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七章

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七章（精选9篇）

篇1：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七章

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七章

第七章 市民社会与市民法中世纪欧洲城市法溯源

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市民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确，市民社会的三要素 市场、契约、市民(进而延伸为公民)权利 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些要素的萌生和发展都与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中从未形成过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与之相关的市场、契约和市民(公民)权等制度设置基本上也属于舶来品。市场经济在中国能否生根发芽，能否有机地溶入社会主义体制之中，也是一个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

对市民社会的探讨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体系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其研究西方社会理性化进程的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主要是《经济与社会》中的“不正当的`统治(城市的类型)”一章和《社会经济通史》中的“市民阶级”一节。

韦伯指出，西方文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城市文明。[1]西方城市在西方近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在下列事实中得到了明显的显示：只有在西方城市中，才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的独特现象，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同时也产生了理性化的市民法。城市还是西方宗教制度的控制中心，并孕育出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承载者-市民阶级。[2]

就其独特的历史属性而言，市民阶级和市民法乃是中世纪城市的产物，对于中世纪城市的讨论，乃是韦伯探究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策略要点。在其实质性的比较历史分析中，韦伯对比了东方城市、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异同，藉此揭示出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独特性质。[3]我们的探讨也便从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起源处开始。

一、西方文明重心的转移与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兴起

西方古代文明的活动领域是以地中海为中心。欧、亚、非三洲所围绕的地中海沿岸地带就是欧洲古代文明的主要舞台。欧洲古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地中海文明。一直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发展，所谓的欧洲文明(从历史/地理的意义上讲)才逐渐形成。

蛮族入侵并没有摧毁地中海的统一性和古代文明的发展。事实上，在公元八世纪之前，古代地中海经济虽然逐渐式微，但商业活动和手工业生产并没有完全消失。一直到七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徒大举入侵，占领了地中海的东、西、南三面，使得地中海被封锁，欧洲才完全与古代地中海经济割离。九到十一世纪，西欧处于被封锁状态，商人阶层逐渐消失，城市生活没落。这才是欧洲与古代传统割裂之处，造成了东方与西方的分离以及地中海时代的整体性终结。从此以后，封建制度与庄园制度相结合，成为九世纪初到十三世纪中叶欧洲的主要社会经济制度。

从罗马帝国的分裂到伊斯兰教徒的入侵，这数个世纪的发展虽使得地中海经济终结，商业消失，封建制度形成，但是，这一过程同时也促使欧洲文明的重心北移至欧洲大陆，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罗马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政治和军事活动，市场和商贸主要为少数贵族服务，以提供奢侈品为主。粮食和基本生活用品则主要由被征服地区无偿提供。相对而言，中心内移的欧洲中世纪则长期处于“和平”的状态，因此持续的经济发展才成为可能。这时候，由于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已经不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而是享有部分或全部人身自由的农奴、佃农和自耕农，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因此大量增加。在九到十一世纪之间，这种需求主要靠庄园附近的小集市来满足，提供布料、暖炉等手工制品的则主要是附近的农家，他们把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为农业生产的副业，以此来交换他人生产的其它生活必需品。这种状况到十一世纪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直接原因就是地中海贸易的重新开放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复兴运动。而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城市和市民阶层也正产生于此时。最早产生的一批城市大多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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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治与现代社会

在韦伯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法律与政治或统治(Herrschaft)方式之间的关系受到特别的重视。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legitimatat)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韦伯揭示了现代“自由社会”中的唯一的正当统治形式 “法治” 的特征和内涵。

第一节 韦伯政治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

权力

人的社会行动总是基于一定的主观意图，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成为没有自己主观意义取向的、绝对服从他人意志的工具。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又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遭到别人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某种以其意志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韦伯把这种能力称为“权力”(Macht)：“‘权力’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排除抗拒而使其意志得到实现的可能性，而不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1]权力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既可以指家庭中家长对子女的管教，也可以指任何一个组织中上级对下级的命令。与“权力”相对应，韦伯还引入了一个“服从”(obedience)的概念。韦伯认为：“服从命令的动机……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从简单的习惯性反应直到最纯粹的理性的利益权衡。”[2]从权力服从这一组概念中，我们发现：在韦伯那里，权力不是一种单向作用的力(force)，而是一种“关系”(relation)。这种关系是由具有主观意义取向的社会行动建构起来的。无论是行使权力的行为还是服从权力的行为，都是行动者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在这一点上，韦伯的观点与齐美尔的观点十分相似。齐美尔在分析“统治”这一概念时，提出了“主宰”(subjectivation)和“臣服”(subordination)这样一对范畴。[3]他认为，“主宰”和“臣服”中都包含了一定的“自由”因素。这种“自由”就是康德所称的意志自由。

统治

权力关系的形态及其多样，但对社会研究真正具有意义的则只是其中涉及社会群体行动范式的那种权力。这样，韦伯又提出了“统治”这一概念。他认为：“统治构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4]它是“某种特定的命令(或命令总体)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5]它不包括以纯粹暴力的方式所达到的.控制，因此必须以人们“对统治正当性的信仰”为前提。[6]为了把统治与暴力控制区分开来，韦伯又把正当化的统治称为“命令控制”(imperative control)或权威，并从理论分析的角度为这种统治形式确立了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自愿服从，其二是存在一套支持统治正当性的“信仰体系”，即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治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

正当性

“正当性”这一概念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韦伯认为：“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受到人们相信存在一种‘正当秩序’这一信念的指导。而人们的行动真正受到这种信念制约的可能性则称作这种秩序的‘有效性’(Geltung)。”[7]因此，在韦伯那里，某一统治系统的正当性指的就是人们愿意服从该统治并根据该统治系统的相应命令来行动的可能性。[8]社会行动者之所以会信任某种统治并依其命令行事，可能是出于传统、情感、某种价值信念或是对某些成文规定的认可。[9]正是这些不同的正当性基础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正当统治。

第二节 正当统治(权威)的类型学

为了分析正当统治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形态，韦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正当统治类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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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通过对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世界观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 对我国国情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根据目前我国情况建设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在党十五大会议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简要总结,阐明在构建中国特色发展,就需要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形成清晰目标建立基本政策。并对文化、经济、政治需要如何建设做出了明确界定。这个简要总结对中国特色法律的体系勾勒了雏形和轮廓。

在中国的特色法律体系中,将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特色与法律体系相结合,对其进行不同角度、不同性质的调整,从而达到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状态。在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中,应该是以文化规范法律、经济规范法律、政治规范法律这三个支柱构架构成,需要建立在我国对社会主义概念对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建中,形成的指导思想为核心。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内涵和特点

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是在民主的专政中所形成,这也是这项法律体系的特点所在。

马克思思想提出,法律不是阶级性的,是由国家的统治阶级所展现出来的国家意志,是对统治阶级的意志反映,其法律制定是为统治阶级所驱使的。阶级性质社会里,在不同的社会阶级里,阶级意志也各有不同。对社会影响不同,从中决定了其阶级在整个社会的作用和地位,也将阶级在社会中的物质条件进行界定。统治阶级很多时候为了本阶级所获得的利益,经常会以国家为武器,将本阶级意志升华为国家意志。以这样的形式,统治阶级把其意志变成强制措施,巩固、发展,对其有利的社会秩序。

中国是民主国家,中国特色的法律也应该是以民众的意志为核心。社会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保障。在中国特色的法律中,应该要以民主意志为主要核心内容。

中国特色法律还要以适应我国基本国情为基础。从我国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相关法律体系中的纲要中,便提出要对超出阶段问题进行杜绝必须要适应我国现状。从中要反映出在社会发展情况下,文化、经济、政治所给出的要求。必须要结合现阶段的生产水平和特色,根据基本的制度、社会支付能力、社会接受能力等各方面,对中国特色法律体系进行定位。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内容中,应将前瞻性、社会实际情况,融合与其中,要以保护和发展的角度构建完善的法律内容。

立法是否立得好,还要看其内容是否符合民生要求,对于发展经济、和谐社会是否有促进作用。为能促进社会发展,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借鉴和创新,也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核心内容。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渊源

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是以验证过的科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从而加强了理论对法律体系建设所展现出来的指导性作用,并提升理论和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结合效果,这是建设法律体系完善的基础。

想要将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对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也应渗透,将其作为我国法律建设的指导方针。在立法过程中,应以中国特色法律的实施成功来进行立法实践,将科学发展观融入到法律体系中,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对法律体系进行完善与构建。

科学发展观为立法理论的内涵,也是马克思的法律思想在中国立法中为主要内容之一。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观点,就是把人民利益保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把人民利益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以此为目标来发展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也为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提供了价值;协调、全面、可持续为科学发展的重要要求。以此目的作为立法的科学指导方向。

在中国特色的法律中,应该要进一步将以人为核心的价值完善,这也是中国特色法律中对科学发展观点的重要体现所在,立法的最终内涵所在。

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为目标,从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对法律进行制定和修改,让法律去保障人民利益,对经济、 文化、政治的发展进行保护并将其细化到法律构建,实现对公平观念、质量意识进行强化。对人权理念的保障,是中国特色立法的重要核心思想。

按照协调全面进行的原则,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行协调。将科学发展观实施到中国特色法律其中,将政治体系完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以维护人民利益为主,并将相关法律体系彻底完善,使得政治利益能够从法律中得到保护。将立法的深度深入到社会基层, 为人民的生活提供切实保障。

3.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律体系思想

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世界历史上的科学巨匠,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被中国法律所沿用。恩格斯是马克思法律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为世界的发展和创造有着重要贡献。 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法律观念形成,也经历了两个重大的转变,青年德意志到青年的黑格尔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转变,两者转变,将唯心主义的观念影响摆脱了,与马克思一起创立了唯物主义的法学理念,在法学发展中是一场伟大的革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剥削主义进行评判,更加验证了法律制度要走向无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在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将其更加精确、全面、系统的,阐述清楚。 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是调整社会的手段,法律也需要有一个产生的过程。恩格斯概括为: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需要把生产、交换物品、分配的规则概况的需求,让每个人服从规则中所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法律的形成。

马克思通过对法学派进行批判,从而丰富自己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法律关系和国家行使相同,无法从本身去理解, 也不能将其作为一般的发展来进行了解。法律的根源,来自于物质生活,也是这种生活的结合。在现实中,马克思意识到,利益占法律上风,在法律给个人利益制定的地方,都会让个人的利益,给法律制定了法律。

随着马克思对法律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逐渐意识到法律的应用和实质,应该要符合人民的权益,需要和国家的现状结合,从多角度的批判行使,给法律所界定出来的体系, 效果是极其明显的。

马克思法律思想提出,时间的历史意义。时间不断向前推进,其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许多新的想法和要求,这就需要制定出新的法律调整现状。马克思发现,也有很多人对法律存在误区,在变化中,应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新的阶层形成之后,他们必定要谋求自我利益,也会在确定原本旧法律所没有的条例,以此来保障自身权益。法律在发展中,就是要对新的社会需求进行满足,应该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

3.1.1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特性,决定其革命学说的成功,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了哲学特色,其革命意义也就随之丧失了。马克思提出,现实中不去实现哲学,就无法将哲学真正消灭,以这样的辩证方法就可以对马克思的“终结”、“消灭”,这样的哲学名词进行解释。

在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中,提出立法的变化,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让法律适应社会发展。这也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融入。在有了哲学理论渗透之后,才能让其立法思想有建设性。

3.1.2政治经济学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同时期中,为了揭露沙皇统治的罪恶,也出台了许多革命著作。其中也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独到的见解。列宁提出在无产阶级政权被剥夺之后,任何阶级都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实施宪法,掌握政权、巩固政权并废除了土地所有制,以这样的方式在经济上满足社会发展所需才能建立起法制社会。

3.1.3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形态,是与空想对应之时,才能使用。在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空想科学主义就已经诞生,在欧洲也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恩格斯、马克思在其思想上基础上,所产生的成果。

列宁倡导建设法制社会,依法治国。并建立起健全的监督和立法、实施制度,将法律真正落实,来约束社会制度。 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思想中,也是在倡导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其思想都非常符合当前中国立法所需,特别是列宁的依法治国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间理论,都很符合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建立核心思想。

3.1.4马克思恩格斯法律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制定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方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法律体系,是在法律与经济的辩证中所形成的。其思想为:经济的基础,是决定法律体系的关键,法律形成的根本,就是社会物质发展条件,同时法律也是较为独立的体系,可以作用于经济发展。

马克思认为,法是社会现象,在人类的发展中是一种必然产物。以欧洲国家为背景,将法律和社会的规律揭露出来, 展示了法律的神秘面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律思想基础上来完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架,使之能够真正符合中国国情。

3.2列宁的法律体系思想

列宁是革命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者和法制社会的创建者。对列宁的法律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建设民主社会和法制社会,推进依法治国方针,有着极好的推进作用。

列宁投身于革命事业,正值俄国沙皇专制时代再无存在意义之时。列宁对旧制度的批判,进而创建新法律的过程中, 从理论上对沙皇制度的法律制度进行批判。从列宁所领导的革命中,大部分是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延伸。

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工人阶级,对专制进行批判,反动政权、法制的革命,倡导建立革命政权、法制。列宁认为, 检查机关因为有工作特性,也决定其不能实施双重领导权利。 取消检查机关在地方政权中作出任何决定的权利,妨碍了法制工作的实施。列宁主张法制必须要统一,对多元化、地方化坚决抵制。检查机关没有行政的权利,所以不能对行政实施表决权利,其义务和责任为:将法制在国家能够得到真正统一的理解,在地域差距中,对国家法制也可以一致理解。

3.2.1列宁的法治思想

在列宁著作《新工厂法》中,展现出其深刻的法治思想。 立法固然重要,可法律的实施也是至关重要的。从中第一次将法律监督的必要性论证。列宁表示,对法律的执行,必须要实施严格的监督,违背法律者,必须要严格惩处,鼓励民众参与到法律监督中。

列宁提出对法律严格遵守的重要思想,任何法律都有可规避、不执行的方法,因此,列宁的法治思想中对执行和遵守法律极其重视。提出必须要按照人民意志做事,如果无法满足人民想法就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

3.2.2列宁法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影响

我国也是法治国家,但是在法律执行和遵守上依然有许多问题,执行难成为法律实施的首要难题。根据列宁思想中所提出的遵守和执行思想,将其融入到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中,将其作为重要实施内容。对检查机关的权利进行清除界定,不得参与地方政权中,并将法制工作全国统一执行。

由于传统观念、思想,阻碍了人民对法律正确使用,这时,监督作用就极其重要了。从立法开始到司法、执法阶段, 权利机关都应该积极听取大众心声,并对执行和使用进行视察,对执法工作进行监督,致力于实施到位。这样的权力体系,也应该在中国特色法律中进行完善,确保法律的实施有效开展。

结语:

篇4：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七章

关键词：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制度完善

一、城乡统筹的基本内涵

城乡统筹旨在打破城市和乡村相互分立的经济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使城市和农村相互融合与促进，互动发展，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进行宏观考虑，统筹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发展互赢的格局。总的说来，包括以下基本含义：

城乡一体化。我国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等：偏远乡村地区经济落后，依然自给自足，而发达城市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严重的发展差异背景下，实行城乡统筹策略便是通过城乡一体化，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产业互补，国民待遇一致，使城乡经济互惠互利，相互带动，实现城乡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1.统一部署

城乡统筹即包含了要对城市和乡村统一规划和部署的意思。政府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划时，要纵观大局，统一谋划，将农村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纳入到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中去。农村的各项事业的有序发展也应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点，并通过统一谋划，使农村与城市经济得以在正确的政策策略推动下均衡发展。

2.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不仅意味着在政策制定和国民经济计划上使农村和城市融为一体，通盘谋划，共同考虑，更强调要将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等各方面给予一视同仁的对待，二者应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不要一味地划分先后、快慢和主次。并且城市和农村应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应以客观、公正、平等的理念发展，以逐步缩小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因为从发展权的角度来说，不同区域间理应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

3.共同发展

共同发展是实行城乡统筹的根本目的和途径。实行城乡统筹意味着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应同时进行，缺一不可，不能只重其一。原因在于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引导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推动和促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领域的共同发展，就要通过合理调整区域布局，完善区域政策制定，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使农村和城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城乡统筹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1.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

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就要认清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情况，以解决农民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步实施，层层推进，逐步完善和改革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加大政府对其投入资金的力度，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差别，使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最终实现一体化。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要在短时间内形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太现实。故应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区着眼改革，然后层层推进到全国，与城镇社保实现对接。

2.合理布局，统一规划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它理应被政府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划之中，进行统筹规划和布局。应实现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融合，相互带动，消除城乡差别，为社会保障统筹发展奠定基础。为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布局，就要大力弥补农村社保制度中的缺陷，加大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农村在社保资源配置中的不利地位，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方位地惠及于民。

3.公平对待

公平对待，即指社会保障制度应体现出平等对待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含义。在保障覆盖面上，处在相同条件的农村与城市居民应该享受相同的保障覆盖；在保障水平上，应该使得同类的农村和城市社会成员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在保障项目类别上，农村居民应该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同等条件的保障项目。但是，公平对待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城市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也不应完全相同。如果在待遇上完全相同，则更多地会对城市居民不利。所以，应当结合各种实际情况，从社会保障本身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评判其是否公平。

4.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阻碍作用，应积极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我国城乡的健康发展。要不断增加对农村社保的财政投入，通过建立基金等方式来开拓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渠道。同时要通过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各种优势所在，来逐渐弥补农村社保制度的不足，使农村社保的覆盖面以及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三、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大幅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待遇

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中央、省、市要不断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在中央和各省增加社保额度的前提下，各市县应当为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增加保障资金，使各级财政补助金及时拨付和就位；稳步提升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农合补助、五保户和农民养老的待遇标准；加快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了解并研究新农合制度的资金匹配状况、资金统一运作和个人付费标准等问题，同时较大程度地提升报销占比和报销极限。

四、结论

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改变传统的“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合理布局，统一规划，公平对待，不断增加对农村社保的财政投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推进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最终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社会问题复杂，基本的国情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不断开拓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弥补农村社保制度的不足，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同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孟令芸，李士雪，徐缓，张英杰，刘晖.日韩两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启示[J].中国卫生经济，2009（12）

篇5：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二章

第二章 马克斯・韦伯的法学研究方法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法是十分独特的，不同于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而且，他本人还非常重视方法论本身的研究，撰写了几篇这方面的经典论文。[1]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比如“理解”(Verstehen)、“价值无涉”(Wertfreiheit)和“理想类型”(Ideal-typus) 已经成为谈论社会科学方法论者所不得不涉及的主题，同时也是引起许多误解和争论的源泉。一个长期困扰韦伯研究者的问题是：韦伯赖以提出和发展这些概念的学术资源是什么?难道他的方法论体系纯粹是出于个人的独创吗?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论述韦伯的法律思想，所以不拟对他的整个方法论体系进行全面的评述。在这一章里，我将试图论证：(1)。 韦伯的许多方法论概念都来自法学，他所接受的法学教育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家”思维方式是孕育其“独创性”学术贡献的一个重要资源;(2)。 韦伯对来自法学领域的这些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改造，使之服务于他研究“社会现实”的目的，从而发展出一套前所未有的系统研究方法。当他借助这套方法回过头来研究法律时，便给法学研究带来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

第一节 韦伯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在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创建一种“社会物理学”(孔德语)。在今天看来，这种忽视人类精神世界的研究方法不仅是缺乏吸引力的，而且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以狄尔泰(Dilthey)为代表的德国“文化科学”传统则强调以“价值”(value)为要素的人类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主要用历史的方法去发现这些“价值”。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Rickert)正式区分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两者绝对不可混同。但他本人并未发展出出一套系统的文化科学研究方法。李凯尔特的思想对他的朋友 马克斯・韦伯 深有影响，[2]但后者并不满足于区分“事实”(facts)和“价值”(values)的世界，而是在李凯尔特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致力于发展一套研究“价值”的“科学”方法。韦伯把人的“社会行动”(Soziales Handeln)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他的研究既注意“社会行动”的可观察到的外部表现，又关注“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Sinn)。实际上，他之所以选择“社会行动”作为基本的`研究单元，就是为了在承认人的主观价值的基础上打破“应然”和“实然”、“事实”和“价值”、“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做法，也不赞同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也就是说，他的研究方法综合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试图综合客观性的“说明”(explanation)和主观性的“解释”(interpretation)。他所首创的“理解社会学”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社会学(这个字眼具有多重涵义，下面仅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予以定义)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说明。[3]

韦伯还指出，对主观意义的解释也象所有科学的观察一样，需要追求“确证”(Evidenz)。[4]这一点使他区别于新康德主义者。而他紧接着又指出：“理解的确证”可能是“(a)。具有理性的性质(因而具有逻辑特性或者具有数学特性);或者是(b)。具有感觉上可以重新体验的特性(感情的、艺术领悟的性质)。”[5]在这里，(a)

篇6：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七章

四

司法劳动具有各种各样的效果。形式化和系统化的工作在一个旨在为后来的判决树立典范的形式中，确立了一个范例性质的判决(例如上诉案件的判决)，那么就会使得规范摆脱了特定情形下的偶然性。这种形式同时也培育了特定的司法思想和司法行动建立在其上的先例的逻辑，并使这种逻辑获得了权威性。它不断地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

它提供了这样一种保证：没有出现将会推翻司法秩序之根基的革命，未来将会类似于已经逝去的;必要的转型变化和适应措施将会在与过去保持一致的语言中被设想出来，并被表达出来。因此，司法劳动已经包含在这种保守的逻辑中，它作为维持符号秩序的一个主要的源泉，通过其另一个功能性特征而其作用。[60]因此，通过将系统化和形式化强加于司法判决和给这些判决提供基础和正当化论证的规则，司法劳动为社会世界的观点打上了普适性的印记(这种印记是最完美地体现了符号的效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社会世界的观点与支配权力的观点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巨大的分歧。从这个立场出发，司法劳动就有能力走向所谓的实践的普适化，也就是说，司法劳动在实践以前受制于某一局部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行动或表达的过程中，走向了一般化。正如Jacque Ellul所说的那样：

法律(laws)在一开始是陌生的，是从外面拿来适用的。通过不断地经验法律，它才慢慢地被人们认可为有用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才变成了集体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而这个集体是已经通过法律循序渐进地形成的。只有人们同意通过这些法律形成社会的时候，这些法律才变成了“法”(the law)。……尽管在特定时间里的某种约束下实施的一套规则，并没有离开社会本身。相当数量的法律习惯和道德习惯已经被创造出来了。[61]

显然，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普遍化的效果是生产符号支配的.机制之一，无疑也是最有力的一个机制，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合法性强加。当法律规范从现存官方规则的符号支配风格中制造出实践原则时，即在一整套形式上保持一致的官方的和(依照定义乃)社会的规则中制造出实践原则时，它就倾向予以确信无疑的方式指出所有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方式，而不考虑任何身份和生活风格方面的不同。普遍化效果也可以称之为正常化的效果，它的作用在于提高社会权威的效果，这种权威已经由合法的文化和控制这种文化的人们在行使。它由此补充了法律约束的实践权力。[62]通过将恒常性(即经常这样做)转换为规则(即必须这样做)，将事实上的常态转换为法律上的常态，将源于努力支持认可和情感所形成的简单的家族忠诚(信任)转换为一整套由制度和强制约束的家族法，司法制度推进了一种本体论上的荣耀。由此，司法制度普遍地有助于强加一种常态的表象，依照这种表象，与此不同的惯行就会表现为一种偏离、反常、其实是不正常、病态(尤其是医学制度介入到司法制度中，并支撑着司法制度)。因此，家族法作为“普遍”规范而认可和确认的家族惯行，是在一套用来调整管理家族单位之根本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的社会制度中，在支配阶级的道德先锋的努力推动下而慢慢地发展起来的。正如Remi Lenoir所证实的那样，家族法已经极大地加速了家庭模式的一般化，这种家庭模式在某些社会世界(和地理世界)的部分中，尤其是在农民和匠人中间，与小企业及其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社会障碍是相互冲突的。[63]

在家族法的例子中，人们已经广泛地体会和认识到了将一种生活模式加以普遍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支配群体的种族中心主义体现出来的效果之一。它也是对法律之普遍

篇7：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七章

本文就以结婚和离婚两方面内容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及其最大化作为研究降低离婚率问题的主要方法。

一、结婚成本

(1) 时间成本。按照我国现行的婚姻登记制度, 要求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持所需证件共同到一方常住户口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 (镇) 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结婚登记需准备的证件:1、本人常住户口簿、居民身份证。2、3张2寸近期半身免冠彩色合影照。结婚登记需准备的材料:1、双方无配偶以及无直系和三代旁系血亲签字证明。2、婚前体检采取自愿原则。提倡进行婚检。结婚登记程序:1、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2、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3、婚姻登记机关对双方提交的证件、声明进行审查, 符合结婚登记条件的, 予以登记。根据以上规定, 据统计, 一对即将结婚的男女只需要用一天甚至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准备好上述材料。虽然达到了便民, 方便快捷的功效, 可是本文针对的是现今高离婚率的问题, 所以如此低的时间成本, 势必是导致很多没有成熟的情感也就是潜在离婚者走向婚姻的原因。

因此, 我国现行《婚姻法》要蹭加男女双方结婚的时间成本, 比如:提出3个月审核期。在结婚前3个月到民政局登记准备结婚, 3个月互相深度了解, 交往至可以结婚阶段仍没有分手者准予结婚登记的申请。

(2) 金钱成本。在我国现行婚姻登记制度, 男女双方需要交纳9元工本费就可以获得结婚证。与其他一些证件的取得金钱成本对比, 这几乎等于零。任何有结婚想法的男女双方没有因为9元钱的费用而放弃结婚的。对于那些不尊重婚姻, 视婚姻为儿戏的人来说, 9元的工本费不仅拦阻不了他们结婚的行为, 更会刺激他们猎奇的心智, 完全支付起的代价来换来刺激的感觉。因此, 为了阻止这种不认真对待婚姻而结婚的人, 就要设计出既要维护认真尊重婚姻人的利益, 同时又要打击这种对自己不负责, 对社会不负责的行为的一套有效机制。设计出合理的结婚金钱成本。

有的国家实行“分结婚年度收取结婚费用”也就是当一对新人来办理结婚手续时, 工作人员会让其选择结婚年度从1至100年不等, 选择婚姻年度越长收取的费用越低, 相反选择的婚姻年度越短收取的费用越高。当然, 这与我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的“不得规定婚姻年限”相违背。虽然不能学习其方法, 但是可以学习其精神, 也就是加大结婚的金钱成本。本文针对的是解决高离婚率问题, 所以收费并不是目的, 只是手段。在此处举出一个建议:在男女双方进行办理结婚登记时, 可以规定一个较高的收费 (标准根据各个地方的收入水平为依据) 。这个费用实行分期返还制, 也就是婚姻存续期间越长, 收到的返还的费用就越多, 结婚成本越小, 婚姻收益越大。比如结婚1周年后返还费用的百分之十, 结婚3周年后返还费用的百分之二十, 结婚5周年后返还费用的百分之五十, 结婚十周年后返还费用的全部余款。

二、离婚成本

(1) 时间成本。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对离婚的规定, 当事人申请离婚登记时, 应当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供下列证件和证明:1、双方户口证明;2、双方居民身份证;3、所在单位、村 (居) 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4、结婚证或者夫妻关系证明书;5、当事人一寸免冠近照各二张;6、离婚协议书。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审查和询问相关情况后, 对符合离婚条件的当事人予以登记并发给离婚证。依据《结婚登记条例》第13条的规定, 婚姻登记机关发给当事人离婚证后, 自双方签收离婚证之日起, 婚姻关系即告解除。这同结婚一样, 当事人几乎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准备好材料, 造成草率离婚, 迅速离婚的推动力。

韩国政府自2007年8月起建议实施、2008年6月起强制实施的“离婚熟虑制”, 对减少年轻人离婚起到了一些作用。该制度规定, 夫妇要求协议离婚时, 法院不予立刻办理, 而是给予一定时间要求夫妇两人“重新思考离婚要求”, 一般有子女的家庭是3个月, 无子女的家庭是1个月。经过这段“深思熟虑”后, 法院再予审议办理。韩国蔚山地方法院称, 2006年向该院申请离婚者中有84%最终离婚, 而2008年这一比例降至62%。韩国仁川市还推行家事商谈制。当地法院选出一批家事商谈委员, 包括职业咨询师、教师、宗教人士等, 与要求离婚的夫妇见面, 倾听他们的烦恼, 协助他们找到离婚以外的解决办法, 或帮助确实要离婚的夫妻处理好子女养育等现实问题。这些方式我国可以借鉴引用, 毕竟离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而且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2) 金钱成本。《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婚姻登记只收取工本费, 目前, 结、离婚证的工本费都是9元钱。如此低的离婚成本也助长了对草率结婚者的快速离婚。相对结婚部分金钱成本的建议, 在此依然可以提出对离婚金钱成本蹭加采取“分期递增”的方法:婚姻存续期越长的人离婚的费用越低, 婚姻存续期越短的人离婚的费用越高。此项费用标准可以参考继承税的比例, 也就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比例收取费用。假设比例为10%到50%, 婚姻存续期一周年以下的人为50%, 婚姻存续期一周年以上两周年以下的为40%, 婚姻存续期五周年以下二周年以上的为35%, 依此类推。例如:一对夫妻的共同财产为100万, 婚姻存续期为5周年, 根据离婚费用的原则, 那么这对夫妻离婚的费用应该为30万。如果一对夫妻的共同财产为100万, 婚姻存续期为1周年, 根据离婚费用的原则, 那么这对夫妻离婚的费用应该为50万。如此高的离婚成本会使那些因为生活琐事等没有松动婚姻根基而草率离婚的人对离婚望而生畏。在我国, 夫妻共同财产达到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离婚率低于中下层经济基础的人群, 因此对离婚金钱成本的提高会使多数中下层经济基础的人群更加谨慎离婚, 能够起到大大降低离婚率的作用。

在美国, 离婚程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据统计, 美国人办理离婚一般要花一年, 所需的法律费用平均为1.5万至2万美元。在加州, 从申请离婚到拿到离婚裁决书, 至少要6个月时间。除此之外, 在过去5年, 美国政府还出资2亿多美元推行“健康婚姻”计划。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婚姻教育特别助理比尔科芬说:“这些活动是促使离婚率下跌的因素之一。我们确保低收入者也能获得咨询等帮助。”新罕布什尔州“儿童与家庭服务计划”的工作人员比尔绍塞说:“人们不再把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看作一种耻辱。他们对学着如何维持婚姻真正产生了兴趣;他们在选择离婚前, 宁愿去参加婚姻咨询和培训。”

综上所述,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分析理论, 将结婚和离婚这两方面的内容用经济的价值将其量化。在婚姻家庭中。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是“互助”、“忠诚”, 而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同时, 在非常多的情形下, 经济学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 所以, 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忠诚”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 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法学实际问题中的运用, 不仅促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研究的“精确化”, 而且使得法律效果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就是应用了“成本与收益”的方法, 加大人们草率结婚的成本和草率离婚的成本, 论证了我国《婚姻法》在结婚和离婚的内容上应该做出的调整, 准确地引导人们的结婚和离婚行为, 来降低日益上升的离婚率, 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 保障家庭的稳定, 消除潜在的隐患, 促进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 [M];《婚姻家庭法》陶毅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 [M];德·A·波斯纳 (Richard A.Posner) 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林毅夫中文版译者序言2000 China Youth Readings Net.

[3] , [M];《社会成本问题》罗纳德.科斯

篇8：迈向低碳社会的脚步

“你碳中和了吗?”

本次论坛第十次会议的主题是“在全球变暖时，你是否让自己碳中和了?”简单地讲，碳中和(carbon neutral)就是对个人排出的二氧化碳进行“碳抵消”，不但包括呼吸所排出的二氧化碳，而且也包括日常生活中所排出的二氧化碳，比如使用汽车。碳中和是一种理念，而碳抵消是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植树造林就是一种很好的碳抵消行为。“碳中和”彰显了政府，尤其是企业和个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是人类对自己的消耗负责的行为，“碳中和”的背后写着：我关心地球。

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认为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会议，在这次会议取得的众多成就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巴厘岛路线图”，还有会议“碳中和”标杆。经过测算，参会人员乘坐的飞机、消耗的能量会造成约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印尼政府因此承诺通过植树造林等来抵消这些排放，植树造林总面积为45平方公里，预计能吸收二氧化碳90万吨。这是近年来国际会议流行的“碳中和”运动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会议组织者为此给会议定下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北京奥组委也邀请了非政府组织——保护国际，对2008年奥运会的“碳足迹”进行计算，以制定一个方案，至少抵消由于举办奥运会而在中国产生的所有碳排放。毕竟，以争取人类进步为目的的会议，不能以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代价。

2006年，“碳中和”当选为《新牛津美语词典》年度热门词汇，人们在考虑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到“碳中和”。当麦当娜和她的朋友为吸引人们关注气候变化紧锣密鼓地筹备Live Earth演唱会时，他们不环保的摇滚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排放二氧化碳的还不只是世界巡演、庞大的“粉丝”军团和能耗巨大的灯光效果，复杂的音乐录制过程本身就吞噬了大量的能源。因此，伦敦的音乐工作室Premises Studio的环保录音棚一经推出就赢得了包括尼娜·西蒙(Nina Simone)、剪刀女郎乐团(The Scissor Sisters)和水星音乐奖得主The Klaxons乐队在内的众多歌坛大腕的青睐。这个录音棚在实现能源自给基础上，保持了一如继往的高品质音质。Premises Studio的总经理朱丽叶-克雷克说：“如果让艺术家在我们与其他录音棚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我们。我们的音乐品质不输给任何人，而且我们会使他们拥有全新的环保形象。”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拍摄《难以忽视的真相》时也计算了“碳中和”成本，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进行了“碳中和”的电影。

“碳中和”已经不仅仅是联合国关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明星树立自身形象的工具，自上世纪90年代问世以来，“碳中和”的概念越来越大众化，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进行自己的“碳中和”。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经营“碳中和”项目的公司，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有机会计算自己的碳排放量，并计算抵消这些二氧化碳所需的经济成本，付款给专门企业或机构，由他们通过植树或其他环保项目抵消大气中相应的二氧化碳量。显然，“碳中和”是人们对地球变暖的现实进行反思后的自省、自律，是“地球村”居民觉醒后的积极行动，一种“无碳”的生活方式不但更环保，也更具时代感。

气候问题需要全世界协作解决，也使全世界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2月21日，在全球环境部长级论坛第十次会议上，联合国环境署和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共同启动了环境中和网络，这个网站旨在联合承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小型发展中国家、地方当局和企业，以实现国家经济、社区和企业二氧化碳零排放，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信息交流网络，向社会各阶层开放。首先加入这个网络的有4个国家、4个城市和5家企业，我国的山东省日照市也是成员之一。在启动仪式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席阿齐姆施泰纳先生表示：“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需求驱使下，以及可以帮助向低碳社会转型的大量经济发展机会下，采取气候中和行动的时机已经十分成熟”，“气候中和网络可以通过在国家和地方一级采取那些已通过证实的行动，帮助各国树立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如果全世界联合起来的话，(碳中和)的目标一定会成为现实”。

“碳中和”是一个个体实践层面上的指针，在社会层面上，我们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社会。

低碳社会到底有多远

2006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曾被普遍认为对启动“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具有重要意义，但却在会议正式开始前被另一份更具爆炸性的报告抢走了风头。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周，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m)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这份名为《从经济角度看气候变化》的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图景：“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这是对“褐色经济”提出的第一个严重警告，低碳社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次年，《斯特恩报告》的诞生地英国为在全社会树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社会标准，决定兴建第一个全部采用绿色生态技术的“碳中和”生态村，作为在全国推广的样板。这个位于布里斯托尔郊区的住宅区计划于2010年前建成，建成后将有150套新一代的节能型住宅，这些住宅将采用一系列的先进绿色技术，每年能为一户四口之家节约600英镑的能耗开支。通过这个样板村，英国政府将对因生态环保技术造成的房价增加进行评估。根据英国政府2007年3月出台的规定，目前所有新建房子中的1／3都要逐渐减少其碳足迹，自2016年起，所有的新建住宅必须达到“碳中和”的标准。

向低碳社会迈进的不只是英国，整个欧洲都已经行动起来。2007年1月31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新的立法动议，要求修订欧盟现行的《燃料质量指令》，为用于生产和运输的燃料制定更严格的环保标准，以有效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使空气质量达到欧盟2005年制定的《空气污染主题战略》设定的标

准，加快向“低碳经济”型社会迈进的步伐。

在《斯特恩报告》中，中国亦被反复提及。斯特恩既肯定了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绩，又不断申明：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困难。根据最近耶鲁大学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的《2008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从2006年的第94名下降到第105名，这表明：尽管环境治理力度逐年加大，但是总量依然在逐年累积，危害也在逐年显现。

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能源需求和消费增加，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这将是一个不争的趋势。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要实施科学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国的“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作为约束指标，若此目标能够实现，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亿吨左右。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低碳经济的概念是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相适应的。低碳经济对中国的含义不是要求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做这样的要求)，而是要全力地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单位GDP的“碳消耗”逐步降低，使中国的产业与技术，在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产业竞争中能占据一席之地。

在2008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说：全球经济发展中这样的新排名模式必须让我们警醒，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很大程度上或许取决于中国应对低碳经济发展调整的能力，中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全球挑战。在3月4日的讨论中，吴晓青建议，为避免我国经济建设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其生命周期内的资金和技术锁定效应，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尽快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着手开展技术攻关和试点的研究工作。在吴晓青看来，首先要制定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开展社会经济发展碳排放强度评价，指导和引领政府、企业、居民的行动方向和行为方式。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推动我国早日加入世界低碳经济转型国家行列。

篇9：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向质量时代

探索质量升级的路径

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也是国家强盛的关键内核。据课题组副组长、国务院参事张纲介绍，确立并实施制造质量强国战略，对于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突出提高质量效益的中心地位，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实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制造质量既是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集成，又是法制环境、文化教育、诚信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反映。提升制造质量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工程，必须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统筹规划、综合实施、标本兼治、整体推进。”

也正因如此，在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中国工程院会同工信部、质检总局联合开展的国家重大咨询项目“制造强国战略研究”中，将“质量提升”放在重中之重，并单设了“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研究”课题。课题组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钟群鹏担任组长，国务院参事、质检总局原总工程师张纲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忠钦担任副组长，质检总局副局长陈钢、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等担任了课题组顾问。质检总局高度重视课题研究工作，支树平局长亲自部署安排，落实保障措施，多次听取课题进展情况汇报并指导课题研究。

为探索质量提升的路径，质检总局组织了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三一集团等34个企、事业单位参与课题，参与研究的院士、专家近140位。两年来，仅课题组调研就达10余次，走访6个省（市）、30多家企业。课题研究最终形成了1个综合报告、23个分课题报告。在研究项目的有力支撑下，《中国制造2025》于2015年5月诞生，这份备受中外关注的战略规划将“质量为先”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思想贯穿始终，全面体现了建设制造强国中的质量因素。

新视角 新举措

“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对于建设质量强国，促进经济转型，加快提质增效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向质量时代有着重要意义。在《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研究》丛书中，集结了课题组的全部成果。其中，综合卷收录了《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研究报告》及其支撑的《制造强国战略研究报告》、《中国制造2025》；基础卷包括国家质量基础建设、产业质量技术基础等6个专题研究报告；技术卷包括制造加工工程、可靠性系统工程等6个研究报告；支撑卷包括质量强国战略的经济政策、制造企业主体责任等5个研究报告；行业卷包括航天、电子信息产业、特种设备的质量强国战略研究等6个研究报告。

据课题组相关负责人介绍，“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研究”综合报告系统论述了实施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的意义，分析了我国制造业质量发展的现状，总结了主要工业国家质量发展的经验，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实施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的新认识、新视角，创立了由3个维度、12项指标构成的新的制造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分析了在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变革下的质量升级路径，提出了创新质量技术与管理、强化产业质量技术基础、提升质量素质、完善质量治理机制、加强知名品牌建设、实施质量提升工程等推动制造业质量升级的6项战略对策，从国家战略、政治配套和实施重大专项3个层面提出了系统的战略建议。同时，各卷的分课题在不同领域、不同项目中都体现了质量创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