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读书笔记

历史著作读书笔记（精选8篇）

篇1：历史著作读书笔记

《教育的奇迹》是一部平易近人的著作，他通过一些当代的人物曾经是父母、老师眼中的“差等生”、“笨小孩”、“问题孩子”、”残疾孩子”等，但是，他们后来却成功了：牛顿――被人瞧不起的“差等生”、爱迪生――不受老师欢迎的“糊涂虫”、达尔文――爱“说谎”的“讨厌鬼”、爱因斯坦――连续考试不及格的“愚笨儿”，这些不好的“头衔”根本没有影响他们成才。这是为什么？显然，是教育在起作用。

教育家周弘说：“没有种不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民。”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笨小孩”“问题孩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一切都笨，一切都差，一切都有问题，他们身上也有“闪光点”。牛顿曾经是被人瞧不起的“差等生”，在牛顿的亲人中，除了年迈的祖母和改嫁的母亲外，还有一个亲舅舅。他叫威廉・艾萨库，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位牧师。威廉从牛顿安静、多思的性格中，下意识地感觉到牛顿身上有别的孩子没有的东西。对学习毫无兴趣的牛顿，在期末考试中总是处在差等生的行列之中。班上的同学就给牛顿起了个绰号，叫他“笨蛋牛顿”。威廉舅舅对此很不满意。为了培养牛顿的学习兴趣，威廉经常给牛顿买学习用品、课外读物等。一有空闲，威廉就到农场给牛顿讲外面的世界。在舅舅的开导下，牛顿对读书有了一些兴趣。舅舅又给牛顿买来科学方面的书籍，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引导。这些书都是关于数学、生物和科学简史等方面的。他想，读这些书也许能够培养牛顿对科学知识的兴趣。牛顿的成功是对威廉舅舅最好的回报。

如果每一位父母和老师都能像牛顿的舅舅那样，耐下心来，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孩子和学生，总会惊喜地发现，孩子身上具有许多优点，也许他调皮好动管不住自己，但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热爱劳动，喜欢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许他可能学习成绩并不好，但是，他非常喜欢唱歌、画画，画的作品非常有新意。每个孩子都有着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他们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特有的天赋，因此，多加观察孩子，从中发现孩子的智能结构特点，进行适当、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训练，使每个孩子的天赋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在孩子上身上其实有着异乎寻常的潜能，关键是父母和老师们如何去挖掘。如果我们每一位老师和父母能够带着赏识的眼光去看待孩子，总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一个天才孩子。

“教育”不仅仅是教师的职责，更多是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还是舅舅、姑妈、后妈等人的责任！总之，无论是来自哪一个人的有效教育，它都能不同程度上创造真正的奇迹。而这一个个奇迹的背后，无时无刻不在显示人性的爱！是爱，各种各样的真爱，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篇2：历史著作读书笔记

朱熹：理学集大成者。

孔子所创的儒家学派由孟子和董仲舒继承发展后，在封建社会由前期转向后期时又产生了第3次变迁，朱熹便处于这个关口上。

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朱熹把“理”当作最高和基本的概念，用它来解释世界的本质及自然和社会各种现象的存在原因。他所说的理虽然是从客观事物中抽出来的，却并不是事物本身的规律，而是离开事物能独立存在的观念，“由此理，便有此天地”，理是先于天地产生的，是万物的根源。他的“理一同殊”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即统一，又有差别，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其归根结蒂是为封建的等级制度辩护的。

在认识论方面，朱熹主张“格物致知”的方法，认识的第一阶段是“即物穷理”，就是积累，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变吧；第二个阶段就是大彻大悟，得到全知全能的知识，达到质变。格物致知的目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封建社会中钳制人民思想、消除人民斗争意识的工具。

篇3：历史著作读书笔记

关键词：《两汉州制新考》,两汉州制研究现状

辛德勇先生的《两汉州制新考》行文缜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十余万言，可谓体大思精。全篇除引文和结语外，共分为九个部分，并以小标题的形式概括出每一部分所要论述和解决的问题。

一、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

作者介绍了两汉州制研究的现状，并着重阐释了顾颉刚先生及其高足谭其骧的研究成果——自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对上述结论存疑，认为“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尤其是关于西汉时期州制起源的问题。

二、西汉十三刺史部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述武帝设置十三刺史部的史料当为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然其记载却前后矛盾，以致形成两种说法。其后，宋人吕祖谦又在秉持班固第二说的原则下，依据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关于东汉州制的记载，补充《汉书·地理志》中缺载上属之州各郡国所应隶属的“州”，借以恢复西汉十三刺史部的原貌。徐天麟、王应麟、马端临、顾祖禹等学者也赞同吕祖谦说。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班固第一说与吕祖谦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顾颉刚先生也就此提出三点质疑，并列举了历代学者对这一矛盾记载的解释。然，诸家论说纷纭，大相径庭。于是，顾颉刚先生著《两汉州制考》一文，试图解释这一难题。他将《汉书·地理志》所记诸州州域，统统视作东汉时期的制度;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这部分内容才会与其序论部分所记西汉状况相抵牾。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认为顾颉刚并没有能够合理地阐释《汉书·地理志》的矛盾记载，并对其在此基础上所获的研究结论普遍存疑。

三、“州”的出现和演变

辛德勇先生认为州与刺史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制度。汉武帝所设十三刺史部中虽有十一个部采用了“州”的叫法，但其正式名称却应是“部”，而非“州”。

在东汉卫宏的《汉官旧仪》一书中，最早出现了西汉具有“州”这种区域划分的记载——“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其后，唐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又有“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的记述。由此，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其一，因设有九名出刺诸州的丞相史，所以其各自分担的“州”很可能是《禹贡》的九州。其二，汉代存在“州”这一区划应在文帝十三年以前。此外，在元鼎年间的诏书中又相继发现有九州的称谓，由此可以确认，至迟从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间，汉朝应是将《禹贡》的九州区划付诸朝廷的实际政治管理。

然《禹贡》只记九州，而武帝在设置十三刺史部时却使用了十一个州的州名来作为刺史部的名称，这说明九州在后来发生了变化。

《史记·天官书》和《星经》两部史料共同载有十一州之名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提及“江湖”“三河”等名。经考证，除雍州州名仍与《禹贡》相同而未改作凉州外，其余十个州的名称与武帝十三刺史部中的“州”名完全相同。而“江湖”乃指吴国故地，隶属于扬州。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天官书》和《星经》都视“三河”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俨若一州之地。假使再加上与之并列的十一个州，即与司马迁所记十二州制相合。假若姑且以“中州”作为三河所在这一区域的州名，则西汉继《禹贡》九州之后所划分的十二州便应为：兖州、豫州、幽州、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中州、荆州。

四、“刺史”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

在这一部分，辛德勇先生首先认证了刺史一职在设立之初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简言之，刺史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地方郡级二千石官员是否有违法乱纪和处置失当的行为，以及豪强地主是否欺凌百姓、违法占有田宅等六条。而刺史部也随之被视为行政监察区。按照《通典》的记载，汉初丞相史出刺的各州，在当时即属于监察区的性质。这与后来武帝设置的十三刺史部已无本质差别，只是丞相史一职不常设罢了。

此外，由于州制出现于文帝十三年朝廷派员出刺诸州之前，因此在这之前，“州”被看作是监察区以外，很可能是一种视察区。文帝十二年在“除关无用传”之后，刘恒曾派遣谒者代替自己视察地方，劳赐三老。这些视察行为都是在丞相史出刺诸州“不常置”的情况下，帝王另行派遣其他官员来进行的。可见，西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和天子派员视察地方的制度是平行的，切不可混为一谈。文帝十三年，派遣丞相史分州出刺诸郡后，这种九州视察区实际上便已经与监察区合二为一了。

五、“九州”到“十二州”的过程

九州改为十二州应当发生在自武帝元封二年秋汉廷设置益州郡时起至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时止的三年之间。

由于秦汉两朝皆依赖关中地区吞并天下并在此建都，加之受到五服制度以长安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影响。因而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极为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其核心内容便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而关中和关东的分界线则在黄河南流河道——崤山——豫西、鄂西、湘西及其南延山地一线。

武帝元鼎三年曾对汉朝的地域政策和大关中布防方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而这其中最突出的举措便是“广关”，即将大关中区域的北部疆界向东推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向东南推进至滇桂、黔桂间的山地一带。以此来扩大关中地区的范围，增强朝廷依托关中控御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汉廷除向东大幅度扩展之外，迄至元鼎年间，还分别向西北、西面、西南三个方向延伸。此外，汉朝在关中以外的疆域也有颇多斩获——取得了南越、东越以及朝鲜等地。为了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图：

此外，辛德勇先生还结合考古材料着重论证并分析了“惟汉三年，大并天下”瓦当的具体因缘。他根据时人“不冠年号、只称年数”的纪年特点，打破固有思维中对汉代通行纪年形式的传统认识，并通过排查、甄别相关史实，考证出此瓦当应制作于元封三年，用以纪念和赞颂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而其中“惟汉三年”的“汉”字则应是为了表明此三年乃是当朝汉家天子的纪年，以便与并世诸侯王所用的王年所相区别。

由此可以得知：大关中区域范围的迅猛增长以及“大并天下”后整个西汉疆域的大幅度拓展，使得西汉王朝的地缘政治格局，较诸其开国之初，产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正是汉武帝改行十二州的地理背景。

六、十二州与十三刺史部是既有区别又相互交错重叠的两套区划

辛德勇先生从汉代州制演变的角度，在确认汉初九州于武帝元封三年改为十二州的前提下，认为司隶校尉属区在征和四年之前已经被划作一个刺史部了。而在它之前同一地理范围内所设立的中州，其辖境应包括三河地区、三辅地区以及与之毗邻的弘农郡。

然而，司隶校尉所司掌的职事却不同于刺史部的“六条问事”职能。因而，它也并非是一个与刺史部相当的监察官，故司隶校尉辖区也不可能是监察区，而应被视作是一个专门用于维护京畿地区社会秩序的特别治安区，辖境范围同于中州。

元封五年，汉武帝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有十一个刺史部沿用了十二州中的州名，其间大多数刺史部也基本承袭了原来诸州的地域范围。而未设刺史部的中州则作为独立的视察区存在，由中央直接督责，不再另行派员监察，从而打破了汉文帝十三年以来合为一事的视察区与监察区模式。

此外，汉武帝还在一些特殊地区，突破原有州境的限制，划出了专门的监察区域——朔方、交趾两个刺史部，用以加强对新拓疆土的控制。

十二州与十三刺史部是既有区别又相互交错重叠的两套区划。而汉廷于征和四年在中州设置的由司隶校尉辖属的治安区则是与十三刺史部的监察区相互并行的，在空间上完全没有交错。这样，司隶校尉就成为与刺史部并列的另一高等级政治区域，使得这一层级的大区增加到十四个。

七、“广关”以及增设新州

为了将《禹贡》所规划的九州制与五服制较为合理地融合到同一体系之内，以满足理想的政治地理设计与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的需要，汉武帝在“大并天下”使汉朝疆域空前扩展之后，遂通过“广关”以及增设新州的形式，实现了帝都位居天下之中的构想。具体做法是推行十二州制，并将三河地区划入京师所在的中州，以使帝都及京畿地区在形式上大体接近全国疆域的几何中心，从而基本吻合五服制度的设计和更好地控制东部地区。

在西汉后期改十二州为十三州之前，岭南的交趾刺史部辖地应从属于扬州，而朔方刺史部辖区在州制划分上则隶属于并州。但至迟从平帝元始年间开始，交趾刺史部辖区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的一州，即“交州”。而西汉王朝也随之开始推行十三州制。

此外，辛德勇先生在明确区分了州制与刺史部制度的前提下利用顾、谭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对汉代诸州及刺史部辖属的地域做了具体的复原，并对代郡、北地郡隶属于并州和鲁国隶属于徐州做了特别的说明。

八、“十二州”的州名

西汉平帝元始五年，按照王莽的建议，汉廷对州制再次进行调整，改十三州为十二州。顾颉刚及其高足谭其骧先生利用杨雄的《十二州箴》来解析汉末的州制，考订出十二州的州名，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雍州、幽州、并州、交州。

九、“九州”制昙花一现

王莽新朝所行州制由于文献记载疏略过甚，加之新莽时期屡屡更改地名，因而目前还很难得出比较切实的结论。

辛德勇先生依据新莽天凤三年五月所颁布的“保灾令”和阎步克等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始建国四年，王莽合冀州、兖州、荆州、豫州四州为一州，并将其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同时又以青州、徐州、扬州、交州、益州、雍州、并州、平州八州环卫京师，实行与《禹贡》所记州数相符的九州之制。

这样规划的州制虽在形式上实现了州制与畿服制的完美组合，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能够施行多长时间。不久即出现了用州域内古国名所命名的部名，取代州名的现象。至于州部之间的关系则因史阙有间很难推断，但可知新朝很快便又恢复了汉末由王莽操持改定的十二州制。

十、曹操恢复“九州”

辛德勇先生在仔细甄别、考证相关史料后认为东汉王朝大部分时间内应是设有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十一州，加上司隶校尉所领一州，共十二州。另外，汉廷还在岭南地区设置了与诸州性质不同的交趾刺史部。至于《续汉书·郡国志》中将岭南交趾地区列为交州，则是由于受到汉末改设交州的影响，而误将交趾刺史部与交州相混淆的结果。面对顾颉刚先生就交州设置时间所提的八点质疑，辛德勇先生给予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其后，辛德勇先生以探究东汉朝廷在岭南地区只设交趾刺史部而不设州的原因为契机，梳理了两汉时期州制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脉络。

至迟在西汉宣帝时期，刺史就已经开始插手监察区内的地方行政事务，即逐渐地方官化。成帝绥和元年，更是“罢部刺史，更置州牧”，使“州”成为了地方最高的行政区域。

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刘秀虽然恢复了武帝时期的刺史制度，但其地方官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尤其是设立为州的刺史部，其职权已经全面介入属县的行政、人事、司法等各项政事。而刺史实际在很多方面也已经行使了地方政务长官的权力。正是基于此，汉廷为防止交趾刺史据地自重，脱离中原王朝统治才迟迟不肯设立交州，借以限制和削弱其权力。

随着刺史职能向各项行政治理权的广泛扩张，西汉初设州制时其所独有的视察区职能，并逐渐融入到刺史部之中，至东汉时期，已经不再成为区分州制与刺史部制度的内在因素。

中平五年，汉廷再次改设州牧。这使得其作为地方官的性质又一次得到了朝廷的正式认可。兴平元年六月，汉献帝分凉州河西四郡置雍州。建安八年，交趾刺史部改设交州后，东汉正式设州增至十四个。至此，州制也已经覆盖全国疆土。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宣布“复《禹贡》九州”，但仍沿用益州的名称，即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益州、雍州。

参考文献

[1]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 2009年, p94.

[2] (东汉) 卫宏.汉官旧仪 (卷上) (排印《汉官六种》本) .中华书局, 1990年:p36.

篇4：一部有个性的历史著作

《史纲》不是教科书。不过翻开它的目录一看，却又很象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也是按照国别讲上古各国的历史，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但实际上它并未依“大事不漏”的原则排比一应史实，而是有详有略。详的部分主要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期的问题，而奴隶社会后期的问题则大都略去了。由于本书草创时期是按照教科书的要求从事的，所以现在这种格局仍然鲜明可辨。我认为这是本书结构上的弱点之一，即未能尽脱教科书的案臼，使主题展开不够充分。

《史纲》是一部上古史专著。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世界古代史的体系，而这个体系问题是很多人都关心、都想参加讨论的。《史纲》的体系，概括说来，可以叫做一元论的世界古代史观。用当今史学界的行话说，就是古代史的单线论。大家知道，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国际上有第二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这个讨论被介绍到我国后，现正方兴未艾。在这场讨论中，国内外都有不少人主张古代史的多线论。即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统一。有的从原始社会经奴隶、封建而入资本主义，有的只经过封建社会，有的既未经过奴隶社会也未经过封建社会，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即亚细亚社会等等。多线论者相互之间并不统一，他们的社会发展图式各各不同。但他们大都主张古代的东方各国(印度、中国是典型)社会是一种独特形态，与希腊、罗马社会或封建西欧不同，有其固有特点，这些特点大致是专制主义统治、农村公社长期保留、没有土地私有制等，而这些特点往往又决定了这些社会的发展能力、发展道路、发展趋向和发展前途。因此，它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人参加讨论和表示关注。

《史纲》所建立的体系和上述多线论相对立。它用具体材料来论述上古各国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致。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都是奴隶社会，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还应注意，《史纲》这种主张和苏联史学界的主张也不尽相同。苏联史学界虽然也认为古代东方各国是奴隶社会，但却说它们的奴隶制和古典奴隶制不一样。有的说这种奴隶制是一种早期的家长制奴隶制(它几乎无力进到发达的古典奴隶制)，有的说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奴隶制。他们和多线论者一样，也强调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而所规定的那些特殊性又往往和多线论者相吻合。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二者都简称为东方特殊论者(这个特殊可说有两重意义，一重是指东方对比西方而言，是一种常规的例外；另一重则也还有人认为西方是例外，东方是常规，特殊就只是指区别于西方而言了)。而《史纲》并不主张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论或两种类型论，它强调上古各国历史发展多方面的一致性，可以说是最彻底的单线论者。

《史纲》作者所论证的上古各国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主要有下列三点：

一、多线论者一般都认为东方国家从一开始建立就是专制主义的，不象希腊、罗马那样具有民主或共和的形式。这种专制的原因，有的归于东方施行大规模的人工灌溉，有的归于公社的特殊性质，都倾向于说专制统治是东方社会娘胎里带来的东西。《史纲》认为，从国家形态上说，刚产生的奴隶制国家，无论东方或是西方，都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城市国家)，其政体都不是专制主义的，而是奴隶主的民主共和或贵族共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体都脱胎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因此带有原始民主的残余，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仍然以各种形式残存，还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作用。

《史纲》用具体史实来说明，人类文明开始最早的两河流域，在苏美尔时期(约为公元前二七○○——二三七一年)即存在着众多的城邦，当时并没有国王，城邦的政权结构是执政、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三者并存。流传下来的史诗说，乌鲁克城邦的首领吉尔伽美什先召开贵族会议，讨论是否抵抗邻邦的要求，贵族会议赞成屈服。吉尔伽美什又召集人民大会讨论，大会反对投降，主张拿起武器作战。后来吉尔伽美什执行大会的意见，率领人民抗击邻邦的围攻。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古代西亚国家的民主政治。古埃及一向被认为是专制政体的典型国家。但史实表明，它开始形成的也是分散的城邦(州)，各州之间既有联盟也有争霸战争，宛似希腊各城邦的关系。到了早王朝时期(公元前三一○○——二六八六年)，埃及并未形成统一国家，依然各州分立，所说王朝是指一个州的王朝或几个州的联盟王朝。而王权也并无专制权力，施行的是一种贵族政治。至于古代印度，列国时代(公元前六——四世纪)也是城邦并立争霸时期，当时的十六小邦有的为君主国，有的为共和国，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都还保留，人民大会往往还具有最高权力。

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激化，各地纷立的城邦才转化为巨大的奴隶制帝国，其君主也具有了专制权力。于是形成了巴比伦帝国、埃及帝国、印度孔雀帝国、亚力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等。它们出现的时间有早有迟，但由城邦向帝国转变的规律却是一致的。如果谈到专制，那么“历史上最完整的奴隶制帝国专制主义统治的典型在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专制主义统治是由罗马共和国转化来的，不是由东方来的。”

二、多线论者或东方特殊论者一般主张，希腊罗马较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而东方则公社长期存在，没有土地私有制，只有土地的公社所有制或国有制。

《史纲》指出，随着各个国家形成的过程，在土地财产方面，都有一个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时期。土地公有制原是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公社所有制。在原始公社解体，国家产生以后，这种公社所有制还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并逐渐产生第二种所有制——古代(古典)所有制。这时土地分为二部分，一部分是城市公社所有(苏美尔的神庙经济、雅典的罗立温银矿、罗马的公有地)；一部分是公民家族私有，而这种私有实际上是国家公民共同私有，即你占有土地的前提是你必须是本城邦的公民。这种所有制是城邦时期典型的所有制形态，再进一步发展，才会出现真正的土地私有制。希腊的土地买卖要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才开始流行，那时才算确立真正的土地私有制，而罗马的土地私有直到公元前一一一年才得到法律认可，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土地私有的。古代东方各国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也相类似。苏美尔城邦土地分神庙土地(国有财产)和公民私有土地两种，前者不可买卖，后者到一定阶段才可买卖。阿卡德时期的玛尼什吐苏碑铭记载了国王向公民家族买地的事，既说明了公民的土地转化为私有，也说明国王并非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埃及在三、四王朝之交也出现了土地买卖，大臣梅腾向小土地所有者尼苏提乌买地的记录，可证埃及也非一直土地国有。印度列国时代各城邦土地也分为国有及家庭所有二部分，到列国时代末期，各家份地已可买卖，当时文献中有许多有关记录。

三、多线论者认为古代东方各国不是奴隶社会，主要根据是说当时奴隶很少，在生产上不起什么作用，或者说某种被认为是奴隶的直接生产者与古典奴隶身份地位有别，根本不是奴隶。《史纲》认为，各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也都有其一致性，都表现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对立。在城邦时代，无论古代东方或是希腊罗马，奴隶都是很少的，这时的小农是主要生产者，小农经济是城邦的经济基础。以后随着小农的破产，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奴隶制经济也在发展。但是，奴隶制的发展并不一定表现为奴隶数量的大量增加。看一个社会是否奴隶社会，不仅要看其奴隶的数量，而更重要的是看奴隶制发展对社会阶级关系所起的作用，如它会导致自由民地位的下降等。

以上所述《史纲》的一些论点，都是根据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得出的，人们可以不赞成它们，但也会认为它们“言之有据”。当然，如前面已指出的，由于教科书体例的影响，这些论点在各章中有时贯彻的不够，对所有制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的叙述往往未充分展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来考察，《史纲》所树立的体系还有不少漏洞，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一些国家生产上使用的奴隶数目很少，如何论证它们也是奴隶社会呢？《史纲》提出了要看奴隶制发展对阶级关系的影响，但对之并未展开论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证明一个社会中奴隶制占主导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要说明奴隶制占主导，不仅要看奴隶制发展对阶级关系的影响，要看奴隶与自由民、平民与贵族各阶级间的相互消长与相互关系，更要看奴隶制经济成份对其他经济成份的制约。这就要求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奴隶社会的经济作细致研究分析，并总结出一些规律。

还有，为了反驳多线论，《史纲》强调的是上古时各国家同的一面，而对异的一面则未详论。但实际上各国的历史发展均有其特殊性。我不主张对立东方与西方的特殊性，但也必须指出，希腊与罗马有所不同，罗马与埃及不同，埃及与印度也不同。我们讲的同，讲的共同发展规律，正是从各个具体的特殊性上抽象出来的。同是奴隶制的发展，埃及与罗马的确有很大差别，埃及的奴隶制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展得象罗马那样充分。而罗马在奴隶制发展的早期，废除债务奴役制起码在法律上是取消了对本族人的奴役的；埃及废除债务奴役制已当第二十四王朝(公元前八世纪)，奴隶制早已发展，也许已经走下坡路了。而且这个法令大约也并未施行。这种同和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应该得到全面阐述，才能使理论体系臻于完美。

最后，若要把单线论的观点贯彻到底，那就不能只研究上古各国，还必须研究中古各国，即封建社会形态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不能要求于《史纲》，但希望治封建社会史的同志能够写出《史纲》的续篇。

《史纲》第八章论述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这是必要的。因为在和多线论者论战时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史纲》在解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时有其新见。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泛指一切文明民族在其历史初期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它属于阶级、国家、文明出现以前的时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始社会。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指出当时的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即“公有制是原始形式”，这在当时把私有制当作天经地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所以用“亚细亚”称呼这个生产方式，丝毫不含有地域的意思，而可能是因为要反对泛斯拉夫主义者宣称公社为俄国所独有的骗人鬼话。既然亚细亚生产方式指阶级、国家出现以前，在那里就绝不会有专制君主、普遍奴隶制等等。只是因为马克思的时代，关于公社的材料来自各个不同社会，有的公社就在国家、专制君主统治下，如俄国、印度的公社、荷兰殖民统治下的爪哇的公社等。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说过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之类的话。后来的人不加区别，于是才引起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讨论。《史纲》总结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提出的，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不是马克思的，是对马克思原意误解所造成的。恢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来面目，亚细亚生产方式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这一观点自一九八○年在《历史研究》第二期发表以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总的说是反驳者多、赞成者少。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史纲》既反对从马克思所处时代背景探讨他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内容，又反对把马克思这一观点的发展当作一个变化过程来加以研究，因而一些解释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史纲》所说的，研究东方各国古代史，不必要先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框框约束我们自己，而应该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探讨，我却是赞成的。

《史纲》在原始社会史方面也用了重笔，阐述了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原始社会史分期两大问题，因为更其专门，不作介绍了。但我觉得还应说几句的是，《史纲》的写成，反映了一种实干苦干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提倡。大家知道，我国世界史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解放以前，大学里大约只有西洋史的粗浅教学，根本谈不上研究。上古史、中古史这种学科，是在解放以后方才开始建立的。在极左思潮的摧残下，它时常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但就是有一些志士仁人(特别如《史纲》的实际主编林志纯先生)，在资料残缺，条件困难，“文革”破坏等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仍然惨淡经营、锲而不舍，千方百计为建设上古史学科奋斗，方才能写成《史纲》一书。它当然还不能说已有很高水平，比起国际史坛上的许多相类巨著来还逊一筹，但它是我国解放三十年来第一部较全面的上古史研究著作，有自己的独立体系，根据大量材料写成。这个成就，值得重视，而推动取得这个成就的精神，值得发扬。我希望世界史领域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同行都多一点这种实干苦干精神，多写一些有独立见解的著作或论文。

最后，话当然还要回到历史教科书上来。我感到这些教科书所以写得千人一面，并不是因为写家没有学识和才华，而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有一套固定程式，而且往往集体撰稿，各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只好妥协，于是一应棱角全被磨光，只留得“稳妥”二字。我很怀疑教科书为什么非要如此不可。也许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把教科书编得更好一些，则千万同学幸甚，教师亦幸甚。

篇5：教育著作读书笔记

书的名字很通俗——《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而这个浅显的题目包含了三个关键词：整个，心灵，献给。由这三个关键词我们又可以联想到它们对应的三个方面：“整个”，不是一部分，说明没有保留，完完全全地交出去；何谓“心灵”？这里我把它理解为爱心和灵魂。要我们教师交出去的是一个人最本质的东西，这很宝贵；“献给”，意味着我们的恭敬和诚意。我用拆解词义的方法来解读这本著作的题目，而这也恰恰是书中所包含的三个最主要的层面，也可以说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用他本真的语言向我们传达了社会对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三个要求。以下逐一展开。

一、让无私融入生命。

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很少有人会把教育当成是一项机械的程式化的工作来做。孩子的个体有差别，教师也会机动地处理教学和行为事务。教不难，难的是育。我们能不能把孩子当成花圃里的幼苗来培育，怎么培育。浇多少水才合适，日照时间要多长，旁枝如何修剪，这些都需要不断地思索，充分地花时间。这就要求老师的无私品质，一次两次我们都可以做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是真正发自内心，源于生命的。而这种无私，来自于我们对于一群小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孩子调皮健忘的天性常常会让很有耐心的老师都颇感力不从心，有时候真想撒手放任，在无奈之后重新捡起耐心，又会发现对孩子的感情与当初相距甚远。所以只有把无私融入生命，把学生习惯成孩子来呵护，才能使教育本质的光芒绽放。这一点都不容易，需要长期的自身修炼。

二、给他们最宝贵的。

作为小学老师，我们很少会和孩子们坐下来聊聊天。总觉得他们和自己的想法差别太大，有了时间的代沟。“你哪怕把心都掏出来给他们，他们照样视而不见。”有的老师比较直白地表示。“没心没肺”，也许是很多老师对孩子们一致的看法。我初踏入杏坛，没有丝毫的教育教学经验，凭借着一腔忠心和热血在慢慢摸索。遇到棘手的问题，我也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

而每每这时，我都会想起我的小学老师，他们十几年前的教诲是我最直观最亲切的引导。其中尤为深刻的是我一两年级的数学老师，她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两年间，我记得每堂数学课完成教学任务以后，她都会空出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和我们对话。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一两则励志的小故事，问问我们的看法；有时候会让我们说说身边发生的事，自己遇到这样的事该怎么办；有时候会告诉我们一些事例，让我们注意安全。有时候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她是怎么做到跟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做如此深刻的对话的？这么小的孩子懂什么？他们的想法有那么重要吗？

而事实上，那两年的课前对话，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甚至能想起她看着我们交流时，面带笑意，微微颔首的神情。能有这样的回忆，这很奇妙。而当我深入到苏霍姆林斯基的书中时，我才豁然明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那位有着大智慧的数学老师。苏霍姆林斯基在书中说：“要成为孩子的真正教育者，就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们！”我的那位数学老师无疑是做到了，她给了我们爱心，所以当我们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稚嫩观点的时候她丝毫没有觉得嘈杂；她给了我们灵魂，这才让她坚持每节课都给我们做宝贵的人生启蒙。

她把我们当作成人来对话，才让我们通往成人的道路充满阳光；她深信当年的我们有着深刻的记忆，才让如今的我们记忆深刻。

三、期待真诚的浇灌

在书中，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不仅要成为一个教导者，而且要成为学生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克服困难，一起感受欢乐和忧愁，要忘记自己是个教师。”教师的角色似乎总是高高在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我们往往不愿意去融入孩子们的生活，觉得幼稚。而苏霍姆林斯基的想法却很执着，他一直觉得，只有成为孩子朋友的老师，才能在教育的大道上走得更远。“亦师亦友”，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被升华的命题。如何做到？两个字——真诚。不欺骗，不隐瞒，孩子们迷惑的时候不自大，孩子们玩耍的时候不退缩，有这些就够了。孩子们单纯善良的个性会让真诚的浇灌开出格外明艳的花朵。假如放下我们老师的架子，陪孩子们踢踢毽子，跳跳皮筋；假如我们放下已有的知识面，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待困难，协助他们一起解决，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好朋友。这些由于实际教学的操作，同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相信，用真诚的态度和孩子们交流，他们一定会接受，也一定会有共鸣。

篇6：教育类著作读书笔记

教育需要思想。教育不光需要有思想的教育学者，有思想的行政管理者，有思想的教育刊物，更需要有成千上万有思想的教师，这些教师应该有自己明确的教育理想和教育追求。

读书是第一位的，思考是第二位的，只读书不思考，往往是身入宝山空手而返。孔夫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者，迷惘而无所得也。它告诉我们思考的重要。在教学实践中。我个人这样认为：读书是借别人的智慧，思考才是自己的智慧。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是人类思考的结果，人的成长更是如此。我在阅读《教学工作漫谈》时深深感受到魏书生的卓越、渊博和机敏，折服之余，我发现在他专业成长的过程中，除了勤于读书之外还有另外至关重要的两点：那就是课前的独立阅读、思考和课后的深刻反思、总结。一句话，没有了思想，人就只是酒囊饭袋、行尸走肉;没有了思想，教育者就不能称其为教育者，他注定了会一事无成、枉度此生。

做一个有思想的教育者，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用思想武装我们的行为，用思想去重塑我们的教育行为，“观念改变，行动改变;行动改变，命运改变”。思想的创生，是一种精神的历险，需要胆识，需要勇气，也需要宽松、宽容的氛围。让我们共同去营造，让我们用心去呵护生长思想的土壤，让阳光洒满大地，让美好永驻人间，让我们的心灵沐浴在思想圣洁的光辉中，自由地舞蹈。

篇7：教育类著作读书笔记

一、做一个有思想的教者

教育需要思想。教育不光需要有思想的教育学者，有思想的行政管理者，有思想的教育刊物，更需要有成千上万有思想我们才真正无愧于上苍给予我们的——不可重复，不可替代，无比珍贵的生命。

思想的创生，是一种精神的历险，需要胆识，需要勇气，也需要宽松、宽容的氛围。让我们共同去营造，让我们用心去呵护生长思想的土壤，让阳光洒满大地，让美好永驻人间，让我们的心灵沐浴在思想圣洁的光辉中，自由地舞蹈。

二、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

篇8：历史著作读书笔记

(1) 提出了政行二分思想的经典表述, 把政行分开的必要性与民治政府、西方文官制度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考虑。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的第一章“国家的主要功能”中就明确地指出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的行为, 既存在于对表达其意志所必需的活动中, 也存在于对执行其意志所必需的活动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 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 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 古德诺把这两种功能分别称之为“政治”与“行政”。这一表述成为他的政行二分思想的核心理论基础。并且, 古德诺认为, 政治与行政的分开是必要的。为了证明这一点, 首先, 他提出了民治政府的概念, 民治政府实际上指的是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多党 (在美国主要是两党) 政治作为一种竞争性的政治, 政党依靠竞争性的选举获取掌权机会。把政治与行政分开, 既有利于通过竞争性的方式促进公共利益的表达, 把冲突限制在政治的领域内, 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又便于通过行政集权,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治与行政的分开是符合民治政府发展的需要的。而且政治与行政分开的程度与政府民治的程度是相关的, “政府的民治程度越低, 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和表达功能的区别也就越小”。其次, 政治与行政的分开与文官制度发展相互促进。古德诺成书的时期正好是西方文官制度的发展时期, 行政的发展通过文官制度真正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性领域, 从而使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得以贯彻。文官制度的发展又为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提供了保障, 改善了民主与效率难以兼得的局面

(2) 扬弃了“三分法”, 采取两分的手法使行政机构权利得到扩张。为了进一步阐述政行二分的思想, 古德诺对孟德斯鸠的“三分法”做了分析。他认为,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将政府权力三分为立法, 行政和司法的观点, 是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的。“这种把政府的功能分为三种而非两种的分法, 可能是由于孟德斯鸠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的制度进行研究的结果。在他著书立说的时期, 英国大概是当时文明世界中唯一在政府中把执行机构与司法机构严格分开的国家”。但是, 英国的法官是独立的, 并不意味着司法功能可以被单独划分为一种功能。因为在法院里, 实际上只具有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这两种功能, 而没有第三种功能。古德诺在理论上以两权分立而不是三权分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合, 确立了新的权力分立、制衡原则。这一划分明显的特色是行政机构权力的扩张:它不但固守了行政权力的阵地, 而且取得了“表达意志”的权力, 行政机关甚至获得了除立宪、修宪以外的所有领域内的立法职能。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甚至是对1787年宪法的一个否定。从而为其后来所提出的一些具有独特性的行政思想奠定了基础。

(3) 批判了“机构分离学说”, 指出政治行政的分离在实践中是相对的。如果说古德诺对孟德斯鸠的政府功能三分法的批评还比较委婉的话, 那么, 他对孟德斯鸠的“政府机构分立说”的批评则是非常直接的。古德诺认为: “这一理论获得的赞同远远超出了它的作者认为适当的范围, 现已证明, 它的极端形式对任何具体的政治组织都是行不通的。美国的经验无可争议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 政府在实际的运作中, 让一个特定的机关去行使一项特定的功能是不可能的。“被称为执行机构的机构, 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大量的制定法令权或立法权。另一方面, 以表达国家意志为主要职责的机关, 即立法机关, 通常又有权用某种方式控制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职责的机关对国家意志的执行。也就是说, 尽管人们能够区分开政府的两种主要功能, 但却无法严格地规定这些功能委托给哪些政府机关去行使”。 由此, 古德诺明确指出, 政治与行政的分立, 是功能上的分立, 不能把与这两种功能相对应的政府机关也进行分立。“把每一种功能分派给一个分立的机构去行使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政府权力的行使无法明确地分配, 而且还因为随着政府体制的发展, 政府的这两种主要功能趋向于分化成一些次要的和从属的功能”。

(4) 指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不是重点, 重点在与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可以说, 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发展理论才是古德诺对政行二分理论所做出的最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古德诺将主要精力放在探讨如何实现政治与行政协调的路径上, 在考察美国行政活动运作基础上, 他分析了行政有效开展所涉及到的外部环境, 建立了一整套该如何实现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的理论系统。这里, 笔者着重谈一谈古德诺的协调思想中, 政治对行政进行适当的控制和他的行政适度集权化的思想的历史继承性与创造性。

①政治对行政的适当控制的历史创造性。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立的, 但政治无法自找麻烦地操纵行政管理机构”。他认为政治仅仅是起着指导和确立行政管理任务的作用。并且在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一书中, 主要阐释的是政治与行政的领域上的区别, 对于它们二者之间是否需要控制及如何控制并没有做出清楚的阐释。而古德诺却提出, 保证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是达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的基础, 还提出了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进行。他指出“这种控制扩展到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之间产生上述非常需要的协调为止。但是控制扩展的超出了这一限制, 它就会立刻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过分扩展这一控制, 还会妨碍有效地行使行政功能。因为在实施这种过分扩展的控制的情况下, 行政功能的行使就不会致力于执行一种已经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 而是为了一个政党或社会阶层的利益, 致力于左右国家意志的表达了”。至于, 政治应该对行政哪些具体功能施加控制呢?他认为要从区分不同机构的行政功能入手, 不同行政功能包括有执行功能、司法功能、准司法功能 (如课税、具体规划、选举等) 、统计功能和半科学功能 (如专利事务管理、地质勘察管理等) 。他认为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应当限于对狭义的执行性机构进行, 其他诸如司法、准司法、统计和半科学性质的政治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而不受政治影响。对于执行性的官员只需要从属于政治, 保持政治对行政的控制, 他们随政党共进退, 其余的行政官员应该是不受政治影响的常任文官, 以保证行政的效率。

②行政集权思想的历史创造性。古德诺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行政集权的人, 在他之前, 威尔逊曾经就提出这一思想“如果权力是集中在各部门的首脑和部门所属各机关的首脑身上, 那它就容易受到监督和接受质询。”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一思想进行过多的阐释。而古德诺行政集权思想的创造性是从行政权发展的历史出发, 论证了“行政适度集权”理论的合理性。他指出:“国家行政体制从其一开始, 就包含着行政集权的萌芽”。而在城市中, “为进行必要的变革而迈出的第一步是使城市的行政集中和集权化”。

古德诺是在分析美国分权体系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出行政适度集权思想的。美国是将三权分立理论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国家, 它不仅将国家权力作了横向的划分, 使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分立、相互牵制, 而且还使中央和地方分权, 从而大大地降低中央集权化程度。但是它却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政治与行政的失调, 造成了行政力量统一性的破坏, 从而使国家意志的执行出现了问题。正如古德诺所说:“任何国家意志的表达, 在表达它的机关对它的执行没有控制的情况下都是一句空话。

然而, 行政体制的运转可能使真正的实践与理论恰恰相反。国家意志的表达可能委托给国家中央政府的一个机关。但是, 如果国家意志的实际执行委托给不受任何有效的国家控制的地方政治共同体的话, 这种地方政治共同体会通过运用其执行权力, 或者某种真正的非执行性的或修正的权力, 改变由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表达的国家意志, 以便使之适应被认为是地方政治共同体的需要”。古德诺提出, “当国家与地方政治共同体之间存在冲突的问题上, 地方自治政府倾向于牺牲国家利益, 因为它使国家意志的执行即使不是不可能, 也是非常困难”。但是, 地方共同体又不能完全不受国家的控制, “如果国家 (或州) 在地方自治政府行政体制中的唯一控制, 即立法控制被解除, 而又没有提供别的什么控制手段的话, 地方政治共同体就会脱离国家 (或州) 的控制”。于是, 中央便会因此而通过加强立法 (因为行政权在地方手上) 来限制地方权力, 保证统一。而一旦地方自治权受到侵害, 它便会使用消极的不执行权来对抗。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在保证区分地方与州的意志上相对来说是失败的”。

针对上述问题, 古德诺提出, 要改变这种状况, 便只有通过行政权的集中这个唯一的途径。“因为只有行政在一定程度上被集权化了, 才能达到政治和行政功能之间必要的协调”。 行政适度集权与旧的行政体制势不两立。古德诺指出:政治与行政的分开“一直到旧的美国行政体制被抛弃, 而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行政集权上时才开始。”而“只有行政在一定程度上被集权化了, 才能达到政治与行政之间必要的协调”。在抛弃旧体制的基础上, 古德诺的民治政府方案就是:“首先, 在全国、州和城市集中行政权力”, 然后, “承认有那么一种政府功能, 就像司法的功能那样, 应该是不受政治影响的”, 当然在推崇行政集权的同时对与政治生活中的政党的要求就是“政党是一种政治性团体, 它必须受到公众的限制和控制”。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行政适度集权才能使政府与行政理顺, 行政适度集权是政府与行政走协调的第二条道路。不得不说, 古德诺的这一行政集权思想, 在美国当时崇尚权力分立的时代, 是具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