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文化节

2024-04-30

中国农耕文化节（通用6篇）

篇1：中国农耕文化节

“中国农耕文化节”策划方案

策划人：蒋祖云

一、活动名称：中国农耕文化节

二、活动地点：浙江建德市大慈岩镇新叶村

三、活动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共建德市委、建德市人民政府协办单位：

承办单位：建德市大慈岩镇（新叶村管委会）、建德市文广新局四：活动时间：2010年4月15日--17日（农历三月三前后）五：活动背景

1、中国乡村民居旅游近几年搞得风生水起。以周庄、乌镇为代表的江浙六大水乡古镇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候选；以山西乔家大院、常家大院、平遥古镇经影视剧的传播，知名度已如日中天；以安徽皖南的歙县、黟县的宏村、西递等为代表的皖南民居旅游已搞得如火如荼；即使在杭金衢区域，兰溪的诸葛八卦村、富阳的龙门古镇、江山廿八都等古建筑也得到了开发，旅游工作做得红红火火……在这种大小环境中，新叶古民居如何突围？打什么牌子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2、关于开发与保护问题。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而保护是为了有效地开发。这二者互为因果。偏面强调保护而忽略开发，保护就成了“无源之水”；同理，偏面强调开发而忽视保护，开发就不能持续进行。因此，在前期应以保护古建筑和古村风貌为重点。要将新叶村古老的建筑、民俗民风、农耕文化的传承等作为保护的重点，而将古建筑的观赏、民俗民风的展示及农耕文化的体验等作为开发的方式，从而使开发与保护得到和谐；

3、开发的同质化和可替代性是古村落开发的大忌。新叶村属“后发”，但能否做到“后发制人”或取得“后发优势”？或从古村落、古镇旅游中实现突围？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因此，在新叶村开发保护进程中，必须发挥自身优势，走自己的道路。新叶村既缺乏名人效应，又缺乏影视剧的传播优势，同时地理位置又较偏，又不能重复这些前面那些古镇、古村落的老路…..自己的路在哪里？2009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乡土建筑文化抢救与保护暨新叶古村研讨会”为新叶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弘扬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

4、“中国农耕文化节”立意高、观点新、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十分符合新叶古村的特点及发展方向。这样，新叶古村要以传统的“三月三”节日为结点，对此进行包装，融入农耕文化、宗族文化、民俗文化，推出传统的江南农耕习俗，淋漓尽致地向世人展示其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国农耕文化节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农耕文化（耕读文化），即农业器具的展示、农业文明的体验、开耕仪式、六畜饲养、农作物展示、手工作坊展示、乡村私塾体验等；二是民俗文化，即乡村祭祀习俗、乡村婚嫁习俗以及浙西一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等；三是宗族文化如：宗族家法、宗族祭祖仪式等。六：目的意义：

1、通过举办“中国农耕文化节”，进一步扩大建德及新叶古村的知名度，弘扬新叶古村保护古建筑的举措和方法，奠定其在中国古建筑群（古镇、古村）中的突出地位；

2、通过举办“中国农耕文化节”，挖掘新叶古村在传统农耕文化方面的潜力，为下一步实施有效开发打好基础；同时，树立农耕文化是新叶古村区别于其它古村落的独特文化标签；

3、通过举办“中国农耕文化节”，把新叶古村渐被世人所遗忘的民俗风情挖掘出来，并使其成为传承浙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展示区。

六：活动内容。

鉴于我对活动背景和目的意义的分析，我个人觉得：该活动规格要高，规模要大，活动内容要多，活动方式要丰富。

规格要高指邀请的嘉宾要有较高的级别，除参加“第二届乡土建筑文化抢救与保护暨新叶古村研讨会”的原嘉宾要邀请外，国家文物保护局、省、杭州市政界领导及省、杭州市农业界、旅游界、文化界等相关领导要邀请，同时新闻界人士层次也要高（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及省级主流媒体等都要参加）。规格高了，宣传面才能广，社会效益才好。

规模要大指本次活动是全市性的节庆活动，是辐射杭金衢区域的大型活动，是浙西农民自己的节日。要遵循“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原则，鼓励社会力量办节，提倡“以节养节”的市场化思路，把物资交流、文化传承、民俗风情展示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广大农民的狂欢节；活动内容要多指的是在三天时间内要将活动开幕式、农耕文化展示、村民祭祀、民俗风情展演、物资交流、文化下乡及电视大赛等内容集中开展，使之精彩不断，高潮迭起；

活动方式要丰富指的是政府、企业、村民三位一体共同组织和参与该活动，使此活动成为形式多样的节庆，探索并积累建德市办节的经验。

本人在研究“中国农耕文化节”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建德特别是新叶古村的实际，提出以下活动内容。为了阐述自己观点的方便，我把具体时间安排一一列上。四月十五日

1、中国农耕文化节开幕式。时间：上午九时，地点：新叶古村南塘口（道峰山为背景）

环境布置：以道峰山为背景，搭建舞台。（南塘与道峰山一带环境整治要加快速度，要形成一广阔地带，作为今后该村大型活动的场所）舞台正对有序堂。现场喷绘以新叶古建筑群为主，并署上活动名称、主办、协办、承办单位等要素；在舞台左侧农田中，准备水牛三只，水牛牛角上用柏树叶装饰，配以牛轭和犁，同时安排身穿传统耕作服装的老中青农民三人；现场可适当布置汽球、横幅等，以拱托现场喜庆气氛。

活动程序：（1）主持人现场开场白

（2）建德市市长致欢迎辞

（3）相关上级领导或专家致辞

（4）授牌：建议由清华大学乡土建筑抢救与保护协会授予新叶古村为“中国乡村古建筑抢救和保护示范点”铜牌（事先准备就绪）

（5）揭牌仪式：先由专家代表宣读〈〈新叶宣言〉〉，再由上级领导与相关专家（建议是陈志华教授）为舞台左侧或前侧的《新叶宣言》纪念牌揭牌（〈〈新叶宣言〉〉事先要用大理石镌刻好，用红绸覆盖）

（6）建德市委书记宣布“中国农耕文化节暨新叶古村农业开耕仪式开幕”。宣布之后，上百只鸽子放飞天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同时，老中青三代人驱赶水牛开始耕作，犁铧翻滚，一派繁忙景象....(7)领导嘉宾开始参观古建筑。舞台上由文化馆组织歌舞表演，以《采茶舞曲》《担莲藕》及歌伴舞《好日子》等为主，时间持续半小时左右。一是增添节日气氛，二是分流客源，不使古建筑内游客太拥挤。

2、农耕文化及手工作坊展示

时间：上午十时之后，地点：新叶古村五大祠堂及相关古民居环境布置：农耕文化及手工作坊展示是体现“中国农耕文化”的良好载体，是今后新叶古村旅游开发的重点展示内容。鉴于农耕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予以展示，以补充其内涵。

新叶古村祠堂众多，其中五大祠堂保持完好，因此，我们应该对五大祠堂进行有机地布置。

(1)有序堂：这里应该布置成农耕器具的展示厅和新叶昆曲（社戏）的展演区。农耕器具的展示厅分二块，一是古代的农耕器具。古代的农耕器具可用图片和文字展示，用写真板悬挂在墙上，主要反映中国上下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历史；二是近现代农耕器具。近现代农耕器具用实物展示。可挨墙摆放近现代新叶古村使用过的农具，配以说明牌介绍该农具的功能；此外，对原祠堂中的舞台进行修缮，按古代社戏方式进行布置，形成古色古香的氛围。不定期地展演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叶昆曲或举办金华婺剧、越剧等文艺演出。

(2)崇仁堂：这里原是宗族执行家法的场所。因此，这里应成为宗族文化的展示区。可通过图片、文字及相关实物的方式介绍叶氏宗族家法、家规等。

(3)双美堂：这里应按大户人家的方式进行布局。无论是前厅、厨房还是卧室，都要按耕读人家的方式进行布局……这是完全的实物展示，是“耕可富家”“读可荣身”这一传统耕读文化的具体体现。(4)西山堂：这里原是宗族议事的场所，目前是村委会所在地。该处应是介绍新叶古村发展源渊的场所。用族谱、先祖画像等展示，主要向游人介绍玉华叶氏的繁衍过程。

（5）进士弟：主要介绍古代科举制度、叶氏先贤二进士的生平及现代叶氏子孙中杰出人物，弘扬和展示“读可荣身”的思想。（6）酿酒坊、榨油坊、中药坊、编织坊、染布坊等手工作坊均可选择一些典型的古民居一一展示。这些手工作坊不仅要展示工艺的全过程，更主要的是销售场所。这些作坊将是新叶村旅游开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3、乡村私塾教学展演时间：4月15日11时，地点：文昌阁

环境布置：把文昌阁按古代乡村私塾方式布置，书柜中应摆放《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弟子规》《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众多线装书，下面墙上悬挂孔子画像；安排一年老学究身穿长袍手拿戒尺扮成先生，安排六个七八岁小童扮成学童（穿着应按古代），诵读《三字经》或《弟子规》……在嘉宾参观期间，先生要率领学生拈香拜孔夫子像，然后进行教学。

4、农家喜宴

时间：4月15日中午

地点：青年旅社或在某一祠堂中

环境布置：上午要有传统的杀猪宰羊表演。中午时，杀猪宰羊的器具仍然摆放在门口，形成乡村办大喜事的氛围。农家喜宴要按传统方式进行安排，有“理事会”统筹。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1）采用的是八仙桌，器皿以传统的钵头和青瓷碗等为主，原则上不设玻璃杯；

（2）菜要以农家风味为主，酒为当地农家自酿的土曲酒，饭是用饭甑蒸的大米饭，餐桌上须有“大块肉和馒头”，其它均为农家土菜；

（3）跑堂的（服务员）也以受过适当培训的村民为主，要有吆喝声等；

5、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时间：4月15日下午1：30----下午3时，地点：南塘口主舞台新叶三月三习俗、新叶昆曲本身就已列入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可见，新叶古村的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但若只挖掘这部分的内容，新叶民俗风情就显得单薄了。新叶地处杭金衢三市交界处，文化的辐射面广，因此，要借“中国农耕文化节”的平台，把浙西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到新叶古村来统一展示，以此作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点。这既为非物质文化提供了展示空间，更为今后新叶村实施旅游开发提供了文化内容，可谓一举多得。

在首届“中国农耕文化节”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可以建德本地的为主，如：李村抬阁、虾灯舞、皮筒鼓等（抬阁项目可在村中巡游），也可适当组织舞狮、金华婺剧、金华道情等表演。

为了整体展示建德本地的民俗风情，此活动由文化部门牵头，由各乡镇推荐民俗表演项目参与。

四月十六日

这一天是传统的三月三。这一天的活动以新叶古村传统的民俗为主。即按原宗族轮流方式，由叶氏的某支举办传统的祭祖活动。祭祖活动尽可能原汁原味，突显中国农耕文明时期对祖先尊重的礼仪。地点从玉泉寺至宗族祠堂。（具体本方案中不阐述）

下午，举办“回味青春、体验幸福”九对老人庆金婚活动。地点在南塘舞台。传统的婚嫁仪式由于是表演性的，缺少真实性。为了挖掘其婚嫁仪式的内涵，我提出了以古稀老人重温以前结婚习俗的方式来展示。一方面，古稀老人与新叶古村、古老婚俗形成对应；二是借此扩大影响，使老年人怀旧，年轻人憧憬，为今后推出有别于其它古村落婚俗表演提供范本；三是吸引眼球，制造舆论话题，宣传新叶古村。

该活动要注重三点。一是通过网络和报刊进行全国范围内征集；二是征集条件要明确（结婚年限为50年以上，身体健康、自愿参与，传统婚礼服装自理、交通费自理，在建德活动期间吃住行等由主办方承担等）三是庆祝金婚活动实际上是按古代婚礼程序进行一次“重温”。这里包括坐花轿、跨火盆、拜天地、喝交杯酒、挑红头巾、交换信物等。要借此由头进行炒作，建德本地媒体及网络要紧紧跟上。同时，网络征集过程也是一个宣传建德、大慈岩及新叶古村的过程。

活动现场喜庆环境的布置及婚礼有关物品的准备，本方案中不作阐述。试想：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重温年轻时结婚场景，会是怎样的兴奋？观赏者看到此难忘的场景，会是怎样的感叹？媒体见此情景，会是怎样的宣传亮点？

四月十七日

这是新叶传统三月三习俗的第二天，是亲朋好友相聚的好时光。这一天，本方案中拟将此设定为商贸活动的日子。要把“农耕文化”中“赶集”或“物资交流”放在这一天。与往常的集市不同的是：此集市应以农具及农资物质交流作为重点。鉴于该村空旷地带太小，故建议：新叶村在规划中应设置一广场，便于开展较大规模的活动（南塘口一带最适宜）。

七、宣传

一个大型活动能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与宣传是否到位息息相通。本次活动既然定位为中国农耕文化节，因此宣传声势要浩大，起先声夺人的作用。这种宣传不能仅仅停留在为办节而宣传的新闻报道上，而应立足节庆展示其蕴含的农耕文化、宗族文化、民俗文化等内涵；同时，为了抢占“中国农耕文化节”这一品牌，邀请媒体级别要高，权威性要强，报道要有深度……为此，本人对宣传工作提出以下方案：

1、邀请中央电视台七套《乡土》栏目拍摄二期专题片，在央视播出。每集专题时间为半小时，首播一次，重播一次。《乡土》栏目是民俗风情类的权威报道窗口。该栏目是收费的。原则上每集5万元，并不含编导摄人员的吃住行费用。（本人曾策划并执行拍摄过“横店民俗”五期节目在央视播出，效果很好）

2、举办“某某杯新叶古村电视专题片大赛”。为了造声势、抢品牌、拓形象，建德市因借此契机扩大形象。举办“某某杯新叶古村电视专题片大赛”.该大赛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究委员会与浙江电视台联合主办，邀请20家地市级以上电视台参与拍摄专题片，角逐大奖。大赛拟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其余为优秀奖，分别给予奖金5万元、2万元、1万元和5000元。参赛基本条件有：

一、必须是在“中国农耕文化节”期间拍摄的反映新叶古村的专题片；

二、必须在当地电视台播出，片长不少于8分钟；

三、必须将播出带及DVD光盘寄交组委会存档……所有获奖作品在浙江电视台播出。（本人于2007年策划并执行了该项活动，有40多家电视台参与，拍摄了超过1000分钟的专题片，效果显著）

3、活动的前期宣传十分重要。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本市内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媒体对“中国农耕文化节”筹备情况的跟踪报道，进行宣传预热，统一思想；另一方面，是做好对外的宣传，要制造相关话题，进行炒作。如：征集参加“金婚大典”的古稀老人、征集“中国农耕文化节”主题口号等等，都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此外，市内主要交通干道及市区内的户外宣传要加强。特别是大慈岩在诸葛村收费站附近、与龙游县交界处等位置在设立相关广告牌，进行形象宣传。

八、市场化运作

办好“中国农耕文化节”，必须遵循“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原则。

政府主导就是指政府是办好节庆的坚强后盾。政府是节庆活动的策划者和宏观调控者。因此，强有力的执行力必须来自政府。但政府不能因为办节而办节，办节的根本目的是扩大区域的社会影响力，打响品牌形象，是促进社会经济的抓手。

企业主体就是要发挥企业的能动性，让企业借此节庆推销自己的企业形象及产品，从而实现与政府的互动；

全民参与就是指节庆活动必须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并积极投身到节庆活动中去，并在节庆活动中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

简言之，政府提倡办节庆活动就是搭建平台，而企业是出资搭建平台的人，同时是平台上唱戏的主角，老百姓都应是平台上的配角……

中国农耕文化节是建德市政府打造的高规格、上水平、有文化品味的节庆活动，因此，在化钱上在得法。但钱从哪里来？钱，应该从企业来。但这钱不能靠摊派，靠的是政府搭好大平台，让企业通过市场运作。

宣传工作中的二项活动，可以让企业来参与。央视节目拍摄可让企业赞助，通过植入性广告回报，同时政府拿出相关资源支持；电视大赛让企业冠名，通过电视展播回报，同时给予相应的政府媒体资源回报……相关文化活动也是如此。具体操作，本方案中不一一例举。

九、植物造景

农耕文化是以植物种植和动物饲养为对象的。相比之下，植物的可塑性较大。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植物进行环境的布置并制造媒体的关注点。

新叶古村春季植物以小麦、油菜等为主。三月三，恰是油菜花开的季节。这是令人兴奋的色彩。目前，到婺源看油菜花已成为春季旅游的一个热点之一。新叶村在植物造景上，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对村民的种植物进行引导，要形成观赏古民居、体验农耕文化与花果采摘相结合的特色……这也是今后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一环。

目前，新叶村的春季农作物已成格局，无法改变。但为了增添“中国农耕文化节”的节庆氛围，本人提出一个补救方案。

在文昌阁与正在建的游客服务中心之间，管委会已征用了十五亩土地。将此农田进行平整，种植油菜。油菜种植按“中国农耕文化节”七个字排列……字体中间种植小麦。当三月三时，远远望去，“中国农耕文化节”七个黄色（油菜花）的字体显现在绿色（小麦）之中，也是一道绚丽多彩的自然风景。

为了显现该区域的农耕文化氛围，本人还提议在此区域布置大型农具。如在文昌阁前的池塘旁边设立“脚踏水车”等。

总结：“中国农耕文化节”这一创意有特色，操作性强，前景广阔。它既是新叶古村古建筑保护的一个由头，更是新叶古村旅游开发的一个契机。本方案就是从保护和有效开发的角度着手，根据目前中国古镇、古村的现状，根据“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原则进行策划的。至于新叶古村具体的开发策略、产品策略、定价策略、推广策略及广告策略，本方案中没有涉及。本方案只立足于办好“中国农耕文化节”这一节庆活动，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方法。由于本人对新叶古村深入了解不够，对政府意图体会不深，故方案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谅解。

2009年12月27日策划人介绍：蒋祖云，浙江建德人，中国注册高级策划师、中国创意策划大师、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策划总监、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曾先后独立策划旅游活动数十个，在央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浙江经视、安徽卫视、东方卫视等电视台播出。

篇2：中国农耕文化节

缪雪峰

【摘要】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和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农耕文化节提供了文化内涵的支撑，彰显了庆阳的文化品格和追求，使其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迈向世界的自信心和亲和力；另一方面，农耕文化节又为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展示平台和机遇，通过多种传播途径，使其获得了新的生机，并且为其由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搭建了平台，培育了潜在的巨大市场。

【关键词】农耕文化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

九月的庆阳，秋高气爽，硕果飘香。在这个收获的季节，2011’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于8月29日在庆阳市体育馆隆重开幕。农耕文化节以“传承农耕文明、弘扬民俗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区域合作发展”为宗旨，旨在加强区域交流合作、加快老区发展、共建美好明天。在这个难得的节会期间，庆阳人民积极地、充分地向世人展示了本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 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记忆, 保持非物质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可持续发展, 增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和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农耕文化节提供了文化内涵的支撑，彰显了庆阳的文化品格和追求，使其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迈向世界的自信心和亲和力；另一方面，农耕文化节又为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展示平台和机遇，通过多种传播途径，使其获得了新的生机，并且为其由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搭建了平台，培育了潜在的巨大市场。

一、处处彰显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

收稿日期：2011-9-20 作者简介：缪雪峰（1984-）女，汉族，甘肃环县人，庆阳市文化馆，主要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庆阳，745000。

庆阳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刺绣、剪纸、皮影、道情和民歌堪称庆阳“五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唢呐艺术、环县道情皮影戏、庆阳香包绣制、庆阳剪纸，窑洞营造技艺等五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陇东红色歌谣、民歌、荷花舞、庆城徒手秧歌、道情戏、木偶戏、南梁说唱、西峰泥塑、石雕艺术（合水、宁县）、西峰陶塑技艺、宁县皮影雕刻技艺、王录拉板糖制作技艺、合水面塑风俗、公刘祭典，周祖祭典等十五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镇原传统筵席习俗、西峰祭祀纸扎制作技艺，宁县高跷艺术等三项。为了弘扬庆阳市优秀非遗资源，反映普查保护成果，促进民俗文化传承，庆阳市文化出版局启动了“庆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农耕文化节到来时，已完成了《庆阳民间剪纸》《庆阳香包绣制》的编纂工作。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或以全貌或以部分因素渗透在农耕文化节的各个角落，如庆阳剪纸与周先祖不窋乘飞凤来庆的传说是农耕文化节节徽的题材来源。农耕文化节的节徽图案由植物草叶变化而来的吉祥剪纸凤凰衔种图案和周围围绕的麦穗图案构成，农耕文化的内涵由剪纸造型托起。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对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影响最深广的要数开幕式与民俗文化产品展厅。从大型运动会的历史传统来看,组织者往往会把开幕式看作是展示主办国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民族特色以及民族理想和愿望的一扇窗口。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它将中国武术、风筝、飞天、昆曲、木偶、《论语》中孔子三千弟子求学等中国文化的精华用通俗美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尤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汉字, 用活体印刷的表现方式深刻鲜明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 让世界人民通过开幕式, 见识了中华文化的悠远浩大, 领略了五千年民族的历史厚度。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虽不能与奥运会相比, 但对开幕式既要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又要展示主办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的期待是一致的。开幕式中的文艺演出有原生粗犷的环县道情，剪刀嚓嚓嚓的剪花舞蹈，如同水上荷花摇曳的荷花舞，绣针舞动着的绣金匾，欢歌陇原的民间唢呐吹打，使黄土地沸腾的南梁腰鼓。民俗文化产品展厅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幅火红的反映农耕文化生活的剪纸背景立在舞台后，舞台上是各县区轮流表演节目，如《徒手秧歌》，《南梁颂》说唱，《传统唢呐联奏》，歌伴舞《荷包飘香》等等反映庆阳老区人民生活的文艺节目。舞台周围是各县区的小展厅，华池以民间故事绣片、巧儿布贴画为主；合水有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刘志丹、习仲勋参加的包家寨子会议的大型刺绣屏风；镇原有反映先民农耕文化的大型壁挂与传统剪纸；西峰是以创新布老虎等创新作品居多；庆城县以岐黄保健枕、颈椎枕、龙凤拖鞋、鞋垫为主；环县以古老的皮影及皮影刺绣为主；宁县与正宁以传统香包、五毒肚兜等传统刺绣为主。除此之外，还在庆阳下辖的庆城县举行了周祖公祭、环县举行了环县道情皮影民俗文化节等活动。

二、使非遗传承焕发新的生机

发端于农耕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现代商业文明, 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冲击之下, 大多处于濒危状态, 因而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其代代传承下去,是当务之急。而农耕文化节正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搭建了平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方式之一，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在为期五天的展览展销活动中，各县区民间艺术大师都出售了一些作品，庆城的一位大师乐得合不拢嘴，告诉我们她五天内共收入一万多元。一定的物质收入可以使民间大师们更积极地投身于刺绣、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去，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业中来，壮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产业化开发的队伍。加之各县区的作品都凑齐了在一个地方展览，各展厅的艺术大师都要到其他展厅转转，看看，互相学习、借鉴，以提高自己的技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美院王炜民教授不但带着他的研究生在庆阳展示了他们开发的创意作品，而且还做了庆阳文化产业开发课题报告会，这次的会议除了相关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外，绝大多数是农民艺术家们，他们看中国美院带来的作品，和自己的作品作了细致的比较，还向教授请教了许多问题，王教授都耐心地一一作答，讲座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钟，与会人员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在与王教授带来的作品比较的过程中，民间艺术家们才意识到自己的许多作品之所以市场占有量不大，是因为香包实体上的刺绣虽然非常精致，但整体的配色、选料等方面还有待改进，庆阳香包绣制品中选用最多的是便宜的丝光面料，在这个年代，这种布料看起来确实有点劣质的感觉，香包上的吊穗轻飘飘的，也许被人摸得多了就有抽丝的可能，更别说长时间的佩戴了。

参加了本次展览的作品都被纳入到了评奖的活动之中，通过评奖，民间艺术家们不但知道了自己作品的优缺点，而且奖项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这所有的活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文化研讨会上讨论的焦点：非遗保护与文化创意

当庆阳的民众走进王教授的展厅时，都被他们展品的时尚、精致、典雅等特质所吸引，尤其是年轻人都喜欢的了不得；而当王教授及他们的研究生走进庆阳的民俗文化产品展厅时，他们被肚兜上的五毒，鞋垫上栩栩如生的龙凤、花鸟，绣片上的民间故事刺绣等传统纹样所感染，但他们也认为展品的雷同性大，刺绣品中的红绿搭配实在不是很雅观，绣品的材料太差，绣品看起来太土气，不时尚等。就这些问题在王教授所主持的研讨会上展开了讨论，本地的民间艺术家们承认自己展品的材料不够精致外，认为大红是喜庆的标志，别的颜色无法取代，而王教授的作品则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味道。在笔者看来，讨论的焦点正是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所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传统”，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是“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联系到一起，实质上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创新，就是过去如何为现在服务。这两者的合理结合一方面可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使这些遗产以新的方式造福于当代社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这些遗产中有活力的因素融入文化创意产业，使含有精神特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产生新的经济效益。如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是保护而不开发，那这种保护一定是有限的，并且保护力度相对脆弱。只有把保护和创新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使保护的范围扩大，也才能使保护成为延续历史文化的有效机制。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使古老的文化遗产在延续过去的基础上再创造出符合当代人要求的新形式和新形态，并通过市场化经营和产业规模的有效结合，满足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由思想创新而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形态的转向使传统文化与创意产业成为一体，并以当代的形式和多样化的媒介再现了历史，成为可触可感的新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之间存在着一种在传承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承的互动关系，并且两者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延续过程中缺一不可。回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时代，都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所以，适应新的时空的文化创意产品不仅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而且也必然在延续着一个民族悠远的精神血脉。但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总是与文化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认同是文化存在和传承的重要动力。庆阳的民间艺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多处在艳俗的审美范畴之中，比如乡下的姑娘多穿大红大绿的衣服，这可能和庆阳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有关，在花花草草不多的黄土高原上，大冬天一眼望去几乎都是土黄色，当然是不能再穿素色的衣服了；当住在窑洞里时，墙壁全部是土黄色，挂个香包挂件当然是大红色最醒目、最鲜艳了，而且庆阳的香包绣制品有很多都是婚俗用品，是姑娘们的嫁妆，这只能用象征着红红火火的红色了。这正如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马文辉说。“保护一种非遗项目和实体，并不在于其在艺术形式上如何精致，重要的是其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保护该项目的传承人才能得以保留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民族、社区、群体的文化情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能丢失和忽视这种珍贵的情感诉求。因此，尊重庆阳民众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文化情感，保护非遗项目传承人，守护精神家园应成为非遗保护与文化创意的根本前提。

纵观2011年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它既是现代农业科技界的盛举，也是庆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放光彩的幸事，值得我们作多方面的期待。

【参考文献】

篇3：中国农耕文化节

2012年6月29日海航航空从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遭到歹徒劫机, 机上乘客有人高呼“是男人吗, 都上啊……”机组乘务员和乘客的共同努力制服了6名劫机分子, 飞机安全降落。

应对危机过程时中国人的整体表现, 不仅体现了个人当时的应急反应;从背后深层次原因来说, 更反应出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

1. 大陆文明的表征

中国国土大片土地连成一体, 没有自然障碍将中国大陆分开, 并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都以同一种经济方式――农业经济来维持生活, 从而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特性。这种完整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特性被看作是大陆文明的沿袭结果, 大陆文明顾名思义与海洋文明相对, 西方国家以欧洲为例主要以海洋文明为主, 而中国则是典型大陆文明的代表。

大陆文明的核心是农耕文化, 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农耕技术就已经基本普及, 中原地区主要以粟、黍为种植作物, 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农业生产一年四季要根据时节的变化来调整, 根据长期农耕的经验, 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人发明了“二十四节气”, 每一节气都对应着不同的农业劳动。虽然农业生产比较劳累, 但和商业、手工业相比, 农业是最可靠的生存之道。“天道酬勤”正是印证了农业给与中国人的丰厚赠与:只要吃苦耐劳、跟随天而应变, 就一定会有收获。

从根源论起, 这种思维习惯实际上是中国人信仰“天”的表征, “天”是虚无的存在, 但无处不在。做任何事情, 自有天在看, 一切命数安排也是天定。东北师范大学于雪棠认为《周易》《论语》《庄子》都表现出天命论的思想, 把人力无法控制、扭转的客观外在理论视为天命, 把个人的穷通遭际归因于天命。天命论的观念有其积极意义, 如果对天命的认识能够达到一定境界, 就可以视万物为浮云,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季羡林提出, 东西文化之分野区别在于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即如何向大自然索取。西方是征服自然, 采取强制手段;东方是天人合一, 采用和平手段。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

农业文明让中国人享受着天地的厚爱, 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鲜明的文化特征。林语堂先生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概括为以下15点:稳健、单纯、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耽于声色。这些特征无一不和中国农耕文化相联系, 这些性格表现里有积极的影响, 也带有消极的作用。这种鲜明的人物性格从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追求里也可以找寻出印迹。

2. 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

中国人从文化里, 一直推崇乐观、圆满, 对于灾难和悲剧怀有天生的抵触心理, 导致现代风险社会的降临, 应对灾难和损失, 不具备应对灾难的能力。

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不无关系, 纵观中国文学长廊, 基本上所有的文化作品都以喜剧形式结尾。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句为证, “始于悲者终于欢, 始于离者终于合, 始于困者终于享, 非是而欲餍读者之心, 难矣!”中国读者历来不喜欢悲剧结尾的文学作品, 众多红学学者绞尽脑汁、洞察千丝万缕的线索来重新编写《红楼梦》的结尾, 其实是因为不愿意接受高鹗版《红楼梦》的结局。自古中国人习惯接受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受冤之人历尽千难万险证明清白、穷困书生受尽凌辱功成名就等等这样的结局。在传统的小说情节构成中, 中国人对名分、正义、良善十分注重, 这样的阅读习惯造就了中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维习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中国人对生活中悲惨遭遇拒绝接受的思维来源。

在《论语·先进》中, 有一篇内容如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生”是儒家的核心观念, “孔家没有别的, 就是要顺著自然道理, 顶活泼顶流畅的生活。”从积极方面来思考, 这种入世哲学倡导唯物主义, 让中国人享受现世的乐趣, “今宵有酒今宵醉”, 不考虑身后之事。

中国人对“死”的恐惧, 通过文人墨客的渲染, 表现得更加浓重。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自觉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骚客们通过文笔抒发自己对生存的失意。季羡林认为, 江淹是一派直接把对死亡恐惧坦荡说出来, 他的《恨赋》一开头就说:“试望平原、蔓草萦骨, 拱木剑魂。人生到此, 天道宁论。”最后几句话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食!”另一派则以“竹林七贤”为代表, 这群酒徒看似放荡不羁、置生死与度外, 实则是借此聊以自慰, 故自欺欺人也。

二、改变传统观念应对风险社会

2009年我国颁布的《中国的减灾行动》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平均每年有3亿人次因各类自然灾害受灾。这仅仅是自然灾害的数据统计, 在全球化、风险社会大背景下, 各种公共危机以及人为灾难也应警惕。

虽然古人有云“居安思危”, 但灾害频发的中国还未形成警觉的危机意识。“居安思危”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这一典故其实是魏绛告诫晋悼公在晋国和戎狄和好之后, 提醒晋悼公要在安定的环境下考虑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和战乱。由此可见, 居安思危在中国历史上更多是告诫君主不要贪图享乐, 和现代危机意识没有什么关系。

所谓危机意识, 是指人类在主观上注视或警惕不利于自己或危及自己生存事态发生的自觉, 以便及早采取相应的措施或作出反应, 以此来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即便是无力阻止事态的发生, 也要尽量避免或减轻由此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与伤害的精神活动。中国人不倡导培养个人的危机意识, 认为未雨绸缪是政府操的心, 和个人无关。以大学生为例, 学者耿伊娜调查中国大学生公共危机意识现状, 发现大学生忽略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危机的防范、忽略危机处置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应对公共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

以上这些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下中国社会对灾难教育的忽视, 对全体公民防灾减灾动员的不足。灾难教育, 为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所造成的损害和影响, 通过有效的方式所进行的促进个体灾难应对能力的教育。中国灾难教育进行地十分缓慢, 效果也不明显。

根据2009年的调查显示:家庭、学校对灾难教育不够重视, 宣传力度不大。学生获得的求生知识和技能大部分来自于媒体, 只有11%的学生是从学校学到的。讲授灾难教育的课本以及教材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早在2005年, 联合国展开了一项名为“可持续发展教育10年计划”, 根据计划联合部分东南亚国家, 合作开展了“可持续发展教育背景下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自然灾害预防中的教育资源”项目。这一项目目的就是减少未来社会灾难对于人类是伤害, 和国际相比, 中国灾难应对工作还有待加强。

日本也是灾难频发的国家, 但日本的灾难教育和中国相比要先进很多。日本灾难教育对象已经普及全民众, 并且依据不同年龄群体的人群进行内容的细分,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经常组织灾难逃生演习, 并且颁布专门的法律对灾难教育进行制度化的保障。这种严格、科学、有效的教育给日本民众在灾难来临时, 提供了自救和互助的机会和能力。正因为日本推行了全民危机教育, 在突发灾害里, 日本人的逃生率非常高。

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改变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文化定式。只有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真正促使行动的产生, 让中国人敢于正视死亡, 不要一味相信一切都是命数, 用科学知识和逃生技巧降低伤害。

另外, 灾难教育不仅是应对灾难时的逃生能力, 还包括在灾难过后的心理调试能力。中国人不愿意接受悲剧的心理, 往往造成在灾难之后, 无法正视死亡、面对失去, 没有承受灾难的心理能力。古人云“深谋远虑”, 在应对灾难方面, 中国人需要做的还很多。

参考文献

[1].季羡林研究所.《季羡林谈人生》[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1)

[2].林语堂.中国人[M].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4.56

[3].王欣.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30 (2) :65-70.

[4].杨挺.灾难教育:学校教育的重要课题——写在汶川地震灾难之后[J].中国教育学刊, 2008 (11) :17-20.

[5].李言.我国学校灾难教育的现状与反思[J].科教文汇, 2009 (5) :40-40.

[6].李东, 齐岩.从中日灾难教育对比看青年群体灾难教育素质化[J].中国青年研究, 2009, 04:72-74.

[7].龚艳, 颜峰.日本灾难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传承 (中旬刊) , 201 1 (7) .

[8].高富.危机意识与日本的文化特性[J].日本学论坛, 2003 (1) .

篇4：中国民企需要反省农耕文化

“20年的改革开放，培育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既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产物和受益者，也是推动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和参与者。经过20年的探索，民营企业已日益走向成熟，对在竞争中求发展有着最亲身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对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也普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然而，竞争意识的不断强化，可能会导致谨慎、保守和自我封闭。用辨证的观点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合作同样是有机统一的。作为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按理说来对开放与合作应该有更深的认识和体验，但发展到今天却反而成了一个更需要解放思想的群体”。

徐冠巨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多数诞生于农村，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思维习惯，对他们的影响很深。他说，不能否认，这种思维习惯在民营企业早期的自主创业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帮助民营企业完成了原始阶段的资本积累。但是，面对一个不断开放与发展的时代，民营企业如果还停留在这样的思维习惯上，要想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民营企业家徐冠巨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他认为，不少民营企业都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认识到企业已经走上了一条发展的不归路，不发展就要被淘汰，所以希望企业有大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愿突破原有模式，在产权关系和决策控制上患得患失，只看到了权力的改变，而没有看到这种改变对企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从思想观念上还没有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这种矛盾的延续，将大大增加机会成本，影响企业的快速成长。因此，民营企业要想谋求发展，就必须树立开放与合作意识。

徐冠巨认为，所谓“开放，就是要看到自身的不足和别人的长处。从民营企业自身发展来看，浙江民营企业在全国起步较早，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但较大规模的企业也出现了发展的“高原现象”，要纯粹依靠过去累积滚动的方式寻求更大规模的发展就非常艰难，而中小型民营企业则在资本实力、发展眼界、科学管理、技术提升方面受限，也必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影响企业的成长速度。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情况来看，随着全国不同性质企业的迅速转制，灵活经营机制的快速形成，一批内资强势企业正在迅速崛起，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原来比较明显的机制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除了行业的差异和企业规模不同，大家在市场竞争面前几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面对这样的变化，民营企业必须克服自己的弱点，看到自己的问题，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发展意识。

篇5：农耕文化

一、文化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义。文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文明”、“文学”。《说文解字》:“文,错画也。”有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行之义。而“化”则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义。对文化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文、史、哲,广义者则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论其结构,又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

———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一直稳定发展没有中断过。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三、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力。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及以后的汉人,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易传》所谓“可久可大”,《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续力是十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子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一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5.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

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