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宦官范文

第一篇：明代的宦官范文

明代宦官政治（精选）

明代宦官政治

撰稿人朱林 明代宦官的总体概况

历数中国古代各朝，唯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为祸最烈，而尤以明朝为最。作为皇权卵翼下祸国殃民的一股特殊势力，他们威福远达官门之外，渗透到各地各部门，人数竟达数万之多。

明朝有名的宦官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多的，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这些都算是宦官一门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的能够挟持皇帝，有的被称为“站皇帝”，有的被称为“九千岁”，那么究竟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

明朝的宦官正式的工作机构有二十四个，还有好些附属机构。朝政上他们甚至可以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分庭抗礼，地方上他们还可以监督封疆大吏，军队中可以监军。可以这么说，他们已经完全的参与到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下面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明代宦官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洪武建文朝概况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深知宦官祸国乱政的劣迹，他曾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所以他对宦官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由于仍不放心，他还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几个大字，以示威慑。

但是由于朱元璋撤销了丞相，以致事无巨细都得有皇上一人来处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将一些事交给宦官去做。也就是在朱元璋当政的中后期，宦官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比如派遣宦官参与税务，参与茶马交易，委派宦官特使，而且还增设宦官机构，后来的二十四衙门就是在洪武朝奠定的基础。

建文朝时由于朱允炆严格遵从祖训，所以宦官势力没有兴起。

宦官势力的抬头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开始受到重用，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朱棣起兵，是属于谋逆性质的，窃取机密，宦官充当耳目，“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很多宦官都是功臣，特例：郑和。

宦官称谓在此时得以扬眉吐气，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明洪武年间以监正、监丞之类。永乐初“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使宦官由“中”字一下而跃身为“太”字辈了。

在任职上更是开了很多先例，比如宦官监军、宦官分镇地方、进一步插手经济而且还开始利用东厂进行特务活动。臭名昭著的东厂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关于东厂，后面再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文宗在位仅仅十个月，倒是没什么大的政策。他的儿子宣宗在位时，却做出了一件贻害无穷的事，那就是：设立了内书堂。

内书堂就是宫内较小太监读书识字的地方，内书堂的设立也就改了太监不得识字的祖训，这样也就为以后太监参政提供了方便。内书堂的第一任教授还是为大学士，叫做陈山。其实为那些小太监讲学的人书评都不差，一半都是出自翰林院、詹事府、殿阁等这种有学问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内书堂有副对联很有特色，上联：学未到孔孟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下联：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

其实明宣宗还是个很不错的皇帝，他叫太监识字也只是想让他们帮自己处理一下政务。毕竟后世的皇帝很少有像他们老祖宗朱元璋那样的劳模，一天处理几百件政务，所以就不得不找点帮手了。宣宗对太监实际上是

很好的，他曾赐几个太监免死诏，还送给太监银牌，那些银牌可有诸如“忠肝义胆”、“忠诚自励”、“心迹双清”的字样，以示褒奖。不过由于明宣宗还是个勤政的皇帝，太监虽受宠，却还不敢放肆，也未专权，但是宦官掌权的苗头开始萌发。

宦官势力的急剧膨胀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时，这段时期是宦官势力发展的黄金期，这时候大牌宦官云集，宦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呼风唤雨的一股势力。

先是英宗朝正统年间有挟持皇帝以致发生土木之变的王振，接着天顺时又有阴谋篡位的曹吉祥(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甄子丹扮演的曹公公的原型)，然后还有宪宗时期的汪直，武宗时期的“站皇帝”刘瑾。

这一时期宦官的情况和明初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宦官开始把持朝政，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后人曾这样评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大家平时所说的明朝太监的拙劣事迹其实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及其以后的，宦官在这时已经全方面的插手到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个个方面，后面还要细讲，这里不再多说。

宦官事业的低迷期

如果你认为宦官的势力会一直膨胀下去，那么你就错了。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监管宦官最为严格的一朝。嘉靖御宇四十五年，却没有一个权宦出现，与他对宦官的严格控制是不无关系的。这是与嘉靖皇帝的自身经历有关的，由于他出身王爷，正是由于皇帝无子，他才得以入继大统。而他早些年当王爷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宦官的种种劣迹。

加之嘉靖本人猜忌、多疑的个性，使他不会像那些皇帝那样信任宦官。他总是把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事实上嘉靖帝认为所有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不把他们当人看，所以嘉靖朝的太监远没有前朝的太监风光，当然更好没有他们后朝的太监啦。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嘉靖朝过后便迎来了宦官们的春天。

宦官势力登峰造极

穆宗时期太监没有太大作为，转机发生在万历朝。先是有“大伴”冯保飞扬跋扈，而万历皇帝本人极力往各地派遣盐盐税使，为自己大肆敛财，因而这时期的宦官势力实际上是相当的嚣张。顶峰发生在明熹宗年间，自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也是臭名昭著的“九千岁”魏忠贤。

天启年间，朝政由他把持，倒行逆施，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收受贿赂，拉帮结党无恶不作，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也给明王朝敲响了丧钟。而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这一恶势力团伙，但是由于崇祯帝自己性格的原因，是他在后来又走上了重用宦官的道路，比之前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宦官的恶劣形迹又进一步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亡。

宦官机构

既然明朝宦官能够在这样的程度上左右政治，甚至是把持国柄，那么他们的机构也必然叠床架屋，异常庞大。前面提到过培养小宦官的内书房，其实那只不过是宦官机构的冰山一角。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四衙门以及其他一些宦官的重要机构。

廿四衙门

 司礼监惜薪司

 内官监钟鼓司

 御用监宝钞司

 司设监混堂司

 御马监兵仗局

 神宫监银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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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膳监浣衣局 尚宝监巾帽局印绶监针工局 直殿监内织染局 尚衣监酒醋面局都知监司苑局

“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

除了这二十四个衙门外，还有很多部门，比如文书房、中书房、提督东厂、御前近侍、提督京营、南京守备等等，这几个只是宦官衙门中上层的机构，其他诸如管理日常生活、油盐酱醋方面的宦官部门还有很多。这些机构中我们着重讲两个—司礼监、御马监。

宦官第一官— 司礼监

司礼监，在宣德年间成为宦官系列中的总领，排于二十四衙门之首，该监人员编制最多，职责范围最广，职权也最大，是名副其实的太监第一职务。

《明史》中有“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到后来，提督太监和掌印太监逐渐发展为一人。掌印太监同大学士一起工作，其“秩尊视元辅”，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而其宠信程度，则以近侍君王而往往在首辅之上。其实这只是司礼监最为重要的职务，另外司礼监还与三法司会审大案，代表皇帝参加内阁会议、廷议，以对阁臣或众大臣的议事进行控制和监视。

南京守备是司礼监的外差，其地位相当高，守备南京的公侯伯都得听他的指挥。排座次时，守备太监坐首席，公侯伯上座，都督只能侧左。

司礼监下还有文书房，是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的机要部门。“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这样司礼监得以掌握国家军政大事的一切机密动态。

司礼监还掌握着宦官衙门的升迁降贬、外派、撤回、惩办的权力。

司礼监所有权力中最为关键、与中枢决策系统关系最大的是批朱和掌控厂卫。

第二“司礼监”—御马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道“(御马监)掌乃御厩兵符等，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这就是说，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其实，御马监还要管理草场和皇庄、经营皇店，与户部分理财政，为明廷的“内管家”;两度设置的西厂，也由御马监提督，与司礼监提督的东厂分庭抗礼。

御马监相当重要的的一个职能就是统帅禁兵。这一职能使得御马监在内廷诸衙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参与军政事务的基础，也使御马监本身逐渐具备多种军事职能，并被视为内廷中的武职衙门。另外，御马监还具有财政职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管理御马草料场上。至成化时期，由于御马监管理草料场的经验，皇庄后来也由御马监来经营。这样，御马监由于具有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权力成为太监机构中的第二热门。

宦官政治的具体体现

一、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另外还设了其他一些机构。但是这样造成权力高度集中，皇帝一人无法处理政务，所以后来又设置了内阁、殿阁大学士，以后发展为内阁制度。但是内阁毕竟不是法定的行政机构，而只是类似于一个智囊团的性质，因而他们得到的权力也只是票拟。随之而产生的另一项权力则是批朱，这一特权则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

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司礼太监批朱时“间有偏旁偏讹者，亦不妨略为改动 ”有这样的权力，有就是改动票拟之权。这批朱权就成了司礼监压制内阁的有力武器。

二、操纵厂卫

众所周知的东厂，其实只是司礼监的一个下属机构而已，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

二、三人担任厂公，人称“督主”。东厂作为一个特务机构，由于直接听命于皇帝，权势非常之大，这一点仅从东厂一把手的称谓上就可以看出，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如若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东厂督主同为一人，那么此人势力绝对如日中天，非同寻常。

与东厂相呼应的则是锦衣卫。虽然锦衣卫设立较早，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加之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锦衣卫的地位逐渐屈居于东厂之下。锦衣卫的官员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这样司礼监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锦衣卫了。比如英宗时期王振为司礼太监，而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就是他的私党，可谓政出一门。

三、插手财政

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的收入。而在明代，这一分量如此之重的大权却又一次被宦官所干预。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分遣中官杨实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这便是宦官插手财政的开始。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大，税务全便逐步被宦官控制，而到了万历时则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由于万历皇帝贪婪的性格，加之皇宫大兴土木，军费又大量增加，他不断的向各地派遣矿、盐税使搜刮银两。而宦官为了中饱私囊，也不遗余力地增加税务的项目，提高税务的比率，也就是所谓的增税、滥税。

在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而其中又以丝织为主，而监督织造的差事又被宦官揽了下来。在宦官职务中有“织造”一职，而且有提督太监南京、苏州、杭州各一员。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明朝那三个地方是绝对的经济中心，因而油水之大可想而知。而织造所管有基本上以丝织为主，而丝绸又是值钱的东西，所以宦官把持这个职务，使他们对经济的干预又加深了一步。当时舆论有这样的呼声“今天下之为民害者，熟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已”，这主要是宦官借织造之名，加大所需织造的数额，营私舞弊，敲诈民财。关于宦官插手财政的方面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统兵监军

关于宦官统兵，大名鼎鼎的郑和就是因为仗打得好才得到成祖的信赖的。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也正是由于王振亲自统兵的结果，而汪直更是喜欢统兵打仗。至于宦官监军，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明末时期，每有战事，将领所到之处则必有监军之太监。而那些太监非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处处掣肘军事将领，因而所打之仗也多败绩。《国史旧闻》中指出宦官监军的四处弊病：侵蚀军实、避敌殃民、遏制大将、谎报军功。

五、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但是随着宦官势力的扩张，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他们所把持。《明史•职官志》中有“镇守，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

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 另外职官志中还设有南京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等职务。由宦官担任地方镇守和守备，地方行政必然会受到干预，加之宦官的恶劣本性，地方百姓则会严重受到他们祸害。

宦官个例分析—站皇帝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自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但他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则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 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如户部尚书韩文被罢职下狱，五官监侯杨源受杖刑而死„„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但他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么刘瑾是怎样一步步控制大权的呢?首先他知道要得到皇帝的宠爱和信任，所以他极尽所能的讨好明武宗。第二，刘瑾掌握了权力最大的宦官机构—司礼监。这样他就能够横行无忌的干预朝政，包括欺压内阁，擅

改圣旨等等。由于司礼监强大的权势，它能够在几乎所有的朝臣头上作威作福，并且时不时的打压不服从他的官员。

还有就是刘瑾设立“内行厂”，这是一个比东厂还要黑暗的特务机构，它监视的层面比东厂更广，甚至东厂，也在它的监视之下，而且用刑比东厂还要残酷。内行厂完全就是一个刘瑾用来打击异己，监视官员和百姓行动的特务机构。

掌握大权之后，刘瑾开始了各种非法和不轨的勾当。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极度的敛财，大肆地收受贿赂。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 。后来，刘瑾被另外一虎—张永和大臣杨一清算计，被明武宗一举拿下。当武宗得知刘瑾要谋反后，被处以凌迟刑，共行刑三天。刘瑾死后被抄家，其家财的数字，各史籍记载不一。高岱《鸿猷录》记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袭;牙牌2椟;穿宫牌500;衮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他物称是”。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

宦官政治的影响

宦官横行，宦官势力的蔓延，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里我们分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由于宦官只听命于皇帝，并在很大程度上倾轧内阁和六部的权力，这样就导致皇权的进一步集中。

宦官的恶劣行迹，还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由于操纵着厂卫，这些特务便会利用职务之便为非作歹，净是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弄得人人自危。以至于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避开。明朝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疆统治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的专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如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作为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而魏忠贤秉政后，两党的争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尤其是杨涟上书揭发魏忠贤的24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他命其党羽炮制《三朝要典》、《东林点将录》等，将反对自己的东林党人统统杀掉。可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东山再起，又极力将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力量一直持续到明亡。这也极大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

宦官对经济的破坏则更加严重。他们插手财政，扰乱正常的经济政策。作为矿、盐税使，他们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作为织造，他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正常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被他们打破了，这样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脚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百姓无法生存，农民起义便会揭竿而起。

宦官监军，加快了军队的腐败，加之设守备、镇守之处又多是边塞要地，导致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这样一来，明末发生农民战争后，由于各处军队皆有宦官掣肘，导致将领无法有效统帅军队，使农民军得以较为顺利的发展，加快了明王朝的覆亡。

对明朝宦官政治的探究

最后我们来探究一下明朝宦官政治形成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诸如撤销丞相，设立四辅官、殿阁等等，这样皇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处理朝政和其他宫廷事务。这样，宦官的参政也就成了必然，宦官预政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皇权的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撤销了丞相，这样一来，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皇帝的任务骤然增多。那么皇帝必然就会找人帮助自己，丞相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当初就是怕相权过大才撤销的，跳来跳

去就选择了宦官。

由于明朝的惯例，皇帝所选妃子一概选自民间，这样后宫的素质必然不高，因而对皇子的教育也就会相应的弱化。这样，与皇储接触最多的宦官对皇储的影响就会加大，于是皇帝登基后对宦官的过度依赖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是历朝历代中最差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各种史料中看出，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它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不论那些宦官有多么的厉害，他们无不是拉着皇帝的虎皮扯的大旗。一旦他们不能满足皇帝的意愿， 或是对皇权造成了威胁，立即就会被皇帝除掉。王世贞曾经说过，“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就是像魏忠贤那样，势力权倾朝野，生祠遍立中国，真是到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天启帝一死，照样还是被崇祯帝一举拿下，最后自缢身死。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午发根除的积弊。

参考书目:

《明史》张廷玉等著 网络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明代卷》白纲主编

《明朝宦官》王春瑜、杜婉言著 紫禁城出版社

《明朝宦官与三案》温宫义著

第二篇：中国宦官历史

2011-6-25

简述中国宦官的历史

宦官, 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习称为太监，是指古代宫廷中侍奉君主及其家族的成员。宦官一般由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子充任。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宦官与宦官制度始终与君主专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主要是浅谈一下“宦官”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加深对中国宦官制度的理解，以及宦官制度与中国政治文化之内在联系的最初环节。

一、封建集权体制下的毒花——“宦官”

中国的宦官,产生的年代大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但是,其制度之严密、数量之庞大、左右政治之能力、影响之范围、持续时间之久远,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宦官并不是中国惟一的独特的历史现象。据考证，宦官具有很强的世界普遍性。距今三四千年前,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印度王国,都曾出现过宦官这一特殊群体。

首先,宦官现象的出现，必须是在私有制、阶级社会产生以后，而且是相当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地区内，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君主专政时代。在中国，人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宦官在中国就已经出现。史书所说:“自书契以来,不无阍寺。”这里的阍指宫门,阍寺就是指看守宫门的阉宦奴隶。

其次,宦官现象出现在男性中心家天下的社会。按男系确立血统和父系的继承权，在这样的社会中，男子“家长”成为政治的权威，掌管着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众多女性成为男性主人泄欲的工具，使得宦官这一群体的出现成为必然。

随着父权制的确立，男性取代女性成为姓氏始祖，需要明确父子间的血统关系，而父子间血统关系的确立，必然以夫妻关系的固定为前提，由此，新的婚姻意识形态产生。原始的祖先祟拜，集中体现在对担负繁衍后代职能的性器官祟拜上。意识形态的另一变化是女子贞操观的出现。宗法制要求血缘的纯正宗主——天子无比高贵，血统也就更加重要。

我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家天下”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 。据史书记载，夏王有12后妃，到了商代，王妃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到西周时， 后妃制度更为完备。据《礼记》所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妇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后宫女性已过百人。如此庞大的后宫，必然要求大量的宦官为其服务，以维持皇宫的正常运转，满足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因此，如何保证帝王的血统纯正和后妃的贞操，不能不成为帝王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保证女子的贞操，对犯了男女关系戒条的双方，处以残酷的刑罚。为解决这—问题设立了相应的法律和法律机构。在刑法的设立过程中，宫刑的对象和范围逐渐明确和扩大。夏朝设立宫刑，已有明文记载。商代刑法中，仅有墨、刵、劓、杀四刑，独缺官刑。但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商代宫刑的存在，对象是用

于宫廷内部服役的战俘。

最后，宦官现象的出现，还必须有一个科学技术条件，即社会已出现了成熟的阉割术。魏特夫先生做过一番论证，认为“古代美洲看来没有出现过制度化的宦官”，而在“旧世界的东方社会”，出现宦官现象，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些“许多主要文明地区都存在着家畜的阉割制度”。加上中国上古医学的发展，也为官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总之，夏商两朗，随着专制王权的确立，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运用国家的力量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以巩固自身的统治为解决维护专制王权、宗法制、血统继承、生活安全等各方面的需求，需要体力、武力上胜过妇女，但又不会同妇女发生性关系的“中性”奴隶。发达的医学为阉割人体提供了可能，法律又为这种残暴行为提供了依据，宦官制度产生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了。

二、宦官的来源

在封建儒家文化主导的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自由相恋被认为是超越礼法的越轨事件。中国的伦理观念向来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然而不管怎样，自西周建立以至清朝灭亡的3000多年历史中，宦官从未间断，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其来源何在，不能不令人深思。

早期的宦官主要来源于战争时期的俘虏，这包括外国、外族或敌对王朝的俘虏，从年龄上又有幼童和成入之分; 还有罪人或罪人的家属遭宫刑而成为宦官。《诗经·寺伯篇》中的宦官孟子，因被谗言判为罪人，而受官刑。西汉石显、弘恭，因犯法被处宫刑。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死刑，以宫刑代皆.

除此之外，将普通百姓的年幼子弟，阉割后进献或入贡给宫廷做宦官，是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后的一个重要途径。自隋朝废除宫刑以后，切断了把罪犯阉割然后入宫为宦的途径。但历代王朝对宦官的需求从未停止，而且日益扩大，再加上宦官往往骤然得势，对无力取得仕途之人是极大的诱惑，促使社会风气和伦理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所以自宫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没有宫刑之名。而有宫刑之实的阉割术，也开始向私刑化和民间化发展。

三、宦官的畸形人生

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少、特征最殊、影响很大、但又颇受鄙视的一个阶层，是畸型、残忍、最不人道的产物。宦官首要的心理特点，就是自卑感和权力欲。这种自卑感来自生理上的缺陷，来自社会心理的歧视，来自丧失家庭或被家庭抛弃的悲哀，来自低贱工作而带来的软弱、无知和依附。然而，这种自卑感与巨大的、无法想象的生理痛苦的共存，对心理造成了巨大刺激。

同时.宦官的心理特征又与年龄、出身和受教育程度有关。一般来讲，受儒家思想熏陶较深的宦官不会反抗降祸于他的社会制度，也不会凭借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恶，而是采取其它的途径去表达愤怒和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大多数宦官来说，他们出身下层，没有受过教育，有掌握权力的欲望，而无儒学和后人的束缚。一旦得势，会将掌握的权力发挥到最大程度，以求其一逞一快，尽一生之欲，从而打乱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如东汉宦官，竞恣奢欲，使海内嗟毒。唐代宦官

手握兵权，劫胁天子，如持婴儿。明代宦官得势者，把持朝纲，成为社会**的重要原因。

宦官的另一明显特点就是报复心理。对于宦官来讲，权力的获得可作为自身所受苦难的酬报，有如药物和麻醉品，这是一种统治别人、主宰别人并让别人经受报复的欲望。某些宦官专权时所作所为，近于胡闹，令人不可理解，但可感觉到在其内心深处有一种向全社会报复的变态心理。

除此之外，宦官的心理特征在其它方面也有表现。在生活上，部分宦官娶妻纳妾，无所不为，里现出种种性变态。在经济上表现出对财富的极大贪婪，为满足贪欲而又不择手段，宦官虽无后代，却广纳养子，荫其子侄。凡此种种，不一而论。

综上可见，宦官的生理特点引起了心理上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又与社会心理、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矛盾，使宦官心理进一步复杂。在种种复杂心理的驱使下，宦官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和封建政体的种种漏洞，广泛参与了各种斗争，对历史进程造成了极大影响。

二，毒花——“宦官”的绽放及其最终的消亡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最明显的特征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与此相适应，秦汉以至明清的行政组织尽管变化很大，但其演化发展的总趋势则是各级机关愈来愈严密地被皇帝一人操纵和控制，其中，宦官与宦官制度始终与君主专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西周确立宦官制度开始，各王朝无一例外地沿袭了宦官制度表现出无以伦比的延续性。宦官机构在长期的演变中，由分散到完整，由零乱到严密，在国家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君主集权不断加强的重要保障。

先秦时期，宦官被称为寺人，主要来源于战俘与受过宫刑的罪犯。西周以后，中国进入分裂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虽出现了个别宦官干政的现象，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之以前也有所提高，但整体来说宦官的势力还比较弱小。

到了秦皇汉武时期，宦官与宦官制度得以成熟。统一的封建王朝，使得封建官僚机构巩固下来，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楷模。其中包括宦官系统.宦官的称号出现，宦官开始具有亦官亦奴的双重身份。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统治者汲取前朝的教训，压制宦官势力，宦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下降。到了北朝，宦官不仅把持内廷高官，而且出任地方长官，宦官干政现象严重，如北魏的宗爱、刘腾干政，给当时的政局与社会地位带来严重危害。

唐时朝，宦官可以正式担任外廷职务，可以担任高级武职。唐中期以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凡有节度使和观察使处皆有监军使，形成了一张从地方到中央的宦官监军网。唐代宦官集团兴盛一时，尤其是掌握禁军的左右中尉、少护军，握有操纵政局的实权;而担任枢密使的宦官，更以内廷宰相自命，以至发展到随意废立皇帝的程度。

宋朝在形式上承袭了唐代旧制，不过，由于宋代君主专制的加强及元代内廷任用贵族管理，宋元时期的宦官势力有所削弱，在政治上鲜有作为，社会地位也不高。

明朝建立民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宦官及其宦官制度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明代宦官机构计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为宦官二十四衙门，首脑是

司礼监太监。从明代历史看，宦官全面介入国家生活，机构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外交各个别域。规模上自成体系，人数庞大，在作用上日益凌驾于国家机构之上，逐渐成为直属于皇帝而与官僚机构平行的第二行政系统。

清朝建立之初，设立宦官十三衙门，以宦官为主管。康熙即位后，鉴于历代宦官之祸，设立专管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并且制定出了详细的制度严格限制宦官活动，这对防止宦官专权起了很大作用。 清代，宦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始终被界定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只是在清末，才出现了安德海，李连英、小德张少数几个宦官干政的现象。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摧毁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同时也埋葬了延绵数千年的宦官与宦官制度，宦官随之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总之，宦官之祸古来烈矣，宦官之论古来多矣。宦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宦官专权乱政的原因等，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能够专权乱政的宦官毕竟只为极少数。同为宦官阶层，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遗臭万年，有的性情凶残，有的人忠勇敦厚。

在权阉干政，给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同时，历史上宦官中也出现过不少英杰之士，汉时的蔡伦、司马迁，后唐的张承业，明代的郑和，清末的寇连材等，他们以自己的睿智与正义之气，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参考书目：

《宦官的历史》，李新伟、谢茂发、欧阳林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正说慈禧》，清·德龄著，秦瘦鸥译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第三篇：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明初的农民起义

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间，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以改朝换代而告结束，而且冲刷了元末社会的痼疾，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会作了不少的努力，从而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却并未因为明朝的建国而缓和，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横征暴夺而更加激化，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遍布于大江南北，发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地。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白莲教起义的余波白莲教在下层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即使到明朝建国之初，在白莲教活动的地区，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

江西、湖广地区，在元末农民起义时，一直是徐寿辉、陈友谅割据政权的管辖地区。因此，这里受白莲教的影响特别深。明朝初年，这里的白莲教起义不断。洪武六年(1373)正月，蕲州人王玉二聚众烧香密谋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鼓动民众起义。洪武十二年七月，陈友谅旧部荆州孙谅等曾谋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称为弥勒佛大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与当地居民杨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玺，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用弥勒教宣传群众。这些起义有的在组织中，有的在发动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镇压。

四川、陕西在元末也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贵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明朝调遣四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广安①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考证：所谓“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州(今四川广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动于沔县(今陕西勉县)西部地区，以佛法“惑众”。洪武二十五年，陕西又有徽州(今甘肃徽县)“妖人”聚众起义①。洪武三十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聚众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合并到一起，众至千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为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山寨，杀死官军，又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复攻入徽州(今甘肃徽县)、文县。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率四川、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其部众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刚奴和仇占儿率领下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东也是白莲教活跃地区。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自称是弥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纷纷加入，“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②。山东地区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今山东莒县)，杀同知牟鲁。不久即遭镇压。永乐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自称佛母，在山东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活动。唐赛儿起义后，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起义军声势更为高涨。山东布、按三司连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往镇压，围攻 1 卸石棚寨，唐赛儿率众于夜间袭击明军突围，都指挥刘忠战死。与此同时，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州、即墨，约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卫青率骑兵来战，起义军二千人被杀。与此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也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唐赛儿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失败。成祖因未能捕获唐赛儿而惊恐不安，他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①，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②，可终究没有查出唐赛儿的下落。唐赛儿起义是明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

地方性的农民起义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②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明初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但这些起义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只限于一个县或几个县。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首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广西地区。洪武三年(1370)，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农民当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广西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府的横征暴敛而起义，被柳州卫明军所镇压。到洪武二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政府派征南将军杨文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率军镇压了这次起义。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覃公旺与河池县罩公新联合忻城莫山洞韦万黄等起义;直到宣德年间，起义者还在活动。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乐三县农民三万余人，再次占据大盘山，自称永顺王，声势颇为壮观。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发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①。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发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

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

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①。

四川地区。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发人民大起义，众至“五万余人，攻围松潘卫城，转攻威茂、叠溪等处”②。并南下捣毁绵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挥佥事韩整、高隆并叙南卫指挥吴玉调集京师、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发生起义。十月，明朝以都督陈怀为总兵官，遣都指挥邢安率兵围攻，都指挥赵宁率兵往援，镇压起义。邢安、赵宁皆战死③。

① 谈迁：《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谈迁：《国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国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节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洪武时，太祖屡屡颁诏天下奖励农民垦荒，然而当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现象随之发生。到洪武末年，据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就有一万四千余户①。到明中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赋役、地租的苛重，使破产失业的流民大量出现，社会矛盾也因之尖锐起来。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正统年间浙闽农民起义明代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间开挖，并划定封禁山区，派重兵驻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即是禁区之一。但受生活驱迫的人民，仍冒险进山“盗矿”，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正统七年(1442)，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郑祥

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地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统十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的永丰，明朝调集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帮助官军诱杀了郑祥

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正统十二年九月再次起义，攻占政和县城，复还庆元，召得千余人，活动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区，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并派兵进占三省交通要道车盘岭，以致“行旅断绝”①，官府一筹莫展。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在沙县暴动。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户征取田租外，还强迫佃户逢年过节时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福建御史柳华整顿里甲组织，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邓茂七被任为总甲。于是他便利用总甲的合法身份，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县衙，县里派出巡检来捕，邓茂七杀了弓兵聚众起义。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起义军又把他们打得大败，并杀了巡检和知县。附近州县人民积极响应，不数日，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而后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农民政权，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 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邓茂七起义后，“东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前去镇压，途经浙江时，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叶宗留率众与明军奋战，不幸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声势渐振，发展到数万人，并与福建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使明军两面应战。在福建，邓茂七也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邓茂七率部攻打建宁。八闽之地，数月之间，几乎为起义军席卷。起义者扩充到八十余万人。

闽浙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发展，使朝廷惊恐万状，于是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兼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镇压。二月，邓茂七亲自率兵进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军埋伏，明军突起合法，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身亡。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战败被杀。转战于浙江境内的叶希八迫于压力降明。

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外，正统年间广东还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黄萧养是广东南海县人，他被明政府以“盗贼”的罪名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黄萧养与狱中难友集体越狱成功，遂举行起义，“赴之者如归市”①，旬月间势力发展至万余人。次年六月，黄萧养率部分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也参加了黄萧养的起义。为了镇压这支起义军，明朝调动了两广和江西数省的军队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战中，黄萧养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抚，一万名将士遭到屠杀。余部坚持斗争到成化年间才被镇压。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龄：《后鉴录》卷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黄盗》。

① 项忠：《报捷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荆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①。长期以来，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官府难以禁止。成化时，这里流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辖，明政府曾于天顺八年(1464)特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处置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正当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时，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在湖广房县领导流民起义。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分设将军、元帅等 4 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响应，众至四万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以及湖广总兵李震等督军征讨。成化二年，总兵李震率兵进山围剿，起义军在梅溪附近大败李震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见李震战败，急调京营及江西、四川诸路兵马，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路攻击。刘通、石龙力战不支，被俘牺牲。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0)，刘通的部下河南新郑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发动起义。李原于这年十一月称太平王，“往来南漳、内乡、渭南，号召饥民至数万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发京营兵及神枪火器营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土兵，共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①。同时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今湖北均县)，也被明军所俘。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②。然而，项忠的滥杀并未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失业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到几十万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荆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开设郧阳府，领七县，抚辑流民。荆襄地区的流民，暂时得到安抚。

正德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武宗的荒怠和刘瑾的擅权，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其中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个地区，而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刘

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项忠传》。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传》。

④ 毛奇龄：《后鉴录》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当地民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次年，刘烈为乱兵所杀。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发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地区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会合四川巡抚林俊，并调集石柱等地少数民族土兵前往镇压。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至汉中，正德六年初，被陕西明军逼回四川。在东乡被明军围困，蓝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义军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曹甫、方四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寿人，他们于正德六年起义。两支起义军转战四川、陕西、贵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河北刘

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近畿，密迩京师，皇室和勋贵广置庄田，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时，河北地区受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袭元制，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后又令北京附近州县改养寄养马，养马户负担很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③。于是，丧失土地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往往聚集起来，骑马驰骋在平原旷野上，劫富济贫，明统治者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①，弄得人心惶惶。终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

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他们共推著名的响马交河人“杨虎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县“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员赵鐩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率五百人响应起义。

正德六年(1511)春，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又由山东攻京畿，众至数万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刘

六、刘

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率领。两路时分时合，往来接应，数月之间，“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④。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势力所及达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联合进逼京师，遭到明军的阻击，于是转而南下。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沧州，进至山东，山东诸郡县多为起义军所破。明朝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加派京营军，并增调宣府、大同、绥远边兵，前往镇压。杨虎军突破明军包围，南向进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迁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杨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盗》。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隶·大名府田赋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③ 高岱：《鸿猷录》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⑤ 《明武宗实录》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杨虎死后，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继续战斗。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霍丘(今属安徽)，大败明军。“当是时，河、淮南北官吏望风遁”⑥，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旗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他们转战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正德七年(1512)，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刘惠转至河南南召，兵败，纵火自焚。

刘

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进入山东，连战连捷。次年，他们再由山东攻入河北，进抵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屡败明军，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明朝发重兵堵截，刘

六、刘七率众南下湖广。由于刘惠、赵鐩所率起义军已被明军镇压，刘

六、刘七孤军奋战。后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率众顺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跃在九江、安庆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①。这年八月，起义军在南通战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英勇战死，几百名起义军将士壮烈牺牲。

江西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抚州东乡有王钰

五、徐仰

三、傅杰一领导的农民起义，饶州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领导的农民起义，瑞州华林山(今江西高安县境)有罗光权、陈福一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大帽山(今江西寻乌县南)有何积钦领导的农民起义，靖安县越王岭玛瑙寨有胡雷二领导的农民起义②。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在明军的胁迫下，上述几支农民起义被先后镇压。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又趋于活跃。“始则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县”①，“围攻城池，敌杀官兵”②。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镇压。到正德十三年，南赣的几支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赣盗》。

① 《王阳明全集》卷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② 《王阳明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嘉靖时，进入明中叶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仍在发展，财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发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规模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东矿工王堂在青州颜神镇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杀河南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者遭到明军镇压。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县陈卿起兵，屡败明军进剿，累获战捷，“千里内如暴风卷浪”③。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失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县。九月，攻打宿州，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这次起义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县八，杀戮十余万”①，震动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东饶平县人张琏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起来。他最初参加了郑八的起义，郑八死后，他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福建、江西间。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请调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战败被俘，起义军三万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龄：《后鉴录》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辅传》。

第三节明末农民大起义

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徐鸿儒、于弘志的白莲教起义明末以秘密宗教组织的民众反抗斗争，迅速发展。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信徒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他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义，并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①。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②，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起义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③。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杀害。徐鸿儒起义被镇压下去。

陕北农民起义的崛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是从陕西开始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农民起义虽发展迅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一般都各自为战。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已波及到陕西几十个县，甚至还扩展到山西，参 7 加起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各部渐有了“小并为大”①的联合趋势。

① 清康熙《剡城县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③ 王一中：《靖匪录》。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农民起义的发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于是，明廷在军事剿杀的同时，采纳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建议，对起义农民开展诱降活动。一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农民相继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抚政策只不过是伺机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因此，许多受招抚的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等惨遭杀害。这就迫使受招安的农民再次起义。杨鹤的主抚政策也以失败告终。明廷于是改变策略，专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往围剿。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余部亦纷纷进入山西。崇祯四年(1631)六月，活跃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围长达六个月后，在阳城为部下所杀。之后，王自用联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三十六营，号二十万”②。明廷感到问题严重，遂调集重兵在山西加紧围剿。崇祯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牺牲后，各路起义军拥推高迎祥为首领，并于这年冬季，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广等省区交界地带开展活动。

明廷为了遏止农民军的攻势，于崇祯七年(1637)春，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驻郧阳巡抚卢象昇与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围剿农民军。农民军连遭重创，张献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则被包围在汉中兴安的车箱峡。李自成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击，声威大振。陈奇瑜被削职逮问。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畴继任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洪承畴调集重兵，分兵四路向农民军合围，准备聚歼高迎祥等。结果起义军避实就虚，挺进湖广、河南。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次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多”①。十五日，农民军进抵凤阳，放火烧毁了明皇陵和龙兴寺，“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②。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军与高迎祥的农民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明廷任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诏(洪)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东下安徽，围攻滁州，旋又进入河南，撤回陕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县黑水峪，不幸陷入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激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众歼散殆尽”④。高迎祥死后，西北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军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绥寇纪略》卷一。

③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下册)考证，王自用之死有三说：死于济源;病死;为邓王已射杀。见第1145页。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柳树涧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父务农兼小贩，家境贫寒。幼年时，他曾读过书，青年时落魄无依，常受欺压。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号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张献忠一度就抚于总督洪承畴，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与其他农民军首领共推王自用为盟主。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 8 勇”②。崇祯六年冬，在明军的压迫下，张献忠进入河南，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

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之后，张献忠独自率众东下庐州、舒城，经湖广回到陕西。这年冬天，张献忠又再次出潼关入河南。崇祯九年，张献忠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亦连连受挫，张献忠部遂成为明朝镇压的重点。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发起进攻，湖广震动。次年春，兵部尚书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张招抚农民军。在孤立无援、明军云集的形势下，正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人不散队，械不去身”③，加紧操练，积蓄力量。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为彻底消灭这支起义军，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①。

④ 孙传庭：《鉴劳录》。

①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② 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③ 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范景文：《抚剿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①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杨嗣昌认为时机成熟，遂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密谋，调集陕西、四川边兵，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张献忠遂先发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灿以招抚失败，被逮下狱处死。杨嗣昌被迫“自请督师”②，赶赴襄阳，以左良玉为主力剿杀。玛瑙山一役，张献忠大败，遂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奋战入川。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又挥师东出湖广，一路乘胜直下，二月初占领了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③。杨嗣昌被迫自杀身亡。明朝改派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督师追剿张献忠。张献忠在河南信阳战败，率部由豫东入安徽。到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驰骋于鄂、皖之间。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占武昌，沉楚王华奎于西湖，“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④，赈济饥民。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铸西王之宝，自称“大西王”。所设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有巡抚、守道、巡道、学道、知府，知府以下设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并且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崇祯十七年西进四川。这年六月，一举攻克了重庆，处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杀。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在其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整顿吏治，录用明降官和知识分子，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没收官绅财产，实行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并向富商大贾征收钱粮。这些措施，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曾为僧，做过牧羊奴。

成年后，充当驿卒，有勇有谋，“能得众”①。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义，投不沾泥义军。次年，陕西农民军大部进入山西，推王自用为盟主。李自成与其侄李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 9 ③，李自成的队伍得到了发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汉中车箱峡以诈降奇袭明军总督陈奇瑜的合围，声名始著。崇祯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转战关中，有众三四万人。崇祯十一年潼关之战后，“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④，遁入商雒山中，处境十分艰难。

②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② 康熙《延绥镇志》卷五《李自成传》。

③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谷城再起粉碎杨嗣昌军事围攻之际，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时河南久旱，饥民争相投附，势复大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时，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宝丰县举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献策、杞县人李信也加入农民起义军。他们为李自成出谋划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他们针对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主张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还给无地耕种的农民。这对起义军其后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由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①。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②，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企图乘胜进攻开封，但明军严守开封，三次围攻均遭失败。崇祯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万大军由河南挥戈南下湖广。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今湖北钟祥)，二月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机构。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在地方上，于要地设防御史，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上，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五营，以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军事，共设二十二将。同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贺，张献忠亦以重金回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

李自成夺取襄阳后，明朝在中原已无精兵可与农民军作战。崇祯帝急于消灭起义军，只好调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进剿李自成。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孙传庭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南北军务。孙传庭遂以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孙传庭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弱点，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郏县一战，明军师饥自溃。自成“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①。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枢，杀死陕西巡抚冯师孔。接着，分兵攻取陕西三边，所至风靡。至此，湖广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陕西三边，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②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以下功臣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以下设六部政府尚书、侍郎，分理政务。地方上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西安政权建立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所过之地，严禁抢掠，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宁武关，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关，十七日进围北京，十八日入彰仪门进据外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严明军纪，禁止扰民。他下令“商贾仍令开市不闭，军士掠杀者斩，最轻者亦断手砍足”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始终粗衣粝食，保持农民本色，不时“问民疾苦”③。

健全政权机构，完善各项制度。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拟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种机构，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顺文官俱听武官节制。制定《永昌仪注》，“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湖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为恢复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时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县，“所至无违者”⑤。

甄别录用明朝降官。大顺军入京后，充实和加强政权建设。除以农民军将领为核心骨干外，也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明朝中下级官员。责令在京的明朝官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凡三品以上，不予录用;四品以下，酌情录用。首批选用九十六人，后又陆续录用。为求取人才，大顺政权还开科取士。设置“比饷镇抚司”，继续实行追赃助饷，以大将刘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级高低定出银数多寡。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②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④ 谈迁：《国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对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进行了争取，令其父吴骧作书招引，并派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前去劝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受追赃拷索，爱妾被掠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农民军反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六万东征，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不料清骑兵突然袭击，战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农民军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经由山西，进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顺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军追击转入湖广。同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它历时十八年，规模大，势力所及达到全国十六个省区。参加人员广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并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农民军在军事组织、指挥，战略和战术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第四篇：明代的工艺美术[范文]

明代的工艺美术

1、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时期，明代的工艺美术得到了较全面的提高和发展，形

成了许多工艺品种的著名生产中心，如景德镇的陶瓷，苏杭的丝织、松江的棉布、芜湖的印染等。

2、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工艺家，如紫砂陶的供春、时大彬、刺绣的韩希孟、棉布的丁娘

子等;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明代手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1、明代以来，景德镇已形成全国制瓷的中心。明代景德镇瓷器取得较

为突出成就的有青花、五彩、颜色釉等。

2、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窑亦负盛名，它产生的白瓷独具一格;江苏宜兴窑

以烧制紫砂陶而著名。

3、五彩：又称“古彩”，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4、特点：颜色丰富繁多，五彩斑斓。

5、基本色调：红、黄、绿、蓝、紫等为主。

6、在已烧成的素器上以多种彩料绘画图案花纹，再于770℃—800℃彩炉

中二次焙烧而成。因其线条明朗，烧成温度稍高于粉彩，且不及粉彩柔和，

故又称之为“硬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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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窑：德化窑：白瓷

宜兴窑：著名紫砂工艺家有供春、时大彬等。

二、染工艺织：

1、明代的染织工艺，丝织得到了较大发展。全国有江南、山西、闽广等四

个丝织产区，以江南为主要产地。织锦具有时代特色，被称为明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明嘉靖时，有进士顾名世，住上

露香园。顾氏一家几代均擅长刺绣，顾名世的儿媳韩希孟刺绣最为精巧。

1】供春、时大彬;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明代手

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

明代的金属工艺，有两个具有时代特色的著名品种是宣德炉和景泰蓝。

1、宣德炉：明代宣德年间用南洋进口的风磨铜制作而成的铜炉。

2、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由于它

起源或发展与景泰年间，釉料多为蓝色，故名景泰蓝。

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烧蓝、

磨光、镀金等多次过程。

、明代雕漆的种类很多，用红漆的称为剔红，用多色漆的称为剔彩，用红

黑漆相间的称为剔犀。

2、明代漆器理论家黄大成所著漆器工艺专著《髹饰录》是古代漆艺的唯一

专著。

五、家具工艺：明代家具发展的原因：

1、园林建筑的兴起;

2、木材的丰富;

3、木工具的提高。

明代家具主采用紫檀、红木、花梨、鸡翅、楠木等优质硬木制成，故亦称

硬木家具。

11、椅凳类

2、几案类

3、橱柜类

4、床榻类

5、台架类

6、屏座类

、注意木材的质地，选取优质硬木，通称“硬木家具”。

2、充分体现木材本身的色泽和纹理，而不加油漆。

3、注意家具的造型，采用木构架的结构，不用钉，采

用榫卯构成。

3、简，是指它的造型洗简，不繁琐、不堆砌，比例尺

度相宜、简洁利落，落落大方。

2、厚，是指它形象浑厚，具有庄穆、质朴的效果。

3、精，是指它做工精巧，一线一面，曲直转折，严谨

准确，一丝不苟。

4、雅，是指它风格典雅 ，令人耐看，不落俗套，具

有很高的艺术格调。

4】明式家具之所有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主要是它巧妙地恰如其分地适应了

工艺美术的设计原理：

1、意匠美。巧而得体，精而合宜，色调深沉，质感坚实，情趣高尚。

2、材料美。它运用优质木材，利用木材本身的色彩、纹理，不用油漆，

体现自然的材质美。

3、结构美。明式家具利用多种榫卯构成家具式样，不用一钉一胶，构

架合理，外形美观。

4、工艺美。面的处理，优美的比例和适度的尺度;线的运用，自然流

畅;牙子、卷口所构成的曲线，形成曲与直的对比。

明式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典范，是环境艺术中园林和室内陈设的精华。

1、供春、时大彬;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

明代手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

本章小结：

1、明代的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练的程度，具有端庄、敦厚的特点。可以用“健”、“约”等字来形容。呈现美的样式化、程式化、图案化。

2、明代的工艺美术形成了宫廷工艺和民间工艺两大体系。宫廷工艺作法细巧严谨，民间工艺质朴、豪放、自然、健康。

第五篇：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摘

要：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个性的朝代，它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封建统治，体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隔阂。贪污腐败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在明朝出现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今天对这些特点的再次认定和研究，对于当今的反腐惩贪工作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朝;贪污现象;原因;

明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把明朝定义为“一个内向和非()[1]P177竞争性的国家”，因为明朝在前期曾出现过积极的海外行动即郑和下西洋，但至明中期以后便以防御为主，闭关自保，“内向”的将自己于其他国家隔离，成为一个黄先生口中的“由自然经济绝对统治”的“非竞争性国家”。经济决定政治，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必然决定了政治上的专制。所以，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全面的专制制度、开创了特务制度的先河，在吏治方面，明朝自朱元璋的“治乱世用重典”开始，历代君主都重视吏治整顿;但即使有重刑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也未能刹住贪污腐败之风。明朝的贪污现象具有典型性，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朝监察制度的失效

明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其“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了历朝历代，堪称中国之最。”这一套监察制度出自朱元璋，他首先废除了元时的御史台，设都察院。在其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令其“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4](P1179-1180) 其次，在地方实行御史巡按制度，设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对各地方的吏政、治安、水利、风俗、民隐等进行考察，保护地方安全;此外，还建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以此来监察吏、户、刑、兵、工、礼六部;建立了一个由皇帝人为掌控的全面而系统的监察机构。

但是，即使在朱元璋凭借个人威信与重刑统治明王朝时，也出现了有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而在若干年后的明神宗时期，连赈灾的银子、修筑工程的款项都成了贪污的对象，对整个国家百姓造成了重大而恶劣影响。

在《明史》卷二三四《曹学程传》中说道：“御史王麟趾劾湖广巡抚秦燿结政府状，谪徐沟丞。(御史郭)实复劾(秦)燿，燿乃罢。比去任侵赃赎银巨万，为衡州同知沈铁所发，下吏戍边。故事，抚按赃赎率贮州县为公费。自(秦)燿至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润败，自是率预灭其籍，无可稽矣。”[4](P797)在此提到的李采菲是巡抚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沈汝梁为巡视下江御史，祝大舟为江西巡按，这些代天子巡狩的钦差们纷纷落马，说明了由人掌控的监察制度是不可靠的。

(二)、明朝官吏贪污不被监督惩罚与其君臣关系的疏密有重大联系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在权钱面前更注重的是权而非钱。这一思想就使皇帝对某些事、对某些贪钱不贪权的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现象在后来的清朝更为明显。吴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一书中也曾言到：“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

1 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7](P9)

明朝的贪污与明朝君臣的博弈是分不开的。明朝的君臣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开始就充满了斗争的意味。起初，农民皇帝朱元璋受尽官府的打击压榨，终于一跃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时，对那些俯首于他的臣子们产生了不满和敌意。

吴思先生在他的《隐蔽的秩序》中曾经对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作出一番比对：“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名义工资„„折合下来是每月11780元。正司局级每年名义工资„„月薪„„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5](P71-73)作者在后面提到过这只是名义工资，但明朝的“工资”不以银两发放，而是以实物发放。因此，常常会出现不能全额领到米粮，而是以其他如布匹、胡椒和苏木等等形式发放，而这些东西的折算率就远不如大米，而再加上这里那里的费用消耗，县官的月工资只能保障在1000元左右。因此就出现了官员们的生计问题。

因此在明朝，最初是帝王统治臣子。洪武年间，臣子只能服从执行皇帝的命令而不可以有其他想法，这从朱元璋设立厂卫制度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称帝之后，鉴于以往的失误，改革了军事和政治机关，但是改革这些机关容易，如何才能保证他们忠心耿耿呢?就算他们忠心耿耿，万一有紧急情况的话，又如何保证传达到自己耳朵里的是真实准确的呢?为此朱元璋设立了两套机构，一套是督

[8](P35) 察院，另一套是锦衣卫和检校。”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两大力量，帝王与臣子不和，在这个王朝一开始就种下了祸根;一直被皇帝钳制住的官员们到了适当的时机便会反过来制衡君主的权力。如在明朝中后期的万历一朝、隆庆一朝等等，皇帝与官员是相互对立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朝臣们逐渐扭转了局势，取得了主动。

明神宗朱翊钧时期的君臣关系就反映了上述现象。万历皇帝幼年即位，受到张居正的辅佐，但随着张居正的死亡和其“罪行”的被揭露，万历皇帝的观念受到了刺激，从而使这个帝王变得更加的偏激、消极。他对朝廷上的事不闻不问，甚至长期不上朝，而在与臣子们就“传统问题”(立嗣)的斗争中屡次败下阵来，更加重了万历帝对自己朝臣的憎恶，于是君臣关系愈发的尖锐化。这样一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两大主角帝王与臣子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隔阂，而皇帝自身所特有的封闭性使得他与朝臣相脱离，成了一个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孤立的皇帝，而以“传统”来压制帝权的臣工取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因而官官相护、贪污之风日盛。

(三)、物质条件的优越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架起了明代滋生贪污的温床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之一”。“一个时代的饮食文化，„„反映了该时代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水平，„„”[9](P62)我们知道，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大力倡导节俭，上行下效，各地竞尚俭约，其中以江西为甚。陆容《菽园杂记》中叙述说“„„如吃饭，先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斋打底’。馔品好买猪杂脏，名曰‘狗静坐’，以其无可遗也。劝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饰之，中惟时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孙果盒’。献神牲品，赁于食店，献毕还之，名曰‘人没分’。„„”[9](P62)而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产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风气也随之一变，出现了大吃大喝，竞相攀比的情况。

吃喝从仪式程序到种类花样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提到：“明英宗正统年间请客吃饭，‘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肴止四大

2 盘，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午后散席’„„”[9](P63);发展到嘉靖年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也就是在饮宴的同时有歌舞助兴和请专门的厨子来置办酒宴了。从吃的内容来看，在以前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即使大宴宾客，也只是增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一年中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而“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以求相胜。”[9](P64)由此种种，形成了明朝奢靡的社会风气，从而也就架起了滋生贪污的温床，凡事都以吃喝为纽带，吃喝之风奢靡，因此也助长了官员的贪污之风。

综上所述，明朝是一个异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王朝的王朝，是一个内向型的王朝，他体现了很多矛盾，因此使整个帝国都呈病态发展、繁荣、灭亡。而作为每个社会都会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在明代也或多或少的受其背景影响而有着不同的原因：明朝有着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但仍然存在严重的贪污现象;明朝的官员在领着极低的俸禄的情况下不惜冒险与君主博弈，大规模的集体贪污;明朝君主注重法制但却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往者已矣，明朝的繁荣与衰退已不再在，却可作今日之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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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The Reas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M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dynasty in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It bred the most autocratic

institution and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of Ming Dynasty. M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had its own special

3 reasons, and appeared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oday，

we conclude and do the disquisition on this question once again，which have th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significange to the work of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Ming Dynasty;malversation phenomenon;reasons;characteri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