用

在双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没有完全放开，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城市垄断就业信息的条件下实现有效配置。政府的宏观管理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是阻碍农民工进城顺利就业的因素之一。虽然各地政府为拓宽农民工的就业渠道，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促进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措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中开展了农民工进城就业服务的“春风活动”，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免费的求职登记、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培训。但由于政府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管理不到位，没有形成明确的领导机构，缺乏统筹就业的政策规定和法律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层，阻碍了城乡就业信息及时、有效的传递，导致在用工信息收集、整理、发布等环节上都不能体现信息的规模经济效应。具体表现为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搜集渠道单一，信息量少，并且之后的拓展服务、延伸服务、跟踪服务不到位等，严重影响农民工的就业。

2、用人单位存在不公平现象

用人单位以其在劳动内容、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与劳动条件的信息上的优势，对农民工在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上存在歧视现象。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农民工只能粗略地了解其年龄、性别、工作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对农民工来说，农村的教育环境条件差，受教育成本高，农民的文化技能水平受到限制。再加上农民工以短暂输出为主，具有临时性、不稳定性和“务工”、“务农”两不误的兼业

性。用人单位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同等的条件下，用人单位首选城镇居民，农民工在就业机会上受到歧视。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本地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明确规定禁止或限制外来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从事某些职业或工种，剥夺农民工的就业权利。

由于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因此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这些行业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低，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支配下，在同等条件下会选择农民工，因为使用农民工的成本比使用城镇居民要廉价得多。但农民工却被迫要接受低工资和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接受低工资。

3、市场中介未能充分发挥其信息服务作用

农民工就业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以“投亲靠友”为主要特征，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雪球的方式进城。这种就业渠道所提供的就业信息量小，内容单调且容易失真，信息价值含量低，这说明市场中介信息服务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目前我国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尚处于低层次、不合理状态。”市场劳务中介不规范，职业介绍信息不可靠，没有实现农民工和用工单位有效沟通，没有形成统一的人才市场，市场中介缺乏统筹协调的全方位服务等，这些因素是影响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些非法中介机构和一些未经批准擅自扩大经营范围、非法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公司，利用农民工求职心切和缺乏辨别能力的弱点，以虚假信息、过期信息骗取农民工中介费，致使农民工对市场中介机构存在抵触心理，缺乏对市场中介的信任。

4、农民工自身各方面素质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和“社会屏蔽”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以不平等的身份进行城市，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在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从文化程度看，2004年，在农民工流动的就业人群中，文盲占2%，小学文化程度占16%，初中文化程度占65%，高中文化程度占1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高达83%。①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偏低,造成了他们对城市的各种就业制度和就业信息的筛选能力非常弱，限制了农民工多渠道搜集信息的能力。同时，农民工的弱信息能力还表现在信息意识、信息的发现与接收、信息加工处理与传输、信息运用等诸多方面，信息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产品，需要较高的分析、理解和利用能力，农民工的低文化知识水平限制了他们对各种就业信息正确分析并加以利用的能力，因此对信息持有怀疑、躲避而不是积极应用的态度，而只是依靠单一的熟人介绍的渠道来获取就业信息，不能准确及时地把握各种就业机遇。

三、加强信息服务作用，扩大农民工就业的建议

为了使农民工这一宝贵资源得到更为有利的整合与利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也为了促进农民增收，社会更加和谐，使国民经济得到又快又好地发展，就要搭建起务工——用工的就业信息平台，互相交换用工求职信息，改善政府、用人单位、市场中介及农民工自身的在信息管理、搜集、处理方面的能力，消除农民工就业信息的瓶颈。

1、充分发挥政府的信息管理功能

为社会提供充分有效的就业信息，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方

面。面对信息不对称给农民工带来的障碍，政府应转变职能，建立可靠、有效、优质的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系统。充分利用和整合统计、公安、人口计生等部门的资源，推进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为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首先，完善信息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做到家家通电话，村村能上网，为农民工能及时了解就业信息创造硬件条件；其次，充分利用网络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就业网络平台和人才服务网，培养信息人才队伍，及时更新各种招聘信息、求职信息，及时、准确反映农民工供需情况，以使企业能及时了解农民工供给情况，农民工也能及时获取相关企业的需求信息；第三，拓宽信息来源和渠道。政府可以综合利用宣传单、报刊、广播、书籍、电视等方式，广开信息发布渠道。输入地和输出地要搞好农民工统计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设置就业指导中心，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指导农民工顺利就业。

2、用人单位应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并从企业自身出发来改善信息的不对称

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企业不发展，就不会有就业岗位的增加，也不能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要使企业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除了采用强制的政策和法律来进行约束以外，更多的还是应采取激励的措施，促使用人单位积极配合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各项工作。同时，企业也要从自身出发，改善农民工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劳动保障等，关注农民工的生理、心理健康，为企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向社会传达一种有利于企业的信息，为企业招揽到更多更好的劳动力资源。

3、完善市场中介信息服务功能

就业信息的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一种专业机构来沟通各方的信息，而市场中介机构作为一个介于劳资双方的中间平台的不断完善发展，能减少双方交易费用，降低成本，提高就业效率。为此，市场中介机构应当承担信息沟通、协调的功能。

由于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沟通。再加上农民工不能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政策咨询和就业援助等公共就业服务，其择业成本很高，农民没有相当的经济条件来搜寻就业信息。因此出现用人单位不知道劳动力在哪里，农民工又不知道用人单位在哪里的现象。而如果当事双方直接去收集信息的成本高于所得到的收益时，就会放弃这种直接获取信息的途径，转而寻求更低成本的途径，即市场中介。由于农民工获取信息的低能力及用人单位在信息获取方面总是采用被动的方式，劳动力的供求信息不对称总是存在的。因此，市场中介就要承担起信息沟通的功能。另外，就业机构还要在充分考虑劳资双方要求的情况下，作为双方利益的代言中，从中进行沟通，实现劳资双方关系的协调。同时，由于大量不规范的中介机构的存在，一方面使农民工利益容易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农民对中介机构的不信任感，就业更难。因此，规范市场中介机构，积极发展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约束与限制那些违规操作的中介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提高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