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考试广东东莞市考场地点

研究生考试广东东莞市考场地点（精选3篇）

篇1：研究生考试广东东莞市考场地点

研究生考试广东东莞市考场地点

报名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同学注意了！20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于1月15日、16日进行。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招生办获悉，今年东莞市研究生考场安排在东城职业技术学校，地址：东莞市东城新源路23号。

招生办提醒，考生须在考前一周自行登录东莞教育信息网（网址：www.dgjy.net）查询本人的试室及座位安排情况，考生如有疑问，可在办公时间致电23126083咨询。（记者张颖妍）

篇2：研究生考试广东东莞市考场地点

2011年研究生考试广东东莞市考场地点

报名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同学注意了!201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于1月15日、16日进行。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招生办获悉，今年东莞市研究生考场安排在东城职业技术学校，地址：东莞市东城新源路23号。

招生办提醒，考生须在考前一周自行登录东莞教育信息网(网址：www.dgjy.net)查询本人的试室及座位安排情况，考生如有疑问，可在办公时间致电23126083咨询。(记者张颖妍)

篇3：研究生考试广东东莞市考场地点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逐步走向新的高度1。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立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机制,是每个地区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与现实难点,这一难点在城镇密集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城镇密集地区作为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式,近年来在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其区别于一般地区的标志是城镇密集地区在城镇空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社会文化联系等方面均具有高度的网络化,在空间上直接表现为城镇高度聚集、连绵分布。加之发展初期普遍采用的粗放土地利用方式,导致城镇密集地区普遍面临土地资源相对匮乏、绿色开放空间被日益侵占、生态服务功能趋于减退等问题。 积极构建合理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势在必行。科学决策的前提是对现象及内在规律进行深刻把握,因此,这就需要对城镇空间、绿色开放空间这两大互为图底的空间类型的演变特征及方式进行提炼总结。研究 “城”“绿”演变的互动机制及影响演变过程的内在机制,为构建维护地区生态安全、引导城镇有序发展、布局合理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将东莞作为研究区域,原因在于其代表了广泛存在于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以小城镇为主体的中等规模城镇密集地区2。 东莞为代表的城镇密集地区经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普遍从“遍地开花” 的城镇发展初级阶段迈入了“密集发展”的中高级阶段,成为我国城镇化最具活力的地域组织单元之一。同时该类地区目前也普遍进入了城镇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发展、 空间结构、生态资源等方面都亟待整合与优化。因此,研究东莞绿色开放空间的相关问题对探索该类地区“城镇化”与“生态化” 和谐互动的城镇发展路径极具现实意义。

2研究地区背景、数据来源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北与广州隔江为邻,西临狮子洋, 东接惠州,南与深圳相连、毗邻港澳、处于广州至深圳经济走廊。全市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东莞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以丘陵台地、冲积平原为主,丘陵台地占44.5%,冲积平原占43.3%,山地占6.2%。 东莞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区内热量与降水丰富,温差振幅小,季风明显。境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主要分布于山区和丘陵地带。 河流资源丰富,主要河流有东江、石马河、 寒溪水,市境96% 属东江流域。

本文选取了东莞在1977~2012年期间7个时相的遥感影像3,采用RS、GIS技术进行遥感解译,获得多时段的景观格局即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信息,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见图1)。

3东莞城镇空间与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互动关系

基于东莞景观格局演变信息,结合已有关于城镇空间演变方式、景观格局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城镇空间拓展方式、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以及景观演变的空间过程,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总结归纳出4大类、5小类空间关系(见表1)。

3.1“圈层式”—“边缘式蚕食”—“缩小”过程

圈层拓展是城镇最基本的增长方式, 城镇居民点或组团在原有建设用地基础上向外拓展,原绿色开放空间斑块自边缘处被蚕食,伴随着规模的不断缩小(见图2)。从生态功能看,边缘式蚕食是城镇空间拓展对景观格局影响最小的一种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因为圈层式这种渐进的城镇拓展形式, 通常不破坏景观格局的基本结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持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连接性。

此外,东莞城镇斑块在圈层拓展过程中, 其边缘地带表现出工业园区与农村居民点相伴相生,建设用地与林地、耕地等农业用地犬牙交错、散落无序的格局特征,风貌上则表现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独特景象。这类城市型用地与农村型用地交错混杂、非城非村的地区被称之为“半城市化地区”,通常是受外资涌入、大都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方面因素影响,在城市蔓延与农村自身驱动的双向辐射作用下形成。 由于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动态性与不稳定性,半城市化地区也成为东莞城镇空间与绿色开放空间转化最迅速、人工建设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矛盾最激烈的地区(见图3、图4)。

3.2“轴向式”—“廊道式切割”—“分割”过程

在城镇空间轴向式拓展作用下,绿色开放空间以廊道切割的方式发生演变,景观格局表现出分割的空间过程。其具体表现为:

受交通干线两侧潜在经济性的影响,城镇建设斑块沿主要的交通轴线聚集,并在纵深方向延伸拓展;其不再是基于原有城镇形态的连续蔓延,而是以相对独立组团进行串珠状扩展, 形成新的城镇发展带。廊道周边原先连续的绿色开放空间廊道或基质被具有一定宽度的交通发展走廊穿越,并伴随着分割、缩小的空间过程。随着分割过程的增强,景观格局的连接度逐渐减弱,并表现出破碎化趋势(见图5)。

东莞广深铁路、广深高速相继于1987、 1997年全线通车,此后短短几年内在东莞迅速形成了以常平为中心的广深铁路城镇带、 以虎门为中心的广深高速城镇密集带,构成了东莞城镇空间的东、西两翼。

3.3“飞地式”—“核心式穿孔、散布式穿孔”—“穿孔、破碎化、消失”

在城镇空间飞地式拓展的作用下,绿色开放空间以核心式穿孔或散布式穿孔的方式发生演变,景观格局表现出穿孔、破碎化乃至消失的空间过程。其具体表现为:

由于一些大型开发项目在交通区位、用地规模、区域环境、政策福利等方面具有特定的要求,城镇斑块会选择在与原有建设空间具有一定距离的地段进行建设,形成“飞地”;随着各类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的完善,“飞地” 逐渐发展为新的城镇增长极核。这种空间演变模式,是城市跳跃式扩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普遍引起城镇空间形态的改变。原先完整的绿色开放空间基质被城镇斑块以不同形式侵占, 伴随着穿孔、破碎化、消失等多种空间过程。 较之核心式穿孔,散布式穿孔的演变方式使绿色开放空间基质更为分散、破碎(见图6)。

3.4“无序蔓延”—“随机式穿孔”—“穿孔、破碎化、消失”

在城镇空间无序蔓延作用下,绿色开放空间以随机式穿孔的方式发生演变,景观格局表现出穿孔、破碎化乃至消失的空间过程。 不同于飞地式“有意识的”城镇跳跃发展方式,无序蔓延是一种更为随意、粗放的城镇拓展方式。由于这种方式会导致大型生态斑块无规律性的快速消失,因此,从生态功能看,随机式穿孔是城镇空间拓展对景观格局影响最大的一种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模式。

受经济模式、行政体制等多方面影响, 多年来东莞城镇空间拓展的主体并非是市区, 而在各个镇区。尤其在发展早期,各村民小组、 村、镇多头开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围绕各自属地进行开发建设。空间拓展的快速性、竞争性和高强度形成“落地之水,发而不收”的城镇蔓延态势,对绿色开放空间基质的完整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见图7)。

4不同城镇发展阶段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差异性特征

绿色开放空间演变通常在多种方式作用下进行;在不同城镇发展阶段,影响格局的主导演变方式又有所不同。

1977~2012年期间,东莞城镇空间发展可简要划分为“增长核型初级阶段—点轴型中级阶段—网络型高级阶段”三个阶段,其城镇空间形态经历了“一心独大”—“一心两翼”—“多心网络化”的演变过程,逐步由“疏松分散”走向“紧凑集中”。空间形态的演变也反映了其城镇等级空间结构由 “城—镇”单一结构向“主中心—副中心— 重点镇—一般镇”多层次结构的转变(见图8)

4.1 1977~1990年:增长极核初级阶段

在此阶段,东莞城镇空间形态特征表现为“一心独大、大分散、小集中”,即整体城镇建设空间疏松分散,大量村镇建设斑块散落分布,仅在莞城、东城、南城、万江构成的中心城区形成集中连片的城镇组团。中心城区以圈层式向外拓展,广泛分布在各镇街的村镇居民点以及工业园区,以圈层式、 无序蔓延的方式大量侵占绿色开放空间,形成“落地之水,发而不收”的城镇蔓延态势。 因此,该阶段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以边缘式蚕食、随机式穿孔为主导。

4.2 1990~2000年:点轴型中级阶段

在此阶段,东莞城镇空间呈现出“一心两翼”的形态特征,中心城区形成发展极核并连接东西两翼的城镇发展带,东翼是以常平为中心的广深铁路城镇带,西翼是以虎门为中心的广深高速和107国道城镇密集带, 城镇格局体现出明显的交通指向性。

广深铁路、广深高速沿线大量聚集的城镇建设斑块,使沿线的绿色开放空间以廊道式切割的方式缩减,中心城区以及虎门、常平等重点镇周边的绿色开放空间以边缘式蚕食的方式缩减,随机式穿孔的方式在其他镇区周围的绿色开放空间依旧普遍存在。因此, 该阶段绿色开放空间主要的演变方式为廊道式切割、边缘式蚕食、随机式穿孔。

4.3 2000~2012年:网络型高级阶段

自2000年,东莞城镇空间进入“多心网络化”发展阶段,在中心城区、厚街-虎门-长安一线、清溪-塘厦-凤岗一线、常平-谢岗-樟木头一线、石龙-石碣一线形成了空间连绵的城镇发展组团或城镇发展带;连接各重点镇的交通沿线也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发展走廊。

在此阶段,各镇区发展开始注重协调统筹,以往小型工业园区遍地开花、无序蔓延的态势也得到有效缓解。随着城镇拓展的有序化、系统化,以及一些重大项目的飞地式建设,核心式穿孔逐渐取代随机式穿孔成为这一阶段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主导方式。 2001、2006年东莞先后规划建设了松山湖、 东莞生态园两个大型产业园,尝试通过培育 “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中心城区, 进一步推进多中心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 此外,产业园建设中积极保护水绿生态资源、 营造优质景观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先行等策略,对局部地区绿色开放空间斑块的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5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

东莞绿色开放空间基于自然山水格局形成,在城镇自然生长力、市场驱动力与政府调控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发展演变。几个作用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城镇自然生长力是原生动力;因城镇密集地区空间演化的过程实质是区域社会、 经济演化的过程,社会、经济的演化是基于市场驱动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市场驱动力是推进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根本动力;政府调控力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又对两者产生了调控的反作用力;城镇化发展路径基于城镇自然生长力、市场驱动力、政府调控力产生,反映了三者相互作用的综合作用力。

5.1市场驱动力:外商投资驱动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外商投资是东莞地区发展最主要的市场驱动因素,其决定了东莞长久以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即依靠“毗邻港澳的地理资源、港侨众多的人脉资源、可用土地量多的空间资源、农村地区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等四大资源优势,采用“三来一补”4的加工贸易投资方式,发展“两头在外、大出大进” 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业。外商投资驱动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作用机制,通过其工业化(即制造业) 的发展历程体现出来。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东莞一直是“以粮为纲”、农业发达的县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因此,城镇建设用地仅在东莞城区相对集中分布,绿色开放空间基质相对完整。

20世纪70年代后,适逢香港在地价、 人力压力下兴起制造业的转移浪潮,加之1978年大陆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使东莞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自主权,港资开始大量进入东莞,逐步成为东莞至今最主要的外资主体。港资的投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东莞城镇空间、绿色开放空间的格局特征。 香港作为生产者与国际市场的枢纽为东莞提供原材料与销售市场,东莞为香港提供生产基地,两者形成“前店后场式”的协作模式, 由于东莞各村镇与港企的合作主要依靠厂租、地租来获取收益,这种“租赁经济”的实质是卖地生财,其直接导致了粗放的用地开发模式,加上缺乏市域层面对各村镇土地开发的统一管理,因此在空间上就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以及城镇建设遍地开花、无序蔓延,绿色开放空间被大量穿孔的景观格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莞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其城镇建设粗放式发展的情况得到缓解;1995年东莞进入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目标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交通区位作为港资在莞投资选址的首要因素,决定了东莞与香港联系最便捷的地区具有优先发展权。东莞的工业企业沿主要对外交通干线分布,在重要交通节点城镇集聚,在靠近深圳、香港方向的地区出现显著的集聚。因此,该阶段东莞城镇空间格局表现出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和香港指向性,绿色开放空间出现大量廊道式切割的现象。

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外商在莞投资进入跨越性成长阶段。一方面,投资方式不断升级,“三资”企业5异军突起并逐步取代“三来一补”企业成为东莞最主要的企业发展形式;另一方面,制造业集聚规模的不断增加使东莞逐渐形成产业集群,基于地方企业集群的配套优势逐步取代初期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因素成为21世纪东莞吸引外资最主要的优势。此外,东莞的主导产业类型也从服装、家具、五金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走向以电子通信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因此,东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极大地推进了其城镇空间格局从疏松分散走向紧凑集中,绿色开放空间不断缩减的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且局部地区出现了生态格局优化的现象。

5.2政府调控力:放权简政、经济外向、集约高效、统筹优化

政府调控力包括行政区划调整、政策调控、规划调控等多项政府行为。其中,行政区划调整、政策调控是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间接动力,其往往通过对城市及区域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于景观格局;规划调控是人们主动影响空间生长的一种理性决策过程,是一种“空间被构组织的过程”, 对绿色开放空间的演变具有重要的调控与引导作用。

1977~2012年间对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政府调控政策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5.2.1增强行政管理的自主性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广东省及东莞都相继推出了“放权让利”的政策。 地方政府层面,东莞在1950~1988年间进行了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继县改市后又荣升为地级市,实行“市带镇”,突破了传统“市管县”的行政管理架构。行政级别的跨越使东莞获得更多的发展自主权。中央层面,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相继设立,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法规、对外项目审批、提高外商投资优惠条件等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具有简政放权特征的调控政策,形成了东莞长久以来“强镇弱市”的行政体系特征,将外资审查、用地审批等权利下放到镇区,使得镇、村(小组) 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自主权,形成“自下而上” 的多头发展机制。这种机制在初期充分调动了各级单位发展的积极性 , 使东莞的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但同时由于大量的集体土地掌握在镇、村甚至村民小组的手中, 加之土地监管不严等一系列问题使得集体土地的开发方式较为粗放随意,是导致初期东莞城镇建设无序发展的重要因素。

5.2.2提高经济发展的开放性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央开始对农村与农业经济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1979、1980、1984年陆续实行的土地承包制、 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和“贸、工、农”生产方针,使东莞及所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向高效和加工出口方向发展。80年代初,东莞提出了“农业商品化”的目标,号召广大农民开山种果,发展商品农业。这一战略将大批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资本基础。1987年,根据本地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中共东莞县委确立了“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战略,推动了东莞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工业的发展,在1985年取得了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发展成果。

5.2.3提升产业与用地的集约性

由于初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开始凸现,自1995年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与用地建设的集约性,成为东莞政府调控的主要发力点。

1994年,在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基础上,东莞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战略目标, 推进了东莞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从“数量型”经济逐步向“质量型”经济转变的发展进程。20世纪90年代东莞提出“工业进园”的发展思路,各镇区纷纷选择良好的地段开始建设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在改善过去各自为战、分散无序的工业分布格局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大量的村镇小型工业园,从规划水平、建设规模、 设施配套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土地低效利用现象依旧存在。对此,2004年东莞市政府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工业区的紧急通知》,要求对现有的93个工业园区有选择地进行分类清理整顿,园区用地报批工作也被暂停。2009年,广东省政府在国务院《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政策指引下,推进“三旧”(旧城镇、旧厂房、 旧村庄)改造工作,在盘活存量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5.2.4统筹区域发展建设,优化绿色空间体系

区域层面,自1994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开创了我国城镇群规划的先河,在2004~2012年期间广东省陆续编制了一系列以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区域性综合规划。这些规划在推动珠三角城镇群整合发展资源、优化空间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区域绿色开放空间体系。2003年出台的《广东省区域绿地规划指引》、《广东省环城绿带规划指引》为东莞等广东省下辖各市构建绿色开放空间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具体指导。

市域层面,2005年东莞市政府提出“442” 的土地利用政策,要求下属镇区将建设用地、 不准建设用地、控制发展用地的比例控制为4︰4︰2,这一政策极大地加强了东莞对以绿色开放空间为主体的非建设用地的管控与保护。此后《东莞城镇体系规划》、《东莞市域生态控制线规划》、《东莞市绿道网总体规划》的相继出台,以及松山湖科技产园区、东莞生态园的建设发展,都标志着政府调控力愈加显著地积极引导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格局的演变。

5.3城镇化发展路径:自下而上的就地城镇化

东莞城镇化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即各村民小组、村、镇、市多头开发、 共同推进农村工业化,使广大乡村地区的大量聚落和人口没有通过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和重组,就地实现了城镇或准城镇类型的转化。

东莞自下而上的就地城镇化是在多方面因素下形成的。在工业发展方面,改革开放初期, 在外资驱动下,大量兴起的以村镇为主导的“三来一补”企业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外来人口,直接带动了人口的集聚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 推进农民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实现城镇化; 促进乡镇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及综合功能的增强。在户籍制度方面,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使东莞广大乡村集聚了大量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的方式实现非农就业转变。在土地制度方面,“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公有制度增加了农民迁移进城的机会成本。因此,在东莞的城镇化过程中, 城区并没有过多的农村人口转移,而各村镇则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本、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村镇的就地城镇化逐步形成。 这种城镇化路径使东莞在初期形成分散化的土地开发格局,且发育了大量“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半城市化地区,形成具有东莞特色的景观格局特征。

6结语

按照城市发展规律,以外延式为主导的城镇空间扩展在城镇密集地区一定发展阶段内不可避免。掌握城镇空间与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规律,了解不同城镇空间扩展方式对绿色开放空间不同程度的作用与影响, 有助于使新区开发、重大项目、交通廊道的规划决策尽可能降低人工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譬如,应严格限制乡镇居民点的无序蔓延、乡镇土地的粗放使用,避免绿色开发空间以随机式穿孔这类生态效益最差的方式发生演变;新的郊区开发项目应集中在现有郊区化范围内,避免完整的森林、农田基质发生大面积穿孔、破碎化;避免紧邻山体、 水源地新建城镇组团,避免其圈层式拓展使这些重要生态斑块发生边缘式蚕食;新建公路选线尽量避让开山体、林地等大型生态斑块,使绿色开放空间发生廊道式切割的变化过程;重大项目选址尽量避免穿越植被廊道, 如不可避免,则在廊道中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踏脚石(小斑块)以保证廊道的连接度, 保证物种迁移路径的完整性。

此外,通过前文演变机制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东莞城镇密集地区绿色开放空间是受外向型经济、自下而上发展模式、就地城镇化发展路径、政府综合调控等多方面要素共同作用下发生演变的。使得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保护与构建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一方面,目前东莞重点镇内建设用地连接成片、 城乡界限模糊的情况已经存在,城镇连绵发展趋势初步显现,为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保护与优化增加了阻力;另一方面,现行城乡土地制度下城市国有土地和乡村集体土地的不对称收益,驱动不少村镇集体组织采用各种违规手段私自改变土地用地,提高自身收益,导致绿色开放空间被大量侵蚀。此外, 东莞长期以来“自下而上”的多头发展机制, 形成了“强镇弱市”的发展格局。各镇根据自身现阶段发展的需要,决定其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发展时序,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增加了东莞市对下辖各镇绿色开放空间资源实行统筹管护的难度。

因此,在城镇密集地区构建合理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除了积极开展生态建设项目、制定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外,更有赖于通过推进城镇空间有序发展、产业模式调整升级、发展机制优化改革,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需求矛盾,使发展“内因”与保护“外因” 共同作用,从“内因”角度减少城镇发展对绿色开放空间结构的冲击与突破,最终建立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机制。

摘要：作为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城镇密集地区普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建立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机制就成为城镇密集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掌握绿色开放空间的演变方式及内在机制,是构建合理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根本前提。本文以东莞城镇密集地区为例,借助GIS、RS技术,通过近四十年的遥感影像分析,研究东莞城镇空间与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互动关系,针对不同城镇发展阶段对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差异性特征进行详细解读,并深入探究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最后简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在规划决策中的应用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