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论》读后感

《权力论》读后感（共6篇）

篇1：《权力论》读后感

《权力论》读书笔记

班级：管理11-1

姓名：刘鹏鹏

学号：20110500348

5读伯特兰·罗素名作《权力论》有感

很开心在张老师的推荐下，我去购买了《权力论》这本书，并且花了1天半左右的时间将它完整的阅读了一遍。虽然我的理解力有限，仅仅只能领会罗素先生对权力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也足够我受教了。在认真阅读《权力论》的同时，我时不时也想起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且试图运用《权力论》中“对权力的节制”的观点对其进行解读，经过接近两天的时间分析，我似乎在它们之间寻找到了一些联系，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因此我将自己的读书体会分两部分进行阐述，一部分是对于《权力论》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理解和个人感受，另一部分则是我结合《权力论》一些观点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的一个个人理解。具体阐述如下：

从《权力论》的开篇起，罗素就明确指出——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载体，拥有众多的欲望，但在这之中，唯独“权力欲”是最主要的欲望之一。权力欲是人们追逐权力的根源，是产生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因。针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利益才是人不断发展的基本动机的观点，罗素有着自己的见解——“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在罗素看来，拥有权力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与追逐，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之一。权力欲是人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高级需求之一。人的权力欲表现有两种，在领袖身上是明显的，表现为支配他人等等；而在追随者身上则是隐含的，表现为心甘情愿的受领袖支配，追随领袖，并且深刻的感到领袖取得的胜利就是自己的胜利。罗素认为，从宏观角度看，权力的来源方式和大小程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以及财阀统治国家，其权力实施和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教权、王权、民权等诸种权力形式，其来源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从微观角度看，权力服从的根源基本相同。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自人类社会产生起便一直存在，而追随者和领袖们则构成了每个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力关系。那么何为权力服从之根源？对这个问题，罗素指出——“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使人服从领袖而成为追随者的动力在于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服从可以获得安全；而促使人发号施令成为领袖的动力在于因其地位、技能或虔诚信仰而产生的超凡自信心”。基于对权力来源方式的研究，罗素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社会中教权、王权、暴力、革命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多种不同权力形态，详细论述和区分了组织制度下产生的组织权力和因“天赋”或“智慧”等而产生的个人权力。在此基础上，罗素又通过不断考察各种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分别论述了传统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以及暴力的权力之间的不同之处。

此外，罗素更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他明确提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组织与政府对权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他所探寻的并不仅限于所谓“权力制约权力”、“法律约束权力”与“多元社会团体规制权力”等这些政治学层面的一般路径，而是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权力规制方案。他认为，权力规制需要具备4 个方面的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宣传条件以及心理与教育条件。这四个条件需要协同作用，共同制约权力的无限膨胀，以维护民主。所谓政治条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多数人统治并保护少数人的机制，通过实现中央与地方分权、公共部门内部分权制 衡以及促进各种社团的繁荣，来约束公共权力；所谓经济条件，就是指实行民主

性的社会主义，通过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实现对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宣传条件则是指，社会应该倡导言论自由，弘扬宽容精神，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不强求一致；而心理和教育条件则是指，要教育人民避免激动狂热情绪，消除恐惧、憎恨心理和破坏性，要具有理智生活中的科学气质。罗素还对权力行使者加以道德性规劝。他告诫人们要始终把权力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让权力结出善果，首先需要有某种善良的目的。这种目的必须在实现后能有助于满足别人的愿望，而且实现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可使附带的弊端超过目的实现后所得到的良果。在讨论完这三种权力形式的区别之后，罗素话锋一转，进入了下一个更为深奥的话题：权力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形成和实现的。他为此专门安排了一个过渡性的话题，这就是：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对僧侣和国王表示尊敬的传统是传统权力的来源；而恐怖和个人的野心———这些则是赤裸权力的主要来源；新信仰取代旧信仰这是革命权力的来源。

在这之后罗素还讨论了权力与道德的准则，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批判了权力哲学，毫不客气地指出：权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权力哲学在某种明确的意义上却是疯狂的。随后他分析了权力的伦理学——“有权力的人，最终目标应该是促进社会的合作，不是一个团体反对另一个团体的合作，而是整个人类的合作”，“最终统治人类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追求幸福”。

虽然这些想法始终是积极美好的，但罗素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人，他认为仅有这些美好的憧憬与呼声显然是不够的，他在著作的结尾讨论了权力的和缓，指出：“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是权力和缓所必不可少的四个条件。”换句话说，要使权力之兽始终在理想道路上行进，那么必须使用由这四种材料拧成的缰绳。这也就是如何驯服权力的最终解答。

关于近期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会议决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运用《权力论》对权力的节制的一些观点对其进行了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与解读。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进一步压缩政府权力的，释放市场功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它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整个公告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体现本次全会决定的关键性语句，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期许和愿望，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罗素所表达的“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实现自己的复兴之梦。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为严峻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寻租腐败、地方债务危机等问题层出不穷，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其这些问题的根源任然是“权力问题”，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的“权力问题”。为此，中国政界与学界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大讨论———究竟我国经济应该选用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它解答这一困惑，并坚定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全会的决定体现了“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这一精神，在压缩政府权力、释放市场与社会活力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一.限制地方政府不得随意投资；二.严格控制预算，使政府支出受限，尤其是“七大支出”；三.精减政府机构，减少审批特权；四.财权与事权对等，减少作案空间；五.强化监督，建立行政体系外的司法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这些措施实施，能够使我们的政府系统减少贪污腐败的作案空间，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能够使我国目前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为以消费为主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模式，能够使我们的人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带来的利好，实现“国进民进”的宏伟目标。

针对此次全会决定会带来的主要利好，我将以“农民”、“城市居民”和“企业家”三类人群进行重点叙述。对于农民，第一步，通过使农民的宅基地和农地可以流转，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土地进行转卖、租赁以及贷款等来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步，通过进行城镇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解决农民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开放“单独二胎化”，满足广大市民能有二胎的诉求，同时解决“人口老年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征房产税，限制投资性购房行为，减小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控制一二线房价猛增的趋势；建设小产权房，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的购房愿望，同时间接调控普通商品房的房价；对于企业家，首先，限定民营企业不能进入石油、天然气、电信、电网等行业，其他行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甚至包括很多国民关心的金融领域，对此，国家更是决定在31个省市自治区特批31家民营银行；其次，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民营资本及外资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允许国有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和外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法人治理高效灵活的特点及国有企业资金技术雄厚的优势，同时减少经济的行政干预；最后，仅限定外企不能进入粮食、媒体和稀有金属等行业，降低外国资本准入门槛，吸引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和开发，极大的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

诚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全体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愿景，但是，在决定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它依然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遇到极大的阻碍。具体的阻碍，我个人理解主要会是“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较，可能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遇到的阻碍会小很多，主要因为在本次三中全会，政府、各级工作单位与学者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实地调研和意愿采集，并且组织多次工作会议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的不满，对改革的集体诉求越来越浓、越来越一致。因此，本次会议决定一经公布，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在人民群众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然而，相比较以前的任何时候，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却是空前的。由于长期阶级的固化，而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必然奋起反抗。而且在他们之中还有不少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会极大的影响《决定》的实施，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的共同意愿。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然任重而道远，它需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进行，它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实现。

篇2：《权力论》读后感

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 社会 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不依附于土地、国家、教会、以商品 经济 为主的私人自治的领域。社会成员本身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一方面，他们为了培养独立和健全的人格，保留“自律”的充分空间，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我利益，要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并在此过程中监督、制约、评判政府和公共权力活动的合法性。同时，因为参与能力和参与环境的局限，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二元对立，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控，所以也必然要寻求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

分权理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其在《 政治 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1]它们构成政体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罗马混合政体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部分，认为执政官是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具有贵族政治的因素，人民大会是民主政体的因素。这国家权力的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的倾向时，就应受到其它部门的抗拒和抵制。“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它部门的干涉„„”。[2] 近代分权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有孟德斯鸠加以 发展 和完成的。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种。其中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用来指导国家力量的运用以保障该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立法权应属于议会；执行权是负责执行所制定出来的 法律 和继承有效法律的权力，在君主制国家中执行权应属于国王；对外劝是关于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开展一切事务的权力，对外权也应属于国王所有。洛克认为上述三种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手中，并且特别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他说如果由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洛克的分权其实是两权分立，并且他还对司法权的独立趋势和制约作用缺乏敏锐的感觉。

孟德斯鸠在 总结 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既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行政权力和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他认为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3]国家权力是不能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4]同时，孟德斯鸠还主张权力的相互制约。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

美国的汉密尔顿、杰佛逊等人一方面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国家机构的创建和宪法的制定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同时他们又发展了“分权理论”。如将联邦与各州的纵向分权与制衡也纳入分权体系之中，主张设立两院制的国会以使其相互制约并与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制衡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并且为了矫正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所出现的弊端，对“三权分立”理论有过深刻地批判，但他们从未完全否定“三权分立”理论的历史合理性。正如恩格斯所说： 现代 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5]恩格斯还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权制评论说：“在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乱的必然结果就如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直接所有的，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6]马克思在1831年对黑森宪法的赞扬也证明了经典作家对权力制约的重视。他说：“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切 问题 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并且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也不得例外。”[7]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但她在现阶段也只能用代表制作为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这就客观上出现了权力所有的主体与权力行使的主体不相一致的情况，而且权力固有的恶性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完全消除，因此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行不出现违背人民的意志的异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在美、法、英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8]这进一步证明了权力制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

二、权力制约原则的宪法形式体现

（一）权力制约原则在资本主义宪法中的体现

资本主义宪法体现权力制约原则除了通过宪法规范公开或隐蔽地确认“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精神以外，更因各国历史传统、民族状况、政治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差异，造成了反映分权学说的不同政体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1.典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形式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和3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理。在分权方面：根据美国宪法第1、2、3条之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因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权决定全国政策，掌握财政支出等大权；[9]行政权由民选的总统统一执掌；司法权属于法官，他们受到终身任命，并只能因重罪或不端行为才被解职，从而使之能不受报复、没有恐惧地决定案件。为了保证分权原则的实施，根据宪法和惯例，凡在合众国政府下供职的官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不得提出议案，不能出席国会会议，司法独立，法官终身任职，总统对法官有任命权，但无罢免权，议会对法官的任命有同意与否决的权力，但非因法官犯罪而依法弹劾之外，也无罢免权。

在制衡方面，为了保护公民和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美国宪法设计了一个不允许任何权力分支部门掌握全部政府权力，同时又能整体而有效地推进政府工作的权力关系模式。它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有权建议、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有权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等，从而体现了国会对总统的制约。国会对司法机关的制约则体现在：参议院有权审判弹劾案件，有权建议或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有宣告惩治叛国罪的权力，有弹劾审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并撤销其职务的权力。同时，美国宪法还规定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表现在：总统有立法发掘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对立法机关的活动产生一定的 影响。总统对司法权力的制衡表现在：总统有特赦权，有提名并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最后，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应当担任有关弹劾总统案的审判长，因而体现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此外，根据美国宪法惯例，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这样法院也当然获得了制衡立法的权力。

美国式的分权模式对其它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今许多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就沿袭了美国的这种模式。

2.英国式的以议会为重点的分权模式

篇3：浅论权利与权力

权利与权力究竟何为本源, 主要有两种学说, 即权利本源说与权力本源说。

权力神授理论是权力本源说的代表理论之一, 它认为掌权者之权力来源于上天, 人民必须无条件服从, 所谓“天子受命于天, 天下受命于天子”。权利来源与权力, 只有权力才具有最终性。在权力神授的理论支持下, 公共权力往往沦为掌权者私有的权力, 从而肆意践踏人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但是权力本源说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权力的法定化与权利的产生问题;二是把权力的转移误认为是权力的产生。 (1)

权利本源说以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社会契约论的开创者是霍布斯, 经过洛克和卢梭的发展, 该学说成为权力来源的主流学说。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公权力产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对自己权利的让渡。不同的是, 霍布斯认为:“所谓自然权利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 (2) 但是个人转让权利之后, 其权利就不再存在, 而是形成了“利维坦”这样不可侵犯公权力。而洛克认为“每个人对其天然的自由所享有平等的权利, 不受制于任何人的意志和权威”, 人民和国家之间建立契约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权利, “自由是高于一切的基础, 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或者废除自由, 而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 (3) 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对自由的需要, 人们保留一部分权利, 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一是在自然范围内, 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 国家可以做任何它认为合适的事情;二是惩处违反自然法的罪犯。同时, 人民保留着监督权和反抗权, 在必要时可以收回自己曾经让渡的权利, 甚至推翻暴政。卢梭则把契约理解为人们为重获自由平等而创制社会体制的过程, 人们让渡了私权利形成公权力, “人们可以在力量和才智上不平等, 但由于约定并根据权利, 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 (4)

尽管有所不同, 但无需置疑的是社会契约论认为权利具有先天性, 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当然地享有自由平等等权利, 当人们通过契约转让权利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福祉时, 便产生了国家,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让与。

二、国家权力的特征决定其必须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

(一) 双刃性

权力来源于权利, 正如社会契约论所论述的那样, 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将权利让渡给第三者来组织结构、管理社会秩序, 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来源。公共权力整合了大量的社会优势资源, 其能力远远超出个人, 能够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 实现最优配置, 从而保证公民利益的最大化。

(二) 不确定性

权力如何行使离不开主体的意志, 而意志则具有自由灵活的特点, 掌握权力者的意志往往被认为是权力本身, 博登海默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 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 面临着超越正义和道德界限的诱惑。在个人的生活中, 权力欲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这取决于有关个人的特有品质”。 (5) 将希望寄托于掌权者的政治道德修养未免过于渺茫, 而且又增加了权力的不确定性因素。具体到国家权力机构内部, 依旧可以发现权力边界存在含混模糊的现象, 甚至在权力向现实的转化过程中, 由于下级蒙骗、语意曲解等原因使权力的运行和原本的设想相差甚远。这样的不确定性很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滥用和权责部门间相互推诿。但是, 这些不当之处对于国家权力的存在而言是无害的, 国家权力不会因为其被滥用而自动减少, 也不会因其被合理使用而自动增加。相反, 国家权力的不当行使会直接侵害到公民的权利。因此, 运用同国家权力相对的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是必要的。

(三) 强制性

韦伯说:“权利就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行为上的能力。”它是建立在惧怕基础上的, 一个人如果不服从的话就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 以军队、监狱、法庭等为代表的国家暴力机关为权力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后盾, 都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存在着迫使他人服从的力量。强制力是保障权力顺利运行的有效手段, 但是强制力并不构成权力合法的基础, 相反, 其暴力性和破坏性以及权力滥用的后果的严重性值得警惕, 并应受到制约和监督。

(四) 用益性

权力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利益, 拥有权力的人通过权力谋取好处, 但权力本身并不会减少, 这样的无成本性使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人们对权力的迷恋, 本质上是对权力所能带来利益 (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的迷恋。当权力被正当运用时, 会取得正面效果, 问题在于, 面对如此诱惑, 权力自然容易被异化、被寻租, 此时就会导致腐败———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这样, 本来应该被社会劳动者分配的财富总量就会减少, 社会公平就会受到损害。因此, 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可以说是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

(五) 扩张性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要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6) 法国哲学家马里旦也指出:“每一个强有力的东西总有越出它本身范围的本能倾向, 因而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 权力机构总倾向于不断扩大自己。” (7) 权力拥有强大的强制力, 权力行使者对其相对人的控制是轻而易举的, 而权力的用益性则使权力对握有权力的人产生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所以, 掌权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权力, 所谓“得其一则思其二, 永无休止的权力欲望, 是人类共有的倾向。” (8) 正如上文所说“权利乃权力止步之处”, 权力的扩张, 其后果就是权利的减少, 二者此消彼长的关系决定了权利在权力制约道路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公共权力的内在矛盾决定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

公共权力自诞生之日即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内在矛盾———公共权力被全社会共有而只被极少数人掌握。 (9) 不可能每个公民都直接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 因此, 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 其目的就在于由国家来为公益服务。归根到底, 无论是多么民主的社会, 实际参与国家管理中行使权力的只是少数人。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民应该做一切他做得好的事情, 那些自己做不好的事情, 就该由代理人去做”。 (10) 公民作为国家权力的原始所有者, 让渡的只是权力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在实际生活中, 权力掌握者所追求的利益和权力所有者所追求的利益难免存在不同, 二者的差别致使权力的运行模式未必如同人们所期待地那样一帆风顺地向着人民的利益方向前进。要使每位公民都能获得表达意愿的机会, 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必须加强权利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和控制, 不能放任自流。

公民对于充当其权利行使代理人的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 显然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上文所论及的矛盾还存在进一步加深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高度精细化, 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共事务, 必定需要一些高度职业化的高素质管理者, 才能对社会领域的各方面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 而权力行使的职业化会拉大掌权者和人民之间的鸿沟, 高标准严要求的职业准入机制会把普通公民排斥在权力行使之外。缺少权力原始所有者的监督, 更容易形成权力垄断、异化和滥用, 降低政府的服务水平,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 更显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性。

摘要：国家权力的扩张必然会损害公民的权益, 因此, 必须有效地制约权力以保障公民的利益。从权力的来源上看, 权力源于权利, 因此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具有根本性, 同时它也是宪政发展的必然结果, 体现了人民对国家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权利,权力,制约

注释

11陈顺清.论以公民权力制约国家权力[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05.

22[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M].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97.

33[英]洛克.政府论 (下) [M].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17-36.

4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34.

5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362.

6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燕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68.

77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87.

88[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M].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72.

99 谢佑平, 江涌.论权力及其制约.

篇4：试论权力滥用与权力控制

关键词:权力;权力滥用;权力控制;科学民主

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此,在权利使用与控制过程中,既要防止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又要注意权力控制,防止权利软弱无力,一盘散沙。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必须灵活运用,做到善用权力而不滥用权力,建立科学、民主、集中的管理模式。

一、权力滥用与权力控制是矛盾的统一体,权力滥用是以权力控制为基础的,权利控制又为权力滥用推波助澜作用

权力滥用是指权力拥有者在行使权力与控制权力过程中,超越权力界限和范围,造成他人或国家、社会、集团的利益遭受损害,以满足自身越权、越位目的的行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权力滥用表现为权责不明、职责不明、没有程序、办事推诿、枉法裁判等行为。古代帝王将相滥用权力的比比皆是,将权力当作只身控制他人的法宝,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造成了不断的社会大动荡,权力更迭,朝代更换。当时皇权高于一切权力,统率一切权力,是一切权力之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权威为一体的绝对垄断权力的皇权,造成了权力失去控制,权力滥用,疏于朝政、昏庸不堪的昏君不思责任,闹得当时或往后的“家”破“国”亡而令天下人扼腕。自古以来,以权谋私是滥用权的主要表现,如玩忽职守、徇私枉法、中饱私囊、挥霍公款、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卖官鬻爵等。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掠夺或交易,这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为权力滥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二、严防权力滥用,规范权力运行,建立科学、民主的管理模式

制约权力滥用是一个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多层次、全方位构建,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致力于教育、监督、制约、惩戒为一体的建设,方能收到明显效果。

(一)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权力始终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就一个人,辉煌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人生处处是考场,权力考场就是领导干部面临的一个最严峻、最现实的考场,稍有不慎就会走弯路,就会面临权力失控的状态。掌权者要时时刻刻想到权为民所用,决不能变成谋取私利的资本和工具。要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思想认识、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要时刻把握住自己,自己独处或与生活圈、社会圈的人在一起时要做到严格自律,在“慎微、慎独、慎权、慎欲”上下功夫,力戒金钱欲、美色欲、名利欲、享受欲,不为灯红酒绿所动,不为金钱美色所惑,不为官位名利所累,始终保持良好的品行和高尚的情操。坚持做到认认真真办事、堂堂正正做人,做到自尊、自爱、自警、自律,不拿原则作交易,不用职权谋私利,在人事安排和干部管理中,不吃请,不收礼,严格按原则程序办理。凡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要求他人不做的事自己首先不做,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坚持作风清气正的带头人。在管住自己的同时也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不参与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不谋取任何的不义之财,不做任何损坏他人之事,做一个有益于家庭、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

(二)建立科学、民主的管理模式

第一,民主管理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基础。决策失误,并不是疏于思考,而是思考不到位,没有集思广益,致使决策内容不完整,顾此失彼,或者决策行为没有约束,领导层凭所谓的灵感和直觉决策,用拍脑袋代替科学分析论证。民主管理就是让广大人员参与决策,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基础。民主管理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让广大人员参与决策,可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升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为决策的实施取得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遇到困难时,他们会想尽办法去克服,用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决策的实施和贯彻;二是民主管理让更多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可有效地避免领导个人知识的局限和价值观念的偏见,进而提升决策的质量,减少决策的失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第二,科学决策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关键。决策科学与否,关系到制约权力控制的关键。只有决策正确、决策科学,才能保证权力正确应用。现实中许多鲜明生动的例子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企业管理的关键在生产经营,生产经营的中心在决策,科学决策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快速发展的关键。

第三,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离开了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就失去了意义;离开了民主管理,科学决策就无从谈起。要不断强化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程序,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决策,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同时,决策前,充分发扬民主,人人有发言权,人人可以行使民主管理职能;决策后,每个人都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增强整体意识,自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保证管理系统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企业建立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不但要建立“四个运行体系”,即:董事会决策体系、以总经理为中心的生产经营指挥体系、以党委为核心的保证服务监督体系、以职代会为主体的职工民主管理体系,完善与“四个运行体系”相配套的领导调研制度、党员议事制度、联系群众制度、专家咨询制度,调动干部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同时还要抓住重点、多管齐下,推动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积极有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被滥用。

(三)光明磊落,自觉接受监督

古今中外许多鲜活的案例表明: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和丑恶现象;干部拒绝监督,早晚要出问题,甚至出现更大的问题;权力暗箱操作,往往弊端丛生。近期重庆文强案就是权力失去监督导致腐败的最明显的例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透明下公开,才是最有效的监督。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要自觉接受监督、接受监察。这种监督、监察对领导干部既是一种约束,又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信赖。通过监督打个招呼,才能增加自身约束力,才能不会犯错误;通过监督提个醒,就能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错误。否则,失去监督、失去约束,权力就会无限膨胀,最后出现恶性事件发生。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权力控制欲比较强烈的一把手,更要把自己置于监督之下,勇于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企业要坚持和落实好职代会制度,突出加强员工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审议、对企业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和监督,要加强和积极推行政务、企务公开,定期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监督。领导干部还要积极推行招标比价工作,对大宗物资、大型设备、重要工程、施工项目采用比价招标制,公开招投标,合理选择、确定供应商,对供货渠道和进货程序进行全面监督,不但降低物资采购成本,更重要的是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转,通过各种形式,征求意见,改进管理,堵塞漏洞。

(四)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权力监督的制度

制约权力滥用必须靠制度作保证,通过制度才能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监督的重点应放在对“一把手”的权力动作上,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应围绕防止和制约“一把手”滥用权力而进行。首先,要建立权力责任制度,明确领导干都的权力范围和其应承担的责任;其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完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日常监督全过程管理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广泛听取各级领导和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全面了解干部德、能、勤、绩、廉和群众公认程度,搁置争议、求同存异,集体决策,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树立“重政绩、重实践、重公论”的良好干部任用导向,努力使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结构得到优化、作风切实转变;第三,要建立权力报告制度,促使领导者主动接受上级组织的监督,按照“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方针,积极探索干部监督工作的新机制;最后,完善以权力监督和制约为根本内容的权力运作制度。把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使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原则面前不让步,清清白白当“官”,勤勤恳恳工作,公公道道办事,正正派派做人,防止和清除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滋生。

三、结束语

篇5：论宪法权力

秦前红* 程关松**

内容提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公共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公共权力 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在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将公共权力转化为宪法权力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是人类政治行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公共权力 宪法权力

一、公共权力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中，人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也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物，人总是实践着的、现实的人，即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人们不断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内化为个体的特质并将这种特质对象化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调节社会行为规律性的实际存在的机会”②首先表现为习惯，约定俗成之后则转化为习俗。“习俗的稳定性基本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谁要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他的行为就‘不相适应’。③然而，习俗“是一种外在方面没有保障的规则”。④在由习俗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权利”和“义务”融为一体，主体权利尚未出现，个体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

随着分工的发展和财富的不断积累，财产观念、占有意识和主体权利开始出现。⑤原来的习俗已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的需要，社会规则必须经过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行为‘理性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用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①利害关系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调节规则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谁要是不以他人的利益为自己行为的取向――没有‘预计’到别人――，惹起他们的反对，或者得到一种他本来不想得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效果，因而就有损害自己利益的危险。”②尽管以利害关系调节社会关系比以风俗调节社会关系更具约束力和有效性，但其只以个体权利为指向，义务并不是这种调节方式必需考虑的维度。一旦个体偏离这种规则，权利冲突开始出现，停滞或“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③状态将形成。人类行为“理性化”的.过程要求人们“在相互之间发展和维系双赢关系的路数，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秩序”。④未来的规则既要有内在的约束，又要有外在利害关系的形式，同时还必须有一种有效的保障，以使人们在实现自己的权利的过程中，首先考虑到义务的普遍履行，否则，将产生不利于己的现实后果。这种规则就是法。“文明时期开始以后，希腊人、罗马人、希伯来人最初的法律，主要是把由于前辈经验而体现在风俗习惯里面的东西履行一道法律手续而已。”⑤至此，社会规则获得了它的普遍形式。为保证这种规则的适用，必然从社会中分化出一种特定力量以保障人们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维持这种力量的主体必须居于超然地位，同时又须有足以维护权利义务的社会权威。因为，“没有一个人被准许审理他自己的案件，因为他的利益肯定会使他的判断发生偏差。”⑥为保证法的适用，社会便分化出一种特殊的力量――公共权力。重复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共同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⑦“‘法’这个概念，有一个强制班子的存在，是决定性的。”⑧

自从公共权力出现以后，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利益行为模式开始转化为权利――权力――利益行为模式，个体――社会关系转化为个体――公共权力――社会关系。在权利――利益行为程式中，权利的行使表现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实践关系，其遵循一种内在自我约束的方式而对个体行为进行调节。这种法则可以表述为“‘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这无疑是把责任加于我的一条法则；但仅就这个责任而言，它根本不能期待我，更不是命令我应该用这些条件来限制我的自由。”①然而，公共权力的出现，使得原

篇6：论控制权力腐败的方法

行政管理1班

谭亚 201007064016

摘要：最近几年，纵观全国，存在不少贪污腐败案件震惊社会，许多昔日权倾一方、呼风唤雨的党政高级领导人成了如今的阶下囚，有的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缓和死刑，令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我国反贪污腐败的决心，不禁拍手称快。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在众多真实的例子面前，仍然有官员步落马官员的后尘？为什么这些官员愿意走进违法犯罪的危险地带？这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反腐工作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个政党若想保持自己的长期领导能力以及领导效率，那么久必须保证本党是具有活力的、诚实的政党，而不是沦落为衰落和贪污腐败的政党。所以控制贪污腐败就成为了一个党必须做的事情，若解决不好反腐倡廉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作为后盾，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关键词：权力； 贪污； 腐败； 廉洁

一、权力腐败

权力腐败是指公共权力拥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谈到腐败，就不得不谈贪污，一般来说，贪污与腐败是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官员们拥有公共权力，他们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贪污，同时也是权力的腐败。例如：原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其严重违纪问题于2011年2月12日被中央组织部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由此落马。刘志军其人，利用自己的各项职务包容其弟贪污、杀人等罪行，他自己也滥用职权帮助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丁羽心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贵重物品，金额达数十亿元。

刘志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利用自己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当然我国所存在的不只是刘志军一人，贪污腐败现象比较普遍。官，无论大小，只要是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们之中总会有一部分人利用此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二、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历史原因 我国是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虽然如今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仍有许多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例如：官本位思想。许多官员在自己的部门内独断专行，搞个人崇拜，党内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诸多问题也导致了一部分官员敢于行贿受贿，因此贪污腐败的现象屡禁不止。

（二）个人思想原因 一是极端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一些官员将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公共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二是拜金主义：一些官员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而且至死不渝的坚持，为了钱敢于铤而走险，甚至不惜违反党纪国法。三是享乐主义：认为自己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就应该使生活变得更加富裕，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完全将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指导思想抛诸脑后。

（三）社会体制原因 一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党政部门直接掌握相当部分社会资源支配权，因而使一部分掌握着这些权力的官员有贪污的有利条件。二是在政治体制上存在诸多问题，权力高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监督，党外政治民主又不充分，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体系和机制。三是在法律体制上还不健全，对权力缺乏制约，司法没有从党政权力中独立出来，很难有效地制约权力，法律法规的制定也相对落后，造成不依法办事、权大于法、以罚代法的现象，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控制权力腐败的方法

（一）加强党内的思想建设

一是提倡以德倡廉 通过道德教育倡导廉洁之风，树立廉洁意识，从而在思想上抵制、铲除贪污的念头，最终达到使人不想搞贪污腐败。德是人的“天命之性”，或者说，德就是将人之所“得”于天者体现于身。道德是维持人类良好品质的重要武器。二是倡导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顺应人性自然，谋求社会功利，强化道德意识，使官员们坚守“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最终把思想意识上升到到“终于国、耻于贪”的高度。三是贯彻《廉政准则》 2010年初，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廉政准则》，它是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其中8个方面“禁止”和52个“不准”，涵盖了行政权力行使中极易滋生腐败的各个领域，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问题、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问题、浪费挥霍等干部作风问题。可以说，《廉政准则》明确了当今社会各种可能产生腐败现象的源头，明确地将令行禁止的标识牌立在了各个危险的关口，从而杜绝想要钻准则的空子的想法，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二）提高党内公职人员的薪资待遇

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结合体，党内公职人员也不例外。我们想要官员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人”的职能、为社会做贡献时，当然也不能忽视其“经济人”的本质，如果不把他们当成一个正常的“经济人”来看待，他们就会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另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不再是第一代领导人经历的那种——为了在斗争中求取生存而准备牺牲一切的水深火热的时代。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消费的时代，而且，公职人员也是普通人，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也要得到经济上的保障，否则就会容易产生贪污腐败的现象。因此我国应该在适度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内公职人员的薪资待遇。

（三）建立健全监督体制

一是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 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有效地防止个人专断现象。二是要拓宽民主渠道，加强群众监督 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开辟更多的渠道让群众有说话，能说话的地方，切实重视他们的意见。三是加强相应的舆论监督配合 掌权者的不良行为会被及时公开，以此达到揭露的目的，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环境。那么，这就需要各种新闻媒体发挥好其监督的职责，当然这也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对此进行保障，使各种新闻媒体毫无后顾之忧。四是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综上所述，要在思想上使得公职人员不想搞贪污腐败，在薪酬上使得公职人员不必搞贪污腐败，在监督机制上使得公职人员不敢搞贪污腐败。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才会彻底消灭贪污腐败，才会最有效地控制权力腐败，由此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一个廉洁的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