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共6篇）

篇1：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科学的输入和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大众普及科学、重塑国民素质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赛先生大张旗鼓地请进了中国，很快中国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并使科学取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爱国志士深知赛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着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欲救中国于萎糜不振之中，惟有力倡科学化”，“现在中国多不知科学为何物，最要先输入科学思想。” 科学家顾毓琇先生也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 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及有识之士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科学》杂志自1915年创刊至1950年共发行32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综合性科技期刊。1934年，在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杂志上首次出现了以小品文形式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文以其短小、生动、活泼的文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期的《科学大众》、《科学的中国》、《科学画报》、《通信自然科学》等均是向广大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的阵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写的杂文《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说道：“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 因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也翻译撰写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以促进国人认识科学，达到“改造精神”的目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年代初提倡科学下嫁运动，意即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并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创立了向儿童系统普及科学知识的机构──自然科学园。在这一时期，董纯才、贾祖璋、温济泽、顾均正、竺可桢、高士其等均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组织、社会团体都纷纷加入到了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的行列。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普及事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2-1 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 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 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文爱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2-2 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中宣部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大跃进，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着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 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 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文革”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 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文革”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着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 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着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周恩来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文革”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2-4 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着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 “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 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 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 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着，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 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着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 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 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 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 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中宣部、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着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注释文献 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科学技术），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99页。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夏季号（第2卷，第2期），第422页。

叶永烈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转引自艾华，“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1期，第5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转引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8页。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1950年8月22日科代会议第四次大会修正通过，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480—481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2页。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9页。同上，第38页。

丁西林，关于科普会务的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618页。

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中宣部的请示报告（1958年3月4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3--744页。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79页。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全国科普座谈会简报第14期，这里转引自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涂元季，“我是赞成科普学的”──钱学森谈科学普及，中国科学报（科普周刊），1997年5月16日，第3版；另参见涂元季，钱学森的科普观（下），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

1992年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数据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科学技术黄皮书，第1号，1992年），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版。

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中宣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着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张开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科学，1993年第2期。卞毓麟，“科学宣传”六议，科学，1995年第1期，第23--26页。

侯青云，如何全面认识“科普”词义的内涵？中国科协报，1997年8月28日，第2版。

篇2：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建材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建材工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对指导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材工业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地区平衡，重点发展水泥产业，安排了限额以上21个建设项目。到“一五”期末，各项计划指标顺利完成，建材产业经济规模比1952年扩大了2.2倍。

1958年开始实施的建材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出了保证国家基本建设需要，支持地方发展小型水泥厂、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大力研制和发展无机非金属材料、扩大建材产品代用（代替钢材、木材）、加强对非金属矿的管理并实行有计划开采的基本任务。建材工业“二五”计划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受到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冲击，存在各项指标超越现实、工业超负荷生产、基本建设摊子过大等严重问题，到1960年建材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就已经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这种情况也是当时全国总体经济建设的写照。

1961年开始，建材部门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对行业实行全面整顿，大跃进中破坏的生产力逐步恢复。到1965年建材工业形势全面好转，水泥产量达到1634万吨，平板玻璃599万重量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建材工业在曲折和动荡中艰难发展，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重点对建材产业布局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了一批大型建材企业，使我国建材工业的布局更趋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经济发展和建设步入正轨。1980年由当时建筑材料工业部计划司为主编制了《建材工业“六五”（1981―1985）计划》，计划结合了当时国内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形势，总体发展目标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基本相适应。但长期以来主要建筑材料的短缺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建材工业发展仍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原国家建材局制定并发布了《建材工业发展纲要》，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建材工业“七五”（1986～1990）计划》。

《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振兴建材工业12条）的核心是确定了“大家办建材”的方针，即打破部门和所有制界线，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建材工业。《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提出建材工业实现战略转移，变部门管理为行业管理的基本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开创了建材工业发展的繁荣局面。到1990年我国水泥产量达到2.1亿吨，平板玻璃产量达到8067万重量箱，分别提前3年和2年完成“七五”计划规定的指标。

我国建材工业发展规划制定中具有新特点的是《建材工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编制，该规划将长期规划和五年计划相结合，突出长期规划和五年计划的衔接性。在建材产品总量已经基本实现动态供需平衡，同时在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的情况下，《建材工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提出“八五”（1991～1995）期间的建材工业的发展重点是“节能降耗、调整结构、出口创汇”，首次在建材行业明确提出了要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1995年，国家建材局制定了《“由大变强、靠新出强”跨世纪发展战略》。该战略提出，临近和进入21世纪，建材工业的发展要以产量增长为主转到大力提高集约化生产程度、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高质量和配套能力上来，即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把跨世纪中国建材工业逐步建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原材料与制品工业。该战略成为“九五”（1996～2000）计划，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和行业许多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建材工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九五”计划作为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第一阶段，实现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重视质量提高和制品业的发展，即“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九五”期间由于国内需求增长的拉动，建材产品总量仍以较大的幅度增长，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已经全面纳入“九五”计划目标，并一直成为此后建材工业发展的重要和核心任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2001年发布的《建材工业“十五”规划》实现了从“五年计划”向“五年规划”的转变，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规划的转变。“十五”（2001―2005）规划突出了战略性、前瞻性、宏观性、指导性和政策性，重视对发展环境和行业竞争力的分析，并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指出建材行业的发展方向。规划进一步突出了结构调整，明确提出各行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调整目标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内容和政策措施。规划明确了企业是实施规划的主体，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实现转移。“十五”期间，我国建材工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产品总量持续增长满足需求的同时，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2005年新型干法水泥已经占水泥总产量的40%，达到4亿吨，远远超过规划制定的目标；浮法玻璃已占平板玻璃总产量的85%；全行业节能、环保意识普遍增强并取得良好成效，建材技术装备出口和工程建设服务开始在国际市场显示出较强的竞争能力。

《“十一五”（2006～2010）建材工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了要加快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建材工业建成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要求，规划明确提出了建材工业以服务于建筑业为重点，促进建材工业与建筑业的联动发展。虽然我国受到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但建材工业依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十一五”成为建国以来发展最快、发展水平最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最好的五年，在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由大变强”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建材工业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建材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需求结构不断升级，同时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加剧的发展环境下，《“十二32”（2011～2015）建材工业规划》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立足国内市场需求，走节能、环保、低碳的创新型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大联合重组、淘汰落后、优化布局、两化融合的力度，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步伐，以循环经济理念引领建材工业发展，全面提高建材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建材工业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规划将实现两化融合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到行业发展的重要位置。2013年，中国建材联合会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建材工业“创新提升、超越引领”发展战略》，该战略是对1995年发布的“由大变强、靠新出强”跨世纪战略第三阶段的深化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建材工业未来20年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途径、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对建材工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二五”前三年，我国建材工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13年水泥产量达到24.2亿吨，平板玻璃产量7.79亿重量箱，建筑陶瓷产量96.9亿平方米，分别比“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增长28.7%、23.6%、24.2%，建材工业总体效益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回顾建国以来建材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可以看出，建材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总体形势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规划紧密相关。基于对行业未来发展环境和趋势的准确判断提出的前瞻性的战略和战略指导下的规划，对行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导向、引领、推动作用。

1985年提出的“大家办建材”战略方针，以及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七32"建材发展计划的实施，迅速解决了建材产品长期以来的紧缺状态，使总量上能够基本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1995年提出《“由大变强、靠新出强”跨世纪发展战略》对我国建材工业发展的方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成为“九五”到“十二五”建材产业规划和行业许多工作的指导性文件。《2030年的中国建材工业“创新提升、超越引领”发展战略》则成为我国建材工业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我国建材工业规划的编制、发布和实施，经历了从指令性到指导性的变化，从“八五”计划开始，规划的指导性作用逐步显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各五年计划的制定，使国家在总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统筹考虑重点项目的建设规模、技术方案和总体布局，对我国建材工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大批建设项目成为我国建材业的宝贵财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建材工业规划使行业的主体，即企业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行业发展的新的要求，从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决策以及行为；也作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运用相关政策、法规，发挥各类调控手段和作用的依据，促进经济的健康与协调发展。建材工业各五年规划的顺利实施均证明了这一点。

“十三五”是我国建材工业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稳定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从数量扩张转到质量提升阶段，随着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三五”期间主要传统建材产品，将结束持续高速增长期，进入消费峰值的平台期。产业的发展将面临市场需求增长趋缓，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发展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一系列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篇3：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起步阶段 (1949—1957)

新中国成立, 广大人民翻身做主, 开始了新的生活, 也有了新中国农村体育事业的开始。党和政府重视体育工作, 把增强人民的体质, 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为《新体育》杂志亲笔题了刊头, 其他的国家领导人都相继在各种大会上倡导群众体育运动, 主张强身健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领导人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 国家又发布了很多有利于农村体育开展的文件, 大力提倡群众性体育活动, 还成立了相关的机构。建国之初, 体育事业由团中央代管。1952年11月, 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新中国农村体育工作一开始主要由青年团组织负责。如1953年6月24日, 胡耀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 在农村应倡导和组织民兵和青年喜爱的体育活动。”没有场地没有器材, 青年团就组织在各地农村发动青年自己动手开辟体育场地, 自制体育器材, 并结合民兵训练开展体育活动,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些地方的农村还结合本地文化传统开展体育活动,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方体育特色。比如河南登封县成为著名的武术之乡;山西忻县成为著名的摔跤之乡;广东梅县成为著名的足球之乡等。1954年, 国家体委正式颁布“劳卫制”后, 机关、厂矿、部队纷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达标活动。与此同时农村体育活动也达到了历史高潮, “劳卫制”的颁布和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推广摆脱了器材匮乏的尴尬状况, 农民从此有了自己的体育活动方式。1956年6月, 首届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提出了农村体育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根据农村的实际坚持业余、自愿、简便易行的原则, 积极开展农村体育活动。这次会议还要求, 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体育运动委员会, 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来加强领导。同时还要继续依靠青年团组织领导和开展农村体育工作。这次会议曾使中国农村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体育新气象, 促进了农村体育的快速发展, 也谱写了农村体育发展的新篇章。

二、起起伏伏阶段 (1957—1966)

1957年下半年至1965年,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导致“形式主义”和“浮夸风”盛行;三年自然灾害, 人民的生活极其困难;苏联又背信弃义, 更使我国建设雪上加霜, 我们的体育发展十分缓慢。1958年的5月和8月, 国家体委分别在山东高唐和辽宁北票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现场会, 本想通过树立“红旗”, 掀起学、赶、超运动, 推广农村体育和生产拧成一股绳的经验。但随着后来“大跃进”口号越喊越响, 使农村体育受到不良影响, 不少地区一度停止了体育活动, 有些县甚至撤销了体育运动委员会, 困难时期农村体育急转直下。直到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 国家体委对1958年以来体育工作的失误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并及时调整, 才避免了我国体育工作滑向灾难的深渊。当年的《1962年全国体育工作纪要》要求大力普及体育运动, 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体育锻炼的热潮, 农村体育在曲折中得以恢复发展, 场地设施逐年增多, 活动方式向着多样化发展。

三、动荡阶段 (1966—1976)

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被“四人帮”所利用, 使党和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国的体育事业也遭到空前浩劫。体育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先后遭受迫害, 体育组织机构解散, 刊物停办。贺龙, 这个开创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元帅, 曾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任, 在此期间惨遭迫害致死。在此局势下刚成雏形的“工间操”、“广播操”和“生产操”等体育活动被迫中止。在农村, 大搞“四清运动”, 很多群众自娱性体育活动被列入“四旧”、“封建迷信”, 在大多数地方被严令禁止, 农村体育建设也一度恶化。不过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农村体育有了它特有的一段不同于全国的发展历程, 那就是下乡知青的到来给它抹上了别样的色彩。城市知青人数逐渐增加, 为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骨干。“文革”中, 农村普遍实行的是集体劳动评记工分制, 这种吃大锅饭式的劳作方式, 严重损伤了农民个体的劳动积极性。劳动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 效率很低。可正因为这样的状况, 使整体劳动效率潜力很大, 完全允许部分人有精力和时间组织开展体育活动, 很多队为了组织和参加比赛, 让体育代表队的成员脱产训练, 队员照常评记工分。集体劳动作息时间统一, 便于组织活动;在农民个体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利用社队集体的力量, 可以购买必备和简易的体育用品, 可以规划体育场地, 这就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时间和物质基础保障。利用学校的简易操场进行球类比赛, 成为知青和农村青年经常性的活动。尤其逢赶集和节日, 知青往往汇聚乡镇学校、机关的球场, 进行球类比赛, 有的生产队还特意让知青担任教练工作, 腾出时间组织活动。这样的事情既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也满足了下乡知青的精神追求,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体育起到了推动作用。与当时的全国形势形成了极大反差。事实上当时的农村体育被灌注了太多的政治色彩, 农民无论参加什么活动都要体现自己的政治立场, 严重阻碍了农村体育的健康发展。

四、改革创新中走向法制化的新阶段 (1976.10至今)

1978年1月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 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分清了体育系统的大是大非, 拨乱反正, 也为今后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期间中央通过了很多的文件, 在《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了新形势下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方针、措施等;提出“积极开展职工体育”的要求;提倡“积极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体育”;开展农村体育先进县活动。多种农村体育活动普遍开展。农村体育与职工体育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2年11月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新时期农村体育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措施。1986年又正式成立中国农民体育协会, 加强了对农村体育工作的领导, 促进了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和场地设施的扩建和完善。1995年6月20日, 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同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诞生, 使我国体育事业从此摆脱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为了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2002年加快发展农村体育事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制定了《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 明确了农村体育工作的任务、方针、措施、实施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及场地设施等问题。在法制环境下, 我国农村体育飞速发展。另外, 国家体育局还将2004年定为“农村体育年”, 并开展“体育三下乡”活动, 为农村体育输送了大批人才。2006年,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下, 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 指出我国农村体育工作的重点已从县城逐步转移到乡镇, 已具备了向村庄发展的条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使更多的人把眼光投向了体育, 包括我们的农村体育。

纵观建国60多年来, 我国农村体育从建国初期的星星之火, 发展到今天的燎原之势, 经历了初创基业、曲折发展、十年磨难、改革创新四个阶段。纵然有“大跃进”和“文革”那些荒唐的历史使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度停滞不前甚至遭受重创,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党和国家在发展体育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农村体育要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这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政治保证。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加大国家的财政资金投入, 用以完善农村的公共体育设施为农体育事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此外体育人才的培养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光有设施没有专业的人来管理和指导, 就像光有电脑没有相关的软件那样就失去了电脑应有的意义。只有这些条件具备了, 农村体育事业才能有机会获得长足发展, 农民的素质也会日渐提高, 农村体育事业才具有活力。

参考文献

[1]徐成立.新农村中农村体育文化问题[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 .

[2]方媛.我国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9 (6) .

[3]郁俊.农村体育发展的状况及建议[J].体育教育学刊, 2007 (12) .

篇4：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摘要】信访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在听取人民的呼声和建议、处理人民的的意见和申诉、解决人民的困难、调解矛盾和纠纷等方面發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30多年后的今天，信访制度承担了不同的新作用，信访制度承担多种功能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对这些功能进行协调，分清主次，这也是以后我国信访制度改革和调整的方向。

【关键词】信访制度 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信访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负责一切工作，人民群众有困难找政府解决。此时人民群众、民主党派人士、华侨等通过写信和来访对中共共产党的大政方针政策进行了解，数量大量增加，出现了建国初期的信访潮。信访工作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作为对此次信访潮的回应，中央积极解决这些信访问题。1951年6月7日，政务院周总理主持制定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信访工作的行政性法规，对信访工作作出了系统的规定，标志着新中国诞生后信访制度的正式建立，是我国信访制度的萌芽。从我国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来看，信访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密切党和群众关系的重要方式，通过设立信访制度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解救人民群众的困难，争取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政权的支持和拥护。从1951年6月7日，我国信访制度的正式确立到1978年9月18日我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了，信访制度不断获得探索和发展，信访工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信访工作逐渐走上正常轨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信访工作也在不断进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2005年我国颁布了关于信访工作的专门法《信访条例》，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和法人的信访权利。200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信访工作正在朝着以人为本、注重民意的方向发展。

二、我国建国以来的信访制度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信访的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巩固新政权。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信访的功能不断扩大和完善，对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信访是人民参与政治、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我国实现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人民群众可通过信访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对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我国国家治理提出宝贵意见。2、信访是国家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国家上层获取信息除了从专门的信息部门获得之外还可从信访活动中获取。民众的意见、批评、请愿、建议、申诉、控告等，实际上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国家上层通过这些信访活动得到较为真实的信息。3、信访是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信访为基层的人民提过了一个可以使意见直达上层的通道，在处理信访事件的过程中，国家又向下传达国家的治国理念和宣传国家的政治认同，在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中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认同。4、信访是调解社会矛盾，解决纠纷的有力途径。与行政复议、仲裁和司法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制度相比，信访处理纠纷问题的方式更为灵活，而且成本较低，效率较高，能够较为快捷迅速的处理好矛盾。当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信访为挽救受害人权益提供了维护正义和公平的路径。 具体作用如下：

（一）政治参与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一直积极鼓励人民的信访。信访的形式和内容较之古代相比更为广泛，人民可通过写信，也可来电和走访等多种形式进行信访活动，信访内容可以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等等。人民信访的内容和材料以及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可以成为政策调整的意见和处理行政事务的建议，为政府制定高效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信访是人民参与政治，对国家进行管理，实现民主治理的重要形式。

（二）沟通功能

新中国建立刚开始的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政治沟通作用，注重听取人民通过信访提的“问题”和“意见”，并要求积极做出回应，同时国家借此向社会民众宣传国家的政治价值和治国理念，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维护国家政权的合理地位。可见，信访是国家与人民进行双向沟通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监督功能

我国《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将监督的功能纳入了信访制度之内，要求有关机关和人员要对公开刊载的“批评意见”作出“公开的答复或检讨”，从制度上保障信访的监督功能。公民可以通过信访对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之外，公民还可对公共权力的合法合理使用进行监督，信访监督功能的存在对腐败行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对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廉洁从政具有重要作用。

（四）社会稳定功能

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会有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的将威胁到执政者的执政地位。信访制度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应有的一套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对立的制度设计，也是社会情绪不满的宣泄口和社会安全阀。

总之，信访制度承担多种功能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对这些功能进行协调，分清主次，这也是以后我国信访制度改革和调整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徐继敏.行政信访的功能分析[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8（5）：135-141.

[2]曲广娣.信访制度比较谈[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28（3）：57-61.

[3]杨立新，李洋.中国古代信访制度初探[J].法制博览，2013，（3）：206.

[4]王亚美，陈晋胜.中国信访制度的回顾与展望[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3）：256-258.

[5]曹珊珊，王芸.我国信访制度功能的现状及实现路径[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08-111.

[6]张春照.中国信访制度的历史及现状分析[J].新西部（下半月），2009，（11）：79-80.

篇5：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1)了解新中国科研起步的有关史实，认识党和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本国力量振兴科技事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背景及其产生的重要作用，认识在党的领导下科技振兴的历程

(3)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重大科技成就，知道科技进步在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2 过程与方法 ：

事先布置学生搜集与本节有关的素材，包括图片、文字、表格或音像资料，设计展板。引导学生在罗列和认识新中国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振兴中国科技事业等问题展开讨论，对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的多种想法，及时给予评价。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1)学习老一辈科学家刻苦钻研、奋发图强的精神和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树立为报效祖国而奋发学习的志向;

(2)尊重科学，尊重知识，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主创新的科技要领先世界的价值观念。

(3)通过本课学习，进一步了解新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学习的人生理想。

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

新中国科技成就。要引导学生了解新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及其在增强综合国力中的意义

2 教学难点

科技进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要引导学生通过对现代中国科技进步的史实的了解，加深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的理解。

教学工具

多媒体设备

教学过程

1 引入新课

教师先引导学生回忆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线索：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世界领先;但自1840年以后，备受欺凌，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水平;

然后再让学生阅读引言，了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速制定了正确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科学技术振兴的伟大历程。

2 新知介绍

一、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1、含义

“两弹一星”具体是指：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

2、背景

【探究】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作出“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①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敌视中国;

②60年代中苏关系也急剧恶化;

③美苏争霸，导致世界局势紧张;

④中国面对恶劣的国际环境，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以巩固国防，维护中国的安全，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

【探究】出示下列材料，要求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以活跃课堂。

材料：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

【探究】计算机投影下列四幅图片。

图片1—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图片2—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景象。图片3—大亚湾核电站;图片4—秦山核电站。

思考：你从上述四幅图片中，得到了哪些启示?

思路：本题为开放性问题，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认识以下问题：

A核科学的发展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国防、经济);

B正确地看待核科学的发展;

C我国在核科学的发展中，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造福的一贯立场。

3、成果

二、袁隆平与杂交水稻

【过程与方法】本目内容比较简单，学生阅读教材后，主要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探究】出示下面两则材料

材料1：恺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女孩》。画面没有一点悦目之处，干枯的土地，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一只紧盯着这个孩子、急不可耐要扑向“猎物”的兀鹰。恺文·卡特用一张照片向人们展示了整个非洲的绝望。

材料2：当1967年比夫拉战争导致了大规模饥荒和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之后，非洲的饥荒第一次被报道。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被震惊了：干瘪的乳房犹如枯萎的梨，含在一个骷髅般孩子的嘴中，那里面其实早已没有奶水。为了安慰孩子的饥饿，母亲不得不忍受被吮吸的痛苦。饥饿是来自身体的摧残，但这些照片中的悲惨情景却直逼人心，拷问着读者的灵魂。

材料3：当代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西方世界称，杂交稻是“东方魔稻”。

思考：

1)材料1、2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严重问题?(饥饿和粮食问题)

2)材料3中，中国农民为什么那样说?(邓小平在全国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提高了水稻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

3)据以上材料指出，袁隆平研究的交水稻有何重大意义?(杂交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其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也有助于解决世界性的饥饿问题)

三、计算机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技术

1、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了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2、1983年，我国成功研制出巨型计算机“银河-Ⅰ号”，加速了国家信息化的发展;

生物技术

1、1965年，中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出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 。

2、积极参与人类基因的研究(唯一的发展中国家)。

【课后小结】

篇6：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30年前的重要决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看待建国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是在此种背景下起草的。

决议的起草工作在邓公和胡耀邦的主持下进行，并以胡乔木为首的小组负责起草。整个决议全文共三万余字，总的原则和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分别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了肯定，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对一些中央负责人的是非功过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以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曾经过全党四千多名高级干部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等的多次讨论和修改，反复征求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才定稿的。1981年6月27至29号，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包括对建国32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总结，并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方向。

邓公胡耀邦主持 集思广益 终成决议

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1年的6月底，6月27号到6月30号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的题目很长叫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呢？实际上为了起草这个决议，当时在中共领导人邓公和胡耀邦的主持下，在党内也包括在社会上先是有一个意见草案，然后这个意见草案既征求了党内，也征求了社会上各方面的意见，在整个起草的过程当中，各方面都是各抒己见，发表了很多的意见，因为人们的看法也是不尽一致的。

为什么需要起草这样的一个决议呢？因为我们知道1981年这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历史。就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

纪元，到了1978年年底，在一系列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告别了原来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人们的思想仍然是比较混乱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甚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前，当时在中国有一场非常有名的辩论，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大辩论。

这个大辩论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哲学的问题，牵涉到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对于中共作为执政党，它的指导思想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究竟是要以先验的一些理论，还是用实践来作为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后来它演变了一个政治行动，我们看到后来中国从包括军队、包括各省他们都纷纷表示拥护讨论，也表示拥护观点，支持这个观点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才开始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国策的行程。

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和领导人是非功过

但这个说的是思想认识的方面，但是对于历史问题要怎么认识呢？这方面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社会上，都还是有着很多不同的意见，具体来说包括对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应该怎么认识，如何看待他的功过，还有就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它究竟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应该是如何去评价它。

因为比方说如果对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征集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又在北京举行会议当中，又做了最后的修改，然后就通过了决议。邓公本人他非常重视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因为它认为党应该对中共包括整个国家或者社会应该对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正确的东西当然应该肯定它，错误的东西就要否定它。这样的话就有利于人们摆脱一些历史包袱的一些影响，能够更好的走向现代化的建设。

其中有一些问题，我想这里面展现了邓公他的智慧，因为无论是在党内，还是社会上，人们对于比方说很多重大的历史问题，特别像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位非常重要的领导人，对他应该如何评价，人们的观点实际上不仅是很不相同的，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尖锐的对立的。

首先邓公他还是采用的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功过要清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过不能抵消功，同时功也不能掩盖这个过。我想这是一种非常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邓公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于这些大的历史问题的处理，对他表示宜粗不宜细。

我觉得这可能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因为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只是刚刚开始推行，如何让全国人民摆脱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样一种错误的路线，然后走到一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要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中国虽然是一个后来者，但是中国能不能发扬后发的优势，迅速的改变中国落后贫穷的面貌，通过社会现代化的建设，把中国作为一个强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起来，让中国人能真正的扬眉吐气。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对于历史的问题，做一个我们大体可以接受的一个结论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可能作一个非常细致的，每一个历史问题都来做一个官方的认定，那么更何况当时人们对于很多历史档案，对于很多历史事实也并不很了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决议它就体现了邓公以及胡耀邦他们对于党内认识历史问题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及对于若干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对于中国开国的领袖毛泽东应该怎么样评价，就做出了一个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论述就写进了决议。后来虽然这个决议社会上包括党内都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总体来看，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在中国社会上，人们都是认同这样的一个决议的，然后就在不纠缠于这些对历史问题的争论，而开始了就是摆脱历史的包袱，全力的奔向建设、改变和开放。

我想里面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也是讲的非常清楚的，就是高度的评价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同时也对于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对此也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文件，它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全盘否定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那确实是很深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了1966年，它只是在它的二十几年的时候，因为毛泽东拥有非常高的威望和权威，他发动了这样一场大革命，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打碎了国家机器，打碎了党的机器，一度全国陷入混乱，中国正常的生活秩序、生产建设全部都中断了。

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至今使人想起来非常痛心，而且人们的价值观念也被破坏了，社会上充满了暴力之气，中国人很多传统的美德这种观念都全部荡然无存了。

所以实际上文革真正的高潮就是在1966年到1968那，1968年之后，中国虽然中共各级党组织瘫痪了，政府的功能也瘫痪了，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最重要的是由于解放军，解放军没有乱，所以当时军队实际上是全面接管了中国，国务院在军队的支持下，也还能够逐渐的开始让国家稳定下来，决议讲的很清楚就是文化大革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它都是错误的，它没有什么进步的、积极的东西，这样的一个调子，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盘否定文革。

所以我们今天来回顾这样的一段历史，或者说年轻的朋友们也可以再看一看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觉得这个决议并没有过失，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对于文革，怎么看待文革，这个决议我觉得它所体现的，它的论述或许不够完美，但是它还是应该作为今天我们在认识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当前中国社会可以说社会矛盾很多，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