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共6篇）

篇1：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2009——2010年个人工作总结

三河八中

郭文静

时间匆匆转眼一个学期又结束了。总结一下本学期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工作上，我以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的师德严格要求自己，要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争取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高质量有效的教育，都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基于以上认识，我在工作中踏踏实实不敢有丝毫马虎，备好每节课，上好每一堂课。批好每一份作业，关注到每个学生，努力去做一个受学生尊敬的和信赖的老师。

二、在学科教学方面，我时刻告诫自己要做一个科研型教师，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有的是一腔的热情，和对职业的坚定信念，而缺少的是老教师的宝贵教学经验，因此我要虚心的向她们学习上课中教学方法、教学技能和课堂调控技能等等。在组长越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我积极参加组里每周一次的教研活动，与老师们一起学习新课程理念，探讨教学教法。青年教师的成长，成熟要靠自己在教学中的苦练，摸索。面对大班教学我不断的思考，摸索，实践：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消除课堂死角现象；如何既拔高优秀生又保整体质量。为此我也正在每堂课的教学中尝试着积极制作教学用具设计灵活多样的游戏活动，使学生们在积极参与的同时获得知识；在课后，我认真地给孩子写评价，主动跟孩子们交流与家长沟通，不断鼓励后进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取得进步。

三、教学中的些许感悟——做学生最喜欢的老师。

众所周知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对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起着桥梁作用，十七世纪伟大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经认过，“我们对国家的贡献，哪里还有比教导青年和教育青年更好，更伟大的呢？” 翻开中国数千年历史，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们，历来把“教师”与“天地君亲”供奉在一起，视为崇高而神圣的。因为教育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使者。几千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把教师当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它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时，它的内涵就扩大了，它还能承担塑造人的理想和品德，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培养顽强的能力和健康的人格的重视。教师面临的也不再是“个人尊严”下的绵羊，而是在蜜糖里泡大的被家庭宠坏的一代。他们单纯、幼稚、热情活跃、生气勃勃。因此，他们不喜欢“读死书，死读书”的“老古板”，不喜欢讲道理式说教，严历有余，活泼不足的修道院里的“嬷嬷”。他们是幸运的一代，赶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高速发展的改革时期，因此，他们不喜欢象老母鸡呵护小鸡那样小心有余，大胆放手不足的“老阿姨”，那么，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呢？他们喜欢的是时刻想着学生，尊重学生，了解学生需要，注意与学生交流感情的老师。他们喜欢是对学生真诚、坦荡，能得到学生真心与信赖的老师。他们喜欢是有丰富阅历的、有广播知识的，晓知一些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学时事、体育名人的教师。他们喜欢的是能言、善辨、谈古论今，严肃而不失活泼，庄重而不缺幽默的教师。他们还喜欢与他们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能在课余与之讨论关于世界、关于足球的老师。

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只有在了解自己的同时，还要去了解我们的教育对像，从中，让同学们发现，他们的老师，也不是那种整天不苟言笑，总是刻意地谈学习，与他们还是有共同语言，还能理解他们。其实，学生崇拜老师，并不仅仅在于教师的职业，他们更崇拜教师为人的正直，坦荡的胸怀，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办事的胆识，处事的干炼，崇敬的是一颗永远真诚、热情、年青的心。

篇2：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一、尊重与理解相结合，培养后进生的自尊心。

刘老师爱后进生，首先体现在尊重与理解他们上，后进生由于思想和学习上表现都比较差，常犯错误、受到批评，遭到冷眼，往往得不到家长、老师、同学的尊重和理解，久而久之，会因内心痛苦而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状态，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丧失学习信心，产生自卑感，甚至会“破罐子破摔”。为了让后进生从阴影中走出来，在心理上战胜自我，刘老师以“爱”代“嫌”，用“心药”治“心病”，真诚地关爱他们，深入细致地 了解了其落后的原因，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要求，认真分析个自的心理特征，采取相对应的方法，鼓励他们抬起头来做人，从内心深处唤醒他们的自尊意识，激发他们内在的进取动力。

02届她所带的班有个叫彭聪的学生，是四年级时从外校转来的，该生入学不久就先后跟数学老师、体育老师发生冲突，对老师紧握拳头、瞪着眼睛，恨不得把老师一口吞下去。经过了解，这位同学的爸爸长

期在外打工，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妈妈好上了麻将，经常整天整夜泡在麻将桌上，对他的学习和生活很少关心，由于长期缺乏温暖，是他变得心理扭曲，敌视一切，自我封闭。刘老师利用春游登西山的机会，接近他，关心他，跟他手拉手登山、下山，一路促膝谈心。让他第一次敞开心扉与人交流，沟通；也让他第一次尝到了师生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第一次从心灵深处真正认识到自己也有和其他同学一样的快乐自生活、快乐童年

二、营造环境与激发学生兴趣相结合，培养后进生的自信心。

环境对少年儿童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后进生之所以后进，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学习环境密切相关。刘老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总是切实了解学生学习上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补缺补差。同时还调动周围的学生对他们进行帮助。看到他们的一点点进步，便及时给予表扬，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乐于学，勤于学。同时，刘老师还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爱好，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后进生”的兴趣是极为广泛的。对他们的兴趣教师从不横加干涉和指责，反而让他们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消除我的“不如人”的思想包袱，增强自信心。

再如，刘老师现在所带班级学生朱文豪和周杰二人，成绩较差，也很调皮，可他们却特别喜欢航模制作，于是刘老师就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在全班表扬鼓励他们说：老师相信，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一定能把学习搞上去。从此，他们果然勤奋了，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

三、说服教育与严格要求相结合，提高后进生的进取心。

对后进生的确需要循循善诱的教导，充满关怀，但同时也要像对其他学生一样提出严格要求，不能因后进就不作要求或降低要求。后进生犯了错误，刘老师首先耐心说服教育，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与学生一起分析错误的原因，以及这错误将会造成的后果，使他们从道理上懂得所犯错误的厉害关系，从心底认识其后危害性，从而决心改正错误。并在他们认识错误并有悔改意识的基础上，向他们提出严格要求。

刘老师清楚地记得她所带的2002届学生莫宇静看班里周艺同学的日记写得好，趁其不备，撕下她的日记，贴在自己的本子上，周艺同学哭着去告诉老师，老师找到莫宇静调查其事时，她就是不承认，于是老师先首抚慰好周艺同学，让她不要声张，然后，对于莫宇静同学进行耐心说服教育，使她认识这是盗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不仅伤害了他人，也害了自己。刘老师鼓励她说：你想把自己的日记写好这不难，只要你平时多留心生活，多读书，多观察，多与别人交流，你一定能写出好的日记的。此时她对老师的话心悦诚服，深感老师爱护她，从此，她便在日记上下了苦功夫，终于在芜湖市新世纪作文创新大赛中，她的登西山写作《路在脚下》获得了市一等奖。

四、言教与身教相结合，发展学生的自律心。

德为师之魂，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育人是教师更重要的任务，知识可以言传，但育人需要教师的身教。孔子曾经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不正身，如正人何？这充分说明了教师身教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刘老师特别重视身教的作用，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从严要求。举止文明，诚实守信，吃苦耐劳是刘老师座右铭，她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做到，学生没有做到的，她率先做到，她常说：学生纯真的眼神时刻注视着我，我应该做他们的典范和榜样„„。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如一日，她总是早到校，迟下班，从不迟到，不早退，时时刻刻以教育者真挚博大的爱心去感化学生的灵魂，抚慰他们那稚嫩的心灵。以自己的真诚叩开每一扇心灵之窗，以理解滋润每一块芳草，以引导架起一座座转化教育的金桥，使那些后进生感到温暖，受到鼓舞，看到希望。从而能够自强、自立、自律，学会做人，学会关心别人，懂得什么是爱，怎样去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指出：“教育者应当知道教育是无名无利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可言。”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感到由衷的自豪，同时，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学生不仅是我们教育的对象，更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自觉地保持高尚情操和道德理想。真正做到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

篇3：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一、敬业乐业, 享受教学

梁启超先生说过, “敬业和乐业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从我们教师这个行业的角度说, 必须要有敬业和乐业的精神, 敬业的表现就是:保证教师传授的知识是没有错误的。乐业的表现就是:保证教师所传授的知识, 学生能够超水平地接受, 快乐地接受。这话说起来简单, 其实要做起来可就是不简单, 你要保证你所传授的知识没有错漏, 你就必须能静得下来, 认真地熟悉你的教学内容, 也就是备好课。在保证了所传授的知识无错漏以后, 你还要去研究学生, 精心设计每一个环节, 让学生在你的课堂上能轻松地愉快地接受知识。而作为一个教师, 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得到一种快乐, 就是享受教学。所以, 笔者认为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享受教学。

二、耐得清贫, 守得寂寞, 做精神的富有者

二十一世纪, 人类已经可以上天入地, 进入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层次, 经济的发展诱使人们狂热地追求金钱, 喧闹的世界令人眼花缭乱。当教师的, 如果守不得寂寞, 耐不得清贫, 就会心浮气躁, 就会患得患失, 从而很难完美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所以一定要记住“耐得寂寞好教书”。教师的物质生活相对清贫, 但精神生活却无比充实。每当看到那一双双渴求的目光, 一张张专注的面容, 不由得让人身心激动, 似乎融入无比圣洁的情境, 生命也因此赢得了壮丽的升华。教师的奉献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 但却是用平凡与崇高的师德之光, 照亮了一片清纯的天地。教师课堂内外淳淳的教诲, 一点一滴, 潜移默化, 日积月累, 耳濡目染, 久而久之, 教师的道德品格便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正如古诗所云:“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是的, 教师的职业是平凡而无私的, 教师的生活是清贫而艰辛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教师脸上却永远挂着晨曦般的笑容, 正是因为教师们都愿自己像一片绿叶, 默默地去成就果实的辉煌, 才有今天的桃李满天……有一个曾做过教师的人说:教师这工作是少有的净土, 如果能在光荣感之余再多点幸福感, 是值得一直干下去的。

“起始于辛劳, 收结于平淡”。这是教育工作者的人生写照。但是, 教师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 就应无怨无悔, 以一个平凡教育工作者的诚挚, 投身于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 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 不断地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 赢得世人的尊敬、社会的肯定, 努力实现真诚的育人理想。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而教师的教育事业是常青的。教师的生命在学生身上延续, 教师的价值在学生身上体现。教师无悔于自己的生命, 更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在这三尺讲台上, 阅历春秋, 苦苦耕耘, 用自己的爱心、诚心、细心、耐心、操心去换取学生的开心, 家长的放心, 祖国的振兴!

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始终岿然不动, 金刚不坏, 教师就必须经常地进行自我修炼, 就像佛学者经常诵佛书一样, 教师也要经常阅读, 读一些积极向上的书, 读一些榜样人物的传奇, 法国作家卢梭说过:“没有榜样, 你永远不能成功地教给学生任何东西。”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说过:“要撒播阳光到别人心中, 总得自己心中有阳光。”笔者想, 每个教师都应该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 提升自己, 做一个精神的富有者。正如革命志士方志敏所说的:“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原因”。

三、保持激情, 唱响三尺讲台

前苏联巴甫洛夫说过:“你工作和研究的时候, 必须具有强烈的激情。”作为一名教师, 能够在顺利地送走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后仍然保持教学的激情, 笔者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品格。就像一个人, 当他还没有登上山顶的时候, 他的激情是有的, 因为上面有无限的风光在吸引着他。而当他费尽心力爬上了顶峰, 饱览了美丽的风光, 走下山后, 他还会想着再去攀登吗?笔者想:尘世人生中,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而教师就不一样, 他必须不断地修炼自己, 说服自己, 在每天平凡的教书生涯中投入百倍的激情。只有这样, 他的教书生涯才是绝顶壮观的。

篇4：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一)要掌握好两个最大的或最根本的比例关系

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条件和目标之一，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史上，恐怕还是个创举。对此，我特别拥护，特别兴奋。从这里也使我更加相信和拥护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是完全有能力逐步妥善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式和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把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两个独立的重大问题，在报告中加以如此详尽的论述，这是充分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并完全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共同心愿的，这两件事今后应该成为我党长期有效的根本方针之一。今后谁如果想扭转这个方针，那就是同社会主义道路和全国人民的心愿为敌。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公开承认了(不是说发现，因为早就有很多人发现了，不过不能讲更不能公开讲罢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方面成绩很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种种比例失调和违反经济规律的东西，在我国长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还有一个更高一级的、更为概括的比例关系，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正确比例关系，如何使它们也能“按比例”地正确发展，过去却讨论得不多，只有中央这次创造性的报告，才可以说是第一次正式地从理论上、原则上把这个问题正确地解决了。我个人的最大希望，是对此事一不要动摇，二不要翻案，至于个别人或一小群本来就不同意这条路线的人，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对。

我很同意前两天周扬同志对《人民日报》记者的一段精采谈话，我觉得这段谈话很值得领导机关重视。他说：“应该调整物质和精神两种建设的关系。首先要有个恰当的比例。经济是基础，重经济建设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智力投资，没有长远眼光，就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建设。我国是一个大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应有个恰当的比例。”他说的“教育”，从上下文看，是指狭义的教育。我认为，如果把这个“教育”理解成为广义的教育，这段话也是完全正确的，或者说，是更加必要的。解放后这三十年来，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我以为这一个首要的比例关系如果长期过于失调，其损失恐怕要大于其他方面的比例失调；要纠正这个失调，所需要的时间，看来也要长得多。这个比例如果太失调了，其他经济方面的种种比例失调，恐怕就是难免的了。

现在中央已经正确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这是一件造福子孙万代的大好事。要改正这个比例失调，就必须要有一系列坚定的措施，并且长期坚持下去才能有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贯彻始终都不行。这就是：第一，要从领导思想上不断地对各级领导人进行教育，要把这个思想变成全党全民共同的认识，变成永远也不能动摇的方针；第二，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人民权力机构等机关的人员构成上，大大增加管理这方面工作的先进人物；第三，必须彻底纠正“一工交，二财贸，马马虎虎办文教”的错误思想，在国民经济计划、财政拨款、基建安排、工资与政治待遇等方面，都要大大加强给予这方面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政治上的支持。过去往往相反，说一声要紧缩开支，首先就是紧缩教科文的开支，而真正大笔大笔的浪费却有增无减。

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光明美好的理想，没有高尚道德的民族，只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还谈得上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

(二)出版印刷业是人类积累文明的两大途径之一，非重视不可

我以为，出版印刷业是人类积累文明的两大方式之一，谁不重视谁就要吃大亏。从人类长远的文明史看来，人类文明积累的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保存下来的种种实物，包括各种建设设施、生产工具、器物以及地下发掘出来的种种遗物等；另一个方面就是种种符号、绘画和文字的记载，直到近代发达的印刷出版业。我以为，从根本上说，一切文明最终都只有通过印刷、出版才能长远保存下来；还没有印刷术的时代，就要通过种种火烫、雕刻、手书等方式，才能保存起来。比如说，我们造了一颗原子弹，如果不把它的一切资料保存起来，第二颗凭什么资料去改进它呢？敦煌的唐代乐谱算好，有一件手抄本在敦煌文物中保存下来了，几十年来，外国人译不出，现在总算被上海一位刻苦励志的音乐家把它破译出来了。这当然还是一个尝试，诸家尚有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不留下这个记录，那就什么也不能研究了。至于对那些没有文字记载而被保留下来的人类文明，我们今天就只有凭科学的推断才能猜测其大概了，大如埃及的金字塔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小如北京大钟寺里的大钟是怎样造出来、特别是怎么运输和挂上去的等等，不胜枚举。如果一切都有记载留存，要研究和改进起来就容易得多了。不通过印刷、出版事业把人类的文明积累起来，好多事情就得从头摸索起。

生在今天的中国，谁如果还在主观上不重视印刷、出版事业的改善和发展，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改变这种落后于客观需要的认识。一旦了然之后，我相信我们主管全面领导、计划、财政、基建、税务、人事等工作方面的同志，都会改变态度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的民生日用所需，据我观察是这样一个次序：一是舒适而设备完善的住宅，二是汽车，三是各种家用电器，四是食品工业、纺织工业、出版印刷业的产品。第四项我把三者合在一起，因为再难分次序了。在我国则大为不同，特别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上述这个次序是基本不适用，也办不到的。对于每家人关系都很密切的轻工产品，我以为一是纺织业，其次恐怕就要数到印刷出版业了，因为家家都有小学生，至少也要买两张年画。

不把印刷出版工作搞好，在今天就已经拉了“四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后腿，在将来则对不起子孙后代，几百年后我们还要挨骂。试想想，中国如果在古代没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出版印刷业(这里是把甲骨、钟鼎、竹简、绢帛“本”都包括在内)，我们今天能有这么丰富的古籍吗？我们的古代文化能够在世界上享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吗？这些传统的优良文化，帮助我们建立了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不然，我们这个民族早就被某种外来的宗教力量吞蚀下去了，也会被今天资本主义的文化所同化。

篇5：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文化”概念舞动起来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走过“文化苦旅”，开创“文化大散文”之新风，如今放谈“文化”，充满激情，凸显凝重，启迪读者。日前推出的新作《何谓文化》，凝练出世界上最为简短学理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余秋雨教授是当代伟大的文化学者之佼佼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维睿智，著作等身，《文化苦旅》让读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让人透视《吾家秘史》，《霜冷长河》预示《极品中国》……余秋雨教授最有资格申论“文化”。

教科书或词典里对“文化”的解读：从广义上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社会物质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基础。我辈耳熟能详的“文化”内涵是——“无产阶级文化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经验而创造发展起来的”，即“先进的文化”。通常说的“文化”，简言之，系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初暼《何谓文化》的书名，似嫌题目真够大，望书名而生畏；可是迅速翻阅过后，却爱不释手，原来秋雨教授用他惯用的“理性思维”、“感人体悟”、“生动事例”，加之独有的“大散文手笔”，让抽象的“文化”舞动起来。正像一位记者所评说，余秋雨教授从“学理、生命、大地、古典”四个方面解读“何谓文化”，是他二十年来思索和行走的重要收获。拜读完《何谓文化》，豁然开朗，“文化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你只要表现非常好的文化风范，周边也会受到影响”。“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以爱和善良为目标，那么，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都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值得深思的是，“儒家文化宣示的非常堂皇却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却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用洋人雨果的话说，“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在博览群书考察世界中

总结中华文化特点

秋雨教授读书的广度和深度即“读万卷书”，考察世界的毅力和兴趣即“行万里路”，是当今学者圈里屈指可数的“大家”。秋雨自白，“我的文化课程，部分完成于课堂，部分完成于书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则完成于一个个遗迹废墟，和一个个救灾现场”。先生的感悟是——“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秋雨教授为我们归纳了当今世界学者们的共识，可资借鉴。诸如：“一个社会不管发达或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质上是文化心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赚钱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秋雨教授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沿着这个理念想开去，我们终于承认：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因之，如果以爱和善良为目标，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全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中国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正在于“仁者爱人”，“爱人者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可见，中华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天然的相通之处。因之，人类的“存活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必然包含着大爱之道、善良之道”。西方文化的箴言是“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太阳的“正能量”就是“普适价值”。让我们惊喜且心悦诚服的是秋雨在诠释文化“古典的回答”中，潜心今译《心经》，那流畅的文字——去吧，去，到彼岸去。大家都去，赶快觉悟。——让我顿悟，在彷徨中寻觅空门的佛学，追求在“精神彼岸”建立一处净土，“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良的种子”。让人看到“佛教文化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

余秋雨教授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总结为“三道”，即“礼仪之道”、“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所谓“礼仪之道”是一种“社会模式”。简言之是一种便于国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孔子主张的“克己复礼”，正是教人们奉公守法；荀子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所谓“君子之道”是一种“人格模式”。是治国不成退而求其次的奋斗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秋雨的笔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由出发点又变成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所谓“中庸之道”是一种“行为模式”。秋雨认为，中庸哲学经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论述和实践，已经成为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与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灾难中起到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

透视中国文化弊病

和描述当前文化隐忧

余秋雨教授善于在批判中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秋雨在分析中国文化的“三道”后，又对应地指出中国文化的“三弱”。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中国的读书人尤其是入“仕”后，历来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追求标榜“忠孝两全”。于是才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箴言，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也只是言指“朝廷”而已。一个“疏于公共空间”的社会，必然导致一言堂、禁言、失声，“一言九鼎”不过是“朕即是真理”的别名。近代史上的“蒋家王朝”正是“疏于公共空间”，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独裁统治而导致灭亡被人民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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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实证意识即科学思维。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一个国家的统计数字若不准确，乃至于造假，一切都将“不堪回首”。秋雨教授沉重无奈地指出，“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秋雨为当今的谎话世象画像，“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接续。”实证意识是当今社会克服“只问忠奸，不问真假”，“只求轰动，不求是非”，“从众心态，抹杀真理”的一剂苦口良药，我们捏着鼻子也要吞服下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秋雨教授声称自己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其实，触类旁通，我们姑且躲开“宪政”这个不为一些政客接受的名词，就文化而言，也是极其有启迪和教益的。秋雨教授说：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作“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在余秋雨教授的笔端勾勒出改革开放近年来中国文化的进步。主要是：由于30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当然，“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拓展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普及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

余秋雨教授对当前文化的隐忧更值得重视。一是，“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秋雨教授纵览电视、报刊，竟然发现“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争、古墓之争、老戏重拍。“复古文化的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它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二是，“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民粹似民主，却绝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秋雨教授对时下的“海选”不以为然，“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高低没有关系。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三是，“文化的损耗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秋雨教授入木三分地批判当下的一些怪现状：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一层层“领导”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秋雨疾呼，“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

尽管余秋雨教授亮出了“三个隐忧”的心底，却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作出“宽心”的判断——复古文化的热潮现在已经超过了尖峰，开始降温。原因是人们已经发觉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谋略对于当代生活帮助并不大，产生了厌倦。

结末，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余秋雨教授在批判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时，有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文字——不错，我是中华文化的忠实阐述者，但是，我完成这些思考的基础逻辑，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予我的；我文化思维的美学基础，是黑格尔、康德给予我的；我的现代意识，是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予我的。我从来没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精神资源，曾与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产生过剧烈冲突。——“世界是平的”，文化是多元的，信仰是自由的。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论”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容纳百川的胸怀。“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冲突”。这对持有“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家该是强有力地驳斥和挞伐。

余秋雨教授接受《中关村》记者访问时，应总编辑卫汉青之请，欣然题词——“引水为泽称海淀，集智成村曰中关”——正是从“文化”的视野对编辑部同仁的鼓励。

篇6：教师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中国文化的辉煌在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时代，衰落在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新生的机遇在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代。我们的辉煌与技术相关，失败与制度相关，新生将与观念相关。”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由技术、制度和观念三大子系统构成，文化的演化业已经历了技术主导和制度主导两个阶段，当代正在向观念主导的时代过渡。观念系统包括信仰、理性和价值，它的发展经历了信仰主导和理性主导，现在走向价值主导。人类的文明之车依靠两个轮子前进，一个轮子是科学技术，另一个轮子是伦理道德。

当代的人类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环境恶化的倾向，一个是高技术发展的预测困难，一个是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生存在技术崇拜和恐惧的张力中，感受到技术的反传统性，也认识到科学理性的缺陷，并试图通过观念重建来调整文化。

现在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智慧，我们熟悉的有李约瑟，他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办事，包括李远哲在内等诺贝尔得奖者“回到孔子”的呼吁、世界宗教会议的《世界伦理宣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伦理计划”，都试图改变当代世界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不平衡的状况。

在这种寻求价值观的努力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被关注。《易经》塑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它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逐渐取代了商代时期的神学思想，为进一步演化发展为中国文化核心角色奠定了基础。学者们有关“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表明，它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以两者的关系来思考人类和自然的问题。它是一种宇宙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并且代表着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类精神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中国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归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哲学史家牟宗三认为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周易》，包括了能够产生科学的数理、物理和客观三种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人类当代的挑战时有什么意义呢？易学与科学的结缘表明易学是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中国是在儒学格物致知延伸意义上接受产生自欧洲的现代科学的，并经历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明朝末年的徐光启不仅把易学象数学和传教士传入的科学对等，还借《易传》“会通”的概念，提出“中西会通”的主导思想。在国外，通过了阿拉伯人和传教士，易学传到了欧洲。所以有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等科学家对易学的研究。易学作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结合点，也吸引了当代一些学者的关注。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产生在17世纪的欧洲，在溯源的意义上才有古代的和中古代的科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源流的关系。但在类比的关系上，可以谈论中国科学。在19世纪中叶随着科学的发展，中国开始接受产生在欧洲的科学，但是迄今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微不足道。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失败，如何改变当今中国科学事业的落后状况，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辉煌是在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时代，衰落是在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新生的机遇在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代，即以科技产业性为其标志的新文明时代。所以就主导因素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的辉煌与技术相关，失败与制度相关，新生将与观念相关。

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产生自欧洲的科学传统演进的，但其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在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的话题中，中国文化传统受到关注，意味着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可能会重新获得生命力。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留了内在而未诞生的充分意义的未来科学，但是什么叫“未诞生的充分意义的未来科学”，他没有给出更详细的阐述。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探索中国传统科学的理论特征，我认为任何科学传统的差异，都不在科学内容本身上面，因为自然规律不会因发现它的民族的不同而改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科学规律的表述上面。而表述不同是基于哲学观的不同及其影响的逻辑形态和理论构造方式的不同。

在中西对比下，考察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我把它概括为生成论的自然观、比类和互补的逻辑推理、模型化的理论构造。这里不能详细说了，我举个例子。我们要问，盐为什么是咸的，花为什么是红的，解答归结为原子的结合和分离，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构成论观点。而生成论把变化看成是产生和消灭的过程，这样的观点在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量子场论，它是专门描述基本粒子的产生和消灭的理论。但是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有这种自觉。

我们的现代科学习惯于把理论搞成公理化的体系，因为牛顿就是那样做的，爱因斯坦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表述方式使得科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存在问题。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对公理化理想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模型论的构造是不是就不好？它跟公理论的构造有同样的推理功能，有些科学哲学家认为模型论可能更加适合现代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