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管理理论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通用8篇）

篇1：公共价值管理理论

一、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影响因素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影响因素，与一般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差不多，包括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三种。

1一般因素所谓一般因素，就是指那些影响土地价格普遍的共同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很多方面，像自然条件、行政区划、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前景等等。其实，这和房市中划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一样，这是各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2区域因素土地地理位置对地价影响比较显著。区域内的各种条件决定区域地价水平。①繁华程度②交通条件不同③其他公共设施水平④环境质量⑤其他因素。影响公共用地价格评估的其他原因。

3个别因素影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的个别因素，指的是宗地的个性特质，像宗地的面积、形状、用途限制和土地利用强度等，都可以对公共用地地价产生一些影响。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评估方法探索

1评估因素制衡评估公共用地地价时，要注意考虑公共用地中不同的种类、用地的特点和收益水平存在差异，不同种类公共用地的投资风险和增值效益也有差异。

2地价水平参照地价水平就是一个横向对比，公共用地应该和同等土地条件的住宅用地地价水平相当，有这样一个参照物，就不会给评估造成太多偏差。

3具体评估方法公共用地评估方法有很多种，包括收益还原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市场比较法、间接比较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等。公共建筑用地的地价评估方法，一般可采用成本逼近法、收益还原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3.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就是指相同宗地情况下，公共用地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就可以简单以此类推，找到一个价格相近点，以此来确定公共用地的地价水平。由于公共用地交易、出让、转让市场案例很少，市场比较就很难找到比较对象。这种地价评估方法，适用范围比较小。

3.2成本逼近法公共用地地价评估中，成本逼近法是最简单的评估方法。成本逼近规避了公益性用地利用效益很难确定的缺陷，在市场交易案例难找的情况下，通过成本计算逼近公共用地地价。具体计算方法是：公共用地地价=土地取得费用+土地开发成本+管理成本+投资利息+税金+经营利润。采用成本逼近法，比较适合新开发用地和即将开发用地，因为地价组成中的各种数据比较好掌握，计算也比较实用。成本逼近法也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就是成本价并不能准确反映土地价值。成本价高不代表土地价值就高，成本价低也不说明土地价值就不高。特别是我国公共用地供给中，一些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存在不确定性不合理性，这就直接影响了公共用地地价的评估结果。

3.3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就是将公共用地未来正常情况下的年纯收益，用一定的土地还原利率还原，来作为估算土地价格的方法。如公园用地，就是按照正常客流量来计算门票年总收入，加上其他租赁收入，然后去除建设成本折旧、管理费用、维修费用、利息等费用，就可以计算出年总收益。可以用公式表示：V=（a/r）[1-1（/1+r）n]V：代表土地收益价格。a：代表未来正常的土地纯收益（或地租）。r：代表土地还原率。n：代表未来土地使用年期。收益还原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对公共用地中有明显收益的用地比较适用，像学校、机关等经营性不强、收益不明显性的公共用地，就不适合用收益还原法来评估地价。

3.4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利用替代原则，用待估宗地区域条件和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然后根据修正系数表选取对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这种地价评估方法适用范围广泛，评估结果相对客观科学，被普遍认可，是公共用地地价评估的常用方法。基本公式：V=V1b×(1±∑Ki)×KjV：土地价格。V1b：表示某一用地在某一土地级上的基准地价。∑Ki：代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Kj：表示估计日期、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具体操作还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首先是收集相关基准地价资料，根据这些材料确定公共用地所处级别的同类用途基准地价。其次是分析这些公共用地影响原因，综合考量这些地价影响因素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表，来确定待估地地价修正系数。第三步是对骨架期日、容积率和土地使用年期等进行修正计算。最后求出待估宗地地价。当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时，公共用地的基准地价标准及其修正体系应当参照住宅用地的基准地价标准及其修正体系。

三、结语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由政府无偿、无限期提供，人们对公共用地地价评估重视不够。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可以改变人们对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认识，可以对公共用地产权变化进行公平合理的经济补偿。参照住宅用地评估方法，对公共用地地价进行评估，对公共用地资产核算，具有现实意义。

篇2：公共价值管理理论

［关键词］公共管理；服务价值

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部门坚持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紧紧围绕“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三型党组织创建，强化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着力提升人社队伍的服务能力、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通过一系列举措，不断实现公共管理的服务价值。本文主要探讨公共管理中的服务价值。

1服务价值在公共管理的现状

针对我国公共管理，是一种以党和政府为核心，构建一个非政府性组织，通过多层性和统一性，采取分散性和集中性的管理方式，促进中央和地方有机管理，实现管理实施的有机分离和统一，属于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管理系统。目前，对于我国公共管理，服务价值能够实现，但尚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并未凌驾其他价值和占据核心位置。首先，公仆意识较为淡化。公职人员作为党、

人民的.服务者，必须具备公仆意识，要求公职人员重视公共利益，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去满足公共利益。对于现实公共管理，公仆意识淡化，必然会引起贪污等各类问题，在公职岗位上，但不谋其政，官僚作风屡见不鲜。对于公共部门，不求作为、不作为心态十分常见。立足某种程度而言，明确服务价值核心，必须确立公仆意识。因公仆意识淡化，大多数公职人员与人民公仆这一原则相违背，缺少核心思维。其次，服务能力较差。针对服务价值而言，不仅要求公职的公仆心态，作为公共管理者，在诸多观念引导之下，必须具有现实的服务行为。

公共服务主体的确实，某些公共管理者不能有效吸纳社会的利益诉求，使得公共部门服务和社会需求相脱节。立足组织协调能力，某些公共管理者无法归纳、分析各类利益诉求，利益诉求整理较为表面，和实质性相脱节。总而言之，因公共管理主体处于一种弱势状态，使得服务价值能力基础严重缺失。

第三，服务价值评价体系中，公民的地位缺失。立足某种意义来说，公共管理主体所提供的服务，是以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进行评价，达到了某种程度，也需要一定评价主体评价。人民拥有社会一切权利，享受服务的民众，就是评价主体。

篇3：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价值探究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运动,理论,中国行政改革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背景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最先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拉开序幕, 随后波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西方, 这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呼, 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公共部门”等, 但是它们都代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这是一场以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为重心的政府改革运动。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 标志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始。撒切尔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在整个80年代, 英国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成立效率小组反对浪费和低效率;进行私有化改革;控制地方政府预算等。其中1988年英国效率小组在综合研究政府各方面基础上提交了一份名为《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的报告, 该报告主要内容是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进行改革, 要求成立专门的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提供公共服务, 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 英国总共成立了126个“执行局”。在英国之后, 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对政府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新公共管理运动之所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兴起, 其兴起原因绝不是偶然, 在此, 笔者将这场波及到世界范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产生原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20世纪70年代, 西方国家一直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 各国财政减少, 经济出现下滑, 政府财政难以再继续支持高福利支出, 西方各国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困境。

第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下, 政府规模不断扩大, 国家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受到政府的管理, 政府机构臃肿不堪, 带来的是政府效率的低下。

第三, 进入20世纪70年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 面对这一挑战和机遇, 各国政府纷纷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模式来更好的发挥政府的职能。

总而言之, “新公共管理运动”不是政府管理形式或者是管理风格上的简单变化, 而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政府的角色定位的改革, 它是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

(一) 政府向市场的分权: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将政府以往的公共服务职能推向市场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本质所在, 让社会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 从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这种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就是建立公共服务多元化服务主体, 实现公共服务多样化, 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民营化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途径, 政府将原来由其控制的职能转移给私营部门。作为一种政策工具, 民营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 促进管理者降低成本, 提高质量。但是政府也由原先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直接控制者转变为间接控制者, 其管理职能有所消退。

除了民营化之外,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还有一系列较实用的措施, 比如使用者付费、合同外包、代用券制度、社区治理等等, 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实践。

(二) 行政机构的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的扁平化与行政组织内部的分散化

传统的官僚制以自上而下的命令指挥系统作为中心, 一切工作按照自上而下的层级运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 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生, 传统的这种层级制的组织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由于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 信息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使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直接交流变得越来越容易, 公民的民主观念和参政意识逐渐增强, 要求公共部门改变权力独享的局面。

而分权制改革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将集中的权力下放, 才能使行政组织各层级之间顺畅沟通, 提高公共部门的应变力和行政效率。具体来说,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 对分权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 中央向地方分权, 建立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化的政府权力结构。第二, 行政组织内部层级之间的分权, 建立分散化的行政组织权力模式。

(三) 行政管理方法的改善:重视战略规划与战略管理

20世纪6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的私营企业开始推行战略管理和战略规划, 并且在公司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也将这种私营部门的战略管理理论引入到了公共部门中。而且随着公共部门的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 公共部门所处的环境, 其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 面对全球化、国际竞争、国内环境, 公共部门必须树立一套整体宏观视野观, 这也是引入战略管理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 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 必须要平衡好整体和局部、长远和当前的利益关系, 要综合协调各种利益。所以, 在公共部门的管理中, 其必须要引入这一前瞻性的战略管理方法。

(四) 行政服务态度的根本性变革: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改革

奥斯本和盖布勒等最早在其合著《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了顾客导向原则, 他们指出:顾客导向就是将顾客作为办事的中心, 以顾客要求作为第一原则。在此理论指引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都将“顾客导向”的策略视作政府再造的根本途径。例如, 英国在梅杰政府时期发起了“公民宪章运动”, 它以明确的服务标准、透明度、顾客选择和协商、礼貌服务、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资金的价值等六项标准作为准则, 要求所有政府部门界定顾客服务的质量标准, 接受顾客监督。

(五) 行政考核制度的革新:推行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 企业就已经开始运用绩效管理方法, 利用绩效评估来提高其效率。到了20世纪70年代, 企业已经基本建立了个人、团队、组织三个层次的绩效体系。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则是从企业领域的应用借鉴过来。经过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绩效预算制度, 70、80年代的绩效管理改革, 至今己由“质量优位”取代了“效率优位”, 在分析方法上由定性分析转向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形成了规范化、系统化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体系。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理论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借鉴

(一) 加强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经验的总结

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总结是我们学习和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前提。新公共管理的理论, 总的来说包括: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绩效评估、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等。这些理论内容比较广泛, 如何对这些理论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吸收是我们将其运用到实践中的前提。当然, 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还必须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 而西方的国情和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这就需要我们在深入研究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 结合我国公共部门现实情况, 将两者结合, 促进我国公共部门的发展。

(二) 在政府部门引入绩效评估

将绩效评估引入公共部门, 从这一改革实践来看, 西方各国在实行这一措施时都遇到了一些阻碍, 在当前我国的行政改革中引入绩效评估也同样会遇到一些困难:首先, 我国公共部门中以往并没有绩效评估的传统, 因此在意识上缺乏绩效概念;其次, 政府的绩效难以量化, 并不能用所有的数量来测评政府绩效的多少, 这就增加了政府绩效测评的难度;最后, 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体系不同于私人部门, 私人部门以效率为核心, 可以以经济作为绩效评估体系的中心, 但是公共部门在建立绩效评估体系时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 还包括公平、民主等因素, 而对于公平、民主等因素的考核, 其本身就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

因此, 在政府部门中引入绩效评估, 必须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第一, 在政府部门中树立绩效意识, 让其认识到绩效的重要性;第二, 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 这些指标既需要考虑到可以量化的要素, 也需要考虑到公平等难以量化的要素。

(三) 借鉴新公共管理经验, 进行公共部门全面质量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 最初在企业中进行运用, 其核心就是在企业中, 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员工都以企业产品质量作为核心, 企业的管理技术、专业技术、数理统计技术等集中结合在一起, 围绕着产品的质量进行运转, 其最终目的就是保证企业产品质量满足客户需求。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是产品质量, 其基础是全员参与, 其目的是通过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最终促进企业的发展。全面质量管理是客户、企业、企业员工等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取得成功的一种管理方法。

在公共部门中实行全面质量管理, 就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第一, 对于当前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进行分析, 找出影响其质量的原因, 对于造成质量问题的因素制定解决计划;第二, 执行上一阶段制定的计划;第三, 对计划执行进行跟踪, 实时记录计划运行状态;第四, 对于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偏, 并且总结计划执行经验, 将工作结果标准化, 以备下次参考。

结语

篇4：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重新审视

关键词：公共管理；效率；公平；价值取向；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09307

追踪公共管理理论诞生和演变的过程，其价值取向似乎有“效率至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发展逻辑。但无论价值取向为何，在目前都无法十分有效地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和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相比30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基本住房保障、资源与环境，这些公共产品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主要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变成了公共产品短缺和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新问题和新变化，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能否明确“公平至上”，这是本文一直围绕着的核心命题。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从传统的基础学科分化出来之后，就试图走向独立。独立的原因当然是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及公共管理实践对于学科的需求。在公共管理独立发展过程中，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明确学科的边界，即“我是谁”的问题；其二是确定学科规范性价值体系，即“我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是相对明确的，就是社会公共事务。对于第二个问题，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在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认同，时而效率，时而公平，当二者出现冲突时，无所适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史和公共管理研究现状的派别林立、乱象丛生的事实就是明证。反观经济学理论发展日臻成熟，并入侵至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目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重要原因就是其价值取向的一贯延承性。对于价值取向，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明确的，那就是效率。通俗的讲，经济学从来不讲“道德”，看似应该讲“道德”，应该秉持“公共性”的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确没有取得一致认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早在1947年就撰文指出：“我们与一门公共行政学还相距很远。如果不具备下列条件，不可能建立公共行政科学：（1）清楚地确定规范性价值以及地位；（2）较充分地认识到公共行政领域中人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较高的可预测性；（3）有一批比较研究，根据这些研究可能发现超出国界的历史经验原则和一般原理。”[1]时过境迁，这个论述可能武断。但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公共管理来说，应该承认达尔提出问题的价值性。抛开后面的两个问题，公共管理理论必须承担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规范性价值取向的使命。如果不能承担这个使命，我们宁可说公共管理学并未诞生。“如果中国公共管理学不能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承担起提供规范性价值的使命，其在理论创立和实践指导上就难有作为。当然，这种规范性价值不是来自学者的主观设定，而是来自对现代政府原理、公共管理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的科学研究和准确把握。”[2]

“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是衍生一系列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理念、改革规则、改革手段的前提。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也偏向了效率。”[3]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及措施都优先地考虑了效率。当公共管理者挥舞着看似无所不能的“效率大棒”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披荆斩棘之时，却陷入了现代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之中。“地方政府公司化”就是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的公共管理实践的一个精练回答。这个概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近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可以解释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那就是地方政府醉心于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利益，相对于份内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么简单粗暴，要么流于形式。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马骏坦言，在经验研究层面，我们对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仍然知之甚少；从理论层面上看，我们并没有构建起能够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现实世界的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结果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其他社会科学同行的认可，也无法获得实践者的认同。严格地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行政学整体上并没有对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变革的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同时，我们在规范理论上也是贫乏的，对于当代中国政府转型的许多根本性的大问题来说，“我们无力提供一个既适合中国特点又能构建一个美好社会的整体性的替代性方案”[4]。

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效率还是公平的争论一直持续着，直至当前，似乎也难以看到这些争论停止的迹象。但无论从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发展还是从对公共管理实践的有效指导上，都迫切需要明确的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在关键的社会转型期有必要重新审视该学科的价值取向，此种价值取向既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共管理实践，又可以有效地解决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二、公共管理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发展逻辑endprint

摘要：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公共管理者的理想、信念、行政态度等意识层面的内容，而且还直接影响其行为模式、政策选择和制度建构。百余年的公共管理学史也是对公共管理基本价值取向的研究史，特别是公平与效率的探讨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从公共管理的本质特性——“公共性”的视角，还是从关注领域和历史使命上看，它完全不同于威尔逊提出的行政学，公共管理理论必须重新溯源，行政学所推崇的效率价值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另外，公共管理追求的效率引自经济学、管理学中效率的术语外壳，但无论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还是“帕累托最优”都有其内在缺陷，它的可移植性令人质疑。

关键词：公共管理；效率；公平；价值取向；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09307

追踪公共管理理论诞生和演变的过程，其价值取向似乎有“效率至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发展逻辑。但无论价值取向为何，在目前都无法十分有效地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和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相比30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基本住房保障、资源与环境，这些公共产品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主要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变成了公共产品短缺和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新问题和新变化，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能否明确“公平至上”，这是本文一直围绕着的核心命题。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从传统的基础学科分化出来之后，就试图走向独立。独立的原因当然是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及公共管理实践对于学科的需求。在公共管理独立发展过程中，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明确学科的边界，即“我是谁”的问题；其二是确定学科规范性价值体系，即“我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是相对明确的，就是社会公共事务。对于第二个问题，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在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认同，时而效率，时而公平，当二者出现冲突时，无所适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史和公共管理研究现状的派别林立、乱象丛生的事实就是明证。反观经济学理论发展日臻成熟，并入侵至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目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重要原因就是其价值取向的一贯延承性。对于价值取向，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明确的，那就是效率。通俗的讲，经济学从来不讲“道德”，看似应该讲“道德”，应该秉持“公共性”的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确没有取得一致认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早在1947年就撰文指出：“我们与一门公共行政学还相距很远。如果不具备下列条件，不可能建立公共行政科学：（1）清楚地确定规范性价值以及地位；（2）较充分地认识到公共行政领域中人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较高的可预测性；（3）有一批比较研究，根据这些研究可能发现超出国界的历史经验原则和一般原理。”[1]时过境迁，这个论述可能武断。但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公共管理来说，应该承认达尔提出问题的价值性。抛开后面的两个问题，公共管理理论必须承担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规范性价值取向的使命。如果不能承担这个使命，我们宁可说公共管理学并未诞生。“如果中国公共管理学不能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承担起提供规范性价值的使命，其在理论创立和实践指导上就难有作为。当然，这种规范性价值不是来自学者的主观设定，而是来自对现代政府原理、公共管理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的科学研究和准确把握。”[2]

“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是衍生一系列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理念、改革规则、改革手段的前提。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也偏向了效率。”[3]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及措施都优先地考虑了效率。当公共管理者挥舞着看似无所不能的“效率大棒”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披荆斩棘之时，却陷入了现代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之中。“地方政府公司化”就是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的公共管理实践的一个精练回答。这个概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近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可以解释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那就是地方政府醉心于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利益，相对于份内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么简单粗暴，要么流于形式。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马骏坦言，在经验研究层面，我们对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仍然知之甚少；从理论层面上看，我们并没有构建起能够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现实世界的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结果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其他社会科学同行的认可，也无法获得实践者的认同。严格地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行政学整体上并没有对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变革的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同时，我们在规范理论上也是贫乏的，对于当代中国政府转型的许多根本性的大问题来说，“我们无力提供一个既适合中国特点又能构建一个美好社会的整体性的替代性方案”[4]。

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效率还是公平的争论一直持续着，直至当前，似乎也难以看到这些争论停止的迹象。但无论从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发展还是从对公共管理实践的有效指导上，都迫切需要明确的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在关键的社会转型期有必要重新审视该学科的价值取向，此种价值取向既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共管理实践，又可以有效地解决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二、公共管理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发展逻辑endprint

摘要：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公共管理者的理想、信念、行政态度等意识层面的内容，而且还直接影响其行为模式、政策选择和制度建构。百余年的公共管理学史也是对公共管理基本价值取向的研究史，特别是公平与效率的探讨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从公共管理的本质特性——“公共性”的视角，还是从关注领域和历史使命上看，它完全不同于威尔逊提出的行政学，公共管理理论必须重新溯源，行政学所推崇的效率价值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另外，公共管理追求的效率引自经济学、管理学中效率的术语外壳，但无论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还是“帕累托最优”都有其内在缺陷，它的可移植性令人质疑。

关键词：公共管理；效率；公平；价值取向；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09307

追踪公共管理理论诞生和演变的过程，其价值取向似乎有“效率至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发展逻辑。但无论价值取向为何，在目前都无法十分有效地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和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相比30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基本住房保障、资源与环境，这些公共产品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主要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变成了公共产品短缺和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新问题和新变化，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能否明确“公平至上”，这是本文一直围绕着的核心命题。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从传统的基础学科分化出来之后，就试图走向独立。独立的原因当然是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及公共管理实践对于学科的需求。在公共管理独立发展过程中，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明确学科的边界，即“我是谁”的问题；其二是确定学科规范性价值体系，即“我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是相对明确的，就是社会公共事务。对于第二个问题，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在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认同，时而效率，时而公平，当二者出现冲突时，无所适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史和公共管理研究现状的派别林立、乱象丛生的事实就是明证。反观经济学理论发展日臻成熟，并入侵至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目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重要原因就是其价值取向的一贯延承性。对于价值取向，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明确的，那就是效率。通俗的讲，经济学从来不讲“道德”，看似应该讲“道德”，应该秉持“公共性”的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确没有取得一致认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早在1947年就撰文指出：“我们与一门公共行政学还相距很远。如果不具备下列条件，不可能建立公共行政科学：（1）清楚地确定规范性价值以及地位；（2）较充分地认识到公共行政领域中人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较高的可预测性；（3）有一批比较研究，根据这些研究可能发现超出国界的历史经验原则和一般原理。”[1]时过境迁，这个论述可能武断。但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公共管理来说，应该承认达尔提出问题的价值性。抛开后面的两个问题，公共管理理论必须承担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规范性价值取向的使命。如果不能承担这个使命，我们宁可说公共管理学并未诞生。“如果中国公共管理学不能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承担起提供规范性价值的使命，其在理论创立和实践指导上就难有作为。当然，这种规范性价值不是来自学者的主观设定，而是来自对现代政府原理、公共管理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的科学研究和准确把握。”[2]

“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是衍生一系列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理念、改革规则、改革手段的前提。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也偏向了效率。”[3]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及措施都优先地考虑了效率。当公共管理者挥舞着看似无所不能的“效率大棒”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披荆斩棘之时，却陷入了现代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之中。“地方政府公司化”就是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的公共管理实践的一个精练回答。这个概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近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可以解释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那就是地方政府醉心于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利益，相对于份内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么简单粗暴，要么流于形式。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马骏坦言，在经验研究层面，我们对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仍然知之甚少；从理论层面上看，我们并没有构建起能够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现实世界的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结果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其他社会科学同行的认可，也无法获得实践者的认同。严格地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行政学整体上并没有对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变革的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同时，我们在规范理论上也是贫乏的，对于当代中国政府转型的许多根本性的大问题来说，“我们无力提供一个既适合中国特点又能构建一个美好社会的整体性的替代性方案”[4]。

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效率还是公平的争论一直持续着，直至当前，似乎也难以看到这些争论停止的迹象。但无论从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发展还是从对公共管理实践的有效指导上，都迫切需要明确的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在关键的社会转型期有必要重新审视该学科的价值取向，此种价值取向既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共管理实践，又可以有效地解决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篇5：公共管理价值取向问题的审视论文

公共管理是一门从传统的基础科学中分离出来的应用型学科，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促使下产生的，无论人们的价值取向如何但是公平和效率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指导着中国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和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对社会的医疗、卫生、体育、教育、养老、社会保险等方面做出了分配，并继续调控着，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社会保障引起的问题日益突出，主要矛盾由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个人物质资源短缺演变为社会物质资源短缺，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公共管理价值取向能否解决这样的问题，满足社会和人们的需要呢?

在新的价值取向的促使下，公共管理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公共管理本身这个概念是否正确，是否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自身的作用。二是在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怎么调节社会的事物，调整社会中发生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问题。

篇6：公共关系价值论演讲

公共关系日益在各个社会组织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今各个省市都有设立新闻发言人，各级政府以及许多企业事业单位也在网站、微博等互动媒体中与公众进行互动，可以说人们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以及完善自身的新闻发布制度，公共关系的价值也逐渐被人们提出和讨论。

下面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公共关系。所谓公共关系，主要是社会组织为了营造自身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针对目标公众，运用传播手段，开展双向沟通交流的战略性管理活动。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对企业有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不同方面，公关对自身的价值，以及公关对企业、公关对公众或社会的价值，主要总结为两方面，一是对外，一是对内。

我们先说公关对外的价值。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开始注重树立自身的形象，良好的信誉和形象是无形的财富，对企业自身树立品牌、信誉以及建立形象都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公关的存在，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媒体在这之中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体现了公关与媒体不可分离的重要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公众的对企业的价值评判标准逐渐在发生变化，从单一的追求产品质量，到服务、经营以及企业在公众之间的社会性活动，都成为公众关注的着眼点，所以企业公关在尊重公众的前提下，通过媒体来宣扬自身优势，争取舆论以获得公众的支持、理解以及信任。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企业老总，你将如何体现你的企业价值？（停顿）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蒙牛从建立至今，一直运用公关手段，宣扬自己的品牌，从最初的航天员专用奶，到赞助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的提高产品影响力，再有与央视体育频道打造《城市之间》栏目，2008年为汶川捐款等等。从这一系列的公关活动中，蒙牛善于抓住时机，勇于创新，看准机会，勇于投资，并且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制作，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通过这些公关活动，使蒙牛的品牌价值不断上升，从而成了上市公司，销量持续上升。利用公关手段，企业对公众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影响，提高了企业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再谈公关对内的价值。它是企业的一种专门管理职能，是企业为实现其既定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基于与企业内部公众的各种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组织内部公共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参与决策，参与决策并非能够左右决策，而且在居于决策者之侧，为决策者提出权威意见。再有就是协调员工关系，员工是企业的基本单位，任何上层的决策、方针、计划，都需要员工来执行、贯彻、实施。企业的生存活力赖于员工积极性、创造性的调动与发挥。任何企业要想在现代社会中求得发展和繁荣都必须首先积极协调的内部公众关系，优化内部生存环境，求得内部公众的鼎力支持与配合。只有加强内聚力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个人创造精神，从而不断增强组织在社会中的整体竞争能力。

篇7：徐蕡·公共话语的伦理和价值观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0日AⅢ20版

●嘉宾简介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

徐教授是成年后去的美国，在思想界颇有影响。——巫小黎温馨提示 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才符合道德的目的性，而不是仅仅被用做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事实上，公共话语并不总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因为公共话语常常被用做一种手段，甚至是不正当的手段。这样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例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效性高于一切、贯彻某人的最高指示、维护某种根本利益或制度等等，都可以说是“价值观”。但是，这样的价值观与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合乎道德自身目的性的公共话语伦理是相违背的。

修辞伦理

从古代开始，对修辞的研究，就一直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所谓修辞，也就是使用语言，有效说服他人的技巧、技艺或艺术。修辞这种公共话语的伦理价值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言论技巧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修辞，一种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的手段，一种不正当的诡辩或巧言。

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也就是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

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言语可以形成公共看法或公共舆论，柏拉图既不喜欢“看法”，也不喜欢“公共”。柏拉图认为，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和知识的哲学家国王统治，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说话要说得好，必须是说话人心中对他所说的题目的真理已经有了认识。苏格拉底指出：修辞学是这样一种技艺，无论在法庭、公共集会上或是私人谈话中，用言辞来影响人心。无论讨论的问题是大是小，只有正确地运用它才能受到尊敬。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运用修辞术可以将同一件事情对一些人说成是，对另一些人说成非。这似乎正是裴德罗的想法。裴德罗便不同意苏格拉底的意见，他说演说的人并不需要知道真正的正义，只要能说得让作判断的群众认为是正义就行；他也不需要知道真正的善和美，只要群众认为是善和美就行，只要让群众认为是正义、善和美，便可以说服群众了。公共说理的听众参与

而亚里斯多德把研究修辞的重心放在“听众”上，逻辑是说理的重要部分。但是只有当听众能够参与到互动的说理过程中去的时候，逻辑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独裁者除了作用暴力威胁之外，也会“说理”，不过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说理，而且还排斥被统治者参与的说理。当统治者怎么说怎么都有理的时候，公共说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公共说理必须要有听众参与。根本理由是，话语实践中运用的是“省略三段论证”，也就是一种某个部分有缺损的“省略三段论证法”（又叫修辞三段论证法）。从完整的三段论证法可以得出确实无疑的结论，但“省略三段论证”就需要说服者和说服对象一起合作，通过辩论对话过程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论，它要求听话的人来填补论述过程中缺损的证实环节，因此也激励听话者的参与。

例如，有说话者说：“白人参加黑人民权运动，会削弱它的力量，就像牛奶加进咖啡，会减弱咖啡的浓度。”听话者就可以提出反驳：人不是咖啡，不能用咖啡类比，从逻辑上说，一切类比只有解释作用，没有直接的逻辑论证作用。亚里斯多德认为，“省略三段论证”的“说理评估”是用真实和正义防范虚假和不义的不二手段。尽管绝大多数听众不可能对普遍真理和真实做出仔细、详实的推理，但他们可以通过参与论证（“说理评估”）作出正确判断。例如，独裁者说，“因为他是领袖，所以他代表人民，”对这句话的“说理评估”则会发现这句话中有一个不可靠前题，那就是，什么是“代表”？统治者就一定代表被统治者吗？在独裁者所使用的“省略三段论证”中，有一个有缺损的三段论证法环节，那就是，凡是统治者一定代表被统治者，有了这个前提，才能说，他是统治者，所以他代表人民。

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的一大特点是把逻辑论证与城邦体制、伦理和公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是一种具有政治意识的修辞研究。在中国，他的《范畴篇》、《论题篇》、《辩谬篇》、《修辞学》、《解释篇》、《前、后分析篇》的政治学运用还是一片空白。西方的功利话语理论

当历史行进到马基亚维里的时代时，他告诉统治者，“人人都能看到你表面上是怎样一个人，但很少有人能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作为君王，你并不需要真的具有我说过的优秀品质，但必须看上去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你必须看上去很有同情心，言出必行、仁善、坦然、虔敬„„但是，你必须具有善变的本性，在需要拥有与上述相反的品质时，知道如何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看上去有好品质，与真的有好品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看上去有好品质，可以用做一种取信于民的宣传手段。时而视察下情，跟老百姓握握手，抱一抱小孩子，看上去平和、说理、彬彬有礼，但在需要时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运用暴力、压制、恐怖手段镇压老百姓，这就是马基亚维里式的专制统治者。

然而，马基亚维里的非道德修辞说在西方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同样是在16世纪，其他的修辞论者，如菲利普·梅兰希通（德国宗教改革家，人道教育家。作为马丁·路德的亲密同工，梅兰希通对宗教改革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修辞伦理的论述与柏拉图、西塞罗是一致的。今天，在西方有照着马基亚维里所说的在做的，但却没有胆敢照着他那样说的。“真实”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虚伪”的谴责。在古代，有很多为专制辩护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今天，这样的辩护反倒看上去绝迹了。不是真的从此不再有专制，而是专制开始以“民主”的理由为它自己辩护。

就专制的存在而言，看来几千年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还是有变化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了实质的变化，那就是“说理”的政治。直接为专制辩护的“道理”越来越难以用来说服人了。专制者不能以“专制者”的面目来为专制辩护，而必须改换“民主爱好者”的面目，是因为“专制者”已经不再有政治信用，也不再有道德信誉，不再被人信任。像马基亚维里所建议的那样，他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但是，那只是“看上去是那样”而已，作为专制者，他是知道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事的。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在中国，修辞理论是功利性的，不是伦理性的，这是历史上官方语言多有欺骗性的文化根源之一。古代中国没有可以与古希腊相比的修辞学。在此有人会反驳说，我国古代有鬼谷子的“纵横术”。确实如此。但是“纵横术”跟“R hetoric（修辞）”之间的差异很大，共同点很少。

首先，我们的先哲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其次，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客面对选民摇唇鼓舌，以图获得选票。我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起始就一口气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如“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话语的错误不是伦理或道德的，而是功利和手段的，如说了不该说的话，言语间走漏了风声，泄露了机密等等。在中国，无论是鬼谷子的纵横术，还是韩非的说难论，都不是显学，更谈不上正统。

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在国内出版的《最实用说话技巧全集：能说会道》，是一本典型的以实用、功利，而不是伦理原则来写的“修辞”书。它的前言开宗明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此学会说话，掌握一定的说话技巧，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话说得好可以成全美事，说得不好就会惹出是非。同样意思的话，说的方式不同，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使用正确的说话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其中有一章，题为“要有点变色龙的本领”，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善于说话才会受欢迎，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来和人沟通，通俗一点，就是要有变色龙的本领，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说不同的话„„具有变色龙的本领对于一个人的交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变色，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

那么，“变色龙”应该怎么做呢？作者有两条建议：“第一，注意观察他人：说话一定要看对象，要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情况来确定自己说话的方向。第二，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说话还要看周边的情况，说话要能够恰当地和当时的情景融合到一起，避免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结论是：“每一个人同样都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够抓住对方的喜好，说别人愿意听、喜好听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你备受别人喜欢。”

这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它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篇8：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存在价值分析

一、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

学界普遍认为, 在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建构中, 阿伦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她在分析人的条件、极权主义起源和现代宪政困境等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公共领域问题。阿伦特思想中的公共领域将人的自我展现与沟通互动作为其存在的必要条件, 是因为存在人的相互作用, 因此公共领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 它是伴随着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场域。阿伦特尤其强调公共领域的公共一词的“公有、公用”之意, “作为一个共有的世界, 公共领域可以说把我们聚在一起, 又防止我们彼此竞争”。 (1) 公共领域是社会中的人共同拥有、共同使用的场域, 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能够自由地聚到一块。此外, 阿伦特还十分重视公共领域中意见的沟通与交流, 认为正是在意见的沟通与交流中形成了真理。

阿伦特带有古典共和主义倾向的公共领域思想, 透入人与人的平等、民主、自由协商等众多理念, 引发了学界的关切, 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瑰宝。阿伦特也因为首先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和独立的理论话语提出, 而成为了该理论重要的奠基人, 并享有盛誉。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政治的、行动的, 自由的。“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 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一块地方” (2) 它强调的是多元与差异, 突出人的个性, 重点在于存异, 而忽视求同和共识性。此外, 由于阿伦特在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时主要是从公共领域存在的意义去探求和揭示的, 具体的公共领域结构和模式的探讨不是她所论说的重点。

在将公共领域理论由建构阶段向系统化发展的道路上, 哈贝马斯成了功不可没的接棒人。“阿伦特思想中勉强的现代性因素使她没能够很好地思考公共领域的问题……但‘公共空间’概念正是她给予哈贝马斯的重要遗产”, (3) 1962年, 哈贝马斯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其中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民主与自由的美好社会蓝图。在哈氏的公共领域理论中, 与阿伦特一样, 强调该领域的自由性, 尊重人的差异性,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但哈贝马斯强调“国家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基础。公共领域从它一诞生起就是对强权政治的宣战, 反对统治成为公共领域的使命。此外, 他突出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公众舆论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 公共权力是否合法、是否代表民意, 要看是否在公共领域之中得到了经由自由辩论而产生的公众舆论。

哈贝马斯在阿伦特理论贡献的基础上着重从历史学角度分析市民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后果, 在其后期的理论中, 又从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这个规范的角度规约市民社会, 着力面向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构, 使公共领域理论趋向成熟化。

二、公共领域存在价值分析

1. 公共领域理论是独特的理论范式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强调公共领域的公共性问题, 在公共领域的物质属性, “公有、公用”之意基础上, 两人突出了公共性的思想属性。哈贝马斯指出, “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即公共领域, 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的。有些时候, 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 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 (4) 阿伦特虽然没有直白地强调公共性问题, 但她通过对康德、苏格拉底思想的评述, 对思想的公共性之于公共领域的重要做了一个揭示和强调。而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理论的阐述中, 认为公共性最终要生成公众舆论。哈氏笔下的公众舆论具有下述主要特征:第一, 公众舆论所讨论的主题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性的话题, 而非私人话题。第二, 共识性是公众舆论辩论和协商的结果, 即公民从自己的利益和各自所拥有的价值、信仰和良知出发, 发表对公共问题即社会普遍利益问题的看法, 通过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达成一致, 形成公众舆论。第三, 公众舆论的功能在于批判性, 这是公众舆论亦即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核心价值, 即对国家事务的批评、监督, 同公共权力相抗衡。第四, 沟通公共权威领域和市民社会私人领域, 调解国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五, 公共舆论发挥政治影响的媒介是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哈氏的公众舆论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公共性”的内涵, 他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人人能够参与的、关注公共利益的、具有批判功能的、能与公共权力相抗衡的理想场域, 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现实的独特视角和分析范式。

2. 公共领域理论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与理想

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 除了表达一种现实的存在和具体的分析特质之外, 还包含着人们对民主、平等、自由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表达了一种应然的形态。公共领域是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被看作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为人们就他们所关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问题提供了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 创造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机制, 使社会中的不同观点和话语得以表达和沟通, 人们借助这一公共空间, 能够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并通过这一平台实施对公共权力机构的批判、监督他们的工作, 最终使得公众的权利意识、公共精神、公共关怀和公共参与得以实现。因而,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与理想, 表达了人们对民主、平等、自由的渴望。

3. 公共领域理论对理解我国社会现实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 诞生之初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 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被传播到我国之后, 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赞赏之声与批驳之声并驾齐驱。笔者认为, 肇端于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 对理解我国的社会现实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 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价值观、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 自由民主意识逐步增强, 国家公共权力开始归位, 社会逐渐从国家脱离开来,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 在社会中开始出现一些具有自主性的程度不一的领域, 在这些领域中, 人们参与辩论、进行沟通与协商, 使公共空间展现出不同形态, 此时我们借用公共领域理论来梳理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的历程、考量我国的现代公共领域发展的实际, 不仅能折射出我国民主建设的现实, 而且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与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 公共领域视野为网络媒介的理性发展提供了思路

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这本著作中高度概括了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 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 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

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 网络成了人们揭露事情真相、表达意见的重要场所, 特别是一些论坛的近乎零进入壁垒、强共享、交互性、自由言说、平等对话机制等特性, 似乎重现了西方学者所说的公共领域, 深受广大民众的青睐, 众多的公共知识分子伴随着网络的兴盛而成为舆论的领袖, 民意呈现出沸腾之势,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 网络媒体被认为是公共领域最具发展空间的全新形态, 网络论坛成为公共领域的典型表现。然而在网络中, 无论是官方型网站、商业型网站还是民间型网站, 都充斥着大量的重复帖子、灌水帖子和一些言辞激烈甚至污秽言辞的帖子, 并存在“知识分子话语霸权”、“公共利益性话题的欠缺”等等现象, 开始让人们思索网络公共领域的技术与精神问题。网络的技术特征确实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 但这种社会行为类型缺乏了理性精神和公共精神, 因而无法形成与公共权力相抗衡的批判性特征, 这也成了网络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瓶颈, 这些精神的欠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有关, 所以社会要注重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化解数字鸿沟等等, 而网络媒介要担当起公共领域的重任也要从自身的管理上多思考, 如对议题的设置, 在网络社区中, 要尽量多置顶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 加强对讨论的引导, 一旦发现社区中出现话语霸权, 要及时劝说, 鼓励网民参与讨论, 对网民的发帖要加以规范, 特别是对灌水帖子和一些污秽言辞的帖子要及时删除等等,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网络媒介的理性发展, 并朝着我们向往的公共领域迈进。

摘要：本文对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存在价值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 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与理想, 对我国的社会现实, 包括民主的发展与完善、媒介的管理等都有较大的意义。

关键词：公共领域,价值,分析

参考文献

①[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41

②[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32

③转引自周威锋, 公共领域的概念: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J].浙江学刊2002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