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服饰（精选三篇）
近代服饰 篇1
关键词：辛亥革命,服饰变革,以西服为主流,国服中山装
易帜换服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无论周武灵王的胡服改制还是满清对旗装的血腥推广。但改变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易帜换服,非近代辛亥革命时期莫属。辛亥革命是一次彻底的革命行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传承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革除了封建时期落后的制度弊端,服饰也因此得到改革[1]。
一、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服饰特点
中国近代服饰历史的变革从1840年中英战争开始,当时中国服饰文化等级制度严格,穿衣戴帽需按身份等级进行,在当时国人眼里,外国人的衣着凸显另类,无法为国人接受,林则徐就曾说过“夷服太觉不类。”连当时思想最进步之人都感觉西方人服饰怪异,其他国人的看法可想而知。当时人们的心态是以大国之心围观取笑般欣赏洋装,但随着战争失利的惨痛现实,让国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落后,观看洋人的心态,也由狎戏转变为恐惧。洋人的武器变成无敌,清朝人的服饰与洋人对比,其笨拙、繁琐显现。
清朝服饰变革从清军开始,当时清军看到西洋枪炮的威力,通过军火商购入大量洋枪洋炮充军,但清军服饰与洋枪洋炮很难搭配,显得不伦不类。为此,清政府不得不参照西方训练手段调试洋枪队,同时也将西方军服引进加以改造,这就使得清军传统军队中出现了不论训练体制、武器、服饰都有别于传统军队的现代化军种。此种改革一经开启,迅速在清军中得到推广,军服也在各个军种中得到利用。这使得身穿现代军服的清军士兵不断扩大规模,传统的军服因其笨拙而遭到冷遇。
清军服的改制,影响到其他领域着装需求,因此时频繁的与洋人进行交流,出外公使也因官服服饰的笨重而产生改制的需求,当时驻德公使孙宝琦就曾启奏光绪帝,诉说在外身穿官服出席一些活动的不便,在一些场合受到讪笑,希望能像军服那样进行改制,在不同时间、不同活动时穿着不同衣服,此奏章最终没有被守旧的清廷批准,外事活动的外交官仍以朝服示人。
清朝军服的改制,促使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服饰也得到改制。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清政府采纳了民政部大臣对警察服装的设计方案,在支持军警服饰改变的同时,放开对国民束发的束缚,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1906年被《大公报》以连篇累牍形式进行刊载,并发表“幸哉幸哉,我国军人竟易服也”的社论。并从卫生、经济等方面进行阐述:发长面多污毁衣服特甚,且常劳梳治,弊一,最易藏垢,……不宜于公共之卫生;弊二,……发长且多,脑受其赘累,不宜个人卫生;弊三,学生之体操,军人之练武,工商之勤勉,游人之旅行,皆非长服长发所宜,不便于动作;弊四,长衣与短衣相移,则多需一倍之材料,致人人皆多耗一倍赘疣之费……在男子服饰进行改变的同时,女子服饰的改革也在社会上受到重视。大公报也以女子女装为议题开展讨论,以大量事实论证女子服饰改革的必要性。
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服饰改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枪声,终将清王朝彻底颠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被彻底瓦解。一切与封建有关的制度,包括服饰都成为封建社会残渣,被大多数国人丢弃,中国历史在此翻开新的一页[2]。
1.资产阶级革新派的推动。封建帝制的彻底倾覆,资产阶级革新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也是对断发易服主张最为坚决最彻底的群体。在他们看来,长袍大褂和大辫子无疑是落后和受阶级压迫的象征,必须加以改革。在革命者队伍中,孙中山先生年轻时期就坚决与封建服饰断裂,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一起流亡日本,在到达日本之后,剪掉一头长发,脱去长袍,展示了与封建清廷彻底决裂的决心。在他看来“,满虏窃国,易于(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在孙中山的影响策动下,革命者纷纷断发易服,所有参与革命的同盟会成员都以学生装和西装为着装。在这些革命者的影响下,其后的武昌起义、湖北、四川等的革命先驱纷纷断发易服,不再以清朝服饰示人。因当时人们对恢复汉族服饰的理解不同,以至于很多人的服饰为表现汉族特点,出现了许多看起来十分另类的服饰。有的以宋朝、明朝、汉唐时期服装穿戴,也有的解开辫子,披头散发,有的将长辫剪去,一时之间,社会上百姓着装呈现出混乱不堪的局面。
2.民国政府对国服的意见。民国政府建立之后,进行了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断发、易服、易帜,当时与政府建设同步实施。为改变民国百姓衣着凌乱局面,民国政府出台了民国新服饰穿着要点。以体现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学习西方服饰的简便原则,以西式服装为主。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熏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率先垂范下,以西方服饰为主的新服饰开始在大中城市流行,并以此辐射到其他小城镇中去。当时上海《申报》1912年4月15日事件栏曾报道民国初期百姓着装潮流“:试一游都市,触于吾人之眼帘者,簇簇然几于无一不头戴洋帽……”在这种潮流的带动下,西方服饰销量和需求大增,这极大的带动了西服的销售和进口的增长。1912年1月5日,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了第一个以西方服饰为特点的陆军制服规定———《军士服制》,在军士服制中详细规定了服饰的样式特征:军人衣帽一律以黄色为主,不分等级,只是在肩章袖口以五色划分等级,此特点与西方军人服饰大同小异。民国元年6月,民国政府国务院又制定了民国政要服饰议定,规定以西式礼服、公服、常服来区分。礼服以欧美礼服为主进行仿制,公服仿制西服以中国布料制作。
3.中国近代服饰的选材用料。西方服饰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社会的主流服饰,这使得制作西服所用布料在此期间迅猛增多,洋布匹的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民族纺织业,成为当时社会工商界关注的焦点。保护民族纺织业,选用国货的呼声也因此不断出现。上海商务部长就在《申报》登文《易服以保存国货为要义》,呼吁民众在外交场合上选穿西服,在喜庆或接见亲朋之时以国服绸缎等为着装,他说“:易服不易料,我国人民半恃丝绸以为生活存也,安可弃其料而不用哉?”以此来保护国货,保护民族纺织业。孙中山也对当时服饰问题进行说明,他说:“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此为一定办法,可无疑虑。”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数千年的封建束缚,使得社会百姓能够自由的呼吸生活,在此情境之下,摆脱旧习剪辫易服,向西方学习成为当时社会思想主流,人们争相抢购洋货,西服所用布料呢绒也成为畅销商品,在这股风潮中,洋货畅销,国货滞销,国内纺织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大量工厂倒闭,工人流离失所,给社会秩序带来了很大危害。面对这种经济危机,国内商学界纷纷行动起来,一方面向政府递交请愿书,陈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所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选用国货,拯救民族工业的重要性。汉口工商界规定,凡是入会之人,一律不以西服着装,生活日用品也以国货为主。《申报》1912年5月31日曾刊登,汉口工商界宣传大会上,随县程君玉登台演说外洋衣帽畅销全国之害,说毕,即抽刀断指血书“请用国货”四字,一时间成为社会焦点新闻。
4.男子着装与近代女子服饰特点。民间的需求和爱国商会的不断上访逼宫,使得民国初期关于服饰穿戴上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为了避免更多更大的矛盾冲突,1912年,民国政府经过激烈争论,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国民服饰新规则。此次服装规则内容详细,第一次系统将国民着装进行了详细划分。此次着装分为男女两类,在男子礼服中规定了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所有布料为国货丝织品,以黑色为主,领口为尖角,下领以缎面料子为衬托,下身长裤边缘以缎面进行条饰。常礼服为西装,面料以毛呢为主,由外衣、背心、西裤三件套组成,服装颜色以黑色、深蓝、白色居多,此外一些年长者在公共场合仍以长袍马褂着装出席各种社交场合[3]。
女子服饰在辛亥革命后开始去繁为简,除了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年轻女性以西式长裙、女士西服着装外,绝大多数女子仍以传统服饰元素为着装特点,此时的女子上身着小袄,下身为摆裙,衣服裁剪去除了臃肿更加合体,上衣收腰衣袖不再过肘,袖口为喇叭口形状,此种衣着将女性身材的婀娜丰满加以衬托,更加凸显女性人体美。在服饰搭配上,很多年轻女性脚穿黑色或红色小皮鞋,更加显得时髦。
近代服饰 篇2
——上衣：从“帐篷”到“柴火”的变化
“每年夏天晒箱子里的衣服……簇新的补服，平金褂子，大镶大滚宽大的女袄，像彩色的帐篷一样……大部分已经没人知道是谁的了。看它们红红绿绿挤在她窗口，倒像许多好奇的乡下人在向里面张望。”（张爱玲《怨女》）
有清二百多年，不管是满族妇女的旗袍还是汉族女子“两截穿衣”的上装，虽然在面料、镶边、扣袢等细节上有过一些变化，这种近似于大“A”字的“帐篷”式衣型却一成不变。这种宽大得可以掩盖女性个体特征的衣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对女性思想的约束—提醒闺秀们安分克己，“藏愚守拙”。
而到了近代，这彩色帐篷一样的打扮，在西式女装的比照之下，就显示出了滑稽的“乡气”。在开埠较早的上海，中国人对于西方女性们剪裁合体、突出女性曲线的装束，从冷嘲热讽到越看越有感觉，甚至赞之为“霓裳羽衣”：
“素练重裙著地飘，轻纱障面避尘嚣。尽多玉立长身态，都为灵王爱细腰。”（李默庵《申江杂咏》）
“马路谁人策马来，欧西女子俊风裁。雕案侧坐明驮速，十幅湘裙洒不开。”（朱文炳《海上竹枝词》）
“腰细裙宽面障纱，飞尘影里驾轻车。谁知绝域多情女，解看江南二月花。”（张天翔《沪江竹枝词》）
虽然是用中国人的眼睛去观察，但如果比照《点石斋画报》和同一时期欧洲的油画作品，就会发现竹枝词对当时西方女装的印象大体不差：19世纪最后30年，欧式女装的主要特点是上身紧束突出胸部曲线，后臀处因多用堆花蝴蝶结或绉裥等装饰物而显得丰满，再加上细腰一捻，整体上是突出女性特征的“S”型。
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敢于全身洋装走在大街上的中国女子是极少的，但这种紧身元素却改头换面出现在了中式女装的设计中，所谓“衣裳时样年来瘦，渐仿洋装显细腰。”（观棋道人《京华俗咏》）原先帐篷式的上衣，一步步缩水—宽大的袖子越变越窄，甚至胳膊弯曲都有困难，紧紧裹出腰身的设计取代了大A字造型，衣襟也越来越短，从膝盖以下缩短到了膝盖以上。不过，为中国女子本身的体形所限，这种新式女装穿在她们身上并不能像西女那样“衣衫紧窄腰围小，凸乳高胸曲线明”，反而是“身若束薪”—前后几乎都没有曲线，平平瘦瘦的像一根柴火。如果用上张爱玲的比喻，就是像一缕诗魂，瘦弱无助，惹人爱怜，典型的乱世中的薄命女。
二、“自昔通行百裥裙，西纱西缎暑寒分”
——打破禁忌的裙子和裤子
与上衣的紧身和缩水相比，下装的变化其实更具有打破传统的意味。在传统中国社会，裙子和裤子是不能随意穿着的，色彩上的禁忌也必须严守。所谓“诗礼人家，妇女一起床，便穿上了裙子，直到晚上睡觉才脱掉。……小姑娘们，十三岁起就得穿裙子。妓女是不穿裙子的，这是良家妇女与娼家的区别。”（曹聚仁《上海春秋》）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只有正室才能穿大红的裙子，多么得宠的姨太太，在这个时候也是不能僭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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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近代上海，不管是裙子、裤子的禁忌还是大红大绿的规矩，却都很容易地就被打破了。名妓胡宝玉是当时有名的引领风潮的人物，她会满不在乎地“穿一件蓝地金花闪缎夹袄，束一条大红百褶绣花裙”（《九尾狐》第15回），而大众对她这种装束的态度不是谴责，而是仿效。据说胡宝玉每出一种新的装束、每换一种发式（比如前刘海），不但妓女，“就是大家小户，不论奶奶、小姐，以及仆妇、丫环都争相效仿。”“初不过在上海一隅，渐渐蔓延开来，弄得北京、天津与那苏杭一带处处皆然。”
在这一次次“效仿”之中，裙子、裤子原先所代表的等级概念逐渐地被遗忘，相应地，一种新的时尚观念在悄然形成—不论身份地位，怎么搭配着好看，怎样能够花样翻新出风头，就怎么去穿。于是，代表着时尚的西式女装元素，快速地出现在了中式的裙装和裤装上。
“自昔通行百裥裙，西纱西缎暑寒分。今教宽大沿欧俗，不使旁边现折纹。”（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传统的中国裙子有马面裙、襕干裙、鱼鳞裙、月华裙等，不过基本的样式是前后有平幅裙门，两侧打褶，而且很长，只允许走路时微微露出一点莲尖。此时两侧打褶的样子不再时兴了，出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全幅打褶的百褶裙。还有半中半西的裙子，裙身比较窄小，像西裙一样有很多假扣：“裙腰不必两分开，假扣匀排亦怪哉。既学西洋层锦簇，如何下幅紧围来。”（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又有一种襕裙，自后围向前以束裙腰，清末上海之浦南，妇女则把它系在衣服的外面，“腰肢紧束，飘然曳地，长身玉立者，行动嬝娜，颇类西女。”（徐珂《清稗类钞》）
同时，女性们开始反感传统服饰大红大绿的色彩，而仿效洋装追求服饰色彩上的素淡与搭配的和谐，所谓“家家姐妹费商量，不斗浓妆斗淡妆。想是名花宜素艳，一齐浅色着衣裳”（袁祖志《沪北竹枝词》）。她们有的“缟素衣裳偏称体，淡妆不着石榴裙”（招隐山人《申江记游》），有的则“杏燕花新锦地纹，红灰衫子白灰裙”（袁祖志《申江竹枝词》）。
三、“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学生装的“时尚”功能
近代中国女子对时装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的热情，一心追求花样翻新、与众不同，而当时兴起的各种中西式绸缎衣料店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颐安主人在《沪江商业市井词》中就提到过“广洋杂货号”、“本色洋布号”、“绸缎顾绣庄”、“湖绉庄”、“纱缎庄”等等。特别是“花色洋布号”，还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定做各种衣服：“西洋花布色纷纭，各有专牌仔细分。如欲新翻何式样，绘图定办独超群。”满街的衣料首饰在招手，女性们的标新立异之心一旦被激发起来，就很难收回去了。当然，因为心情急切，难免用力过猛，很多过分夸张、并不美观却很触目的服饰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竖起来遮住半边脸的元宝领就是其中的代表。“元宝领”的灵感很有可能来自当时欧洲女装紧紧护住脖颈的设计，有竹枝词为证：“衣衫镶滚久相沿，今日通行外国边。夏日空心花样巧，冰绢笼住颈围圆。”（袁祖志《沪上游女竹枝词》）虽然有人认为这种领子可以使本来很胖的脸显得瘦一些，但更多的人觉得它很滑稽。1904年的上海就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近日妓女，喜用高领，几及半尺，足以掩其颊，殊不雅观。有人说，现在的妓女大多很傲慢，把客人惹火了难免要打耳光，这高领掩颊，是为了挡耳光的。（吴趼人《滑稽谈·挡耳三、“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学生装的“时尚”功能光》）
大量与“元宝领”类似的夸张的服饰细节和衣裙搭配，最初会让人们觉得新奇有趣，但太多的新奇和夸张，也会引发审美疲劳，比如余槐青的《上海竹枝辞》中就有一首《服妖》：“时样新装称柳腰，中西合璧市招摇。方今简朴开风气，莫被欧人笑服妖。”作者在题解中说，当时“妇女服尚新奇，时翻花样，变成不中不西，反不如欧美妇女服装尚有定制”，点出新式女装应该提倡简朴和素雅。而正在此时出现的女学生装，就担起了倡导简朴、素雅之风的责任。清末小说家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曾描写过上海虹口女学堂学生的打扮：“一个个都是大脚皮鞋，上面前刘海，下面散腿裤，脸上都架着一副墨晶眼镜，二十多人，都是一色打扮，再整齐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打扮，类似于今天的校服。近代不同时期、不同学校的校服也有一些变化，不过有一个共性，就是要求朴素淡雅。在崇尚奢华、追求时髦的清末，朴素淡雅的女学生，无疑像一阵清新的文明之风，吹向了古老的中华大地。有竹枝词赞道：“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当时称这一类时装为“文明新装”，也称“学生装”，一时间，“女学生”一词成了时髦的象征，她们的装束也被争相效仿。
其实女装时尚的轮回，往往是由繁入简、再由简而繁，“女学生”的装束正出现在倡导朴素的节点上，担当了一段时间的时尚先锋。不过这段时间并不长，因为“校服”毕竟过于素雅、简单、缺乏变化，并不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因此，当1920年代，成熟女性们开始在旗袍的短短长长之间纠结的时候，学生装就逐渐淡出了时尚舞台。不过，它们继续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来自近代西方的关于女性朴素雅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观念，传授给一代代新的女国民。当新一代女学生成长起来的时候，即使不穿校服，她们在衣裙或者衣裤搭配上也更加注重简洁、和谐，塑造出少女清朗秀美的形象。女作家苏青在《结婚十年》中曾这样说：“记得我初进大学的时候，穿着淡绿绸衫子，下系同颜色的短裙，风吹过来飘舞着像密密层层柳条儿起的浪，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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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上旗袍绫罗做，最最要紧配称身”
——从“旗女之袍”到改良旗袍
提到旗袍，很多人会联想到热映于2000年初的电影《花样年华》，与女主人公不同环境、不同心境相配合的十几件旗袍，华美优雅，是这部电影最值得回味的部分。直到今天，旗袍仍然是最能代表中国女性的服装，作为典型的“东方元素”被西方服装设计所吸取；当1920年代中国女性刚刚穿上改良旗袍的时候，她们大概不会预见到这昔日的“旗女之袍”，在之后的年代里会有着如此历久不变的魅力。
旗袍本是满洲妇女的专利，虽然是上下一体，又和满洲特有的高跟鞋“花盆底”相搭配，有一些拔高身材的作用，但早期的旗袍也是大A字造型的，没什么腰身可言。民国改元，五族共和，旗袍区分满汉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许多爱俏的北方女性也穿起了旗装，并且开始动脑筋改良这中国式的连衣裙。
从1920年代开始，一种较为合体的、改良过的新旗袍应运而生，之后年年花样翻新。与传统的“旗女之袍”相比，这种改良旗袍比较符合新女性所追求的简单、雅致、宽窄适度、长短合宜这几条基本原则。
1932年，新派女性竞相穿着“花边旗袍”，款式采用“小元宝领”，领口、袖口、襟边镶有花边。1933年后，大衩旗袍开始抬头，后来甚至由衩高过膝一举滑向衩高及臀。同时，旗袍的长度也发展到了极点，袍底拖地完全遮住了双脚，这种奇特的款式，时人名之曰“扫地旗袍”。那时候，时髦女性的标准形象是“头上青丝发钳烫，西式千湾百曲新”、“身上旗袍绫罗做，最最要紧配称身，玉臂呈露够眼热，肥臀摇摆足消魂。赤足算是时新样，足踏皮鞋要高跟。”到抗战前后，由于衣料价格的攀升，旗袍的长度又有所缩短，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长短、开衩、领和袖都比较适中的旗袍，就是在此时基本定型的。
在近代强劲西风的吹拂之下，“赶时髦”的意识在中国女性心中悄悄萌动，虽然最初难免表现出盲从、夸张甚至怪异，但有勇气走出千年不变的刻板生活追求新奇与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当她们在跌跌撞撞地实践后终于领略到时尚精髓、穿上中西合璧的旗袍时，拥有的已经不仅仅是外在的成熟柔美，更是一份内心的自信和从容。
近代服饰 篇3
突破传统:“西关小姐”的服饰变迁
20世纪初的西关, 仍然延续着十三行时期的繁盛景象。商铺林立, 聚集了中西的物质文明;新式学堂兴起, 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得益于经济、文化的优势, “西关小姐”在岭南地区, 乃至全国较先具备了服饰变革的物质条件与精神基础。在由清到民的半个世纪间, “西关小姐”的装扮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融贯中西的开放形态。“西关小姐”的服饰在近代逐步由硬襟宽袍转向合体收身。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西关小姐”服装以高领、长袖、长裙且缀有多重滚边的松宽袍装为主, 展现出内省克己的心理定向及轻人本重文本的观念。辛亥革命的风涌过后, 一种追求新颖时髦、强调女性曲线的新式旗袍终于酝酿成熟, 这种旗袍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制约, 使民主、自由的精神得以初步展现。 (1) 20世纪20年代的“西关小姐”将这种新式旗袍再次改良, 衣着的风格更为开放, 衣领渐低, 袍身由拖地到过膝逐渐变短, 且下面开衩, 另配一双半高跟鞋。至40年代, 短袖、高脚衩旗袍和高跟鞋, 已成为西关女性的普遍装束。
旗袍吸收了西服的样式与剪裁、缝制方法, 全面进入了立体造型时代:衣片上出现了省道 (胸省和腰省) , 腰部更为适身合体, 款式及造型上的多样变化, 不仅体现出中国的制衣观念和技术的演变, 更体现着西方进步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主张, 展现了一种人性的觉醒。 (2) “西关小姐”接纳了这种中西合璧的服装样式, 不是拿来主义, 全盘吸收, 而是有所取舍, 欲遮欲露之间更显魅力。
趋于多样的审美追求。20世纪初的“西关小姐”旗袍流行传统的团花, 随着之后女性社会活动的增多, 花卉图案又逐步被条格面料取代。由团花到条纹, 对美的选择逐步偏向简约。尽管当时仍有旗袍绣有祥云等吉祥图案, 但多因其具审美价值, 君子比德的寓意成分已大大减少。同时, 服装的色彩也较为自由, 或鲜艳, 或淡雅, 完全依照个人喜好。这与过去礼教压制下的传统妇女衣着暗淡繁复, 红或黄的“象征”色仅能是皇族所特有, 形成鲜明对比。近代岭南女性服饰不仅摆脱了道德等级或伦理本位的承载意蕴, 而且不再有统一的装束标准, 衣长、袖长、领高等均不受限制, 可随流行趋势或长或短。“西关小姐”旗袍佩饰繁多, 珠链或珠坠为当时的常戴饰物, 墨镜、鹅毛扇等也从西方传入。受本地区西方贸易与文化的影响, “西关小姐”服饰中结钮艺术的设计从简单至复杂, 从娇小至夸张, 有的衬托衣料的花纹, 有的配合衣领、袖口、衫脚包边的颜色, 令人叹为观止。 (3)
从对旗袍及配饰的多样选择中可以看出, “西关小姐”对美的选择, 已不抱有过去做什么官, 穿什么衣, 带什么金的心态。曾经的服饰用以体现身份地位;而当前的选择却是为了“美”, 具有审美的意味。
实用要求下的功能体现。汉族传统服饰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衣冠之治的传统,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 由于主体力量受到限制, 伦理本位色彩充斥于整个女性服饰, 使之成为一种道德与传统的精神载体。“西关小姐”摒弃了服饰中“辨第次, 昭名分”的功能, 增强了服装的实用意义。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30年代的“西关小姐”大多已为新兴知识分子, 或参加革命, 或从事各种社会工作, 使得女性服饰的功能性要求开始逐渐突出, 旗袍造型两边开出高衩, 大大放松了对女性行为的约束。30年代的“西关小姐”还常在长项链上插自来水笔, 以便学习之用, 将审美与实用相结合。
在传统岭南妇女长辫在后, 服装由旗装变革为上衣过膝, 上下两件的宽松短打扮时, “西关小姐”的服饰却经过了:遮体, 伦理的宣扬功能———美体, 纯粹的审美功能———利体, 审美与实用的双重功能, 这样一个递进上升的过程, 确实具有更为鲜明的进步性。在革除缠足恶习成为民初社会时尚的一个重大流变, 放足后的女性在可以着高跟皮鞋或花鞋后;在提倡“天乳”, 解除束胸, 并开始使用文胸, 凸显身体的曲线之美后;在终于可以无视头发“乃受之父母”, “宁留发, 不留头”, 实在是动不得的封建腐朽观念, 而任意剪发、烫发后, 女性身心发育的文化环境得到了充分改善, 传统岭南妇女也开始接受粗布旗袍, 使旗袍装在岭南地区得以迅速推广。
新派女性:迈向现代的“西关小姐”
透过“西关小姐”的服饰, 我们看到了近代岭南女性自觉审美观念的逐步兴起与成熟。事实上, 追求美只是“西关小姐”外在形象的一种表现, 这与她们追求知识和理想的价值内涵互为表里, 共同展示了岭南女性的新形象。
时尚典范。“西关小姐”的服饰始终走在时尚的前沿, 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时尚大都上海。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写到一家老餐馆所挂的上海十大名妓的照片:“从来没有想到的是, 三十年代上海男人的审美观是那样的恶劣, 那十个女人, 全都僵哈哈地硬在大襟衣服里, 没有一点点的风月气息。” (4) 2002年上海电视台推出大型专题片《时髦外婆》, 对20世纪上半叶的时尚女性也有诸多描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旗袍几乎成了上海新女性的典型装扮。” (5) “等到1945年、1946年的时候, 时尚女子所穿的就都是低领子的短旗袍了。” (6) 从以上可以约略看出, 上海女性自三四十年代开始流行旗袍, 40年代中期旗袍才由30年代的拖地式长袍逐渐变短, 相差于20年代便开始穿衣领较低、袍身较短式旗袍的“西关小姐”近20年。
关于旗袍的诸多论述均认为旗袍发起并首先盛行于上海, 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西关小姐”旗袍装的普及与款式的频频出新优于上海, 我对此也并不怀疑。商品文化使得岭南人民灵活多变, 他们关注世界, 并能对外界反应敏捷、吸纳迅速;他们唯实求新, 具有一种先驱文化的属性。同时代的岭南女性与上海女性的服装差异, 意味着以“西关小姐”为代表的岭南女性, 不是跟随者, 而是创造者, 她们引领了南方的时尚之风。
社会精英。由于近代广州是西学东渐的桥梁, 在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激励下, 广州出现了新的社会景象, 不但西方医学和技术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而且了解西方、介绍西方和学习西方的风气兴起, 使广州成为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活动中心。 (7) 尤其是西式教育的传入, 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 开创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新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岭南女性开始走出家门, 接受新式教育, 步入工作岗位, 甚至自主创业或参加革命。如清末民初的妇产科专家谢爱琼, 独资在十六甫大街七十号创办妇孺医院 (留产院) , 并增设产科讲习所 (后改为产科医学院) 培养新法接生人才。 (8) 还有人大代表梁霭怡、“女医神效”罗秀云、“三喉歌后”何丽芳、“大喉领袖”熊飞影等“西关小姐”, 她们成为社会的精英一族。
服饰变革:文化的“博弈”与交融
便捷的水路交通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一口通商的特殊权利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优势;远离京都的地理位置相对容易地吸入了思想解放的春风;西学东渐, 新式学堂的兴起, 带来了女子接受同等教育的机会。西关地区似乎兼具了改革所应有的物质或精神条件。再有近代中国新陈并立的特殊社会环境, 及迈向现代的神圣使命, 岭南女性服饰变革已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满汉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近代旗袍的诞生以满汉政权的“博弈”为前提。旗袍起源于中国东北部, 原为满族 (旗人) 所穿的长袍。为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 清朝统治者曾以推行满族服饰, 禁止汉族服饰的手段来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清太宗多次厘定衣冠制度, 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剃发易服浪潮, 以固国威, 立即遭到了汉族人民的激烈反对, 以后是以“十从十不从”的缓兵之策, 暂缓了矛盾, 使旗装带着汉服的痕迹得以长期保留。满汉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 成为旗袍出现的前奏。
思想解放下的中西融合。妇女地位在近代从男尊女卑向男女平等过渡, 发生了巨大转折。以清末反对缠足、兴办女校及妇女参政等女权运动为始端, 妇女解放的风气由是顿开。民国时期, 君主立宪制度被废除, 由服饰承载伦理本位, 划分贵族与平民等级的区别基本消失, 女装日益凸显的随意性使得民间对“官方”的着装规定不予理睬, 这把近代女装变革推向了高潮。“西关小姐”在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接受西式教育, 会说英语、品西餐、过洋节, 接受西式服装的立体裁剪方式实不为奇。至于欧洲布匹、羽纱、呢绒等衣料, 手表、有色眼镜、洋伞等的传入, 更是扩大了女性的着装选择, 也改变了人们的着装观念。
本土文化的濡染默化。面对西方文化侵略与先进的两重性, 中国的政客们在集思广益该如何选择的时候, 岭南的“西关小姐”似乎未经“细思量”便自然改良了。这不仅表现在一个“中西合璧”的旗袍装上, 更体现在她们既品尝西餐, 使用刀叉, 以“洋”为时尚, 又热衷于广州名食荔湾的小吃艇仔粥、双皮奶, 出入于莲香楼;她们既能去基督教堂, 也能去佛庙道观;既追求恋爱自由, 举行文明婚姻, 又将乞巧节过得热热闹闹, “在家举行辞仙者, 为数甚众”。 (9) “西关小姐”这种容纳中西的“本领”, 与近代岭南开放且多元的审美风尚及文化精神互为表里。一方面, 岭南人乐于接受新事物, 广开风气之先,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和融合中, 岭南人不断扬弃、变革与重构, 显示出一种进取的态势。 (10) 另一方面, 岭南人不尚空谈, 本着开放兼容的态度, 不受条框所囿。剪发、放足以及摆脱传统束缚的大胆穿着, 均体现出中西融合、传统与近代共生的特征。
西关地区是富商的云集地, 更是岭南商业高度发达的地方, 商人家庭背景, 为“西关小姐”提供了女装变革的物质条件与思想基础。繁荣的十三行时期, 西关地区的商贾曾扮演着半政半商的角色, 他们既是商人, 也是沟通中外商务的政府代表。西关女子最早接受西式教育, 甚至留洋海外, 为服装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
旗袍的出现, 既是满汉之间, 中西之间交融的结果, 又是女性接受新思想, 摆脱封建宗法势力的标志。从服装本身来看, 旗袍虽然借鉴和运用了西式的裁剪方法来收紧腰身, 但同时旗袍上的盘扣、镶滚边饰和立领右衽等这些传统女装的造型和装饰的手法, 作为一系列服饰文化符号所传达的深层意味却是极为矛盾的。 (11) 这一点表明了即使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关小姐”, 也不可能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这正是近代中国西体中用后的一大特色。旗袍虽未承载深厚的儒家文化, 却被誉为国服, 闻名海外, 正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迈进。
参考文献
[1]胡嫔:《论旗袍审美造型的民族精神》, 《装饰》, 119期。
[2]滕腾:《旗袍的文化意蕴与审美特征》, 济南: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3][8]谭白薇:《西关小姐》,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96页、第151页。
[4]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年版, 第31页。
[5][6]蒋为民:《时髦外婆》,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3年版, 第32页、第39页。
[7]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221页。
[9]《民国日报》 (广州) , 1923年8月18日。
[10]刘圣宜:《岭南近代文化论稿》,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