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困》读后感心得体会

《摆脱贫困》读后感心得体会（精选9篇）

篇1：《摆脱贫困》读后感心得体会

最近，第五十七督导组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著的《摆脱贫困》一书，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即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的重要讲话、文章共29篇。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许多富有创见的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天读起这些讲话和文章来，都深受启发。

习近平总书记和他的“一班人”，在宁德近两年的工作中，带头“四下基层”，对宁德的特点和历史作了仔细调研和认真思考，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发展思路和设想。比如在1989年1月写的一篇文章《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中提到：“闽东属于老、少、边、岛、贫困山区，有913公里海岸线，300多个岛屿，至今经济仍然相当落后。怎么办?从现实出发，发挥沿海优势，抓住机遇，组织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的第一步要抓那些近期能做到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路。”这篇文章深刻揭示，必须对一个地区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具有足够深刻的认识，才能提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

在1990年4月《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一文中，总书记写到:“我强烈地感到，在扶贫中，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危险。”这篇文章反映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习近平同志曾经在一个乡政府的墙壁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锦旗，墙上什么锦旗都有，唯独看不见经济建设这面锦旗。他认为能得锦旗当然是件好事，但决不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主次不分，抓不住中心。他主张集中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宁德的山海优势，来个经济“大合唱”，而不可另立第二个中心，更不能搞多中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在今天，总书记又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发展谈改善民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要坚持不懈抓发展，不断扩大经济总量，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五十七督导组到卓资县大榆树乡开展脱贫攻坚督导工作已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全乡上下及各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的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在发展集体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按照上级关于村集体经济“清零达标”要求，截止底，全乡16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实现清零目标，其中1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但全乡16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项目中，仅4个村有实体产业项目，其他12个行政村均为短期资产租赁或一次性补偿收入，集体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足。今年，大榆树乡重点加强行政村集体经济项目落地。光伏扶贫方面，争取到分散光伏集体经济项目3个，涉及芦草沟、大南沟和狮子沟行政村。京蒙对口帮扶方面，目前大南沟、大榆树、孔督营、阳坡子、羊圈湾和后房子等6个行政村已与北京有关帮扶单位对接，项目扶持正在进一步落实。其中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对口帮扶大榆树乡西壕堑村委会，已到位资金100万元，用于扩建野生保健黄金茶加工厂，新厂房正在建设中，预计11底建成，该项目扩建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0万元，利润大约在30万元左右，可帮助西壕堑、孔督营两个村的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北京弘朝伟业公司对口帮扶大榆树乡芦草沟村委会，已投入帮扶资金35.8万元，种植黄花150亩，目前成活率达90%以上;北京昆泰房地产公司对口帮扶狮子沟村委会，投入帮扶资金49万元，购置大型农机具2台，已投入今年的农耕服务，发展养殖基础母猪35头，目前已发展到80多头。

习近平同志著的《摆脱贫困》一书约12万字，论及的问题却是方方面面，主旨只有一个，即经济建设。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一定能够实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篇2：《摆脱贫困》读后感心得体会

《摆脱贫困》观后感心得体会1

《摆脱贫困》一书是习近平同志于24年前，也就是1992年，在他离开宁德两年以后，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个人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收录了习近平同志从1988年至1990年在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共29篇，12.1万字。真实记录了他在宁德地区工作期间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探索，内容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全方位的各个领域。书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理论素养和哲学内涵。彼时习近平同志才35到37岁，这些思想和观点充分体现了青年习近平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对照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摆脱贫困》一书中所体现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以贯之的群众观点和为民情怀，一以贯之的务实作风和朴素文风。

这次到党校来学习，一个多月来系统重学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更系统和深刻的认识。在经典读书活动中，我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重读了习近平同志的《摆脱贫困》，在认识上有了更深的领悟。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科学阐明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摆脱贫困》则是一部集中反映青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运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开展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专著。正如他在书后《跋》中所述:“在这本书中，我只提供一份我在闽东实践、思考的记录。”《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说:“《摆脱贫困》记录着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实践的深邃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我认为从实践的观点来看，青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有五个方面的探索。

一是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书中写到：“邓小平同志今年的南巡说过这样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而在实际的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就大力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提出“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他反复讲，“贫困地区不要有超现实的幻想。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效益的方针。”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他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行动。”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地方工作，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去认识规律。他带头以身作则，倡导“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时至今日，仍然是做好基层工作的法宝。

二是在实践中坚持发展第一要务。项南同志在为本书作的《序》中说:“这些文章反映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习近平在书的《跋》中也说:“收集在这本书里的29篇、12万字论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主旨只有一个，即‘经济建设’。”习近平始终把经济建设当着最大的政治，把消除闽东贫困作为首要任务。书中写道，他曾经在一个乡政府的墙壁上，看到挂满了各种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但唯独看不见经济建设这面锦旗。他就说这“值得打个问号，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他主张集中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宁德的山海优势，来个“经济大合唱”。他强调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要振兴林业，扶贫时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要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要辩证地分析新形势下闽东的财政经济，要更加开放地抓好畲族经济，尽快脱贫。他说：“实践不断给予明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在生产力的解放中，在国力的快速增强中，在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中，在与外部世界日益广泛的交往中，才能得以最充分体现。”在《跋》中，他写道：“对更多的人来说，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

三是在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习近平在书中写道：“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他说，他把全书题目叫做“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他说“扶贫要先扶志”，“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他用邓小平的话勉励闽东的干部，“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用插队落户时看到的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来启示大家发扬前仆后继、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致死不渝的“滴水穿石”的精神。他教导大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要有功成不在我的水滴精神，“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不能只热衷于做质变的突破工作，而是注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青年习近平同志思想敏锐，善于把握时代脉搏，身上洋溢着革故鼎新、昂扬向上、敢于创新的锐气、智慧和勇气。

四是在实践中坚持群众观点。习近平在书里写道，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他把坚持群众路线看作每一个干部都应当苦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专门著了一篇文章《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文章中他首先提出命题:“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之后他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阐明了我们党的胜利之本、执政之基在于人民群众。党需要群众，群众需要领导，能不能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能不能、会不会和人民群众打交道，就是检验干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他说“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就要眼睛向下，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真知”。他说“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证是什么?是群众。”他在书中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把心贴近人民，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他倡导和推行“四下基层”，把它作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作为化解矛盾、推动发展、促进和谐、改进作风的有效办法。当年他三进地处偏僻、不通公路的寿宁县下党乡访贫问苦，共商脱贫大计，至今仍让群众感怀感念。全书通篇贯穿的群众观念，彰显了习近平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始终脚踏实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五是在实践中提高修养。习近平同志年轻时就深刻思考了为官治政之道，他提出“为官四要”。一是为官之本在于造福一方。他说“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并无好坏可言。但为官是有好坏之分的。因此，从做官的第一天起，就要思考为什么要当官和当什么官这两个问题”。二是为官之理在于讲求奉献。他说“想通过当共产党的官来发财，党纪不容，国法不容。”“当官要负责任，古时候说‘无官一身轻’，想当官又想图清福也是办不到的”。三是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他说“既然来当官，就不要想着发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没有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期待飞得持久，扶摇直上是困难的。”四是为官之义在于明法。就是要维护公正，伸张道义。“寸心不昧，万法皆明。”习近平强调，领导者要有修养。一要有党性观念。“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二要有度量。“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无所谓个人之名利。”要从党的使命、从历史实践的过程来思考这个问题。三要有气节。他认为，“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所应有的品质。”一个人在原则性问题上必须讲气节。四要诚实。要“把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为人处事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敢于坚持真理，遇事不随风倒。五要有气魄。“领导者要培养气魄，提高工作自由程度。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恩格斯所说的，深入实际，获得对外部世界必然性的认识。”习近平在书中写道：“共产党人的修养不是靠面壁坐禅获得，而是靠实践的积累、升华;共产党人的成功不是靠神仙上帝赐予，而是实践的必然结果”。“在实践中提高修养，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是共产党人建功立业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重温经典，重读原著。《摆脱贫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思想、富有前瞻性的制度理论和富有针对性的实践观点，思想深刻，灼见真知，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就像项南同志在此书序言中所说：“虽然近平同志已调离宁德，但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他留下的这份精神财富，肯定会对继任者起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份精神财富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历久弥新，更显珍贵。正如尤权书记说的，《摆脱贫困》一书中所展现出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彰显了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历史逻辑的高度统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典范。

《摆脱贫困》观后感心得体会2

读了习总书记的“为官四要”，深受感染，自己作为一名社区书记，虽然不是国家公务人员，谈不上官，但是作为一名党组织的负责任人，感觉习总书记的为官四要对我做好社区工作指导帮助很大。

一、为官之本在于造福一方。造福一方就是造福于人民，这与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一个意思。我想，作为一名党组织负责人，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使一方居民安居乐业，不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造福于民，还要与民相知心，这就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群众，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主动、及时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二、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当共产党的“官”要造福于民，就得讲奉献，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如果想当官又想发财，那是十分危险的。有些人当了官，就以权谋私，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想当官又想图清福也是办不到的。当官要负责任，任务没有完成要找你，有困难要找你，出了事故要找你。甚至老百姓心中有怨气，想骂人也是骂当官的。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为自己一心想考上公务员，提高经济收入而惭愧。应该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要不图私利，不图清福，只图为社会、为一方居民多做贡献，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要把工作的苦和累，看做是工作的充实，是一种无穷的乐趣。

三、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一场最起码应留个清名。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作为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党和政府的一些惠民政策，社区是第一道受理程序，必须严格把关，把党和政府的温暖确实送到需要的困难的群众家去。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廉洁奉公上不成为榜样，徇私舞弊，优亲厚友的话就无法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威信。

四、为官之义在于明法。这里讲的义，是指维护公正，申张道义。无明法不足以正纪纲，无纪纲就不能护公正，张道义。作为最基层的社区服务平台不可事事老好人主义。老好人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为官之义。没有为官之义，使法度变得模糊不清，纪纲变得松懈无力。没有为官之义的原因在于私蔽心窍。事实证明，我们社区一定秉公办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才能让社区的正气上升，事情按照规矩就好办。

《摆脱贫困》观后感心得体会3

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习近平总书记《摆脱贫困》一书，这本书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1988年至1990年在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如何早日脱贫致富这一主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线，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出发点，立足闽东实际，通过提倡弱鸟先飞、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滴水穿石精神，高瞻远瞩、意切言尽、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等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战略思想、极富前瞻性的制度理论和极富针对性的实践观点，思想深刻，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深有启发。结合我的工作实际，说说我的感受。

一是观念先富。乡镇村居经济发展不平衡，悬殊较大，许多村居都想摆脱贫困现状，过上百姓富，生态美的生活，但是，我们要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要有摆脱贫困的信念。在书中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如他所言，摆脱贫困，“其首要意义并不是物质上说的脱贫，而是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我认为政府在观念上要带领群众先富，在政策上要扶持群众发展，在创业上要动员全民参与。

二是方向找准。各地区发展经济条件不同，发展经济不能跟风而上，要结合实际，要摆脱贫困不是政府要富是群众要富。我们要有清晰的思路和准确的定位，解放我们的思想，这样工作起来才能知道方向。要有不畏艰难的精神，力戒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真正把心贴在人民身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无论是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还是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两方面说，都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要摆脱贫困，需要全社会参与，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想群众所想，才能解群众所忧，把群众的利益摆在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有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理念，特别要注重对贫困家庭的关心和帮助，“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务实就是要“亲手下地锄”，用实干精神栽种希望的果实。

三是信念坚定。我们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要有量变的积累。在我们推进乡镇村居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基层群体由于受狭隘的空间地域等限制，使干部、群众长期处于一种固定的生存状况，要彻底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只有秉持“滴水穿石”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乡镇经济落后情况。就像习总书记“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工作从一点一滴做起，经验一点一滴积。

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我们要进一步转变思路，扎实工作，加强发展意识，争做开拓创新的表率，努力增强服务发展大局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深入研究适应新常态下发展形势的新方法、新举措，带头转变观念，带头开拓创新，重在敬业、奉献、求实、开拓、创新上做文章，克服求稳和保守思想，奋力乡镇村居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创新发展。

《摆脱贫困》观后感心得体会4)《摆脱贫困》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理念、观点和方法，如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滴水穿石”的精神，“弱鸟先飞”的意识，“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等，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只“输血”不“造血”，推进经济社会的整体变革是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这是本书深入论述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书中，习近平同志一再表明，摆脱贫困不仅仅是增加人民收入，也不仅仅是硬件设施建设，而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系统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有相关的社会条件支撑;另一方面，只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才能为摆脱贫困打下扎实的基础，创造真正美好的社会生活。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为基本的是要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书中多次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统筹兼顾，生产生活生态要协调统一。在部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时，习近平同志高度强调引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提倡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脱贫致富的必要条件……我们切不可物质上脱贫了，精神上却愚昧了”。因此，在大力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时，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指出“经济的不发达，决不能成为不办科技教育的理由”，“我们不能等经济发展了再来办教育”。

作者在突出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塑，“我们脱贫致富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方面把发展商品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来抓，另一方面把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一项战略目标予以重视”。作者还前瞻性地强调，脱贫致富既意味着大力发展经济，把人民从物质匮乏约束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要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推动价值重塑，把人们从物质的崇拜中解放出来，在双重意义上克服人的物化现象。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物质贫困、思想贫困和信念贫困三个概念，并对这三种贫困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而为摆脱贫困找到了思路和路径。

“贫困”的首要含义是指物质财富的匮乏。但是，在习近平同志看来，不能陷入就经济谈经济的形而上学立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和精神层面来寻找物质贫困的根源。在他看来，物质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长期的物质贫困而导致人们“头脑中的贫困”，即精神贫困。而对精神贫困，他又具体区分了思想贫困和信念贫困。

“思想贫困”，就是指缺乏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想武器，因而缺乏摆脱物质贫困的有效的思路和方法，从而导致要么安贫乐道穷自在，要么怨天尤人等靠要，而没有积极行动起来想办法找出路。“信念贫困”，就是指缺乏自信心和自尊心，缺乏行动的意义和价值目标，缺乏向上的志气和行动的勇气，“见人矮一截，提不起精神，由自卑感而产生‘贫困县意识’”。物质贫困、思想贫困、信念贫困三者互为因果并相互强化。《摆脱贫困》一书就是从这三种贫困的辩证关系入手，提出摆脱物质贫困必先摆脱精神贫困，摆脱思想贫困必先摆脱信念贫困。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使我们摆脱了物质贫困，但有些人却自觉不自觉中再次陷入了“头脑中的贫困”。尤其是西方历史终结论变成了新教条，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如何再一次解放思想，承担起中华文明复兴的使命，都需要从《摆脱贫困》一书中汲取营养。

《摆脱贫困》观后感心得体会5

最近，第五十七督导组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著的《摆脱贫困》一书，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即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的重要讲话、文章共29篇。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许多富有创见的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天读起这些讲话和文章来，都深受启发。

习近平总书记和他的“一班人”，在宁德近两年的工作中，带头“四下基层”，对宁德的特点和历史作了仔细调研和认真思考，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发展思路和设想。比如在1989年1月写的一篇文章《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中提到：“闽东属于老、少、边、岛、贫困山区，有913公里海岸线，300多个岛屿，至今经济仍然相当落后。怎么办?从现实出发，发挥沿海优势，抓住机遇，组织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的第一步要抓那些近期能做到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路。”这篇文章深刻揭示，必须对一个地区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具有足够深刻的认识，才能提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

在1990年4月《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一文中，总书记写到:“我强烈地感到，在扶贫中，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危险。”这篇文章反映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习近平同志曾经在一个乡政府的墙壁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锦旗，墙上什么锦旗都有，唯独看不见经济建设这面锦旗。他认为能得锦旗当然是件好事，但决不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主次不分，抓不住中心。他主张集中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宁德的山海优势，来个经济“大合唱”，而不可另立第二个中心，更不能搞多中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在今天，总书记又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发展谈改善民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要坚持不懈抓发展，不断扩大经济总量，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五十七督导组到卓资县大榆树乡开展脱贫攻坚督导工作已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全乡上下及各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的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在发展集体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按照上级关于村集体经济“清零达标”要求，截止2018年底，全乡16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实现清零目标，其中1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但全乡16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项目中，仅4个村有实体产业项目，其他12个行政村均为短期资产租赁或一次性补偿收入，集体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足。今年，大榆树乡重点加强行政村集体经济项目落地。光伏扶贫方面，争取到分散光伏集体经济项目3个，涉及芦草沟、大南沟和狮子沟行政村。京蒙对口帮扶方面，目前大南沟、大榆树、孔督营、阳坡子、羊圈湾和后房子等6个行政村已与北京有关帮扶单位对接，项目扶持正在进一步落实。其中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对口帮扶大榆树乡西壕堑村委会，已到位资金100万元，用于扩建野生保健黄金茶加工厂，新厂房正在建设中，预计11底建成，该项目扩建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0万元，利润大约在30万元左右，可帮助西壕堑、孔督营两个村的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北京弘朝伟业公司对口帮扶大榆树乡芦草沟村委会，已投入帮扶资金35.8万元，种植黄花150亩，目前成活率达90%以上;北京昆泰房地产公司对口帮扶狮子沟村委会，投入帮扶资金49万元，购置大型农机具2台，已投入今年的农耕服务，发展养殖基础母猪35头，目前已发展到80多头。

习近平同志著的《摆脱贫困》一书约12万字，论及的问题却是方方面面，主旨只有一个，即经济建设。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一定能够实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篇3：《摆脱贫困》读后感心得体会

经济学领域对“贫困循环”或者“贫困陷阱”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trap)。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长期低下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的缓慢和人口陷阱,即人口增加比例大于食物增加比例,如果不控制人口,则饥荒必然出现。该理论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效的,但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要素投入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增加,农业的增长显著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所以仅仅从人口的角度是无法解释贫困循环问题的。

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贫困循环理论得到了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Ragnar·Narkse (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R.R.Nelson (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和Gunnar Myrdal (1957)“循环累积因果论”。纳克斯得出了一个著名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的命题。他的核心是要说明,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打破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纳尔逊则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根源在于人均收入低,进而储蓄能力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又是由于资本形成不足。缪尔达尔认为,收入水平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主张通过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来提高资本形成和收入增长。虽然他们从不同侧重点研究了贫困循环的形成机制,但都把持续性的贫困归咎于经济的欠发达,强调了贫困的存在只因为资本投资的匮乏,强调了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循环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Carter et al (2007)以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为例,分析了自然灾害与贫困循环之间的关系,例如干旱等外部环境的冲击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自然灾害对具有不同财富禀赋的家庭的中期影响有很大差异,贫困家庭往往更容易在此类情况中陷入贫困循环。

Jalan和Ravallion(2002)用一个微观的消费增长模型和1985-1990年中国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地区的数据,分析了中国的区域贫困循环问题(Geographic poverty traps)。研究表明:地区因素对消费增长率有显著的正效应。由于富裕地区的消费水平高,产品需求较大,经济增长容易形成持续的过程,因为具有相同初始禀赋的贫困家庭在富裕的地区更容易摆脱贫困,在贫困的地区则更容易陷入贫困循环的状态之中。故他们认为应该加大对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

Easterly (2001)认为,使一个国家跳出贫困循环的一个有效对策就是政府的干预。政府可以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从而引导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如果政府政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那么政府的对策就是取消此类政策,然后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

大野健一(2007)研究表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常落入贫困陷阱,跳出陷阱有赖于各国的减贫战略。他通过研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与人均收入,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现严格的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贫困循环的形成机制是多样的,因此,任何单一、特定的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循环问题。

二、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循环的成因

在研究贫困问题时,不得不说,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十分突出的,在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不恰当的比例,绝大部分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王萍萍,闫芳,2010)。赖景生(2008)认为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1994年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达20.1%,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10%,但却占绝对贫困人口的40%-50%。

众所周知,云南是集“边疆、民族、贫困”于一体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全省共有78个民族自治地方县,总人口占全省的48%,贫困人口380.23万人,贫困发生率20.6%,占全省贫困人口的56.7%。云南省独龙族等7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才22.9万人,贫困发生率74.2%。景颇、傈僳、毒龙、怒族、德昂、佤、布朗、基诺8个州(市) 25个县(市)的农村,人口约138万人,绝大多数处于整体贫困的状态。

2005年全省民族县的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已经达160.7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达8.8%。2009年末,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85元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有153.4万人,占全省540万贫困人口的28.4%,占全省160.2万深度贫困人口的95.8%,涉及16个州(市)105个县(市、区)的1025个乡(镇)、5204个建制村、137万个自然村,其中有22.16万人基本丧失生存条件,有4922个自然村不通公路,有2418个自然村的7.51万户农户不通电,有32.87万户农户住房困难。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循环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成因体现在:

(一)特殊的自然条件因素

与其它地区贫困循环的原因不同之一在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边境一线、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深山区、石山区、干热河谷地区、高寒冷凉地区,大多远离集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脆弱,公共服务水平低,生产力发展滞后,致贫因素复杂多样,条件型、素质型贫困叠加凸现。以2009年以来的旱灾为例,全省就有2700多万人受灾,近1000万人、2000多头(匹、只)牲畜饮水困难,最多时有800多万人需要粮食救济,大量群众“因灾返贫”“因灾致贫”,这就使农民陷入了以下贫困循环的泥潭不能自拔:生态贫困使当地农民只能依赖农业生产发展获取收入,而自然灾害使农民陷入经济贫困,农民只好又砍伐森林,开垦耕地,乱砍乱伐又加剧自然灾害,从而加剧当地的生态贫困,最终造成“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但自然条件因素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不是全部原因,不然无法解释和云南条件相似的以色列农业的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缺乏

这里的社会资本是指“能左右社会互动能力的数量和质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world bank,1999)。虽然物质资本能暂缓物质贫困,但这种治贫方式不仅无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而且容易产生寻租。另外,物质资本易出现“扶贫异化”的现象,以澜沧县为例,政府的扶贫补助往往是“扶强难扶弱”,类似的情况也有很多。

阿玛蒂亚森(1993)认为,贫困是因为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丧失的结果。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社会资本非常缺乏,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性贫困特征,比如制度设计对农民的排斥、文化隔离、关系网络不发达等,因此又会导致农村脱贫致富能力不足,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不多,从而一直陷入收入低下和生活困顿为表层特征的贫困境地,这种贫困处境又反过来加剧了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得贫困在农民内部呈现恶性循环的状态。以彝良县一个乡镇为例,当地近年来通过茅草房改造、解决了1000多户困难农民的住房问题,但仍有数百户农民居住在茅草房中。即使每户补助资金加起来2万多,极端贫困的农民也没能力拿出2-3万元参与改造项目,只能继续住在茅草房里。

(三)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具有各种相互作用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特征为表征。例如,学校教育的缺乏、经济状况的困顿还有较少社会活动的参与都构成了贫困的基本特征,即代际传递(Lewis,1965)。从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家庭来看,其更容易陷入贫困的循环之中,这是由于:家长本身受教育水平低下,加上经济发展薄弱,生活方式落后等问题,面临着较高的子女教育的机会成本,所以一般来说这类家庭容易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止步不前。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而言,此情况只能导致陷入贫困循环之中。

(四)文化差异因素

巨大的社会上制度变迁造成的文化差异现象,并没有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文化意识。与其他贫困人口相比,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风俗和习惯与汉族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很多都是从原始社会末期或者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难以参与现代经济活动,并享受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如傈僳族等民族在解放初期还延续着刀耕火种、游牧迁徙等耕作方式和生存方式;二是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有着重本抑末观念,重视粮食生产,忽视其他作物的生产,因此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参与市场程度较低,商品经济基础薄弱。而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摆脱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状况,从而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民陷入经济贫困中,地方财力薄弱和个人经济贫困又导致教育、道路基础设施等投资不足,使当地陷入生态贫困和文化贫困中,最终又导致当地经济贫困。

综上所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然禀赋差、社会资本缺乏、人力资本发展不足、文化落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极易陷入生态贫困、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的“循环”之中。如果不介入一定的外力,打破贫困循环的自然惯性,不能从外界导入力量来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反贫困动力,那么他们很难摆脱贫困循环的境地。

三、摆脱贫困循环的思路对策

从导致贫困循环的根源入手,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扶贫机制,完善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尽快摆脱生态贫困、文化贫困、经济贫困。

(一)强化目标瞄准机制,使真正的贫困群体享受到扶贫带来的利益

贫困的基本含义即指最起码能力的缺失,贫困的同时也意味着谋生手段的不足。由于个人自然禀赋差异,个人达到同等的满足程度需要的收入也不同。这个收入标准的划分与个体特征无关,往往导致扶贫无法用在效用最大的地方,因此在强化目标瞄准机制上,要根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规划,专门划拨专项资本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农村人口处于整体贫困状态的7个人口较少民族实施专项扶持。避免“扶强不扶弱”情况的产生。

(二)选择适合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现状的扶贫模式

目前,除了传统的产业扶贫、对口帮扶扶贫和社会扶贫外,还出现了其它的扶贫模式,如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小额信贷扶贫、生态补偿扶贫、生态移民扶贫、制度扶贫等有效的扶贫模式。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发展情况的扶贫模式。以滇西北为例,由于该地区是高寒型贫困区,自然条件恶劣,缺乏足够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旅游业相对丰富,因此可以选择旅游扶贫为主,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为辅的扶贫模式。

(三)利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发契机,创新扶贫开发推进机制

目前,利用国家开发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契机,针对云南四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整体贫困且收入较低,单一的扶贫项目很难从根本上让他们脱贫致富,因此要采取综合开发、整体推进的方式,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发展。

(四)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因此,应该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者文化素质,用智力型生产技能取代体力型生产技能,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和人才支撑。比如优先发展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建立家庭贫困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制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力争使少数民族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增强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等等。

参考文献

[1]Jalan&Ravallion(2002),"Geographic Poverty Traps?A Micro Model Of Consumption Growth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7(4):329-346.

[2]Carter,M.R.et al(2007),"Poverty trap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Ethipia and Honduras".World Development 35(5):835-856.

[3]Easterly,W.(2001),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MIT Press.

[4][美]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5][美]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6]丁忠兰.云南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92页-197页。

篇4：聊聊“摆脱贫困”后的记忆

我是手工的孩子。我出生于1962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施行剖腹产，也没有上产钳夹，是我母亲自己生下来的。按现在的说法叫“顺产”，顺产就是顺其自然地生产。似乎本该如此的情况，现在要特别强调了。据我母亲告诉我，生我的那天，她是自己一个人提着一个脸盆，步行到丰台医院去的。生我的医疗费全算下来，不过几块钱。前些时，邻居家的狗生崽子，光置备狗窝就花去了100多。

我小时候没有喝过牛奶。在生命最初的时间里，是母亲的乳汁喂养了我。可能是由于小时候在母亲的胸怀里尽情地依偎惯了，因此至今我对乳房仍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但是母亲的乳汁并不充盈，饥荒再加上我的贪婪，很快母亲就挤不出一滴奶了。那时买不起鲜奶，也没有奶粉，母亲就用白面和黄豆磨成的淀粉加水熬成糊糊儿喂我。长大了听人说：脑子里是一团糨糊，傻瓜透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可是喝糊糊儿长大的呀（我采访了粉皮）！ 前几年，单位有同事生小孩，有人提着奶粉去探望。我在一旁讥笑，奶粉也算礼？人家告诉我，进口奶粉一桶要100多元呢。

高星的文章还很长，都是贫困年代的趣事，写到了“子”“国防绿”“肉皮冻”，写到过去北京胡同里冬天的两件大事——买大白菜和安炉子烟囱，写到在叫“向阳院”家里养蚕放二雷子，写到有人在“文革”时用绣花的工艺绣红卫兵袖章，写到在少年宫跟老师学着洗黑白照片，写到“小人书”是我们那时唯一的读物。

这些被高星女儿称为“旧社会”的事，都勾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出生在1961年。想想自己出生时候的事，几乎就是“白片”了，出生地大约是福建宁德地区的福安，也是顺产。出生后虽然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似乎也没饿着，听老人说饿急没得吃喂过“山楂糕”，所以现在我看见那东西还有吃伤的感觉。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冒险经历，两三岁的时候在福州连江小县城一个人出走，在街上闲逛，在一个裁缝铺门前寂寞地坐了半天。有人认出我是谁家的孩子，好像最后是自己走回家。其实就两条街，现在走不到10分钟，回想当年那一两个小时，可能会有很多意外，好在都没有发生。

往事依稀，人离家乡也是十万八千里，记忆的碎片只能靠想象去拼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些纸上文字更显真实。最近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据人民网福州8月4日电：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将习近平总书记于21年前发表的《摆脱贫困》一书，作为活动的学习必读书。该书文字仅有11万字，收录了他1988～1990年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里有原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项南写的序，其中有一句话充满了智者的预见：“虽然近平同志已经调离宁德，但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他留下的这份精神财富，肯定会对继任者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项南老书记于1997年11月10日晚间在北京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上午还到北京医院我父亲处看病，我父亲让他马上住院，如果在家必须静养，不能有任何社会活动。可他是个重感情的人，遇到一些乡亲老朋友在京聚会，盛情难却还是参加了，谁也没想到他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急病。项南的去世让很多人怀念，陆陆续续在报刊发表了纪念文章。我收存了十几篇，找出来一看，真是受教育。文章有他几个孩子写的，有原国家领导人贾庆林、佛教大师赵朴初写的，有胡德平写的，有家乡的记者、下属和社会知情者写的，内容太丰富，想选择都难，按自认为重要的说吧。

1998年8月8日《福州晚报》家庭大观栏目，作者项小红、项小白、项小米、项小青、项小兰、项小绿。题目《怀念父亲项南》：

父亲一生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却磨难甚多。在他一生中，可称为“灭顶之灾”的大打击就有三四次之多。这样的打击，放在有些人身上只要一次，就可能使他一蹶不振。命运的铁拳可以击倒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但击不倒父亲。

50年代中期，全家随父亲由上海华东局调往北京。父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不到40岁，和刚刚初建欣欣向荣的共和国一样，那是我们家一段幸福的日子。在战争年代失去联系的爷爷已经找到，奶奶也从闽西老家接到北京和我们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年，情况就突然起了变化，父亲在团代会准备会上的一个内部发言中被指斥为“向党要人权、财权、发言权和活动权，提倡民主化、群众化、自由化”，被戴上右倾帽子，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通报全国的严厉处分。父亲含冤衔辱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一去就是4年。而这一冤案的平反，则是在21年之后。

记得1995年父亲视察闽西，在闽西宾馆礼堂为地委作了一次报告，大概内容是结合国际国内情况，分析怎样使闽西脱贫致富。

从下午3点～6点，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里面不时传来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窗口、门口都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闻讯匆匆赶来，把自行车一丢便向礼堂跑，连宾馆的服务人员和厨房的大师傅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听父亲作报告，以至宾馆到了晚上开不出饭来。这种情形，在人们对文山会海普遍不感兴趣的今天，实在是罕见的。

90年代初，广州一家杂志上曾登有一个记者写的文章，该记者在项南家上厕所，惊异地发现项南家使用的竟是如今连老百姓家也不大使用了的一种粗手纸。作者认为小中见大，由此生发了一通感慨。这篇文章有朋友看了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却着实私下里议论了一番：照那位记者的想法，省委书记家里至少也该用中档以上的好手纸，哪里还有用连老百姓都瞧不上的粗手纸的？殊不知，即使这种粗手纸在我们家也不是时时都有。通常情况下，父亲总是把练完字或写坏了的废宣纸一块块裁开放在水箱上，这种废纸用完之后，才可能有粗手纸供应。连家里的孙子辈都知道，上厕所前得先找手纸，要不就得用爷爷裁的这种纸，擦完屁股上一片黑，洗都不好洗。

199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纪念与回忆栏目，作者贾庆林，题目《公仆英魂系八闽，风范长存照后人》：

我曾经与项南同志在一机部和中共福建省委共过事。特别是在福建期间，项南同志是我们省委的“班长”。他为福建的改革和发展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深深感召着省委“一班人”。他以坚定的信念、赤子的情怀、高超的智慧、忘我的工作、人格的力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了有口皆碑的公仆形象，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副他所喜爱的对联，成为他做人的准则和座右铭。

项南同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从不搞特殊化。经常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给人以清新亲切、平易近人之感。他下乡不跟当地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并且如数交伙食费，多加一个菜也要叫人退回去。他一来福建就对下乡“约法三章”：不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不许摆宴席；不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被打破。项南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用的专车是一辆旧丰田，住的是旧的两层楼房，连装修也没有，家具也是旧的。有些海外华侨看到他生活清苦，出于敬意，总想送点东西给他，但总是被婉拒。有时家乡人带给他一些土特产品，就将物品退回或折成钱汇回去。他从不利用自己的职位为亲属、为家乡谋取私利。对妻子、子女同样严格要求，家风严谨。就是在他离开福建回北京时，前往车站送行的人们看到的是几大纸箱的书和几个编织袋装的生活用品，这就是他在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所有财产。一介不取，两袖清风，是项南同志生活的最好写照。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篇5：《摆脱贫困》观后感心得感想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往往如影随形，不克服“官本位”思想，不解决官僚主义问题，要解决形式主义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有的对基层“拍脑袋决策”，今天发通知安排工作，明天就要求报送典型经验材料，玩起了“稿来稿去”的“文字游戏”;有的对基层挥舞着“层层加压的大棒”，担心不施压办不成事、不加压办不好事，随意检查通报问责给基层加压立威;还有的把开会发文作为推进工作的“万能钥匙”，各种各样的视频会、调度会和现场会，层出不穷的白头文件、内部通知和工作提醒，占据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耗费了基层干部大量的精力。凡此种.种，都是官僚主义在作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决不能身子进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在过去。步入新时代，迎接新挑战，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想问题、做决策、抓落实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多做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和暖心事，少做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多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站在基层的角度考虑问题，少点以自我为中心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的“瞎指挥”和“乱决策”，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基层受累、群众失望的蠢事。

篇6：《摆脱贫困》读后感心得体会

然而，即使在历史上的“盛世”，人们也从未远离贫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始了向贫困宣战，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带领着中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书写着最新最美的图画。短短的几十年间，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先后摆脱了贫困。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传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此时，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899万，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都分散在交通信息闭塞、经济发展落后、自然条件恶劣、高山大川阻隔的地方。

习近平：我们现在到要建成全面小康，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习近平说，这是我们向人民立下的军令状，这也是我们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这，是一场战役。让9899万人摘掉贫困的帽子，这需要一个新的理论、一套新的系统、一种新的方式。

11月3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识别工作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在精准锁定扶贫对象后，，习近平在贵阳召开的座谈会上，把精准扶贫的要点系统概括为“六个精准”，之后，给出了实现精准脱贫的五大路径。

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对脱贫攻坚工作全面部署，随后，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全面展开。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攻坚战打响，人、财、物，迅速向中国最穷的深度贫困地区聚集。

20，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为脱贫攻坚战最后冲刺吹响了冲锋号。

篇7：片摆脱贫困观后感心得800字

吹响决战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角，我们要有不达目的不放弃的坚定信心和必胜的勇气。一是要做好分类施策。根据脱贫户、未脱贫户、边缘户、监测户的情况，制定好持续巩固和帮助脱贫的措施，继续加大帮扶力度，采取各种方式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确保扶贫政策落实到位，通过提升帮扶成效，不断提高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

二是加大就业扶贫、产业扶贫力度。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了贫困群众能够达到“两不愁三保障”，务工收入是实现脱贫增收的重要渠道。我们要做好就业岗位的引导指导，做好务工人员的“点对点”输送，有组织的输送劳动力外出就业。

三是持续巩固做好脱贫成效。在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双重压力下，我们要抓好脱贫攻坚的同时也要抓好防疫工作，切实做到“两不误”。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覆盖贫困户、复工复产等工作，持续巩固好已经取得的脱贫成效，继续做好脱贫攻坚的决战工作。

篇8：《摆脱贫困》读后感

下面结合自己的学习和体会，谈几点感想。

一、是坚持解放思想。

在这场摆脱贫困的历史征程中，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思想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他一再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他还明确地说过：“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是在于它是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的改革开放的举措。”也就是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闽东地区能够与全国“同步”摆脱贫困，首先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靠的是行动，靠的是改革开放。

二、是“滴水穿石”见精神。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要有滴水穿石的韧劲，锲而不舍的努力。习近平同志指出，“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书中很多文章都能感受到他那种对理想信念毫不动摇的`坚持，那种面对工作、面对困难必胜的信心。这种精神和信念是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是我今后不断努力的方向。

三、是密切联系群众。

贯穿《摆脱贫困》始终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群众观点。习近平同志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无论是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还是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两方面说，都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这是干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他深刻地指出，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水平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而规律性的东西，正是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走群众路线，首先要有一个群众观点。“诚于中者，形于外”，有了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才会成为自觉的行动。其次，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疏通和拓宽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

四、是要有辩证思想。

书中习近平同志对每项工作、每件事的论述都能很全面地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有对策思路。《滴水穿石的启示》、《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新形势下闽东财政经济的辩证观》等文章充满辩证思维光辉。更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同志用辩证法不是空谈，而是很接地气，如《从政杂谈》中谈到：不能只热衷于做“质变”的突破工作，而要注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我赞赏“滴水穿石”的精神，赞赏默默奉献的精神，提倡干部埋头苦干，着眼于长期的、为人铺垫的工作。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要有量变的积累。

五、是要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

习近平同志提出“滴水穿石”的精神，提倡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不能只热衷于做质变的突破工作，而更要注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如滴水穿石“喻之于人，是一种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现”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进程，都应该不追慕自身的显赫，应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去，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

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我们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如何能真正投身到改革中去，非常需要这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勇于打破各种自身约束和禁锢，甘于做默默无闻的”铺垫性“工作，扎扎实实推进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篇9：《摆脱贫困》读后感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常被单纯理解为贬义。在习近平所著《摆脱贫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如果王婆的瓜确实是好的，有它的特色，为什么不能自卖自夸呢？这也是一种自尊心、自信心的表现。我们不妨做做王婆。”我认为，在卖瓜的过程中，不仅能彰显一个人智慧，更能看出一个“推销员”的真实水平。对于当代年轻干部来说，不妨学做“王婆”，既能“心如明镜”，又能“妙语连珠”，还能“别出心裁”。

下基层，访民情，做到“心如明镜”。王婆卖瓜，首先要对自己手里的货色有充分的了解，才能介绍得好，鼓舞人心。如果你不知道西瓜产自哪里，品种是什么，有什么特质，瓜籽多不多，不仅体现了自己的“不专业”，更不容易把瓜卖出去。对于年轻干部来说，不想在“人前出丑”，就必须在“人后下功夫”，立足工作实际，自觉深入基层一线，用双脚丈量民情，用行动彰显民心，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修好“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基本功，主动下基层、访民情、察民意，收集第一手资料，做到“身入”与“心入”相结合，既要扑下身子踏实干事，写好“实文章”，又要捧着一颗真心情系人民，筑好“同心圆”，要自觉走到群众身边去，走到群众心坎里，及时了解群众所需所急、所想所忧，把“痛点”“难点”“堵点”找准，用好“良药”一针见效。

说到位，言有度，做到“妙语连珠”。听，一声声吆喝，再配上喇叭，再配上略带风趣、幽默的话语，过往的行人总会被吸引，忍不住在摊前停留一会儿，这时，“王婆”就会开启“狂夸”模式，从价格便宜、清爽解渴、甜入心田等进行“拉票”，总会有“一款”让“跃跃欲买”的消费者下定决心购买，并满意离开，而这都归功于王婆的“巧嘴”。对于年轻干部来说，要勤于修炼“唱功”，即说真话、讲实话，而不是讲那些令群众厌烦的空话、套话、官话。要愿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与领导沟通要“巧”、与同事沟通要“勤”、与群众沟通要“真”，要主动打开“话匣子”，把群众关心的事儿一件件讲给群众听，把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一一宣传到位，多说贴心话、暖心话、称心话。要时刻掌握说话的“度”，即温度、深度、广度，该说的尽说，不该说的勿说，真正说到位、言有度。

找路子，活思维，做到“别出心裁”。要想瓜卖得好，还要用好“脑瓜子”。“王婆”作为一名推销员，不仅仅是要把瓜卖出去，还要思考怎样获得最大利润，传统的卖瓜方式简单但不够“新鲜”，所以销量低、成本高、利润低。新时代“王婆”破除陈旧观念，与时俱进，卖西瓜的同时兼送勺子、榨西瓜汁、冰冻西瓜，与大型超市合作等，都是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生动写照。“惟创新者胜，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进。”对于年轻干部来说，要善用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驱动工作“加速度”，取得新成效。要创新工作方法，利用好“互联网＋”模式，提高办事效率，节约办事成本，致力于群众“少跑一趟”，争取服务“一步到位”。要树立创新思维，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在群众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思路、新举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