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通用6篇）

篇1：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内容提要

《麦田里的守望者》 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被称为美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经典。该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形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作为那个时代美国青少年代表的作品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在面临从童年到成年转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孤寂与失落、苦闷与彷徨，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本文试图运用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结构模型为理论框架，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研究霍尔顿的人格结构，解析本篇小说主人公作为灵魂守望者的形象。

关键词

《麦田里的守望者》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一、引言

《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被称为美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经典。小说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叙述全书，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16岁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厌倦人生、逃学三日、寻求理想的一段心路历程。在书中，霍尔顿自述了其被学校开除后在纽约城游荡近三天的经历与感受，也以一个青少年的眼光批判了成人世界的虚伪面目和欺骗行径，揭示了二战后美国社会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庸俗、杂乱和肮脏，因此霍尔顿发出了要做“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呐喊。

该小说一经出版，就受到了诸多美国批评家与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后被列为美国中学生和大学生必读的课外读物之一，亦被誉为“二战后美国文学史上① 的经典著作之一”。很多年来，文学批评界对这部小说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文学评论家曾从象征主义、成才主题、叙事艺术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并对主人公霍尔顿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主人公霍尔顿，这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竟然身负四次被学校开除的记录，并且毫无悔改之意。在第四次被逐出学校后，因害怕父母的责骂，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市 ① Harold Bloom.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J.D.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C].Pamela Hunt Steinle.The Catcher in the Rye as Postwar American Fable.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9, 89.中心游荡了一天两夜，在这其间吸烟、酗酒甚至嫖妓。国内有学者对该作品中的俚语进行频率分析，数据显示，“Hell”使用了265次，“Goddamn”使用了245次，“Dam”使用了123次，“Bastard”使用了63次。① 因此，有的批评家把霍尔顿与颓废、庸俗、叛逆或危害青少年行为相联系，《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曾一度被某些学校和图书馆列为禁书。然而，评论界也不乏对霍尔顿人物形象的高度赞赏。有的评论家认为霍尔顿生动展现了青少年的成长烦恼，“反映的是生活本身，亦如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活”，② 有的学者认为“霍尔顿曾经是，也一直是，一种文化偶像”。③ 本文拟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重新解读这部经典之作，研究霍尔顿的人格结构，解析其灵魂守望者的形象特征。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结构理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既是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和著名的心理学家，又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主要以无意识、梦、幻想、欲望等人类精神活动为研究对象，其理论与观点早已超越心理学的范畴，成了一种理解人的动机、人格和精神活动的科学，并在文学、艺术、美学、哲学、教育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心理学史学家和哲学史学家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史，一般分为早、晚两个时期。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各种学说中，人格学说是其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把人的思想分为两个方面：意识和无意识。他认为，“精神析的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至于意识的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④ 意识是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部分，它包括个人现在意识到的和现在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可以想起来的；而无意识则是指我们意识之外的情感、思想、欲望和回忆。根据弗洛伊德理论，我们即使不知道无意识的潜在影响，它仍然会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经验。弗洛伊德早期的人格学说，我们可以称为“二部人格结构说”。

① 详见李雪平《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语言风格，载《名作欣赏》，2009年第21期，第88页。

② Freedman Carl.Memories of Holden Caulfield and of Miss Greenwood[J].Southern Review, 2003, p.401-417.③ Lisa Privitera.Holden’s irony in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J].Explicator, 2008, p.203-206.④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6.转引自王伊兰《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探微》，载《美中教育评论》2005年第4期，第77-81页.在晚期，弗洛伊德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而且还在潜意识概念的基础上人格学说作出了修正。192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一书中对“二部人格结构说”作了修改，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说”，即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的。其中，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其中超我又分为两个部分：一，自我理想包括良好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其中这些行为包括父母或其他权威人士所赞同的。遵守这些规则将会给人带来自豪感、价值和成就。二，良知包括父母和社会所认为的一些不好的信息。这些行为往往被禁止，并会导致不良后果，惩罚或内疚和悔恨的感情。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在正常情况下，这三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当三者失去平衡发生冲突时，即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①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行为与个性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难以意识到的心理力量的体现。本文根据弗洛伊德结构模型理论分析霍尔顿的人格特征，即霍尔顿的本我、自我、超我以及三者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通过对霍尔顿心理层次的解读，探究发现其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解析其希望作为灵魂守望者美好愿望的真正原因。

三、霍尔顿的三重人格结构分析

十六岁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富裕子弟，他厌倦了到处充

②斥着“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 的信息的学校，在五门考试中只有英语获及格，即将经历被三所学校开除后的又一次开除。在与室友打架之后，霍尔顿不愿回家面对父母的责骂，因此在离开潘西中学后，霍尔顿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市中心游荡了两天一夜，他出没于旅馆、酒吧、公园和博物馆等地方，曾经吸烟、酗酒甚至嫖娼，也曾好心的向两个修女捐了十块钱。在亲身经历、目睹了成人社会中的虚情假意和虚伪冷漠之后，他告 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② 塞林格著《麦田里的守望者》，胡本傲译，广州出版社，2007年。诉妹妹自己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并打算做一个聋哑人去西部谋生。他渴望人性的纯真却未果，于是充满了苦闷与彷徨，以至于最后精神崩溃，被送进了一家进疗养院。该小说就是他在精神病院对精神病医生追述自己四十多个小时的所见、所为与所思。

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三重人格理论，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在正常情况下，这三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但当本我、自我和超我失去平衡，自我无力调节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就会出现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小说中霍尔顿精神的崩溃正是由于被压抑了的本我的强大力量冲破了自我调节的防线，以及超我在扭曲的现实社会价值观中的迷失。

“本我是个人存在的原动力，同时又是毁灭个人存在的潜伏力量； 它在人的心理开始活动前，是一种积极推进心理活动的原动力，但人的心理一旦发动起来，如果任本我继续住在，人的心理就势必使整个机体陷入重重困难，甚至导致自我毁灭。”① 小说中 霍尔顿在身上不断聚集着本我力量，但是却被畸形地压抑着，找不到可以发泄的路径，最终导致其精神全面崩溃。本我的主要组成力量是力比多（或称性力），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俄狄浦斯情结”②，通过对母亲的依恋来发泄个体中的本我情欲。而在霍尔顿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对他是不敏感的，或说是淡漠的，尤其在弟弟艾里死去后，霍尔顿的母亲对他更是漠不关心。霍尔顿曾经拿隔壁宿舍邋遢而遭人讨厌的阿克莱逗笑取乐，他把自己的红色猎人帽的鸭舌拉下来遮住自己的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亲爱的妈妈，这儿的一切怎么都这样黑啊”，并吁求“亲爱的妈妈，把你的手给我吧。你干吗不把你的手给我呢！”③ 此处，霍尔顿把令他厌烦不已的阿克莱当作“妈妈”，可见霍尔顿内心对母爱的渴望。对母亲依恋，却得不到回应，于是霍尔顿在成长的过程中情欲发泄的一个路径被堵死了。

在青少年时期的霍尔顿也想通过爱情来实现本我的能量的发泄，但他的女友萨利虽然漂亮却庸俗不堪，最喜欢看一些有明星主演的既枯燥又乏味的戏，令他 ① 详见王克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述评》，载《理论月刊》1986年第2期，第52-55页。② 详见单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美学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解读》，载《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年第12期，第68-69页。

③ 塞林格著《麦田里的守望者》，胡本傲译，广州出版社，2007年。心生厌恶；出于苦闷他稀里糊涂的答应电梯工毛里斯叫来了妓女，但面对坐在自己怀里的妓女孙妮，他没有动情，却只有沮丧。因此，通过爱情发泄情欲的方式也失败了。霍尔顿对妹妹菲比的特别喜爱，一方面是由于妹妹菲比是纯真儿童的代表，是霍尔顿作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想保护的人群，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的“恋母”无门、“恋爱”无果，他对妹妹特别的浓厚的爱是依据本我行动的“快乐原则”在无意识中对本我情欲的发泄。然而，被外界不断压抑的本我能量的不断累积决定了仅这一种发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霍尔顿几次琢磨着“湖水冻严以来，那些野鸭到底上哪儿去了？是不是有人开了辆卡车来，捉住他们把他们送到动物园里去，或者究竟是它们自己飞走了？”① 此处，霍尔顿把自己看成是一只野鸭，而冻严的湖水是他内心深处本我情欲能量的无力发泄状态的缩影，而鸭鸭被捉或自己飞走的猜想是他始终不断地在思考被压抑的本我到底该去寻求怎样的发泄方式的体现。最终，内心渴望纯真的强大的情欲得不到释放，自我的调节机制被压抑了的本我能量冲垮，霍尔顿精神全面崩溃。

除此之外，现实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导致超我的迷失也是引起霍尔顿精神崩溃的另一重要原因。在霍尔顿心中，他对学校里的一切，包括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在经历了四所不同学校的生活后，霍尔顿敏锐的发现自己“周围全是伪君子”。爱尔敦·希尔斯中学校长哈斯是个“假仁假意的杂种”，像“娼妇似的”巴结那些有钱有势的学生家长；潘西中学的历史教师老斯宾塞举止粗俗，“假模假式”。学生们没有信仰，低俗不堪。学生们来学校好好读书为的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混账凯迪拉克”。② 斯特拉德莱塔不学无术，是个肆意玩弄女生的混蛋；阿克莱性格古怪，牙齿脏的可怕，喜欢用手挤脸上的大粉刺，还喜欢随手翻弄别人的东西；欧纳斯特·摩罗行为下作，每次洗完澡都要在走廊上用湿毛巾抽别人的屁股。

而当霍尔顿逃学后在繁华的纽约游荡时，看到的却同样是社会上的人情淡薄和肮脏虚伪。在纽约的埃德蒙旅馆住满了心理变态的人，他们甚至不拉窗帘就干起男穿女装之类的下流玩意儿；在欧尼夜总会聚集的权势庸俗不堪的家伙，他们拼命的抽烟喝酒，用假模假式的名牌大学的嗓音大声谈论，好让别人知道自己是 ① 塞林格著《麦田里的守望者》，胡本傲译，广州出版社，2007年。② 同上。多么得了不起。“由于自我一方面要驾驭本我、认识自己和周围世界，另一方面又要感到客观世界对自己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要顺利地达到客观世界，就必须向高于自己的某种东西前进。能够引导自我前进的这个东西便是超我。超我是社会标准、准则的人格化，代表社会道德准则，按‘至善原则’活动，有两个组成部分，即良知和自我理想。”① 然而从霍尔顿所处的环境来看，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已经被严重扭曲，对代表社会道德准则的超我认识的迷失导致霍尔顿的自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调节本我的欲望。

从霍尔顿自身的行为来看，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也体现了他人格结构中超我认识的迷失。一方面，霍尔顿“假模假式”地“融入”社会，言语粗俗，抽烟喝酒，甚至想要嫖娼，虚情假意地和外表漂亮内心庸俗的女友萨利约会。虽然他厌恶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但在现实中却找不到自身的价值及在社会中的闪光点，于是他用假装“融入”的方式来顺从扭曲了的超我。另一个方面，霍尔顿给内心善良，乐于助人，曾捐钱给修女，也曾热心替溜冰的小女孩系鞋带，还为参观陈列展的孩子当导游。霍尔顿的梦想是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曾对妹妹说：“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② 对于无耐的现实，他以一种逃避的姿态来面对使之迷失的超我，想着要捍卫儿童世界最后的童真与纯洁，保护以妹妹菲比为代表的纯真的儿童们避免沾染现实社会中的丑恶。最终，霍尔顿在妹妹执意要陪自己去西部的现实中妥协，不切实际的幻想被打破，霍尔顿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可见，在霍尔顿身上正是现实社会的黑暗引发的价值观的扭曲导致其超我的迷失。

四、结论

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的守望者》被誉为现代经典，小说中的主人公霍顿·考尔菲德也成为文学史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本文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 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② 塞林格著《麦田里的守望者》，胡本傲译，广州出版社，2007年。析学说中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来探究霍尔顿的人格结构，对比霍尔顿的自我、本我与超我的精神世界。分析认为，引起霍尔顿困惑迷茫的原因首先在于霍尔顿面对被压抑的本我的强大力量使其无法进行自我的协调。霍尔顿母爱的缺失促使其寻求爱情的滋润，但女友的庸俗使其感到厌恶。而尽管妹妹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但不足以释放本我情欲的强大力量。其次，霍尔顿寂寞无助的原因还来自于在黑暗现实中由于价值观的扭曲造成的超我的迷失。霍尔顿竭力在成人世界中寻求身份与地位，模仿庸俗的社会人士抽烟、喝酒，甚至曾经糊里糊涂的想要嫖娼。但其内心的超我世界是纯真善良的，表现在他主动给修女捐钱，也表现在帮陌生小女孩系鞋带以及给参观陈列馆的孩子当导游，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帮助以以妹妹菲比为代表的纯真的儿童们不受外界肮脏社会的玷污。但是，最终超我的美好愿望被现实打破，在超我与自我的挣扎斗争后是霍尔顿精神的崩溃。综上，通过再次运用这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读《麦田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这一形象，我们可以从更深层次品读出人类人格结构中的矛盾与压抑。透过霍尔顿这一人物形象以及对其人格结构的探究与分析，使我们对人格结构与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格式参考：外国文学评论

篇2：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公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经典地艺术地再现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状态，而且还在于它准确地真实地描写了战后美国反正统文化青年的语言习惯。本文试图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寻《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语言特点，来剖析该作品语言的成功之处。在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中提出了三组理论范畴：“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隐性”。“四个世界”是《修辞学通论》中的第一组修辞范畴。它理论的概括了与修辞有关的一切因素（包括语言的、非语言的）及诸多因素之间尤其是语言世界同其他三个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说明了修辞实际上是语言、文化、心理、物理四个世界的统一体。《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评论家们视为二战后美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 世纪50 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真实的物理世界。“我认为文化不能同国家的其它事物相提并论，无论如何,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人眼中，美国的文化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这一论点出自美国社会及文学评论家诺曼•波德霍尔泰之口，它曾一度成为美国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普遍看法。对与一个民主国家的声誉来说，这给大众留下了一面是粗俗低下一面又是单纯天真的双重印象。因为艺术已被描绘成乡巴佬的小把戏或其它无足轻重的事物的派生物，与当讨颇为流行和时髦的审美评价标准——欧式风格的文化与艺术——相对照，美国及其自身的努力一直被认为是不入流的艺术实践。但是,在战后岁月里，上述主张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进入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由求新猎奇而带来的自豪感成为了美国文化世界的主流声音。《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符合时代特色的反正统语言，正是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文化在语言上的真实反映。评论家们一般地认为，反正统文化运动是战后美国青年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对传统的主流价值标准的反叛和挑战，也是对于战后美国社会道德认同的一种冲击。他们主张和平，倡导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们身着奇装异服，追新猎奇，满嘴的粗俗言语，迷恋于毒品和摇滚乐。在《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本）的前言中写道：“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的人物如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实际上也是垮掉分子的代表，但垮得还不到吸毒、群居的地步⋯⋯”霍尔顿的粗俗语言和奇言怪句彰显出对虚伪社会现实的冷嘲热讽；塞林格的小说蕴藉着对美国正统文化标准反叛的主题并且展示了他所处的特定年龄群及社会阶层的语言特色，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反正统性。塞林格的语言风格以独特的准确性和艺术性反映了20 世纪中期美国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对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意外的推动作用。而在心理世界上，40 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塞林格多次脱离社会、遁迹世外，最后隐退到新罕布什尔州乡间山顶上的一所小屋里，潜心研究东方佛教，这样的消极遁世行为正是他的心理世界的反映。所有这些都准确地在作品的反正统语言上得到了体现。

“零度和偏离”是《修辞学通论》中的第二组修辞范畴。为了寻找到一般的抽象的规律，修辞研究必须从一般的、理想的状态出发，必须运用理想化的方法。但是修辞不能回避现实；现实是：一切都是对理想状态的变异和偏离，不过程度不同罢了。“零度”是适应理想化的方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偏离”就是面对现实的策略手段。在王希杰看来，“偏离”其实是语言的本质，“零度”是为了研究方便而假设出来的理想化的语言形式，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根本不存在“零度”的标准化语言，实际存在的只有“偏离”。“偏离会使人产生惊讶的感受，而令人惊讶的效果正是修辞学的目的。”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小说中，大量典型化的俚语的使用正好体现了语言“偏离”的本质。霍尔顿大量的使用了俚词“old”，将它几乎加在了所有的人名前。校长被称为“old Hass”，因为他是一个伪君子；电梯工人被称为“old Maurice”，因为他对霍尔顿拳打脚踢，霍尔顿恨不得对他开枪打死六次；霍尔顿称他既同情又厌恶的历史教师为“old Spencer”；而霍尔顿最喜爱的妹妹被称为“oldPhoebe”。这些俚语的特点就是一词多义，感情色彩不确定。人们出于喜好回大量使用俚语，用语取代不同的词汇。小说中还使用了大量的诅咒词，如damn、hell、goddam 等，它们在书中很多地方被用来替代形容词和副词，这似乎抹去了形容词和副词对于人和事物的性质的差异。符合语法结构的语句、正式的词语如果被霍尔顿大量的运用，反而背离了人物的性格。一方面，霍尔顿沾染了社会上的一些陋习，如吸烟喝酒和讲粗话；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压抑，这些在实际生活中大量出现的俚语成为了霍尔顿表达对社会不满和宣泄内心的积郁的有力的工具。从修辞的“零度和偏离”角度看去，俚语的出现，替换了许多理想化的语言方式，从而符合了语言的自身的发展规律。霍尔顿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幽默风趣。霍尔顿是勤于思考的少年，能常常在生活中发现不和谐，还爱看幽默有趣的文学作品，他的语言流淌着幽默色彩。例如，霍尔顿说他的室友斯特拉德莱塔“半辈子的生活都是在照镜子”、“像这一类事——有人头上挨了块石头什么的，总能让阿克莱笑得掉下裤子。”说电影院里一个小孩母亲“心肠软得就跟狼差不离”，等等。通观霍尔顿的幽默语言，带有夸张色彩的自嘲和他嘲是其幽默语言的主要表达方式。塞林格对东方佛教颇有研究，他笔下的霍尔顿多少有一些超脱的性格、笑天下可笑之人的习惯。霍尔顿的这些自嘲和他嘲是他投向虚伪社会的匕首，发泄他对丑陋社会不满的方式。塞林格出色的语言运用使霍尔顿的形象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欧洲文艺理论史上的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被西方修辞学界推为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说服方式”是《修辞学》中的核心词。亚里士多德说“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没有教养的人在广大听众面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教养的人讲的是普通的、一般的道理，没有教养的人讲的则是他们所懂得的、切身的经验。”。

篇3：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简·爱》

关键词：简·爱,勃朗特,精神分析

一、前言

本文将勃朗特精神世界与简·爱精神世界结合, 以渐进式的精神分析, 通过表层性格、内心宗教人格、深层性意识三重解读来剖析简·爱这一人物形象, 理由有二:

其一, 根据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 较少从精神分析去解读简·爱这一人物, 特别是结合勃朗特的精神世界进行解读。 整理发现:“1949—1978年间, 主要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出发分析与批评作品及作家。 当时我国学者认为, 最为重要的问题并非爱情, 而是人物的阶级地位与状况, 爱恨情仇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 80年代以后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物身份研究, 主要涉及性别, 从女性主义角度阐发;第二类是社会历史研究, 涉及殖民主义问题;第三类是比较研究。学术价值较大的关注点在于《简·爱》的结局、以及罗彻斯特的疯妻。 ”①

其二, 基于《简·爱》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 因此将勃朗特精神世界与简·爱精神世界结合有其合理性。 英国当代研究者米利亚姆·埃洛特在其评论文集中写道:“《简·爱》和《维莱特》中直接反映夏洛蒂的私生活。 ”戴维·塞西尔在评论《简·爱》中写道:“她的视野局限于内心生活, 私人的激情。 她的小说主要是一种个人头脑中的幻想的记录……故事不是通过非个人的真实眼光展现出来, 而是通过她自己的眼光展现出来……她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夏洛蒂·勃朗特自己。 她的领域不仅局限于直接表述某个个人的情绪和印象, 而且局限于夏洛蒂·勃朗特的情绪和印象。 ”②

本文并非对简·爱形象的发生追本溯源, 而是试图以精神分析贯通人物与作者, 为人物的矛盾与复杂寻找深层次的精神原因。

二、表层性格分析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了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③。 人物的表层性格往往通过其行为表现, 一个人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

其一, 简·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给读者一个直观性的印象就是“独立”, 因此简·爱也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在早期的评论之中, 这种“独立”的性格更被视为是对男权世界的反抗, 以表明女性的独立意识。 然而这真的是一种女性的独立吗? 还是一个人在困境中迫不得已的自救方式? 简·爱的性格究竟是独立还是依靠?

从文本中来看, 简·爱是失去双亲的, 而勃朗特也是失去母亲的。 温妮科特认为人格的发展是父母养育与遗传倾向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母亲的养育方式与质量至关重要④。 也就是母亲的失去对于简·爱和勃朗特的性格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是简·爱及勃朗特精神世界的状态最为关键的因素。在夏洛蒂·勃朗特年仅5岁的时候, 娇小、温柔的母亲便撒手而去, 撇下6个年幼的孩子。 其实, 勃朗特夫人在离世的前几年就已缠绵于病榻而无力照顾自己的孩子。 “所以, 对夏洛蒂而言, 母亲只是梦中的一个模糊的影像, 母爱更是潜意识里痛苦的渴望。 她不知道被母爱环绕的人生会是怎样, 她所熟知的、易感的是孤儿的生存历程”⑤。

由此看来, 失去母亲造就了简·爱和勃朗特的孤独感, 以及渴求被关怀的感觉。 与其说简·爱是一个独立的形象, 不如说简爱是一个被迫独立的女性。 简·爱的一次又一次独立, 无不是在前段旅程中失去了寄托, 才走往下一段。 而且每一段中, 也都有一个让简·爱依靠的母爱式的人。 简·爱和勃朗特最需要的不是对于“独立”的赞许, 而是一个可以许之依靠的港湾。 在盖兹海德舅母家, 简·爱被予之关怀的是贝西小姐, 当她前去罗沃德学校的时候予之关怀的是谭波尔小姐;谭波尔小姐的离去使得简·爱失去留在罗沃德学校的理由, 当去桑菲尔德庄园之后, 有了老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的关怀, 并且爱上了罗切斯特;而当罗切斯特无法予之依托之时, 简·爱才选择忧伤地离开庄园。

其二, 简·爱在文本中的行为给读者第二个印象是“孤僻”, 她几乎不主动和周围的人交流, 也不会以一颗好心去预设周围的人。 她起初与挚友海伦的交往, 与桑菲尔德太太开始的交流, 以及遇见罗切斯特先生时的对话, 都使人产生一种“距离感”。

文本中的简·爱童年生活在舅母家中, 舅母是极其强势的女人, 因此简·爱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并且舅母的几个孩子也一直欺压简·爱, 不让简·爱说话、辩解;失母的勃朗特也一直处于一个人的压抑之中———父亲。 勃朗特的父亲是虔诚而严厉的牧师给勃朗特造成心灵的创伤。 “罗斯蒙德·兰格布里奇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心理研究》一书里所分析:‘毫无疑问, 无需赘言, 这件成人会轻易忘记的小意外, 对孩子来讲却会是致命的, 它会影响夏洛蒂的整个童年, 势必也影响她以后的人生观。 我能想象的到, 那些彩色的小靴子的化为灰烬注定成为她命运的象征’”⑥。父亲刻薄的教育, 是造成勃朗特压抑精神的挥之不去的原因 (父亲对其的宗教观也有极大影响, 在第三节阐述) 。 按照弗洛伊德的恋父理论, 简·爱应该会和自己的父亲很亲密。 但是因为父亲的刻薄, 她什么精神依靠也没有, 甚至觉得世界都是不好的, 和他人交流有距离感。

由于被压抑的存在, 失去表达权力的简·爱在童年便形成了“孤僻”的性格, 她不善于和人交流, 甚至也不愿意和人交流。 而这样的压抑, 终将会带来反抗, 勃朗特在小说中将父亲和舅父都剔除, 便是对父亲压抑的一种反馈;在宗教与性意识的综合作用下, 简·爱的反抗将会更加疯狂。

其三, 也往往是被读者所忽视的一个性格———“浪漫”。简·爱在文本中是一个极其浪漫的角色, 这种浪漫表现得极为隐秘, 就是像一个女性的天真在成熟之后往往被收藏起来。 文本中的简·爱会法语, 学习法文。 罗切斯特养着一个女孩儿, 而她的妈妈是一位法国歌姬。 为什么文本中会多次写到和法国有关的东西? 帕特丽萨·汤姆森《又一大捆法文书来到霍沃斯》:“夏洛蒂·勃朗特受法国的影响是明显的。通过当代的法国作家, 她窥到了一个世界, 一个陌生的景象……”勃朗特在自己的书信中写到“收到了又一大捆法文书, 多达四十卷———我已经读了近半数, ———这些书和其他法国书一样———机智、刻薄、世故、不道德”⑦ (1840年, 24岁) 。

可见简·爱的“浪漫”举动, 是法国文学的熏陶之后的结果。 简·爱敢于和身患肺病的挚友海伦一起过夜, 只为了陪伴挚友, 直到海伦被拥抱着死去。 她从来没有考虑所谓肺病的传染, 也顾不得学校的规章, 深夜溜进病友的床褥中, 为了只是一段来之不易的友情。 包括最后小说的结局, 罗切斯特竟然渐渐恢复了视力, 这都是简·爱的“浪漫”。

三、内心宗教人格分析

通过对于简·爱表层性格的分析, 其复杂性已经显现, 实则是需要依靠的“独立”、“孤僻”、“浪漫”, 简·爱复杂纠缠的性格给予了这个人物深刻的内涵。 简·爱同时还是一个有着宗教信仰的人物, 宗教关乎着更深层的精神世界, 直指内心的信仰。

简·爱和勃朗特都是宗教叛逆的人物。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 勃朗特的宗教叛逆是隐秘的, 其在现实生活中依旧是一个受传统宗教道德观念约束的女人, 她始终没有敢正面跳脱出父亲的压抑。 在勃朗特写给罗伯特·骚赛的信中, 她倾诉了心灵的苦恼:“我小心翼翼地避免露出神思专注和偏执古怪的样子, 以便不让那些我生活于其中的人据此怀疑我追求的性质……遵循他 (父亲) 的劝导, 我对一个女子应尽的责任, 不仅努力去专心履行, 而且力求以此为乐。 我并不总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 当我正在授课或缝纫时, 我却宁愿阅读和写作。 但我力图克制自己, 而我父亲对此的赞许, 则给了我的被剥夺的欢乐以极大的报偿。 ”骚赛回复道:“我要怀着全部的善意和恳切警告您, 有着这样一种危险:‘您习惯性的沉溺于其中的白日梦可能会导致心境的失调……文学不能, 也不应该是妇女的终身事业, 妇女越是投入于她应尽的职责中, 就越没有闲暇来从事文学活动。 ’”⑧

而简·爱却直接表达了对于宗教的质疑和叛逆。 她抛去宗教道德, 在一开篇就对上帝产生了怀疑, 追向自由的信仰模式。 “‘不公呵, 不公! ’我的理智呼喊着。 在痛苦的刺激下我的理智变得早熟, 化作了一种短暂的力量。 决心也同样鼓动起来, 激发我去采取某种奇怪的手段, 来摆脱难以忍受的压迫, 譬如逃跑, 要是不能奏效, 那就不吃不喝, 活活饿死”⑨。但是当简·爱逐渐长成, 却连这样的质疑都没有了, 表面上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与其他的女性没有区别。

可见在宗教人格上, 简·爱是矛盾的。 一方面是虔诚的信仰者, 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与基督教的道德之间徘徊。 然而关键是, 简·爱叛逆并不是对于信仰的否定。 她只是想要及时摆脱被压抑在身上的道德枷锁, 她不希望自己被框定成宗教道德下所理应扮演的角色———打理家务、 照顾父亲与丈夫。

对于信仰的怀疑, 是信仰与性格形成的冲突。 信仰若真的能让简·爱得救, 简·爱必然会一直虔诚。 然后失去母亲却无人依靠, 被舅母压抑从来都是无从辩白, 从法国文学获得的浪漫只是一时的突破, 是精神上的短暂愉悦。 这样的性格和信仰碰撞之时, 必然引起简·爱的叛逆。 并且女性的身份, 使得简·爱和勃朗特只是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 表面上都是平常的女性, 没有叛逆。 这只是没有引火的茅草而已, 当内心深层更原始的欲望被激发之时, 性格与宗教人格所形成的冲撞, 那火焰夹带这欲望的油料, 将烧毁整个桑菲尔德庄园。

四、深层性意识分析

性意识的解读可以说是对简·爱精神世界更为深层的剖析, 不仅仅是欲望的探求, 而是更加矛盾化心理的发掘。

首先, 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性”必然是一种压抑的状态⑩。 人们不敢公然去讨论, 也不敢公然去追求, 更不敢有任何逾越宗教道德的行为。 这样的状态, 使得女性在此情境之下无法得到欲望的满足, 矛盾的内心愈加激烈。 勃朗特的个人性格、宗教人格, 构成其性意识含隐的一面;也构成其对传统观念下的性意识的排斥, 拒绝两次求婚11, 反抗宗教道德下的妻子。 但是勃朗特又绝对不是拒绝情欲的, 她精神世界中激情的一面在这里显露无疑。 她在现实中热烈喜欢一个有妇之夫12。 然而爱上有妇之夫是不被允许的, 勃朗特的性意识收到了严重的压抑和挫伤。 现实中的勃朗特, 最终选择了妥协, 和牧师结婚13。

勃朗特受压抑的性在简·爱的身上得到了满足, 小说大团圆的结局便是对性的一种激励。 当然如果把《简·爱》的结局仅仅看做是性压抑之后的激励, 显得太过简单。 “倘若作家将压抑的性意识投射到作品中, 我们将看到的是激烈的情绪释放。 但作家在作品中呈现的性意识方面的情绪体验, 却十分隐晦艰涩。 勃朗特一直在掩饰自己的激情, 从而使得自身更加痛苦。 勃朗特把这些隐秘的愿望放到了简·爱身上。 其烧毁桑菲尔德的举动, 是简·爱内心隐秘愿望的举动, 其意在摧毁父权制的大厦”14。

简·爱深层的性意识被激发之后, 以及在复杂性格和叛逆宗教人格的三重作用之下, 精神达到一种极端需要倾泻的地步。 罗切斯特的妻子被公布成疯妻, 疯妻一夜之间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 这把火其实是简·爱放的, 更是勃朗特放的。 她不仅烧毁了罗切斯特的一切, 更是烧毁了有关男性的一切, 还把自己烧成了一个“男人”, 从此简·爱掌握了男人的话语权。 当简·爱再次寻找遇见罗切斯特之时, 罗切斯特一无所有, 而简·爱继承了遗产变得富有。 这其实是把简·爱变成了“男人”, 罗切斯特变成了“女人”。

五、结语

通过结合勃朗特对于简·爱精神世界的发掘, 可以窥见这一角色的复杂、矛盾、叛逆与反抗。 也可以发现在复杂性格、叛逆宗教人格以及压抑的性意识三重作用之下, 简·爱最终爆发出的反抗让自己成为了一个“男人”。 然而简·爱的反抗是个人的, 其并不是要决裂式地打破一切, 更多的是失去母亲、父亲严厉刻薄、宗教道德、性与婚姻下压抑的内心倾吐。若是没有这些个人的经验, 也绝不会出现《简·爱》这样的作品。而《简·爱》之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她的开创性, 在维多利亚那个宗教道德的时代, 以自身经历为取材, 从而发出内心切实的情绪, 让我们看见一个女性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苏耕欣.新中国六十年勃朗特姐妹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3, VOL43 (2) :118-130.

[2]郭本禹.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发展脉络与思想内涵.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5) .

[3]史汝波.母亲的缺席与母爱的在场.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2) .

[4]张静波.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勃朗特姐妹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史汝波.夏洛蒂·勃朗特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6]张智义.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意识和女性作家写作.外国语言文学, 2014 (4) .

[7]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1, 第1版.

[8]祝庆英.简·爱.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篇4：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关键词】意识形态 麦田里的守望者 翻译

《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塞林格（J. D. Salinger）的一部经典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文译本主要有两个，一是施咸荣1983年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一是孙仲旭2007年译本，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两个译本各有千秋，读者对这两个版本也各有偏爱。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造成两个译本差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从而加深对翻译活动的认识。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现在已经为众人所公认。勒弗韦尔（1992）阐述了影响翻译的“两要素”理论，即翻译自始至终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其中，“赞助人”控制意识形态，“专业人士”控制诗学。他还指出，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会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利直接干预翻译过程，而由文学家和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相对只能在赞助人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内，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利和诗学技巧，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因此，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其话语选择，决定其翻译策略。我们下面就通过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两个译本所处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何不同以及造成了何种翻译差异。

二、两译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极其对作者的影响

施咸荣的译本虽然公开出版于八十年代初，但却最初产生于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翻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实行的“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边，同时对翻译活动也实行了极强的政策影响。由于太多的限制与障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时常不得不对原作进行适当割舍和调整。因为他的思维模式需与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以至于他的话语不会受到当时的权力话语的排挤，甚至产生冲突。

当时的赞助人意识形态操纵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汉译本的出版发行。在六十年代初，该译本只能以“黄皮书”的形式内部出版并作为批判和反面教材。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译本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而施的个人意识形态影响了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也受到了影响，其选取了翻译该作品，是为了让国人用批判的眼光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起到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传统儒学仍然对作者有较大影响，施在译文中对于原文中的粗俗用语及与性相关的话题较多采用回避及规划的态度。

而孙于2007年发表的译本，其意识形态则大有不同。“本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实现现代化，个人发财致富。…… 这些观念逐渐为人广泛接受，成为有史以来吸收忠实信徒最多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内涵和实施策略从偏重精神到偏重物质，由强调富国到强调富民。”

因此，孙的意识形态与施已经大有不同，其译本可以公开发表，社会环境已大为不同，其翻译目的也已更倾向吸引读者。同时，儒家思想虽然仍有影响力，但其对性等问题的影响已经大不相同。这些在孙的译作中都有所体现。

三、两译本翻译策略比较极其意识形态原因

1.粗俗语处理策略比较及原因。如前文所说，施咸荣所处的历史环境使得他在翻译中要特别注意与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使得他对于语言的选择比较谨慎，原文中的粗俗语往往被回避或委婉地表达。而对青年翻译家孙仲旭来说，社会包容度已经大为增加，其个人选择也大为增加。因此在孙的译本中，对粗俗语的翻译往往更为直接。如：

例1：They dont do any damn more， molding at Pencey than they do at any other school.

施咸荣：在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材。

孙仲旭：跟别的学校比起来，他们在潘西做的培养工作他妈的强不到哪儿去。

例2：Old Marsalla， he damn near blew the roof off.

施咸荣：老马萨拉，他差点儿没掀掉屋顶。

孙仲旭：毛尔绍洛这厮，差点儿没他妈把房顶给崩掉。

例3：I was probably the only normal bastard in the whole place - and that isnt saying much.

施咸荣：我也许是这地方唯一的正常人了——而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大。

孙仲旭：我很可能是整个这儿唯一正常的混蛋——这话说得不算过分。

在例1，例2中，施将原文中的粗俗语都省略掉了，而孙则加以保留。在例3中，施将“bastard”翻译为“人”，而孙则保留了“混蛋”的原意。

关于两个译者对于粗俗语态度的不同，我们从施在序言中的一段话也可看出端倪。施咸荣曾在序言中写到：“我国的青少年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党、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亲切关怀，既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环境与资本主义的丑恶环境作对比，确实能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当然，如果有个别青少年分不清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界限，不珍惜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竟也去盲目崇拜或模仿霍尔顿的思想，举止和言行，那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了。”这里不难看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痕迹以及施之所以加以删减的原因。

相比之下，在社会更加开放、自由，出版业商业化的今天，为了吸引读者，那些个性张扬，更具刺激性的作品往往更受出版社的青睐。因此，孙仲旭在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对于原文中的脏话，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而无需净化处理。

2.性描写处理策略比较及原因。除了粗俗语之外，两译者对于性描写部分的翻译策略也有所不同。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

例4：And when she turned around， her pretty little butt twitched so nice and all.

施咸荣：她让我神魂颠倒了。

孙仲旭：转圈时，她小巧的屁股扭来扭去，好看之极。

很明显施省略了对性较直接的描写，而孙则完全加以保留。

例5：He was always saying， “Try this for size，” and then hed goose the hell out of you while you were going down the corridor. And whenever he went to the can， he always left the god damn door open and talked to you while you were brushing your teeth or something. That stuffs sort of flitty. It really is.

施咸荣：他老是说，“这件事你可以实地干一下试试。”你走到走廊上的时候，他还会在你后面拼命呵痒。…… 这类玩艺儿就有搞同性爱的迹象。一点不假。

孙仲旭：他经常在你经过走廊时对你说“试试这个大小如何”，然后猛捣你的敏感部位。他每次上厕所时，老是他妈的不关那格厕所门，在你刷牙或者干别的什么时跟你说话。这种事有点儿同性恋意思，没错。

省略号是两个译本最大的不同，施咸荣所处的年代的中国人还不能接受同性恋，因此施的译本就用省略号代替了。而孙仲旭译本所处的21世纪对此已大为包容，因此他不用担心此事。

对于两个译本对性描写处理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施咸荣所处年代对性话题是隐晦的，保守的，这使得施必须加以删减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而孙仲旭所处的年代对于性已大为开放和包容，因此孙可以保留原作相关部分。另一方面，施咸荣本人生长的年代及其所受的教育使其个人意识形态对于性话题更加小心触及，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孙仲旭作为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译者，其个人意识形态所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已经大为减少，而对与西方性解放的思想接受程度已大为提高，因此其对性话题可以更大胆的处理。

3.翻译目的不同造成的翻译策略差异。

例6：Anyway， it was December and all， and it was cold as a witchs teat.

施咸荣：嗯，那是十二月，天气冷得像巫婆的奶头。

孙仲旭：当时已经是十二月，天气冷得邪门。

同之前的例子不同，在这个例子中施的译本似乎要更大胆些，这是由两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决定的。施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并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而孙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运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这是因为施咸荣的翻译目的是“让国人用批判的眼光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并且其最初的译本只是用于内部发行。因此对于“as a witchs teat”这样一个美国俚语，采取直译的策略更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文化和社会。而孙仲旭的译本则更偏重于商业目的，也更偏重于吸引读者。如果对这一俚语直译，则会增加读者的理解难度，因此孙这里为了适应读者的口味而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

我们这里看到，社会意识形态对机构和译者的翻译目的也会产生影响，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四、结语

从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对两个译者的选择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都会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影响并影响译本。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儒家思想同时影响了两个译本的内容。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总是会受到其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并逃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操控。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1992）.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J·D·塞林格.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M].南京：译林出版社，1983.

[3]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 - 1979）[J].中国翻译，2003（9）.

篇5：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田纳西威廉斯说过, 他的作品就是要表现那些敏感, 脆弱, 而又不想与现实妥协的人最终被毁灭的过程。他本人被卡赞形容为一个没有皮肤的人, 意思是说极其敏感, 也如剧中的布兰奇, 一只残破的蝴蝶。《欲望号街车》讲述了一位没落的南方贵族淑女——布兰奇·杜波依斯悲剧的一生。在丧失了美丽的家园贝尔立夫和自己名声之后, 她乘坐欲望号街车来到了新奥尔良市的妹妹斯黛拉的家。在这个嘈杂混乱的环境里, 她遇见了妹夫斯坦利的朋友——米奇, 然后开始约会。布兰奇对于这个粗鲁的中产阶级妹夫斯坦利以及他们的小市民的生活环境十分不满, 这也引起了斯坦利对于的厌烦。在厌倦了布兰奇的虚伪以及高高在上的自豪感之后, 他在布兰奇生日的当天残忍的揭开了布兰奇的尘封已久的放荡不羁的过往。秘密的揭发终止了布兰奇和米奇的恋爱关系。家园的丧失、亲人的离去、丈夫的背叛、婚姻的破碎等等, 这些巨大的压抑涌进了她的潜意识。秘密的揭发也成了她脆弱神经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她压垮进入了精神崩溃的深渊。

二、从精神分析批评剖析作者威廉姆斯和布兰奇的联系

弗洛伊德认为, 文学, 如同梦境的神经官能症一样, 是作者内心无意识的外在表现。所以心理分析批评家仔细分析作品背后作者深深隐藏的欲望、本能、害怕、和非理性的思想。因此, 我们可以将作者威廉姆斯的经历和布兰奇的对比参照。田纳西·威廉姆斯出生以一个穷苦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酒鬼, 母亲是一个优雅的受过教育的南方淑女。他还有一个脆弱的姐姐罗斯一直忍受着精神分裂的痛苦。正如作者威廉姆斯一样, 布兰奇在童年时期也饱受心灵的创伤。布兰奇生于一个没落的南方贵族家庭, 父兄沉溺于纸醉金迷的幻想之中, 终日纵情享乐, 最终家财散尽归于尘土。这些童年的痛苦经历对于威廉姆斯和布兰奇的精神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使他们极度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布兰奇是作者威廉姆斯的女性化身。

三、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布兰奇的内心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把人格分成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 像是一只沸腾的大锅, 充斥着我们混乱的欲望、本能、力比多以及一些非理性的思想。它处于心灵的最底层, 有快乐原则所支配。作者通过对布兰奇在失去家园贝尔立夫之后的放荡堕落的生活状态的描述, 向读者展示了布兰奇的自我。超我处于本我的反方向, 一方面是由平常我们所说的良心构成, 另一方面代表着道德对我们的规范约束。南方的传统价值观念塑造了布兰奇的超我, 并在她以后的人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她被旧的南方教育成为有一个温柔优雅、自信忠诚又充满智慧的南方淑女。

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扮演者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它不仅试图同时满足自我与超我之间的需要, 而且还要协调处理双方的矛盾。当布兰奇的自我可以协调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时, 她与丈夫艾伦一起过着正常的幸福的生活。例如在发现艾伦是同性恋之前, 她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 在她生命的最美好的年华里, 布兰奇经历了丈夫的自杀、婚姻的破碎、家园的丧失和亲人的相继离世。这些痛苦的经历, 如同汹涌的江水涌向她的潜意识之中, 去寻找一个避难所。当潜意识中这些被压抑的经历过多时, 就会转化成为焦虑不安。伴随着这些焦虑, 产生了神经官能症。布兰奇心灵的仲裁者——自我, 过于脆弱而不能保持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平衡状态, 最终致使她走入精神崩溃的深渊。

到达新奥尔良市之后, 布兰奇的试图适应斯黛拉的家中可怜的生活环境。但是她的自我太过无力不能使之适应承担现实的残酷。一方面, 她是令人艳羡的优雅的南方淑女, 另一方面, 她又是受人唾弃的妓女。在淑女和妓女之间, 布兰奇无力摆脱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挣扎。因此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 她躲入自己编织的幻梦中寻找暂时的平静。因此, 可以说布兰奇的欲望导致了她悲剧的一生。

四、结语

本文认为布兰奇的悲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布兰奇和斯坦利的社会地位的冲突, 布兰奇这一迟暮美人可以说是美国没落的南方贵族的代表, 斯坦利则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波兰移民, 是新南方的代表。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新旧南方之间的矛盾。旧的南方不能适应新的社会, 必须灭亡。另一方面是他们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布兰奇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 然而, 斯坦利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 是实干的中产阶级。粗俗与优雅、野蛮的真实与精致的矫饰、现实的蛮横残忍与幻梦的脆弱凄美之间的强烈碰撞, 是得布兰奇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中无法生存, 除了堕入自己编织的美梦之中, 她别无选择。似乎只有在梦中, 她才能得到一丝丝慰藉。

总之, 愚昧的坚持旧的传统永远不可能帮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取得进步, 那些固步自封的人终将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所遗弃。因此, 我们可以在布兰奇的身上得到启示:当我们面对挫折、磨难之时, 首先要清楚地认识自己, 接受现实直面挑战, 而不是逃避现实, 终日活在幻梦之中。同时, 作者也暗示了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在成长过程中同样重要, 不容忽视。

摘要：本文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杜波依斯心理崩溃的全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布兰奇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原因, 文章通过使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剖析布兰奇内心世界的挣扎现实与幻想之间、本我和超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一直折磨着布兰奇脆弱神经系统是导致她的悲剧的命运的主要根源。丈夫的离去、家园的丧失以及她被揭发的秘密一直折磨着她脆弱的神经, 使之选入了精神的窘境。为了逃离蛮横残忍的现实, 她不得不把躲藏在自己制造的幻梦之中, 最终, 精神崩溃。

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本我,超我,矛盾

参考文献

[1]Williams, Tennessee.A Streetcar Named Desire[M]Harmondsworth, English:Pengiun Books.1959.

[2] (美) 田纳西·威廉姆斯著, 孙白梅译, 欲望号街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3]Freud, Sigmund.A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Psychoanalysis[M].New York:Affiliated Publishers, Inc, 1920.

篇6：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关键词：蓝眼睛 意象 恐惧 杜拉斯 精神分析学

杜拉斯晚年的几部作品如《八0年夏》、《扬·安德烈亚·斯泰奈》和《乌发碧眼》（以下简称《乌》），扉页上都写着“献给扬·安德烈亚”。杜拉斯的创作与扬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認为，文学是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的升华。他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对文本的分析，进入作家的‘本我’境界。而对于基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展开文本分析的批评家而言，问题则在于通过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以及偶然的语言征兆去探索无意识欲望向文本投射的方式。”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下，杜拉斯是“精神病患者”，通过写作，她找到了回到正常的精神状态之路;《乌》是隐秘欲望的物化;《乌》可以像梦境一样被解释;解释就是穿越“显意”直达“隐意”，作品有表层和深层之别，只有超越文本的表层，进入文本的深层，才能揭示《乌》中被压抑的无意识。

一、显在的“蓝眼睛”意象：情人的代言词

“重复叙述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在小说中，重复往往体现在为场景和事件的重复。这一叙述艺术在杜拉斯的创作中得到了大量的运用，有的是一个文本内部的重复叙述，有些则是不同文本之间的反复串联。杜拉斯往往让某个情节、人物或意象在不同的文本或统一文本的不同章节中反复出现。”而“眼睛”这个意象亦如此。

《乌》内容上描述的是在一个夏日的夜晚，在岩石旅馆的大厅里。一段阴差阳错的故事。他，男主人公，被一个外国小伙子深深吸引，而这个外国小伙子却和女主离开了大厅。她，女主人公，有着白皙的皮肤、乌黑的头发、一双蓝色的眼睛。还有一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离开法国之际前来和女主人公告别，也身着白色，他的眼睛蓝得可怕，他的脸色很白，与所有的情人相仿。

因为外国小伙子的离去，女主与男主在一间海滨酒吧相遇，于是女主接受了陪男主度过不眠之夜的合同。在整个夏季的夜晚，在这个从来没对女人产生过欲望的男主与有着众多情人的女主之间，“也许爱情会在这样一种可怕的方式下存在。”

男主发现她和那个外国小伙子一样，身材相同，眼睛也是同一种蓝色，头发也都是黑的。而且，目光中都透出忧郁的夜色。“她的眼睛和头发具有他所希望得到的情人的颜色：头发那么黑，眼睛那么蓝。”

在杜拉斯笔下，眼睛成为人物描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停地被观察，被描写，被重复。而这双“蓝眼睛”似乎就成了情人的代言词。可正是这双眼睛，却有着让人害怕的特质。

初次见面时，作为有着一双蓝色眼睛的情人，男主对女主说道：“像你那么蓝的眼睛，总有点儿叫人害怕。”她回答：“黑头发和黄头发使眼睛的蓝色有所不同，好像眼睛的颜色是由头发决定似的。黑头发使眼睛带有湛蓝的颜色，而且有些悲伤，这是真的;黄头发使则是蓝眼睛略带黄色和灰色，见了不那么可怕。”她说她也遇到过一个眼睛就是这种蓝色的人，“你无法抓住他目光的中心点，不知道她的目光从何而来，仿佛他在用整个蓝色看东西。”而男主却发现她描绘的就是自己的眼睛。

二、深层的“蓝眼睛”意象：恐惧之情

“蓝眼睛”是情人的代言词，本应让人心里升起阵阵暖意，却是那么让人感到可怕。这种可怕，似乎来自爱情，来自欲望。男主与蓝眼睛外国小伙子的错过，导致他不停地为他哭泣;那双蓝眼睛里象征着一段既不可遇也不可求的爱情;而女主，同样拥有这双蓝眼睛，恰恰又是因为她，男主才和外国小伙子分别，饱受着痛苦。男主所面对的“蓝眼睛”的情人们中，一个是爱情得不到，一个是欲求满足不了;男主不得不接受这种失去，并且不得不躺在她的身边。正是这种“蓝眼睛”所代表的痛苦，使男主不停地哭泣，使他感到那么可怕。所以“恐惧”成了“蓝眼睛”中这一意象所承载的挥之不去的主题。

刚开始看到这双蓝色的眼睛，男主会只是觉得可怕。可是到后来，两人开始一起过夜之后，这种眼神里传达出来的可怕的感觉，开始蔓延到了所有与蓝色有关的事物上。比如大海，比如天空。所以男主从不看海，即便大海就在门前。所以才有了“黑丝巾”的出现，使得“蓝眼睛”这一意象暂时受到了遮蔽。恐怖之情伴随着女主知道男主的性取向时出现“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不认识你，我永远不会相信。”就像不信上帝那样可怕。“令人可怕的事实是人得无止尽地面对自己。但是也许就是这样，人才能最好的、最自在的经历绝望，那些没有后嗣的男人就是这样，失去了希望还蒙在鼓里。”恐怖却在这个房间，这个夜晚随之而来。“恐惧有时候会光顾这个房间，可是那个夜晚恐惧更是频频来临。这不是怕死，而是怕受到伤害，好像怕被野兽抓破脸一样。”

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读：谁的恐惧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中聚集的大量能量总是力图通过各种渠道发泄出来，而满足本能欲望、发泄能量的直接方式往往为超我的道德规范或显示要求所不容，因此会遭到自我和超我的抵制与压抑，这些受抵制的力比多能量不得不转换对象和改变方向，企图以简洁的方式发泄出来，这是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文学正是从书写自我的痛苦开始。

我们会发现，在看似非个性化的叙述之中，有一种跟当初的《情人》一样性别或身份颠覆的内容。 在男主与女主的关系配置之中，女主是呈现主动的地位，男主是被动的。她会对他说“有朝一日，他必须去做，必须到这块老生常谈之地去翻弄。他总不能一辈子都躲着这件事。以后再来还是今晚就来，这又有什么区别。”于是，他又哭了。可男主什么也不要，甚至连碰都不愿意碰她。在身份上，男主什么也不干，是个无所事事并以此虚度全部光阴的人。而女主是一个作家，多次在文中提到写作，说她有朝一日要写一本关于这个房间的书。

而在现实中，这昭示的正是扬和杜拉斯共同度过的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

米歇尔·芒索谈及扬时写到“他遇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强迫他爱她，就像他爱她的作品一样。完全爱她，在肉体上爱她，他甚至都没能想到。他无法逃避，她是他们之间将发生的一切的动因，无法阻挡。他害怕了，但他如此心慌意乱竟不理会自己的恐惧。面对女人，他总会产生这种恐惧......他听她讲话，又惊又怕。怎么可能有这种如此野蛮的自由......”在两人的关系中，他始终是那个让步、服从的角色。于是，扬反复出走、不愿意再忍受。

我们可以看到，杜拉斯确实是这样的。如果通过各种传记了解到杜拉斯在现实爱情中的个性就会知道，在她与扬的关系里她是霸道的，任性的。所以，现实生活中的这种颠覆在杜拉斯的创作中，潜意识地转移到了男女主公两人身上。但杜拉斯又十分害怕，害怕他的叫声，害怕他逃走，害怕他死。“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你在酷热中永远的走了，是的，我相信这次是永远走了。”这是芒索在书里所提到的杜拉斯自己的记录。

“从那天起，在兩年当中，扬应该是经常出走，又经常回来。有天晚上，他从特鲁维尔打电话给我。她说，他去那里是为了自杀。......他说他几乎没有生命的冲动。玛格丽特给了他，但她会全都收回去，他不能在忍受屈服于她的权利之下。他不能在跟她一起生活，也不能自杀。因为这样会使她伤心死的。”

正是因为杜拉斯的这种恐惧之情，才会有阿德莱尔的评论“通过《蓝眼睛黑头发》（即《乌》），玛格丽特觉得自己成功地捕捉到了扬·安德烈亚。他把他固定在纸上，把他关在那里，他可以说有关他的一切，最为隐秘的癖好，最喜欢的姿势，最疯狂的欲望......扬本人成了写作的动机。写他，他才开始不再出于哪种贪得无厌的饥渴之中，她才可以耐心的等待。她终于能够远离属于她的生活，把他的名字白字黑字地写下来。”就这样，这篇小说诞生了。杜拉斯将自己内心面对这份出现危机的感情的“恐惧”写进了小说里，写进了男女主角面对这段没有肉体之欢的故事里。杜拉斯“这不再是那个穿着饰有金丝的鞋子的女孩，冒着大雨投入情人富有经验的怀抱之中，她已经老了，像一头隐居在巢穴中的老狮子，像一个令人恶心、令人沮丧的同性恋男子要一点性的欢娱。”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杜拉斯的写作风格，它总是这样“利用写作尽可能地混淆真实”，总是用写作来反观自己。所以在杜拉斯在晚年与扬的痛苦的爱情中得不到发泄时，即当这种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生命本能的欲望被压抑时，使得她采取了跟童年记忆带给她的痛苦时相同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写作。在写作中，她的内心里那份“恐惧”就这样展现了出来。

而在《乌》中，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蓝眼睛”是情人的代言词，而情人，应该是欲望的对象，是追求生命本能的体现。可“黑丝巾”的出现，一次次盖在女主的脸上，就象征着这种欲望地被压抑。而这种压抑正是因为女主不得不接受男主对女人无欲求的事实，“恐惧”因此而生。于是为了释放这种“恐惧”，女主选择走出去，去寻找露水情欢，这是对肉体欲望的妥协;却又总会精疲力竭地回到这个不属于她的男人的身边，而这是对爱情的妥协。

四、结语

杜拉斯就是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又耐人寻味的作家，她对于现实与虚构界限的打破，她将自己与笔下的人物混淆，在晚年的《乌》中给我们展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同时我们又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现杜拉斯自己与扬的身影。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了那反复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蓝眼睛”，实则代表了晚年的杜拉斯在爱情中的恐惧之情，故事中女主人公对欲望被压抑的妥协，杜拉斯亦如此，一个女人如何面对她所欲求的男人是个同性恋？在这个意义上，“《乌》是一曲女性的爱情之歌，一曲肉体欢娱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