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矛盾（共4篇）
篇1：鸦片战争前的矛盾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社会性质的变化。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在经济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社会矛盾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三、革命任务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篇2：鸦片战争前的矛盾
一、矛盾多变的教务观
1. 排教思想的萌生及进一步发展。
张之洞对教会持排斥态度, 从他于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六日致张佩纶的信中已略显端倪。
中法战争爆发后, 广东民众仇法情绪高涨。两广总督张树声认为协办广东防务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劝办团练示内有“准视法为仇, 诛其党类, 食肉、寝皮、饮血” (6) 等语, 考虑到“粤中遍地教堂, 睚眦之愤, 所在多有, 剽轻浮动之民气, 有触即发, 朝张告示, 夕必燎原”, (7) 因而力阻彭玉麟张贴仇法告示。
在致张佩纶的信中, 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窃喜雪老甚中窾綮, 能为中国预占地步……不意译署竟力止之, 示终未出。此示有何妨碍, 愚懵殊不解也。此示尚不敢出, 何论交锋乎?……拙疏所谓‘如与人斗, 既欲击之, 又恐怒之’, 正谓此矣。” (8) 可见, 张之洞肯定了彭玉麟鼓动民众仇外排外的做法。而对于张贴仇法告示极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教案高发, 张之洞显得不以为意。这从侧面反映了张之洞排教思想的萌生。
光绪十年五月, 张之洞赴广州任职两广总督。不久, 马尾海战爆发。张之洞以“界限不清, 则军心疑惑, 奸细公行, 内外通连, 防务无从下手” (9) 为由, 于七月初四日饬令法领事师克勤“率同法国商民教士即行出境”, 并将法国教堂一律查封。张之洞在《批廉州府禀覆北海遣散教民情形》一文中, 透露出当时对法教会的强硬态度:“驱遣外来教民, 查封法国教堂, 原不宜孟浪用武。惟当日若无练勇镇慑, 该教士岂肯束装疾行, 甘听查封?” (10) 这些体现了张之洞排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张之洞出于战争防务的考虑作出“驱教”的决定, 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无法掩饰张之洞当时对教会的疑忌之心和排斥心理。广州主教认为张之洞“籍构兵为词”驱逐教士之举是“暗害本教”, (11) 也有助于我们揣测张之洞“驱教”的真实意图。
2.“护教”与“排教”交织的复杂心态。
七月初六日, 上谕“法国商、教一律保护”。张之洞获知最高当局的旨意后, “排教”思维发生了较大转变, 表现出“护教”与“排教”交织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 张之洞对教士教民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凡法国教士出境, 密饬地方官妥为防护”, (12) “其安分者, 不准杀害”, (13) “教士出境则送之, 留粤则卫之”, (14) 其中, 护送出境两广法教士五起, 共十名。对于教产, 出示文告宣称所有教堂物业“此与官物无异, 不得擅动”。 (15) 查封的教堂公署、行栈九十五所, “饬役看管”。 (16) 并警告民众“害安分之教民, 毁封闭之教堂, 则为乱民。” (17) 张之洞在公文中称, 粤中文武百官“为之泯仇衅, 为之卫行旅, 为之保室庐”, (18) 使得法国官商教士“将去之时, 无伤生之恐;及去之日, 无失路之悲;复回之后, 得栖止之所”。 (19)
但是, 张之洞是否真的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他自己所声称的“教士出境则送之, 留粤则卫之”、“为之泯仇衅, 为之卫行旅, 为之保室庐”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光绪十年七、八月间, 广东掀起了反教高潮。广州府、高州府、顺德县、南海县、番禺县、河源县、海康县、龙门县、高要县、普宁县等地均发生了烧抢教堂等严重教情, “波及二十州县, 持续二个月”。 (20) 东莞县属石龙罟渔洲, “天主堂教士房屋书馆并教民房五十余家俱被拆毁, 家私什物俱被抢去”。龙门一名传教士, 遭“殴打几毙”。 (21) 据广州主教事后统计:“本教小教堂五十余所遭受抢毁, 教民二千余家或抢或焚或毁, 教士多人受辱, 教民十余人被杀。” (22) 尽管以上出自主教之口, 不可尽信, 但从中仍可看出当时广东境内教案问题的严重性。
在教情严重失控这一问题上, 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张之洞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案高发的客观事实, 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执行护教政策的力度。为摆脱这一嫌疑, 张之洞在公文中辩称:“本部堂再四通饬, 晓谕声明, 法国官商教士, 不因争战而来, 本与法兵有别, 严饬诸将, 约束各营, 明示密防。” (23) 但在教案高发的事实面前, 其极力塑造的坚定护教形象变得黯淡无光。
事实与其言辞间的巨大反差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张之洞的“护教”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他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民间反教势力的膨胀, 以间接打击教会势力。这是张之洞“排教”思维的隐晦体现。
3. 排教思维的再度兴起, 以及“护教”思想的后来居上。
中法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后, “法商、教遽欲入粤”。 (24) 张之洞认为“此乃得步进步”, (25) 以“教入粤西尤多不便, 商之文武僚属将弁, 皆曰不可”, “彼兵船尚踞我地, 遽令教士入口, 流弊太多, 且中国示弱太甚, 将为各国所轻” (26) 等由, 力阻法教入粤。
总署驳斥了张之洞的种种理由:“若再因阻教入粤, 别添枝节, 以致澎湖久踞不退, 其为示弱不更甚耶?此等紧要关键, 岂能轻听僚属将弁之言, 有意阻挠。如地方莠民籍端滋闹, 全在该督严饬弹压, 果能实力奉行, 何至生事。” (27) 对于张之洞搬出来的挡箭牌——“英领事贺壁理目击情形, 亦深谓缓来为宜”, (28) 总署提出质疑:“贺壁理致法领事信有法教入粤, 粤督不愿等语, 何以向该督言亦谓缓来为宜?恐不足据。” (29) 此时, 张之洞排教的意图暴露无遗。
电文最后, 总署下达了极为严厉的命令:“着张之洞速即出示晓谕, 准令教士入口, 以昭大信, 勿得再存意见, 转启群疑, 设有偾事, 惟该督是问!” (30) 迫于压力, 张之洞不得不“遵旨出示, 令法教入口”。 (31)
此后, 张之洞严格执行保护教士教民的政策, 总体上趋向“护教”立场。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报》报道:“中法两国和好如初, 商民教士不日照常回省。督抚宪出示, 晓谕军民勿得拦阻滋事, 以固邦交。” (32) 光绪十一年八月八日的《申报》载有:“卖麻街天主堂早将封条揭去, 昨日教民人等照常进诚居住, 有兵士数十名沿途护送。” (33) 这些事例表明“护教”已占据此时张之洞教务观的主导地位。
二、矛盾多变态度的思想根源
中法战争时期的张之洞为何对教会表现出既维护又排斥的矛盾多变态度?原因有三。
1. 处于从清流健将向洋务殿军转变的过渡期是根本原因。
对于张之洞这一重大转变, 其幕僚辜鸿铭作了精辟的分析:“夫理之用谓之德, 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 德也, 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 力也, 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 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 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是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 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 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 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 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 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 文襄有鉴于此, 遂欲舍理而言势。” (34)
应当注意的是, 中法战争期间的张之洞并没有完全摆脱清流遗风。光绪十年十二月, 他在奏议中感叹:“台少巨炮, 水无坚轮, 水雷利用, 苦其不多, 塞河工巨, 难于坚厚。”“种种棘手情形, 实为事势时日之所限。” (35) 面对困境, 张之洞的应对措施是“惟有仰禀圣谟殚诚竭力, 以忠义激士民, 以重赏鼓勇士, 以和衷联诸将……上仗国威, 下凭士气, 同心戮力, 誓遏凶锋, 以保岩疆而纾宸虑”。 (36) “忠义”、“国威”、“士气”, 这些均属辜鸿铭提出的“理”的范畴。纵观中法战争时期, 张之洞并没有完全跳出“用理以制势”的旧式思维。
因此,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法战争期间的张之洞在对待教会上为何会表现出矛盾多变的态度。一方面, 马尾海战的惨败给予他极大刺激, 张之洞意识到学习“西法”的重要性, 盲目排外对于抗法大局不仅无益, 反而有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因此他不愿在教务问题上制造太多的风波。揭阳县河婆地区土人与教民冲突一案, 张之洞认为:“现当海防吃紧之时, 若不亟为弹压解散, 必致激成事端。” (37) “勿令民、教寻仇, 多生枝节, 致于海防大局有碍, 是为致要。” (38) 在《批左江道禀上思州敌情》一文中, 张之洞尽管觉得“教堂盘踞山径, 会平密迩芒街, 法船易到, 以后边防永无已时” (39) , 但他强调:“只宜妥为警备, 不得轻听讹传, 卤莽生事, 转致反侧不安也。” (40)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基于抗法大局的考虑, 张之洞较为小心地防备着民众的过激行为。
另一方面, “用理以制势”的旧式思维依然有部分残存于张之洞的头脑中, 他对“民气”、“士气”的力量仍抱有一定的信心。马尾海战中国惨败, 加之“平日教民倚恃洋符, 抗官作恶, 士民切齿”, (41) 大规模反教行为, 有利于鼓舞士民的斗志和士气。如果此时对民众的反教行为予以严禁, 必然会对高涨的“民气”造成严重的打击, 较大程度上影响到“民气”的发挥。这与其借助“民气”御敌的构想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 对于民众大规模的反教行为, 张之洞只能是睁只眼闭只眼, 一面保护教会一面纵容民众反教。
“清流派”与“洋务派”思维的此消彼长, 使得“护教”与“排教”这两种矛盾的政治主张得以并行。思想处于过渡时期的张之洞未能恰如其分地平衡二者的关系, 导致两种政治主张在相互抵牾中效果大打折扣。两种政治主张间所留下的政策漏洞, 给民众的过激行为提供了生存土壤。光绪十年广东境内所发生的严重教情, 正是两种矛盾的政治主张并行的副产物之一。
中法战事结束后, 张之洞教务观一度出现反复, 流露出排教思维, 但很快便向“护教”靠拢, 站在了“护教”的立场上。这与此时的张之洞基本上完成了从清流健将向洋务殿军转变的过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个人因时而变、善趋风势的性格使然。
张之洞待人处世圆通, 他声称:“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 无湘无淮, 无和无战。中立而不倚, 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 而不为其太过。” (42) 表面看来不偏不倚, 其实正是张之洞善于政治权术和善趋风势的体现。张之洞性格上的弱点, “无疑会影响其对外态度”。 (43) 张之洞因时而变、善趋风势的性格弱点, 同样体现在他中庸的处世态度上。他曾经自我剖白曰:“余当官为政, 一以儒术施之。” (44) 他以“中庸”行政, 以“中庸”治吏, 以“中庸”谏主。 (45) 张之洞始终秉承中庸的处世态度, “表现在行动上就难免出现矛盾和多变”。 (46)
在饬令法教士离境一事上, 张之洞同样施之以中庸之道。为保持与朝廷步调一致, 对于谕旨“法国商、教一律保护”, 他奉承称:“仰见圣德如天, 实为攻心伐谋之上策。” (47) 并一改平日称民众为“义民”的欣赏口吻, 对民众大加鞭挞:“查粤民强悍好义, 亦喜生事”, (48) 以迎合最高当局保护教会的心态。
中法战事结束后, 张之洞由于不赞同法国教会势力迅速入粤, 受到总署的严厉斥责。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 他审时度势, 做出了利己的选择。在回复总署的电文中, 他不再坚持己见, 态度明显缓和:“今澎湖既退, 其来迟早, 自可听之。”秉承中庸的处世态度使得张之洞在数十年的宦海中左右逢源, 多次化险为夷。但也造成了他在政策和实践上缺乏连贯性, 给人朝令夕改、有始无终之感。
3. 最高当局施压所致。
在封建社会里, 君权是至高无上的。在威严的圣谕和统治者意志执行者的总署面前, 封疆大臣显得如此的渺小和无力。最高当局旨意的颁布和相关决定, 常常成为张之洞对待教会态度的风向标。
在对待教会问题上, 张之洞与朝廷的主张时有分歧。马尾海战爆发后, 张之洞饬令所有法国教士离境, 态度强硬, 对教会的排斥有升级之态。当上谕要求保护法国商教后, 张之洞的态度也来了大转弯。中法两国签订和约后, 张之洞一度试图阻止法教会势力重新楔入广东, 总署施加压力后, 也只能放行。
战事激烈的时候保护教会, 战后允许法国教会势力迅速卷土重来, 这些并非张之洞之初衷, 但最高当局的意愿不能违背。儒臣的使命感驱使张之洞试图践行自己的理念, 但更多的只是浅尝辄止, 因为他不敢背负太多的政治风险。“护教”与“排教”频繁变换的背后, 展示的是一个在强大君权与个人认知的夹缝间委曲求全的大臣无奈的心路历程。
三、徘徊也是一种前进
综上, 中法战争期间的张之洞在对待教会的态度上并不以同一脸谱示人, 而是徘徊于“护教”与“排教”之间。“护教”与“排教”本属矛盾, 但在特定历史时期集中在张之洞身上, 反映了张之洞本人的多面性及复杂性。这启示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
篇3：解放战争前的绝密飞行
这次空运是党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战略主动权，考虑再三，冒着巨大风险，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采取的非常之计。
自1943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人，奉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抗日战争局势迅速变化。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飞机、军舰抓紧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各大城市和交通要点。面对这种局面，党中央、毛泽东决心针锋相对，将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划分为战略区，要求各地部队拿起武器，保卫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在此形势下，各战略区的高级将领必须尽快返回前线。但当时延安几乎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到太行近800公里，步行要经过黄河天险、黄土高原、晋南山地的溝壑，还要冒险穿过敌军占领区的道道封锁线。可以参照的是，一年多以前，杨得志率部从稍远的濮阳来延安，走了70多天。而江华从更远的山东滨海地区来延安，更是走了半年。
如果回程也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则势必远远落后于有美军支持的国民党军的调整部署，我军的战略主动权也会丧失。在这紧急时刻，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一架美国飞机，将这些将领尽快送回前线。
叶剑英巧借美军飞机
借飞机的任务就交给了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素有交往且关系不错的叶剑英。原来，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派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组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搜集日本的情报，加强同共产党的联络。当年的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负责与美军观察组联络的中共代表正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足智多谋的叶剑英接受这一任务后，迅速前往美军观察组成员住处，先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和热情慰问，接着，便以比较轻松的语气，向美军观察组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回八路军前方总部。至于是哪些干部，叶剑英故意避而不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继续探问，便一口答应下来。
美军爽快应承，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八路军与美军观察组有长期的友好合作，而且延安方面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诸多方便；太行军民特别是黎城、平顺百姓曾经全力救助美军失事飞机的伤亡人员，这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早在1944年末，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宁镇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军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长宁与延安之间，对这条路线也比较熟悉。所以，当叶剑英提出借飞机前往长宁时，美军观察组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黄华成为临时参加这次空运的第21名乘客。
8月25日上午，在党中央的周密安排下，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黄春甫）、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重要领导人，分批赶到了机场，准备乘坐这架美国运输机，从延安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提议给大家照张合影留念，陈毅诙谐地说：“要是我们摔下来了，将来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吧！”
登机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时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联络员的黄华，每次美机抵离延安都要到机场去查看情况。这一天，他照例来到机场，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负责同志，很是惊奇，一打听才知道这次空运的情况。黄华心里有些紧张，因为乘客中有通晓俄语的，但没有人懂英语，担心如果飞行中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的负责同志与美军飞行员不能沟通，就会很危险。于是，他向杨尚昆提出随机行动，陪他们飞到太行。杨尚昆说：“你的建议很好，那就请你走一趟吧。可是降落伞只有20副，你没有这个，很危险啊。”黄华说，不至于的。于是他就登机成为了第21名乘客。事实证明，黄华在飞机上确实发挥了作用。飞行途中，有一段路途飞机突然升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便问黄华。黄华用英语同美军驾驶员谈了几句后，告诉大家说：“现在是过同蒲铁路，美国人说这一带可能有日军的高射炮阵地，为了避免不测，还是将飞机升到他们的射程以外。”这才打消了大家的担心。
有惊无险的空中之旅
这架飞机是美国制造的道格拉斯货运机，属于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一般每周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飞机是绿颜色，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据杨得志后来回忆，这架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要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乘客坐在机身两侧的条凳上，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但这种飞机最大的优点是安全，只要有块较大的平地就可以降落。
由于这次空运有些冒险，所以党中央、毛泽东采取了许多的防范措施。8月24日夜里才逐个通知相关人员于次日上午9时前赶到延安关东飞机场，只许一个人去，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特殊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亲自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机者务必都要带上降落伞。同时，通知太行军区在目的地机场做好了接机准备。
飞机一路颠簸，4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上空。降落的地点是山西东南黎城县的长宁临时机杨。所谓长宁机场，其实仅有一条黄土筑就的跑道而已，飞机每次降落时都要用点燃的火堆作导航。8月24日，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接到中央要求接机的电报，说刘、邓25日上午到达。他立即率领一个骑兵排星夜赶到长宁，准备好柴草、火堆、午饭、开水、西瓜等。25日中午时分，在长宁临时机场飞机跑道两侧，30多名八路军战士持枪警戒，并在跑道两侧燃起了3个柴草堆。滚滚浓烟，直冲蓝天，向飞机发出着陆信号。
当飞机平安落地后，李达即带人迎了上去。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冀鲁豫的同志打趣地说：我们到家了，请大家到家里做客，休息休息。陈毅是个乐观派，拿出一副扑克牌招呼薄一波说：“来，边吃边打嘛！”黄华因为要随飞机返回，陈毅还开玩笑地对他说：“好，再见了，黄华同志，你坐你的洋飞机，我打我的土扑克。”与此同时，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报传到延安后，叶剑英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立即转报毛泽东。毛泽东遂决定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谈判。
这次绝密空运，使共产党本来至少需要两个多月艰苦跋涉的输送任务，在半天之内即告完成，其时间甚至早于美军开始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去接受日伪军投降。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善打胜仗的将领，先敌一步到达战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开始从容地选择战场和战机。如刘、邓下飞机后，即由黎城星夜赶到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河北涉县赤岸村，抓紧部署上党战役。上党战役的胜利，痛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有力地支援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重庆谈判中的立场。陈毅、林彪等在分头赶赴华东、东北战场后，也迅速展开部署，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由此展开。
紧接着的另一次绝密空运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次绝密空运后不久，中共中央又一次借用美军飞机输送了另外一批将领到前线。
1945年8月26日，聂荣臻从延安电询晋察冀军区：据报张家口已经解放，详细情况请告，并请查张家口机场在何处，是否为我们控制，此间有飞机一架可利用飞至张家口。军区对聂荣臻电报很快作了答复：在灵丘修建一个临时机场，可供飞机降落。并告知了地空联络的标记和信号。
9月9日，一架C-46型美军飞机准备从延安返程。党中央趁机与美军观察组商量，让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郑维山等一批将领搭乘这架飞机，去晋东北的灵丘。聂荣臻后来回忆，飞机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多米，甚至能够看清地面的村庄小路。当飞临太行山空域时，颠簸得十分厉害。郑维山由于是第一次乘飞机，晕机严重，要不是聂荣臻提醒他系好安全带，非得从椅子上跌落下来不可。在飞机即将降落的灵丘机场，接机人员在跑道两端铺上作为记号的宽幅白布，各摆成一个英文V字，尖端指向跑道。还在跑道边上烧了一堆火，指引飞机安全降落到地面。
这次空运，把晋察冀军区的主要领导一下子集体搬运到了最前线，随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将主力整编为9个纵队20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5个军区11万人，还派出1万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有力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部署。
篇4：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辩论
科西拉vs科林斯
希波战争后，希腊逐渐分裂为两大集团，一个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于陆上称雄；另一个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在海上称霸。
约公元前435年，科西拉的殖民地伊庇丹努城发生民主党和贵族党的内部争斗，贵族党被驱逐出城后，与城外的蛮族联合，进攻城内的民主党，民主党不敌，为避免灭亡，向母邦科西拉求援。科西拉置之不理，伊庇丹努的民主党转而求救于科西拉的母邦科林斯。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素有怨隙，因此乐意派兵援助伊庇丹努，但是科西拉大败伊庇丹努与科林斯的联军。科林斯怀恨在心，积极扩充海军，以图报仇。约公元前433年，当时没有加入任何同盟的科西拉自忖不能自存，于是派代表向雅典求援，请求参加提洛同盟。科林斯获知这一消息后，害怕科西拉与雅典的联合，会阻止它向科西拉寻仇，于是也派代表到雅典，试图劝阻雅典与科西拉结盟。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双方就科西拉之前为什么不加入任何同盟，科林斯是否一个公正的母邦等问题展开激辩，下面我们分析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密切相关的辩题。
科西拉此时加入提洛同盟是否合适
科西拉人声称他们之前的中立政策缺乏远见，在面临灭邦的极端危急时刻，如果能加入提洛同盟，他们将永远感激雅典。作为中立城邦的科西拉加入提洛同盟，并不破坏雅典和斯巴达订立的三十年和约。
科林斯人则认为科西拉此时加入提洛同盟并不合适，科西拉应该在他们真正安全的时候向雅典靠拢，而不是在他们已经侮辱了科林斯，面临被科林斯灭亡城邦的危急时刻。斯巴达和雅典订立的三十年和约，虽然规定中立城邦可以自由参加任何一方的同盟，但是这一条款不能适用于那些参加同盟的目的在于伤害其他城邦的中立城邦。
科林斯是否是雅典的敌人
科西拉人一口咬定，科林斯是雅典的敌人，他们对雅典的劲敌斯巴达最具影响力，科林斯灭掉科西拉之后，接下来将向雅典进攻。
科林斯人说他们不是雅典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进攻雅典的企图。而且之前在紧急关头，科林斯曾两次帮助过雅典，一次是在波斯人入侵之前，雅典和厄基那作战时缺少舰船，科林斯为雅典提供20艘船，使雅典能够征服厄基那；另一次是当萨摩斯人叛离雅典时，伯罗奔尼撒诸邦对是否应当援助萨摩斯意见不一，科林斯不仅不投票反对雅典，还公开对伯罗奔尼撒诸邦说，每个城邦都有权利惩治它的盟国，从而使雅典能够处罚萨摩斯，因此现在正是雅典报答科林斯的时候。
强大的海军同盟对雅典是否有利
科西拉人说，除雅典之外，他们是希腊最大的海军势力，现在他们自愿投靠雅典一方，不会引起任何危险，雅典不用花费任何费用，就可以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一旦发生战争，科西拉对雅典是有用的。
科林斯人则告诫雅典人，不要因为指望建立强大的海上同盟而误入歧途，公平地对待其他一流强国，比急于抓着一个表面上似乎有利，而实际上很危险的便宜，更会得到真正的安全。
斯巴达和雅典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
科西拉人在辩论中先说，事实上斯巴达害怕雅典，想要发动战争，之后进一步断言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行将爆发，甚至是迫在眉睫。
科林斯人认为科西拉以将要发生的战争进行讹诈，但是战争不一定就会发生。
雅典人经过两次公民大会的讨论，决定和科西拉人建立同盟，他们认为这个同盟是防御性同盟，不是进攻性同盟，而且科西拉在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沿海途中占据便利地位，更主要的是雅典人不希望科西拉的强大海军落到科林斯手里，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雅典会比科林斯及其他海上强国都强大。
在这场辩论中，科林斯人表现严谨，坚信在考虑中最少犯错误的，通常是最好的政策，告诫雅典人不要开先例，即让一个城邦接受另一个城邦的叛离者加入其同盟，并且认为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不一定会发生，在斯巴达和雅典之间普遍存在猜忌的情势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科西拉人则表现得咄咄逼人，他们认为对敌人让步的人往往会后悔，让步愈少，则愈为安全，因此他们的政策是先发制人，加强自己的力量，使敌人在发动进攻前慎重考虑己方的力量，“修昔底德陷阱”中两强之间战争不可避免，也许正是源于这种先发制人的策略，以及扩军备战的行动。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不仅要看雅典的决策，还要看双雄中的另一位——斯巴达的反应。
科林斯vs雅典
雅典决定与科西拉结盟后，派10艘战舰支援科西拉，他们受命除非科林斯人在科西拉登陆，否则应当避免和科林斯人发生战争，然而科西拉与科林斯之间的战斗，还是将雅典拖进了战争的泥淖，科林斯和雅典及科西拉之间各有胜负。之后发生的雅典围攻科林斯的殖民地波提狄亚，也是促使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然而直到此时，伯罗奔尼撒同盟中还只是科林斯一个城邦在单独行动，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休战条约依然有效，战争还没公开地宣布。现在科林斯人公开提出雅典侵略整个希腊这一问题，派代表团到斯巴达，在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上，猛烈地攻击雅典人。当时正好有雅典的代表在斯巴达处理城邦委派的其他事务，面对各城邦对雅典的控诉，雅典代表要求有发言机会，因此，在科林斯人发言后，雅典人进行了辩驳。
nlc202309090433
科林斯人在发言中批评了斯巴达人的迟疑不决和过分稳健，对比了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差异，突出雅典人总是革新者，敏于下定决心，也敏于实现决心，敦促斯巴达人下定决心，行动起来。
雅典人在发言中追述了自己在希波战争中的成就，呼吁斯巴达人不要敌视雅典帝国，指出当一个人被卷入很大的危险中去的时候，任何人不能责备他，说他不应该只顾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安全，居于领导地位的城邦可以用强硬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盟者。现在雅典为了安全、荣誉和自身的利益，不能放弃已经到手的雅典帝国，并且重述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的普遍法则，呼吁斯巴达人多花些时间，慎重考虑是否表决对雅典发动战争的决议。雅典人以自身利益为核心，为自己的种种行动进行了辩解。
面对与雅典是战是和这一重大问题，斯巴达人还需进一步辩论，并做出决断。
阿基达马斯vs斯提尼拉伊达
紧接着雅典人发言之后，在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上，斯巴达的两国王之一阿基达马斯发言，他指出：目前雅典海军强大，资金雄厚，应该再等两三年，等斯巴达地位进一步巩固后，再向雅典进攻。
当年的监察官之一斯提尼拉伊达做最后发言，他首先表明不懂雅典人的冗长演说，指出雅典人尽管极力赞扬自己，但不能否认侵略了斯巴达的同盟者和伯罗奔尼撒的事实。尽管雅典人过去反抗波斯人时行动良好，但是现在对斯巴达的行动很坏，雅典人应因现在变坏了，受到加倍的处罚。尽管雅典有很多金钱、舰船和马匹，但是斯巴达有勇敢的同盟者。斯巴达应不再拖延，应及早帮助受到侵略的同盟者。
最后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以及斯巴达的盟国表决，由于雅典的侵略，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三十年和约已被破坏，这发生在公元前432至公元前431年。之所以有这样的决议，是因为斯巴达发现大部分希腊已在雅典的控制之下，他们恐怕雅典的势力变得更为强大。
至此，似乎一切都印证了修昔底德的著名论断：雅典为自身利益考虑，与海上强国科西拉结盟，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两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也透露出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大不相同的民族性格：雅典人迅速，斯巴达人迟缓；雅典人具有冒险精神，斯巴达人缺少创造性。也许我们可以从民族性格这一维度，来理解修昔底德做出的以下论断：无论在私人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彼此间“永久互相仇视”；“爱奥尼亚人总是多利亚人的敌人”。
这也是引起这场战争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