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服务自治组织

民生服务自治组织（精选6篇）

篇1：民生服务自治组织

村级自治组织

第一节 村党组织委员会

第一条 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依照党章、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工作，领导推进村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区建设。

第二条 村党组织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履行党章赋予的及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二）贯彻执行上级党委、政府作出的决议决定；

（三）领导村民自治组织、群团组织，支持和保证其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

（四）执行村党组织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联席会议、村党组织的决议决定，组织协调和保障村民会议、户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定的实施。

第二节 村民会议和户代表会议

第三条 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力组织，由本村有政治权利的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组成。

第四条 户代表会议是村民会议的一种实现形式，由 各户有政治权利的十八周岁以上的一名家庭成员作为代表，共同组成。

第五条 村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一般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采取其中一种会议形式。因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

第六条 召开村民会议应有过半数村民会议成员参加，召开户代表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户代表参加，所作决定须经到会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七条 村民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和户代表会议议事规则、村民委员会选举方案、村民代表选举方案；

（二）监督本条第一款所列章程、办法的实施；

（三）选举和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

（四）讨论决定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由村民会议决定的重大事项。

第八条 除选举和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外，户代表会议拥有村民会议其他各项职权。

第三节 村民代表会议

第九条 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会议和户代表会议的特殊实现形式，是村民会议和户代表会议的常设组织，是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中的权力中枢，对村民会议和 户代表会议负责。

第十条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两委”成员和具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本村村民共同组成。其中，村民代表占半数以上。

村民代表与其他组成人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村民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按照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村民代表的任期与村民委员会成员任期一致，可连选连任。

第十二条 村民代表会议设主席一人，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出现空缺或不能主持村民代表会议时，在乡镇（街道）党委（工委）、政府（办事处）指导下，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从村党组织委员会成员中推选出一名临时召集人，负责主持村民代表会议。在新村党组织书记产生后或原村党组织书记可以主持村民代表会议时，临时召集人权力自行终止。

第十三条 村民代表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有特殊需要，可以临时召集。

第十四条 村民代表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参加，所作决定须经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十五条 村民代表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讨论决定村集体资产处置，集体林木砍伐申报计划，村干部报酬，宅基地使用方案，救灾救济及最低生 活保障金发放，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和建设承包方案等；

（二）审议通过按法律法规规章产生的村干部以外的其他村干部；

（三）制定和修改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村务监督小组工作规则、民主理财小组工作规则；

（四）审查和批准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方案及财务预算等；

（五）监督“两委”及村干部的工作；

（六）村民会议、户代表会议授予的及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六条 村民代表会议设立村务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两个小组受村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第四节 村民委员会

第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执行机构和工作机构，对村民会议、户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

第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按照分工，执行并组织实施村民会议、户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两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决定；

（二）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维护本村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提出合理建议和要求；

（三）支持和组织村民发展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保障村民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管理本村土地和其他财产；

（四）协助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开展工作。

第五节 “两委”联席会议

第十九条 “两委”联席会议是村党组织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商讨论村政事务的一种会议形式。

第二十条 “两委”联席会议组成人员为村党组织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全体成员。

第二十一条 “两委”联席会议由村党组织委员会召集，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

第二十二条 召开“两委”联席会议须有“两委”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参加。会议议定事项须经“两委”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三条 “两委”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

（一）研究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决议决定和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务。

（二）研究拟定提交村民会议、户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议定事项的议程和议案决议草案。

因灾害、事故等突发因素，村政事务需紧急处置，村“两委”可应急决策实施。应急决策和实施情况，应在事中或事后及时向村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报 告，并履行程序。

（三）实施村民会议、户代表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并及时向作出决议决定的相应组织报告实施情况，向全体村民公开。

（四）讨论决定“两委”可自主决定的村政事务。

篇2：民生服务自治组织

村委会主任：张桂祥 村委会副主任：刁瑞高

徐宝明

村委会委员：陈亮（1）

陈亮（8）

姜堰镇幸福村民委员会

2011年元月

村民自治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实行村民自治，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促进本村两个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村委会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范围内实施村务管理，并充分体现“四个民主”的原则，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第三条 本章程在广泛征集本村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由村委会组织实施，村民代表会议监督执行。

第二章 村级重大事项听证会制度

第四条 听证内容。凡是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如村集体土地的承包和租赁、集体企业改制、集体举债、集体资产处置、种植结构调整、村干部报酬、村公益事业经费筹集方案和建设承包方案等。

第五条 听证对象。一般由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群众代表、有关部

门领导、专家、技术人员等。必要时可邀请在本村的市、区、乡（镇、街道）人大代表、党代表。

第六条 听证程序。听证人员围绕听证内容充分发表意见建议或进行解释说明，听证会议结束后，由听证会召集人综合各方意见，提出建议方案。讨论通过后，根据方案实施。

第七条 基本要求。①听证会召开之前，应事先将听证会内容、时间、地点向村民公布，村民可以参加旁听，并发表意见。②建议方案须经应到会村民代表的半数以上通过，方能有效。未获通过的，由村民代表表决决定是否进行第二次听证。

第三章 村民代表会议

第八条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村两委班子成员组成。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有三分之一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在10日内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召集和主持。

第四章 干部管理、村民小组管理

第九条 本村干部考评管理的对象包括村两委班子成员，工、团、妇、民兵组织负责人及村其他专职干部。

第十条 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如村干部学习制度、值班制度、干部会议制度、廉政勤政制度等。

第十一条 本村划分为 个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设组长人，组长由本组村民推荐产生（组长一般应为村民代表），具体负责本组的各项事务，听取、反映本组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教育、组织、带领本组村民完成村委会布置的各项工作。

第五章 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管理

第十二条 村民的水费、电费、有线电视视听费按季上交，不得拖欠。

第十三条 村委会用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各项集资款的使用情况和收支帐目，向村民公布。

第六章 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四条 本村计划生育工作由村党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负总责，由村委会设立计生协会，具体组织开展工作。

第十五条 凡居住本村的村民包括外来暂住人口都必须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服从本村计划生育各项管理。对违反计划外生育条例或不服从管理的，村两委会有权上报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按条例处罚。

第七章 社会治保调解管理

第十六条 为了维护本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村委会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委员会，负责本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十七条 大力开展普法教育，利用宣传栏、广播等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村民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开展社会治安“群防群治”，加强安全防范，大胆检举揭发各种违法犯罪和负案外逃的刑事犯罪分子，积极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

第十八条 子女应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照顾好老人起居，关心老人的健康，孝敬公婆，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一种良好社会风尚。弘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争做文明人，争创文明户。

第十九条 协助政法机关做好易燃、易爆、剧毒、枪械、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的管理，对私自制造、运输、贮藏、贩卖、使用或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报司法机关处理。严禁赌博，发现为赌博提供场所、条件的，应予批评教育，不听劝阻的报司法机关处理。利用封建迷信招谣撞骗者，应予教育、劝阻或报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爱护公物，不准损坏水利、交通、通信、供电、供水、生产等公用设施，违者责令其修复或承担费用，并视情节给予处罚或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严格用电用水管理，禁止偷电、偷水，不

得私自铺设用电、用水管线。村分派的水、电管理员，应按月收取用户的水、电费，并上报结帐。村民应履行村委下达的各项收费规定。各小组长配合协调工作，如发现偷水，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偷电由供电营业所负责处理；水电费等拖欠拒交者或无理取闹，应采取停止供电、供水等措施。

第二十二条 不得成立非法的社会团体等各种帮会组织，如有发现，责令立即解散，并对为首者报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加强对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监外执行人员、劣迹人员的管理和帮教工作，村委会指定专人对他们进行监督、教育和帮助。

第二十四条 本村村民不得私自留宿不明身份的人员。为外来人员提供违法犯罪条件或庇护场所的，视情节按本章程由村委会给予酌情处理或报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土地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本村区域内所有的土地（包括河道）均属集体所有，由村委会统一管理，土地承包者和依法使用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第二十六条 企业单位及个人建房用地都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１、必须按照村镇规划许可，村民建房按照土地管理法

为一户一宅。

２、必须符合村镇建设规划及审批用地所具备条件，由本人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同意后到乡镇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３、建房户办齐一切用地手续后，在开建前3天向村委会上报放样，由村委领导同乡镇土管员到现场按审批位置、面积放线打桩后方可开建。

４、凡建房户，不按照以上规定进行私下交易、未批先建、少批多占的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置。

第二十七条 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由村经济集体组织发包给本村村民承包使用，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负责监督。承包者自觉履行合同的规定。

第九章 行政事务管理

第二十八条 村委会在办理好本村自治事务的同时，应当积极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工作，完成征兵和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

第二十九条村委会要将各项村务定期公开，每年不少于四次，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十章 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

第三十条 为保护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管理，自觉遵

守和爱护本村的形象工程设施（路灯、花木、道路、出租房等）、公共设施的良好风气，村道上不允许堆放杂物、建筑物。凡村道两侧属村公共设施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村民不得任意占用。

第三十一条 全村村民自觉遵守环境卫生，居民的生活垃圾必须放到指定位置，不准向沟渠、河塘乱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凡损坏公共设施的行为，一经发现，除按价赔偿外，行为人必须作书面检讨。

第十一章 财务管理

第三十二条 本村财务实行村民民主理财制度，由村民主理财小组代表村民进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从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中推选产生，设组长1人，副组长1人，成员1至3人。

第三十三条 建立和健全财务开支审批制度，村财务收支审批按下列程序进行：①经集体讨论决定作出财务收支事项；②落实专人负责财务收支事项工作；③当财务事项发生时，经手人必须取得有效的原始凭证，并注明用途和签字（盖章）；④将原始凭证交民主理财小组集体审核；审核同意后由民主理财小组组长签字（盖章）；⑤将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同意后的财务事项及原始凭证报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审批；⑤经审批同意并签字（盖章）后，由会计人员审核记账，并按照财务公开程序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四条 加强集体资产管理，所有资产都应登记入册。

第三十五条 建立村财务审计制度，审计、专项审计由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村民主理财小组协助，并定期向村民代表会议报告。

第三十六条 集体出借给企业和个人的资产和现金等，双方签订好合同，同时办好资产抵押手续。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为了加强村务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和建议，建立村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的内容：一是财务公开。所有收支必须逐项逐笔公布明细账目，让群众了解、监督村集体资产和财务收支情况。二是事务公开。农村机动地和“四荒地”发包、村集体债权债务、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使用、村干部报酬、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民主决策事项要及时公开。三是协助上级办理的政务公开。如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救灾救济款物发放、宅基地使用、土地征用补偿及分配、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减免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种粮直接补贴、退耕还林还草款物兑现，以及国家

其他补贴农民、资助村集体的政策落实情况。四是村民意见征询与反馈情况公开。另外，村民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也应公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公开的事项，继续坚持公开。

第三十八条 本章程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章程自2010年12月1日通过起实施，如有修改变动需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

为了推进我村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建设文明卫生新农村，经全体村民讨论通过，制定本村规民约。

一、社会治安

1、每个村民都要学法、知法、守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积极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2、村民之间应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不打架斗殴，不酗酒滋事，严禁侮辱、诽谤他人，严禁造谣惑众、拨弄是非。

3、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不扰乱公共秩序，不阻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

4、严禁偷盗、敲诈、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严

禁赌博、严禁替罪犯藏匿赃物。

5、严禁非法生产、运输、储存和买卖爆炸物品；经销烟火、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须经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批准。不得私藏枪支弹药，拾得枪支弹药、爆炸物品，要及时上缴公安机关。

6、爱护公共财产，不得损坏水利、道路交通、供电、通讯、生产等公共设施。

7、严禁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非法侵犯他人住宅，不准隐匿、毁弃、私拆他人邮件。

8、严禁私自砍伐国家、集体或他人的林木，严禁损害他人庄稼、瓜果及其他农作物，加强牲畜看管，严禁放浪猪、牛、羊。

对违反上述社会治安条款者，触犯法律法规的，报送司法机关处理。尚未触犯刑律和治安处罚条例的，由村委会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二、消防安全

1、加强野外用火管理，严防山火发生。

2、家庭用火做到人离火灭，严禁在将易燃易爆物品堆放户内、村内，定期检查、排除各种火灾隐患。

3、对村内、户内电线要定期检查，损坏的要请电工及

时修理、更新，严禁乱拉乱接电线。

4、加强村民尤其是少年儿童安全用火用电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全体村消防安全知识水平和意识。

三、村风民俗

1、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文明行为，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

2、红白喜事由红白喜事理事会管理，喜事新办，丧事从俭，破除陈规旧俗，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办。

3、不请神弄鬼或装神弄鬼，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听、看、传淫秽书刊、音像，不参加邪教组织。

4、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不搞宗派活动，反对家族主义。

5、积极开展文明卫生村建设，搞好公共卫生，加强村容村貌整治，严禁随地乱倒乱堆垃圾、秽物，修房盖屋余下的垃圾碎片应及时清理，柴草、粪土应定点堆放。

6、建房应服从村庄建设规划，经村委会和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统一安排，不得擅自动工，不得违反规划或损害四邻利益。

违犯上述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出具检讨书，情节严重的交上级有关部门处理。

四、邻里关系

1、村民之间要互尊、互爱、互助，和睦相处，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

2、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过程中，应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发扬社会主义主义新风尚。

3、邻里纠纷，应本着团结友爱的原则平等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申请村调解委调解，也可通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不得以牙还牙，以暴制暴。

五、婚姻家庭

1、遵循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尊老爱幼的原则，建立团结和睦的家庭关系。

2、婚姻大事由本人作主，反对包办干涉，男女青年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结婚年龄要求，提倡晚婚晚育。

3、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严禁无计划生育或超生。对非法同居、非法怀孕和计划外生育者；对有漫骂、侮辱、殴打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等行为者，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严肃处理。

4、夫妻地位平等，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共同管理家庭财产，反对家庭暴力。

5、父母应尽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破除生男才能传宗接代的陋习。子女应尽赡养老人的义务，不得歧视、虐待老人。村民发生赡养纠纷时，由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村民委员会支持被赡养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全体村民均有保护耕地的义务。村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使用土地都应服从村的统一规划和调整，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七、村民建房必须服从本村规划，并按照规定程序申报，按批准的地点和面积施工建房。

八、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有依法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其法定监护人应保证子女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九、本村任何组织和个人一律不准招用16周岁以下的人做工。违者责令其限期辞退，情节严重的，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十、凡符合服兵役条件的本村村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应积极主动参加兵役登记、体检和应征，对逃避服兵役（包括不参加初检、不参加复检和体检合格拒绝服兵役）的村民，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十一、违反本村规民约的，除触犯法律由有关部门依法

处理外，村民委员会可做出如下处理：

1、予以批语教育；

2、写出悔过书，用村广播进行通报；

3、责令其恢复原状或作价赔偿；

4、视情节给予经济处罚；

5、取消享受或者暂缓享受村里的优惠待遇。

十二、凡违反本村规民约要进行处理的，必须在调查核实后，经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会）集体讨论决定，不得擅自处理。

十三、凡被依法处罚或违反本村规民约的农户，在本不评先进、文明户、五好家庭户等先进评比。外来人员在本村居住的参照执行本村规民约。

十四、本村规民约有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十五、本村规民约自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村民公约

为提高全体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能力，促进全村的安定团结和三个文明建设，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村民公约。

一、全体村民均有保护耕地的义务。村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使用土地都应服从村的统一规划和调整，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二、村民建房必须服从本村规划，并按照规定程序申报，在领取《建房许可证》后，按批准的地点和面积施工建房。

三、严禁荒废耕地。对荒废耕地者，除此之丽令限期复活耕种外，报镇人民政府依法收取抛荒费。

四、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对非法同居、非法怀孕和计划外生育者，对有谩骂、侮辱、殴打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等行为者，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严肃处理。

五、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有依法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其法定监护人应保证子女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六、本村任何组织和个人一律不准招用16周岁以下的人做工。违者责令限期辞退，情节严重的，报有关部门依法

处理。

七、凡符合服兵役条件的本村村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应积极主动参加兵役登记、体检和应征，对逃避服兵役（包括为参加初检、复检和体检合格拒绝服兵役）的村民，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八、要尊老爱幼，保护老人、妇女、儿童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合法权益，禁止虐待、遗弃、伤害行为。任何人不得剥夺已婚女子的合法继承权。丧偶女子有继承遗产和带户再婚的权利。

九、父母、继父母、养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继子女和养子女必须依法履行扶养义务。成年子女、继子女、养子女及其配偶，对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无生活来源的父母、继父母、养父母必须依法履行赡养义务。

十、村民发生赡养纠纷时，由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村民委员会支持被赡养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制造、经销、买卖、私藏管制刀具、火枪等凶器和危险物品；严禁吸毒、贩毒。任何人不得以各种借口煽动群众到机关、学校、企业、村民委

员会办公地、他人住宅起哄捣乱、闹事、制造事端，不得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秩序。

十二、不得非法搜身、侵入他人住宅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不准诽谤他人和侮辱妇女，邻里之间发生纠纷不得采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对殴打他人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情节严重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十三、不偷不拿国家、集体、他人财物，不在公路、水域航道上设置障碍，不损毁、移动指示标志，不损毁机耕道路、排灌渠道、耕作机械等集体公共设施，不乱砍滥树伐树木。

十四、严禁传播淫秽物品，严禁卖淫嫖娼，严禁赌博和小偷小摸，反对迷信活动，严禁利用迷信活动造谣惑众、骗取财物。

十五、积极推行殡葬改革，服从殡葬管理。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婚嫁、丧葬大操大办。

十六、违反本村民公约的，除触犯法律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外，村民委员会可作出如下处理：

1、予以批准教育；

2、责令其写出悔过书及其他宣传工具进行通报；

3、责令其恢复原状或作价赔偿；

4、视情况给予经济处罚；

5、取消享受或者暂缓享受村里的优惠待遇。

十七、凡违反本村民公约要进行处理的，必须在调查核实后经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讨论、决定，不得擅自处理。

十八、凡被依法处罚或违反本村民公约的农户，在本不评先进、文明户、五好家庭户、遵纪守法户。外来人员在本村居住的参照执行本村民公约。

十九、本村民公约有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二十、本村民公约自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幸福村村民小组组长花名册

一

组：陈二-四组：陆增寿五

组：徐宝明六-八组：陈

亮

亮

篇3：民生服务自治组织

关键词：基层学术组织,大学权力重心,自治

一、从大学自治到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研究视角转向的必要性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 大学自治是一个久远的命题, 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先生大学 (巴黎大学) 和学生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 。大学自治这一概念在大学制度演变进程中也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至今, 大学自治既是一种大学理念, 也是一种大学制度, 同时还是一种权力。作为权力的大学自治, 当下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关于大学内外部权力如何配置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国外学者研究大学自治主要关注大学内部的权力分配, 因为大学外部自治是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大学自治在我国是一个舶来品, 作为一种理念是随着清末新政从欧美引进来的, 作为一种制度在我国民国时期也曾经实践过。

近年来, 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背景下, 国内学者在讨论大学自治时主要关注点是大学外部的法律关系, 尤其是大学与政府的分权问题, 即如何落实法律赋予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似乎陷入止步不前的困境, 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我国大学的法律地位、大学的法人属性、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法律性质等在法理上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现有的大学制度最大的弊端是:领导体制中政治框架与法律框架的不协调, 政治框架内的“一把手”与法律框架下的“一把手”的双峰并列;决策体制中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脱节, 实践中要么是行政决策架空学术决策, 要么是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两张皮”[1]。而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从立法上着手, 建立符合法治精神的大学制度,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上述问题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 可以预见在我国要建立“党委领导, 校长治校, 教授治学, 民主管理”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 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环境中, 研究大学层面的自治, 即研究大学与政府的法律关系固然有重要的意义, 但主要还是学理上的意义;从现实出发, 把视角转向研究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有更积极的实践意义。基层学术组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 在本文中指基于学科的一种学术建制, 是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交汇点, 具体为大学内部的院系或学部、讲座。基层学术组织自治关涉大学内部权力配置问题。我们认为, 只有解决好大学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 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才有个良好的权力承接平台, 这样才有可能走出大学与政府之间放权与收权的两难境地。

二、西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的传统与现状

学界公认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 因此探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追溯其源头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中世纪, 学院起源于私人捐赠的慈善机构, 创办者的目的仅仅是为没有付费能力的贫困学生提供膳宿。学院与同乡会、学舍等大学分支机构, 是具有“法人团体权利的组织”[2], 大学则是一个由学院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到了中世纪后期, 由于公共教育制度迅速发展, 大学陷入停滞状态, 教学开始分散到多个学院, 学院开始成为适合教学和对学生个别指导的教学场所, 学院成为自治的教学机构[3]。这种转变是一种“教育上的革命”, 使巴黎、牛津和剑桥从趋于集中的大学转变为趋于分散的大学。由于教学重心下移, 西方大学大多走上了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的轨道。

1. 法国的学院自治。

法国是学院制度发祥地, 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按传统的学科知识为标准设立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 其中文学院是基础学院, 其他三个学院为高级学院。由于法国是双重集权体制下的大学自治, 大革命后, 国家教育行政机构负责大学的管理结构、课程、学位要求、任命教师的程序、财政预算等, 公共教育委员会 (1) 负责教师的任命和晋升[4]。大学只是若干学院的集合, 学院与教育部和学院委员会直接对话, 大学甚至成为一个“空架子”[5]56。

学院是大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设理事会和评议会。学院理事会由全体教授充任, 学院评议会由全体教授和高级讲师以及少量的初级教学人员构成。学院理事会掌管大部分的权力, 负责教育部划拨的经费, 并于大学咨询委员会 (公共教育委员会) 一起确定空缺的讲座教授候选人, 有权决定本院的行政管理、财务开支和教师晋升以及制定内部章程。学院评议会负责课程事务, 负责审议有关教学、研究、学校生活等事宜, 以及向教育部提交学院院长的候选人名单。学院院长任期3年, 一般连任, 直接对教育部长负责, 其权力超过德国大学的学部主任, 巴黎各大学的学院院长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央集权制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56。院长是国家的主要代理人, 大学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院长手中, 国家通过学院结构来控制大学。

1885年, 大学重新获得法人资格, 各学院可以接受各方面的捐赠和资助;学院理事会和教师代表大会作为学院行政管理机构辅助院 (校) 长工作。1890年财政法进一步规定, 国家每年为学院提供财政预算, 各学院有权在教育部监督下使用本院经费。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 法国大学的自治是以学院为核心, 正如法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安东尼·普鲁斯特所说, “大学只是学院的集合, 实际权力在院长手里, 下面的系和其他组织形式没有任何实际权利, 不掌握任何经费, 上面校长作为国家官员主持大学理事会, 只有象征性的代表权”[6]。1968年《高等教育指导法》颁布后, 法国历次高等教育立法都想扩大大学层面的自治权, 但法国大学直至2007年的《大学自由与责任法》颁布之前, “并未实现以大学为单位的自治”[4]。

2. 英国的学校—学院联邦式自治。

在英国, 学院事实上先于大学成立, 并且在成立伊始就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具有高度的自治权, “所有成员共同分享着学院法所规定的自治的法人权力”[7]。中世纪的学院几乎完全取代大学的教学功能, 提供完整的课程, 学院成为自治机构, 是“大学中的大学”。16世纪以后, 大学只保留颁发学位的权利。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大学才在皇室委员会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一度旁落的大权, 最终确定现在的学院制, 大学与学院之间是隶属与自治的双重关系。比如剑桥大学的31个学院均是学生居住、膳食和社交的地方, 并接受导师的辅导;各学院拥有独立的财产和收入;学院按大学章程委任自己的人员, 负责招收学生;大学与学院共同负责学生的教学;大学负责颁发学位[8]。牛津大学设有38个独立自学院 (independent and self-governing colleges) 和6个永久性学院 (permanent private halls) , 学院制 (collegiate system) 被认为是牛津大学成功的秘诀之所在, 学院为学生和学者提供属于国际知名机构和一个小型跨学科学术团体的利益[9]。大学与学院在经济上和招生上是独立的, 大学只负责研究生招生, 而学院则在大学统一规定数量的前提下负责本科生招生;大学负责所有学生的教学, 而学院负责学生的生活和本科生的业余辅导。因此, 牛津剑桥两所古老的大学是“松散联邦制机构”, 以伦敦大学为代表的联合大学也是由众多学院和研究所的联合体, 被称为“联邦制”大学。学院具有高度的自治权。

总体来看, 尽管英国大学类型很多, 但各类型的大学对所属学院的管理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宏观的管理和引导, 对于学院日常事务, 比如常规制度的制定、课程的编制和安排、教材的选择、经费的使用、学术决策、招生聘任等方面一般都由学院自己全权处理, 必要时与学院内教师商定, 协同处理。正如伯顿·R·克拉克所说:“从垂直维度来看, 英国模式中最强的权威是处于底部的行会形式的控制。”[10]140

3. 美国大学的学校—学院均衡自治。

美国大学基本采用“法人———董事会制度”[11], 内部权力结构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 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美国大学的组织结构是校、学院、系三级, 是一种典型科层官僚化组织结构, 同时学术力量在学校决策和组织管理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经典的等级结构与学者行会组织交织在一起的二元化权力结构。学校、学院、系各自享有重点和范围不同的权力, 但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 由董事会、校长和评议会分享。其中董事会主要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对外关系以及学校的财政与资产, 基本上掌握了学校所有的法人权力;评议会则主要负责学术事务的决策。每个学院设立教授会, 如本科生院教授会、文理学院教授会和研究生院教授会, 不定期听取院长报告和学院委员会报告, 并通过集体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在学院层面, 通常是行政机构控制预算, 教学人员监督课程, 二者共同负责学生工作。每个学院一般拥有一个或几个机构, 如教授评议会参与决策, 拥有聘用教师的决定权、课程设置权、学位颁发权、学术活动开展权等实权。

美国大学中的系是一个社团机构, 即一个围绕某一学科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机构, 同时系也是一个科层体系中最低级别的机构。系主任通常由学校行政部门与系的成员商讨后任命, 按照学校官员的意思开展工作。系主任既要向院长和校长负责, 同时也对系里的教师负责, 集官僚权力和社会权力于一身, 负责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 一般任期3年。系负责教学人员的雇佣、晋升和解雇等基本人事工作, 特别是在初级教学人员的任命上起主要作用;学校行政机构负责高级行政官员和教授委员会的任命, 特别是掌握终身教职的批准。

4. 德国大学的“以讲座教授为中心”讲座自治。

德国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由大学、学部和讲座组成, 权力重心在讲座。由于德国大学高度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行会属性, 通常一个讲座教授 (C4教授) 就可以成立自己的研究所, 以制度保证讲座教授的权威。

“研究所”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是讲座教授开展其教学与研究活动的场所, 是一种“永久性的科层组织, 它通常附属于大学, 但有自己的全套设备和科学人员以及辅助人员”[12], 研究所中的其他教师和学生在讲座教授的指导下开展各种相关活动。讲座教授是德国大学场域中的“学术寡头和政治寡头”[13], 行使大学的大部分自治权, 包括学术管理权、招生权、课程设置权、学位授予权、所内成员的聘任权。

讲座教授们通过大学评议会集体控制大学内部的管理和财政预算;没有讲座教授的同意, 大学不能控制经费的分配或再分配, 而国家财政拨款通常绕开大学直接划拨给研究所或系[11]139。讲座教授属于国家公务员, 直属国家管理, 大学对讲座教授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权。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德国大学权力重心有上移的趋势, 学部成立部务委员会, 成员由全体讲座教授、部分非教授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 负责课程安排、考试和学位授予、向教育部长推荐空缺讲座职位的候选人和教授被选资格获得者等事宜。

大学主要的决策机构是学术评议会, 评议会由讲座教授代表组成, 评议会的权力通常限于学术事务, 如课程和考试准则等, 但比学部的权力要小得多。

进入21世纪, 德国大学也开始成立法人基金会 (董事会) , 负责学校重大事项决策, 如哥廷根大学于2003年成立了一个7人基金会 (Foundation Council for the ent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 负责提名或任命大学校长委员会成员, 批准预算, 接受并审议校长委员会的财务报表, 制定或修改大学章程等[14]。海德堡大学于2006年成立11人董事会, 负责提名和选举校长, 制定大学的发展规划, 审批大学的年度账目等[15]。

5. 日本大学的学部自治。

日本的近代大学是在借鉴德国大学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 尽管二战后美国曾主导大学改革, 但只改变了大学的结构、学制、课程设置等, 没有触及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因此日本的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类于德国大学权力结构, 是通过讲座———学部教授会———大学评议会 (三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指导管理关系) 来实施的。

“讲座”是大学教育、研究的基层组织单位, 也是财政预算的基本单位, 在日本各国立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国立大学里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从讲座成员的权力构成看, 与德国大学的讲座一样, 也是教授集人事权、财政权和学术权力于一身[16]。教授会是学部的权力机构, 在关于学部的教育 (招生考试、课程设置、学位授予) 、管理 (人事、经费) 等一切重要事项上拥有审议决定权, 是大学的权力重心;大学则是由若干学部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17]。

从2004年开始, 日本国立大学实行法人化, 欲加强校级领导的权力, 但是这并没有触动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权力[18]。因此, 至今日本大学的自治实质还是学部自治, 即基层学术组织自治。

注:表1中的斜体字代表大学权力重心。

三、结论与启示

从上述五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学内部权力行使来看, 尽管内部权力行使的机构名称不一, 但有一点非常相似的就是都是通过大学内的基层学术组织来行使大部分大学自治权, 践行大学自治理念。法国、英国、日本大学的学院 (学部) 与大学之间构成一种松散的联合体结构, 牛津、剑桥大学的学院甚至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具有联邦制特点, 可见其自治程度之高。德国大学的自治权主要通过主持研究所的高级教授来行使, 讲座教授可以绕开大学直接与政府接触, 大学是一个“众多讲座教授专制组织”。美国大学的自治权在大学层面与学院层面配置得相对均衡。

反观目前我国的大学的权力结构, 绝大部分权力集中在学校层面, 院系自治性非常差。因此在目前改革大学外部权力结构困难重重的情况下, 重新设计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可能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突破口, 而重点是加强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性。

目前我国大学实行基层学术自治的模式有两种:第一种形式的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是大学合并的单科性学院, 比如北京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基本按照合并之前的模式运转。第二种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是大学内部学院通过引进外资改造过来的学院, 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根据浙江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署的协议运行, 法学院在人才引进、教师评价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自治性, 是浙江大学内的一块教授委员会自治的领地。它吸收了德国、法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的优点, 同时吸取美国大学与学院之间权力分配均衡的优点。

1. 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符合按学科办大学的学术逻辑。

大学是一种以遵循学科逻辑、“底部沉重”的学术组织。1929年,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 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 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 才能成为大学”。在此背景下, 大学出现校内组织结构改造运动, 或升系科为学院, 或合系为学院。可见, 我国的大学的学院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学科建制。根据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大学章程来看:学院既是大学成立的条件, 亦是大学的中层机构;院长不仅参与学校的校务、教务会议, 而且主持院务, 参与教师的聘任, 决定学生转院, 甚至影响系主任的任命。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现在的学院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政府赋予大学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再次出现的, 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随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组建学科群, 建立学院, 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

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后, 大学为了适应“共建”、“联合”、“合并”、“转制”、“协作”等外部管理体制改革, 内部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和重视, 形成了目前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多样、功能不一的局面。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学科、专业间的相互独立性和分离性问题, 加强学科、专业的联系与协调。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应紧紧围绕学科建设、以加强学科建设为着眼点, 发挥学科优势, 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培育新兴学科。但目前我国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普遍处于“责任无限大, 缺乏自主权”的空壳状态, 院系停留在完成日常教学及学生管理事务上, 基本上没有办学自主权、人事管理权和资源配置权。由于“办大学就是办学科”, 学科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 要求在学校统一协调的基础上, 扩大院系的自主权, 凸显学院系的基层学术行政组织特性。

2. 基层学术组织自治可以提高大学运行效率。

在大学内部纵向权力结构方面, 根据学校层面与学院层面之间的授权关系、经费预算与拨付关系、人事关系等, 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一种“联邦制”而非“单一制”[19]。把二者之间确定为联邦关系, 既符合国际惯例, 也契合我国大学自治的要害。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主要由基层组织实施, “基层的自主权是职能活动健康发展、兴旺发达的重要前提”[20]。在中国法制环境中, 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比大学自治更具有实际意义, 赋予学院更多的自主权是提高大学组织运行效率的大势所趋。大学把权力紧紧抓在“一把手”中, 或集中在少数处长手中, 不符合现代管理学原理, 也不符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求, 容易导致各种腐败问题, 难于调动学院的办学积极性, 大学组织看似高效运行, 实则基层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大学运行是低效率的。如果把权力下放给系组织, 由于系是按专业来设置, 不符合大学的学科逻辑, 而且系组织数目多, 权力过于分散也会导致大学运行的低效率。因此, 大学把权力下放给学院既符合学科逻辑, 也由于学院数目适中, 大学运行相比之下是最有效率的。

3. 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符合我国教育法治精神。

目前我国大学学院层面的组织结构基本是复制学校层面的结构, 因此学院自治首要的是解决不要出现两个“一把手”的问题, 避免不必要的内耗。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学校层面的制度设计, 并没有规定学院要设置党政两套系统, 学院层面的组织设置属于大学“依照章程, 自主管理”的范畴。学院层面设置党政两套系统的可查依据是《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中发[1996]5号) , 该工作条例第13条规定了院系层面的党总支部 (直属党支部)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7条规定, 大学“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 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即学院层面的组织设计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范围。另外, 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大学章程是大学设立的必要条件, 是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依据, 而大学章程属于自治行政法 (1) 范畴, 因此大学内部机构设置应遵循“法不禁止则自由”原则。

篇4：“解散管理层”？自治组织的未来

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实践经历，自治制度的某些要素可以为各个企业所用，但全盘采纳可能会带来严峻挑战。还有些组织认为完全采用新制度代价太大。在整个组织中根据自治原则决定行动方式、负责人和奖惩方法，是一项困难、不确定性强的任务，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取得良好结果。

自治制度吸引力何在

组织采用自治制度的动机何在？想想管理者最希望团队具备什么？稳定性和适应性。稳定性有很多内涵，包括创造稳定的股东回报、保持人员相对稳定和满足客户期望等。而适应性有时指根据不同市场需求对生产进行微调，有时则涉及战略或能力的根本转变。

所有组织都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但二者往往存在冲突。为提升稳定性而过于强调标准化，企业可能对市场变化不敏感；过于强调适应性，企业会分散注意力，失去聚焦和规模化带来的效益。在层级制组织中，管理者固然在两方面都有可能犯错，但大多数更倾向稳定，也因此制造了僵化和官僚主义。

员工同样既需要稳定性又需要适应性。为有效完成工作，员工需要稳定工作环境，能够获取关键资源，且目标和职责清晰。但他们也应该有一定自主空间，在情况变化时做出最优决策，而层级制往往限制灵活性和自主权。

作为管理者，找到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平衡点并不容易；即便理念正确，让整个组织恰当执行仍很困难。因此从几十年前开始，管理者就在积极考虑让团队通过自治实现这种平衡。

在20世纪90年代，为在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中提升效率，自治团队变得更为普遍。在大多数采纳自治制度的企业中，只有一小部分员工参与其中，通常是在适应性重于稳定性的领域。这部分员工逐渐能够自主监控自己的工作表现，并不断调整自治团队的规则。

最终，人们开始考虑：为什么满足于建立少数自治团队？高度矩阵化的组织架构和复杂的汇报关系限制了自治团队，阻碍它们高效工作。C&S CEO瑞克·科恩（Rick Cohen）到哈佛商学院介绍公司自治团队成功经验，说最困难的是“防止管理者插手，让团队完全自主行动”。因此，为什么不直接改变矩阵结构，将自治团队的原则应用到整个组织中呢？

组织的确开始朝这个方向变化。20世纪80年代，管理学者沃伦·本尼斯（Warren B e n n i s）和亨利·明茨伯格（H e n r y Mintzberg）都观察到，组织的管理结构正变得灵活和非正式。10年后，从互联网衍生出了“网络化公司”的概念。近年来，受开源运动、敏捷方法和共享经济启发，参与式、互动式的管理模式开始出现，包括合弄制、豆荚式组织（podularity，源自敏捷开发，将任务分解为若干部分，尽可能减少规划，保持快速迭代）等；一些企业还创造了独特的模式。上述新做法的目标都是通过自治来平衡稳定性和适应性。

新的组织形式意图打破层级约束，但与流行观点相反，自治制度与官僚制度也有相似之处。按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的定义，官僚制度的权威根植于客观的规则和角色，而非地位、阶层或财富。在官僚制度下，个体可免于上级的任意支配。而所谓自治制度目标与此相同，只是更加灵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妨看作升级版的官僚主义。

区别究竟在哪里？在于新的管理制度如何平衡稳定性和适应性，以及最终达到的结果。如果说传统组织像一架机器，按照经典物理学规律精确预测和控制每个零件的活动，自治组织更像一个有机体，按照生物学规律快速增殖和演化。

自治组织长什么样

自治组织源于自治团队，因此两者自然有类似的行为准则：工作职责、行动决策权、资源使用权、信息和知识所有权由成员共同分担和分享。自治组织通常有3个特点：

团队即结构

团队在合弄制中称为“圈”，在豆荚式组织中是“豆荚”（pod）。不管叫什么，自治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团队，而非个人、业务单元、部门或事业部。在团队内部，每个人的角色和分工由集体决定。和传统组织一样，不同项目、职能和业务领域由不同团队负责，但采用自治制度的企业团队数量更多，职责划分更精细。

相比严整的组织形式，自治组织的模块化性质使项目更容易启动。随着员工持续评估组织需求的变化，团队相应成立或解散。传统组织中的项目团队与此类似，但在矩阵结构的作用下，不同临时团队在没有关联后也经常绑在一起。在自治组织中，各团队的稳定性有所不同；随着新的目标、任务和项目出现，员工会建立专门团队。

团队自主规划和治理

虽然自治组织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传统层级，但各团队还是从属于一个整体架构，并且参与塑造和完善这个架构。合弄制组织拥有一部“宪法”，规定各个圈建立、调整和解散的原则。在总体原则之内，每个圈可以设计自己的形态，并享有自治权。“宪法”并不具体规定工作流程，而是大略解释各个圈怎样建立和运作：如何确定和分配角色，怎样定义不同角色的边界，以及各个圈之间如何互动。

合弄制组织一般利用GlassFrog、holaSpirit等企业管理软件，明确定义每个圈、每个角色的目标、职责和决策权，相关信息对所有员工开放。高度透明让跨团队整合变得容易；相比传统组织，自治组织中高度细分的角色更容易定义和安排。

领导权因时因地而变

在自治组织，领导权分配给角色而非个人（一名员工往往在不同团队承担多个角色）。随着工作情况变化，团队创造和定义新角色，领导职责也持续变化。为确保这类调整顺畅进行，技术支持非常必要。合弄制组织一般利用GlassFrog、holaSpirit等企业管理软件，明确定义每个圈、每个角色的目标、职责和决策权，相关信息对所有员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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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不适合某个角色，该角色就被分配给另一个人。分配角色当然也是一项工作。在合弄制中有一个专门角色，称为“链长”（lead link），该角色同时负责所在圈与外层圈的联系，例如将社交媒体业务与营销和企业传播联系起来。

拥有上述三个特征的组织根据工作需要采取行动，而非听从某个有权力者的指令。传统管理发生问题的一个原因是，老板依据固化的岗位描述指派任务目标和执行方式，而对如何取得理想结果缺乏真知灼见。自治组织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指令式管理，利用动态流程而非固化层级来保持秩序和清晰性。

自治组织意欲何为

近年来，自治组织集中尝试几类提升绩效的方法，每种方法既有收获，也存在问题。

在设计角色时兼顾个人能力和组织需求。在传统组织中，每名员工承担单一、粗略定义的角色，很难重塑角色或调整岗位。在自治体系中，每个人同时承担几个具体角色，并可以根据组织和个人需求的变化塑造和修改角色。

通过相互协商，团队成员将各类职责分配给最适合的人。这一流程使个体能做擅长和喜欢的事，同时也防止有人利用某个角色获益，去损害团队或整个组织。在合弄制中，圈成员如果认为某项角色调整会给圈带来“倒退”，就有资格拒绝；提出调整建议的人必须给出解释，或者放弃提议。

在传统组织的固化结构下，各类专家全职在一个部门工作。而新型组织架构与此不同，每名员工承担多种细化角色，可以胜任组织中的多个位置。这种角色设计方法的优势很明显：因为员工在推动流程，他们更强烈地感到自己在真正推进有意义的工作。

假设自治制度的确能带来益处，那么将传统岗位职责分解为大量专门角色，对组织是否利大于弊？有可能。但角色的分解和衍生也有成本。这会在三方面增加复杂性，且都与人力资本有关。

首先，由于职责细分，执行变得更复杂。很多关于目标设定的研究发现，员工手头任务较多时，每项任务的表现都会变差。其次，设置如此多的角色，薪酬体系变得更复杂。由于每名员工承担多个角色，设定清晰评价标准和合理薪酬水平就很困难。第三，角色增加让招聘变得更复杂，包括外部招聘，以及在内部寻找承担特定角色的人选。

在传统组织中，职位名称、岗位描述和汇报关系组成的复杂网络，让人搞不清楚到底谁决定什么。在合弄制等新的组织模式下，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人承担什么角色和责任。决策程序和规范也得到精简：提出方案的人可以直接和相关人沟通，而不再需要等待层层汇报。在合弄制组织中，这被称为“角色碰角色”，意味着信息不会在管理层级之间传递的过程中被稀释或误读。这样一来，沟通会更加高效和精确，这有助于提升稳定性。

在这类制度下，为作出明智决策，所有人都必须运用权力、发出声音，而这并不总能实现。关于自治组织的一个错误观念是，地位差异将消失。地位差异虽然会减少，但仍然存在，必须妥善处理。有些人拥有更大权力；习惯于监督某些工作的领导者有时可能想要重掌控制权，让员工不知道该遵守新规则还是服从以前的老板。

对新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我们曾习惯于将领导者理想化，认为他独具慧眼，能发现值得组织关注的外部动向。随着数据分析的发展，领导者的洞察力显著提升。但仍有大量证据表明，如果高管层只根据自己的观察推动组织变革，结果通常是失败。

自治组织的做法与此不同。以Valve从PC游戏向硬件领域的扩张为例。该公司400多名员工有权根据对客户需求的判断，完全自主分配工作时间。他们按项目组成合作小组，有时一天几次改变办公室布局。当时不断有客户提出希望Valve生产可在客厅使用的游戏设备，几名员工觉得听够了，于是建立了一个小组来探索这种可能性。当其他同事考虑到Windows系统的封闭性可能是Valve的一项重大缺陷，他们也开始对硬件事业投入时间。上述两项决策都是有经验的一线员工根据实际观察到的问题做出的，而非来自高层的洞察。

但组织也可能对客户需求反应过度。回忆一下乔布斯的名言：市场并不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贝恩咨询公司对单一路径增长的研究表明，企业根据客户需求增加库存量会减少收入。ReWired Group建议企业关注需求侧创新，CEO鲍伯·摩埃斯塔（Bob Moesta）区分了两种需求，一种是客户明确要求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另一种是从整体视角把握的需求。他认为后者才是价值的真正来源，为此组织需要一定的反思能力，而非对市场需求做出简单反应。虽然靠近客户很重要，但也要保持良好视野，以防跟着客户坠下悬崖。

你可能会认为自治组织的三个目标。在设计角色时兼顾个人能力与组织需求、让决策靠近一线以及对新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会降低领导者的重要性。但要将这些要求扩展到整个组织，最大的挑战在于领导力。如果领导的权力和职责共享，每个人都必须清晰理解，主动承担。团队数量增长，正式领导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加。

当然，自治制度下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淡化监督和指令，更强调设计、推动和辅导。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真正把团队凝聚起来，而不能依靠权威。

从战略高度看得失

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考察了自治制度的实践细节。但自治制度是否也适用于组织的宏观层面，如制定战略方向、跨国业务运营、塑造整体表现和发展轨迹？

以百事公司这样的大型快消品公司为例。假设百事在考虑是否应某个市场消费者的要求，减少某种产品配方中的人工增甜剂。在自治制度下，推动这类变化更容易。相关人坐在一起评估利弊，确定实施细节（如停止从某些供应商进货），就可以付诸行动，无须任何高层干预。

但像百事这种规模的企业，运营通常有多个维度，其中可能包括简化国际供应链，释放资本用于收购。为实现这类目标，管理者不能满足于细微的局部行动，实际上可能不得不在若干情境中放弃最优选择。例如，合并供应渠道能减少复杂性，降低总成本，但可能错过某些在新兴市场提供质优价廉原料的细分供应商。相比自治组织，依靠层级管理的组织更善于为服务整体做局部权衡，这正是跨国快消品公司的关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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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战略制定方面更是如此。很多企业高管相信战略必不可少，而自治组织支持者却认为战略是个陷阱。首先提出和定义合弄制的布莱恩·罗伯逊（Brian Robertson）在其书中写道：“当你使用‘应该’一词时，例如‘我5年后应该成为X’，你就对这个目标产生执念，这种执念会妨碍你客观认识形势，或者错过与初始目标相悖的机会。”按照合弄制的基本原则，可以随时重新考虑任何已做出的决定，所以“想按照预定目标促使他人行动就非常困难”。虽然战略规划不会被明令禁止，但更常见的是一系列不断更新的简单原则：“X最重要，甚至比Y都重要”。提供最优质的客户服务和提升短期利润都是指导原则，但如果员工必须在两者间做出选择，他们知道应该选前者。

找到平衡点

过往自治团队的实践告诉我们，对自治制度的全盘肯定和反对都遗漏了关键点：大多数组织，尤其是大公司，都应当部分而非全部采用自治管理方法。我们认为，到2030年，全球排名前1000的企业中，很难有20%以上演变为弗雷德里克·拉鲁定义的“青蓝色”（teal）组织，即整全、进化和自治的组织；但如果只有不到20%明确在组织框架中吸收部分自治元素，我们同样会感到意外。

这种局部的吸收借鉴已经大量出现。例如，宝洁为整合众多品类、各地市场和职能，采用复杂的矩阵结构，但同时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开放式创新项目，邀请外部人士组成团队为公司解决问题。在传统管理层级之外建立一个更自由的体系。

在组织中的哪些部门或团队实行自治制度？答案取决于三方面：哪些事项需要保持稳定性？哪些方面需要更强适应性？在当前条件下，哪种组织形式能带来平衡？

如果组织对适应性要求很高，那么可以考虑根据自治原则重塑整个组织。这类组织处于快速变化的环境，做出快速调整的收益高于成本，且错误决策并非不可挽救，对业务的严格控制并不必要。这就是为什么最早采用自治制度的多为创业公司。

企业还必须考虑，为确保整体统一，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层级和固定流程，以及使用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等粘合剂。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的“HOW报告”量化分析了不同组织需要这些粘合剂的程度，并研究了自治制度和一系列绩效指标的关联。参考其他企业的经验，组织可以更好地判断粘合剂是否有用，在哪里有用。

最终，或许有些讽刺的是，新一代自治团队需要新一代领导者，既能洞察在哪些情境下最适合以新管理方式取代层级制，也能在组织根本利益需要的时候，勇敢捍卫层级制。

篇5：如何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

社会本091 于坤 32号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和谐社会构建基础在于社区，而和谐社区的的构建离不开社区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管理的重要主体，它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区和谐稳定。而在当今社会，社区自治组织制度还不是很完善，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很多社区并没有被社区居民所接受，导致很难更好地开展活动，如何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依托政府支持,提升自治能力

将包括城市社区在内的社区基层民主建设纳入国家民主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加强国家民主体制建设的同时，加强基层民主的开发和建设，即推进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任务。过去党的基层执政方式中长期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或政社不分，党包揽一切事务的现象，这种执政方式直接延伸到城市街道和居委会。结果，不仅事实上削弱了居委会这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就要求我们要依托政府的支持，提升社区的自制能力。

依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群众自治发展主要体现为“三自”（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发展。在这“三自“发展中，自我管理的发展是基础，是核心，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都是在实现自我管理基础上确立和发展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具有自主地位和能力的社会主体的日益成熟，自我管理的发展将主要体现为自我管理中的自治性的提高，亦即自我管理将更多地围绕着协调、整合和实现社区自身利益来展开。

二、完善组织制度,创新管理模式

（一）是进一步加强自治组织建设，完善自治功能。各社区普遍建立值班、巡查、走访等制度，使社区事务、居民诉求得到及时办理。在动迁和拆后遇到涉及到多数居民群众利益的事务，及时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或社区协商议事会议进行表决，让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同时充分发挥居民代表、楼院长的桥梁纽带作用，协助社区组织做好居民群众的思想工作，为促进社区工作顺利开展做出努力。

（二）是建立居民联系台帐，确保信息畅通。为加强对搬迁户的管理，各社区普遍对搬迁户进行摸排，详细登记其现在买房、租房地址、联系方式，及时掌握原社区居民的生活、工作动态。有的社区还向居民发放社区事务联系卡，实行社区事务流动办公、上门服务，确保居民办事方便，社区信息畅通。

（三）是明确属地管理，搞好工作对接。由于拆迁后人户分离情况严重，其绝大多数买房或租房到原社区以外的社区及其他区县的社区居住。这就需要在管理上工作对接起来。基于

此，各社区按照“方便居民、属地管理”原则，对新迁入的居民进行排查登记，按暂住人口管理，最大限度的减少管理上的空白。

三、强化社区成员素质，提高工作人员能力

（一）坚持“居民事，无小事”，我们要求社委会每位工作人员全身心投入社区工作、为社区居民服务，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受气的作风，做细、做深、做透每件工作，以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来赢得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二）考核上岗，择优录用，建立健全考核上岗责任制；制定和完善社区基层工作是选拔公务员条件的基础，有利于社区人才的引入。当前社区工作需要有知识、有能力、勇于创新的人才去发展和改善。因为和谐社会建设社区是基础，所以社区人员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工作责任心是建设好社区的关键。他们是社会工作的基础。

（三）建立长期的社区工作人员思想素质、工作能力在职培训工作制度，做到年、季培训计划，轮训目标计划，建设学习型社区团队。学习型、知识型人才资源管理档案。建立社区工作人员学习成长档案。规范社区培训、轮训目标答课，使社区人才队伍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立梯队建设使人才发展、挖掘、储备为一体的管理系统。让优秀人才有用武之地。

四、强化制度建设，为畅通基层群众民主权利提供实现渠道

实现“四个民主”，需要有制度保障，有程序完成，有形式体现，更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来保证，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社区成员代表职责》、《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章程》、《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职责》、《社区居委会工作职责》等规章制度，确定社区群众在社区中的主人翁地位。

在民主选举中，制定居民直接选举社委会领导成员的办法，从选举组织办法、候选人产生办法、竞选规定、公开选举规定等多方面建立完善，有效确保选举的公平、公正、公开，从选举过程看，社区成员参与率高，不仅有普通居民，而且不少驻社区单位也以社区成员身份参与选举，切实增强了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直选中，选民参选率达97％，一次性选举出社区居委会成员。

篇6：社区自治进程中街道组织变迁

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街道位于市中心，面积约1.9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为9.3万，辖区的主要特点是：商业繁华，文化发达，侨眷较多，人口流动性不强。2000年完成将30个居委会调整为12个社区的工作。自1996年以来瑞金街道变化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一个街道——尽管也可称之社区或街区，但其起点为街道——的组织变迁问题。

组织变迁，是组织社会学的概念[1]，它是社会变迁的一种表现形式。有的学者认为“组织变迁是指与社会其他制度相辅相成性、迎合性、对抗性、并存性密切有关的变迁”[2]实际上就是人们建立的共同性（形式化群体）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组织变迁是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方面，因为一定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一定社会的结构性要素。瑞金街道的组织变迁问题在理论上可归属在社区组织（社区内有目的、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以满足一定需要的各种团体或机构）变迁研究范围里。

作为实体性组织的各种类型，在瑞金街道同样存在，如按照性质分，有街道的政治组织，包括政党组织（如街道党工委）和行政组织（如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办事处）、文化组织（如社区学院）、经济组织（如培文实业总公司）及社区组织（如工、青、妇、计生协等）；按照纵向分有街道、居委会两层面及介于其间或下属的块、片、居民小组及楼组等形式；按照组织化程度分，有较为严密的机构型组织（如行政事务受理中心），有较为松散的活动型群体（如老年戏曲合唱队）；另外还有按照活动范围的大小、按照活动方式的内向外向、按照不同组织功能等分类的方法。这些分类及其有机地综合运用，是描述和分析瑞金街道组织变迁的基本手段。

二

据2000年年初的粗略计算，瑞金街道有一千多个各种各类各层的组织（包括居民小组、党小组和各活动群体在内）。这本身也是1996年以来街道组织变化的一种结果，即数量的增加和种类的繁多。总起来看，瑞金街道组织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异类型组织增多。尽管瑞金街道与上海其他街道一样，随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性组织功能得到了强化，然而在组织总量上，非行政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还是占了大多数。异类型组织增多的现象是在96年以后大量产生的。而且这些与过去党、政、群一体化的组织构成的格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设置或下属于街道市政科的文明街道服务队、居民区内的老年空中大学等，都是新产生或新类型的组织。

这些新组织的产生，异类型组织的增多，特别是非行政性组织比例的提高，逐步改变了原来街道组织结构关系状态。尽管有些居民区层次的组织是为落实上级布置的任务而设立或安排的，但它们已不是简单行政组织的延伸，而是以非行政方式在开展活动。这样即减轻了行政组织的负担，又改变了行政组织行为单一化局面，还为以后政社关系的理顺与优化奠定了交好的基础。

2、横结构特征凸现。在众多的，特别是新产生的组织中，相当部分是在横向结构上发展起来的，它们没有上级主管，也没有纵向的指挥线。围绕着居委会层面而开展的大量工作和活动，其组织参照设置上也一改纵向为主的做法。瑞金街道的团组织一方面以“青年工作委员会”形式使辖区内各单位的团组织及团员形成横向互动，另一方面“社区团支部”的活动也在居民区层面上铺开。街道许多组织结构体系为“扁平式”状态。街道各种组织越发展，横向性特征会愈加明显。

街道组织横向性的发展是“单位制”消退的背景下组织结构的新变化。它客观上形成了对长期以来以条为主的纵向组织结构的冲击，同时也加强了条与块的联系。街道组织结构的横向性因素的发展，有利于居民群众社会参与动力的形成，也有利于社会力量的培育，基层自治的发育及社会组织的民主化发展。

3、功能化组织成长。组织功能专门化的趋向在瑞金街道也有充分的表现。原有行政组织相关的功能被剥离和转移，由居委会唱主角的保洁、保安等错位行为也得到调整，行政组织、群众组织与专业组织的关系被理顺了。今年，随着居委会区划调整及居委会改选的进行，街道又在及时筹建“社区工作者协会”，以确保这一层面上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和特殊群体利益的维护与协调。

专业性组织的发育及组织功能专门化是社会组织结构分化和功能分工的合理化发展结果。它能提高街道组织的效能和合理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使行政组织功能得到调整和新的配置，并满足了街道组织自身发展的需求，为今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及组织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