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鉴赏

毛诗鉴赏（通用3篇）

篇1：毛诗鉴赏

毛诗正义 目录 毛诗序 诗谱序 《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

目录 毛诗序 诗谱序 《毛诗正义》序 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毛诗诂训传》西汉•毛公

传

□《毛诗传笺》

东汉•郑玄

笺

□《毛诗正义》

唐•孔颖达 疏

毛诗指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而全书第一篇《关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总序，称为《诗大序》，是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为《毛传》作“笺”，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

汉人传诗本有四家，称为四家诗。《汉书·艺文志》、东汉郑玄《诗谱》、《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等书记载：至战国初期，研究讲习《诗》者，有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毛亨著有《毛诗正义》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毛亨将《毛诗正义》传授给毛苌(据现在有关学者考证推断，毛亨与毛苌为叔侄关系)。

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又被称为三家诗，皆采用今文，被称为今文经学，在东汉被立于学馆。毛诗晚出，属古文经学。毛诗训诂简明，东汉时受到重视，允许在朝廷公开传授。东汉末年兼通今古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主要为毛氏《诗故训传》作注。《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提要》说：“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郑玄《六艺论》说：“诗宗毛义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郑玄的《六艺论》现在已经佚失，这些话是根据孔颖达《毛诗正义》所引出的。三家诗自此渐渐衰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毛苌所讲的《诗》，世称“毛诗”。现在读到的《诗经》，即是由毛亨、毛苌流传下来的。《礼记》中的《经解》称《诗》《书》（尚书）《仪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南宋称《诗》为《诗经》。

唐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传”“笺”被称为“注”，“正义”被称为“疏”，合称《毛诗注疏》。《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 三国时期吴人陆机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孔子删书授卜商，卜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人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而唐代陆德明著的《经典释文序》中有不同记

馆藏毛诗载：“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

《毛诗正义》目录 《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诗谱序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一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二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三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四

《毛诗正义》卷一 一之五 《毛诗正义》卷二 二之一

《毛诗正义》卷二 二之二

《毛诗正义》卷二 二之三

《毛诗正义》卷三 三之一

《毛诗正义》卷三 三之二

《毛诗正义》卷三 三之三

《毛诗正义》卷四 四之一

《毛诗正义》卷四 四之二

《毛诗正义》卷四 四之三

《毛诗正义》卷四 四之四

《毛诗正义》卷五 五之一

《毛诗正义》卷五 五之二

《毛诗正义》卷五 五之三

《毛诗正义》卷六 六之一

《毛诗正义》卷六 六之二

《毛诗正义》卷六 六之三

《毛诗正义》卷六 六之四

《毛诗正义》卷七 七之一

《毛诗正义》卷七 七之二

《毛诗正义》卷七 七之三

《毛诗正义》卷八 八之一

《毛诗正义》卷八 八之二 《毛诗正义》卷八 八之三

《毛诗正义》卷九 九之一

《毛诗正义》卷九 九之二

《毛诗正义》卷九 九之三

《毛诗正义》卷九 九之四

《毛诗正义》卷十 十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 十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 十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一 十一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一 十一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二 十二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二 十二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二 十二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三 十三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三 十三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四 十四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四 十四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四 十四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五 十五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五 十五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五 十五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四

《毛诗正义》卷十六 十六之五

《毛诗正义》卷十七 十七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七 十七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七 十七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七 十七之四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四

《毛诗正义》卷十八 十八之五

《毛诗正义》卷十九 十九之一

《毛诗正义》卷十九 十九之二

《毛诗正义》卷十九 十九之三

《毛诗正义》卷十九 十九之四

《毛诗正义》卷二十 二十之一

《毛诗正义》卷二十 二十之二

《毛诗正义》卷二十 二十之三

《毛诗正义》卷二十 二十之四

毛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于皇上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赞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施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勿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繇，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毛诗正义》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於生灵。六情静於中，百物荡於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於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於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乐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於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閒，六诗备矣。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於鄢郢，毛氏光价於河閒，贯长卿传之於前，郑康成笺之於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閒，兹风不坠。

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时，骋绝辔於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於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爱憎。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脩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其所见，载之於卷首云尔。

篇2：毛诗鉴赏

我们总结出《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中表示知庄章声母字的反切声类有十二个:张类、勅类、直类;侧类、出类、仕类、所类;之类、昌类、食类、式类、市类。1涉及到的反切上字有:知——知张珍陟竹 (丁) , 彻——勅, 澄——直治持陈;庄——庄侧, 初——初楚, 崇——士仕助, 生——所色;章——诸之照真章者周支, 昌——尺昌川, 船——顺绳, 书——始式书许诗手失伤, 禅——市垂上时常;日——如汝而入。

王怀中先生 (2009) 曾针对《经典释文》声母反切上字做过系联, 认为存在以端切知、以透切彻、以定切澄的情况, 并给出了被切字和切上字的统计数据 (不仅限于《毛诗》P40) :

系联中, 我们发现几组以端切知的类隔切:着[著]丁略反;長丁丈反;追對迴反。王先生将“丁”归为丁类甲组, 同类反切上字如都、多, 都属于端母。“对”归为乙组, 只有一个字, 字下举例“追”字的两个反切形式, 即丁回反、对逥反。并说明“陆氏反切中‘回、逥’作为下字相互系联的例字, 敦:都回反、都逥反, ‘回、逥’两韵母相同, ‘丁回、对逥’实为一音, 据此可将‘丁、对’系联。”2然而笔者确认为, 将“丁2”与“对”及与其他端母反切上字简单系联却需再讨论。

清钱大昕认为“古无舌上音”, 舌上音原属舌头, 先秦文献中存在大量以端切知的资料, 王力先生也说过:“在《经典释文》的反切中, 大量事实证明, 直到隋代, 知系还没有从端系分化出来。”3但是陆氏在选取反切上字时, 对于知母字绝大多数采用的还是“知张珍陟竹”等知母字, 即以知切知, 而以端切知的字“鵽1/縶1/輒1/著29/輖1/窋1/貯1/斸1/柱2/駐1/涿2/啄1/椓3/琢7/斲4/斵1/綴10/綴2/綴3/轉1/中147/衷3/絺1/長2/長359/長1/長1/長1/惙1/畷1/輟5/傳1/輟1/椓 (涿) 1/謫1/衷1”却均采用“丁”作为反切上字, 未用其他端母字。如果说《经典释文》端知混切, 陆氏完全没有舌上音的音感, 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以知切端的情况呢? (以彻切透切定切端只用“彻”为切上字, 以澄切定只用“澄”字。以知切端无。) 在《毛诗·伐木》“伐木丁丁, 鸟鸣嘤嘤”的“丁”字下注音:丁, 陟耕反。陟为知母字, 而且也专为知母字作反切上字, 且并没有以知切端的现象出现, 如株, 陟朱反。可见陆氏的观念中“丁”有知母读音的分化倾向的。

再者, 《经典释文》的成书年代约在605~608年, 只比陆法言的《切韵》早了十几年, 二者仍属于同一时代, 所以两书所反映的语音面貌关系非常紧密。而《广韵》与《切韵》反映的是同一音系, 所以将《释文》的音切与《广韵》进行比较可以讨论陆氏语音中反映出的魏晋六朝时期知系声母的读音。

在《广韵》中“丁”字是读同“陟”的知母字的。《康熙字典》子集上一字部“丁”字下:“《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当经切, 又《广韵》《集韵》《韵会》中茎切, 音朾。后一个音所举的例子就是《诗经·小雅·伐木》一章。中朾, 知母。由此可知“丁”这个字在《广韵》时是个多音字, 作为反切上字在《释文》中应该表示两种声母, 一种如“倒, 丁老反”中表示[t], 这个音与“对”同, 属于端母 (以下称为丁1) 。另一种表示的是知母[] (以下称为丁2) 。我们可以猜想, 《释文》时代舌上音即使并没有明确分化出来, 但是却有分化的倾向, 是否当时“丁”字作为端母和知母的读音并不相同, 可以区分, 所以作为两种读音担任了反切上字的职责。这点在王怀中先生所说以端切知的“追”中也有所反映。

其实追也是多音字, 一为《唐韵》陟隹切, 即[t uei], 表示追逐, 即现在最常见音;一为又音, 《集韵》《韵会》《正韵》都雷切, 音堆, 表示雕琢义。《释文》用“多”切“追”即为此音, 以“对”切“追”下注:“追, 对逥反, 雕也。” (《毛诗·棫樸》P91) 再看“追”字的反切上字“对”、“多”归为以端切端, 显然王先生也意识到了“追”存在读端母的情况。所以“对”应与“多”系联为一类, 仍属于丁类。然而, 据统计“追”字反切上字使用了三个:丁 (5次) 、多 (1次) 、对 (1次) 。“追”字的知母字音所表示的追逐义均使用了“丁”为反切上字, 在表示在表示雕琢义时采用的都是端母的“多”“对”为切上字。所以虽然是类隔切, 却仍可以分别。以“丁”为反切上字的以端切知类切语数及切次, 明显高于其他以透切彻、以定切澄, 这也是我们怀疑“丁”为以端切知的原因之一。

所以“丁”作为反切上字应该分成两类, 丁1归到丁类, 张类反切上字应加上丁2, “对”与“丁1”系联。可见丁回反、对逥反, 不应系联成为一类, 以“丁”为切上字的“辙”等36个字读音应与张类同, 虽然属于类隔切, 但是分化倾向明显。

参考文献

[1]陆德明, 《经典释文》, 中华书局, 1983年9月

[2]王怀中, 《经典释文》陆氏音系之声类声母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P, 2009.4

[3]万献初, 《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 武汉大学博士论文P, 2002.5

篇3：论《毛诗正义》的情志观

关键词：《毛诗正义》 情志观 理论渊源 影响

一、《毛诗正义》情志观的理论渊源

在中国诗学理论上，“缘情”与“言志”是与中国诗学发展相伴相生的两大命题。“情”与“志”分别在不同的时代主导着当时的文学观念。初唐的儒家在《毛诗正义》中试图将“言志”与“缘情”贯通，提出了“情志一也”之说，呈现了不同于唐前的情志观念。要理清《毛诗正义》的情志观，有必要对其理论渊源做简要的梳理。

唐前的情志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先秦以言志为主体的情志观。最早在《尚书·尧典》中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命题，“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1]。这里所言的志是“献诗陈志”“教诗明志”“赋诗言志”的志，政治教化被看作是诗的主要功用。诗“是和祭祀、典礼、庆功、战争、政治、外交等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个人情感抒发的成分非常少，诗是被当作政治历史的重要文献来看待的”[2]。朱自清也说：“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3]先秦的“诗言志”不太关注诗人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作为外交与政治教化的手段。

第二，两汉时期志与情并置，但依旧以言志为主，缘情为辅。《诗大序》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4]与先秦《诗》学相较，出现了新的信息：首先，在《诗》的内容上，除了言志以外，开始关注到“诗人”个体的情感抒发；其次，在《诗》的功用上，除了政治教化功用以外，开始注意到诗的抒情作用；再次，在《诗》的创作上，除了集体采集整理的诗章以外，逐渐认可了诗人个性化的创作。《诗大序》的情志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认为诗不仅是内心意志的表达，还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情志观出现了深化。但是，《诗大序》的“发乎情”说，虽认识到了诗人个体创作的价值，但它又用“止乎礼义”对情的部分加以限制，依旧将言志作为诗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以此看来，两汉更关注国家政教礼义，以礼节情。诗言情虽有所发展，但却被禁锢在政教礼义之中，诗的言情作用在两汉《诗大序》的框架内停滞不前，诗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对其进行突破。

第三，六朝时期，缘情的地位日益提升，缘情成为了诗论主流，言志退居其后。“缘情”说以陆机为代表，他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他认为诗由“缘情”而生，因“绮靡”而丰富其形式。陆机只提“缘情”，不提“言志”，突出强调“情”的价值，尝试打破“诗言志”的禁锢，通过“情”和“绮靡”结合起来，将诗歌的个性情感特征与形式美统一，达到文学本质与文学形式相结合的自觉追求。整个六朝时期的文学受到陆机“缘情说”的深远影响。六朝时期的“缘情说”使得诗人的地位有所提高，诗歌审美特质得到彰显，这一理论符合诗歌发展的趋势，对于诗歌本质与形式的发掘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诗歌言志的比重大大减少，严肃的政教功用被削弱直接导致了六朝形式主义浮靡文风的形成与发展。

二、《毛诗正义》情志观的理论建构

《毛诗正义》对情志观作了进一步探索。唐前的情志观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时期：《尚书》提出“诗言志”说，诗主要关系到政教、外交等严肃的话题，诗几乎都是言志的内容，很少关乎到“情”的表达；到了两汉之际，《诗大序》认识到了诗的抒情作用，除了继续强调诗的政教功用外，开始肯定诗人的个人情感抒发。然而，即使关注到了诗的抒情作用，《诗大序》中情和志依旧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以《文赋》为代表的六朝诗论，渴望脱离诗政教言志主题，讲究诗的审美抒情功用，却因其矫枉过正，导致六朝浮华文风的泛滥。《毛诗正义》正是在辩证地吸纳了唐前三阶段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志一也”说，将言志与缘情贯通起来，认为诗的言志即是抒情，符合时代与文论自身发展的要求。

《毛诗正义》充分肯定了六朝“诗缘情”说的价值。《毛诗正义序》云：“发诸情性，谐补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正义》明确指出诗歌的发生缘于情感的诉求，诗歌的本质是抒发个人内心的情感。当情感通过诗歌得到完全的表达和发挥时，诗歌的言志作用也就得到了很好的实现。文中没有提及“言志”，其背后的目的却是指向“言志”。相比于唐前文论，《正义》扩大了“言志”的内涵，强调所言之志是满含个人情感的志，不再局限于政教严肃性的内容。这一改变不仅是对个人性情的肯定，更是说明唐代的儒家们已经认识到了诗的文学本质特征，开始关注文学的本体性特征。

《毛诗正义》肯定了先秦两汉“诗言志”说的价值。《诗谱序》疏云：“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之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正义》中所持的志是个人自身的志向，以此来达到教化、劝谏的作用。这段文字中并没有出现一个“情”字，但是所言却句句含情。《正义》将“志”的内涵融入情中，要求诗人表达善恶之情、是非之情。这里的情已非仅仅局限于个人性情、一己之情，而是升华到一定的道德层面，希望诗人所言之情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达到“持人之行，使之失坠”的劝谏目的。《毛诗正义》正是通过扩大“诗缘情”的内涵，使得诗歌功用向先秦两汉回归。

因此，《毛诗正义》的情志，既不是先秦两汉所言的“志”，也绝非六朝所缘的“情”，而是两者兼有之。通过肯定六朝的“缘情”说，使得“志”的内涵得以扩大，通过肯定先秦两汉的“言志”说从而矫正六朝的浮华文风。通过“情志合一”的方式，将“缘情”与“言志”相调和，促使二者的比重趋于均衡，为唐代的诗学建构起了一个既具社会严肃性，又有个体情感性的理论观念。

三、《毛诗正义》情志观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毛诗正义》的情志观影响了唐代的文学风貌。初唐文学受六朝文风的影响，奢靡主义、形式主义泛滥。《正义》情志观的提出起到了矫正时弊的现实作用。通过对传统的“言志”和“缘情”的融合，取其合理因素，矫正六朝浮华的文风，从而使初唐的情志观符合“盛唐之音”的主旋律。将个人情感的喜怒哀乐与社会群体的伦理规范相结合，既抒写凌云壮志，又流露激愤悲情，从六朝浮靡文风的泛滥中走出来。可以说，《正义》的情志观为初唐文学营造了积极进取的盛世风气。

《毛诗正义》的情志观影响了唐代的文学创作。唐代是中国诗歌的繁荣时期，诗人在诗歌中既有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有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尤其是以杜甫为代表的审美与政教完美融合的政治性诗歌创作。此外，陈子昂的诗歌也反映了唐代文人的创作状态。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评价陈子昂诗说到：“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翁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辰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5]指出陈子昂的诗作一反前朝的奢靡颓废之风，充满了昂扬之气，将个人之情与国家之志巧妙地融合在诗歌创作中，体现了唐代朝气蓬勃的创作局面。情志说深刻影响了唐代的文学创作。

《毛诗正义》的情志观是在唐代的政治形势下提出的，深刻影响着唐代的文学创作。《正义》吸取了先秦两汉文论与六朝文论中的有利成分，将情志贯通，既体现《诗》的政治功能，也彰显《诗》的抒情作用。《正义》主观上并不是张扬文学性，而是为了构建符合政治要求的“情志”观。因此，《正义》中所强调的“情”更多的是由个人的一己私情升华为满足国家政治教化需求的家国之情。这一文学观念影响着唐代的文学，诗人们将个人的情放置在家国情怀之中，依旧发挥着文以载道的教化之用。

《毛诗正义》的情志观受到六朝“缘情”说的影响，摆脱了先秦两汉“言志”说的束缚，更多地肯定了情的价值。为了改变六朝的形式主义与奢靡文风，《正义》又向先秦两汉的“言志”说回归，目的是矫正六朝情志分离的时弊。作为一部经学著作，《毛诗正义》对于《诗》的文学阐释始终是指向经学的，其目的是使文学更好地为政治现实服务。因此，理解《正义》的文学思想不应该离开经学语境，也不应该夸大《正义》的文学贡献。

注释：

[1][清]孙星衍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70页。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50页。

[3]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5]肖占鹏：《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汇评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