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清单

政府权力清单（精选九篇）

政府权力清单 篇1

关键词：政府权力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政策导向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首次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两次提到“权力清单”, 第一次是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题目下提到, 要求“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 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第二次提到权力清单是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题目下, 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 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国务院积极落实和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要求“将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 以清单形式明确列示出来, 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5月12日国务院批准《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 国务院将2015年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 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方案》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该《方案》寓意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从中央到地方“分头分层级推进”的一项任务。据此, 政府权力清单被制度化了。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不仅规范了政府权力清单的内容, 而且是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政策导向。研究政策导向是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前提。

一、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近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持久而深刻的革命, 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从战争走向和平、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一种普遍性规律和世界潮流。”根据2004年袁曙宏教授归纳, 我国依法行政的发展, 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年-1989年) 是以依法“治事”为中心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 (1989年-1996年) 是以事后对公民权利救济和行政权力监督为重心的发展阶段和全方位规范;第三阶段 (1996年-2004年) 是监督行政权运行过程的全面推进阶段;第四阶段 (2004年-2014年) 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阶段;第五阶段 (2014年-至今) 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阶段, 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为标志,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深化推进依法行政的形式之一。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进一步“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合法行政,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的“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 “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 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这是深化推进依法行政的重大举措。

二、进一步发展了行政公开和高效便民的原则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并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 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公开制度的具体化, 是深入推进行政公开和高效便民的举措。

政府权力的公开立法依据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但是《条例》并没有规定一定以清单的形式公开, 以清单的形式公开更有利于权力的全面、透明和监督, 政府权力清单不仅仅是职权公开形式上的具体化,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条例》的发展, 主要表现如下。

1.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要求全面公开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权力, 特别强调行政职责的公开。

这客观上扩大了《条例》规定的公开范围。如《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1)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2) 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3) 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4) 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显然, 《条例》中的主动公开范围不包括行政责任的公开。

2.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细化了行政职权目录。

政府权力清单目录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的方式分类行政职权, 而《条例》只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没有将行政职权类别化的规定。

3.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增加了对清单内容的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督机制。

《意见》还规定了对清单内容的审核, “地方各级政府要对其工作部门清理后拟保留的行政职权目录, 按照严密的工作程序和统一的审核标准, 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需修改法律法规的, 要先修法再调整行政职权, 先立后破, 有序推进。在审查过程中, 要广泛听取基层、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审查结果按规定程序由同级党委和政府确认。”《意见》规定对清单事后的监督, “权力清单公布后, 要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等, 及时调整权力清单, 并向社会公布。对权力清单未明确但应由政府管理的事项, 政府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 需列入权力清单的, 按程序办理。建立权力清单的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而《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第三十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综上所述,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扩大了《条例》规定的信息公开的范围, 还将行政职权细化和类型化, 并增加了对清单内容的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督机制, 这不仅提高行政职权的透明度, 更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强化行政权的自我监督和制约机制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本质上是行政权的自我控制。依据行政权自我控制理论, 行政权自我控制是一种自律性控制、主动性控制、机制化的控制。在现代法治国家, 权力的自我控制更加重要。行政权的自我控制, 有利于降低行政权控制的成本;有利于建立行政权的良性运行机制;能够使行政机构体系树立起为全社会积极主动服务的信念。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对行政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制度设计, 通过政府权力清单的公开实现了行政权力的透明和接受公众的监督,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权自我控制的过程, 即行政权的自我监督和制约。

中央政府首晒权力清单 篇2

为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并听取社会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对各部门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等工作进行部署。专家认为，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更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通知指出，各部门要于近日在门户网站公开本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公开内容包括：项目编码、审批部门、项目名称、设定依据、审批对象，以及收集社会各界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意见的具体方式等。各部门分别公开后的一定期限内，国务院审改办要在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开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汇总清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也将适时公开汇总清单。

通知强调，各部门不得在公布的清单外实施其他行政审批，不得对已经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以其他名目搞变相审批，坚决杜绝随意新设、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等问题。对违反规定的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同时，对国务院此前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落实到位，及时清理修改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通知要求，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认真收集并研究清单公开后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一步梳理本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对取消或下放后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加大取消或下放力度。要改革管理方式，向“负面清单”管理方向迈进，清单之外的事项由市场主体依法自主决定、由社会自律管理或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依法审批。

解读

明确权力清单可锁定改革目标

规定：各部门在门户网站公开本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

解读：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权力”一词虽然熟悉，但又很抽象。专家表示，其实，行政审批就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现，而此次国务院各部门公开这个目录，就是要把中央政府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在阳光下“晒一晒”。

“公开权力清单是建立阳光政府的重要步骤，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说，亮出“清单”，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众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

此外，明确的权力清单也使推进多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摸清了底数，进而锁定改革的目标。

专家表示，长久以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家底不清”的问题，简政放权常常是这边减、那边增，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甚至变成“数字游戏”。

“例如有的审批项目本来是不存在的，有的审批项目从来就没有人申请过，有的项目又存在多部门交叉，这些情况都会造成审批项目总数的模糊不清。”董克用说。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去年10月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形成中央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目录，锁定改革的目标，让全社会监督，这是推进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起点。

防止既得利益部门不肯“割肉”

规定：各部门要认真收集并研究清单公开后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加大取消或下放力度。

解读：专家表示，改革进入深水期后，容易改的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在这个阶段，就要集合各方智慧，精简出真正需要审批的项目，而向社会亮出“权力家底”就是开门搞改革，是对改革的深化。

“公开不是最终目的，公开是为了让百姓、企事业单位进行反馈，这些项目该不该由政府审批，以及如何才能让审批更加便捷高效。”董克用说，“公开，也有利于防止部门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肯‘割肉’。”

打开教育部官方网站，在首页就能找到《关于公开教育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的公告》。对于公告附件中所列的“高等学校教授评审权审批”，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大学教授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职称评定应当是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一部分，教授评审应当由高校自主，因为不同的学校对教授的评定标准不同。”这位教授认为，这并不符合当下的改革方向，这样的审批事项是否需要改革，就应该征集各方意见。据新华社

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截至昨晚10时，据记者统计，除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外，75个国务院部门中，有47个部门公布了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占总数的62.7%。这47个国务院部门共保留了1031项行政审批事项。

【进展】

发改委行政审批项目减至25项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十八大作出的重大决策。2014年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

自马年新春伊始，各部门就逐渐在网上公布了其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2月13日，文化部、财政部率先公开。2月17日，达到了井喷式的增长，当天26个部门晒出了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昨日，记者统计了除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外，75个国务院下设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截至昨晚10时，共计47部门公布了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占总数的62.7%。这47个部门共保留了1031项行政审批事项。

国务院下属的25个组成部门中，已有包括财政部、工信部等16个部门公开了其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共计373项。其中，发改委行政审批项目减至25项。

目前，已公布的47个部门均在其官网公布了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以便社会各界反馈。

【盘点】

国资委仅1项 国税总局达87项

在47个部门中，目前保留行政审批项目最多的则是国税总局，达87项，而其审批对象多为“纳税人”。而国家林业局以76项紧随其后，其中包括“进入林业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事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拍摄影片、登山等活动审批”。

在已公开的政府机构中，保留行政审批最少的是国资委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二者均仅有1项。国资委的项目名称为“中央企业政工职称评审审批”，属于非行政许可审批，审批的对象则为中央企业。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则是针对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其审批的对象为“港澳新闻机构、港澳记者”。

此外，国家地震局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也仅保留了3项。其中，国家地震局的3项审批类别皆为“行政许可”，如“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资质认定”。而国家民委保留的3项均为非行政许可审批，涉及“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审批”等。

【对比】

文化部取消下放审批项目近7成

2月14日，国家铁路局在其官网晒出了“公开取消和保留的铁路行政审批事项”。据该通知，自2013年铁路实行政企分开，国家铁路局先后取消11项行政审批事项。而目前仅保留8项，取消项目约占6成。

国家铁路局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包括先后取消11项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开行客货直通列车、办理军事运输和特殊货物运输审批”、“铁路工程及设备报废审批”、“铁路日常清产核资项目审批”等项目。对此，国家铁路局表示，对已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而目前保留的8项行政审批事项则包括“铁路旅客票价率审核权限”、“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审批”等。国家铁路局认为“依法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主要涉及直接影响铁路安全的关键设备和市场准入的关键事项，直接关系到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文化部目前仅保留4个行政审批事项。2013年初，文化部共保留13项行政许可类审批项目和12项非行政许可类审批项目。过去一年，文化部对原有13项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取消3项，下放6项，保留4项，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比例占69%。

【热点】

“转基因”列农业部审批项目首位

在农业部2月17日公开的46项行政审批事项中，第一个审批项目即与大众关切的农业转基因有关。这项名称为“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经营和进口审批”的项目，又分了8个子项目，而审批对象则涵盖了企业、事业单位、中外合作、合资或者外方独资单位。

该审批项目涵盖了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材料入境、境外贸易商申请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等方面的规定。

具体来看，其中第7子项为“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直接用作消费品”。要求境外公司向中国出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用作加工原料的，应当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而申请企业需符合条件并通过安全评价的，才可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权力清单”再定政府边界 篇3

一年来，李克强数次强调权力清单制度。而其所指向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成为过去一年中央政府着力最重的领域。

2月11日，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说，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被舆论解读为中央政府申明依法治国和市场主体的决心。

一年改革，任务完成过半

从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已达362项。仅用一年时间，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完成过半任务。

回顾2013年新一届政府的简政放权，可谓紧锣密鼓： 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承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明确量化目标的改革承诺历年少有。

一个月后，国务院会议决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重点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对取消审批的事项，要相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

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等12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和国务院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到6月19日机构改革涉及的新组建部门“三定”已全部完成。在这些部门“三定”中又取消和下放了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审批事项或被取消、或被下放。

9月25日，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75项行政审批事项。

10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例如，会议决定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等。

2014年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项措施。一是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二是清理并逐步取消各部門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三是重点围绕生产经营领域，再取消和下放70项审批事项。

2月20日，国务院决定主动晒出“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

截至目前，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一年时间完成了6成任务，下一步需要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约205项。

发改委占比最大

截至2014年2月底，除了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外，国务院系统的76个相关部门，有 47 个公布了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占总数的 62.7%。这 47 个部门，共保留了 1031 项行政审批事项。

在这 76 个部门中，包括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近 50 个部门，已经在各自官网挂上了“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各个部门的权力职能历历在目。

一年来，在所有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中，国家发改委所占比例最大，有14项审批权被取消，12项审批权被下放。另外，国家能源局也有2项审批权被消，而且有关企业投资非主要河流上建设的水电站项目、投资风电站项目等审核权利都将下放到省级主管单位。

不少部委审批制度改革项目超过一半。比如国家铁路局，自 2013 年铁路实行政企分开，先后取消 11 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前仅保留 8 项，取消项目约占六成；又如体制改革的重点部门文化部，对原有13项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取消 3 项，下放 6 项，保留 4 项，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比例近七成。

一向壁垒森严的电信领域改革，也出现积极变化。两周前，工信部取消和下放了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等7项行政审批事项，这将有利于从体制机制上给市场主体松绑，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创业的积极性。

此次取消的行政审批还包括“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认定”、“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经理人员资质评定”和“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认证和监理工程师资格认定”等。这是工信部公布的第四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此前3批共取消和下放了10项行政审批事项。

不过，在大批部委晒出权力清单的同时，仍有少数部委没有加入其中。在尚未公开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的21个国务院系统相关部门中，约14个不涉及行政审批，如监察部、审计署等3个国家部委，以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办事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

其余7个未公开的部门，有外交部、国家安全部，以及国务院5个下设机构，其中不少掌握较为重要的审批权，如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开始推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经营场所登记条件，被形容为“一元钱可以开公司”。但目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尚未公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权力清单定边界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早在十几年前便已经起步。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行政审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自2002年开始，中央共进行了六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改革：2002年10月，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789项行政审批项目；2003年2月，国务院取消406项行政审批项目，改变82项行政审批项目的管理方式；2004年，国务院取消和调整495项行政审批项目，2007年10月9日，国务院取消和调整186项行政审批项目；2010年7月4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184项；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

这六批改革，共取消2016项行政审批项目，调整超过440项（第一次未公布调整数量）。

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颁布。从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着手行政许可法的调研、起草工作，并形成行政许可法征求意见稿，到2004年颁布，立法过程历经8年。

此前，行政审批设置过多过滥、程序繁琐，很多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损害公民权利的制度，有些行政机关将行政许可作为权力寻租的手段。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审批的范围明确界定，规定只有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比如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

对有行政许可的设定权，该法也从严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法定条件设定行政许可。其他部门，包括国务院系统各部门都无权设定行政许可。

有学者就此认为，行政许可设定权上收表明，国务院下定决心要改变和限定部门自我授权、扩大权力的现象。相比前几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此轮改革不仅在密度和力度上空前加大，更是首次采用“权力清单”这一概念。

政府权力清单 篇4

一、制度化的政府权力清单的法律定性

(一) 制度化的政府权力清单的涵义

政府权力清单是政策术语, 这里也称为制度化的政府权力清单 (以下简称“政府权力清单”) 。政府权力清单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其享有的行政职权类型化并以目录形式编制成清单。可以从以下几点理解其内涵:一是清单的编制主体, 它是清单上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二是清单上的行政职权, 它是法定职权。三是清单上权力类型, 它是以行政行为的种类划分的类型。四是清单的内容, 它包括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

(二) 政府权力清单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定性

从形式和内容上看, 政府权力清单的法律性质是规范性文件, 这种定性既尊重了政府权力清单的特征, 也符合行政法律规则, 而且确定了其法律地位。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对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和内容做了具体要求, “将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 以清单形式明确列示出来, 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

1.政府权力清单是行政执法的行为规范。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 指出政府权力清单中涉及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政府权力清单涉及行政规范的各个要素, 即行政主体、行政职权与职责、行政程序以及行政监督, 使行政执法依据更明确、更完整。

2.政府权力清单是清单形式的行政职权目录, 如行政审批目录、投资审批目录、收费目录等都是权力清单。目录是将政府权力清单上的行政职权进行编号和类型化, 目的皆是使立法规范的行政职权更清晰。依据《意见》规定, 权力清单明细包括名称、编码、类型、依据、行使主体、流程图和监督方式。目录形式的政府权力清单使权力更透明、更便民。

3.政府权力清单是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制定的决定、命令, 其内容是关于实施行政职权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根据我国宪法和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有权发布决定、命令。行政法学将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决定、命令定性为行政规范性文件, 其文本的名称和形式表现为多样化, 如《答复》《函》《规定》和《决定》等。政府权力清单虽然以《职权目录》的形式, 但它是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行为规范, 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因此, 将政府权力清单定性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十分适当, 而且政府权力清单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照抄和列举。因为政府权力清单必须经过“梳理”“清理”“调整”和“取消”, 最后还要通过“审核确认”才能完成, 这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法律行为, 是出台一个新的规范性文件。

二、制度化的政府权力清单的分类

为了客观地认知政府权力清单, 本文试着以行政权的不同角度特征为标准, 对政府权力清单进行分类。

(一) 地域角度

可划分为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权力清单和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清单。由于中央政府管理全国性的事务, 其行政职权具有管理重大、杂和综合性事务的特征, 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性事务, 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不同, 就产生了中央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和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划清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边界是个难题, 也是制定上述两个清单的前提。

(二) 行政权限的性质角度

可划分为一般权限的政府权力清单和部门权限的权力清单。前者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清单, 后者是指工作部门的权力清单。我国的一般权限的政府权力清单应再具体划分为省政府权力清单、市政府权力清单、县政府权力清单和乡政府权力清单;部门的权力清单应再具体划分到每一个工作部门, 如公安、税务、工商、教育、环保等部门权力清单。《意见》规范的就是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的权力清单。

(三) 行政职权类型的角度

可划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的政府权力清单。《意见》规定“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可参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的分类方式, 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统一规范的分类标准, 明确梳理的政策要求;其他类别的确定, 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实践中一般不用于划分政府权力清单的种类, 因为往往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包括多个行为, 所以往往以一级政府或一个工作部门制定一个权力清单, 其中包括多个行政执法行为。

(四) 行政权的种类角度

可划分为政府事权清单、政府人事组织权的清单和政府财权清单。行政事权也就是行政权管辖的事务范围。按照管辖事务的不同, 可将事权划分为外交权、军事权、治安权、经济权、文化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 政府事权清单还可以细分为外交权、军事权、治安权、经济权、文化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权力清单。按照地域划分, 政府事权清单可分为中央事权清单和地方事权清单。财权是征收和使用税款, 收费和借款等方面的权力, 政府事权清单还可以细分为征收和使用税款的事权清单, 收费和借款的事权清单。目前, 我国关于税款使用清单主要以我国《预算法》为依据, 包括预算清单以及预算执行清单。组织人事权是设置行政主体或行政主体设置行政组织、行政机关和管理公务人员的权力, 组织人事权清单还可分为机构设置清单和人员编制清单等。实践中, 我国公开的政府权力清单均命名为某某政府权力清单, 实际上是事权清单, 这将与财权清单、组织人事权清单无法区分而造成混乱。

(五) 行政权的对象角度

政府权力清单 篇5

按：1月21日，李强省长赴省建设厅、省人力社保厅和富阳调研推行权力清单工作，并在富阳市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强省长在听取富阳市和省编委办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从改革全局认识权力清单制度的重要性，勇于自我开刀，抓紧推进权力清单这项工作，把政府职权关在制度笼子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现将李强省长讲话要点转发。

加快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李强省长在调研政府权力清单时的讲话重点

政府权力清单是个源头性问题，也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核心问题，要从改革全局认识政府权力清单的重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省把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特别是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放在第一项工作。富阳在全省率先推进政府权力清理，目标准、行动快、措施实，有不少突破，为我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探索了经验。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法治政府建设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富阳市要继续探索，全省各地要创造条件、加快推行。

一、要从改革全局认识权力清单制度的重要性

为什么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是难啃的“硬骨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就是因为改革过程中，确实有不小的阻力，有些困难甚至超乎想象，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权力就难以规范和约束，改革就难以深入推进。要自己给自己动刀子，跳出利益的禁锢，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放弃一些自身的利益，砍掉一些不必要的权力。

首先，要通过政府权力清单强化制度的支撑性力量。政府的权力必须制度化、规范化、阳光化，真正把权力框在制度的笼子里，用职权法定和法治思维来管理政府事务，以制度的公信力来保障政府的公信力，以制度的执行力来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其次，要通过政府权力清单强化市场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权力“做减法”，给市场松绑，释放市场活力。政府要从大量的微观事务中脱出身来，严格约束职权行使边界，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样市场的决定性力量才能充分发挥。最后，要通过政府权力清单强化群众和市场主体性力量。要相信群众比政府更有智慧、办法更多。浙江发展到今天，就是千千万万浙江人民自己走出来的。今后的转型升级任务如此之重，需要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挖掘浙江人这笔最宝贵的资源，挖掘浙商这笔最宝贵的财富，放手让群众去创新探索。

二、通过权力清单把政府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

建立权力清单，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要搞清楚什么是行政权力，目前有哪些行政权力、授予依据是什么、保留的必要性是什么，再进行确权、制权、依法用权。这样，政府才能更加有限、有为、有效。

（一）职权配置要更加优化

行政权力过于干预市场、干预社会，就会抑制和束缚市场和民间活力。要遵循法治精神，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充分听取基层群众和专家智库的意见建议，分析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必要性，一项项仔细梳理，做到“清单之外无职权”。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全面摸清行政权力的底数；第二步是明确权力清单；第三步是根据权力清单推进政府机构内部优化整合，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非行政许可事项，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全面清理并逐步取消，对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原则上予以取消，确需保留的要通过法定程序调整为行政许可，其余一律废止。这就是要堵住“偏门”，消除审批管理中的“灰色地带”。要加大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清理力度，该取消的要马上取消，需要转为行政许可的要尽快走法定程序。对于行政许可事项，要进一步取消和下放，不得擅自新设，严格控制增量，做到“负面清单”管理。如果不符合法治精神，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群众意见比较大，就要推动取消或下放，不能“放内不放外”、“放虚不放实”、“放明不放暗”、“放责任不放权利”。对于除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之外的行政权力，要下大力气来抓，深入进去，好好梳理。这些行政权力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符合改革精神和法治精神，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是否由基层管理更有效，要逐条逐类梳理、调整、优化。

（二）职权边界要更加清晰

有些政府权力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有些政府权力的边界是交叉的，有些政府权力甚至是错位的，基层和老百姓的意见比较大。一方面，对外的权力边界要清晰化。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政府的职责应该是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等六个方面。对于市场主体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社会组织或中介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交给市场或社会承担。今后公共要素资源配置，更多的是竞争性分配，通过市场机制的方式，哪里效益大，哪里贡献多，公共要素资源就向哪里重点配置。政府部门尽可能不要去“收钱收粮、分钱分粮”，尽可能减少直接向企业分配财政资金、直接向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严格控制其他专项。对于基层意见比较强烈的，如资质、资格、评审、注册等资格评审认定事项，政府制定好标准和规则就可以了，行业管理、技术性服务等具体事务要交给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另一方面是对内的职责边界。部门之间的、层级之间的职责边界一定要划清楚。否则，要么就是监管空白，要么就是多头管理，容易导致对责任“踢皮球”，对好处“抢蛋糕”。省级部门的职权交叉事项，要好好研究，尽快把边界划清楚，原则上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牵头负责到底。

（三）职权运行要更加公开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以及权力运行流程，要面向社会公开，放到阳光下，放到网上政务大厅，放到群众视线里，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要加快推进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的公开化、透明化，权力运行、群众办事、公共服务要实现全流程网上运行，方便群众网上办事，便于实时监督。职权内容要公开透明，包括行政职权、事项名称、行使依据、受理条件、申报资料、办理时限、承办责任人等相关信息，都要依法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真正实现权力晒在阳光下。职权流程要公开透明，业务流程图、履职流程图要公开，经得起公开的考验。对于不合法、不合理、不科学的职权流程，要搞“流程再造”，特别要减少内部流转环节，规范自由载量，实行职权流程法定。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职权流程，要按照法定程序编制、公开，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时，要按照便民原则编制、公开。要按照“便捷高效”原则，能并联办的要并联办，能集中办要集中办、能简化办的要简化办，承诺办结的时间要做到，不能让承诺留在嘴上。大力推进网上办事，加快政务信息化，建设网上政务大厅，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一张网。凡是能通过办理的事项都要纳入网上办事大厅，实行“网上受理、协同办理、网上反馈、网上监督”，确保行政行为依法、透明、廉洁、高效。省里正在加快打造省级网上政务平台，政府部门原则上都要进来，推动部门信息互联互通，让老百姓办事更加方便。

（四）职权监管要更加到位

权力的下放，绝不是一放了之，否则又是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一收又死，始终跳不出这个不良循环。现在，尽管事前的审批、审核、核准等事项少了，很多事务不批了，但是事中事后的监管任务大大增加了。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跳出以往的路径依赖，管理方式要与审批权力下放、职权事项清理结合起来，重心要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转变，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的监管，做到“放”和“管”两个轮子一起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财政专项资金分配、有审批性质的备案等，都是前端性的行政行为，不能批了就不去管了，也不能取消了就不管了。恰恰相反，事中事后监管力度要进一步加强，不能在权力下放的同时留下大片“监管盲区”。特别是委托下放的一些行政许可事项，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制度，不能让下放的权力“在真空中运行”。对于像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年检等行政职权，本身就是事中事后的监管措施，要严格落实到位。乡镇街道执法力量要进一步整合强化，解决过于分散的问题，更好发挥基层的监管职能。

三、抓紧推进政府权力清单这项工作

这项工作是中央部署的政治任务，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希望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把任务、职责分解落实下去，把握推进时序，定期检查评估。

政府权力清单 篇6

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步骤，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立足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现实价值，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让政府权力在法治框架内公开透明地运行，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改革新思路。

关键词：权力;地方政府;法治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中图分类号： D52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07605

近年来，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快速进入公众的视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推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推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已经成为法治型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内涵

权力清单所涵盖的范围就是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范围，清单以外就是行政权力不能随意进入的范围[1]90-95。所谓权力清单制度，即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然后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界定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岗位的职责与权力范围，将权责目录、执行主体、相应的法律依据、详细的权力行使程序等以列清单的方式进行分类和图解，并向社会公布。

（一）明确权力本身的自然属性

现代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体制下，政府的权力主要是来源于社会所有成员的让与或授权，作为权力责任主体的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承担着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及维护社会群体公共利益的职责和使命，并享有一定的调控、影响该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威力量，也就是一定范围内的权力[2]108-112。权力作为国家政府维护群体共同利益以及建立安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它与物理学中的“力”是有共同之处的，权力也具备大小、方向以及作用点三要素。就权力的大小而言，权力应该受法律的约束，一方面权力不应太大，否则容易使政治生态环境失衡、经济市场秩序混乱、社会公平竞争缺失;另一方面，权力不应过小，否则不利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以及政府维护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造成政府权力的流失。就权力的方向而言，不仅是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调控，还应有公民对政府的让与或授权，以及公民参与权力的决策，实现公权力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权力的作用点而言，法律有明文规定权力的职责与权限，选择作用点不能超越法律的范畴，否则就会导致越权、越位。

（二）明确权力界定的职责权限

清华大学程文浩教授认为：“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3]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必须遵循职权法定、边界清晰、主体明确、运行公开原则，使政府机关职权的设定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进行，严格实行依法办事，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权力范围、边界，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健康权力的支持和保障[4]38-43。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实施社会管理、开展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都要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体现法治政府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要求。因此，要让政府有权而不“任性”，就必须界定好政府的权力边界，确保政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三）明确权力运行的法定程序

政府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中，应遵循层级简捷化、流程优质化、效率高效化、服务便民化的原则，分析各项权力的法定程序，把准权力行使的关键环节，理顺每个节点的内在联系，改良权力运行流程，固化业务办理程序，科学绘制权力运行轨迹图、时限表，明晰权力运行的边界与步骤。政府必须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原则，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的问题[5]17-19。权力行使过程中，地方政府既不能渎职“不作为”，也不能超权“乱作为”，权力决策要符合法律规定，权力执行要遵守法定程序。然而，权力天生具有扩张性，只要有权力存在，权力的自利和寻租就是不可避免的[6]65-66。因此，进一步加强公共权力的督查、梳理、明晰、透明公开工作，对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职责、分工合作关系，将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给公共权力套上制度的“枷锁”，为法治型政府建设提供制度化保障。

二、权力清单制度的现实价值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政府“权力革命”，也是一场公共权力“透明革命”。地方政府既是责无旁贷的助力者，更是“权力革命”的重点对象，“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7]64。这充分说明，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必要性，即不断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规范行使，消除权力寻租和设租的空间，从源头上斩断滋生腐败的链条，进一步推动政府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法治型政府的建设。同时，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有助于推动其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权力清单制度可以从源头上预防权力越位、权力寻租以及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矫正政府权力使用的行为方式，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与效率，并有助于以制度“清单式”的公信力保障政府的公信力，以制度“清单式”的执行力提升政府的执行力[8]。权力清单制度通过约束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制度在管住政府的同时，激活了市场，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然而，权力的运行既是固化的，又是理性的，遏制权力“任性”，必须发挥制度“理性”，要让“纸上权力”变成现实权力，否则权力运行犹如“纸上谈兵”般不堪一击。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责任型政府的建设。有权必有责，用权必负责。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不仅需要亮“权力家底”，还需要责任清单给权力戴上“紧箍咒”。权力的边界模糊不能沦为政府部门“不作为”的挡箭牌，责任清单的跟进正是为了解决好“必须为”的问题[10]。地方政府通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进一步理顺上下级之间、联动部门之间的权职关系，凸显出上下级政府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服务重点，解决来自群众热议的部门权职不清、相互推诿搪塞、办事“踢皮球”和处理事情“忽悠”群众等现实问题，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为责任型政府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加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有利于地方阳光型政府的构建。通过对地方政府实际权力的公开与约束，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信息工作的公开，权力的“晾晒”，便于民众“顺藤摸瓜”式的了解政府的权力。当政务信息得不到公开时，行政权力就会有着“维多利亚的秘密”一样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致使民众的监督权乏力，而政府权力清单明确界定权力的范围、依据、标准以及具体的流程和时限，为公众有效行使监督权提供了保障[11]10-14。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让规范行政、透明行政、限时行政等制度“落地有声”，形成科学合理高效有序的行政程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全力打造阳光型政府。

三、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

德国学者毛雷尔认为，法治国家是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领域的关系均受法律调整的国家，其标志就是所有国家权力及其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12]105。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不仅规定了权力使用的“禁区”、“雷区”、“盲区”、“误区”，还让那些仅凭“红头文件”或领导讲话就“非法出生”的权力，失去温存的土壤。

（一）强化政府权力分配，巩固顶层设计，确保权力运行制度化

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必须遵循“合理设置机构、科学分配权力、严格权力运行、有效监督权力”的原则，理顺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程序，科学下放权力，取缔交叉重叠机构，进一步简政放权。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任何权力都要依法依规，要确保让权力清单落到实处，不仅要挤出那些不合法合规的‘权力的水分，也要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有的工作如果在基层单位可以办理得更合理高效，上级部门要敢于放权，敢于‘割肉。”一是梳理现有的行政职权，清理“僵尸”式的冗余行政职权，重新整合社会迫切需要的，充分做到有的放矢。二是优化行政权力运行法定程序，固化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办理环节，发挥网络办理平台的优势，切实做到企业单位和人民群众少跑路、少托人、少忧虑。三是公布权力清单，实时监控权力的运行轨迹，确保权力在制度的“牢笼”里有序地运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充分发挥权力清单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化作用。

（二）强化权力运行登记，坚持照单履权，确保权力运行规范化

古人语：“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规矩，是一种约束，一种准则。人不以规矩则废，权不以规矩则乱。如果政府用权无视纪律、不讲规矩、不守底线，那么必然“踩雷”、“触电”。因此，一是要健全行政权力动态运行登记制度，规范行政职权项目的受理、登记、办理、公开、备案等环节，明确各职能部门对服务对象提交的申请事项，按照“一权一表一登记”原则。二是要正确地、全面地、科学地把握好“权职法定”原则，各政府职能部门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都必须有法可依，没有法定依据冗余权力的必须予以取消，这也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的重要手段。三是努力搭建“大数据政府”政务服务平台，各部门之间联动办公，发挥出“一站式”便民服务的优势，以其规范化、程序化、明确化的办理流程有效地遏制电子公共服务中人为因素的操纵。四是规矩面前没有特权，纪律约束没有例外。行政职能部门必须要坚持做到不越“权力红线”，防止同等条件优先考虑，让“插队”的现象有所收敛。

（三）强化公民权利意识，注重权力制衡，确保权力运行民主化

当前，社会提倡的是以公民权利为本，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公众的政务信息知情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必然对应公权力机关的法定义务和职责，构成权利与义务的对应互动关系[13]24-26。公众知情权不仅可以强化公民权利意识，还可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权力民主化的进程，使权力处于“阳光状态”，确保权力运行的民主化。事实上，在行政权力面前，公民的发言权相当有限，因为资源都掌握在行政职能部门，公民想争取权利，但是他们往往处于一种被动地位，无法实现对公共权力产生制衡。因此，集体讨论权力运行的规划和程序，权力执行结果的公开方式，以及权力运行失误责任追究的办法，防止行政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独断专行，以权谋私，保证行政权力的民主化。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分立制衡的主张，认为“制约”和“均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4]1541。

（四）强化权力法治思维，创新社会治理，确保权力运行法治化

当权力遇上利益，在各种威逼利诱之下，如果失去了定力，则必然被“围猎”。公权力是主导社会转型的核心力量，而社会转型本质上又是公权力的退缩与回归，此一悖论唯有在法治框架下方能求解。因此，法治型政府的构建，首要的是基于法的控制而更好地运用公权[15]140-157。当“收”成了习惯，“要”也就顺理成章、毫无顾忌、变本加厉。如果权力不“晾晒”，那么就会产生“细菌”，进而滋生腐败。因此，强化权力法治思维，创新社会治理事关重要，一是尊重法的权威性，将法作为判断是非和权力运用的准绳，这就要求政府行政人员必须做到“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任何单位、任何人不得搞权大于法、搞特权、搞潜规则、以言代法、选择执法，大力推进权力清单制定工作。二是促进“法治”与“服务”深度结合，用“列清单”的治理方式，贯穿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全过程，为服务型政府与法治型政府的建设提供更多的规范以及保障。三是政府行政领导尤其是地方“一把手”要充当权力法治的排头兵，有效地普及法治理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切实的行动引领全社会自觉依法履行职责，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四是建立权力使用审核机制以及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逐渐构建和完善行政审批和收费系统、政府采购系统、电子监督系统、建设工程招投标系统、官员升职提拔系统，为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权力提供机会。允许社会公民在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网上跟踪政府交易处理过程，所有公民均可以查阅有关政府资助项目的现金支出等开支情况，查询政府信息技术资金的实际开支进度。

（五）强化权力监督力度，增强权力问责，确保权力运行科学化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国华认为，权力“列清单”将成为政府推进职能转变的“新常态”。权力清单让行政执法主体和公民知晓执法内容、部门应尽的职责，执法“越界”意味着什么，公民对行政执法有哪些权利义务等，能有效地对权力实施监督，防止权力挪用，对推进廉洁政府的建设起着积极作用[16]5-9。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只有通过完全的和主动的实现信息有效共享，才能有效地提高对关键岗位、关键行政人员的监控能力。一是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办法，针对各项权力的履行情况和效果，提出相应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措施，明确考核和问责的主体、范围、程序，切实防止不作为和乱作为[17] 。二是引入社会参与机制，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发挥新兴媒体的监督优势，实现权力监督360度无死角，确保权力运行的科学化。三是建立并完善领导负责制，行政权力使用“终身负责制”，实行“谁审批，谁担责”，以核查问责机制、协商式民主建设为配套保障，必须将监督和问责纳入权力运行过程，确保各项权力科学高效运行。

孟德斯鸠曾经指出：“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14]155这个“有界限的地方”就是权力监督“制度的笼子”。全面推进权力清单制度，既要有速度，又要有质量，还要有“胆识”，皆因权力清单制度是实现阳光行政的关键之举。中国银行总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研究员周景彤表示，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就是要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两个手”的职能和范围，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既要弥补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更要通过“加减法”来解决好“政府失灵”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更加明确，即以法治的精神建立健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利用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同时用法治来为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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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List System Research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under Nomocracy Government

LUO M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Serving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ste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omocracy government，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power list system is an all-round way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nomocracy government construction，comprehensively govern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strictly，and is also a signific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realistic value on the power list system of the local government，and has carried on the related discussion about the local government route choice on the power list system， and made every effort to let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o open and transparent 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rule of law，and provided new ideas of reform for building nomocracy government.

Key words：  power;local government;nomocracy government;power list system

政府权力清单 篇7

2013年11月,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中明确指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 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所谓“权力清单”, 通俗地说, 就是要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 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推行“权力清单”, 实际上是遵循一条基本原则———对于政府的公权力而言, 法无授权即禁止。

2013年底开始, 浙江省率先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并以此为切入口, 全面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作为全省县域权力清单制度试点市, 2014年1月以来, 富阳市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富阳权力清单制度试点工作的批示精神, 按照省政府提出的试点要求, 围绕“县域行政权力配置要实现全省统一标准”目标, 突出试点工作的前瞻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 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各项工作。为县域层面探索权力清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富阳市“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初步成效

经过近一年的改革探索, 富阳市在权力清单制度试点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主要体现在“三单一图一改”。

一张权力清单。富阳率先在“中国富阳”政府网站上晒出了全国首份县域行政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上富阳原始行政权力从2008年的7800多项削减到4825项, 常用行政权力从2500多项削减到1474项。

一张职责清单。在权力清单的基础上, 富阳同步开展了政府部门职责清单编制, 共梳理出38个部门的790条对外职责、30项部门职责边界、70项部门重大公共服务活动。

一张负面清单。以3家企业为试点, 制定了以“1+211”为分类体系的企业投资“负面清单” (“1”指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列入限制类的项目及国家专门制定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的项目, 负面清单共分为19个行业、24个大类、76个中类、211个小类) , 明确了企业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

一张权力运行图。完成对各项行政权力的梳理和评估, 按照“规范运行、便民高效”的原则, 着眼于减少权力运转环节, 提升权力运行效率, 研究确定了各项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办理期限和责任机构, 编制了一张过程可检查、结果可监督、责任可追溯的权力运行图。

一系列审批制度改革。深化以行政审批效能指数考核、并联审批、中介纳管、中介超市等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形式审批、区域总体评价、市场主体准入登记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与权力清单制度试点工作同步谋划、同步推进, 取得了明显进展。

二、富阳市“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所采用的主要做法

试点过程中, 富阳市紧紧围绕“行政权力形成一个县 (市) 一级政府行政权力清单, 一个可检查、可追溯、可监督的权力运行体系, 一个分工合理、责任清晰、运转高效的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目标, 在积极探索总结具有普遍适用的改革路径、工作机制的同时, 以科学厘权、行政效能、职能整合、权力监管等为重点, 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各项工作。

(一) 以“科学厘权”打好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基础

“科学厘权”是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基础环节。试点中, 富阳市创新提出了“原始权力、常用权力、非常用权力”三个概念和分类形式, 以此重新构建了权力清单框架体系。根据“于法有据”的原则, 在广度和深度上对现有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梳理, 从五千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及数十万条条文中, 梳理出了4825项法定县级政府原始权力。在此基础上, 以“贴近群众、社会关注、确保运转”为原则, 将原始权力区分为常用权力和非常用权力, 将清理出来行政权力中政府经常使用、有效管理并与群众利益联系密切, 社会关注度又高的1474项权力列为常用权力, 按照“清单之外无权力”的原则, 做到“应管善管”;其他存在长期未使用等原因的3351项权力列为非常用权力, 给予“冷藏”, 确保这些权力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二) 以“单改联动”作为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行政审批权力的改革, 是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重点和亮点, 更是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焦点。试点中, 富阳市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 以行政审批效能指数、并联审批、中介纳管、中介超市等为手段大力推进改革。通过归并整合相关审批事项, 审批事项从原有的724项 (许可368项、非许可356项) 减少到291项 (许可242项, 非许可49项) , 并将168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审批事项下放到乡镇。通过推行并联审批、形式审批、批文资料共享、审批效能指数考核和中介机构审批时限承诺制等, 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 实际审批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60%以上, 平均承诺时间从改革前的12.48天压缩至6天。

(三) 以“转变职能”进一步推动推动权力清单制度改革

在编制权力清单的基础上, 依据“职权法定、权责一致、问题导向”原则, 通过职责梳理、调整、归并等路径, 对38个部门790条主要职责进行梳理, 编制完成了部门职责清单。对部门之间权力重叠交叉问题, 大胆予以撤并。对目前尚不具备撤并条件的, 通过部门职责的变更、转移、调整等途径, 落实责任主体。

(四) 以“严控权力”确保权力清单制度改革顺利运行

通过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健全动态调整机制、畅通外部监督渠道三个环节, 建立和完善了相应的配套制度, 确保权力清单制度顺利运行并取得实效。

三、富阳市“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启示

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如何确立公正、廉洁、高效的行政边界, 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政治权威, 通过权力清单制度改革, 有助于破除现行体制中的沉疴积弊, 优化政府治理结构, 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实践。

(一) “权力清单”遏制了县域权力极度扩张的趋势

富阳市实行权力清单管理后, 最终形成的县域权力清单, 是依据国家法律对政府职责和权力行使所做的具体界定。通过权力清单, 明确规定了政府及工作部门职责范围、权力种类与数量、权力使用对象、条件与方式、权力使用约束与责任承担等。“清单之外再无权力”, 有效促使权力扩张冲动无法成为扩张现实, 切断了“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 使“权力边界”成为可能。

(二) “权力清单”提高了政府行政效能

富阳市通过权力清单改革, 合并内容相近的行政权力, 明确多部门共同权力的行使主体, 理清了权力事项法规冲突、部门交叉重叠、擅自增加环节等问题, 推进部门机构整合, 克服了政府部门职责不清、扯皮推诿、久拖不决等弊端。

(三) “权力清单”推动了法治政府建设

富阳市权力清单的确权与行权均以法律为依归, 权力清单管理就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通过依法清权厘权、减权简权、确权制权, 政府率先依法办事, 自我约束, 促进了全社会对法律的敬畏和法治社会建设。

(四) “权力清单”提升了市场和社会活力

富阳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 建立起权力行使制衡机制, 政府与被管理者都在法律体系框架下行使权利, 公权与私有权有效制衡、良性互动, 促进了政府服务作用、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得到更好释放。据不完全统计, 从2014年年初实施试点改革以来, 富阳市新核准企业名称数同比增长31%;新设内资私营有限公司数同比增长47%。

四、富阳市“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试点过程中, 富阳坚持问题导向,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推进试点, 边推进, 边研究, 边总结。一些问题通过县级层面自身努力已逐步解决, 但还有些问题涉及法律法规的束缚、体制机制的障碍。概括起来而言, 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 部分行政法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简权减权工作中, 富阳市针对以下四类行政权力集中开展了梳理:一是无法定依据或法定依据不足的, 共38项;二是长期未使用过, 从富阳现状来看权力使用率低的, 共135项;三是不符合富阳实际情况, 无保留必要的, 共134项;四是不符合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精神及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的, 共58项。这365项权力按照类别, 分别为行政处罚313项, 行政强制27项, 行政征收7项, 行政监管13项, 行政确认2项, 其他行政权力3项。这些权力如果保留, 一方面分散了政府管理资源的配置, 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现阶段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因此需要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取消或暂停上述权力事项, 以避免现行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

(二) 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

试点工作中, 富阳市发现有些权力依据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合时宜。有些权力在不同部门均有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在确定行政权力责任主体时会产生矛盾, 导致部门与部门之间职责模糊、重叠、冲突。如卫生局、市场监管局关于化妆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管理职权重叠, 造成了多头管理。有些权力打破现有法律体系, 属于权力越位。基层政府行政权力主要来源于法律、法规及规章, 因此, 要从根本上进行清权、减权并科学确权, 需要对较多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甚至立法, 以县级政府之力无法有效解决。这就需要全国人大、国务院、部门以及省市人大和政府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渊源加强清理, 并着力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三) 对基层的简政放权有待进一步加强

行政审批与老百姓最直接、关系最密切, 简政放权成为了当前政府改革的先手棋。但从目前来看, 有些权力的下放对当地或无关痛痒, 或无力操作, 或无法执行, 俗称“鸡肋”权力。有些权力与地方关系紧密, 但集中在上级部门, 没有下放, 且审批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定, 审批周期过长, 导致基层办事效率大打折扣。如国土资源局关于规划调整和规划修编审批、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等权力, 与地方发展联系紧密, 但权限都在省市一级, 少则一两个月, 多则一年半载。因此, 上级政府如何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特别是在重点领域下放一批高含金量的权力, 提高基层政府的审批效能;在简政放权的同时, 相应地增加基层部门的监管、执法力量, 并加强人才、技术的培养指导, 做到放权不失管这些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

(四) 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在权力清理的过程中, 存在着有些权力与市场自主调节界线不清, 对市场行为干涉过多。如烟草专卖局同烟草公司同属于烟草系统, 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要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需要积极稳妥开放市场, 有效利用市场经济杠杆调节功能, 强化维护市场行为的公平、正义。必须对政府管理同市场调节之间进行系统全面的清理, 对政企不分、行政干预市场过多的权力事项进行重点清理, 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五、结语

县域层面权力清单探索工作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但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层面的法律设置问题, 所以一味地夸大县级层面的成果和经验, 难免会有失偏颇, 得不偿失。

参考文献

[1]杨桂贞.权力运行机制刍议[J].中国监察, 2002 (11) .

[2]王立京.从善政走向善治——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J].江汉论坛, 2005 (03) .

政府权力清单 篇8

政府行政运行是政府接受公众委托以服务公众为目的而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行政运行成本是指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发生的资源耗费。行政运行成本应体现与行政权力行使的高度相关性。合理反映政府行使每一项权力所付出的成本和取得的效果,提高行政运行效率,是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对成本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成本是企业的产物,对应的是利润,而行政事业单位是公益性质的,其在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中不存在成本的概念。基于此,在缺乏绩效管理和信息公开等措施制约的情况下,行政运行成本管理问题突出:

(一)“三公”消费惊人

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在国内一度司空见惯。据《经济参考报》报道,2014年4月中纪委通报的719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中,违规“三公”消费案件比例占到三成以上。“天价”酒、“天价”烟等“天价”消费与行政权力运行的相关性难以解释,行政运行成本的涵义在这些案例中被无限延伸了。

(二)项目经费低效

《国务院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一些专项在不同部委存在交叉重复设置,如财政部管理的“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补助”等6个专项与发展改革委管理的“水土保持专项资金”等6个专项存在交叉现象。个别专项分配办法与政策目标衔接不够紧密,如发展改革委管理的“重点节能工程”项目,不是按节能量而是按项目总投资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助,未充分考虑项目的节能效果和不同行业的节能成本,各级地方政府也存在类似问题。这说明,行政运行成本效益低下某种程度上属于损失浪费。

(三)财会工作滞后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工作基本围绕预算开展,现行会计核算中并不开展专门的成本核算,使行政运行成本管理缺乏必要的数据信息。另一方面,对行政运行成本没有广泛地研究和宣传,较之企业成本相差甚远。行政事业单位到底支出多少是合理的,哪些支出可以继续压缩,哪些支出与其行使权力直接相关且必不可少无法确定。

二、完善行政运行成本管理的前提条件

在企业成本核算中,一般要逐级划分费用的五大类界限,一是正确划分生产经营管理费用与非生产经营管理费用的界限,二是正确划分生产费用与经营管理费用的界限,三是正确划分各个月份的费用界限,四是正确划分各种产品的费用界限,五是正确划分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费用界限。以上分类对行政运行成本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结合现阶段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工作实际,笔者认为要做好该项工作必须具备以下前提条件:

(一)公布政府部门权力清单

行政事业单位支出核算是围绕财政资金流动开展的,是财权的体现,而权力清单清楚列示了政府行政运行的范围,决定了财政资金的流动范围,所以权力清单实质上明确了行政事业单位支出核算的边界,实现了财权、事权的配比。据此,可以质疑行政事业单位列支与行使权力无关费用的合法性,并要求追责。目前,此项前提条件已基本具备,因为201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简称《两办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以清单形式公开其所行使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接受社会监督,各地正陆续完成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公开工作。

(二)梳理权力运行的业务流程,内部定岗定责,标准化管理

业务流程的标准化有利于区分行政事业单位的支出,哪些与行使权力直接相关,哪些是间接相关。如果把政府行使权力、承担责任视为其针对社会公众履行纳税义务相应提供对等产品,那么业务流程的标准化有助于进一步区分哪些费用直接构成权力运行成本,哪些是维持机构运行的基础性费用,为行政事业单位各项支出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依据。目前,此项前提条件也已基本具备,因为《两办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将各项权力清单以流程图方式公开。

(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基础实行权责发生制,合理反映各期间的成本支出

现阶段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仍以收付实现制为主,虽然满足了预算管理的需要,但却无法全面、合理的反映行政运行成本,而权责发生制一方面有助于将行政运行过程中尚未产生现金流的资产、负债纳入到核算范围,另一方面能够更合理的反映行政运行过程中的资源消耗,进而为提升行政运行效率创造条件。随着政府会计改革的推进,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已充分考虑权责发生制引入行政事业单位的必要性。如,2014年1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简称《方案》),阐明了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的重要意义,并明确提出条件成熟时,推行政府成本会计,规定政府运行成本归集和分摊方法等,反映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支出和机关运行成本等财务信息。所以,笔者认为权责发生制是推行成本会计的重要前提条件,且正在逐步落实。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成本核算、流程再造、信息化管理“三位一体”

实务中,会计核算、成本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为提高企业运行效率,ERP系统、财务共享信息系统及一些个性化管理软件的运用已较为普遍,而行政事业单位涉及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还相对较低。有效的行政运行成本管理必须全方位、全流程的展示权力运行过程中资源耗费并加以核算反映,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进而保证成本与公共产品质量的高度相关性。为此,财政部《方案》将优化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构建覆盖政府财政管理业务全流程的一体化信息系统,不断提高政府财政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作为改革配套措施之一,且列入2014-2015年的工作。

(五)完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满足成本核算需要

2012-2014年财政部陆续发布一系列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有利于适应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但涉及成本核算的内容却鲜有提及。成本管理是以会计核算提供全面、完整、及时、有效的成本信息为基础,为提高行政运行效率服务,而会计核算又是一项讲究规则的工作,每一笔支出均需要准确计量。因此,笔者认为,在完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工作中,除了引入权责发生制外,还要适当调整政府收支功能分类、经济分类,以满足成本核算的需要。

(六)健全信息公开与绩效考核制度

行政运行成本管理归根到底要依靠各单位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哪怕看似完美的方案设计,实施起来也必然大打折扣,甚至被束之高阁。按照《预算法》、《条例》有关公开预算、决算信息等要求,各地均在逐步落实,但笔者认为一方面信息公开的详细程度、可理解性还有待提高,特别是经费预算、决算与权力清单的直接联系尚未形成,不利于外部监督;另一方面,行政运行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层次较低,实务中运用较多的是“节支”考核,并据此发放奖金,尚未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可验证的系统性考核模式,没有与工作人员职务晋升,待遇享受等有效挂钩。

三、行政运行成本管理方案设计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上述六项前提条件正逐步具备。笔者认为,行政运行成本管理方案应重点突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直接构成权力运行成本的支出通过流程优化降低耗费,二是对维持机构运行的基础性费用直接采取压力测式的方法予以压缩。由于现阶段行政运行成本管理很难找到供实证研究的合适案例,所以比较可行的是基于行政事业单位支出实际情况予以修正。以下分别从成本反映与分析和成本控制两部分说明。

(一)成本反映与分析

当前,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行政事业单位依据《行政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仍以收付收现制为主进行会计核算并反映其各项支出,并不能合理、全面反映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各项资源耗费,无法对该单位及其领导绩效予以有效考核。因此,第一步需要结合单位的年终决算支出明细表及权力运行过程中实际财务状况、收支情况,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调整,以满足后续行政运行成本分析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应特别关注行政事业单位对外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形成的资产、负债是否及时反映,是否存在土地使用权等无偿使用资源,如有则需加以评估计量,固定资产折旧情况是否得到反映,是否存在延期反映债务现象等。第二步,结合各项财务支出与实施权力清单的相关性,区分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期间费用、无关支出。该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分层次反映行政事业单位运行成本必要性、合理性。第三步,借鉴企业生产过程中作业成本法经验,合理分配间接成本。假设其他前提条件均已具备满足实施类似作业成本法的需要,完成资源中心、作业中心、同质库、作业动因、分配率的确定,就可以得到直接成本、分配后的间接成本共同构成行政运行成本,期间费用与无关支出单独反映。第四步,计算某一类、某一项权力运行产生的成本总额、单位成本,并予以更进一步分析,使之成为行政运行成本管理的工具。毫无疑问,这是承上启下且比较困难的一个环节。因为,成本分析至少要回答或帮助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判断行政运行成本数据的合理性,是偏高、适中、还是偏低?二是企业可以根据成本信息实施产品定价、调整产品结构等决策,政府能干什么?笔者认为,通过量化成本,针对审批制度改革前后纵向比较,不同地区同类部门单位横向比较,可分析其合理性;政府可以据此确定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标准,有助于简政放权,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成本控制

通过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费支出的修正,可以区分成本支出与非成本性质支出,后者可以通过压力测试的方式予以压缩。本文着重寻求的是成本支出的控制措施。所谓成本控制,不是对成本加以简单的压缩,而是实现产品质量与资源耗费的合理配比。显然,企业产品成本不能无限制压缩,否则影响质量,反之,过高的成本背后必然存在不合理的资源耗费,也未必能提高产品质量。同理,行政事业单位权力运行本身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只不过服务是一种无形的产品,也有一定的成本要求。

首先,财政资金使用的一般流程是:预算申报、预算公开、业务开展与经费支出、决算编制、决算公开、绩效评价,绩效反馈,最后再转入下一年度的预算申报。成本支出作为财政经费支出的一部分,自然也经历上述环节,这为成本控制指明了方向。其关键环节包括:第一,合理预算是事权、财权的相互匹配,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应紧紧围绕权力清单展开,以列表的形式说明某项费用支出是为行使哪项权力而产生的。所以,要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方法。第二,应该对权力运行与资金安排配比情况作出明示,以简便易懂的形式发布预算信息,接受人民代表和公众监督。第三,公开决算信息,列明年初预算中行使权力的相关经费支出金额,特别是经济分类中款级科目的列示,让公众知道政府为某一项权力的行使支出了多少经费,具体用于何处。完全具备条件的预算单位应该对决算支出采用权责发生制予以修正,并加以公布,真实反映行政运行成本。第四,通过预算、决算公开,为绩效评价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绩效评价应注重结果的运用,引导行政事业单位合理控制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其次,从成本控制渠道出发,可以在优化权力清单,政府购买服务、提升信息化水平、强化队伍建设等方面寻求突破。第一,优化权力清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对政府行使权力、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政府需要及时梳理权力清单,不断优化,减少审批、执法环节。第二,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权力是不允许转让的,但是支撑权力运行的辅助活动却客观存在,体现为间接成本。各地政府应对购买服务正进行有益的探索,不断扩大购买范围。第三,提升信息化水平。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对政府权力运行影响深远。政府应该加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实现数据共享,节约成本,提升效率。第四,强化绩效管理与队伍建设。产品质量与资源耗费的最优配比离不开优秀的员工队伍。在实施成本控制的同时,必须要让行政权力运行中的相关工作人员充分理解控制的目的与方法。

参考文献

权力清单重在厘清权力边界 篇9

早在3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就指出：去年，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一年的时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结果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去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 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高的。这也表明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如果说过去一年来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反腐行动，收获了公众一致好评；那么，作为改革先手棋的简政放权，则堪称另一种着眼长远的反腐制度建设，被视为“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所谓简政放权，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对政府部门和官员而言，这是一种限权行动，“看得见的手”不能想伸就伸，更不能随便乱伸；而对企业和公民而言，这又是一种扩权行动，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被激发和释放。

只不过，在推进简政放权当中，不可避免存在避重就轻、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过去一年，虽然下放取消了很多审批事项，但公众感觉并不明显，脸或许好看一点，但事情依然难办，“不收钱了，但也不办事了”。不仅如此，一项旧的审批事项才被取消，另一项新的审批事项或已悄然设立。

就像全国政协委员、银川市副市长李卫东炮轰的“放的基本是一些不愿意管的，干货都捏在手里！同样一个项目，我跑完交通部得跑财政部，跑完财政部得跑发改委，没完没了”。

显然，我们不仅要强调放权的数量，更要强调放权的质量。公开权力清单，界定权力边界，防止权力滥用，就是提高放权质量的有效方式。

相比前一輪以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的政府自身改革，权力清单不再只关注放权多少，而重在厘清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总理的讲话，鲜明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主体的行为只可被法律禁止，政府部门的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