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若干惠传的原文与译文

周书若干惠传的原文与译文（精选3篇）

篇1：周书若干惠传的原文与译文

周书 原文：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与魏氏俱起，以国为姓，父树利周，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战没，赠冀州刺史。

惠年弱冠，从尔朱荣征伐，定河北，破元颢，以功拜中坚将军。复以别将从贺拔岳西征，解岐州围，擒万俟丑奴，平水洛，定陇右，每力战有功。封北平县男，邑二百户。累迁镇远将军、都督、直寝、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惠与寇洛、赵贵等同谋翊戴太祖。仍从平悦，拜直合将军。

魏孝武西迁，除右卫将军、大都督，进爵魏昌县伯，邑五百户。出为北华州刺史，加使持节、骠骑将军。大统初，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户。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阵。加侍中、开府，进爵长乐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四年，魏文帝东巡洛阳，与齐神武战于河桥，惠力战破之，大收降卒。七年，迁中领军。

及高仲密举北豫州来附，太祖帅师迎之。军至洛阳，齐神武于邙山将以邀我，太祖乃徙辎重于瀍曲，夜勒兵袭之。及战，惠为右军，与中军大破之，逐北数里，虏其步卒。齐神武兵乃萃于左军，军将赵贵等与战不利，诸军因之并退。时会日暮，齐神武兵屡来攻惠，惠击之，皆披靡。至夜中，齐神武骑复来追惠，惠徐乃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讫，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异乎？”乃建旗鸣角，收诸败军而还。齐神武追骑惮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农，见太祖，陈贼形势，恨其垂成之功，覆于一篑，于是歔欷不能自胜。太祖壮之。

寻拜秦州刺史，未及之部，迁司空。惠性刚质，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抚御，将士莫不怀恩，人思效节。十二年，东魏将侯景侵襄州，惠率兵击走之。明年，景请内附，朝议欲收辑河南，令惠以本官镇鲁阳，以为声援。遇疾，薨于军。

惠于诸将年最少。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太祖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惠窃叹曰亲老矣何时办此乎太祖闻之即日徙堂于惠宅其见重如此及薨太祖为之流涕者久之惠丧至又临抚焉。赠本官，加秦州刺史，谥曰武烈。子凤嗣。

史臣曰：惠本以杲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难矣。图史所叹，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选自《周书·列传卷十七》）译文：

若干惠字惠保，是代郡武川人。他的祖先和魏氏同时兴起，以国名作为姓氏。他的父亲叫若干树利周，跟随北魏广阳王元深征讨葛荣，战死，被追赠为冀州刺史。

若干惠二十岁时，跟随尔朱荣征伐，平定河北，击败元颢，因功被拜为中坚将军。又以别将的身份跟随贺拔岳西征，解除了岐州之围，擒获万俟丑奴，平定水洛，安定陇右，屡次全力作战立有功劳。被封为北平县男，食邑二百户。多次升迁为镇远将军、都督、直寝、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到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时，若干惠和寇洛、赵贵等人共同商议辅佐拥护太祖。他仍旧跟随太祖平定侯莫陈悦，任直合将军。魏孝武帝往西迁徙，他任右卫将军、大都督，晋爵为魏昌县伯，食邑五百户。出任北华州刺史，加授使持节、骠骑将军。大统初年，任仪同三司，升为公爵，增加食邑五百户。跟随太祖擒获窦泰，收复弘农，击破沙苑，若干惠常常率先冲锋陷阵。加授侍中、开府，晋爵为长乐郡公，增加食邑累计达二千二百户。大统四年，魏文帝东出巡视洛阳，和齐神武在河桥作战，若干惠竭力作战打败了齐神武，收降了大量的士卒。大统七年，他升任中领军。

到高仲密献出北豫州前来归附时，太祖率军迎接他。大军抵达洛阳，齐神武在邙山准备半路拦截我军，太祖就将军事装备转移到瀍曲，在夜里率兵袭击他们。交战时，若干惠为右军，和中军一起大败齐神武，追击了几里地，将他的步兵俘获。齐神武的军队就集中兵力攻打左军，左军主将赵贵等和敌军作战失利，各军因此全都退却。当时正值傍晚，齐神武的军队多次来攻击若干惠，若干惠打击他们，每次都将他们击溃。到了半夜，齐神武的骑兵又来追击若干惠，若干惠慢慢下马，回头命令做饭的人做好饭食。若干惠吃完后，对身边的人说：“在长安死，在这里死，有不同吗？”于是就树起军旗吹响号角，召集各路败军返回。齐神武追击的骑兵惧怕若干惠，怀疑有伏兵，不敢逼近。若干惠抵达弘农，见到太祖，陈述贼军的情况，遗憾大功即将告成，却只差一点没有完成，于是叹息不止。太祖认为他很勇敢。

不久他被拜为秦州刺史，还没有来得及到州部就任，又升任司空。若干惠性情刚强正直，有勇力，容貌魁梧高大。善于抚慰统御部下，将士们没有不感激他的恩情的，人人都想为他尽忠。大统十二年，东魏将领侯景侵犯襄州，若干惠率兵击退了他。第二年，侯景请求归附西魏，朝中商议打算收拾河南，命令若干惠以本官的身份镇守鲁阳，作为声援。遇上生病，死于军中。

若干惠在各位将领中年龄最小。他早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太祖曾经刚刚建成习箭用的射堂，和将领们一起宴饮射箭。若干惠私下叹息说：“母亲老了，什么时候能置办这些呢？”太祖得知后，当天就将射堂移到若干惠的宅第。他就是这样受到太祖的看重。到他死时，太祖为他流泪很久。到了为若干惠办丧时，太祖又亲自前往吊唁。追赠他原职，加授秦州刺史，谥号为武烈。

篇2：周书若干惠传的原文与译文

【原文】

①韦敻，字敬远，京兆杜陵人也。弱冠，被召拜雍州中从事，非其好也，遂谢疾去职。前后十见征辟，皆不应命。(魏)太祖经纶王业，侧席求贤，闻敻养高不仕，虚心敬悦，遣使辟之，虽情逾甚至，而竟不能屈。弥以重之，亦弗之夺也。所居之宅，枕带林泉，敻对玩琴书，萧然自乐。

②明帝即位时，晋公宇文护执政，广营第宅。尝召敻至宅，访以政事。敻仰视其堂，徐而叹曰：“甜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护不悦。有识者以为知言。

③弟孝宽为延州总管，敻至州与孝宽相见。将还，孝宽以所乘马及辔勒与敻。敻以其华饰，心弗欲之。笑谓孝宽曰：“昔人不弃坠履者，恶与之同出，不与同归。吾虽不逮前烈，然舍旧录新，亦非吾志也。”于是乃乘旧马以归。

④敻子瓘，行随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宽子总复于并州战殁。一日之中，凶问俱至。家人相对悲恸，而敻神色自若。谓之曰：“死生命也，去来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抚之如旧。

⑤建德中，敻以年老，预戒其子等曰：“吾死之日，可敛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吾不能顿绝汝辈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吾常恐临终恍惚，故以此言预戒汝辈。”宣政元年二月，卒于家，时年七十七。

(选自《周书?卷三十一》)

【译文】

韦夐是韦孝宽之兄，字敬远，京兆杜陵人。二十岁时，被征召为雍州中从事，因为不合心意，就称病离职。先后有十次被征召为官，均不出仕。当时太祖筹划大业，求贤若渴，听说韦夐保持高尚志节，不愿当官，心中非常敬佩，(魏太祖)派使者前往征召他，尽管情感表达感人至深，但最终不能使韦夐屈服(屈身、屈就)。(太祖)因此更加敬重他，也不强迫改变他的志向。韦夐的住宅，环绕着树林清泉，他对林泉而鼓琴读书，怡然自得。

明帝登基后，当时晋公宇文护执掌朝政，大建宅第。曾征召韦夐到自己宅第，询问政事。韦夐仰视大堂，缓缓叹息道：“沉湎在美酒和音乐之中，住着高峻华丽的.宅第，即使二者只占其一，恐怕也未必不会灭亡。”宇文护很不高兴。有识之士认为此话很有远见。

韦孝宽担任延州总管，韦夐到州城与韦孝宽相见。回来的时候，韦孝宽把自己骑的马以及鞍具、马乐送给韦夐。韦夐看到鞍具诸物装饰华贵，不想接受，就笑着说：“前人不丢弃遗落的簪子和坠落的鞋子，是由于怀旧之情。我虽然不及前贤遗风，但舍弃旧物而换用新物，也不是我的心意。”于是仍然骑着旧马返回。

韦夐之子韦瓘代理随州刺史，患病而死，韦孝宽之子韦总又在并州阵亡。一天之内，噩耗俱至。家里人相对悲恸，而韦夐神色如常。他对家人们说：“死生由命，人间常事，有什么值得悲伤的?”若无其事地拿过琴弹起来，同往常一样。

篇3：周书若干惠传的原文与译文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原文,译文,关系

19世纪60年代, 解构主义最早初出现于哲学领域, 之后开始影响文学批评, 建筑, 翻译等社会学科, 运用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来分析解释翻译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同样也带有了解构主义部分偏激的、不可知的因素, 因而遭到了诸多反对。但是,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对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上却是积极的, 肯定译文和译者地位, 并与原文和作者相提并论, 一改传统的翻译理论中把译文和译者当作原文和作者的附属的观点, 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讨论解构主义精神在翻译理论中的体现, 浅析不同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者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阐释。

一.解构主义思想简介

解构主义是当代哲学、文学批评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一种理论, 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在其著作《存有与时间》 (Being and Time) 中提出了“毁坏” (Destruction) 这一概念, 对西方传统哲学提出质疑。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Jacque Derrida) 借鉴了这一概念, 融汇了尼采的反传统思想, 提出“De construction”的哲学原则。

在德里达看来, 自柏拉图以来几千年, 西方哲学所固守的信念是形而上学的, 其原型将“存在”定为“在场”, 通过借助海德格尔的观点, 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 就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 一个中心语词, 一个支配性的力, 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 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 (logos) , 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 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 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 它近似于“神的法律”, 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通俗地说来, 就是一种“中心主义”思想, 而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这一概念, 就是要反对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于是, “反中心”, “反权威”就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特点。

1967年, 德里达的作品《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相继, 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确立, 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

简言之, 解构主义思想所持的“毁坏”这一观点, 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 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 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 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于是, 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首当其冲, 成为解构主义者挑战的对象。解构主义的核心论点, 即社会现象的意义可以做无限的解读和延伸, 以及挑战反对权威, 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眼光, 来看待一直以来以原文为中心为权威, 译文忠实于原文、唯原文马首是瞻的翻译理论界。

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对原文和译文关系阐述的基本观点

20世纪60年代, 解构主义在欧洲文学批评领域兴起, 翻译解构主义学派也随之渐渐发展。然而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开端之作的文献却并不是出现在这一时期。1923年, 德国翻译理论家本雅明翻译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作品《巴黎雕像》, 他为译文作序言《译者的任务》, 文中把译文喻为来生, 是最早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当时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重新发现并分析, 如德里达在1985年发表的《巴别通天塔》, 以及德曼的《关于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论》等著名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文中都对《译者的任务》做了详尽的分析讨论, 将其奉之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之作并把文中的一些观点发扬光大。1992年, 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编撰了翻译论文集《重新思考翻译》, 大量涉及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而另一位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 (E.Gentzler) 在他1993年的著作《当代翻译理论》中专门用一章来探讨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翻译理论研究的解构学派如今在欧美国家已悄然形成。

解构主义以消解逻各斯 (logos) 中心主义为基本观点, 根据逻各斯中心主义, 原作与译作, 原作者与译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原作和原作者是中心, 而译作与译者处于从属地位, 从属于原作和原作者。原作是创造的, 领导的, 独立的, 建设的, 主动的, 灵活的, 阳刚的, 翻译则是模仿的, 次要的, 机械的, 阴柔的。因此,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作是原作的复制品, 译者要尽可能地把原作固定不变的意思传达给读者。而解构主义翻译论完全颠覆了这一种二元对立, 认为原作与译作之间没有所谓的“中心”和“从属”的关系, 认为原作与译作, 原作者与译者不是从属关系, 他们都是出于同等地位的创作主体, 原作与译作, 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没有所谓的“中心”, 而原作的意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 “译者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 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 利用语言的转换, 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 使译文和原文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 (廖七一, 2002) 。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 本雅明提到了“后起的生命”一说, 即“译作也以原作为依据, 不过它依据的不是原作的生命, 而是原作的来世, 翻译总是晚于原作, 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 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 1999) 。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 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 况且, 没有蜕变, “后起的生命”也不可能产生。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否定了读者主导的观点;译者的任务不至于把意义复制, 让读者理解原文。译者要利用语言之间的差异, 借外语来颠覆原语的秩序, 又把潜藏于原文中, 原语无法表达的意念展现出来。本雅明一再谈及“再生”, 叶维廉就推而广之, 将翻译譬为“异花受精”, “异种繁殖” (叶维廉, 1994, P83-84) 的过程。

1985年, 德里达发表《巴别通天塔》 (Des Tours de Babel) , 运用解构主义的见解谈论翻译。德里达认为, 符号 (semiotics) 本身不存在统一性,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合, 意义在差异中扩张, 文本在差异中发展, 字词的含义不断地因时空的转移而产生延异 (difference) 。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同一的, 并且有赖于其他的符号, 故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 由靠语境来辨别。符号的意义只不过在文本中暂时确定, 但是随着空间上的区分和时间上的延搁, 意义又不断变化, 因此任何符号都没有终极意义。既然语言符号的意义不能最终确定, 那么字, 词, 句, 段, 篇, 章, 到整个文本, 都是不能最终确定的。基于以上观点, 德里达不再把文本视为封闭而完整的系统, 而是将其看成开放的, 不完整的系统。在翻译中, 原文本身并不是完整和统一的, 存在多重意思, 因此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穷尽可能的意义。因而, 翻译不可能将原文意义移入译语中, 译者的目的也不是再现原文或者传达原文意义, 翻译被认为是产生多种意义的过程。翻译不仅在分延和踪迹中寻找意义, 而且还为那些不在场或语言中丢失的, 遭压抑的东西提供讨论的场合和机会。翻译过程中, 原文被不断地改写、重组, 不同的译文的产生都依赖于译者的个人经验, 因为译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不同, 对原文的理解认识就不同, 这也叫做创译, 通过译者的创译, 原文中不显之处得以发掘, 不足之处得以弥补, 原文通过译文走向成熟。

米歇尔·福柯 (MichelFoucault) 对译文的历史时期的制约因素又作了进一步分析, 他认为“文本存在着历史性” (廖七一, 2002) , 人们对作品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基础上的, 同样的, 作者本身也是具有时代性的, 他同文本一样同属于历史, 由此作者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译者通过个人的历史背景对原文做出解读, 这个过程必然导致原语意义的分裂, 断裂成碎片的原语在翻译过程中被重新组合为目的语, 这样一来, 新的组合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自我, 所以译文不可能与原文相互等同。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在1968发表文章《作者之死》 (The Death of Author) , 主张作品本身存在于作者以外的生命, 在作品完成的瞬间, 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朿, 解读权释放回归于读者手中, 这种对于既往观点的批判与反省, 反映出个人感觉结构的差异与对应观点过程的重要性。也就是说, 在一部作品完成之际, 也就是作者死亡之时, 因为文本一旦完成, 文字被写下, 语言符号开始起作用, 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解读, 来解释文本的意义, 而其意义该如何阐释是作者无法控制的, 这就意味着作者不再是统治文本意义的上帝。所以, 作者对已经完成的作品不再具有任何能动的意义,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作者的死亡。作品本身并没有因为作者而赋予唯一固定的意义, 读者对语言符号的解读才是实现文本意义的途径, 而译者本身也处于读者的地位, 在解读阐释原作的过程中, 基于自己对原作的感受把原作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其中译者个人的历史文化背景, 经验甚至个人的性格爱好使得译者对原文意义不断地分裂瓦解, 批判改造, 译文是译者自己对原文的理解, 或者说对原文意义的重组改造。

当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 美籍意大利作家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认为, 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 而且, 这种意义的固定, 即:翻译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揭示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 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式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意义是一种多元的, 不定的关系,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统一的整体, 因此, 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 而所谓确切翻译的规范, 所谓“忠实和自由”的概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范畴 (Lawrence Venuti, 1995) 。

从上述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学者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陈述中可以发现, 解构翻译论者, 从本雅明, 德里达一直到韦努蒂, 把译文的地位提高到与原文比肩的地步, 这样译者的地位和意义也就提升到和原作者相提并论的程度了。译文是原文的再生, 原文通过译文把自己隐藏的、缺失的内容补充展现出来, 正是由于译者对原文不断地解读, 对原文意义不断地分析剥离分裂, 对碎片式的原文的理解阐释不断地重组, 译文不断地更新, 原文才能从历史中幸存下来, 而这些, 都是译文和译者的意义, 是原文和原作者无法达到的。

三.结论

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 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并没有指出具体的, 描写性的, 或者是规范性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 然而他们的思维方法和思考角度, 为翻译活动指明了新的方向。虽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已经颇有影响, 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从事这一理论的研究, 但是, “忠实对等”原则却依然是国内翻译的主流, 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近年来屡遭批判, 但是其中“信”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 判读好的译文, 就是看其是否“忠实于”原文, 但是根据解构主义译论所提供的思维方向, 情况则恰恰相反, 译文不是要“像”原文, 而是要“重建”原文, 从原文中解放出来。

从上文中分析各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阐释可知:译文是原文的再生和传承, 对译文和译者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肯定, 这给译文和译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译文在原文的传承过程中, 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译文不断给原文注入新的不同时代背景的血液, 使得原文本身不断丰满, 不断成长, 使得原文的生命得到再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持的观点, 让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更强, 让译文在目标文化中更具有活力, 也使得整个翻译活动作用更加积极, 所以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评价, 也不能一概而论, 要从中选取有利于我们发展的部分, 指导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 nslation theories[C].Buffalo:Multilin-gual Matters, c2001.

[2]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New York:Routledge, 1995.

[3]本雅明.作品与画像[M].上海市:文匯出版社, 1999.

[4]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囯翻译硏究[M].上海市:东方出版中心, 1999.

[5]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6]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7]羅蘭芭特論.羅蘭芭特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A].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2.

[8]陳德鴻, 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C].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