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收入分配方案

营业收入分配方案（共8篇）

篇1：营业收入分配方案

论我国收入分配方案

国民收入分配的三大主体包括政府、居民和企业，这三大主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具体情况称之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国家和企业支配的部分与直接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二是在居民之间收入数量的差距问题。前者是要回答整个国家积累或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后者则是回答正确处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问题。二者的分配关系是否正确，都关乎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影响着千家万户。前者属于正确处理生产发展与消费水平提高的关系，涉及长远发展与当前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属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也就是是否符合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公平、公正等权利原则。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缩小而企业和政府所占比重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1992年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20∶19∶73，2008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20:22:56。

（二）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2475.6 元）是20%最低收入组（15233.4 元）的5.4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14049.7 元）是20%最低收入组（1869.8元）的7.5倍。根据财政部的调查，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 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 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27 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我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我国。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3.6元。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1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1978年的 2.57 :1 扩大到 3.23 :1。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的 13倍，2010年上升到 16倍。

（四）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91364 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70619 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65238 元；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20393 元，住宿和餐饮业27847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0750元。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中，最高行业金融业与最低行业农、林、牧、渔业之比为4.48 ∶1。而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1.8 倍左右。

（五）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企业内部的职工工资差距更大。2009年全国总工会的专项调研显示，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 倍扩至2008年的17.95 倍。企业内部职工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我国低收入职工比例较大，67.2% 的职工每月收入低于2152元的全国平均水平，17.3% 职工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薪酬。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工资制定片面体现企业意志

一是目前我国相关领域的制度还不完善，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二是社会分配系统与机制不完善，对于职工工作年限、经验及创造的贡献无法准确计算；三是企业职工在收入分配、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监督权，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向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

（三）忽视政府责任

在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任由雇主来决定其工资的水平。而雇主在利润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则会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将存在供过于求的不均衡状态，因此很难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如果再不依靠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难得到保障。

（三）宏观调控手段弱化

第一，最低工资标准较低，工资指导线缺乏指导性。目前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做出适时调整，因而使政府的工资指导线制度缺乏实际指导作用，与近年来不断上涨的物价、房价相比，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较低。第二，缺乏劳动定额标准。在实践中，国家没有统一的劳动定额标准，劳动定额的制定方法多样化，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在程序上缺乏民主参与性，给企业违规、最大限度地攫取职工创造的劳动成果，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提供了机会；第三，基本工资基数普遍较低。现有的工资基数较低，且无法体现劳动者在企业的工龄工资、技能工资等方面的差异。

（四）收入分配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第一，现有的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调控制度等没有纳入系统的法律体系；第二，有关工资分配的信息指导系统不够健全，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人工成本信息发布指导等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三，用来统领工资分配的《工资法》还未出台，无法规范约束企业工资决定和支付行为；第四，配合《劳动合同法》执行的相关法律如就业促进、劳动标准、集体合同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一系列密切关联的法律法规缺位。

（五）存在体制性障碍

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机制还不健全，国家收入分配体系没有有效地将垄断利润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国家对垄断企业的工资管理也没有加强监控力度，导致我国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和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体制性障碍也在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六）工会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工会组织自身建设欠规范。二是工会的法律地位与实际地位不相称，工会维权只能停留在表达和反映职工合法权益的层面上，而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三、改革收入分配方案的建议(一)通过二、三次分配调整收入差距，稳定高收人群体数量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这一二次分配制度。对于高收人群体而言，其大部分收入主要来源于财产收入和其他隐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这一群体的偷漏税已成常态。因此，要真正发挥个税对收入的调节作用，除了对合理的劳动薪酬征税外，关键要加大对股权转让、房屋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等财产收入的征税。对于隐性收入，由于其隐蔽性，可通过开征富人税、物产税、遗产税等进行调整，发挥个税的调节功能来降低我国的基尼系数。其次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在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大力发展慈善捐赠事业，实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使社会财富直接或间接地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提高生活水平首先应提高工资性收入。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长高于财政和企业收人的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解决城镇居民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减少后顾之忧，提高生活质量。其三，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财产性收入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刨新金融管理体系，提供越来越多的可供选择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以及规范资本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保证居民财产增值。其四，打破身份壁垒，提高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通过促进教育、就业公平，使“革根”与“官二代”、“富二代”有平等的机会实现向上的梦想。

(三)培养创收能力，减少低收入群体数量

首先要拓宽就业和再就业渠道。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所需资金少、包容性强、容纳劳动力较多的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社会服务性行业；同时可通过政府补贴或低息贷款方式弓I导下岗及编外的低收入人员创办一些易起步、见效快的小型加工业、批零商业、小摊点餐饮业等，帮助低收人群体拓宽生产经营门路；另一方面对特困下岗人员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短、平、快岗位实用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以提高收入。其次，由于低收人群众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在帮助他们提高收入的同时，还要理解、尊重他们，通过加强心理引导，使他们树立信心，重燃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尽快步入小康行列。

篇2：营业收入分配方案

2016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若干意见》共分七个部分：

一、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二、准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三、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

四、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五、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六、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七、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组织领导。

完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我们已经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倡导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法经营，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

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

坚持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

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国发〔2016〕22号)、《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16〕58号)、《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人部发〔2016〕56号)、《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16〕59号)和《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中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国人部发〔2016〕88号)的规定，对这次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套改年限的计算

这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套改工资的套改年限，是指工作年限与不计算工龄的在校学习时间(简称学习年限，下同)合并计算的年限，其中须扣除1993年以来除试用期外不计考核等次或不称职的年限。不计算工龄的在校学习时间，是指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在大专及以上院校未计算为工龄的学习时间(只适用于这次分配制度改革，不涉及工龄计算问题)。工作年限与学习年限不得重复计算。在这次工改期间，任何地区、部门、单位一律不得更改参加套改人员的工作年限。

(一)工作年限。从本人参加工作当年起计算(只适用这次工资制度改革)。例如，1996年参加工作的人员，如实际工作时间没有间断，截至2016年的工作年限为11年。

1.折算的工龄不计算为套改工资的工作年限。

2.如工作年限有间断，按规定合并计算的，其当年只计算一次，不重复计算。例如，某工作人员，于1968年7月参加工作，该同志工作后，因其他原因，按规定应扣除不计算工作年限的间断时间3年零8个月，从1968年7月向后推算，其计算工作年限的起算时间为1972年3月，按当年起算，工作年限为35年。

(二)学习年限。工作人员的学历和在校学习年限，均以档案记载为准。其中：

1.按国家规定因组织原因延长在校学习时间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其延长的学习时间，计算为学习年限;由组织抽调提前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期间应征入伍，按规 定取得了毕业证书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应将抽调或入伍前在校学习的时间，计算为学习年限;因冤假错案离校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应将离校前在校学习时间，计算为学习年限。

2.因休学、留级、留校察看等原因延长在校学习时间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其延长学习的时间，不计算为学习年限;经过预科班学习后直接转入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层次学习的毕业生，其在预科班的学习时间，不计算为学习年限。

3.大学专科及以上结业生不计算学习年限，其中，已取得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后，再进入高一学历层次学习未毕业的结业生，按原已取得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的学历及规定的学制计算学习年限。

4.出国(境)留学并在国(境)外取得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其未计算工龄的国(境)外学习时间，计算为学习年限。其中，实际学习时间短于国家规定的相同学历层次学制时间的，按实际学习年限计算;长于国家规定的相同学历层次学制时间的，按国家规定的学制计算。

5.电大、夜大、函大、职大和自学考试的毕业生，其学习年限，大学专科毕业生按两年计算，大学本科毕业生按四年计算，如实际学习时间短于上述年限的，按实际学习时间计算。参加工作前已在电大、夜大、函大、职大学习和进行自学考试的人员，参加工作后经继续学习考试而取得大学专科、本科毕业证书的，其学习年限分别 按专科两年、本科四年减去参加工作后至取得毕业证书时已计算的工作年限计算。例如，某工作人员参加工作的当年取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其学习年限计算为一 年。又如，某工作人员1998年参加工作，1999年取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不计算学习年限。

二、套改工资的职务及任职年限

套改工资的现任职务(岗位)，以2016年6月30日本人所任(聘)的职务(岗位)为准。任职年限，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按管理权限由任免机关正式任命(聘用)通知的时间或任命(聘用)通知、文件明确的任职(聘用)时间开始计算;专业技术人员按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时间开始计算;技术工人按任现技术等级起薪时间开始计算。

(一)工作人员现任职务(岗位)低于原任职务(岗位)的，其原任较高职务(岗位)的年限合并计算为现任职务(岗位)的任职年限。

(二)公务员在同一职务层次担任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为同一职务层次的任职年限。

(三)在任职(聘任岗位)期间，工作年限有间断的，其间断的时间不计算为任职年限。

(四)任职年限有间断，按规定合并计算的，其当年只能计算一次，不重复计算。例如：某副处级干部，曾在1990年12月至1993年10月任过副处级职务2年零11个月，因降职等原因不再担任副处级职务，后又于1998年12月任副处长至今，从1998年12月向前推算，任副处级职务的起算时间为1996年1月，按当年起算，任职年限为11年。

(五)曾被聘任了专业技术职务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现任职务为科员的，将原聘任为助教(助理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与任科员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任职年限(此规定只限于这次套改工资时使用，下同);现任职务为副科级的，将原聘任为讲师(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与任副科级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任职年限;现任职务为正科、副县(处)级的，将原聘任为副教授(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与任正科、副县(处)级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任职年限;现任职务为正县(处)级的，将原聘任为教授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与任正县(处)级职务的时间，合并计算任职年限。

(六)在这次工改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担任机关“三定”方案或县级及以上党委组织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批准设置的领导职务的，执行领导职务工资标准，担任非领导职务的执行非领导职务工资标准。其中：

篇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延期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方案》起草工作, 自2004年启动以来, 已历时八年之久。期间官方曾多次给出出台的期限, 但却屡次延期。按照国务院的工作计划, 《方案》原定于6月底出台, 但由于有关部门间的分歧较大、内容还不成熟, 将出台时间推迟到了10月底。后又因为诸多因素, 《方案》拟推迟到12月底出台。

国家发改委分管副主任徐宪平在向全国人大汇报《方案》进展情况时表示, 博弈的关键点主要包括, 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国资红利上缴的比例和用途。分管工资政策的人社部有关官员表示, 人社部在向央企征求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见时, 曾遭到了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对于大部分部委都赞同的, 大幅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 并将其用于补充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资金缺口的政策, 央企和国资委一时也难以接受。

因此, 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对涉及自身利益调整持反对态度, 或各种利益群体因为在现行利益格局中所处位置不同, 对某些利益关系的调整措施甚至形成对立的认识, 导致《方案》左右掣肘。一些学者概括:“这是一场诉求有余而动力不足的改革。”

对一些主要问题的争议相持不下, 不但是《方案》一再延期的主要原因, 而且还阻碍了另一项关键改革的进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红利上缴等方面的改革, 这些改革也是预算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好将审议通过《预算法修正案》的时间推迟到2013年“两会”以后。

篇4：难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有报道称，某官员透露，方案再度延后是因在制定的进程中碰到了“硬骨头”，集中在利益集团的博弈。那么，这些“硬骨头”都是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向全国人大汇报方案进展情况时曾表示，博弈的关键点主要包括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国资红利上缴的比例和用途。还有报道援引分管工资政策的人社部有关官员的话称，人社部在向央企征求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见时，曾遭到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

一位央企领导人年收入最高可以达到6000多万元，是目前国内年平均工资4.96万元的1209倍。《2011年中央决算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央企实现营业收入202409.3亿元，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上缴中央的红利只有800.6亿元，其中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仅有40亿元。可见，收入分配改革道路上的“硬骨头”，是一些既得利益的国企高管们。改革可能会触及他们的利益，他们自然不愿意，而那些真正盼着从改革中得到好处的老百姓，也没有掌握收入分配改革的话语权。难怪有学者概括：“这是一场诉求有余而动力不足的改革。”

一项改革方案的出台，一定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是否必要和紧迫呢？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的最新统计，中国大陆以656美元（约合4087元人民币）位居第五十七位。排名虽然不高，但4087元这个平均数还是让很多人望尘莫及。可仔细想想，这个数字也有着复杂的背景。比如，一个国企高管年薪6000万元，也就是月薪500万元，要得到4087元的平均数，需要1618名月入1000元的人和他一起平均。这样就不难理解了，那些工资远达不到平均数的大多数人，被少数几个天价收入的人平均了。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就表明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不稳定状态。有统计表明，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居世界第三；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393户，排名世界第八。而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生活费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是靠GDP的迅猛增长就能缩小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在这里。

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可是8年过去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拖再拖。事关全民收入分配格局重大变革的公共决策，决策程序相对复杂漫长一些可以理解，但是，收入分配改革决策博弈再激烈，也应该让普通民众有知情权，知道自己有多少利益代言人参与其中，知道自己有多少利益诉求能顺畅传递到决策过程。如果这些关键环节缺失，民众意愿根本无法对收入分配改革结果产生什么影响，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就成了无源之水。

如何让普通民众享受改革红利，是关乎国家社稷的大事。党的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正是顺应了民意，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让民众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重要的体现和载体，如果这个问题还是久拖不决，那么10年后收入倍增的表象即便可以达到，其实质也只能是更加巨大的收入差距和更多人的“被平均”。

因此，如何让老百姓拥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成为方案出台的关键因素。首先，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就方案的进度、内容、讨论焦点、面临的问题等种种相关情况开诚布公地向民众和舆论公布。如果是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出台，通过公开透明的沟通方式，必然会得到民意的理解和支持。如果真是遇到了既得利益者的阻力，那么推进部门也能通过保障民众知情权的方式，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形成打破阻碍的社会合力。

同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要就方案的具体情况提出质询，要将经过民意论证、真正反映民众诉求的方案提交有关部门，以打破目前的僵局，让凝聚全民共识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顺应民意地早日实施。

篇5：营业收入分配方案

公车改革

公车改革17年亟待打破僵局

【摘要】 提出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解读】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公车改革已经改了17年，但一直没有明显突破。加之一些地区的领导干部，擅自驾驶公车引发事故，导致公车改革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

不论从社会关注度方面出发，还是基于公车改革成效方面的考虑，公车改革都应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也就是“三公开”——公开干部配车的标准、经费、使用情况。只有公车购买透明化、使用透明化，否则，极有可能陷入此前的僵局，“车越改越多，费用越改越高”。户籍改革

居住证管理草案正在征意见

【摘要】 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解读】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国务院下发户籍改革文件后，各地各部门正在着重解决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目前，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形成了《全国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该草案正在征求意见，力争尽快呈报国务院审议，草案将为农民工逐步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创造条件，逐步为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打通政策通道。

事业单位改革

全面完成事业单位清理规范

【摘要】 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全面完成事业单位清理规范。

【解读】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作为一项推进了十几年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由于效果不明显，此前一直受到停滞不前等质疑。去年，有关部门制定了时间表，即用5到10年时间，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公共服务体系，比如教育体系、医疗体系。目前，困扰了事业单位改革十几年的难点，职能剥离、人员安置、待遇分配等，依然存在。但是，与十几年前乃至于四五年前相比，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已有明显变化，比如医疗体系，以药养医等问题仍然存在；教育体系，同样存在教育公平等问题。所以，通过事业单位改革，构建符合百姓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迫在眉睫。但事业单位改革与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只有同时推进，才有收效。

省直管县

深入推进省直管县试点

【摘要】 深入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试点，稳步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解读】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2005年6月，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指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管县’改革试点。”至今，已走过了7年。其实，地方对于省直管县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至1992年，浙江扩大了萧山、余杭等13个县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省直管县，不仅减少了行政管理层级，避免“县、市争权”，更是为了满足县域经济的发展需求。

目前，改革已从最初的财政领域(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重点县)，扩大到了行政领域，重点县可根据自身需要，相应调整有关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浙江、安徽等地均已有所尝试。

油价改革

油价改革方案择机推出

【摘要】 深化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择机推出改革方案。

【解读】 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改革的方向已非常明确，就是缩小价格调整周期。而关于此前市场传言，价格调整发布方式将改变，即未来可能选择一家中立机构测试国际油价变化，并由石油企业自主定价，该负责人称这仅是市场谣传。而对于择机究竟是何时，该负责人未明确表态。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教授林伯强：如果伊朗问题升级，今后国际油价可能继续攀升，如果国际油价升至130美元/桶，现行的定价机制能否顺利实行都很难保证，定价机制完善的机会会更小。“因为一旦推出，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会更快速上涨。很难想像国内民众可以接受10元/升的汽油价格。”

房产税

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

【摘要】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

【解读】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曾经进入物业税“空转”试点的城市更可能会成为未来房产税试点的目标。此前，北京也是物业税“空转”试点之一。除此之外，那些房价上涨较快、容易成为房产投资热点的城市也可能成为房产税试点的下一个目标。从试点城市的房产税收入规模来看，房产税似乎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在房产税试点的同时，限购政策也在发挥作用，这些符合征收房产税条件的房屋，大多也是限购政策的对象，所以房产税税源就没有了。未来随着行政干预的淡出，房产税效应将会显现。此外，目前存量房不征收的局面应该被打破。

收入分配改革

抓紧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摘要】 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解读】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国务院在今年的重点工作中再次明确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这是对温总理在记者会上郑重承诺的落实，应该说今年出台这个方案，不会再拖了。”

关于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际上2007年就提出并做了专题研究，后来遇到金融危机暂缓。苏海南介绍，从“十一五”看，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累计调整了3.2次，年均增长了12.9%(含2009年金融危机暂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大多数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在“十二五”期末，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现在看既有这个需要，也具有可行性。

购买服务

养老慈善可交予社会组织

【摘要】 研究制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

【解读】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民政部门要着力推进职能转变。今后，在中央和省级层面，民政部门的职能主要是调查研究、制定政策、督察指导、绩效评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基本公共服务外的养老服务、社区便民服务，运营各种类型的民政服务机构、慈善超市和捐助管理站等交给社会组织或市场主体。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今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重点是社区服务、扶贫救助、扶老助残、社会管理、志愿服务等公益服务项目。同时，鼓励在养老服务、慈善公益等领域兴办社会企业；在宋庄等创意产业区建设文化类社会组织。

今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摘要)

1.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

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抓紧完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

2.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完善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稳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行业和地区范围。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研究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4.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体制改革

稳妥推进电价改革，实施居民阶梯电价改革方案。深化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择机推出改革方案。深化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合理制定和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

5.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加快研究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积极稳妥推进社保基金投资运营。

6.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继续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深化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代表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文艺院团等管理体制改革。

7.深化教育科技卫生等社会体制改革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学校民主管理。加快健全全民基本医保体系。研究制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

8.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出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深入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试点。

9.完善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10.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篇6：营业收入分配方案

东方网10月20日消息：难产8年的收入分配方案，终于出台在即。

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谈到四季度各项工作时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受访的多位接近相关部门的专家均证实，收入分配总体方案目前已经完成起草并上报国务院。曾参与该方案内部讨论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预计，方案可能在12月份出台。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其基本框架中，包含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对于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方案中也可望给出明确目标。

“经过多年酝酿、讨论和修改，即将出台的方案已经比较成熟了。” 曾参与该方案内部讨论的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小丽透露，最终版本的方案将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组合设计，也更加着重于如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

方案曾两次提交均未通过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制订。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因高层领导认为需要继续修改而未获通过。

关于方案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课题组负责人李实表示，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由于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方案从一开始制订就产生各种分歧。从2007年至2009年，国家发改委曾就此前后举行过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各部委及各方专家围绕收入差距大小的判断、控制垄断行业薪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敏感议题，一直争议不断。

“对收入差距的估计就有分歧，因为涉及到如何定义‘收入’，不光是现金，还包括实物收入、补贴、暗收入。又比如限制垄断部门高收入，怎么界定‘垄断部门’？还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府政策起不了多大的调节作用。”李实说。起草中的分歧与争执

关于“两个比重”(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还是不低也有分歧，有人拿出金砖四国的数据做横向比较，认为中国的“两个比重”并不低。

关于当前收入差距不合理偏大，各方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改革的着重点是放在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上，又形成了分歧。有人认为分配不公主要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的。应该首先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来解决；有人则认为现阶段改革重心应放在初次分配领域，包括对财税体制、工资制度、农民收入分配、要素分配制度、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方案讨论过程中争议较多的还有‘提低’，在相关财税减免相关的支持很难达成共识，难以操作。”苏海南透露，比如有人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该减的也减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减了。还有意见认为企业减税和工资增长没法挂钩，而且这样操作容易形成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过度干预，不妥当。

关于上市公司的薪酬问题也迟迟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上市公司的事就由市场去定，由薪酬委员会提方案，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决策，没多大问题；有人指出这本质上还是高管自定薪酬，应该修法，形成内部制衡机制，在这方面没有完全形成共识。”苏海南说。

据相关人士介绍，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而且方案涉及到多个具体部委的操作执行，部委之间又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有些部门对此难免有抵触情绪。”这也使得方案的出台更为困难。

在苏海南看来，收入分配是对体制和利益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者不愿受到损失，形成阻力，所以就拖得比较久。

此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经济社会体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复杂性，注定了各方从达成共识，形成清晰思路，到明确各种可行性政策，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拉大差距的因素仍存在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久攻不下的八年里，居民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转折期的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不到0.3，到2001年攀升到0.45左右，至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0.48。

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行业垄断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被认为是造成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报告显示，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在2003年高出49%，在2009年高出87%。

由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也指出，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

国有和私营部门员工的收入也差距巨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仅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的近58%。

李实领导的课题组则更多关注城乡收入差距。他们估算，在考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等社会福利项目后，2002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暗收入”大约为4200元，而农村居民为250元。如果将这部分收入计入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中，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会上升到4.35:1。

研究还显示，最近3-4年全国收入分配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因素给总体收入差距变化带来不确定性。

“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在一段时期内仍持续存在，收入差距将在较高水平持续一段时期，然后才走向下降。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未来的政策选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

篇7：营业收入分配方案

编者按：从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义，到现在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终与中国转轨进程相伴相生、互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兼顾发展与公平的某种动态平衡。“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乡二元制、国企改革、财税改革……至今仍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杂。

八年来，一项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方案始终难产，映射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现实。如何打破僵局，寻求共识，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与勇气。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整整十年，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名的有关增长与分配的大改革，带来了一个腾飞的黄金十年，成为日本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现在，中国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

万众期待中，原本预计在2012年制订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2004年开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两次上报国务院，但均未获通过。2012年，这一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台，但数度推迟，坊间普遍期待将于12月出台——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把制订这一方案作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两会”后才会公布。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届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承诺的一项核心内容，旨在缩小中国明显拉开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两会”上，总理温家宝曾郑重承诺，本届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难事之首，便是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但即使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国民收入问题已是高层最为重视的工作，决定中国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却迟迟无法面世。

八年难产，方案究竟难在哪里？阻力来自何方？分歧存在何处？未来能否突破？南方周末记者遍访这个领域中的学者与官员，试图寻找答案。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过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员组成的“起草小组”负责，他们至今未见过这一稿的方案。早在本世纪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1年，国务院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由当时的国务院体改办和中央财经领导合作办公室两家联手牵头，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参与。研究形成的主报告由时任国务院体改办秘书长宋晓梧向时任体改办主任王岐山和中财办主任华建敏做了汇报。

“当时我们大家有一个很突出的共识，就是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晓梧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是最早参与收入分配改革“顶层设计”的一位学者型官员，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等职。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基尼系数”一词，便是由他最早编入1987年版的《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从而引入中国。

据宋晓梧回忆，当时的研究分为若干主题，比如财税改革、社会保障、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民营资本问题、机关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等，最后形成了若干个分报告。不过，“课题组的一系列政策建议最后不了了之”。

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撤销合并到发改委。2004年，时任发改委就业分配司司长孔泾源提出动议，希望发改委牵头起草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于是相关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启动，但直至2006年孔泾源调离就业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国务院获得通过。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自从2004年启动之后，方案制定工作几度搁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订过程，则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员组成的“起草小组”负责，他们至今未见过这一稿的方案。

“他们找过我咨询些问题，让我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但没给我看过方案，也没有征求意见。”一位专家近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听说(方案)还处在一个比较高层的协商阶段，具体情况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订过程中，发改委曾经多次召开研讨会，在会场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发给专家、学者提意见和建议，但不允许带出会场。

一位三次参加过此类会议的专家回忆道，“那时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页，五千字左右”，内容涉及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等。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现实，正反映出这项改革的艰难。因为既关系到民众利益，也关系到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尴尬——公开可能引来利益集团的阻挠，封闭却又难以让民众参与讨论。

“这么大个事光靠就业分配司那几个人，有点勉为其难。”一位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整个国务院系统里人事部管公务员，劳动部管企业，事业单位多家管，都对这个问题有话语权。”

可以想见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调整的这项改革，注定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垄断国企：难啃的骨头

一位专家透露，方案讨论时，有人认为国企上缴分红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国企就没有实力走出国门了”。

多位参与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讨的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国企收入上缴和限制国企高管工资，成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处。

据媒体公开报道，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规《工资条例》中，没有使用“垄断行业”概念，而采用了“收入过高行业”、“特殊行业”，原因是如何界定垄断行业仍存在一定争议。

一位专家介绍，一些行业主管部门一直不同意“垄断”的提法，发改委也不敢认定谁是垄断行业——“我印象中开会时就有人说，„中国哪有垄断企业啊？你给我找两个出来看看‟。他们理解的垄断和经济学上的不太一样，认为垄断就是独此一家，而寡头、行政性准入壁垒、价格管制、特许经营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认存在垄断，“除了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还有数百家各种类型的中小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因此说银行业垄断恐怕站不住脚。”他说，“目前银行业盈利能力较强、利润较高，显然不是垄断造成的。”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恰恰是这些被公众称为“垄断”的行业，利润丰厚。各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行业工资前三甲基本都为金融、烟草、电力、电信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几年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多，其中证券业在2009年比全国职工高6倍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希明、李实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史泰丽2010年发表论文《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以严密的数理统计分析证明了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70%，应归因于其垄断地位及相应的垄断利润。该文获得了当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些利润丰厚的企业，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场竞争产生，他们拿着高额薪酬并且拥有巨大的职务消费空间。北师大教授高明华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间，金融业的高管薪酬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646%，即增长了26倍，排在其后的运输仓储和房地产业均不到7倍。而在水电煤气行业，尽管行业同期营业利润率仅增长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长率达到了333.48%。

尽管这个高速增长需要考虑到多年前国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依然大相径庭。

国际上对私营企业的高管薪酬无限制，但对受托管理国有公共资产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却有严格的限制和标准。一项关于2008年国外国企高管薪酬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国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资的3.5倍，平均工资的1.5倍；美国是最低工资的11.8倍，平均工资的3.8倍；新加坡则分别是5.1倍和1.7倍。宋晓梧回忆，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发现其利润最高的国企北海石油公司的总裁，工资只相当于勤杂工的三倍。“当时我们非常惊讶，同去的一位企业家就问他们为何工资差距这么低。那人愣了一下，反问，„中国人只有用钱才能调动积极性？‟”

2010年宋见到挪威大使，又问起现在的情况，“他说现在唯一的变化就是股权变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国家持股，但总裁还是拿公司最低工资的三倍。”

对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难，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曾公开表示，“较之一般经济领域的改革难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车改革方案》第一稿几乎已经得到通过，但工作人员过早地透露了内容，结果引起利益受损团体的反对而难以实行。他说，“改别人容易，改自己难。” 利润上缴便是国企改革之难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发改委官员介绍，其实从2001年起国务院便参照国际惯例确定了无偿占有国有资产的国企应该上缴红利，但当年国企表示经营困难，需“放水养鱼”。进入利润“虚高”阶段后，国企又以扩大再投资和海外并购为由拒绝上缴。直到2008年，国资委才顶着“杀鸡取卵”之名开始实施5%-9%国企分红，并逐步提高到5%-15%。这一比例远低于垄断行业上缴利润的2/

3、一般行业1/3的国际惯例。

不仅如此，就连这些并不多的上缴利润，实际上也基本未用于财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还给了上缴企业，理由是他们承担了摊派的公共事务或国家行为，比如地震灾害救助、利比亚撤侨、海外援建等。还有一部分则拿去补贴了亏损的国有企业。

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缴红利五百多亿元，但调入公共预算用于一般预算支出的只有10亿元。2011年，央企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上缴红利800.6亿元，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仅有40亿元。一位专家透露，《方案》讨论时，有人认为国企上缴分红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国企就没有实力走出国门了”。“两个八年抗战都打不垮”

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现实中，二次分配被诟病为“逆向转移”，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块“硬骨头”，是用二次分配对一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和弥补，其核心内容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财税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过市场实现的分配，比如老板给雇员发工资等；二次分配主要通过政府来实现，比如通过补贴来弥补贫富差距。但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现实中，二次分配被诟病为“逆向转移”，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

比如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保障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显见的分配不公，却多年坚冰难破。城镇居民中，企业人员退休前要缴纳养老保险，公务员则不用缴费。但退休后，企业人员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60%左右的退休金，公务员却能达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务员退休金甚至是企业人员的4倍多。

宋晓梧回忆说，他1996年就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要解决双轨制问题，2004年他又向温总理当面提这个问题。“到现在两个八年抗战，都打不垮这个双轨制。” 财税制度，则是另一个重要却困难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国际上，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房产税等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涉及税收和转移支付，财金部门处在强势地位，他们认为还是应该把发展问题放在第一位。”一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门的人说，收入差距问题谈了这么多年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不要谈了嘛，不要炒作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对于多数发达国家已征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阶层凝固”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虽然是国际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却在中国阻力重重。一位专家透露，对这两个税种推出的最主要顾虑是怕引起大规模的资产向海外转移。

“几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协法制委员会讲课，建议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在座一位领导当场就说，„征收什么遗产税？刚刚有点财产就征收遗产税？‟”一位专家回忆说。艰难寻求共识

至今依然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而且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大。更要命的是，这个庞大框架的每一环，都充满着争论。

客观地说，收入分配改革受阻，并不完全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问题异常复杂，从上到下各方难成共识。这些年来飞速变化的中国现实，是收入分配难题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说最戏剧性的国有企业，就从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进行“三年脱困”的窘况，摇身变成利润丰厚势大力沉的垄断企业，并因此从社会帮助的对象变成改革的对象。至今依然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而且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大。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原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2006年参加了发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专题研究会议，从此开始参与工资分配改革。他后来渐渐发现工资分配改革要跟财政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农民收入增长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等问题联系起来。

“就像一个人腿有点毛病，后来发现腿的毛病可能和内脏、神经有关，可能还不止是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连带的，必须进行全身检查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问题上属同一阵线的人士，有时也分歧严重。比如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是否过大，是否需要进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争议。“当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正在为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而发愁的时候，我们千万要防止过早地染上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患的„富贵病‟。”国内公认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就曾在2005年撰文写道，“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在十年前就惊呼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我认为，这种简单的判断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其结果只会重新唤起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诉求。” 而对于不同时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扩大，各方也观点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据他测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差异指标显示，2005年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扩大趋势后，已经呈现缩小的迹象。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同样的争论也存在于劳动者报酬问题上。

社科院发布的2008《社会蓝皮书》中称，“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对于这一被广泛采信的说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专门撰文指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过是统计误导的又一个“错案”。徐同意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的观点：“按国际同比口径，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远远超发展中国家，在金砖四国和中等发达国家中也位居前列，与自己纵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续上升。” 对于是否应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来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经济学家担心这会带来失业率上升，降低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有人说，国企高管的工资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华尔街去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资不能涨，要不然制造业跑到越南、缅甸去了。”宋晓梧说。

在收入差距过大是改革造成的，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两套解释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认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他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主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改革”，“每个人讲话都有立场，是站在财富、资本的立场，还是站在劳动的立场，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就会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晓梧看来，按这种观点推导下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再次国有化、搞公有制。“现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轻人也有这种看法，是很危险的。”

篇8：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8年

关于方案的基本框架和精神，李实表示，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由于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方案从一开始制订就产生各种分歧。从2007年至2009年，国家发改委曾就此前后举行过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各部委及各方专家围绕收入差距大小的判断、控制垄断行业薪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敏感议题，一直争议不断。

“对收入差距的估计就有分歧，因为涉及到如何定义‘收入’，不光是现金，还包括实物收入、补贴、暗收入。又比如限制垄断部门高收入，怎么界定‘垄断部门’?还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府政策起不了多大的调节作用。”李实说。

关于“两个比重”(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还是不低也有分歧，有人拿出金砖四国的数据做横向比较，认为中国的“两个比重”并不低。

关于当前收入差距不合理偏大，各方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改革的着重点是放在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上，又形成了分歧。有人认为分配不公主要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的，应该首先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来解决;有人则认为现阶段改革重心应放在初次分配领域，包括对财税体制、工资制度、农民收入分配、要素分配制度、垄断行业进行改革等。

“方案讨论过程中争议较多的还有‘提低’，在相关财税减免相关的支持很难达成共识，难以操作。”曾参与该方案内部讨论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透露，比如有人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该减的也减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减了;还有意见认为企业减税和工资增长没法挂钩，而且这样操作容易形成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过度干预，不妥当。

关于上市公司的薪酬问题也迟迟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上市公司的事就由市场去定，由薪酬委员会提方案，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决策，没多大问题;有人指出这本质上还是高管自定薪酬，应该修法，形成内部制衡机制，在这方面没有完全形成共识。”苏海南说。

据相关人士介绍，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而且方案涉及到多个具体部委的操作执行，部委之间又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有些部门对此难免有抵触情绪。”这也使得方案的出台更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