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张居正的政治思想

论明代张居正的政治思想（通用7篇）

篇1：论明代张居正的政治思想

论明代张居正的政治思想

摘 要：张居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以推行一条鞭法而名垂青史。明代万历年间，他前后当国十年，政绩卓著，通过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以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 “救时宰相”。探究他的政治思想是正确理解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拟从积极和局限两方面论述了他的社会变革、选才用人、守成等政治思想。

关键词：明代；张居正；政治；思想；积极性；局限性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出身寒微，少年中举，有经邦济世之志，官至内阁大学士。他性格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专断独行，大权独揽。张居正的独裁专擅超越了一般的含义。他在上挟持皇帝，在下控制同僚。①在万历初年（1573-1582年）做了十年首辅，面对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把衰败、混乱的明帝

②国治理得国富政安。其之所以成功无疑与其具有一套系统全面的行政思想是分不开的。然而对其改革史家们历来众说纷纭，扬抑迥异。钱穆斥之为“是权臣，是奸臣”③。张居正作为明朝当时的实际最高决策人，他个人的思想见解与品行才能，与改革的深度和得失成败有直接的关系，我主要从积极方面和局限方面来论述张居正的政治思想。

一、张居正政治思想的积极方面

（一）近民便俗、通识时变的社会变革思想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君主赖以依靠的行政系统，由于官员们的因循、推诿、例行公事、结党营私而使本就很差的行政效率降到难以容忍的地步，明王朝处于极度的危机之中。而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日趋没落，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自己的内心世界，由感悟人的良知，推知万事万物，否认客观真理。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以说空话，说大话为时髦，鄙薄民生国事。针对当时这种严峻的形势，张居正中进士仅三年，就在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上书中阐述了他的改革主张，“宗室骄恣，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边患丛生，国用不足”等是他以后改革思想的雏形。

1.主张“法后王”

④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张居正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他承认历史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个王朝的政治制度、法令、政策等也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演进，古往今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法令，所以他主张“法后王”，不能在万世以后，还以先王的是非为是非，事事都效法先王。一切事物都要变化发展，改革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要想使明王朝能够长治久安，只有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改变制度，不时进行 ①②董倩.试论张居正集权与改革[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3.龙兴武．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21.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80，56.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改革，不可墨守陈规，用万古不变的眼光看待一切。变就是要适应民众的需求，变就是要适应时代的特点。这明确地反映出他的思维方式是与时俱进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的，既不能停留在某一时代之中，又不能超越于时代之外，只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去思维，去探索，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着眼于与时俱变，随俗救弊，不断地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和民众的需要。

2.改革要以“近民便俗”为宗旨

张居正从政以后，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国强兵两件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了商、周、秦，汉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说“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

①所建立，不可废也，淳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考察先人制定的法规，要以近民便俗为宗旨，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人民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动议，也不能不听从。

3.改革空疏陈腐的学风

要使官僚士大夫们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要务，必须改变空疏陈腐的学风。所以他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在给扬州宛陵县官罗近溪的信中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游敬局，不曾做得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窃谓本觉可以行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他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情犹如隔窗观花，不如下属体察民间疾苦。这在文必称孔孟、道先哲的时代，提出不了解民间琐细猥俗，便是学问不透的见解，大大突破了理学的禁锢。又提出必须学习经世济民之学说，说：“学不究乎性命（理学），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经世济民）之学说，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儒也。”②要求当官做学问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作为官僚士大夫真正学业创家，才可称谓“儒”的标志，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随意的政策变动，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的历史的进化观念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使他对统治的危机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对治国兴邦有确定的信念。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思想，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二）不拘一格、敦本务实的选才用人思想 1.“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的选才思想 在淘汰官僚队伍中冗沓分子的同时，他既争取过去拥护高拱的官员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认为“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不患无才，患无③用之道，大力提倡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才德出众者即便屈居下僚，也可以越级提拔。他还重视到社会下层去发现人才，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是被轻贱的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也可以位列九卿，作为栋梁。

2.破格提拔有用之才

张居正在用人方面不仅在理论上有创见，在实践中也能突破既定框框，革新成规，做出表率。例如，他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作为镇守边关的大将；破格提拔其貌极丑而又瞎了一只眼的嘉兴小吏黄清为淮安府，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罢官的潘季驯治理黄河。万历五年，当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学的学生直接投考京师国子监，从优录取 ①②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一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 1 页

贡生，把各地人才搜罗到中央。官僚队伍的阵容大为改观，衙门办事作风也焕然一新。所以在他执政时，能够很快地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做出贡献。

3.使用人才中的“综核名实”原则

在用人方法上，张居正的根本原则就是“综核名实”，其主要目的在于“明系统，公诠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一赏罚”等六个方面。①明穆宗即位之初，虽已罢斋醮，但臣之于道教，则已相习成风，积重难返。以当时外患之深入，内政之废弛，可士大夫只是徒托空言，敷衍塞责，政令行，须托诸人，所以张居正从人才和吏治入手，以期达到“核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②的目的。

（三）以伸张法纪为中心的整顿吏治思想 1.伸张法纪，打击不法权贵 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日后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把改革的锋芝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从而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关系，这比一般把镇压农民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明显胆略过人，才高一筹。不法权贵横行一方，鱼肉乡民，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节，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天下的严峻考验。

万历初年，最有权势的宦官冯保的侄儿冯邦宁，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件引人注目的事，而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次考验。但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邦宁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嘱告冯保严格家教。他还依法惩办了孔子的后裔衍圣公，逮捕了违抗朝命的黔国公朝弼，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外戚、③宦官擅权，并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2.裁革流弊，削减开支

张居正还把打击不法权贵与裁革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在明代，驿递是官方的主要交通制度，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夫役和马车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劳动人民。明初使用驿站本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务和国家大事，不得发给勘合乘驿。这些章程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相赠。官员住在驿站，百般需索，捕人掠盗，骚扰不已，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这里开刀，痛加裁革，于万历三年（1575年）颁发通令，任何官员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领取通行的印信。④同时又大力削减驿站的供应，有的削去十之六七，对于违章擅用驿站的官员，严加惩治，概不手软。纵子弛驿的甘肃巡抚侯东莱、太原府的官员、太仆寺的大僚等都因此被纠劾，受到处罚。从此以后官员的乘舟车住客店与一般行旅一样，自行负担旅费，多年的积弊被扫除了，“小民吹呼歌诵”。依法理政，使人民得到实际的收益，这是改革取信于天下，得到百姓信赖的重要保证。

3.加强监察，提高行政效率

明初法制规定，中央行政机构分设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央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尚书是二品官，科的长官给事中是七品官，但是这七品官对于六部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也可以牵制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张居正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提高内阁的权力，由内阁总其成，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监察。万历元年（1573年）颁行考成法，具体的内容是中央各部把批办的公事一律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公文薄：一本留部作底本，一本送六科 ①②[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明实录.卷九十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一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四十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 2 页

备注，一本交内阁查考。①大小事务酌量轻重缓急，路程远近，严立限期，责令完成，逐一注销，如有欺瞒不实的，从严查处。按月进行考成，每岁进行总结，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吏的勤惰。这就起到了三种作用：一是用内阁控制六科、都察院，进而控制六部，再由部院控制地方，考察各级官员，使考察工作直接向内阁负责；二是对官僚机构和官员采取定期考勤和随事考核的综合办法，检查言行，施行赏罚，有利于督促公务，提高功效：三是处理公务的情况分报三个机构审核，使其互相监督，从官僚体制上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考成法颁行后，官场上因循怠玩，姑息偷安的吏风为之改变。②

（四）“孤焰置于风”的大无畏思想

十年改革，前后对比，成效卓著，政治局面有所更新，这主要应归功于张居正。因为当时的皇帝是个不理事的小孩，对于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又敬又怕，言听计从。张居正实际上是代行皇帝的权力，是王朝的最高决策人，所以他个人的思想见解和品行胆略，与改革的深度和得失成败有直接的关系。

改革是异常艰难的，阻力重重，不仅因为改革触动豪强权贵的既得利益，遭遇到顽强抵制，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明后期，封建机体衰老而僵化，因循守旧，姑息偷安，能容留给革新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张居正对此更有敏锐的感觉，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地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却遭到非议，他曾致函给以鼓励，说：“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谣之议，有深愧矣。”③表示他要力摧浮言讹议，大力贯彻封建社会法制。

但是，积习难改，贯彻法制，又谈何容易。在豪强怙恶违法成风的地区，玩忽法规已经习以为常，一旦依法办事，不仅为不法者反抗，也为执法者的惰性所不容。根缠枝绕，步履维艰，改革就是在披荆斩棘中推进的。万历三年左右，正当推行考成法，整顿驿站，清除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御吏付应桢和刘台请改行宽大之政，借口雷击端门和地震胡说上天震怒，威胁撤消新政。张居正鄙夷地斥道：“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④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顺利消除阻难，把新政引向前进。

即使到了晚年，自知身后必然不保，他仍然矢志不移，务求把改革进行到底。临终前一年，他自述：“遂蒙圣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图称塞。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向望于补天，„„抚岁月以怀愁，戴荣光而增惧，敢不坚持晚节，益顾初忱，苟利国定，何发肤之足惜。”⑤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但只要对国家略有小补，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坚持晚节，一如初衷，充分表现出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家，锐意革新的坚强毅力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张居正即如孤焰置于风，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明王朝复苏的通道。虽然明王朝的颓势他是无法挽救的，但他的耿耿丹心确曾给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

二、张居正政治思想的局限方面

（一）寓革新于法祖的守成思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的变法思想作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也曾指导新政取得预期的成功。但是，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①②[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龙兴武．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24.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杂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⑤[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一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 3 页

不必纷事更”，①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斗争方式。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他没有提出更远大的政治理想，国初的兴盛局面令他心醉神往，“自三代以来，法制之善，未有过于明代者。„„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②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不肖子孙不师法祖训，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不只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力图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也使他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没有持久而明确的打击方向，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责难张居正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实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③洋洋洒洒疏劾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二）高度集权，大权独揽

由于明神宗年幼无知，李太后乃妇道人家，冯保为内臣宦竖，更为张居正之心腹，所以，权力自然而然地转落到张居正手里。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政自己出。他不怕别人说他专擅，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样才是真正对明神宗的“忠”，是对穆宗托孤之言的真正负责。他要像诸葛亮那样，携同幼主在“非常”时期建立非常之功。张居正在决策圈中，他要自己一人独断，决不允许其他阁臣与自己并驾齐驱。为了扩大自己权力的基础，寻找自己的得力助手以推行其政令，张居正以“伯乐”的身份把他认准的“人才”全部选拔上来，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在决策中，张居正不要求他们有所作为，只要能顺从自己，认真执行政令即可，张居正将权力集于一身，不容他人染指。

张居正对权力极端迷信，在他看来，权力似乎是可以实现自己一切愿望的魔杖。为了维护自己业已取得的权力，打击自己的反对者，张居正只得诉诸于自己手中的权威。谁要攻击自己，谁就是对当朝皇帝蔑视和触犯，是“竦动幼主，阴间左右”，是对张居正一片“忠心”报国的亵渎，谁就遭到贬谪罢黜。但是他用权力来强制推行改革，其效果当然只是暂时的。对于内阁成员的严控使他们产生了忿忿之情。在张居正逝世之后，即刻出现了对他个人的全面报复和对其改革的全面反动。

（三）刚愎自用，事业后继无人

张居正深知自己的改革措施会使他处于“危地”，他也准备将朝廷整顿一番，国富民安就行了，而没想如何使自己的改革事业让后人继续走下去，也没有在权力的交接上下一番功夫。他一手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家财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在他生前故作谦卑老实相，背后到处拉关系，攀权势”，岁时馔问居正不绝，④对张居正极尽奉迎拍马之能事，又同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拉上同乡关系结为伙伴，万历三年被张居正提名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通鉴》记述：“初，四维曲事居正，然心不善其所为。是个地道的两面派。张居正对此也不是毫无所知，但没有及时下决心清除这个隐患。张居正一死，张四维谋得首辅的宝座后，立即脱下改革派的伪装把过去反对改革而被罢官的吴中行、赵用贤等一概官复原职，网罗成他的同党，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此时改革有夭折的危险，改革派便幻想拥戴大学士申时行，驱逐张四维。而申时行虽然曾是支持改革的官僚，《明史》说他以一手流畅的文字功夫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年六年入阁，协理机务，成为张居正信用的人物。但他的为人如同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熏心的伪君子”。⑤张四维回乡奔丧，他接任首辅后，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 ①②[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二0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三0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③[清]张廷玉.明史.卷十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0.④[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1980.⑤[清]张廷玉.明史.卷三十一[Z].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 4 页

改革，“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甚至对张居正进行诋毁攻击，①万历十二年诏旨宣布张居正“专权乱政”、“谋国不忠”②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主持内阁九年，新政措施被废除殆尽。按理说，改革派并不是没有人与之较量，内阁大学士都是张居正生前物色的人选，六部中礼、刑、户、兵、工五部尚书和一大批侍郎、将领也都是与张居正共事甚久的亲信。如果改革派内部不出现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新政尚可延续时日，不致失败得这样惨重。

三、结论

张居正政治思想的积极方面使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增强了明王朝的统治力量，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扭转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但是，张居正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改革家，其政治思想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局限，改革从其阶级实质来说，体现的是以朝廷或国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然而16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又赋予张居正改革以特有的时代风貌，从这种背景中引发的改革思想，应比以往的改革家，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的政治思想核心是实用与事功，只是对现有体制修修补补，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宏伟蓝图，致使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成功。但是，他的光辉政治思想和非凡事业，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去思索和借鉴。

①②[清]赵翼．廿二史札记[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16．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Z]．北京：中华书局，197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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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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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nasty

Abstract: Zhang Juzheng is a famous stateman and reformer of ancient China, and he is famous for carrying out the single whip system.During Wanli in Ming Dynasty, he worked as the country governor for ten years, and achiev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Through the implement of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the suffocating Ming Dynasty obtained a vigorous vitality, Zhang Juzheng also obtained the reputation as “saves the times prime minister” by the later generation because of his huge historical merit.Inquiring his political thinking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is reform success or failure correctly.This essay elaborated his political thinkings ,such 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elec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ancestors and so on, from positive and limited aspects.Key words: Ming Dynasty;Zhang Juzheng;politics;thought;enthusiasm;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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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浅论明代中后期音乐美学思想流变

中国自古就有雅俗两种艺术。传统的、雅艺术以成教化, 助人伦为目标, 以经过士大夫标准化的欣赏为外壳;而在音乐领域, 又以音乐诗赋为主要形式。俗艺术是疏离于政治中心的民间艺术, 它以大众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为内容, 以民间欣赏口味为外壳;而在音乐领域, 以唱词, 民歌为主要形式。雅俗音乐同生共长, 地位却不相同。宋元以前, 雅音乐处于明显优势的主流地位, 自魏晋至隋唐时期音乐的美学思想在于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既正面冲突, 又进一步融洽, 俗音乐处于被轻视和附庸的地位, 唱词到宋代始成为音乐作品的重要表现形式, 宋元时期,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文言小说趋于俚俗。白话小说产生, 戏曲成熟, 确立了俗艺术与雅艺术平分秋色的又一传统。明代音乐面对的是两种艺术传统。从艺术史上看, 雅俗两种艺术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但作为艺术传统一旦确立, 雅俗文学就有了各自的基本界限, 俗化或雅化只是在各自范围内性质的变量或两种艺术渗透, 不可能是一种传统取代另一种传统。明代音乐在传承这两种传统之时, 贯穿始终的审美精神是崇雅与尚俗。这倒不是说两种传统各自遵循自己的车位, 走向雅俗的两个极端, 其中情况相当复杂, 有时是如此, 有时却相反。

明代音乐经历了由儒雅到古雅, 由尚儒到尚道的变化, 由元入明定下崇尚儒雅的音乐基调。宋濂、刘基倡明道致用, 美刺哀乐之说, 体现了恢复儒家文化传统精神的动向, 杰出诗人高启“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 首开大雅, ”把传统音乐欣赏口味由元末的柔媚旖旎转变到崇儒、好古、求雅的道路上, 诗与歌标志着明朝复古派以乐论诗的终结, 诗完全成为抒情言志的文章, 与音乐或者李东阳、李梦阳反复强调的声调不再有联系。此点《霓裳续谱》王廷绍的序也可佐证, 云:“余且惟汉魏以来, 由乐府变为歌行, 由歌行变为词句。欧、苏、辛、柳、而外, 《花间》的其实韵, 实甫得其情。竹坞得其精华, 草堂得其朴茂, 逮近代之临川、文长、云亭、天石、笠翁、诸公、缘情刻羽, 皆足畅其喜怒哀乐之怀。”他勾勒的是合乐的歌、曲、杂剧、传奇的发展脉络。汉时乐府诗合乐乃文学史通常知识,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指出:“乐府者, 声依永, 律和声也。”歌行本是乐府诗中之一种, 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解释歌行:“ (乐府) 题或名歌, 亦或名行, 或兼明歌行, 歌、曲、之总名, 衍其事而歌行曰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近体歌行》云:“歌行有声有词者, 乐府载诸歌是也。有词无声者, 后人所作诸歌行是也。”因此后来入乐的词曲也称乐府。胡应麟概括道:“乐府之体, 古今凡三变;汉魏古词, 一变也;唐人词句, 一变也;宋元词句, 一变也。”可见, 诗歌的系统里乐府和歌行两体属于合乐之诗, 在此, 歌被单独划分出来也在某种程度上音乐的独立性被强调。

明中叶以后, 李开先, 李贽, 汤显祖等人论及戏曲, 民歌, 具有共同的审美情趣共同的美学主张。李贽音乐美学思想可以被看作明代中后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一笔。李贽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童心”说:纲领是“以自然之为美”。“以自然之为美”, 就是要求内容上抒发情性, 而不受礼或“天”的束缚, 形式上的自由发展, 而不受成规制约, 就是在内容, 形式方面都是提倡自然, 反对矫强, 提倡“有是格便有是调, 皆情性自然之谓”, 反对“以一律术之”。这种反对外来束缚, 自由抒发情性, 自由表现个性的主张, 是“童心”说在音乐美学中的体现, 它既是对道家审美准则的否定, 更是对儒家礼乐思想的背叛, 对宋明道学“淡和”审美观的挑战。李贽音乐美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此时期的代表, 其基本精神重视自然, 重视真, 因而它的基本倾向更近于道家, 它是对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 改造与发展。道家音乐美学思想, 主要是《庄子》音乐美学思想其核心是反对束缚, 崇尚自然, 反对异化, 追求解放, 以自由为美, 以自由与必然 (即客观规律) 的结合为美, 它必然在发展过程中舍弃自身的不合理因素, 由否定有声之乐, 并进而突出地强调“声”的特殊性, 强调音乐的“自然之理” (嵇康) ;又由否定乐中之情 (“无情”, “平和”) 变为肯定乐中之情, 使音乐从形式到内容都得到解放, 真正成为人民的心声。道家音乐美学思想在儒家美学思想斗争与融合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步舍弃了自身的糟粕与不足, 变得更为合理, 更为科学, 更接近人, 最接近人民个阶段。

通过研究, 笔者发现在《填词训》中“曲也者, 达其心而为言也, ”的命题尤具重要意义, 它也蕴涵音乐的主体性原则, 即人是“情种”, 音乐是感情的艺术, 音乐表现的是人的感情, 人的心灵。音乐的本质在于其音响形式直接, 充分地表现人的无限丰富的感情生活, 表现人的精微隐深的内心世界, 这是该时期艺术的自觉, 音乐的自觉的鲜明标志。

参考文献

[1]邢维凯, 情感艺术的美学历程, [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2]陈旭光, 艺术的意蕴,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何新,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篇3：论张居正的社会思想

【摘要】文章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论述了他的社会思想，他的社会控制论、社会变迁思想及社会问题和解决方法，不涉及其政治与经济思想，但是从其中可以透视具有的社会思想，三者是交织一体的。

【关键词】张居正；社会思想；外儒内法

一、生平与背景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今县）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少时“颖敏绝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事，神宗即位后，代高拱为首辅，掌实权达十年之久，为一代“权相”。张居正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死后受人诘毁，削爵夺谥，籍没家产。至崇祯时才得以平反，著有《张文忠公全集》，又《张太岳集》。要论及张居正的社会思想，必须要有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识，张居正的思想脉络和特点与明王朝的社会现实不可分隔，明王朝的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是他改革思想的动力，也是改革思想的内容。张居正在明穆宗时因其才华受到重用，参与政事，到明神宗时成为内阁首辅，名声显赫。这一时期正是明朝的中期，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到隆庆元年，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拥有实权的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时弊的改革，他的社会思想都蕴含在其改革之中，以往对于张居正的研究都是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比较多，但是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其略论，当然他的社会思想也蕴含在其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之中，不可割裂二者。

二、论社会变迁

张居正的社会变迁思想为其推行各种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或者寻求合法性的支持。他的社会变迁思想可以用“反虚谈，尚实效”概括。在社会变迁上遵循的是荀子的“法后王”逻辑，反对取法上古，用以前的法则和规律适用于当今之世。他认为王朝的发展是一个变迁的过程，由开国之初转至王朝中兴继而出现兴衰颓势。这个过程是任何朝代所经历的历史规律，开国之初的社会具有务实性，具有大刀阔斧的改革特点，人情素朴，风气良正，不浮夸，不浮虚。经由这样的开世太平达到王朝的中兴，安居乐业，民国安稳，而真是这样的风气或者说居安思危意识的缺乏，统治阶级的歌舞升平，终日沉浸在“制礼作乐，铺张繁盛之事”，在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取措之中，为了安稳现状，维持统治阶级的稳定，不涉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及矛盾，小修小补使规章制度及各种法令越来越多，繁文缛节，形式泛滥，这其实是王朝衰退的征兆。而张居正认识到明王朝正陷入到这种的历史的规律之中，立国两百年，且摇摇欲坠。他主张有选择性的变革，不可盲目变革，要“审机度势．更化宜民。”为了让明王朝回到以前那种开世太平的轨道，他开启了改革之举。

三、论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

明朝中期，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国家赋税沉重，当政者贪污腐化，明争暗斗，政治极为腐败。国内起义不断，边防废弛，内外交困，明王朝政府正陷落于通知的危机之中。在对待社会危机上，张居正面对财政危机和民情疾苦双重态势提出了相应的措施：（1）体民情，减赋税。明代的赋税严重，尤以“带征钱粮”为重，累积的赋税与同年并交。张居正说：“安民之道，在查其疾苦而已。”曾多次上书安民，为民除疾苦，他认为带征之法虽是完久欠，实则“减新收”，今年欠的累积到明年，这样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他提出对于当年的拖欠的给予免除来缓解民众负担。（2）抑豪右，宽民力。他认为明朝当下正是由于豪强争相土地兼并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就会陷入贫困，而豪强的赋税轻而造成国用空虚，这是重要的一方面。例外，又与官府勾结，贿赂官员，用官员之法欺压百姓，而法纪对他们却无效，造成民众苦不堪言。张居正针对这些提出了清丈全国土地方针，查勘豪强隐没的土地来减轻民众的痛苦，增加国家税收。还规定了出功臣的赐地以外，其余田地均与民众一体办纳粮差。

综上所述，张居正的社会思想主要表现他的社会变迁论、社会控制论与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上。社会变迁思想为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合法性思想基础，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王朝变化，不取法上古，以实际情况为准则。总之，他提出的“尊主庇民”的思想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主流，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产物，与同时代的激进自由思想家李贽不同，他的意识形态浓重，与朱元璋强化集权策略的治国之术并无二致，这样说来。除了他的有益贡献之外，他的进步思想甚少，固守着封建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意志。

参 考 文 献

[1]《张太岳集·答河道吴自湖》

[2]《张太岳集·杂著》

[3]张居正．陈六事疏（赛疏1）（A）．张文忠公全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张居正．辛未会试程策第（文集3）（A3）．张文忠公全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篇4：明朝政治家张居正的赋税改革探源

关键词：张居正,明朝,改革

张居正字叔大, 号太岳, 湖北江陵人,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最大功绩是主持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革, 这次改革使得已经腐朽不堪的明王朝又恢复些许生机, 得以多苟延残喘地生存了几十年。这次改革由于多重阻力, 最终走向失败, 但是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改革, 还是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一、历史背景

张居正担任首辅所处的年代处于明朝的中后期, 明王朝是一个专制很严重的朝代, 在各方面的统治都比较严苛, 由于很多皇帝荒于政治, 造成朝政混乱, 不但大臣之间相互钩心斗角, 宦官也深刻地参与到朝政中。因为皇帝荒废政事, 不信任大臣, 于是就有一批直接听命宦官深受皇帝宠信, 干预朝政, 一时间苛政迭出, 人民生活困苦, 人们反抗苛政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 国库空虚, 军务废弛, 整个军队的战斗力非常低下, 面对内部人民的反抗和外敌的威胁束手无策, 以致发生数十名倭寇在中国攻城略地, 如入无人之境, 需要调动大军方能消灭。面对这种情况, 很多正直的大臣主张革新朝政, 中兴明朝, 张居正便是其中呼声最高的改革派领袖。

张居正之所以能够领导开展这次改革, 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 张居正在官员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而且和朝中几位重臣交好, 等到这些老臣逐渐退去, 张居正就成了百官之首, 有领导改革的条件。再就是当时严嵩专权多年, 朝中大臣对严嵩当政时的政策多有不满, 期盼有新的政治气象出现。最后, 因为张居正多年作为皇帝的老师, 对皇帝的影响很大, 而且皇帝即位时年幼, 是张居正力排众议, 支持皇帝坐稳位置, 所以皇帝和皇帝的母亲对张居正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这是张居正进行改革的最大凭仗。

二、改革内容

1. 整肃吏制。

改革之初, 最大的弊端来自于吏治, 经过严嵩多年的经营, 朝政混乱, 很多官员出自其门下, 政令不通, 其他的改革就无从谈起。张居正认为当时的官员有很多名不副实, 是通过贿赂的手段得到官位, 有一次对官员的例行考察中张居正发现, 很多官员对自己所主管的事物不甚了解, 管刑法的官员不通律法, 管钱粮的官员不知道所管钱粮具体数目。很多官员就是通过吩咐下属来办事, 自己不核实下属所报数目, 而中下级官吏则趁机中饱私囊, 对上则虚报瞒报, 事发就以重金贿赂上级, 以求蒙混过关。而各部门官员则怠于事务, 政令不能下通上达, 甚至政出多门, 众官员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居正针对此出台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整饬武备六条治政要旨, 其中有四条就是针对当时的吏治的。

这些措施是张居正基于自己多年对明朝官场的了解出台的, 省议论主要针对当时官场的务虚之风, 当时往往一篇报告洋洋数千言, 却都是空妄之言, 没有几句是讲到实处的, 而上级也是以虚对虚, 导致根本办不了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相互推诿, 不了了之。振纲纪就是要严肃朝廷法纪, 对于违反朝纲者不能姑息纵容, 有很多事情事发之后, 由于关系盘根错节, 往往都能通过对上级行贿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很多违法者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这样就助长了不正之风, 使官场风气日益败坏。

重诏令是因为当时前几任皇帝都不理朝政, 很多事情都是任凭宦官和大臣处理, 这样不但造成党争,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政令出了宫门就不能执行。而皇帝也根本不关心政令是否得以实行, 国家的施政全凭当时的权臣或者宦官的兴趣, 对于有损自己利益的政令根本不执行, 对于加重百姓负担的政令加倍实施来盘剥百姓。一旦出事, 则赶紧贿赂上级来自保, 而上级对此也是姑息纵容, 年复一年, 整个国家上下都是腐败成风, 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没有人对国家的事情操心。张居正认为此风不改, 国无宁日, 因此推出考成法。在改革推行四年之后, 国家收入大为增加, 粮库也逐渐充盈[1]33。

对于官员的任用, 张居正也极为重视, 认为用人乃国之根本, 人才的任用可以不拘一格, 不必拘泥于资历等条件。对于有真才实干的人, 张居正格外注意提拔任用, 对于皇亲国戚, 就给予高官厚禄, 但不任用到关系国家命运的实缺。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 张居正任用了一大批有实干精神的官员, 对振兴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军事方面, 则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边疆、剿除了倭寇, 平定了多年来困扰明王朝的外患。另外, 张居正还惩处了一大批不作为的庸官和贪官, 一时间明王朝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傅维麟盛赞张居正执政时“尊主权、课吏实、明赏罚, 一号令, 万里之外, 朝下而夕奉行, 如疾雷迅风, 无所不披靡”。

2. 财政改革。

张居正所处时代的财政已经是非常窘困, 不但国库基本空虚, 连对外御敌都拿出不经费, 戚继光抗倭所需费用, 基本靠自己和地方政府解决, 中央财政根本就没有钱来装备一支军队。一般来说, 财政依靠开源节流, 但是在封建时代, 开源基本靠变相的压榨百姓的血汗, 节流则可以在不损害老百姓的前提之下短时间内取得成效。从长期来看, 张居正觉得之后地只有大力地改善民生, 减少各级官吏对百姓的盘剥,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所以, 他开始重新丈量全国土地, 进行土地政策改革, 为推行“一条鞭法“做准备。在丈量土地的过程中, 尽管地主阶级和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采用了很多方法进行隐瞒和作假, 以逃避中央的清查, 但是重新丈量以后的全国耕地仍然比之前中央掌握的全国土地总量多出了三分之一。当时有人认为, 尽管多出了这么多土地, 也没有办法解决当时的民生和财政问题, 但是张居正并不是想依靠丈量和清查土地来解决问题, 这些措施只是为推行以后的改革做准备, 做到推行改革的时候心里有底。

“一条鞭法”主要是将以前的税收制度简化, 把各项繁杂的税收合一。在明确土地之后, 就按照各户田亩的多少进行收税, 各项税收包括以前的力役与银役两种差役都折合在田亩之中, 一律缴纳现银, 根据拥有的土地数量来计算, 这样不但简化了收税的方式, 也让很多大户减少了逃脱税收的手段[2]375。各级政府也按照所在地方的土地数量对中央上交税银, 这样就明确了税收的数量, 有效地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

新政改革先是在浙江、江西附近进行试行, 过了几年, 又陆续推广到湖广一带, 五年后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的土地政策。新政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可以少交赋税, 地主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收, 对土地的明确减少了大户转嫁税收的可能。对苛捐杂税的限制也使地主阶级的负担得以相对减轻, 加强了中央对税收的控制。而直接折合现金交税, 也比实物税收省去很多在运输过程中的开支和损耗, 有效地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仅仅数年, 中央财政的收入每年就多出数百万两。

在张居正的经济思想中, 也有重农轻商的成分, 这就是张居正提出的“固邦本”的思想。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他采取了:省征发、轻关市, 以利农商等措施。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以农为本, 以商为辅。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应该是实物经济的增长, 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发达, 商品经济只是拿来交换, 而商人本身的行为并不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增长, 而商人则是掠夺了农民生产成果, 过度的商品经济有损国之根本, 商业只能辅助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社会, 工业生产极其微弱的情况下, 这种想法是基本正确的。

三、提倡节俭

对于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 张居正是洞若观火, 他明白再强大的王朝也经不起奢侈的折腾。他经常跟小皇帝讲很多前朝兴亡的故事, 特别是关于隋炀帝奢侈亡国的事情, 更是不厌其烦地多次跟皇帝提起。有一次小皇帝在后宫跟太监玩耍, 损毁了不少器物, 张居正正好有事禀报, 看到后赶忙上前制止, 小皇帝说:“我记得老师平日对我的教诲, 我这损坏的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只是一些便宜的寻常杂物。”张居正行礼之后对皇帝说:“我知道这些东西并不是很值钱, 但也不能无故地浪费损毁, 当初隋炀帝早年也并不奢侈, 当皇帝以后没有人约束慢慢才变得奢侈无度, 现在国家并不富裕, 我们所用之物都是百姓的劳动所得, 这些东西在皇宫虽然算不上珍贵, 但是在寻常百姓之家就是贵重之物, 皇帝的一言一行是百官的典范, 我作为老师必须跟你说明这些情况, 以免你被身边的人带坏了。”张居正还经常向皇帝讲述汉文帝节俭兴国的故事。以后每当皇帝想大兴土木的时候, 张居正总是及时劝阻。

张居正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 他认为自己乃是百官之首, 总领朝政, 如果自己不能以身作则, 那么百官就不能信服, 提倡节俭也只能流于口头。虽然张居正家里也有一些财产, 没有做到完全的两袖清风, 但是大体上还是做到了节俭二字。以他权倾朝野数十年, 皇帝对他言听计从, 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 做到富可敌国可谓是轻而易举。皇帝赐湖广“三诏亭”以示恩宠, 但是他认为耗费过多而坚决推辞。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明王朝的社会矛盾, 而自己并未有什么著名铺张浪费之举, 也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黄国强.论张居正整顿吏治和改革财政的措施[B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86 (4) .

篇5：明代首辅张居正死于痔疮

另一种说法是清流文士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所言，张首辅之死，实死于春药过度。他说，夺了张居正的命的并不是区区痔疮，而是由于他吃多了壮阳药，药性太过燥烈，又服用寒剂下火，因此发病身亡。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所载更为有趣：张居正“严冬不能戴貂帽”──天天服食壮阳药自然暖和，只是苦了百官，再冷的天也只能跟着“太师张太岳先生”光着脑袋捱冻。而这些叫做“腽肭脐（海狗肾）”的春药，居然是戚继光所献，除了春药，还有试药的工具，如王世贞便说“（戚）时时购千金姬”送予张居正！这两种说法，均属一面之词，姑妄听之吧。据常识判断，痔疮确实很折磨人，但“十人九痔”，痔疮致人死地的，还绝少耳闻。而死于春药过度的，则历代都有，皇帝、大臣都不乏其人。平心而论，与当时官员相比，张居正的妻妾成群，平日靠春药支持，并不算稀罕，死于春药过度的，也并非张居正一人。《金瓶梅》里，阳谷县理刑千户西门庆淫欲过度，掏空了身子，最后不得不靠淫具、春药勉力支撑，结果死于非命，西门庆的形象就是当时一些纵欲官员的缩影。然而，张居正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他是个政治家、改革家，虽然没有理由要求改革家一定清心寡欲，当道德楷模，但反对派却是一定会抓住他的道德瑕疵大做文章的，他的改革伟业也必然会因为这些污点而遭到诋毁，甚至于千里金堤毁于蚁穴。果然，后来清算他时，这也成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

当然，张居正的道德瑕疵还不止于此。为了省亲，他不惜花费巨资定做了三十二人抬大轿，精美绝伦，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还有金童玉女伺候，极尽奢侈之能事，且一路招摇，收礼无数。平时吃饭，一餐百菜，尚嫌“无下着处”。还有，张居正利用手中权力，为儿子科场舞弊，三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都在他当政时中进士，而且嗣修为榜眼，懋修为状元。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十四“关节状元”条则记载：“今上庚辰科状元张懋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也就是说，廷试试策为张居正所出，张将策题告诉了儿子，使儿子得了状元的功名。父亲出题儿子考，那还能不出彩。

篇6：简论张居正的公文改革

第一, 公文撰制方面, 浮夸空疏, 流于荒唐, 因循守旧, 弄虚作假。当时文献记载:制命之辞, “过为夸侈, 多至百千言, 或本无实行, 虚为颂美;或事涉幽隐, 极力宣扬。”[1]还有些诏令任性妄为, 内容荒唐, 臣工口是腹诽, 视作笑料。各级廊庙衙门, 都充斥着一批官棍衙蠹, 他们久浮宦海, 熟谙于看风向写公文, 揣摩意旨, 迎合当道, 看似侃侃而道, 言之凿凿, 实则哗众取宠, 例放空炮。“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 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 众议纷纭, 多言乱听;还有在公文上弄虚作假:隆庆二年, 东南沿海倭寇侵扰福建, 饱掠后遁出远洋, 但当地将领在上呈公文中却掩败为胜, 声言所部力战退敌, 兵部尚书竟然不作核实就给予褒扬奖赏。总的来说, 政务之维系, 全赖公文。任系何事, 无不以公文了之。而公文中又常是因循之词, “因”者陈陈相因, “循”者沿袭旧习。满纸不是浮言虚词, 就是老生常谈。

第二, 公文办理方面, 拖沓滞后, 熟视无睹, 阳奉阴违, 推诿扯皮, 案卷堆积, 文牍主义。据文献记载:“近日以来, 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 抄到各部概行停阁, 或已题奉钦依, 一切视为故纸, 禁之不止, 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 奉旨行下者, 各地方官尤属迟慢, 有查勘一事而十余年不完者。文卷委积, 多至沉埋。”[2]“某事当议处矣, 或牵于可否之说, 难于报闻”;“征发期会, 动经岁月。催督稽验, 取具空文。虽屡奉明旨, 不曰‘著实奉行’, 必曰‘该科记著’”。因此之故, “上之督之者虽谆谆, 而下之听之者藐藐”[3]。以至于有的当事人已经作古, 罪犯因而逍遥法外。大臣奏革一弊, 朝廷认为可行, “置邮传之四方”, 结果却不过是公文旅行, “徒以文移关白了事”。官场软磨慢拖、阳奉阴违, 甚至惟公文是从, 公文来, 公文去, 照转照批, 以公文代政治。

面对这种状况, 身为万历首辅的张居正, 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不遗余力、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当其冲的是公文改革。

第一, 整顿制诰, 复古崇实, 树立皇帝权威, 倡导朴实之风。张居正改革公文, 首先从代表皇权的制诰开始。在他于隆庆初上给皇帝的改革纲领性文书《陈六事疏》中, 张居正指出, 国君的职责是主持下达诏令, 官吏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命令。“君不主令则无威, 臣不行君令而致民则无法”, 这是大乱之道。要使国家机器有机运转, 制命之辞首先要庄重得体, 切实可行。命令之辞, 乃一代典制, 传之四方, 垂之后世, 所关非小。隆庆六年, 张居正在《明制体以重王言疏》中又指出, “若制词失体, 以致轻亵王言, 则阁臣为不职矣”, 皇命文书如果浮泛怪诞, 惶惶议论, 动辄千言, 任性妄为, 朝令夕改, 则是自贬身份自毁威信。他强调, “制命之词, 贵在简严庄重”, 还说成化、弘治年间, 制诰之文都是简明有力的, 所以要求“自今以后, 凡为制诰, 必须复古崇实, 毋得狥情饰辞, 以坏制体……如此, 庶王言重、国体尊”[1]。一切枝叶浮夸之辞, 尽行删去, 不虚美, 不繁杂, 简严庄重, 实事求是, 以实用为本, 如此, 方能恢复皇权威望, 推动全副国家机器的运转。这是张居正对制诰公文提出的撰制要求, 其实也是其他公文应遵循的原则。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 首先拿代表皇权的制诰文书开刀, 颇有擒贼先擒王的势头, 这种策略无疑是要上行下效, 给整个公文界倡导务实质朴的文风作出表率。

果然, 隆庆皇帝接受了张居正的建议, 不仅刷新了制诰, 对臣僚章奏也动起了手术, 下令“近来奏章, 信多词繁, 且语涉肆慢, 甚非人臣奏对之体。所司通行严禁, 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4]。严惩用浮文虚辞撰写奏疏的官员, 用律令来保障公文改革的顺利施行,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公文的浮靡之风。

第二, 改革学政, 重申禁例, 整治空疏学风。张居正认为, 臣吏公文多坐议空谈, 不问实效, “辞多类非而是, 多类是而非”, 发言盈廷, 谁也不负其后果责任, 其根源在于学风不正。当时学术界风靡以徐阶、李春芳为首的理学家所标榜的虚寂之说, 他们聚徒讲学, 谈玄务虚, 议论多端, “好言上古久远之事, 以异趋为高”[5]。张居正认为这种学风危害极大, 带动公文也尚空论、不务实, 虚词失实, 浮文乱真, 这就使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的公文失去了其应有的性质和价值。因此, 要根治公文空疏之病, 必须整顿学政学风。

他主张贵实学, 求实功, 从实际出发, 以效率为先。于是, 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 张居正提出, “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 着实讲求, 躬行实践, 不许别创书院, 群聚徒党”, 并且重申朱元璋时颁行的不允许学校学子妄谈政治的禁例。在《陈六事疏》中, 他又抛出改革的首要方针———“省议论”, 杜绝空言, 反对繁辞。张居正认为, “多指乱视, 多言乱听”, 为政不在多言, 所以, 他强调“一切章奏务从简切, 是非可否, 明白直陈, 毋得彼此推诿, 徒托空言……反薄归厚, 尚质省文, 庶治理可兴, 而风俗可变也”[2]。经过张居正的变革, 士人习于空谈的陋习得到扭转, 学风一时肃然。应该说, 张居正改革学政是和整顿制诰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条举措双管齐下, 都是为了治理公文撰制空论浮议的弊病。

第三, 规范驿递制度, 促进公文运转。正德、嘉靖年间, 朝政腐败, 驿递制度废弛。兵部、各省巡按为拉关系滥发勘合;官吏贿买、伪造、滥用勘合, 多以轿马为享受;更有用过不予缴还的, 勘合遂成了终身护照;驿递机构巴结上司, 忙于给大小官员的公费交通提供便利。驿站系统的腐败瘫痪, 不仅使得本该递送的公文被搁置不理, 还导致政治的混乱和财政的亏空。针对这种局面, 张居正一方面推出《给驿条例》, 明确限定签发和使用勘合的范围及相应的惩处措施: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 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 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悉公差人员, 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 不问是何衙门, 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 不行清查, 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 一体治罪。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 夫马中火, 止令驿递应付, 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 俱不给勘合, 不许驰驿[6]。另一方面推出加强公文运转的律令:凡 (急递) 铺兵递送公文, 昼夜须行三百里。稽留三刻, 笞二十。每三刻, 加一等……共公文到铺, 不问角数多少, 须要随即递送, 不许等待后来文书。违者, 铺司笞二十……若沉匿公文及拆动原封者, 一角杖六十……若事干军情机密文书, 不拘角数, 即杖一百……[7]

新的措施以“勘合”的发放、传递、审核和公文的传递为核心, 严格规范官员的出行身份及随身携带的驿夫、物品, 减轻驿站负担, 着力传递公文。由于张居正法尚严峻, 果于综核, 言出必行, 有犯必惩, 各级官吏凛凛承命, 驿政有了很大振作, 公文的传递效率大大提高, 一时成为配合全面改革的重要一环。驿站改革还为国库节省了大宗银两。仅据《国榷》的不完全统计, 万历四年 (1576) 至万历十年 (1582) 七月, 共减免站银89.56余万两, 按时价大约可折粮食200万石。

第四, 建立考成制度, 督察公文办理。隆庆年间, 官僚中蔓延着一种“上下务为姑息, 百事悉以委循”的庸俗风气, 消极抵制各种诏令, 以至于朝廷诏旨多成故纸。朱东润这样描述当时的办文情况:“法令、章程, 一切的一切, 只是纸笔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 成日办公, 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 送进衙门, 办过以后, 再出衙门, 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 另进一个衙门归档, 便从此匿迹销声, 不见天日。”[8]192

古往今来的政治家通常认为, 这种政治上的瘫痪状态, 是因为衙门设置不合理所导致, 于是行政改革最后演变为机构改革, 结果政令发出一堆, 效果乏善可陈, 因为并不对症下药。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 他知道不打倒公文政治这种官场积弊, 就无法提高行政效率, 而要改变公文政治, 其关键不在于调整机构, 规定公文的处理时限, 而在于有一套严密可行的稽查措施。制度尽管完善, 而缺乏考核监督, 结果仍然是“询事不考其终, 兴事不加屡省, 上无综核之名, 人怀侥幸之念”。张居正要的是, 办法在纸上说过了, 究竟办到没有?他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交代。这就是他的考成法。

考成法的出发点似乎很低, 其实寓有深意。它的具体做法是要求各衙门都建立一式三本文簿, 将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 按道里远近, 轻重缓急, 定出完成期限, 置立文簿存照。一本作为留底;一本送该管各科 (六科) 备注, 按期实行一项便注销一项, 经久没有完成的, 即由该科上报, 听候处理;另一本则送内阁查考。规定往来公事必须限期完成, 月月考查, 年终总结;凡拖延积压, 违限不报者, 按罪惩处。轻则罚俸, 重则革职。而且层层监督, 巡抚、巡按违规者由六部举报;六部违规者由六科举报;六科违规者由内阁举报。所谓“其各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 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 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其奏有容隐欺蔽者, 臣等举之”[3]。以六科控制六部, 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是张居正的政治系统。此法一出, 办纸的现象立刻减少。当时, “月有考, 岁有稽”, 赏罚严明, 大小臣工, 唯唯听命, 朝廷旨令凿凿落实。在考成法的督责下, 务虚名、不讲实效、文牍主义的官僚作风得到克服, 公文办理的效率大大提高。《明史》称, 考成法一出, “自是, 一切不敢饰非, 政体为肃”, “虽万里之外, 朝下而夕奉行”[9]。所谓张居正以“三本账簿治天下”即来源于此。

推行公文考成法, 张居正并不是从如何写撰公文的角度来提出要求, 而是从公文要符合行政事实和其工具性的角度, 给予考成。这不仅对于公文办理, 对于公文撰制上的问题, 也是一个根治之法。公文的属性是工具性和实用性, 一篇公文是否具备真实性和可行性, 只能在办理和落实中检验出来。所以公文考成法, 同时也是治理公文撰制空谈务虚之病的良药。

实践证明, 张居正的公文改革, 举措得力, 效果良好, 起衰振堕, 为其他改革的顺利进行打开了局面。而且他的改革意义深远。张居正之后, 明清两朝多次的公文改革都多少继承了张居正改革的余绪。尤其是他的公文考成措施, 既含有形而上的学理性, 又蕴藉实际的可操作性, 其弥新的魅力正在于此, 对我们现在治理公文痼疾仍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居正.明制体以重王言疏[M]//张太岳集 (卷38)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2]张居正.陈六事疏[M]//张太岳集 (卷36) .

[3]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M]//张太岳集 (卷38) .

[4]余继登.典故纪闻 (卷18) [M].中华书局, 1981.

[5]张居正.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M]//张太岳集 (卷29) .

[6]申时行.明会典 (卷148) [M].中华书局, 1989.

[7]申时行.明会典 (卷167) [M].

[8]朱东润.张居正大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篇7：论明代张居正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闺阁画；妓女画；绘画思想

一、明代绘画发展过程

清代画史学家汤漱玉在《玉台画史》中将女性画家分为四大类：宫掖、名援、姬侍与名妓。纵观中国绘画史，我国古代女性画家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中处于第二位置。在青楼文化的风行之中，文士竞相以游妓为荣耀，画家们毫不掩饰地以赞美的笔触创作了多幅反映妓女题材的画作，如唐寅自刻“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章，并作以花喻女的《桃花庵歌》，创作《王蜀宫伎图》等，常出入于青楼的“浙派”名画家吴伟绘制《歌舞图》轴等。在该类作品上均有大量文士书写的题和跋，反映了文士们对妓家的普遍放浪心态。

明代，是我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这一时期的绘画世家心目中，妓家的“艺”与“色”同等重要的。对于入院妓女要先品评其才艺，然后再教以吹拉弹唱、琴棋书画，院中妓女由此掌握了初步的艺术技能。天资聪慧的则在教育的基础上开启艺术的慧根，她们或于诗赋，或于绘画都显示出于一般妓女的创作才能。明代艺坛以绘画为时尚，妓女们为了与文人们交往，自然首先要把功夫下在笔墨上。在文人圈子中，妓女们获得了远远高于妓院中的艺术熏陶。就这样，一个妓女画家群便从明代的普通妓女中分离出来，她们积极参加各种文学、书、画等艺术活动，成为明代绘画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明代姬侍与名妓的艺术表现风格

如前所述，在那种综合的社会大背景下，明代闺阁绘画得到空前发展是必然的。首先从表现题材上看，妓女画家主要以兰、竹为创作对象，它们似乎更适合妓女画家的创作。而闺阁画家不同于宫掖、妓女画家，她们在创作上迎合世俗、借物遣怀使她们的作品多局限于花鸟、人物、山水等题材。而妓女画家很多便是以擅画兰、竹而著名者，如马守真、顾眉、薛素素等，其中马守真最具代表性。

从她的留存至今的作品：故宫博物院藏《兰竹石图》扇、《兰竹图》、《兰竹水仙图》、辽宁博物馆藏《兰石图》等可以看出，她最擅长画地上的野生兰，充满着自然纯朴的气息。兰叶多以没骨写出，行笔流畅，线条飘逸；墨色在行笔中自然显现出浓淡、干枯的变化，极富层次感。在构图上，不是刻意经营，而是随势而生，险夷互映。马守真的兰从用笔、施墨到构图都显得极其随意，但内藏机巧不失韵味。她的兰所具飘逸野趣的脱俗之气，不同于一般闺阁画家精工细描的闲花静草，早已超越了绘画本身的表现力。它与男性文人画家尤其是“吴门画派”中文徵明等人的花卉艺术，有着更多的相近之处，反映了妓家对男性文人画家的迎合及师承。

三、闺阁画家与妓女画家之比较

虽然造诣上闺阁画家稍屈从于妓女画家，但是从不同的审美角度看，她们都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比如，妓女画家必须靠自己的姿色、才艺谋生，属社会开放型群体。漂泊、竞争的生活，使她们时时为自身的生存忧虑。她们是迎合客人的兴趣进行绘画创作。与之不同，闺阁画家是生长于某种固定状态下的家庭中的女性，她们深居内宅，属社会封闭型群体。她们中大多数人过着优裕、安定的生活，不必为衣食操劳，绘画基本上是她们闺中消遣时光的手段。闺阁与妓家的两种不同的生活境遇和心态，决定了她们创作态度的不同，也就造成闺阁与妓女画家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有所差异。

首先，在题材上，人物画是妓女画家创作的一个薄弱环节，而闺阁画家在这方面则多有涉足。她们中不仅有擅长宗教人物画的方维仪、徐灿、邢慈静等，还有擅画仕女的仇珠、范雪仪等，以及表现男性生活题材的李翠兰等。在山水画的创作上，虽然自然界的真实山水，对于不能远足的闺阁或妓女画家而言是陌生的，而当闺阁和妓女画家对这种时尚文化难于拒绝时，就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工于山水画的女性创作人员。而妓女画家柳如是、薛素素等人在意境的表现以及笔墨技法的运用上追求蕴藉平和的审美意趣。

其次，在手法表现上，闺阁与妓女画家在用笔、设色、构图上往往采取不同的方式表达。用笔上，闺阁画家工整，妓女画家率意。构图上，闺阁与妓女画家都注重画面物象的设置安排。但在表现手法上却不一样，闺阁画家的构图是以稳求胜，而妓女画家看似漫不经心，但是内藏机巧，所以相对而言在构图上要比闺阁画家更大气，技术洒脱。在题跋上，妓女画家和闺阁画家都重视画上的题，而妓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看出许多妓家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闺阁画家们更注重于对笔墨和物象的把握，与妓女画家的这种借物言志的作品相比，在内涵上缺乏一定的丰富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