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谈未来儿童教育（精选3篇）
篇1：郝景芳谈未来儿童教育
近两年，科幻似乎突然在中国开启了“暴走”模式。，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科幻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其引发的热议尚未退却，本月中旬，又传来了另一部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再获该奖的消息。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三体》受到热捧、立刻立项被翻拍成电影不同，《北京折叠》在中国舆论圈中引发的震动似乎小得多。半个月来，除了几个自说自话的自媒体微信号写了点读后感式小文章外，主流媒体对该作获奖似乎很不感冒——只有《环球时报》上周发表了一篇评论，大意是说《北京折叠》所揭露的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个世界性难题。导致《北京折叠》与《三体》冰火两重天的原因何在?
与长篇三部曲《三体》不同，《北京折叠》只是一部半个下午就能读完的中篇小说。在小说中，中国的首都北京用“折叠”的方式被分成了三层空间:顶层统治者、中层精英和底层劳工。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间，与5000万人挤在一起，他是个垃圾处理工，生活中充斥着肮脏与霉气;第二空间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精英，一共2500万人在紧张高效地生活着;拥有同样面积的第一空间人口最少，这里生活着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法规，人口只有500万人。
《北京折叠》并不是一本真正的科幻小说，小说中的很多科幻“硬伤”让真正的科幻迷们吐槽不已——三个空间折叠在一起能高效利用城市空间?22世纪开会还用打印纸?一个城市要5000万垃圾工干什么?种种迹象表明，贵为清华物理学博士的作者郝景芳在幻想未来科技方面下的功夫远不及在娘子关水电站当技术员的刘慈欣多。
按科幻小说内部的分类规则，《北京折叠》属于“软科幻”，与《三体》式的硬科幻探讨未来人类的命运不同，“软科幻”关注的其实是现实中人类的境遇。在读《北京折叠》前不久，我刚刚在北京生活了半年时间，回想当时的所见所闻，感觉作者写这篇小说确实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她只需要把现实中的北京换一种方式搬到小说中就行了——如果你去过回龙观，你会发现小说中挣扎在污秽混乱的第三空间中的底层市民并非不可想象;如果你逛过望京、五道口、中关村，你会觉得第二空间中白领们那种压力山大的生活不过是这里的一个投影;如果你有幸在二环内的那些大院、高档会所前驻足，你也会感觉到作者对第一空间宛如天堂般的描写所言非虚。
相信很多人在读完小说之后都会自问一句:“我到底生活在哪一级空间?”他们都淡忘了所谓“三级空间”只不过是小说中的一个设定。名为科幻，写的却是现实，在科幻的透镜下被折射后的众生态反而比真实更加真实。这正是作者的笔力所在。
《北京折叠》所追问的问题是可怕的，在它所描写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刚一出生就已经输了。“我奋斗了二十多年，只为了和你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这是曾感动许多出身底层的凤凰男、凤凰女的励志名言。可能是为了反讽这句话，小说中确实给主人公老刀安排了一个跟第一空间的阔太太一起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阔太太为了封老刀的口，轻松地甩出十张一万元的钞票，而老刀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万元面额的纸币，阔太太劝他，收下吧，那只不过是她一个星期的薪水，而且每天只上半天班，人家工作的动力只是闲不住，“老公挣的钱足够多了。”
试问，这么大的差距，你怎么追?
对比一下《三体》和《北京折叠》所触动的受众对象会发现很有意思，在《三体》走红后，除了真正的科幻宅，最推崇其中理论的其实是中国商界的精英们，他们钦服于《三体》中所展现的“零道德宇宙”，并号称要把小说中的“黑暗森林”理论应用在实际中。而《北京折叠》所道出的却是中下层民众的焦虑感，他们正在被那些满脑子“黑暗森林”的精英们所抛弃。年轻人从农村追到城市，从小城来到大城，却发现依然追不上这个世界的脚步。长此以往，未来很可能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将来虽然身处同一个城市，却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
诚然，社会撕裂、阶层固化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是个全球性问题”，但这种辩解并不能消除当代中国人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
相比《三体》，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北京折叠》式的小说显得更为珍贵。
篇2：郝景芳谈未来儿童教育
近年来，社会上以及外语学术界有关外语教改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存的外语教育体制和外语教学方法必须改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外语教学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改革，如何进行改革，许多人可能还心中无底。本文试图从外语教学的一些特殊规律以及我国外语教学的特殊环境出发，提出我国外语教改应该朝“适当推迟，缩短周期，强化训练，专业提高”的方向进行试验，以此全面提高我国外语教育的水平和公民使用外语的总体水平和能力。由于英语是我国开设范围最广、学习人数最多的一门外语，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外语教改主要是指英语教学的改革。
一、我国外语水平和外语教育现状分析
由于英语已经实际上成为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英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欧洲大陆，几乎每个国家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都能用英语进行交流。几乎所有大学毕业生都能流利地使用英语。尤其是在荷兰、丹麦、比利时等国家，其大学教师英语水平之高，完全可以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程，撰写学术专著。实际上，这些国家的语言专家在某些方面对英语的研究水平甚至超过了英、美。在英国，语言教育，尤其是语言教材和工具书的出版和版权交易，已成为其重要的产业，每年为国家赢得非常可观的财政税收。每年英国派往世界各地从事英语教学的人数成千上万，每年寒、暑假到英国短期进修英语的大、中学生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但为英国社会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大大提高了英语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李岚清副总理曾经在一次外语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指出，印度的投资环境在许多方面其实不如中国，但由于印度国民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因此近几年外资企业在印度对高新技术（尤其是电脑软件的开发）的投资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
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并不长。从清代正式设立同文馆教授外语算起，也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但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就是巨大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外语院系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外交和翻译人才以及外语师资。应该说，我国外语专业教育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作为公共基础课的外语教育和全民外语普及教育，虽然也取得了不可抹杀的成绩，但总体来说，投入和收益严重不成比例。首先，从初中，甚至是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每个学生花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超过了2000个课时。但大学毕业后真正称得上外语“过关”，即能用外语进行一般的交流、阅读外语专业书籍的人恐怕不会超过10％。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在继续学习200－300个课时的外语之后，能真正过关，即用外语撰写专业论文的人恐怕也不会超过10％。许多大学生为了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几乎把前一两年大学生活50%的时间花在了外语上。而通过这一考试的大学毕业生很难说外语已经过关。几乎50％的人无法熟练地使用英语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我们的高校教师，能用外语阅读专业书籍的人恐怕不到川％，能用外语发表有一定质量的专业论文的不到1％。我们的留学生，虽然大多数高分通过了托福考试，但到了国外高校学习时，虽然能逐渐适应课堂教学，但基本上不能流利地用英语与老师和同学交流，从国外中国留学生在内部电脑网络上发布的英语信息看，几乎是“没有一篇中没有语法或用词错误”，所谓“无错不成篇”。许多人更是不敢开口讲英语。即便鼓起勇气讲出来的英语，也多半是磕磕巴巴，与欧洲同学，甚至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同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1）语言环境；2）师资水平；3）教学和学习方法。语言环境包括周围使用外语的人数和场合、官方媒介、总体外语水平等。严格地说，我们缺乏欧洲国家所拥有的语言环境。英语是它们的第二语言，因为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周围人的英语水平都非常有利于学生学习英语。而且，由于它们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相近，学习英语心理上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而在我国，英语是地地道道的外语，而且中国文化与英语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学生学习外语需要克服语言和文
化上的双重障碍，学习英语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为不利的是，我们外语师资的总体水平是比较差的。许多外语教师自己恐怕都不能讲和写流利的外语，这样的师资如何教出高质量的学生？更糟糕的是，许多外语教师没有经过教学法的培训，没有起码的语言教学方法的概念。上起课来要么“以前教师怎么教我，我也怎么教学生”，要么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根本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更不要说近年来由于外语人才的匮乏和物质利益的诱惑，许多外语教师身兼多职，整日疲于奔命，根本没有心思坐下来读几本理论书籍，搞一些理论研究，弄清楚外语教学的基本规律并好好研究怎样提高自己的课堂教学质量。另外，从学生的角度看，许多学生学习外语，其主要目标是为了通过某一考试，几乎是通过做习题来学外语。通过了考试，目的达到了，外语书就不知给扔到了何处。
二、有关外语教学的几个巨大误区
在我国，社会上和部分教育管理人员对外语教育在认识上存在着以下几个重大误区：1）外语教育年龄越早越好；2）外语是一门知识课；3）外语教育时间分散比集中效果好。
我们外语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外语学习的战线拉得太长，从小学一直到研究生毕业都在学外语；而且把外语课上成了一门语言知识课，而不是一种培养实践能力的实践课。各种各样已经社会化的考试使外语教育的应试倾向比起其他学科来更为明显。
从小学低年级就开设外语课，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来看，其实违反了外语教育的基本规律。语言学习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习得的过程，没有适当的语言和文化环境是不可能学会一种语言的。国内外语言和心理学专家一致认为，儿童自动习得一门语言的年龄是在5岁左右。5岁以后，这一“语言习得机制”就逐渐失去作用。儿童不费力地与母语同时习得另外一种语言的最重要条件是真实有效的语言环境，所学的语言必须是其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有了适当的语言环境，5岁左右的儿童是不用“教”就能学会某种语言的。如果让儿童在课堂环境下，在缺乏外语是其母语的教师（active-speaker）的辅导的情况下“学习”一门外语，顶多学几句简单的会话和一些简单的词汇，而且往往是事倍功半。其学习语言的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反而会因不当的教学方法而使儿童产生厌学情绪。据观察，在学校课堂教学环境下学习外语最有效的年龄应该是11岁至20岁之间。这在国际外语学术界已是共识。国内许多著名语言专家，如广外的桂诗春教授等十多年前就公开对“外语学习越早越好”提出过质疑。就我国的语言环境和师资水平而言，小学开设外语说得好听一些，是效果不明显，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目前的教育模式中，小学、中学开始学外语的，与大学开始学外语的，在大学二年级后就几乎没有了差距。说得严重一些，小学开设外语弊大于利，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是增加儿童的精神和学习负担。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外语更是多此一举。除非是有特殊条件和特殊目的，我们不赞成小学开设外语课。
外语教育中的另一个误区是把外语看作与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一样是一门知识课。实际上，外语学习完全是一种能力和技能的培养，需要大量的听说、阅读和写作实践；学生只有在大量的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掌握外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上只是一个向导和顾问，课堂教学只是重要的实践场合之一，大量的工夫应该花在课堂之外。
外语教育的第三个重大误区是认为分散学习比集中学习好。一名中国学生如果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外语，一直学到博士毕业，－并要学习至少 12年的时间，总共超过 2000个课时，但结果根本不能与从未学过外语，但只集中学习两到三年的外语专业学生相比。原因何在？我们不排除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毫无疑问，语言能力的培养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看，通过强化和集中训练学习更为有效。我认为，外语教改的重大举措之一应该是把分散在十几年的外语教学集中在2－3年内进行，在不增加外语总课时的前提下，实行外语集中和强化教学。这是改变外语教学质量不高和外语无法真正过关状况的关键之一。当然如何集中，如何强化，在哪一个阶段集中和强化可以探讨。我的这一观察和见解许多外语教师都同意，但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和师资条件下，大规模推行这一外语教育模式有一定的困难，也不完全切合现在的实际。但能否在全国搞几个试点？目前，部分地区正在探索“外语一条龙”的实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艰难性不言而喻。但是，通过实验，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活生生的事实，将能获得宝贵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对更大范围内的外语教改提供后发、示范和借鉴作用。
三、我国外语教改的方向和方法
1．改革现有外语教育模式、外语教法和学习方法
我曾经在有关外语教改的讨论中提出了我国外语教改的16字诀：“适当推迟、集中学习、强化训练、专业提高”。现再加以简单的说明。
“适当推迟”，即推迟外语学习的年龄。除非师资条件特别好，如由直接说外语的外国人作为教师，不必在小学就开设外语课，更无必要从小学一年级，甚至幼儿园就开设外语课。“集中学习”，就是如前面提出的，把分散在十几年的外语课程集中在2－3年内进行。可以放在高中，可以放在大学低年级，也可以尝试放在初中。可根据实验结果和具体条件决定。现在国外外语教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是研究学习者的特点和学习策略对外语学习效果的影响。我们也应该加强对成功的外语学习者学习方法和策略的调查和研究，总结出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规律和最佳途径。
2．建立外语教育研究和实验基地，提高对外语教育规律的认识
虽然我国对外语的需求如此巨大，从事外语教学和学习的人数如此众多，但国内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外语教育研究机构，也没有相应的从事外语教育改革实践的实验学校。国外有关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学术专著汗牛充栋，但在我国，有一定质量的有关外语教育方面的学术专著加起来也不超过10本。而且理论与实践也几乎完全脱节。一些教材的编写甚至都是“跟着感觉走”，更不用说充斥市场的大量外语应试练习册了。我们缺乏对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规律系统的研究和认识，这无疑是造成我国外语教育“差、慢、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建议，建立一个或多个国家级的从事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和外语实验教育的基地。建议成立“外语教育研究所”，招收和培养外语教育理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同时，在现有的外语附中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外语教育实验基地，对不同年龄和学校层次的外语学习者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教学实验。
3．逐渐开放外语媒体，改善外语学习环境
在外语媒体和学习环境方面，我国与欧洲、印度等相比，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如果能逐渐开放国外有关著名电视和广播节目，同时也逐渐提高我国自己办的外语报纸和电视广播的数量和质量，这将对改善外语教育的语言环境，提高外语教学质量起到 十分积极的作用，也是提高全民外语水平的一个重要保证。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国际化大都 市，也是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但我们目前只拥有2份英语报纸（Shanghai Daily和Shanghai Star），半个外语电视台（IBS），目前还没有一家专门的外语电台，这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荷兰有几十个电视频道，其中许多是英文节目，包括美国的CNN、英国的BBC等。在荷兰，许多出租车司机的英语水平甚至比我们的大学生还要好，这与其所在的英语环境不无关系。建议逐渐开放部分国外重要电视节目，如英国的BBCI和美国的PBS等。这两家的一些公益性节目（如有关历史和自然方面的专题节目）质量非常之高，既能丰富国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和世界知识，又能为外语学习者提供免费和标准的语言学习机会，真是一举多得。同时，在全市公共场所，提供中英文对照指示牌和文字说明，既方便国外旅游者，也不失为提高普通市民外语水平的一种好方法。
参考文献
本刊特约评论员，1999，外语教改势在必行，《外国语》第3期。
束定芳、庄智象，1996，《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王宗炎，1999，Trends of FLT in China《外国语》第6期。
篇3：云上读郝景芳
这位科幻作家的作品以前没有阅读过，虽然在网上见过她的书《回到卡戎》《流浪玛厄斯》，知道她是《科幻世界》的作者，新概念作文出身，又在清华大学读过物理学和经济学博士，好友刘慈欣向我介绍过她，也推荐过她的作品。
随意浏览这些小说稿却很快让我正经起来，我打算写点阅读札记，代表我初读郝景芳的印象。然而直到飞机起飞，终究只字未动。基于我脑海里对于郝景芳小说的捉摸初具轮廓，我继续乐观的估计，评论可以拔地而起，所以云上才是写它的好时候。想到这里，我评论的题目就有了：《云上读郝景芳》！
并无疑问，幻想小说是人类小说的嫡传宗嗣，正如幻想是人类生而本有的灵智。换句话说，小说没有不幻想的，虚构就是幻想最低调的体现；而虚构，也就是小说艺术的核心基因和核心问题。
客观省视一干伟大的小说，其实都有面向神话、寓言和心理学意义上的“集体图腾”或者“心灵考古学”致敬的意思，无非有的是通过对前辈文本的直接模仿，有的是通过戏仿、映射、象征、变形来完成。从这个意思上，郝景芳的这种尝试及其坚持同样是古老的、主流的——我现在判断一种小说是否主流，已经不爱从当下固定的一个潮流、一个圈子的观点来想见，而宁愿重新考量其在整个文学传统中的位置和它在未来趋势中的可能性。——摆脱了时髦和圈子化的训导，便于让人回归常识，依傍自己作出更为真实的判别。
事实上，幻想小说并非是站在狭义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对立面存在的，它比现实主义小说更古老，并时刻在成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补充。郝景芳式的幻想小说，在我看来，就是（当下）现实主义的重要的补充，更准确的说，她延伸了我们的现实思考——文学的、哲学的和美学的。
一个总的观点是，郝景芳的这组作品就是一种有趣的新寓言小说。无论篇幅上的“长枪”或者“短炮”，每每都有一个隐喻的中心，在寄寓我们的共同处境即“存在”的模式。作为寓言，短小精悍甚至就是一个特征，传统的寓言便如此，比如《伊索寓言》。这也可以局部用来说明郝景芳这里的半数作品为什么那么短。
比如《从前有一个小孩》，短不及千字，大意却非常明晰。它以拟人之法说明我们与“羞怯”这一人性特质如何的“始乱终弃”，以此悼念某种人性原始美德之不可得，即其失去的惆怅伤感。——“从前有一个小孩，从小有个玩伴叫羞怯。羞怯长得柔柔小小，总是被他揣在口袋里。没人的时候，它露出头来陪他一起看世界，有人的时候，他就把它塞回口袋。他不喜欢让别人看见它。”——小说就是这样开始交待“羞怯”的孱弱性格，却也同步印证其珍贵，即所谓“且行且珍惜”的原委。小说为了生动说理，形象地设计出一组与那个“小孩”（比喻人类）成长及其羞怯失踪的语词形象，他们是：“恭维”、“嘲笑”、“胆大包天”和“谦虚”，作者依靠对这些词义（性格）特点与消长关系的准确把握演绎出一场人生历程上的三幕剧。
与古老的寓言相同，作者出手成篇的字里行间，赋予了短篇一种童话般的气质。换言之，一些卡通模样的形象也将从读者的阅读中油然而生。郝的小说具有此类视觉的生成性，这也是我在其他合适的地方需再次阐述的另一重点。
当然，郝景芳的“新寓言”并不仅仅停留在传统寓言的仿拟，富有现代感的意识和文字洗礼让她从中超越出来，一点点重现她“寓言”式表达的新质。《我的时间》是递进一步的做法，同样不长，不及千字，但故事和人物的设置不至于《从前有个小孩》那么抽象、扁平，更显游刃有余的虚构之力。——“我偷时间为生。我把时间和别的东西打包卖出去，赚取银子。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因此我只能偷一些。”——奇幻的开头调动了阅读的乐趣，成功地为这个短篇奠定了故事的奇妙可能，以及“偷时间”这个概念所意味着的一切寓意谱系——所有关于“时间”的哲学、物理学和文学文献都整装待发，于瞬间集结，开启了阅读者广阔的知识背景。虽然，下文并不一定运用到所有的人类关于“时间”论述和想像的文本，但“偷时间”这个开始就使“此刻”具有拥抱“存在”的契机，这同样说明郝的小说何以是“寓言”小说的原因。
这个小说颇为有趣地推动着“我”偷取时间在人间买卖的成功勾当，缩影了人的一天、人的工作和生活原理及其伦理解释，但将它建构出荒诞感的卖时间和赚时间，形成其强烈的寓言效果。而后那个“一见面就知道我是谁”（而常态中的人们对我毫无察觉）的“女孩”，与“我”展开了富有悬疑的对手戏，使得小说更像小说，丰富了寓言的现代感和文体变异。当我最终成为用每天的谎话赚取她提供的百分之一千的利润回报终于获得了无限时间的囚犯时，我彻底意识到败给了她，因为她其实是个买卖灵魂的人。——作者由此提示我们，时间固然奇妙，但对于人类而言灵魂却比之更为贵重易失。这和她的《从前有一个小孩》一样，证明着郝景芳的人文主义立场，也可以说她写的小说依然保持着对人类基本价值和美德的守护，反之以强烈的寓言感向现实中人性的异化和底线的沉沦报以结实的批判。
怎样使小说更成为小说，而不至于被人诟病为未能成势的“散文”，我想，应该是郝景芳要力图突破和值得思考的文体问题。换句话说，既不失其“新寓言”的立场和特色，又吻合或者说发展出自己的小说厚度，是郝氏小说的当务之急。《阿米和阿豆的故事》是一个升级版，企图弥补这种争议。
我个人很喜欢《阿米和阿豆的故事》，认为这越来越接近于“无痕迹”又富有现代小说滋味。这个小说呈现出向卡夫卡之后的文学传统，包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卡尔维诺致敬的意味，又嵌入了准中国语境，其隐喻和反讽的肌理正在向深度之维和现实世界种植。阿米和阿豆是如此“二货”的一对同胞兄弟——“他们生下来就只懂快乐，不懂忧愁。造物主没有赋予他们疼痛与忧愁的能力。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生来就是要挖墙的。从一边，到另一边。他们很喜欢挖墙，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唱：我是一个挖墙工，挖墙本领强；我要把那伟大墙，挖得很漂亮。”——“挖墙工”，这又是一个与“偷时间”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新词和新概念，此后所有关于这对快乐的二货挖墙工兄弟的故事都呈现着狂欢化叙事的调子，成为具有庞固古埃（拉伯雷《巨人传》）气质的形象，他们的所谓“劳动”和这种劳动的冲动激情、他们与警察的遭遇、他们最终的死亡，就是一种底层“二货青年”的可能性命运的写照。
在关于“挖墙”这件事情，郝景芳写得非常到位、传神：
阿米和阿豆知道，被警察抓住是会杀的。他们有很多兄弟就被抓住了。
“不行，我就要抓住你们。”小警察又说了一遍，但还是没有动，“你们挖墙是有阴谋吗？”
“不是啊。”阿豆说，“我们只是随便看看。”
“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阿米和阿豆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曾经看到过很多很好看的东西，有些他们都说不上是什么。每次把墙凿穿之后，待洞口的亮光透进来，哪怕还没出去，心里就一阵激动。他们心中没有词汇或合适的记忆来描述那种感觉。就是期待着发生什么，期待着，紧张着。
他们从洞口滑出去，沿着隧道通路滑出最后的圆圆的亮光。然后他们会惊叹地叫起来，无论看到什么。他们看到过大海，绯红色朝霞染过的天空和海面，翻滚在脚下，变幻各色光芒。他们掉进云层里，被颠得上来下去，能感觉云的撩逗，惹人发痒。他们有时候被夹杂着带到音乐隆隆的巨大房间，鼓点敲得他们心脏狂跳，周围人亢奋地扭来扭去跳舞，用屁股把他们撞来撞去。落入战场的时候，他们会满身泥土，卡车沿飞奔的小巷向远处射击。有时候他们哪儿也不去，就飞在天空中，在气流中波动，俯瞰下面漂浮的一行行巨大的字。那些画面中时常有错，他们见到了就想去改过来，有的地方能改，有的不能改。
……
挖墙工阿米与阿豆所谓的“随便看看”“有些他们都说不上是什么”等等等等，谁说不是“屁民精神”的传神写照？那种“挖墙”出去看看的“无目的论”具有非凡的现实主义根据。而“有什么好看的？”也就是为什么要挖墙出去看看，其本身所具备的自由精神尺度何尝不是美好的！只不过对于“二货”阿米、阿豆而言，冒险、猎奇、刺激、娱乐精神——“屁民爽点”——比冒犯和严肃精神更为重要，也因此，他们的死亡则更富黑色幽默与喜剧中小人物的尘埃般的悲怆。
不可否认，《阿米和阿豆的故事》语言也更加棒，令我想到当下另一些才气作家，比如马伯庸的短篇小说（详见马的短篇集《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可以说丰富了我们的作家序列和语言路径，他们在进一步综融经典文学语言、当代严肃小说语言和网络语言方面作出了独特和重要的尝试。这也是我只能在另一个合适的时间中想继续探讨的话题，兹不赘述。
这里最后想再说一篇的是《最后一个勇敢的人》。这肯定是郝景芳这组小说中最成熟的一篇，即不失其“新寓言”性而浑然让读者忘了寓言不寓言的一篇。可以让人浑然忘却其寓言的追求，是因为作者把“寓言”种植得更深了，沉淀在根部，扎稳于大地；此外，则是篇幅、叙事能力、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获得了发展，具有了根深叶茂、内外兼修得神形；而这篇，也就是“科幻作家”的“当行本色”所在，当然，一个固定名词有时候貌似准确却又恰恰不准确，如果作家的外延远远大于固定名词的一般认知，而作家又有野心地在综融几种传统的话。
《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克隆人普及的世界中，“自我”确认的哲学或者说人类学发展出现的挑战。在小说中，郝景芳赋予了它“独立个体主义”的概念，以克隆人的角度最终立论——仿佛一部新的《人权宣言》—— “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用大世界来判断，应该用小世界判断。”如果说这种来自克隆人的人权和自我认知似乎也不过是人类个体独立精神的拷贝的话，那么当老年的仓库保管员潘诺34号重申一个人的无数世代克隆意味着“我们都像一本书的拷贝，书才是意义。克隆体越多，你的世界越大。你可以经历永生永世”，则再次强调了克隆并不是目的，即便一种基因的克隆在这世上被剿杀，其关键之处仍然是尊重人类普遍的自由精神和人性觉醒，让人性不丢失是人（哪怕是克隆人）的终极使命，而不是技术的、专制的和其他的。所以，郝的人文主义情怀在科幻的克隆世界再次顽强自证，这一点，无疑是郝景芳小说的“正能量”和价值观。
当然，这么阐述会显得有点无趣，因为小说本身十分好看、可读，有科幻、有悬疑，类似美国式的优秀科幻电影，本身的影像感、即视感让我觉得这就是个不错的科幻电影的改编对象。对于这样的小说，剧透会被人鄙视，所以不在本文之中，看官自己上网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