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当代中国

我所经历的当代中国（通用6篇）

篇1：我所经历的当代中国

我所经历的学习生涯

14地质 齐加豪 27号

我人生的每一个在阶段，学习生活都不一样，小学时，我不喜欢学习，只喜欢玩，每次只是按照老师的安排，被动地完成一些作业。有时候看看课外书，也只是自己的兴趣罢了。小时候也从来不知道去安排时间，想玩的时候就玩，向学习的时候就学习。

到了初中阶段，开始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希望自己能够考上一所理想的高中。于是学习压力就开始加重了，课程的设置也越来越多了，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测试和做不完的作业。那时候，我就开始制定学习计划，每天都要求自己完成自己定下的计划。生活虽然忙碌，但也充实。我每天有计划地背单词，练习写作，积累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进步了不少，于是心里也会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假期，我的学习动力好像完全消失了。比如放十一长假，我一回到家，我就放下所有的一切，先计划去那里玩。到了最后的几天长假，我又静不下心来去做作业，但是同时自己又有一种负罪感。所以一般在长假的最后几天中，我往往是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度过的。

到了高中阶段，学习更加忙碌了，因为自己最终将面临高考，要想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自己必须加倍努力。那时候自己根本没有空余时间，每天的学习计划，早已由老师给你安排的满满的，根本不用你制定学习计划，因此，为了学习，为了高考，我的许多兴趣爱好就在那个时候被埋没了。双休日没了，假期也缩短了，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够，根本不用说玩的时间了。一到寒暑假，爸妈早已给我报好补习班，让我在暑假期间好好的把薄弱的课程补上。那我发现这种填鸭式的学习方法并没有使我学习得到进步，反而让我失去了信心。

那时候我每天向往着自由，想着自己早点结束这种生活，可当自由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却感到无端的恐慌。上了大学的人多半有这种感受。大学是个自觉学习的地方。要想在大学真正学到知识，我们必须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因为没有那些条条框框，没人管没人督促，那自由的生活会就会让我们变得懒散，空闲的时间多的让我们觉得空虚。

发呆，闲逛，闲混，日子就这么过着，可心里充满了罪恶感。

当一次次失败将我击倒的时候，我已经累了，身体累了不要紧，可以在夜晚恢复体力，第二天继续奋斗，当一个人的心累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累了，在多的体力也无法支撑弱小的心脏，曾几何时，每天挂着QQ聊个不停，在各大论坛里欢笑的评论着。而现在，挂着QQ找不到话题，不停的拿起手机又放下，各大论坛的帖子也很少去评论，只是静静的看着朋友们发布的说说，有时候会心的微笑，有时候微微伤感，每天做的事无非就是上课

下课。回宿舍。打开电脑。然后静静的盯着屏幕。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篇2：我所经历的当代中国

前几天收到朋友的电子邮件，里面转发了近期《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组关于中美基础教育的讨论。作为一个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我很高兴看到这种讨论的展开和深入，因为这种讨论将最终导致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制度的取长补短。我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人士，但我很想从我的自身经历来谈一谈中美教育的差别和这种差别所直接导致的人才素质的差别。

我生长在一个边疆的小县城，在那里接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初中毕业后，经过严格的中考筛选进入了地区的省重点高中。3年后，经过高考洗礼进入一重点大学，毕业后赴美，在一所顶尖大学留学。在这所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我选择进入了位于美国中部的一所新兴私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正处于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阶段。

在我的留学经历中，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美国教育鼓励思考、开放式的讨论和实际应用，中国教育则侧重于鼓励知识的记忆、理论的掌握和对付考试。在美国大学中，很多考试是开卷的。然而，在中国大学中，情况恰好相反。而且，在笔者所专修的工程领域，美国的很多课程往往伴随着课题研究，有的甚至还需要当堂答辩。

根据我的自身经历，课题研究在中国大学的工程课程里很少，这就决定了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更长于实际应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高科技发明和产品诞生在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则花很多时间记忆和掌握理论知识以应付让人胆战心惊的闭卷考试，这种闭卷考试锻造出了擅长考试的中国学生。许多人争论说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比美国学生扎实，我不想对这个论点作任何评论，我只是想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基础知识不能够很好地应用到实际中来解决问题，要这些基础知识又有何用呢?

上面我只是谈了中美教育在专业素质培养上的差别。中美教育在综合素质培养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在这方面，美国教育主张培养学生的多方面的`兴趣并发掘学生的潜能。美国学生可以选择他们所喜欢的任何课程和专业。

和我同实验室的一个美国女生，不仅以良好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而且擅长拉小提琴并精通德语，还学习过两个学期的雕塑。现在她正在练习瑜伽。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问我是否会太极拳，我很是惭愧。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很多美国的大学都提供学习太极拳的机会。

篇3：我所经历的当代中国

2013年是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成立30周年, 30年前我作为李时珍故乡的代表有幸参加了在湖北省蕲春县濒湖宾馆召开的全国首届药学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 见证了药学史分会成立的隆重时刻。30年来, 药学史专业委员会经历了7次换届, 主办了16届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大部分我都参加了, 可以说是与药学史分会一起成长进步, 我已从30年前的一个懵懂青年列席代表, 成长为今天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亲身经历了药学史分会的发展历程。

1 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30年前召开的药学史分会成立大会

1982年7月, 我从湖北中医学院中药系中药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蕲春县李时珍医院工作。1983年9月21日上午我突然接到医院办公室通知, 要我和药剂科主任张常发一起到县城濒湖宾馆参加会议。当天来到濒湖宾馆报到时才知道参加的是“首届全国药学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 原来是会议主办单位分配给蕲春县二名列席代表名额, 县卫生局直接指派我们二位中药师参会。

1983年9月22-24日, 首届全国药学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在李时珍的家乡湖北蕲春举行。这是我国药学史界的第一次盛会, 与会代表60人, 其中正式代表38人, 列席代表22人。会议共收到论文154篇, 涉及李时珍及其学术成就研究86篇, 其它论文68篇, 推荐在会上交流的有31篇, 大会宣读6篇, 分组宣读25篇, 另外还有15篇书面交流材料。当时, 这些论文均由作者自己打印带到会上散发, 至今我仍然保留着这次会议的40余篇论文打印稿, 并将其装订成册, 珍贵保存。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 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的研究是重点。这方面的论文大多学术性较强, 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会议期间, 代表们抓紧点滴时间, 热烈展开学术讨论, 并对药史学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会后, 代表们还参观了李时珍陵园、李时珍医院及医史文献展览馆, 缅怀李时珍对医药学作出的伟大业绩。

9月22日下午, 大会选举产生了药学史分会首届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协商选出李维祯为主任委员, 薛愚为名誉主任委员, 马继兴、陈新谦、谢海洲、唐国裕为副主任委员。此外还对以后两年的工作做出了初步安排[1]。

在首届药学史学术会议的60名代表中,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是最年轻的正式代表 (时年37岁) , 我则是最年轻的列席代表 (时年21岁)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报到的当天我就见到了孙启明老先生。孙老先生是江苏启东一位民间老中医, 但他热衷于中药配伍及药学史研究, 我在做毕业论文时就查阅到他的很多文章, 他的文章都不署单位, 我一直以为他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 当见到他带着写有姓名的胸卡出现在会务组时, 我激动地上前和他打招呼, 其实我们并不认识, 也从未联系过。当他得知我是来自本地李时珍医院的代表时很高兴地与我进行了交流, 还主动留下了通信地址, 交待我有什么问题可以给他写信。此后20余年我和孙老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特别是在药学史与本草研究上他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遗憾的是在此之后一直未能再次见到孙老, 无法当面向他致谢。1993年在湖北蕲春承办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学术会议、1995年在广东惠州承办纪念葛洪药剂学成就学术会议和2002年在广东中山承办纪念药学史分会成立20周年学术会议时我曾三次向孙老发出邀请, 孙老皆因身体问题未能出席。孙老逝世后我也多次想过要去他的家乡祭拜他, 但一直未能成行, 多年来一直深感愧疚。

22日上午会议开幕, 开幕式上有很多领导讲话, 但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马继兴老师所致的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主要进行三项活动:其一是学术交流;其二是选举产生药史学会委员会;其三是讨论药史学会今后的工作”。言简意赅对他留下较深的印象。晚饭时, 我们大家围桌而坐, 正当我吃得津津有味时却发现马老一个人在餐厅角落的一张小桌上单独吃饭, 觉得很奇怪, 问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师, 才知道马老是回民, 不吃肉食特别是禁食猪肉, 所以给他单独做菜。之后, 我参加了大多数的药学史学术会议, 每次都能见到马老, 马老不善言谈, 而我又对他心存敬畏, 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多, 但他的每次学术报告都使我受益匪浅。曾听到郑金生和郝近大二位教授不止一次地和我提起过:“马老对你的印象不错, 评价较高。”据说当年推荐我进入药学史分会担任委员时马老投了非常重要的赞成票。

23日会议安排全体代表乘车到蕲州参观李时珍陵园、纪念馆和李时珍医院。在车上, 蔡景峰老师和郑金生老师之间为了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 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认为蔡老师和郑老师是年龄差不多的同辈人, 若干年后和郑老师提起这件事, 他马上纠正说:“蔡老师是我的前辈, 他年长我19岁。”我大吃一惊, 怎么也看不出他当年参会时已是年近六旬的人。此后一直未再见过蔡老师, 但内心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96年我在广东惠州成立葛洪研究会时他还专门题词致贺。倒是和郑老师一直都有联系见面, 我在药学史与本草研究中取得的一点点成绩都离不开郑老师的鼓励、指导和帮助。2009年1月, 华夏出版社出版由郑老师和刘衡如等共同编著的《〈本草纲目〉研究》一书, 他在书中撰文介绍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研究源流评述, 曾专门提到我在《本草纲目》研究上所作的一些工作[2]。其实, 我在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研究上做的工作较浅且少, 实是承蒙郑老师的厚爱, 但这也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药史会的代表参观李时珍医院时, 我理所当然地成为向导和讲解员, 还记得在参观医院中药饮片库时, 陈新谦老师对我院的中药饮片分类贮藏保管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他说:医院中药饮片的贮藏保管能做到这样的不多。并鼓励我把这些做法和经验体会写出来投到相关杂志上发表, 让更多的医院参考。后来我写成了“谈谈我院对中药饮片的贮藏保管”一文, 在陈老的指导下几经修改, 最后发表在《药学通报》1985年第5期上,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独立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此外, 还有谢宗万、施仲安、李钟文、宋之琪、陈重明等前辈均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的。特别是谢老, 在此后的20多年间给我的指导和帮助数不胜数, 我编写出版《蕲州药志》时他为我写序[3], 编写出版《艾叶》时他为我题词[4]。可以说, 我的成长离不开这些前辈老师的鼓励、指导和帮助。直到今天, 我仍在庆幸我能参加首届药学史会议, 是这个会议让我在刚刚毕业不久就认识了这么多药学界的老前辈, 是这个会议引导我进入了药学史领域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2 30年来我和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一起成长

药学史分会每两年主办一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研讨会, 分别是:第二届于1985年10月26-30日在浙江仙居举行;第三届于1987年10月20-22日在著名药都江西樟树召开;第四届于1988年9月23-27日在四川成都华西医科大学药学院举行;第五届于1990年5月24-29日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第六届于1992年5月11-15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第七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于1994年9月在北京举行;第八届于1996年8月19-20日在安徽黄山市举行;第九届于1998年10月9-12日在福建省邵武市召开;第十届于2000年10月3-7日在湖南省炎陵县召开;第十一届于2001年11月11-13日在北京召开;第十二届于2003年11月13-16日在伟人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召开;第十三届于2005年5月27-29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第十四届于2007年9月24-28日在湖北省黄石市召开;第十五届于2009年8月1-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召开;第十六届于2011年9月22-25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

我参加了第一、三、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届共10届学术会议, 其中1987年第三届学术会议期间我们参观樟树药都药市及章帮的中药饮片切制和炮制, 受益匪浅。这次会议还认识了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副所长的胡世林教授, 此后20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他在我的专业道路上给了很多无私的帮助。1996年第八届学术会议在黄山召开, 在这次会上认识了日本药学史学者真柳诚教授, 1998年10月8日在湖北蕲春召开“纪念李时珍诞辰480周年暨’98国际李时珍学术研讨会”再次见到他, 他应邀做了学术报告, 对《本草纲目》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金陵版存世的数量提出了新的观点。2012年我应日本药史学会邀请赴日访问, 并在东京大学主办的“日本药史学会柴田论坛”上做“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纪念李时珍活动大事记”的学术报告时, 真柳诚教授正是大会主持人。真柳诚教授在医药史研究上取得的成绩以及他的钻研精神都是鼓励我积极努力的动力。

1996年黄山会议之后药学史分会换届改选, 我当选为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 2006年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2010年再次当选副主任委员。药学史学会30年, 我积极参与其中的各项活动, 也收获良多, 从最初的一名年轻的列席代表, 成长为现在的副主任委员, 可以说我是和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一起成长的。期间, 1993年10月我应邀南下来到广东惠州博罗先锋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药物研究所所长, 1997年4月正式调入中山市中医院担任药剂科主任。1995年11月27-29日, 我作为发起人和承办人在广东省惠州市承办了由中国药学会主办、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和惠州药学会承办的“纪念葛洪及其药剂学成就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论文近120篇, 录用94篇印成论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85位代表就葛洪在药学和医学上的成就与贡献进行了广泛交流, 会议还组织代表参观了罗浮山葛洪遗迹[5]。1996年4月11日由本人发起的“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葛洪 (惠州) 研究会”在惠州成立[6], 由马继兴、谢宗万、宋之琪等任顾问, 张景硕任会长, 郝近大、胡晓峰、冉懋雄和我任副会长。研究会还组织四位副会长编写了《〈抱朴子内篇〉〈肘后备急方〉今译》一书, 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3月正式出版[7]。

特别是由我来承办的第十二届药史本草学术会暨药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 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2001年底, 第十一届药史本草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我参加会议并做了“艾叶考证拾零”的学术报告, 会议期间, 主任委员郑金生教授谈到2003年的第十二届学术会议承办单位尚未落实, 希望各位委员积极提出承办。我考虑到2003年正好是药学史分会成立20周年, 20年前我作为当时年龄最小的参会者参加了首届药学史学术交流会议暨药学史分会成立大会, 今天已成为分会的委员, 也有承办会议的能力, 由我来承办不仅是义务和责任, 而且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于是我便主动提出来承办这届学术会议, 得到了主委郑金生、副主委郝近大的支持。

经过长达半年的筹备工作, 会议于11月13-16日在中山市风景秀丽的怡景假日酒店举行, 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主委郑金生致开幕词, 副主委郝近大作了题为《药学史专业委员会20年回顾》的报告, 总结药学史专业委员会20年所做的工作。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 以《中药材》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了论文集[8]。

为了搞好这届会议, 我们组织发动中山市药学会的会员单位筹办了一场“医药之光———庆祝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成立20周年文艺晚会”, 由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和省、市药学会的领导组成评委会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并为获奖节目颁发了奖品和奖状。在会议期间, 我们获悉名誉主委谢宗万教授刚好是80岁的寿辰, 便在当时中山最好的富华酒店宴会大厅组织全体与会代表一起参加生日祝寿晚宴。祝寿活动丰富而多彩, 有学生祝寿、献礼、切蛋糕、齐唱生日快乐歌, 特别是我们药史界的二位老前辈马继兴和赵守训老教授为谢老演唱的祝寿歌把生日晚宴活动推向了高潮。

这次会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郑金生主委在闭幕式上总结时充分肯定了这届会议的成功与会议的组织、接待及承办单位的努力, 对承办单位中山市药学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作为药学史分会的委员、这届会议的具体承办人、中山药学会的副理事长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因为我为药学史分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3 参与筹备主办纪念药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30周年学术会议

2013年时值药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30周年, 也是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逝世420周年,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如何办好这次活动一直是我们药学史分会正副主任委员认真思考的问题。早在2009年内蒙古赤峰市召开第十五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时我就在大会上提出了2013年在湖北蕲春举办“纪念李时珍逝世420周年及药学史分会成立30周年暨第十七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的建议, 得到了郝近大主委及其他委员的一致赞成。2011年在成都举行的第十六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上再次给予了正式确定。

中国药学会总会领导对此次学术活动也十分重视, 为使本次活动顺利举行, 陈兵副秘书长和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郝近大教授、副主任委员梅全喜教授于2012年10月17-18日专程前往湖北省黄冈市及蕲春县, 分别拜会市县两级政府的主要领导, 向他们介绍了本次活动的意义, 并汇报了大会的具体事项安排和要求。17日, 我们分头从不同的城市飞抵武汉, 会合后赶到蕲春县, 在李时珍医药集团林朝辉总经理的陪同下, 与县委书记徐和木、县长赵少莲、黄冈市台办主任王玲、县药监局王善雄局长等见面, 就中国药学会举办纪念李时珍逝世420周年暨药史分会成立30周年学术会与蕲春县里领导做了交流, 书记县长均表态支持。次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应林朝辉总经理的邀请和安排, 参观了李时珍药业集团的本草纲目药物园、酒窖、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室等。随后林总亲自驾车带我们到黄冈市与有关部门领导见面, 中午到达黄州, 我们三人就这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向市领导汇报, 市政府刘雪荣市长、市委刘海军常委、市政协李儒志副主席、市台办王玲主任、市药监局徐维平局长及黄冈市药学会会长等参加, 刘市长明确表态支持, 当场安排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具体人员负责与药学会联系会务事宜。

2013年初, 黄冈市政府拟承办第六届海峡两岸李时珍医药文化与产业合作发展论坛, 4月3日, 黄冈方面邀请陈兵副秘书长一行来黄冈交流考察, 市人大副主任王建明、市政府副市长詹旺民、市政协副主席李儒志等领导会见了陈秘书长一行, 商议将这个发展论坛与我会主办的“纪念李时珍及药学史分会学术会议”合并举办。

我们一开始就在争取把这次会议列为由中国药学会主办的一类会议, 但第一轮公布的一类会议名单中没有我们, 郝教授和我商议一定要争取列入一类会议。3月10日我收到郝教授来信说:“我正在成都出差, 今天接到陈秘书长的电话, 说13日学会将讨论落实有关我们专业今年的学术会议, 他要求我提供一份较为详尽的会议举办的程序方案, 提交会上讨论。我现场起草了一份, 发给你请补充修改, 因为明天开始这几天要到下面去考察, 可能没有网络, 如果你修改后就直接发给陈秘书长”。我做了补充后于次日上午10点就发给陈兵副秘书长。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这个会议终于成为中国药学会主办的一类学术会议。

郝近大教授和我一直在为这次会议做筹备工作。年初, 郝教授起草好征文通知发给我后, 我随即联系了《时珍国医国药》、《中药材》、《亚太传统医药》等与药学史有关的杂志刊登会议征文事宜, 这三本杂志的主编肖璜、元四辉和王尚勇都是我多年相交的老朋友, 他们都是二话没说就马上免费刊出, 有些杂志甚至连续刊出数期, 给了我们药史分会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发动相关人员积极撰稿投稿, 我的研究团队和我的研究生为这次会议撰写并投稿14篇。为了给这次会议献礼, 我还带领我的研究生在2012年底启动了《艾叶的研究与应用》一书的编写工作。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 该书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正式出版, 并拟在会上举行首发式, 向参会代表、李时珍纪念馆及李时珍中医药图书馆赠送该书, 丰富会议的内容。

为了尽快落实会议的具体事项, 受主委郝近大教授的委托我起草了这次会议方案, 7月31日同时发给陈兵秘书长和郝教授, 通过陈秘书长把会议方案转到黄冈市相关部门, 9月16日突然从黄冈方面传来信息, 原定在黄冈市主办的海峡两岸李时珍医药文化与产业合作发展论坛因故延迟, 各方建议纪念李时珍逝世420周年及第17届药学史本草学术会议移师到蕲春主办。只得又赶紧起草给蕲春县政府的联系函, 发给郝教授审核修改过后, 再发给蕲春县人大副主任王剑 (我们药学史分会的委员) 审核修改, 定稿后, 再由郝教授到总会盖章, 18日传真到蕲春县政府, 同时, 委托王剑主任具体联系落实会议的各项事宜, 王剑主任为这次会议的筹办做了大量的工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为这次会议忙碌的人还有很多, 如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赵中振教授也在忙碌, 他从年初开始构思拍摄50集大型科普纪录片《本草纲目》, 3月上旬就起草了第一集《从“艾”出发》的样片文案, 3月18日发给我提意见,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之间反复来回修改达7、8次之多。5月10日健康卫视王晓玲编辑等一行6人的拍摄队伍来到中山, 对我进行专门采访拍摄达数小时, 据说这支队伍还深入到李时珍故乡蕲春乡村采访拍摄10多天时间, 最后还要到香港拍摄杀青。赵教授准备把这个纪录片放在这次药学史会议上首映, 可以说是向纪念李时珍逝世420周年活动献上的一份厚礼。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的1个多月, 9月2日我在中山市中医院牵头成立了“广东省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 由我担任主任委员, 陆惠文、赵中振、曹晖、元四辉、侯连兵、周华、詹若挺、李薇等担任副主任委员, 为了表示我们广东药学史分会对这次会议的祝贺, 以广东省药史分会的名义设计制作了150份精美的“热烈祝贺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的贺折, 贺折上印有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首届成立时的合影照片、历届正副主任委员名单及历届学术会议的情况, 也收载了广东省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的信息及照片, 最珍贵的是找到2003年在澳门发行的中草药邮票小型张“李时珍品尝中草药”配插在贺折上, 显得特别有纪念价值。在湖北蕲春会上分发给每个参会代表, 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

2013年10月24-26日, 由中国药学会主办, 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20周年及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成立30周年暨第十七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研讨会”在李时珍故乡湖北蕲春隆重召开[9]。大会开幕式由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梅全喜主持, 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郝近大致开幕词, 蕲春县人民政府县长赵少莲和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陈兵教授讲话, 蕲春县人大副主任王剑宣读李时珍逝世420周年纪念文。开幕式上试映了由健康卫视摄制的《本草纲目》大型文献纪录片———《从“艾”出发》, 并举行了由梅全喜教授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艾叶的研究与应用》新书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参加本次大会的还有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黄璐琦教授, 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万芳研究员、曹晖研究员,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赵中振教授, 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彭代银教授, 台湾中国医药大学谢云忠教授, 湖南中医药大学李钟文教授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专家学者共140多人。共收到会议论文86篇, 并出版会议论文集。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由香港浸会大学赵中振教授发起的《本草纲目》读书会第11次活动, 参观了李时珍医药集团和参加了第23届李时珍中药材交易会开幕仪式, 参观了李时珍纪念馆及李时珍陵园, 并在李时珍墓前敬献花篮, 共同三鞠躬缅怀医圣李时珍, 追思医圣的丰功伟绩, 继承医圣遗志。研讨会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及愉悦和谐的气氛中取得圆满成功。

药学史分会成立30年来, 为推动药学史本草学的学术研讨与交流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本人离开故乡南下广东也有20年了, 此次返回故乡参加“纪念李时珍逝世420周年及中国药学史分会成立30周年暨第十七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交流会”, 心情无比激动, 特撰此文, 以纪念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30周年。

参考文献

[1]郑金生.首届全国药学史学术会议在湖北蕲春召开[J].药学通报, 1994, 19 (1) :44.

[2]刘衡如, 刘山永, 钱超尘, 等.《本草纲目》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2048-2078.

[3]梅全喜.蕲州药志[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3:1.

[4]梅全喜.艾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1.

[5]梅全喜.纪念葛洪及其药剂学成就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惠州召开[J].中国药学杂志, 1996, 31 (2) :115.

[6]梅全喜.葛洪研究会成立始末及开展的工作[J].中药材, 2003, 26 (Z1) :110-114.

[7]梅全喜, 郝近大, 冉懋雄, 等, 编译.《抱朴子内篇》《肘后备急方》今译[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1.

[8]王治华, 万芳.中国药学会第12届药史本草学术会暨药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J].中华医史杂志, 2004, 34 (1) :62.

篇4：我所经历的当代中国

关键词：色彩表现；张力；视觉冲击

中图分类号：J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47-01

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直都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油画艺术所关注和反映对象。油画作品所选题材相对广泛、呈现出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综观中国油画艺术近些年来的发展动态和“趋向”，艺术作品以“色彩表现”作为一种重要创作形式和手法（在有内容的基础之上）呈渐热趋势。显然，这就说明了从今往后，“色彩表现”极具蓬勃的生命力将不断发展壮大。当然这不是在提倡或“发起”什么所谓的流派，而是阐述和看待当前的客观现象。

我国油画艺术发展至今已有一段历程，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油画作品中，“色彩”体现出了各显神通的非凡“功力”，也是个性与现实完美结合的纽带。可以说，谢东明《乡间生活——黄土高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黄土大地上，身穿白色衣服、头戴草帽、肩扛锄头的一位中年男子，正骑着灰黑的驴赶路；头上，是蔚蓝的广阔天空。作者在这幅画中极力追求的不是细致入微的描摹对象，而是用粗犷、豪放的笔触和简明、概括的色块去塑造出一个典型的黄土高原农民形象。色彩上，鲜活浑厚；笔触上，洒脱有力。这幅油画，形式（取材）简洁而典型，内容丰富上进，极具视觉冲击力地向观众展示了民风淳朴、勤劳踏实的高原人民生活面貌。《蓝色天空》中，杂草状的色线在画面上飘舞；由白、蓝和黑构成的主色块中，它们从下往上依次推移，白和蓝的交界处色块交错重叠，互相穿插，运动的色彩制造出了强有力的视觉冲击。

在这方面，张京生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油画家。他的大多数作品，善于捕捉物像的色彩，加以主观色彩，进一步提炼和升华精神色彩；另一个特点，作品中色块显现得很有有张力。在《有很多红花的阳台》这幅油画作品中，主体物用色非常凝重纯粹——大红色的花朵、白色瓷花瓶以及桌子边沿部分。整幅画色彩对比强烈，着眼点色彩高纯度，鲜亮活跃，相益得彰！另一个构成元素——笔触，大多以方块形状为主，互相衔接和穿插。因为这两种元素构成的张力，是其作品给予人运动感和力量感，传递色彩信息而形成视觉冲击的直接原因。张京生他本人也这样说过：“我的油画重色彩的表现，因为色彩感受是人们最为普遍的审美形式，最能牵动人们的情感。丰富的色彩表达能力是油画材料的独有专利。”“我的油画重强的力度。美加入‘欢娱’一不留神会滑向低谷；美加入‘忧伤’或许能让人们感动；而美加上‘力量’就有可能达到一种完美。强的力度是油画样式的长项专利。”另一幅作品《阳光明媚》，则充分体现出了光色运动：花草、酒杯器物等都大放异彩；画面色彩绚丽、五彩缤纷：金黄、翠绿、橙红、雪亮、紫蓝……她们在流动，在跳跃，在炫耀。慢慢地欣赏着，不知不觉中，已经被那斑斓的世界所陶醉和牵引，我们在画中游览观赏，流连忘返。如果说《有很多红花的阳台》是色彩与力量的完美结合，《阳光明媚》是色彩与阳光的交互生辉，那么《傍晚的商店》则是色彩与灯光的安静糅合——商店一楼亮着暖和的霓虹灯里边，惬意的橙红和棕黄洋溢着温馨；而二楼，银白的窗台透出几分柔和的暖色使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详；门外表和几根柱子发出白亮的信号。

王克举先生认为“含糊不清的色彩关系，就像说不明白的话一样没有感染力”，他擅长用小块面积的、对比层次强烈的色块来改变并形成画面节奏。将强烈明亮的色块与粗犷浓重的色彩交织辉映，交相穿插，使色彩关系具有交响乐般的力度，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视觉冲击语言。许多画面用笔很拙，没有张扬的笔触，色彩于沉稳之间有跳跃，尤其在被王克举称为“画眼”的位置，形色都表现出特有的精致与厚重，刻画入微，与抽象简约的整体画面形成强烈对比，形成了有机的画面节奏。王克举使用油画颜料在画面上表现出了与国画里的“墨分五色”相类似的微差，足见他对色彩娴熟的驾驭能力。如《鱼后》、《春意萌动》等，近乎平涂且充满微妙变化的色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如平剪纸般抽象，样式化了的形状极具表现主义的气氛。

张力，本是源于物理力学概念的学术名。这里，我们为了形象地阐述油画中的色彩表现及其所具有的视觉效应，而引用了“张力”这个词眼。那么，油画中的色彩表现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张力”呢？我认为，张力它是由色彩构成原理（如冷暖、对比关系等）和绘画手法层面（如材料、笔触等）两大因素组成的。直观地说，高纯度和对比强烈的色彩和采用极具表现力的笔触这两方面同时具备便形成了张力。起码这是基本的。当然其中油画的内容和题材是有选择性的，而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用张力的色彩来描绘。

视觉冲击，可以说它和张力是一对孪生兄弟。张力是形成视觉冲击的根本原因，而视觉冲击是张力体现的直接结果。顾名思义，“视觉冲击”单从外在人们的视觉感官效应，且先不掺杂对象的内容形式来看，“视觉”的对象定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那种冲击力刺激着敏感的神经细胞！何谓“冲击”呢？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现象呢？这又得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首先，客观实在的物象——一幅我们所认为的成功的油画作品摆在人们的眼前，当人看到后，这幅作品便与人的视神经产生相互作用，再经过大脑的识别，最后认知眼前的图象很“精彩”、“好看”，这个结果，就是物象对视觉产生“冲击”的结果。总之，我们是这样按常理来理解视觉冲击的。

色彩的主观性表现，在多数情况下因为运用了“张力手法”而形成了视觉冲击效应，这应该是色彩表现原始的涵义；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张力和视觉冲击的主要原因及意义。

参考文献：

[1]叶云龙〈〈对油画主观性色彩的再认识〉〉节选，第43、44页

篇5：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是一九六三年考入大学的，学制是五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不要说主动与被动，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洪流中，我们当然不能幸免。

从一九**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大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官秘史》是最先被批评的对象。接下来就是什么“覆舟之感”的《桃花扇》和《谢瑶环》。还有《李慧娘》，是个鬼戏。在课堂上老师先给讲一下，然后看电影或电影剧本，接着就是课外讨论。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根据自己领会的加上自己的看法，大家有时争论个面红耳赤。那时的依据主要是用马列主义文艺的理论和辩证唯物史观，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一切历史现象，古代文学作品和古代作家。具体说是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尺度去衡量。结果基本完全否定，得到肯定的极少。后来，就开始学习姚文之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结尾的几句诗“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烟烧”和毛泽东的“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的批语，我们真觉得《海瑞罢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到了一九六五年，刚过春节，我们就被指定到呼兰县康金井。说这次是面上社教，和点上社教不同。点上社教的指导文件是《前十条》，我们这次指导文件是《二十三条》，提出的口号是“三同四清”。我们先是坐大汽车到呼兰县集中，学文件，然后是分别下去。我被分到康金新农大队。全县算一个总团，每个公社是一个分团，总团是省里派干部担任，分团由总团确定领导，一般由县级干部和院校领导担任。分团下设工作队一般是20人左右。工作队的队长一般是从外市县抽调的公社干部担任。我们新农工作队长是阿城县巨源公社的社长杨学武，指导员是阿城县供销社主任赵国志。我是当了个工作组付组长。其它的工作队员有同学肖同舟，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钢铁学院”教师蒋仁宾，还有另一名教师，两个学员，一个叫姜学武，一个姓张。还有阿城县的两个干部都姓赵，一个叫赵跃先，还有法院干部副院长王金凯，还有一个姓赵的。另外还有从社教中培养的积极分子，一个男的叫王金才，还有三个女孩子。有一个叫吴雅芹一个叫赵桂芹，还有一个。另外有黑大两个教工，一个是印刷厂的刘仁兴，另一个是俄语专家卢康华，他当时戴着“右派”帽子。

我们的社教到八月份就有点不热烈了。因为传说什么省委秘书长邹问轩自杀了，什么“二十三条”站不住脚了。当然我们也学习了《五·一六通知》等关于“文化大革命”文件。到了九月份，就接到了回校闹革命的通知。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就返回了学校。回学校之后，学校的领导告诉我们，不要急，要好好看一下，或者到外面再看一看，允许大串连，而且外出既不用出旅费，也不用花住宿费。同学们纷纷外出串连，我们也抱着对北京的向往，对毛主席的向往，匆匆地赶往北京。

到了北京，北京是“三多”，即红卫兵多，传单多，大字报多。但是北京的学生并不欢迎我们。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外地来京游山玩水的混蛋们滚回去”。后来周总理讲话了。说是外地来京的青年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到北京来看看也是应该的。说毛主席最近要接见红卫兵，外地学生也在接见之列。我们等待看看毛主席。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学校住，那里专门有人给我们做饭。我们是参加第四次接见，那次接见是坐汽车接见，我们排在队伍中但不知队排了多长。反正旁边有搭起帐篷的救护站，怕谁一时激动出病来。当一列车队呼啸而过，我隐约看见了毛主席壮实的身影和满面红光。接见完了，我们又前往武汉，到那里去取经。在武汉住的是武汉大学，从《春满珞珈山》这本书上，我们知道了武汉大学很美。那时，我们正赶上武汉大学批判中文系教授苏者聪。听不清都说的是什么，只听见“打倒苏者聪！”的口号很响。第二天，我们便上长江大桥去观光，到桥头的龟山，蛇山绕了一圈，然后又去了黄鹤楼。才三天便从汉阳乘轮船“东方红三号”到了上海。轮船在长江上航行了三天三夜。同船的还有武汉外交学院的二十多位学生，还有零零散散的其它院校学生。当时成立了船上的红卫兵指挥部，船上给倒出来一个二等舱当办公室。主要是在船上讲演，发动群众“造反”。另外就是清查船上的“黑五类”，查出来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了上海，下船被安排在江湾五角场。除了外滩和虹口公园，觉得上海气氛不浓，于是乘车相继去了杭州和广州。到杭州，主要是逛西湖。断桥和锁澜桥印象最深。而广州印象最深的当属越秀和黄花岗。到底还是惦记学校，于十二月中旬赶回了哈尔滨。(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这回学校可变样了。两个派，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八八派”。造反派的派歌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八八派”的派歌是“拿起笔杆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动手，文化革命当闯将。”两派虽然都拥护“造反有理”的口号，但造反派强调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强调的是“爆烈行动”，“八八派”强调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坚持主张强调什么都得注意政策。“造反派”的主要成员是敢冲敢闯的，敢斗敢干的，平时受压抑的，看问题执着的；“八八派”相反是一些比较冷静的，愿意多想想的，平时很要求积极上进的，做事很懂慎重的，“八八派”和校系领导一般关系都比较好，“造反派”对校系领导一般都有些意见；“造反派”主张揪一揪，烧一烧，斗一斗，没啥不好。“八八派“主张乱揪乱斗会伤害干部；这样就形成了明鲜的对立。我觉得两派都有理。可是，我看到党政干部被揪被斗心里不舒服。何况我认为”人非圣贤“，我爸爸当日本劳工被救回来没死是共产党救了他，并且我爸爸在一九四七年当过区上的武装部长。我看造反派那些人不顺眼，看那些人中平时调皮捣蛋，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所以我参加了八八派。但我没能成为八八团成员，只是一个外围。斗争到后来白热化，两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激烈，最终学校的造反派头头张连科和八八派头头刘怀直接辩论，然后“八八派”垮了。他的垮台我明白了，“八八派”那一套不合时宜，不占优势，不符合党和毛主席的要求。“八八派”垮台后，被打入了“三军一团一队”，特别是“红旗军”被打入反动组织。被采取了极端手段。骨干成员被抓了一些人。紧接着全省夺权斗争开始。我校的张连科在全省造反派大会上宣布夺权，成立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张连科指示第一任委员会主任范正美要定期向红卫兵汇报工作，范正美是当时哈师院的学生。黑龙江大学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是于天放。那时的三军是“红旗军、光复军、战备军”，一团是“八八团”，一队是赤卫队。“红旗军”强调的是红旗，“荣复军”也叫“光复军”，是光荣复员退伍的意思，战备军是一些预备役的一些人，总之这“三军”跟军人有关。

“八八派”垮台后，在经过徘徊和思索后，开始向造反派靠拢。但是不久，因为炮轰省革委会副主任赵去非，黑龙江又陷入了“山上派”和“山下派”的斗争之中。

文化大革命在哈尔滨是闹的挺凶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像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林彪的女儿林小林，贺龙的孩子贺鹏飞，还有好多，像哈军工的原造反派头头严丽梅，杜美屏，据说都有一些背景。所以出了炮轰派开始，哈军工，哈工大，黑大都闹的挺凶。

炮轰是从黑大开始的。刚开始是原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张绍礼迠立了一个“炮轰赵去非联络站，简称炮联站，逐渐造成了全市之势。最后形成了以哈军工的边世军为总头头一派势力。而相对应的是以陈造反、刘俊业为头头的捍联总。张绍礼最初被抓进监狱，激起了炮派的反弹。这种对立马上演变成全省两大势力的斗争。捍联总打出的旗号是“捍卫革命委员会是反炮轰的，也称山下派。而炮轰派以“重上井冈山”而不怕艰险，继续揪斗，所以，成为炮派或山上派。最后演变成武斗。两派斗争含有一定的军事成份，各派都有专门的武斗队和情报部门。例如“过大江”是情报部门，“驱虎豹”是武力斗争部门。到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时，这种斗争仍未停止。激烈的时候甚至动用了坦克和枪支。最后，捍联总采用武力强攻哈建工和哈一机厂。攻哈一机时，是用炸药炸开楼的一角，炸之前喊话动员，并告诉炮派往哪边躲，炸开后人员冲入，占领全楼。这两派斗争最后由周总理主持谈判达成了协议。实际上炮派失败，捍联总胜利了。因为“革命委员会好”是毛主席明确指出来的，捍联总捍卫的是“三结合”，就是保卫革委会，所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复课闹革命”其实也没复什么课。记得那时主要是研究毛主席诗词。原来全班分成两派，炮派那部分起名叫“鲁迅战斗队”，捍派则起名“莽昆仑”战斗队。复课也没复到一起，到了一九六八年底，中央下令，六二年级、六三年级、**年级三届毕业生不毕业离校。仅剩六五年级留了一段，到一九六九年也离校毕业了。

从大革命刚开始，有的人就自杀了。大约是在思想上受了刺激，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黑大最先自杀的是一个外语系女生曹凤芹跳楼，后来又有副校长王树本自杀。三结合之后，又有于天放自杀。有的人则是在武斗中死亡。例如农学院土地规划系学生赵汉明在两派斗争的冲突中被俘虏，被痛打之后被用棉被包着从四楼扔下摔死。他是捍联总的人，是被追为“烈士”，埋进了烈士陵园，后又被清理出来。

篇6：我所经历的一次考试

上了六年级，身体机器最灵的就要数肠胃了。

早晨明明吃了两碗稀粥，才过了两节课，肚子又唱起了“空城计”。要是换了平时，我早就从抽屉里摸出几片饼干，偷偷地往嘴里“运输”了，可是，现在是考试。老师打过招呼：“课间就不休息了，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偷视邻桌，皱着眉头咽口水者有之，懒洋洋开小差者有之。“我辈乃堂堂中华血性男儿，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暗地里“丁零零咕隆”上课铃响了，还有一节课的时间呢，一定要顶住。可不争气的肚子却不听使唤，咕95赜窒朐旆戳恕N抑痪醯镁拖裼幸欢阉菖菡瓤趾蟮卮映氐准飞纤妫缓罅芽炖镆丫觥肮印绷耍罢娑恕绷恕N腋辖粝蛩闹芡送购茫蝗朔⑾帧N仪崴傻牡厥媪艘豢谄赝分洌纯醇趵鲜φ谟镁璧哪抗庋彩铀闹埽壹泵β裣峦纷髭に伎嘞胱础

几乎是无意识的，我的手触到了抽屉里的.那一包“闲趣”饼干，人立刻像触电一样，浑身上下都有了反映，什么数字、符号都不复存在满脑子都是饼干、饼干咕隆我分明听到肚子对嘴的埋怨：“最老兄，你真没良心。”不知么的，我突然想到了老鼠，想到了老鼠偷食的猥琐样。“啪”，我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再么也不能学老鼠呀!”“

咕咚”，随着一口唾沫的咽下，肚子里似乎舒服了些。

对了，试试紧紧裤带子，看看能不能减轻我的痛苦?我将皮带又扣紧了一段。“好像咕隆舒服多了，一定是的”。我正尽力地安慰自己，那肚子又叫了起来—――咕隆咕隆。我瘫软在桌子上，咦，数学试卷上的数字么跳起来了?那是6，还是9?

“老师，我要小便。”一位女同学举起手向老师示意。王老师点头同意了。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偷偷将饼干塞进裤袋。“老师，我要大便。”我举起了手，王老师同样答应了。我站起了身子，溜出了教室。一下楼梯，我便迫不及待地撕开饼干地袋口，三下五除二，一袋饼干下了肚。“舒服死了……”我感到就像吃了山珍海味那样香甜。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