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

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共6篇）

篇1：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

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担忧它是否超越了界限.各种事实表明科学确实越界了,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烦恼、困惑与无奈.那么,我们人类要摆脱这样一种局面,必须从现代人自身本质的.角度来探寻困扰的根源.

作 者：张燕伶 卫伟 作者单位：张燕伶(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34)

卫伟(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62)

刊 名：开封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KAIFENG UNIVERSITY年，卷(期)：18(4)分类号：B82-057关键词：科学技术 生存困境 道德困境 人的本质

篇2：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

发展伦理:人类发展对伦理学的挑战

滥觞于现代世界的增长发展主要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其对伦理学的.一味拒斥不可避免地肇始了“人态”和“生态”两重危机.面对增长发展将人类引入伦理困境,发展对伦理学提出挑战,要求对人类发展投注伦理关怀,发展伦理应运而生.与传统伦理和生态伦理相比,发展伦理从一种广义的价值维度看待发展,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透过人与人的关系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人类生存.在发展实践中,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发展伦理的现实形态.

作 者：周文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刊 名：东岳论丛 PKU CSSCI英文刊名：DONGYUE TRIBUNE年，卷(期)：200425(6)分类号：B82关键词：发展伦理 伦理学 增长发展 可持续发展

篇3：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

一、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 , 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是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选择。人类对自然进行的无限度开发和索取 ,造成了生态的严重危机。征服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这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光荣与梦想。人类自进入工业化以来 , 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 , 也由此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 , 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但是最终能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不仅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底线即生存问题,而且同时还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上限即发展问题。 当代所谓人类困境主要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是只注重人的利益和价值的实现而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显示了“征服自然”观念的极限:资源困境表明人类扩张行为对自然界产生了过度损耗,生态困境则表明人类整体上有被逐出生命循环圈的危险。

对现实困境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提问:为了未来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而抑制扩张主义价值观,是否将会导致现实人类社会引以为自豪的创造力被扼杀?是否会导致在平均主义主导下的人类贫困化?依据“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理,在面临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面前,是否有理由为了保存其中的一部分而舍弃其余?这样的选择是否将导致人类道德的沦丧、导致人类社会的野蛮化?人类个体的存在价值是什么?人类整体的存在价值又是什么?难道人的出现只是“上帝”在寂寞时的无聊之举,抑或基因变异中的一种偶然性尝试?

首先的问题是,自然界有没有价值?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再进一步讲,自然界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生存之源。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目的性的,不是外在的,因果性的。也正因为如此,人对自然界有亲近感,有敬畏之心,有报本之情,并把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和谐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目的。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与自然界的其他成员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必须友善地对待它们,寻求一种非功利性的宽容、和谐。在自然界中人类并非至高无上,人类没有特权任意支配、统治、主宰自然界以及其他一切生物,人类必须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格和权利。自然界可以没有人类,没有人类的自然界仍然生机盎然、千姿百态;但是人类不能没有自然界,失去自然的依托,人类只有毁灭这一条途径。恩格斯也说过,“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于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2]

二、儒家生态伦理观的内涵

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存在,自然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所有的存在相互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儒家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不分”。儒家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3]这个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4]因此,人类在为自身的生存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把这种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上,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

1.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节约自然资源,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

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周文王在临终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 [5]周文王这番话是在训诫自己的接班人时说的,足见他把生态资源的保护看成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治乱兴亡的首要大事。 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6]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儒家主张人应节制欲望,以便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态。他认识到,只有重物节物才能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 儒家的自然观认为,人类应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很少能够尊重自然,不能从长远和全局考虑如何更好地与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协调发展。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速度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料,同时也正在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江河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所有这些都警示人类: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盘剥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2.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思想范畴,由家庭、社会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把对待生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理论向生态理论的拓展。虽然受时代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所限,儒家理论思想还仅限于朴素的理论范畴,缺乏系统和科学的论证,但它给后人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供了诸多启示,那就是要提倡生态道德,按自然规律办事,节约自然资源。 儒家生态理论思想表达了人类对价值,对精神归宿的探求与追寻。生态道德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有道德才能高尚,有修养才能文明,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才能自觉遵循保护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履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在“人类利益是终极而唯一的价值”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人类在发展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加重了人们对生态伦理道德意义的关注。

三、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启示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天人合一”要求人们从超越天、地、人的立场,从大系统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一思路看,人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关系,从最终意义讲,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天人合一”论具有强烈的泛道德色彩,它将人的仁爱的本心、本性推及宇宙万物,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颐、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均是这种推及的具体说明。儒家生态思想能够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全社会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得到加强。诚如恩格斯所说:“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 。[7]所以人类文明和人类困境、创造价值和付出代价,这都是由人的实践造成的,功劳和责任全在于人本身。建立真正的“天人合一”观,即所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之间应处于一种互动的和协调发展的状态,人一方面尊重大自然,另一方面又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这种和谐相处,是建立在对天与人的理性认识之上,对促进人类生存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人类文明与大自然永恒的话题——和谐,从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悟出“生态和谐”的真谛,与全人类一道,凭借自己的理性思维和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共同努力,创造出一个绿色文明的21世纪。

摘要：博大精深的儒家伦理思想为摆脱人类生存困境,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儒家,伦理,困境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8.

[2]张曙光.重视生存问题,建构生存哲学[J].哲学动态,2001(10):13-14.

[3]李浴华,等.论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131.

[4]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李浴华,等.中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202.

篇4：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

关键词：人类基因；选择；进化；科学禁区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1003005

人类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如愿地选择自己的基因，笔者站在未来的视角观望人类基因人工选择的合理性和伦理问题。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也令人矛盾重重，很多人对人类基因的选择问题抱着一种消极和抵触的态度。“科学进展得如此快，以致伦理的发展总是滞后，实际上科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伦理的关注。”[1]当基因选择技术应用于人类自身而与传统伦理观念发生冲突时，我们是设立科学的禁区还是转变传统的生命伦理观念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呢？

一、基因人工选择技术的应用价值

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为人类改造自身提供了知识地图，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想象力。基因选择技术，就是在基因水平上，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手段来操纵、改变、重建细胞的基因组，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按要求发生定向的变异，并能将这种结果传递给后代。人类遗传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使医务人员已能识别、诊断和预防人类所患的多种遗传性疾病及失调症。将来人们对疾病主要是以预防为主，即事先将人体内有害的基因清除、消灭或抑制掉，也可以通过注射、吸入、服药等方法，将健康的替代基因送入人体或直接注入胎儿体内，以改变人体体质和预防疾病。

“基因治疗因运作细胞对象的不同, 分为体细胞基因治疗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两类；按治疗的目的不同, 又可分为以防治疾病为目的的狭义基因治疗和以增强人类性状和能力为目的的基因增强。”[2]基因选择技术包括狭义基因治疗和基因增强中的基因选择技术。一些科学家认为,体细胞基因治疗是目前疾病治疗技术的一种自然而合乎逻辑的延伸。

赞成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科学家认为，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可能是预防基因缺陷所致的特殊生物体损伤的唯一方法。体细胞基因治疗技术使用的是基因添加的方法，这种方法所使用的功能正常的基因和原先功能异常的基因都被保留在靶细胞中。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技术使用的基因置换或基因修复的方法则避免了这种风险，而且它还能彻底消除生殖细胞显性遗传病。[3]

父母们很可能会把怀孕阶段当作使孩子获得健康优势的难得机会。最近的研究表明，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患多种癌症的可能性比一般人低百分之九十。原因是三体性21或许能预防癌症。如果能查明这条染色体上有哪些基因具有抗癌作用，那么遗传学家就可以选出一套此类基因，把它们嫁接在染色体上以减少孩子患癌症的可能性。

基因技术发展可以让做过基因增强的孩子自然出生，将通过筛选基因来消除多种遗传疾病，可以优化孩子的身高、智商或者气质。胚胎期将是基因技术实施的良机。问题是人们或许在心理上对此难以接受，或许持观望态度。但这种技术一旦利大于弊，竞争的观念将抵消道德上的不适。

抗衰老的基因干预是非常可行的。据报道，目前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使人衰老的基因。所有人希望能弄清衰老的潜在过程，并研究出对成年人抗衰老有效的基因干预药物或者其他基因干预手段。

如果人类基因可以进行选择和调节，控制遗传特征的基因技术得到开发，则能使父母有意识地选择子女遗传特性，会快速提高人类的健康和生活幸福，相反，由于伦理问题导致的不理智的控制手段可能阻碍人类的发展。

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增强孩子的身心健康，使孩子发育得更美丽、更聪明、更健壮，不用普通疗法避免和治愈疾病。假若部分人采用新技术，则另一部分人会感到有某种压力要这么做，以免使自己的孩子处于劣势。当然，人们会对基因技术的安全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伤害孩子，如果基因干预失败，他们将承受痛苦和自责。

对人类基因进行选择能够造福人类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分歧，问题在于伦理观念的心理承受能力，涉及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既有伦理。由于技术的不成熟，在实验中难免要毁坏胚胎和畸形胎儿，看起来有些不符合人道主义，但这恰恰是由于基因工程技术的不完全发展所导致的，若基因技术很成熟则会把这种问题降低到很低限度。

当基因选择技术得到大量地利用时，当人们因此而提高生活质量时，人们将会整合、适应、习惯这些事实，最终形成新的伦理观念。这些技术最终会势不可挡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基因选择技术会给受用者带来利益。如果受用者需求并且自愿，别人的干预是否侵犯了别人的自由权呢？

二、从“随机变异—定向选择”机制到基因的人工选择

纵观生物演化的历史，从生命的起源到目前为止，生物的进化都是依靠“随机变异—自然选择”的自然选择机制来推动进化。将来的生命进化途径之一很可能依靠基因人工选择的方法。

（一）基因的“随机变异—定向选择”机制

查理•达尔文是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他用“随机变异—定向选择”这种反馈调节的自动机制来说明有利变异的保存和不利变异的消失，从而合理解释生物进化。自然选择是物种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优秀的基因总是得到保存，因此物种基因组得到优化。“随机变异—定向选择”是自组织的过程，具有生物特异性，生命体与周围的环境形成某种平衡，达到对环境适应的极大化。对低等生物而言，求生存的目标就是达到适应环境，通过自然选择来保持变异得到的优秀基因不过是物种求得生存的策略。如果环境发生变化，自组织的适应性平衡也必将被打破，在新的环境里达到新的平衡，结果是生命体结构发生积极主动的变化。在适于生命生存的限度内，如果环境不断地经历多态变化，生命和环境组成的系统自组织也会达到多次平衡，结果是生命体结构不断优化以适应环境。生命体每一次适应性的变化，都是建立在原有的生命结构之上，生命体变化的总趋势使生物结构变得愈来愈复杂。

环境是复杂多态的，为了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的生命随之是丰富多样的。目前的各个物种分别对应于自己的生态位，保持平衡，并且生命在某种特定环境里具有相对完善的适应形式。例如，病毒和人类各有自己的生态位，在自己的环境位里，都能达到完善和极强的适应和进化稳定性。实际上，当物种与环境相保持适应性平衡时，它们的进化基本上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例如，病毒和昆虫的进化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在物种进化处于停滞状态时，人类的基因工程对生物基因进行人工选择，可以促进生物的新进化，因此其生物进化意义凸显出来。

（二）人类基因的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

社会生活取消了自然选择对人的进化作用。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有道义感；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利益的共享，人与人之间达成了契约关系，并在不断反复的伦理行为中得到强化，因此人对他人倾向于行善和尊重的伦理原则。人类社会弘扬人道主义、平等与博爱的精神使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由突变而来的大量并非优秀的基因得以保存于人类的基因库，从而阻断了人类基因库的优化。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崇高理想，然而对人类进化中的自然选择的弱化作用却极大。

人类进化的困境在于自然选择机制对于人类社会不再有效，没有自然选择的物种必将退化。人体的基因在不断地随机变异，这些变异绝大多数是有害的，但是自然选择的弱化不能淘汰掉或者清除这些有害的基因变异，有害基因搭上人类文化的便车。在非人的生物界这些有害的变异是可以通过自然选择来筛选掉，具有更大适合度的基因被保存下来。这样生物才可以不断地走向对环境的完美适应，人却不能有这样的机制。人类进化的问题只能由人类的智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而人类的科技发展也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人类进入社会生活取得了文化知识的关键性进步，即人类通过社会文化遗传的方式，作为体外信息的科学文化知识取得了显著进化。基因选择是人类利用社会性知识来自觉选择、设计和优化基因库，使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善自己的种族。与自然选择所不同的是，人类可以学习和研究人类基因遗传的知识，利用这些知识来有意识地改变和设计人类的基因型。如果把生命体当作一个非常有序的基因信息控制系统，运行中的信息偶尔出错就不可避免（如遗传性疾病和发育畸形），人的智力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识别它，并且采取措施进行纠错和优化它。从优化效率上来说，通过自然发生的机制，经历漫长的年代人类基因库才能进化，而利用人类文化知识有意识地进行基因人工选择，基因优化甚至可以在顷刻间就可以完成，这种人工设计是自然选择所无法比拟的。基因组图谱草图绘制的完成为人类改良基因提供了基因人工设计的知识地图。种群基因库自发进化受到环境条件和偶然机遇的影响和限制，人工配置则可以克服这些限制，用人工的方法可以把难以组合的基因进行直接链接，从而选择生命的最佳结构。特别是人类进入社会生活之后，自然选择这种进化动力之源已经枯竭，到哪里去寻求新形式的进化动力？只有利用基因技术人工选择和优化自己的基因。

基因选择可以帮助人类适应环境，改善生存状态，提高智力。医疗是对人体之损坏、畸形的器官进行改良，或者是帮助人类个体抵抗微生物的感染，这是一种维护作用。基因改良则更前进一步，是对人类不同世代的遗传性状进行改良，可能促使人类进化。

如何选择我们的基因？一种方法是强行干预人类的生育计划。生物学上的适应就是在特定环境下能够多繁殖后代。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具有优秀基因的人不一定有较多的后代，不具有优秀基因的人不一定少生孩子。这种生育政策强迫优秀的人必须多生育和繁衍后代，而另一部分被评价为基因不优良的人少生孩子，从而改变群体基因库的基因频率，达到与自然选择一样的优胜劣汰的效果。这种通过群体遗传优化的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人道原则。

只有另一种选择基因的方法，就是改造和设计人类的既有基因型，改变某一个或几个等位基因从而优化人类基因。这种方法在基因工程技术成熟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也是唯一不侵犯人类生育权的办法。在早期胚胎阶段，胚胎细胞发育具有全能性，在这之前对基因进行选择和改造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

三、人类基因人工选择的伦理反思

人工基因选择技术改变了人体的自然进化，这与人体的自然生长的伦理观念相违背。宗教人士认为人身被神创造，具有值得崇敬的神圣性和完美性。自古以来文化传统中的人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被对象化的技术操纵弄得荡然无存，因此很多人对基因选择产生了厌恶和恐惧。一旦人体的结构和发育被人操纵，人体被操作和还原为物性，即仅仅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形式，人体的属人性、神圣性和完美性就难以保留。

伦理的另一种隐忧来源于基因选择技术的发展很不成熟，有待于以后进一步发展。基因型是一个复杂整体，有很多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很多染色体以外的物质所起的作用至今科学尚未揭示出来。通过改变某一单个基因而改变人的表现型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技术不完善，基因设计将会造成很多伤害，例如基因修饰造成的发育畸形等。一旦事情发生，后果很严重，在心理上确实会感到恐惧，所以技术上的难题需要长期的研发才能解决。然而，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和胚胎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基因选择技术的运用并不是遥不可及。相信未来人类有能力使人体基因信息透明化，可以操纵并设计人类基因型,不管是为了医疗的目的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状态，人类必定有这方面的需要，要解决安全性的关键是技术问题。技术一旦成熟到可以应用，人类基因的人工选择就会陆续展开。基因技术研究肯定会造成对个别先行者人体的伤害，无疑这会引起伦理上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生物的生存表现出生物种的整体性，个别的生物体可以为种的整体生存发展作出奉献。“从基于总适合度的先天性利他现象转变为以做出决断为基础的道德可能是人性化最重要的步骤。”[4]生物进化是以生物种系的整体生存作为目标，如果社会整体的生存发展的利益远远多于对作为先行实验对象的少数个体伤害的话，那么少数个体的伤害所引起的伦理尴尬可以得到缓解。

生命伦理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适应形势的变化。生命伦理观念会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现代价值观的内在依据是对人性的解释，然而人性并非是天赋的，人性不过是一种特定文化中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是可变的。因此，假如担忧选择人类基因会导致人性的丢失，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恐惧。例如，如果人们的寿命延长一倍，如果某某是通过转基因培养的精英，如果某某是克隆人，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丧失了目前人类所假设的人性？这当然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习俗、家庭观念和学习方式。但是我们仍然是人，我们会在实践中逐渐适应这些变化，我们会假设新的观念作为人性的某些方面。

什么样的伦理观念是好的？好的伦理观念必须符合人类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人类追求最佳的和最有意义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每个人都追求最佳生存状态，人类社会作为整体也在追求最佳生存状态。基因人工选择的伦理选择势必追究人类的终极目标和意义，伦理选择由此来定位。生命进化机制把追求生存的过程和技巧作为基因信息在染色体上程序化（犹如电脑软件程序控制），这些基因遗传信息形成为生命的本能和潜意识，如吃喝享受、生殖、喜怒哀乐、趋利避害、交流和受尊重等，它们形成为欲望与价值。当基因人工选择满足了这些欲望和价值，那么它就是合理的。

区别于其他生物，人类行为是有意识的行为，人类懂得利用知识经验提高生存能力，对有用行为和无用行为的辨别形成了人们的价值观。一切生命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良好的生存状态，它为人类生活设定了目标。价值观念可以调节人们的行为，生命伦理学要以人的生存价值观为判断标准，而不是遵循守旧的或者盲目的既成观念。对人类基因人工选择的伦理评价的关键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以传统观念上的伦理惯例为标准。

如果基因选择技术给人类带来福利，当人类基因选择技术与现存伦理观念发生冲突时，伦理观念的持续转变和发展会逐步整合新事实，因此基因选择技术将会融合于人类社会。在基因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事先控制于事无补。基因选择技术与原子能技术相比，后者在核事故中可能会让众多无辜的旁观者在瞬间丧命，前者只对使用者有些危险。当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时，核物理学家有某种罪恶感，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核武器的威胁。但当把原子能应用于解决能源危机时，当国际关系协调到安全状态时，核技术开始为人类造福。如果把对核技术的希望和恐惧延伸到未来，并且以此作为伦理和法律调控的依据，那就会陷入某种偏见。对于基因技术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及早允许基因选择技术的研究和使用，才能促进基因选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基因选择技术的某些善恶方面今天难以准确地预测，只有从将来发生的实际情况中汲取经验教训，到时候以新伦理和新法律来进行调整，扬长避短，使基因选择技术真正地融入人类社会生活。

与此类似的还有交通问题。若让一百多年前的人去想象在大都市里奔驰着那么多机动车辆所造成的大混乱及其带来的安全问题，他们一定会得出不堪设想的结论，然而现在大都市的生活却能够处于良好的有序状态之中。随着机动车辆的增多，人们会有新的对策，如制定交通规则——交通规则的制定是在车辆增多时逐步形成的。新技术带来的新变化明显利大于弊，人们会逐渐主动地适应新变化。因此基因选择技术也有待于进一步地规范，而不是恐惧、谴责和禁止。

成熟基因技术的运作应处于法律的框架之中，利用其可以为人类造福的一面，而规避其有害的一面。基因选择技术和其他高科技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法律能使其扬长避短。当基因选择技术用于个人时，个人具有选择权，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因选择技术的应用应该由个人选择。社会调控应力图使基因选择技术的运作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四个基本原则：尊重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和公正原则。[5] 始终可以运用伦理、法律、经济等手段对基因选择的社会功能进行控制，包括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它们对社会有何影响，以及价值观因基因技术有何变化等。

参考文献：

[1]DEAR A S, BHATT A, COURT E,et al.Stem cell research and transplantation: science leading ethics [J]. Transplantation,2004(36):2504.

[2]韩跃红.基因治疗面临的认识论挑战和伦理抉择[J].道德与文明,2005(1)：70-74.

[3]王延光.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与争议[J].哲学动态,2005(1):18-22.

[4]迈尔.生物学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31.

[5]卢风.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93.お

篇5：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

【关键词】人肉搜索 网络伦理 伦理困境 权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7-0025-02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技术的改革，还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多层次的影响。以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传播为基础的新兴搜索方式——人肉搜索正以其强大的功能和作用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一股强大势力，既让违法乱纪行为无处遁形，也滋生了各种侵权行为。人肉搜索问题已经成为科技哲学、法学和伦理学等领域研究的前沿。有的学者认为：“人肉搜索：游走于正义与暴力之间。”有的学者提出：“人肉搜索侵犯人的人格和隐私，应该对之立法入罪。”人肉搜索已然成为一把双刃剑，带来了一系列的网络伦理思考，如何有效利用这把双刃剑，规避风险，扬长避短，已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网络伦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国外的网络伦理研究与计算机的发展是同时的。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伦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罗伯特·维纳在其《控制论》中指出，计算机智能的功能将必然地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与伦理问题。[1]1976年，美国伦理学家 Walter Manner首次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约瑟夫·韦泽鲍姆在《计算机能力与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一书中，阐述了人类思维与本质上作为机器的计算机运行程序的差异。[2] 美国学者 James Moore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一文中，对一些 “专业性伦理问题”做了相关研究。[3] 但是，国外专门对“人肉搜索”现象进行的理论研究还很稀少。我国关于网络伦理研究的首部专著是由严耕、陆俊和孙伟平在1998年发表的《网络伦理》。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认为当今中国的网络之所以会出现较多的过激言论、网络攻击和暴力，是因为中国网民还处在“孩童期”。吕敏璐、王全权（2010）在《“人肉搜索”的伦理困境与超越》一文中认为，“人肉搜索”具有一种亚合理性，因为它体现了民众伦理意识的觉醒，是一种道德他律的新形式。[4]

一、人肉搜索的典型案例及其分析

人肉搜索，美国媒体称之为“Chinese style internet man hunt（中国特色的网上追捕）”，英国媒体称之为“human flesh search engine”或者翻译成“witch hunt（搜捕女巫）”。“人肉”表明人工的介入在搜索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区别于基于算法的传统机器搜索。人肉搜索引擎聚集了各地的不同阶层、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彰显着网民互动战争的浩瀚与壮阔。

1.人肉搜索的积极效应

（1）速度优势。在人肉搜索引擎的协助下，“天价理发”事件的解决耗时5 天，深圳“猥亵门”事件的侦破耗时6 天，江西省宜春市多起“敲头案”也在人肉搜索发动后十余天即告侦破。英国《英中时报》披露，英国纽卡斯尔市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杀案件能够迅速告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华人留学生论坛发动的人肉搜索行动。美国《洛杉矶时报》曾赞誉中国的人肉搜索引擎令国际刑警组织都黯然失色。

（2）成本优势。人肉搜索的出现昭示着一种新兴的社会救济手段的诞生，因为人肉搜索用个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来召集参与者的动力，而不是金钱和福利。这是部分网民的自发行为，从根本上减少了办案所耗费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节约了行政机关的支出，而且也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

（3）安全优势。公民有着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违法犯罪分子并且协助调查的义务，但是由于法律制度存在诸多漏洞，很多富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举报者和协助者受到了打击报复，而人肉搜索的出现恰恰避免了这一弊端。人肉搜索具有虚拟性，涉案人员难以了解举报者和协助者的真实身份，从而进行打击报复。从这个层面上而言，人肉搜索是个安全高效的司法协助方式。

2.人肉搜索的消极效应

（1）人肉搜索容易导致网络暴力。在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往往容易忽略。物极必反，对某个事件的过于关注，往往会转化为对某些人的非理性的人生攻击，最终成为部分极端网民的狂欢，酿成悲剧。2013年12月，18岁的高中女生琪琪，到某服装店购物。但没过多久，琪琪购物时的监控视频截图就被该服装店的店主蔡某发布到了网络上，并配文称截图中的女孩是小偷，请求网友曝光其个人隐私。通过人肉搜索，琪琪的个人信息均遭到了曝光且网上也不乏批评辱骂之声。性格孤僻的琪琪，面对突如其来的“人肉压力”，消化不了跳入河中，结束了18岁的生命。

（2）人肉搜索容易滋生侵权行为。多数人肉搜索都以查找和公布当事人的真实姓名、身份、照片等个人的真实隐私信息为主，但是很难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如若散布虚假的或片面的负面的信息都将损害他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更有甚者，部分网民极端地对当事人或由其引发的事件进行谩骂和侮辱，便有可能侵害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生活安宁权等权利。

（3）人肉搜索容易干预司法审判。在人肉搜索行动中，人们还普遍存在一种以道德审判干预甚至取代司法审判的非理性愿景。在人肉搜索盛行的背景下，部分网民开始有意无意地干预法律审判，试图通过舆论力量影响案件的审判。更有网民试图以道德审判取代法律审判，让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事实上，舆论不能影响司法独立，以道德审判干预或取代法律审判的现象极不可取，甚至破坏了社会法制的健康成长。

二、人肉搜索引发的网络伦理困境

1.信息共享与隐私权孰轻孰重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互动形式，信息的共享是关键。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和传播性能迅速将资料信息进行整合、放大并快速传播，为人们获取和共享信息提供了无限可能。但是，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当事人的一切资料信息，包括真实姓名、住址、亲友和照片等隐私都有可能被公布于众，甚至造成对当事人的侵害。无论是 “死亡博客”还是“郭美美”，尽管网络的信息共享最终促使真相大白，惩恶扬善；但是从另一层面讲，在具体的搜索过程中，对他人信息、隐私的披露、网络围观甚至人身攻击，又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当事人的侵权行为。

2.言论自由与名誉权怎样权衡

网络的开放性为信息在网络空间的自由发布和获取提供了可能，网络的自由性又促成了“人肉搜索”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民的自主参与，节省了行政部门的财政支出，提高了公安机关的破案效率。在虚拟的网络里，人们可以言论自由，但是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过度的言论自由又导致了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比如在“人肉”的过程中，网友将当事人冠以绰号，如“犀利哥”、“范跑跑”和 “杨不管”等，表面看是网友的调侃或者恶搞，但实际上这也是对他人人格尊严的一种漠视。更有甚者，在“人肉”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侮辱和谩骂。

3.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如何取舍

人肉搜索是以个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来召集参与者的动力，而不是金钱和福利。人肉搜索的极高参与度，充分彰显了网民的个人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是，如今人肉搜索强大的影响力已经被迅速应用到商业模式中，无良商家利用人肉搜索强大的功能，故意发布虚假信息进行炒作，从中牟利。“芙蓉姐姐”、“凤姐”和“奶茶妹妹”等都是商业炒作的杰作，商业炒作破坏了人肉搜索的公信力；更导致了现实社会中社会责任的滑坡。

三、人肉搜索的网络伦理规制

1.法律制度“两适用”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绝对自由”所带来的是“绝对恐怖”，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只是任性。[5]因此，只有在法律约束下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就要求法律制度不仅要适用于现实社会，更要适用于网络世界。网络世界并非法外之地，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同样规制网络行为。网络世界中的违法行为，现实社会一定要追究；网络世界中造成的损失，现实社会一定要弥补。

针对我国网络立法不完善的问题，希望立法机关在制定相应法规时可以参考以下三点：第一，加强对网站监管，禁止网络运营商利用特权散布网民个人信息。第二，推行网络实名制，便于在网络骚扰事件发生后追究责任。第三，法规引导代替封杀加强网民的网络道德教育。

2. 权利责任“两结合”

责任伦理学大师尤纳斯指出，由于主体的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故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力。[6]基于权利论的道义论满足各个成员对权利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无论是网上的人际交往还是网下的人际交往，都应该以责任感为前提，网络伦理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

责任伦理强调自我的责任意识，要求网络主体主动自律，以图打破网络社会虚拟身份、无主体责任的怪圈，其中包含一种“好”的自我伦理的构建。在享受信息共享和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同时，构建一种“好”的社会伦理，净化人自身以及社会。

3. 道义效益“两平衡”

康德的道义论原则之一是“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做是手段”[7]。而且，从效益论的角度来看，密尔的“不伤害原则”也要求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8]

总之，道义论与效益论两者具有一定互补性。因此，在建构网络伦理的过程中，单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强调技术的进步和利益的获取是片面的，应强调用道义论来平衡功利主义的效益论，防止功利主义的泛滥。道义论和效益论的平衡发展，是网络伦理得以顺利建构的基本要求。在发展网络技术的同时，应当针对已经出现的伦理问题，以责任伦理观念为指导，建立起强调公平与正义的、契约化的伦理底线。

参考文献：

[1]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th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J]. MIT PRESS，2000.

[2]Joseph Weizenbaum.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J]. MIT PRESS，1976.

[3]Moore James H .What is Compute ethics？ [J].Metaphilosophy，1985.

[4]吕敏璐、王全权. “人肉搜索”的伦理困境与超越[M].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J].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Jonas H.The Gnostic Religion： The Message of the Alien God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Beacon Press，2001.

[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J].人民出版社，2003.

篇6：对科学技术时代人类困境的伦理反思

关键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研究；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

【中图分类号】R3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5-0078-02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又称助孕技术，指利用医学技术手段代替自然生殖过程中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当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有三大类型：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1它的应用从技术上解决了不孕不育难题，但同时也引发了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进行伦理辨析和理性约束，使之正确有序应用，从而造福于人类?

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社会价值

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功用：

1?解决了不孕不育的难题?在我国，不孕不育夫妇占到了育龄夫妇的10%—15%?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满足了千千万万个不孕不育家庭生儿育女的愿望，既最大限度保障了育龄夫妇的生育权，促进了家庭?社会的和谐美满?

2?促进了生命科学研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有助于对人类生殖过程?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遗传病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开启了人类探索自身生长发育奥秘的科学之门?

3?有利于优生优育?目前，人类共发现3200多种遗传病，严重影响了人口整体质量?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防治遗传病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可以有效阻隔不良基因的组合，从而避免遗传性疾病的产生?2

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导致生殖过程与性爱?婚姻?家庭等传统伦理因素分离，不可避免地对人类原有的社会伦理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引发同父异母子代的血亲婚配?人工授精技术的后果之一，就是会产生一些同一精源的后代?在生物学上，他们被称为同父异母子代?如果他们相识相爱并结婚生育，就会引发同父异母子代的血亲婚配问题?英国伦敦一名叫做贝托尔德·维斯纳的医生，在受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自己提供的精子生育了300多个后代，引起了伦理学界的强烈抨击?

2?影响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导致产生三种母亲：遗传母亲?孕育母亲和养育母亲；产生两种父亲：遗传父亲?养育父亲?这让父母亲的权利和义务无法界定，亲子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孩子一旦对身世产生怀疑或者知晓实情，会想方设法去找寻亲生父母（遗传学父母），从而影响家庭关系的稳定性?

3?产生商业化的倾向?在利益的引诱下，一些人会将自己的精子?卵细胞当作商品出售；一些人会“出租”子宫，实施商业代孕行为?一些地下代孕机构以20-50万的酬劳，大量招募22岁—30岁的代孕妈妈，其中不乏女大学生?生育儿女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这既为伦理道德所不容，也是法律明文禁止的?

4?加剧男女比例的失衡?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一些家庭倾向于生男孩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目前，我国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男性比女性多了3400万人?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可以提前知晓胎儿性别再进行生育选择，这加剧了男女比例的失衡问题?3

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问题的应对之策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应用空间无比广阔，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控和规范，积极构建应对相关伦理问题的道德机制，让该技术更好地为人类谋福利?

1?严格遵循伦理原则?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需遵循谨慎应用?知情同意?优生优育等三大原则?4一是谨慎应用原则，严格掌握适应症?只有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而又不能自然生育的夫妇才能接受辅助生殖技术?二是知情同意原则，签署文字契约?必须在夫妻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实施手术，供精及人工授精等医疗技术档案和法律文书，应当永久性地保存?三是优生优育原则，保障人口质量?必须严格遵守《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特别是人工授精所用精液必须来自合格的精子冷冻库，严防遗传性疾病?5

2?倡导培育科学的生育观念?首先，牢固树立男女平等的理念?摒弃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强调男女平等，倡导生男生女一个样?其次，理性看待多胞胎问题?积极引导不孕不育家庭理性看待多胞胎，依据自身客观条件合理选择生育数量?再次，普及健康生殖知识?通过科普杂志?生殖网站?电视专栏等平台，积极宣传一些生殖伦理及法律法规知识?

3?强化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一方面，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大力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倡导“救死扶伤”?重义轻利等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对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进行考核?详细记录实施技术的全过程，掌握从业人员在一系列操作中的道德表现情况?对于明显违规的从业人员，取消从业资格，清除出行业队伍?

4?加大伦理监管和法律约束?一方面，加大伦理委员会的监管力度?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推动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建立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在人员组成方面，严格按照要求配置人员，包括医学专家?法律学人士?伦理学专家?患者代表等各个领域的人员?另一方面，加强法律法规的约束?健全行政法规和民法，填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的法律空隙地帶?加强刑法控制，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如坚决打击取缔一些非法代孕机构，对涉案人员处以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处罚?

参考文献

[1] 乔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新进展[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8 年第1 期.

[2] 沈东.生育选择引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会.2011.02.

[3] 谢志青，王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与应对机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4] 李铮，孙贻娟，冯云，陈向峰，田一飞，王一飞.对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学指导原则的反思与建议 [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 年第 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