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法律事务

诉讼法律事务（通用6篇）

篇1：诉讼法律事务

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

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

编号：（20）粤国声律字第号

甲方：

乙方：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

委托合同

甲方：乙方：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

甲方因一案，请求乙方委派律师为代理人。经双方充分协商，订立本合约，以期共同遵照履行：

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担任甲方代理人。

二，乙方律师应恪守中国司法部门制定的律师执业纪律和道德规范，尽职尽责，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全力为甲方办理本委托合同事项。

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陈述案情，全面提供本案有关证据资料。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有捏造事实、弄虚作假行为，有权终止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乙方应协助甲方收集和整理各方证据，并根据证据具体情况尽可能合理安排诉讼时机或程序。

四，甲方可以解除与乙方的委托关系，但甲方所交律师费及其他已开支费用不予退还。除已付费用外，还约定有其他报酬的或有未付费用的，甲方应全额支付双方约定的报酬及乙方代垫的其他费用。五，乙方非因本合同约定或法定理由，不得单方解除与甲方的委托关系。如无故终止本合同，律师费应全额退还甲方，并承担因此造成的所有法律责任。

六，本案标的元。甲方应于签订本合同时向乙方缴纳律

师费。乙方为办理甲方委托的事项所支出的办案费用应由甲方承担。

甲方应支付的律师业务费包括：

1，律师费元。

2，办案差旅交通费元。

3，办案调查手续费元。

4，打印、复制材料工本费元。

5，其他费用元。

七，由于一方的原因给另一方造成损失，过错方应赔偿另一方的损失，但各方的赔偿额最高限额不超过实际已收取的律师费。

八，本合同签订后，除非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与第三者签订与本

合同相同委托事项的合同，否则，乙方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乙方

已收取的费用不予返还。乙方指派的律师如因中途不能执行职务，可

另行委派律师接替。

九，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权限（选择后在括弧内打“√”）：

1、代为起诉、应诉、申请仲裁或裁决；（）2，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或提起反诉、上诉；（3，代为签收法律文书；()

4，代为申请强制执行，承认、放弃或变更执行请求、标的，进行执

行和解和收取执行标的物。（）5，其他：）

十，如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条款，应另行协议。

十一，本合同如有甲方委托乙方申请执行的约定，且所涉案件须查封、扣押、冻结对方财产并须延长期限的，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申请或由甲方自行申请。

十二，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至一审结束后失效。

十三，双方确认，本合同具明的联系地址和电话除非书面更正，均为委托事项必须的各项通知包括相关法律文书送达的有效地址电话，任何一方如因此无法通知或送达而导致的后果对另一方均不承担责任。

甲方：乙方：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 地址：地址：广州市德政北路407号808～838室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510050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83636808，83636809 签名：经办律师：

二○年月日

篇2：诉讼法律事务

非诉讼律师业务包括：

1、合同的谈判、起草、审查、修改、拟订、履行监管。合同事务是律师最主要的非诉讼业务，它的范围非常广，涵盖了投资决策、招标投标、项目开发、房地产开发与转让、知识产权、企业改制、股份转让等各个经济领域的事务，因为这些事务最终都要形成合同。合同事务的处理包括两个阶段：（1）合同的设立阶段，时间跨度为从一方发出要约或要约邀请直到合同生效。具体事务有A调查情况B参与洽谈C制作合同文本D审查、修改、拟订合同E申报批准或登记。（2）合同的履行阶段，时间跨度为从合同生效到合同终止，具体事务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合同是否需要中止、变更、解除，并且及时以协商和调解方式解决纠纷。需要特别说明是：律师处理合同事务并不一定形成合同文本，因为合同的各方有可能不达成一致意见。

2、就某一事件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函。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送交的对象不同：法律意见书是出具给委托人的；而律师函是出具给与委托人有联系的其它一方或几方。这个“某一事件”有可能是因合同而产生的（如拖欠款项、出现不可抗力使合同无法履行等），所以它与合同事务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也有可能与合同完全无关（如侵权、出现意外情况导致损害等）。

3、协助企业（委托人）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是管理的内容，法律的形式。因为在一个企业之中，内部管理制度就是“法”

（例如章程、合同管理制度等）。它不折不扣地体现了立法、执法、司法的特征。当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不但要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际经验，更要懂得经济和管理知识，还对企业的具体情况十分清楚。只有这样，律师才能真正扮演好“半个经理”的角色，制定内容完善、行之有效内部管理制度。

4、解答法律咨询

5、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

6、代办登记注册、文件批准等法律事务

7、参与尚未形成诉讼的纠纷调解

8、提供法律、法规变化及其影响的信息

9、代为发表声明或公告

10、证券律师业务

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发展的新业务如：

一、律师见证；律师见证就是律师应当事人的申请，根据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法律事件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这个概念还有深入探讨的余地）。律师见证有如下特点：

1． 见证的主体是律师，名义是作为法律服务专门机构的律师事务所，这与民间私证和国家公证都有区别。

2． 见证是一种法律的适用。是律师根据现行法律对法律事实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确认。这同民间私证只讲真实性，不讲合法性的作法有别。

3． 见证的时间与空间有着严格限制，时间，即被见证的行为发生之时：空间，即律师亲见的范围，这与公证可以对以前发生并非亲见的事实先行调查，而后公证的作法有别。

现在，律师见证业务日益增多，但司法部、各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尚未出台有关律师见证业务的法规，只有河南省信阳地区司法处制定并下发了《信阳地区律师见证基本规则（试行）》。所以，律师见证业务目前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二、接受企业（委托人）的委托，对其下属公司及管理人员进行监督。此项业务在发达国家已非常普遍，但在中国内地，仅有大型外资公司聘请外国（含香港地区）律师事务所办理此项业务。此项业务有大的发展空间，但律师事务所的责任和风险也很大。

三、就委托人委托的事项进行调查取证。与诉讼中的调查取证不同的是：这种调查取证不仅仅限于法律赋与的查阅档案和询问证人的权利，而是律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专业知识为委托人收集、整理有利的信息，例如合作者的诚信度、历史背景、利害关系等，这种调查取证并不是专为诉讼而收集的。按照上述“非诉讼律师业务”的定义，我认为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而承办相关法律事务亦属“非诉讼律师业务”范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将“担任法律顾问”和“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分别列举，并不等同于理论上对律师业务的分类，更不能排斥使用逻辑上的二分法对律师业务进行分类。因此，我认为担任法律顾问与办理非诉讼律师业务不是相互独立。法律顾问（包作常年法律顾问和单项法律顾问）是非诉讼律师业务的一个产品组合形式：即把多个非诉讼律师业务组合在一起，再确定一个年限，便名为法律顾问。换言之，非诉讼律师业务包含法律顾问在内。但是，法律顾问是现在非诉讼律师业务的主要内容，毫不夸张地说，法律顾问在非诉讼律师业务中的比重占90%以上。所以，做好法律顾问工作就做好了非诉讼律师业务

非诉讼律师业务的市场定位与业务开拓

一、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市场分析，即明确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市场范围和具体内容，掌握社会对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具体需求；二是确定自己在市场中的大体位置，即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判断自身现阶段综合实力相对应、能适应和具有发展潜力的服务层面。

（一）市场分析

市场分析的目的是挖掘和找出非诉讼法律服务可以存在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化，非诉讼法律服务已呈现出细化和多元的趋势，广义来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除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处理和解决的事务以外的其他法律事务都可包含在非诉讼法律服务范畴之内。在此概念下，非诉讼法律服务可以理解为三类：

⑴ 基础服务类。包括日常法律及政策咨询、法律文件起草、商业谈判、债务催收、诉前和解、律师见证、律师声明、尽职调查、出具法律意见书、企业规范建制、置业与投资、版权登记、工商登记、代理保险投保等。这类法律服务既可包含在常年法律顾问工作内容中，也可独立作为单项非诉讼法律服务。与诉讼业务相同，此类非诉讼律师业务大多是每位律师的基本功，也是律师每天都在从事和开展的基本法律服务。

⑵ 高端项目类。包括公司设立、企业改制、收购重组、破产清算、上市融资、房地产开发及项目转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工程及政府采购招投标、企业重大资产处置、连锁经营、金融债权或资产包转受让、银行贷款审查、商标专利申请、转让与许可使用、股票债券发行、股权激励机制设计等。这类服务专业化要求高，律师执业风险和工作量大，且通常需要律师团队协作进行。

⑶ 居间类。此类服务是律师以通过向委托人提供订立交易合同的媒介服务为对象的非诉讼法律服务，也是非诉法律业务的新领域，主要表现为诸如在金融机构存贷款、联营联建、房地产项目转让、企业收购兼并、资产处置、介绍引进投资等过程中为委托人提供交易对象信息并促成合同订立的中介服务活动。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非诉讼法律业务范围广泛，律师深度开发和继续细化的空间很大，借鉴国外先进模式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广开思路，积极挖掘，应能大有作为；二是非诉讼法律业务存在不同层次，并非仅限于传统概念中的高端项目，每位律师都可以在不同层次的非诉讼法律业务中找到适合自身的位置。

（二）定位

长期以来，非诉讼法律业务既是律师向往的黄金领域，又是律师不敢或者无法进入的高端领域，其根源就在于存在着将非诉讼业务统统理解为复杂、陌生业务类型的误区。

从前述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市场分类可以看出，基础服务类的业务类型大多数是律师日常工作的内容，律师只要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服务技能就完全可以胜任此类工作；居间类非诉讼法律业务需要的则是律师的社会资源和社交能力，有条件和有机遇的律师应有意识的尝试此类非诉讼业务；改制、并购重组、破产清算等高端项目类业务是传统概念中的非诉讼业务的典型代表，很多律师认为非诉讼业务复杂和陌生也正是因为此类业务对律师的专业素质和执业能力要求极高且缺乏实践经验而望而生畏。

笔者认为，如同诉讼业务也存在难易之分一样，如果仅仅因为某些复杂非诉讼业务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就此放弃对非诉讼业务的拓展和经营，显然非明智之举，如此继续，自身的业务范围必将因为同业竞争和缺乏新领域的补充而越来越受局限。社会的法律服务需求就是律师经营的目标，社会不仅需要高端的非诉讼法律服务，同样也需要基础的非诉讼法律服务，长远来讲，律师业务并无高低之分，任何类型的律师业务只要做精做强，必将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律师应该在客观评价自身综合能力的基础上，勇于在非诉讼法律服务市场上寻找现阶段适合自己发挥的层面以及将来存在发展潜力的目标层面，积极参与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市场开发，如此，社会需求得以满足，律师行业得以平衡与活跃。

二、业务开拓

非诉讼律师业务的开拓与诉讼业务的开拓，方法与技巧上大同小异。概括起来，无非“内强外联”。“内强”，是指律师内功的修炼，“外联”，是指交流合作和有针对性的融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一）内强律师没有扎实的业务功底或者良好的职业素养，妄谈开拓与发展全无意义，真才实学才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核心竞争力。1．善于学习① 专业知识的学习从事非诉讼律师业务首先要丰富专业知识，谙熟法律，旁通财会和企业管理，其次，学习他人总结出来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结合自身的理解和实践编写操作指南,为自己的工作提供指引和参考，再次，善于收集、整理和借鉴成熟规范的文件文本，领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减少重复劳动。② 解决问题能力的学习

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通常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且大大小小的问题常常相互关联，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非诉讼律师不仅需要有敏锐发现问题的能力，更需要具备站在全局高度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仅是就事论事的对待和处理，往往事与愿违。

2．养成规范的执业习惯① 职业形象的规范。

职业形象不是非诉讼业务开拓的决定因素，但毫无疑问是赢得客户的必要条 件。职业形象包括仪表、谈吐和举止，反映的是律师的综合素养，训练有素的职业形象有助于提高客户对律师的信任度，也有助于符合甚至提升客户的形象。

② 表达方式的规范。

第一，慎言。例如，商业谈判中律师用语应准确、严谨，职工答疑或拆迁问题中律师用语应把握尺度分寸，忌言辞激烈激化矛盾。第二，法律文件要规范。非诉讼律师应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善于和勤于文案工作。善于文案工作是指能够用规范的法律语言准确完整的表达观点，并能够将法律文件由薄写厚；勤于文案工作是指要形成对外和对内两套完整的文字资料和记录，即需要提交客户的工作成果诸如方案、法律意见书、律师尽职调查报告、律师函、合同协议、法律服务工作报告等，以及律师自己留存备查的律师工作日志、会议记录、资料交接清单等。3．从师

法律工作是技术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执业技能和实践经验靠闭门造车、从书本中琢磨难以充分获得。如同每位律师从业起步时普遍需要有经验律师传帮带一样，从事非诉讼律师业务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如何资深的律师，要想在自己从未涉足的某一非诉讼领域有所突破，选择一家专业的律师事务

所，从助手做起、从琐事做起，多看、多听、多记、多想、多做，经以时日必能学有所长，这是进入新领域、快速提高执业水平的捷径，同时也可避免牺牲客户利益而拿客户作实验品。

4．广泛参与，积累业绩

律师应善于利用律师事务所的平台，以不计个人利益、勤奋肯干的精神主动广泛参与所内非诉讼法律业务的服务工作，即或从事的多是边缘工作、辅助工作，对自身也是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同时也积累和丰富了自己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工作业绩，无论该业绩成功或是未成功，参与本身就是经历，经历本身就是财富，参与的案例多了，在客户面前开拓业务时谈资和说服力也随之丰富。我市律师与发达地区律师在竞争本地同一非诉讼律师业务时何以屡屡败阵，很大程度就是源于口碑的悬殊差异，业绩不足、案例不足其业内口碑和美誉度相对知名大所或知名律师自然难以乞及，难怪客户舍近求远、舍廉求贵。

（二）外联

1．合作意识

律师工作中接触到未做过或不擅长的非诉讼律师业务，一不能缺乏信心轻言放弃，二不能大包大揽硬着头皮上，借助律师事务所的整体实力、依靠有经验的专业律师共同开拓共同办理，或者在本所也不能胜任情况下，与其他专业律师事务所开展所与所之间的合作，都是有利无害的选择。律师从事法律服务不能单纯追逐经济利益，还应具有集聚经验和业绩、立足未来的大气，当二者不能兼得时，舍小利而助长远，方为明智。

2．社会活动

成功的律师都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律师的社会活动不应是盲目的，应有相应的针对性，从非诉讼律师业务开拓角度看，其范围主要为政界和商圈。某种意义上讲，涉足政界及商圈的高度和深度决定着律师的地位和层次。显而易见的是，层次大致相当的律师与客户才可能有近于平等对话的机会与前提，很难想象相差悬殊的律师与客户能在法律事务本身以外找到可以深入沟通的共同话题或者可以对等交流的讯息。另一角度来看，律师与政界和商圈的交往还有其他现实的意义，例如丰富了法律服务信息的来源，或者获得强有力的介绍与推荐，再或者，学会用政治和商业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这对于从事非诉讼法律业务的律师来讲因思想更加成熟而已是胜人一筹。

我市相当数量的律师已经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并纷纷通过参加政协、人大、青联、民主党派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以参加各种行业协会、商会、论坛、俱乐部、进修班广结商界朋友。可以肯定的是，思路正确，如持之以恒且方法得当，必能对律师业务的拓展产生极大的推动和促进。

3．对外交流

律师的对外交流无疑是自我提高和自我推广的极好方式。例如参加全国性的研讨会、研讨班、学术论坛、讲座及其他类型的律师交流活动，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文章，实践中，我市已有部分律师以此取得成功，值得广大同行参考和借鉴

关于律师办理涉及公司事务中非诉讼法律业务的几点意见

一、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含义

非诉讼法律事务，是在律师原来办理非诉讼事件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概念，就广义而言，非诉讼法律事务是诉讼法律事务的对称。从其性质和办理方式理解，非诉讼法律事务具有两种含义：一是不具备诉讼要件的法律事务，即无争议的法律事务；二是虽具备诉讼要件，亦即虽有争议但不通过诉讼方式办理的法律事务。非诉讼法律事务有两个特征：其一，它必须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其二，它必须是不通过诉讼方式办理的法律事实。

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是指律师接受委托或者请求，通过非诉讼方式办理法律事务的一种业务活动，其中包括三点含义：

（一）必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务；

（二）通过非诉讼方式进行；

（三）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向律师提出请求或委托。

二、当前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范围和方式

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范围相当广泛，方式多种多样，当前已被认识和实践的，主要范围和方式可以按以下两种类型来划分。

（一）办理有争议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主要范围和方式。主要包括民事、经济、行政方面所发生的各种非诉讼法律事务，其中包含涉外的非诉讼法律事务，以及因轻微刑事案件引起的非诉讼法律事务。办理方式主要有四种：

1．代理参加仲裁。

2．代理调解和居间调解。律师代理调解和律师居间调解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注意区别。所谓居间调解是指律师接受非诉讼事件当事人的请求，作为中间人对该事件进行调停活动。

3．代理申诉或申请复议。指律师接受不服行政裁决的非诉讼事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有关行政机关对该行政裁决的复查活动。

1．代理和解。指律师接受非诉讼事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通过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达成协议的一种活动。

（二）办理无争议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主要范围和方式，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代办专利，贷款，税金减免，商标注册，产品生产和商品进出口许可证等申请，申报，申领事务。2，代办企业，联营组织的筹建、开业、歇业，变更经营范围和注册资金等工商登记事务。

3，代办财产投保、交付保险金、移送赔偿请求权、请求保险赔偿金等事务。

4，代办财产租赁，抵押，借用，赠与，信托，寄售等事务。

5，代办股票，债券的发行，认购事务。

6，代办知识产权，股权，土地使用权等有偿转让事务。

7，代办房地产及大型资产拍卖，企业承包，租赁经营等投标招标事务。

8，代办建筑安装工程承包，企业承包，租赁经营等投标招标事务。

9，代理参与企业歇业、破产的清算事务。

10，代办民事经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各类合同的章程的审查事务。

11，代办市场、商品信息及企业资信的调查事务。

12，出具法律意见书或法律建议书。

13，代理参加经济协作，经济合同，联营等谈判，签约活动。

14，代理债权人向债务人或者债务担保人追索债款债物。

15，代理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公开场合对某项法律事件或法律行为发表声明，表明态度，立场，观点。16，接受公民或法人的申请，对某项法律事件或法律行为进行见证。其他适合律师办理的无争议法律事务。

三、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基本原则和应当注意的问题。基本原则有以下四项：

（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第一，订立委托合同，确定委托事项和授权范围，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得强拉硬扯。第二，选择办理方式，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最终应由当事人择定。第三，采用调解，和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必须是当事人真实意志的表示，不得强加于人。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单独进行执法活动。因此坚持这项原则显得万为重要。从办事程序到实体问题，都是必须实事求是，依法办理。

（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律师承办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主要责任是在约定的权限内，运用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积极地去实现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便民利民的原则。承办非诉讼法律事务，必须从便民利民出发，为此应力求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简化手续，上门服务，提高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

基本原则已如上述，在办理具体事务时还应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划分办理非诉论法律事务与其他业务的界线。首先，它有别于法律顾问业务。在办理某些无争议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律师往往起到顾问的作用，比方代理参加谈判和出具法律意见书等。有人把这些事务划

归法律顾问业务，这是不科学的。法律顾问是一项综合性的法律服务业务，不仅律师要受只为聘方提供法律服务的制约，而且提供法律服务的内容是由多个独立的业务项目共同构成的，包括为聘方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事务文书，代理参加诉讼，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等，但却不能就其中一项独立称为法律顾问业务，而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是一项单一的法律服务业务，它可以独立存在，且不受是否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的制约。因此，两种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尽管在办理某些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律师起到法律顾问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法律顾问业务的本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的各项业务无不具有法律顾问的属性，而不能因此说律师的业务都是法律顾问的业务。

其次，它有别于解答法律询问和代书业务。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有的含有提供咨询和代拟文书的内容，因而有人主张把解答法律询问和代书业务归类为非诉讼法律事务，这也不妥当。解答法律询问是指通过接待来访，采取口头方式，提供一般性的法律咨询服务，是一种独立的业务项目；而律师在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所提供的法律咨询，并非一项独立的业务，而是为解决某个非诉讼法律事务附带实施的一种手段，一般采用出具法律意见书或法律建议书，必要时还需要参加有关会议进行研究和论证。所以，两者不能混同。同样，一般代书业务也不同于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中的代拟法律文书，前者是独立的一项律师业务，后者是依附于某个非诉讼法律事务所实施的辅助手段，因此，代书业务也不能归入非诉讼法律事务。

区分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与办理其他业务的异同，有利于促进律师非诉讼业务的发展。

第二，建立健全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受理，立卷，统计管理制度。

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这项业务正在发展，无争议的非诉讼法律事务日有增加，这项业务的受理，立卷，统计管理工作如跟不上，必然会给这项业务的继续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应当加强下面几项工作：1，受理工作。受以往律师非诉讼业务受理范围的局限影响，一些地方对已经扩大了范围的律师非诉讼法律事务尚未建立起立案、收费制度。有的是该办理的而没有办理，有的虽已办理但未单独立案。所以，律师事务所应加强对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受理，凡是符合受理条件的，都应统一批办，统一指派律师，统一收费，做到及时立案，逐步扩大受理范围。

2，立卷工作，做到一事一卷，分别整理，装订，归档，按照一般要求，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卷宗应具备以下主要内容和材料。卷宗封面题为“非诉讼法律事务卷宗”，下设“年度，案号，事由，类别，承办律师，委托人，对方当事人，收案日期，结案日期，办理结果，归档日期，卷宗页数”等栏目。卷宗内主要文包括“卷宗目录、受理批办表、委托书或委托代理合同、申请书、书证和调查材料，律师意见，办理情况记录，法律文件（包括仲裁决定书，调解书，协议等），办结登记表”等。

3，统计工作。业务统计是反映律师业务工作实绩和反映社会动态的依据之一。如加强这项工作，掌握了解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全面和真实情况，在司法部尚未制定新统计报表以前，各地可以参照以下各项栏目统计。报表总栏目为“非诉讼法律事务”。总栏目下分别按照办理方式设立“仲裁，调解，和解，申诉和复议，见证，其他事务”等子目，每个子目下分别再列“数量，收费”两栏。这样填报，并不繁琐，基本上能反映律师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概况。

篇3：诉讼法律事务

为促进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国务院、财政部于2009年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9]56号),提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应根据发展需求推进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发展。财政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为了落实这一文件精神,出台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财会[2010]12号),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明确提出了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制要求。到2013年年底,我国40家取得证券业务审批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均已完成转制。

由有限责任制转变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得到了显著强化。对于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合伙人而言,从承担有限责任到承担无限责任,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制度层面强化了合伙人之间的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合伙文化氛围(黄洁莉,2010)。在这一氛围下,由于损害赔偿机制发生变化,注册会计师面临更大的潜在责任。在这样的情境下,注册会计师愿意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更多的审计工作带来了更高的审计成本和审计质量,从而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Mo、Rui和Wu,2015)。

国内外学者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与事务所转制之间的关系,但现有研究却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事务所转制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的具体路径尚不明确。鉴于此,本文选取事务所转制前后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客户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为突破口,以上市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在审计定价中的角色为出发点,探讨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转变带来的不同的损害赔偿机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事务所转制与审计定价

He、Pan和Tian(2015)指出,事务所采用有限责任制与特殊普通合伙制对审计师最大的影响根源在于审计师在不同的组织形式下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事实上,这也是财会[2010]12号文出台前我国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采用有限责任制的原因。注册会计师在这种有限责任制下由于可以规避无限的责任,执业的“舒适度”更强,但问题在于这种“舒适度”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在面临客户的压力或者市场竞争时牺牲审计质量以换取审计市场,从而对资本市场和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带来不良的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财会[2010]12号文应运而生。而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审计师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执业时的“舒适度”下降,但是谨慎性会提高,长期来看,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针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以来组织形式的转变,有实证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变更显著地提升了审计定价(王晓、高洁和陆强,2015),该研究认为涨价的原因是转制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同。但也有研究认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考虑系统性因素,在排除系统性因素后,事务所的转制并没有对审计定价产生直接影响(李江涛、宋华杨和邓迦予,2012)。可见,针对事务所转制与审计定价这一议题,学术界的观点并未达成一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二)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

现有研究指出,被审计单位面临的诉讼风险是审计定价与审计成本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Simunic,1980),原因在于审计师为了降低事务所的诉讼风险,倾向于提升审计质量,而高的审计质量需要更多的审计工作,故审计定价也相应得到提升(Seetharaman、Gul和Lynn,2002)。就审计师可能面临的诉讼风险而言,客户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受损时最有动机追究审计师的责任。而客户公司面临的诉讼亦是由其利益相关者发起,所以两者面临诉讼风险的客体存在重合。这样的重合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审计师的审计客户面临较高的诉讼风险时,审计师会担心这些风险会在未来转移到自身,从而带来审计声誉和事务所利益的损害。所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审计师承接客户的诉讼风险较高,那么审计师一方面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劳力来执行审计流程,这会导致更高的审计定价;另一方面,如果审计师无法通过标准的审计流程获得足够合理的审计证据将审计风险降低到合适的水平,那么审计师会把未来因高级别的诉讼风险带来的潜在损失作为补偿的一部分纳入审计定价的决策中(Simunic和Stein,1995)。

(三)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

现有关于组织形式与审计定价的议题结论并不一致,所以有必要探讨转制究竟如何影响审计定价。现有文献没有探讨客户诉讼风险在转制前后审计定价决策中的角色,即不同的法律责任下审计师对客户公司所面临的诉讼风险的敏感程度可能亦有差异。本文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不同所承担法律责任不同的根源来自于不同的损害赔偿机制。具体来说,有限责任公司制的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赔偿责任,而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则是要求有明显过错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赔偿责任或无限连带赔偿责任,其他无过错的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赔偿责任。

赔偿机制的转变意味着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潜在法律责任亦得到了显著提升,为了分析这一转变的影响路径,我们应当进一步分析审计师的行为。审计师如何预估未来面临的法律赔偿风险呢?除了企业的财务表现,企业面临的诉讼风险自然也是审计师应当考虑的范畴。

在事务所转制前,审计师适用的损害赔偿机制较为宽松,其赔偿责任也仅限于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赔偿责任,当企业面临较高的诉讼风险时,审计师对此可能并不会有很高的敏感性,在审计定价策略中,对企业诉讼风险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的动机可能较弱。在事务所转制之后,审计师适用了更为严格的损害赔偿机制,对于有过错的合伙人而言,其面临的赔偿责任不再有限额,而是转变为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需要提高对风险的敏感性来应对这样的潜在法律责任,故对于事务所转制后的审计师而言,当客户公司面临较高的诉讼风险时,审计师会十分在意风险程度,因为高风险可能会给特定合伙人带来无穷尽的赔偿责任,因此审计师对客户的风险敏感程度可能会明显加强,相应地,亦更有动机在审计定价策略中对企业诉讼风险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推导中,本文未将审计师与对审计报告负责的合伙人做明确区分,这是因为,在审计业务承接环节,上文中的审计师也就是项目主管合伙人在审计定价策略中起主导作用,而也正是项目主管合伙人在执业存在过失时需承担无限赔偿责任。两者的角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鉴于以上推导,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事务所转制对客户的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2:在事务所转制后审计师对客户的诉讼风险更加敏感。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清晰地比较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前后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的关系,我们选取2009~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原始数据来源。为了确保样本的可比性,本文剔除了B股和H股上市公司,因为这些样本在实施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同时亦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了调整,与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相比差异较大。本文还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的样本和审计费用等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所采用的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财务数据及审计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来自于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

在对数据库的样本数据进行整合和剔除后,12574个公司的年度观测值成为最终的检验样本,其中我们按样本年度(2009~2014年)每两年划分为一个观测阶段,2009~2010年为转制前、包含3200个观测值,2011~2012年为转制期、包含4377个观测值,2013~2014年为转制后、包含4997个观测值。本文同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百分位上做Winsorize(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研究假设,我们设计了如下模型:

模型中,Lnfee是我们关注的因变量,即对审计定价的度量,以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表示。LLP代表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变的虚拟变量,用以衡量事务所是否转制。不同于之前的研究者按事务所公布的转制时间作为组织形式是否转变的划分标准,我们将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时采用的名称作为判断是否完成转制的标准,若事务所完成转制,LLP为1,若事务所未完成转制,LLP为0。LITIGATION代表上市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参考冯延超和梁莱歆(2010)的研究方法,本文选取上市公司在所属会计期间内公告的诉讼仲裁和违规处分次数之和的平方根作为诉讼风险的度量指标。这是因为诉讼和违规处分会对公司造成有形的经济损失和无形的声誉损失,相应地,公司未来可能面临诉讼的风险也会增加。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2009~2014年样本中审计客户面临的诉讼仲裁和受到的违约处分总次数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2中的数据,横向看,在2009~2014年样本观测期内均有公司面临1次和面临6次以上诉讼仲裁和违规事件,且样本期间内,在各个次数的划分段均有公司样本,这表明样本公司面临的诉讼仲裁和违约次数差异情况较大,也说明使用上市公司诉讼仲裁和违约次数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出不同上市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差异。

纵向看,2009~2014年间,2012年面临诉讼仲裁和违约的公司数目达到427家,是所有年份中涉诉和违约公司数目最多的年份,而在2010年这一数目则最少,为162家,最大值(427)是最小值(162)的2.6倍,表明不同年份审计客户面临的诉讼风险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系统因素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事务所对客户诉讼风险的敏感程度的变化可能受到不同年份系统性因素的影响,这对本文的研究会造成干扰。所以本文在模型中特别控制了年份因素,旨在减小不同年份系统性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其次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别描述样本的观测数、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标准差,结果如表3所示。面对不同上市公司,审计师的定价差异显著,审计费用自然对数值(Lnfee)最大为15.53,最小仅为12.21。而诉讼风险的衡量指标最大值为8.94,最小值为0,亦说明不同公司的诉讼风险差异较大。正是基于这样显著的差异,本文研究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客户诉讼风险及审计定价的调节作用才有意义。

(二)相关性检验

本文检验了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审计定价(Ln Fee)与会计事务所组织形式(LLP)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相比转制前的有限责任公司制,采用特殊普通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收费上更有定价权。

注:*、**、***分别表示双尾t检验值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审计定价(Ln Fee)与客户诉讼风险(LITIGATION)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审计定价与客户诉讼风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应该进一步研究。而审计定价与客户诉讼风险与事务所转制的交乘项(LLP×LITIGATION)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客户诉讼风险在转制后的确会对审计定价造成影响,也说明事务所转制对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调节作用。

审计定价(Ln Fee)与公司业务复杂度(Sub)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的业务越复杂,审计定价越高。

审计定价与包括长期负债率、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总应计水平、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在内的其他控制变量呈显著相关关系,反映了控制变量选取恰当能使模型的估计更加准确。

总体来看,一方面,在单变量分析中,诉讼风险与审计费用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控制变量则大多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另一方面,由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基本都小于0.6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考虑到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检验了方差膨胀因子,主要变量的VIF值均明显小于10,确保模型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详见表5。

(三)多元回归分析

1. 检验研究假设1。

为了检验假设1,即事务所转制对客户的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使用全样本对模型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总体层面来看,回归模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的R2以及调整后R2分别为0.634和0.631。

从变量层面来看,我们观测到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LLP)与审计定价(Ln Fee)显著正相关(α1=0.0610,P值<0.01),这说明事务所转制后审计收费增加可能是由于审计师在与客户进行协商时对审计定价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也有可能是由于审计师承担的审计成本上升。

我们也观测到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LLP)与客户诉讼风险(LITIGATION)的交乘项和审计定价(Ln Fee)正相关,具体来说,交乘项的系数显著(P值<0.05)为正(α3=0.0357)。这说明事务所的转制对于审计师在审计定价时对客户诉讼风险的敏感程度有积极的正面强化效应,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而客户诉讼风险(LITIGATION)的回归结果虽为正(α2=0.0104),但并不显著(P值>0.1),这说明就转制期前后的全样本而言,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并不明确,原因可能在于在原有的法律赔偿机制下,审计师对客户诉讼风险的敏感程度并不高,而事务所转制导致组织形式变化后,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师组织形式变化带来的赔偿机制的转变确实促进了客户诉讼风险对审计定价的正向影响。

注:*、**、***分别表示双尾t检验P值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样本标准误差。下同。

另外,审计定价(Ln Fee)与控制变量的关系均显著(P值<0.01),表明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均是审计定价中的考虑因素。

2. 检验研究假设2。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2,验证事务所转制后审计师是否对客户的诉讼风险更加敏感,即客户诉讼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是否更强,本文将验证假设1时的全样本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回归比较:转制前(2009~2010年)、转制期(2011~2012年)和转制后(2013~2014年)。表6报告了三个观测期诉讼风险的回归结果。

由表6可知,在转制前和转制期样本中客户诉讼风险(LITIGATION)与审计定价(Ln Fee)虽有正向关系(系数值为0.0958),但结果并不显著(P值>0.1),而在转制后的样本中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有显著(P值<0.01)的正相关关系(系数值为0.0544),故研究假设2成立。进一步分析表6中的数据,虽然转制后样本的实证结果印证了预期的结论,但在转制期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并不明确(P值>0.1),本文认为原因可能是市场对信息的消化需要一定时间。具体来说,因为事务所转变组织形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审计定价是由审计师与客户一起达成的,由市场决定审计的最终定价。对于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转变,市场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所以在本文的分阶段回归结果中出现了转制的时滞效应。在衡量时滞效应时,衡量事务所转制的代理变量由于是虚拟变量,无法精确地反映这样一种时滞,所以有必要对样本进行分阶段的回归。

3.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表5的回归结果之一,即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LLP)与审计定价(Ln Fee)显著正相关(α1=0.0610,P值<0.01),表面上反映了事务所转制后审计收费显著增加,而深层次上则反映出审计师在法律责任变化后自身执业行为的变化。在事务所从有限责任制转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过程中,审计师承担的法律责任从以出资额为限上升到了过错合伙人承担无限赔偿责任或无限连带赔偿责任,无过错方承担有限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法律责任强化促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执业质量,加强审计工作流程,以避免上升的法律责任带来的潜在赔偿损失。而针对所有客户都加强审计工作并不符合审计师的经济利益,所以审计师需要思考如何加强审计工作,这给审计师带来的直接问题是选择在何处加强审计工作。

表5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LLP)与客户诉讼风险(LITIGATION)的交乘项LLP×LITIGATION和审计定价(Ln Fee)正相关(α3=0.0357,P值<0.05)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即审计师在承担的法律责任增加而需要加强审计工作时,更倾向于选择加强对诉讼风险高的客户的审计工作。实际上,这样的选择也符合审计师从事审计工作的成本效益原则。如果审计师不加选择地对所有客户加强审计工作流程,会耗费大量的审计人力,增加审计成本,削弱会计师事务所的总体竞争力。而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客户加强审计工作则既可以降低审计师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又可以不大幅增加事务所的审计成本,可以在维持竞争力的同时提高总体审计质量,有利于事务所的长远发展。

由表6可知,审计定价对客户诉讼风险的敏感程度在三个阶段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转制前,审计定价与客户诉讼风险的关系并不显著(P值>0.1),这可能是因为在有限责任制的法律惩罚机制下审计师认为不论自身的执业质量如何,只用负担有限责任,所以不会特别关注客户的诉讼风险。而在转制期,我们看到这一关系仍然不显著(P值>0.1),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事务所的转制对于审计师本身来说有一个从思想上接受的过程,审计师充分理解特殊普通合伙制并在其影响下执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面对审计师的提价,诉讼风险高的客户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毕竟历史审计费用是较为连续的,增加审计费用需要双方的协商和认同。而在转制后,我们观察到审计定价与客户诉讼风险的关系显著为正(P值<0.01),这反映出不论是审计师还是客户都充分消化了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带来的法律责任的变化,审计师会更加关注客户的诉讼风险,并在审计定价策略中给予重点考虑。

综合以上回归结果可知,财会[2010]12号文增强了审计师的风险意识,也使审计师愿意开展更多的审计工作来降低风险,而对于被审计单位而言,过高的诉讼风险也会显著地增加单位的审计费用,所以企业需要关注自身面临的诉讼风险,这既是对降低费用、提升利润的考虑,也是自身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稳健性检验

1. 区分事务所在转制前的风险敏感度。

在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变前,在不同股票市场拥有审计资格的事务所面临的既有风险并不相同(He、Pan和Tian,2015)。前文的实证结果针对的是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而与A股相比,具有对H股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不仅需要对国内财务信息使用者负责,还需要对国外财务信息使用者负责,所以在转制前本身就需要承担更大的潜在法律风险,对客户的诉讼风险也会更加敏感。对这些具有H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而言,转制可能并不会使审计师对客户诉讼风险的敏感度有明显的提升。本文针对具有H股审计资格的12家事务所的子样本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LLP×LITIGATION的t值仅为1.05,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2. 客户诉讼风险的代理变量。

对于客户诉讼风险,前文选择的代理变量是诉讼仲裁和违规处分次数之和的平方根,由于审计师更关注客户面临的与财务有关的风险,本文将诉讼仲裁中与财务相关的诉讼仲裁提取出来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表4和表5的结果一致。

五、结论

基于财会[2010]12号文对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提出转变要求的情境,本文运用2009~2014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对全样本及转制前、转制期和转制后的样本进行研究,探讨事务所转制前后客户诉讼风险在审计定价中的角色。结果表明,事务所转制对于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效应。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变带来的惩罚机制的变化有效提高了审计师的风险意识。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下,审计师对客户的诉讼风险更加敏感,进行的审计工作更多,对于诉讼风险收取的溢价也更高。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关于事务所转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的分析,对事务所转制如何影响审计费用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表明事务所转制可以通过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敏感程度来影响审计定价策略。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审计定价的相关文献,一方面从客户诉讼的角度分析了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另一方面,针对现有文献存在的结论不一致的情况提出了可能的解释,即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转变需要市场完全消化,转变为审计费用的变化。

本文的结论表明事务所转制的相关政策对增强审计师的风险意识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审计师风险意识的增强也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真正实现了国务院文件的精神。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说,需要规范业务流程和提高规避法律风险的能力,因为这不仅可以节省接受审计需要付出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从审计师的视角来看,这样的公司也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摘要：基于财会[2010]12号文对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提出由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特殊普通合伙制的情境,本文探索了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变前后客户诉讼风险在审计定价中的角色。使用2009~2014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针对事务所转制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变化对于审计师对客户诉讼风险敏感程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事务所转制对于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转制后审计师在定价策略中对客户的诉讼风险更加敏感。本文探索了事务所转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路径,且为行业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证证据。

关键词：事务所转制,组织形式,诉讼风险,审计定价

参考文献

黄洁莉.英、美、中三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演变研究[J].会计研究,2010(7).

Mo P.L.L.,Rui O.M.,Wu X..Auditors'Going Concern Reporting in the Pre-and Post-Bankruptcy Law Eras:Chinese Affiliates of Big 4 versus Local Audito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2015(1).

He K.,Pan X.,Tian G.G..Legal Liability,Government Intervention,and Auditor Behaviour:Evidence from Structural Reform of Audit Firms in China[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15(1).

Seetharaman A.,Gul F.A.,Lynn S.G..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 Fees:Evidence from UK Firms Cross-listed on USMarkets[J].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2(1).

姜红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J].审计月刊,2012(2).

李江涛,宋华杨,邓迦予.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政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J].审计研究,2013(2).

Simunic D.A..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1).

冯延超,梁莱歆.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审计收费及非标准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0(3).

篇4：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分析

【关键词】企业管理；法律事务；重要性

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已经被纳入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中，而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是具有一定重要性意义的，因此企业在管理工作中也十分重视法律事务管理，由于法律事务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导致企业发展受限，因此提高企业法律事务管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一、法律事务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1.法律可以调整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法律问题，例如在成立阶段、投资阶段、市场运营阶段以及财务管理方面都会触碰到法律事项，如果管理不当随时都有触碰法律的风险，法律风险的产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财产以及信誉方面的损失。在日渐激烈的市场中，企业的信誉对其今后的长期发展十分重要，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十分重视法律问题，避免因为管理不当而造成的法律损失。

2.尊重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特点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期，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就必须要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法制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大特征。无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还是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都需要在法律的授权下进行一些市场活动，但这比不是否认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因此，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提升国内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十分必要，是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二、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管理机构不健全，职能相对弱化

我国企业中很多都没有建立相应的综合性法律服务机构，而且有些企业中对于法律事务的管理都是分派给业务部门或者下属部门分头管理，并没有专门的法律事务管理部门。对于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的有关制度和规定并没有完善或者尚未形成长效的工作机制，因此企业法律事务管理的职能总体较弱，对依法维护企业有关利益的意识较差，对市场风险的规避能力也很差。这种现状将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使得企业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

2.法律工作人员的素质较低

企业法律事务管理的工作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岗位，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了管理水平的高低。但是由于法律事务管理目前在企业中并没有收到过多的重视，企业领导层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事务有关工作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在岗位人员安排上比较随意，很少会有专业人士从事这个岗位，而更多的是找内部员工进行兼职。而兼职人员管理法律事务就会出现业务能力较差的现象，而在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在，企业法律事务管理效果不提升、服务质量不到位将会严重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情况对企业而言不仅没有节约人员成本，反而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出现。

3.企业法律事务管理的有关价值没有体现

现代管理体制中，法律事务的管理不仅仅体现在于法律有关的事务管理上，还关系到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重要资源。但是在多数企业中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法律事务管理的价值，因此在实际工作环节中并没有提供给法律事务管理发挥其真实价值的平台。法律事务管理对于企业在发展中能够给出相应的参考和依据，保障企业在交易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完善企业法律事务管理的措施

1.对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形成正确的认识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法律管理都需要企业能够给予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包含有3个方面：一是领导层需要加强自身对于法律事务管理的正确认识，因为领导的思想观念影响着整个企业发展的方向以及工作重心的转移。二是需要提升整个企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员工是企业正常运行中的重要部分，因此需要加强整体员工的有关意识，才能有效的改善整个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可以通过一些培训内容加强人员与市场经济有关法律的知识普及。三是完善企业制度的制定，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定是在企业内部推行有关法律事务管理理念的前提。加强企业管理的经营机制，逐渐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从而推进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是顺利进行，确保企业持久稳定的发展。

2.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

我国企业在法律事务管理中存在的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因此很多企业在完善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中往往会采用聘请一些兼职的法律顾问，由于这些兼职人员对企业的发展和具体情况了解的不够清楚，而且往往是在企业遇到问题之后才会被任命导致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下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必须要建立一个体系比较完善而且符合企业发展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确保企业发展过程中法律有关事务的秩序进行。

3.严格控制企业法律事务管理人员的素质

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综合性工作，这项工作对于管理人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要求很高，为了保障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首先必须保证法律事务管理人员的素质。企业的法律有关工作者不仅仅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有关的商贸知识、管理知识以及在企业对外交涉中明白自己所处的角色，如何极大的保障企业的根本利益。对于人员素质的控制首先在选拔条件上进行严格的把控，其次就是在工作中加强各方面技能知识的培训，使得人员能够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效力。

四、总结

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是现代企业在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环节，有效提升企业法律事务管理能力的前提就是要认清法律事务管理在企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限制管理水平提升的阻碍因素，只有找出阻碍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建辉.试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J].经营管理者. 2012（22） .

篇5：非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

[ ]渝洲同非诉字第 号

甲方（委托方）： 乙方（受托方）：重庆洲同律师事务所

甲方因 的需要，委托乙方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经充分协商，特签订本合同以供共同遵守。

一、甲方委托的具体事项详述如下：1、2、3、4、5、6、二、乙方接受委托并应甲方的要求，指派 律师提供本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

三、乙方承办律师应当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拟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四、甲方应保证委托的事项合法并对乙方的工作成果用于合法目的。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工作成果只能用语本合同约定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目的，未经乙方许可不得将该成果泄露给与本案范围和目的无关的其他第三人。

五、甲方须向乙方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对乙方的询问、了解作客观的陈述。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提供虚假证据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交真实的证据，并对虚假陈述作真实澄清。甲方拒绝的，乙方有权终止履行本合同，所收律师费不予退还。

六、乙方履行本合同中若需向第三方表明乙方与甲方的代理关系，甲方应对乙方进行协助，如签署有关协议、法律文书、证实委托关系等。

七、乙方应遵守诚信原则，在授权委托范围内依法提供法律服务，切实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如乙方故意损害甲方合法权益的，甲方可终止委托。

八、乙方指派的律师因故中途不能执行职务的，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在甲方同意后负责另行指派律师接替。

九、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背景资料以及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接触、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

十、乙方以下列方式向甲方交付完成委托事项的工作成果（供选择，可选择一项或多项）：

1、专项咨询意见；

2、调查获取的证据；

3、法律意见书；

4、法律建议书；

5、律师见证书；

6、法律可行性分析报告；

7、其它：

十一、甲方随时可向乙方了解委托事务处理的进展情况，确有必要的，乙方应甲方要求可出具阶段进展报告。

十二、差旅费及第三人收取的有关费用的处理：

〈一〉乙方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所需差旅费按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供选择）

1、已包含在律师服务费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2、双方协商差旅费用概算为 元，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 日内预付；待本合同委托事项办结后，由乙方向甲方提交费用 清单及有效开支凭证结算。

〈二〉鉴定费、审计费、公证费、翻译费、复印费及其它必要的中介费用，行政机关、司法部门或相关组织、行业协会收取的有关费用，由甲方预付，乙方按实际支出和有效凭证核销，多退少补。

十三、律师服务费的支付按以下方式处理：

1、律师服务费人民币共 元，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付清。

2、甲方逾期付款，应按逾期付款金额日息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3、律师收取律师费，应出具本合同项下的法定结算凭证发票。

十四、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代理；但如果委托事项违法或违背律师职业道德，或者甲方利用乙方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的，乙方有权终止代理，依本合同已收取的律师服务费不予退还。

十五、合同生效后，合同双方无法定事由不得中途解约，若甲方中途解约，依本合同已收取的律师费，乙方不予退还；若乙方中途解约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

十五、为联络和送达方便，各自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 乙方：

按上述地址的送达均视为合法有效的送达，一方地址变更的，应在变更后五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对方依上述地址的送达仍为合法有效送达。

十六、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一方可向重庆市律师协会请求调解，或由乙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或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十七、合同有效期限：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或交付工作成果之日止）。

十八、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由双方签字或签章后 于 年 月 日生效。

十九、特别约定：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联系电话：

乙方（签章）：重庆洲同律师事务所 主任（签名）： 联系电话：

篇6：非诉讼法律事务委托代理合同

非诉(2017)第(0718)号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甲方因与 的 法律意见书 事项，委托乙方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条款，共同遵照执行：

一、乙方接受甲方之委托，指派律师及助理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

二、甲方委托乙方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就其天猫店铺实际控制人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以下空白.三、乙方律师根据甲方要求，认真负责地完成甲方委托事项，并向甲方汇报结果。

四、甲方必须如实向乙方律师叙述委托事项背景情况并提供乙方律师所需的各方面材料；如甲方叙述或提供材料有捏造事实、弄虚作假，乙方有权终止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五、根据有关规定，经甲方双方协商按下列方式收取费用：

①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交纳法律服务费 元，文印通讯费 / 元，交通费 / 元。②在以上事项办理成功后，甲方同意再向乙方支付 / 的奖金或服务费用。

六、如果甲方无故终止履行委托合同，律师费不予退回并且应当支付奖金或服务费用；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律师费全部退还甲方。七、一方要求变更合同内容，须经对方同意。

八、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委托事项完成之日终止。

九、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十、本合同履行地为受托方所在地。

委托方： 受托方：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