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莫言小说读后感作文

《蛙》莫言小说读后感作文（通用9篇）

篇1：《蛙》莫言小说读后感作文

近期读了莫言先生的《蛙》。虽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奖是的事情了，但是对我而言，《蛙》是我读的莫言先生的第一本作品。

这本书由两大结构组成，前面部门是以书信的方式展开的，最后通过话剧剧本的形式进行了升华。通过讲述人“万小跑”以书信的形式，讲述自己和姑姑“万心”的故事。故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人多力量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时期。以姑姑“万心”这个乡村医生在不同时期，做的事情，记录了计划生育下，高密乡村的生活场景，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吧。

书中，姑姑的一生坎坷起伏。作为烈士子女，白求恩医生徒弟的孩子，姑姑是骄傲的，甚至当时与国民党的飞机师谈恋爱;飞机师架机逃到台湾，姑姑被怀疑，恸哭之后划清界限，回到医生岗位，为周围乡村孕妇接生;革命，被人批斗，无端栽赃，坚持了下来;听国家号召的医生，从一个为村里人接生，“送子娘娘”存在一般的人，转而变成了一个“围追堵截”偷生妇女的“活阎王”;原本用来接生的双手，却也拿走了两千多孩子的生命，也导致向王仁美、王胆等人的难产而死。她有错吗?响应国家政策，认真执行，对于不理解的乡亲，痛心疾首告诉他们控制人口的好处，不要偷生，这有什么错?她没错吗?王仁美的死、张拳老婆的死，陈鼻老婆的死，为了一个生命，赔上一条命，如果没错，为什么姑姑在晚年家里捏了那么多的泥娃娃，并且记得每一只娃娃投生到谁的家里呢?是真的精神错乱，亦或是执念这样想着好减轻自己的痛苦呢。正如莫言先生所写“娃娃娲哇，声声令我泪欲下。姑姑孤苦，心中之事对谁语?”

在我小的时候，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较为严格的阶段，只是听大人偶尔说起来过，说的无非就是“只生一个”、“多生罚款”之类的，再细节的内容，其实并不了解，也没有去主动了解过。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真正成为了历史。《蛙》让我第一次能够了解到计划生育阶段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平实而生动的描述，像一幅画卷徐徐拉开。读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带入到书中的情境中去，看的很过瘾，喜欢姑姑泼辣的性格，若不是这样的性格，怎能把现代的生育方法带到乡村，识破那些糊弄人的接生婆。但是也是这种性格，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不留情面，不讲人情，带走了两千多孩子的生命。有时候也为里面的人物揪心，为了生下孩子，躲地窖，藏船里，跳河里，就算房子推倒也要躲……，而等放下书的那刻，脑中一片茫然，张张嘴竟不知道要说什么。总会在想，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真的有书中所描述的场景吗，是妖魔化了还是事实如此?

读完整本书，心情很沉重，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一种无力感，没有办法去说谁对谁错。何况，细想现在，已经“放开二胎”了，但是生育率和结婚率仍然下滑，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阶段，人们偷着生、罚着生。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面临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于计划生育了解太少，没有什么见解或思考。但这本书真的值得推荐，去更好的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蛙》莫言小说读后感作文

篇2：《蛙》莫言小说读后感作文

我喜欢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因为不了解农村生活，因为往上数几辈我们都来自农村，或许还因为我向往着一种纯真和质朴。小时候由于被标题吸引，看了“丰乳肥臀”，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内容。长大些看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却只记得黑娃和他的老婆，到电影上映后又拿出书温习了一下，深深被作者对白鹿两家的人物刻画和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所吸引。前几年唯一追了一部大陆的连续剧就是“闯关东”，作为电视剧无可挑剔，可是比起白鹿原，其人物多了一份英雄传奇色彩，却少了许多对平常个性在特定时代背景里面转变升华的描述。老婆坐月子时，我用手机看完了较为冷门的“填四川”，文笔一般，故事有些拖拉。最近看的贾平凹的“老生”构思独特，故事精彩，之后会单独撰文评论。

从西北转到四川再转回山东，描述的故事背景都有些相似，除了“填四川”讲述的是清朝福建移民入川的故事之外，其它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的时间跨度基本从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蛙”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从三年自然灾害到现代的故事，主要人物的年龄和我父母相仿，出生在 53 到 55 年。其真正的主人公，姑姑，生于 1937 年。

姑姑的一生自然是故事的主线，从一个抗战时被日军囚禁，却吃喝无虑毫无畏惧的大胆女孩，到 50 年代痛打接生婆成为整个东北乡第一个妇产科医生，再到 60 年代在鼓励生育的政策下造就的辉煌，莫言刻画的是一个漂亮聪明，有个性有主见有天赋的女医生形象。可是好景不长，从婚恋的失败开始，笔锋如当时的政策一般急转，姑姑经历了革命的迫害，期间坚贞不屈，头皮被拉下也不愿意向红卫兵低头。革命结束后便成为了捍卫人口政策的极端勇士，铁面无私，六亲不认，麻木不仁，连自己亲侄子的孩子都要打掉。农村里的白衣天使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了杀人魔头。晚年的姑姑生活在表面的荣耀和心灵的赎罪中，作者多次写道，姑姑若换成男的，若生长在战争年代，那是一代将才。其实，若生在当代，她或许可以是引领医学发展的一代伟人。可是，人终究是时代的产物。

书中姑姑的亲侄子，以第一人称叙述整个故事的蝌蚪的成长和心路历程是另一条主线。蝌蚪的个性和姑姑恰恰相反，懦弱无主见，不敢争取自己喜欢的女人王仁美，却是王自己放弃了相对“猥琐”却背景更好的未婚夫选择了“我”。王怀了二胎被姑姑强逼堕胎导致母子双亡的悲剧也是蝌蚪不敢担当，害怕事业受阻直接导致。之后对军旅生涯怀恨但一旦有晋升机会就马上选择继续留在军队，对二婚妻子小狮子长相嫌弃，但在姑姑做主下，不顾发小对小狮子的喜爱横刀夺爱，毅然成婚;去北京工作生活，取得一定成绩后，由于北京人的排外而选择回乡，在家乡，竟然也顶不住当地一个小孩流氓和其母亲阿姨的攻击，被追的屁滚尿流。

小说最后用蝌蚪在知天命之年借发小之女代产喜得贵子的故事达到高潮，并在小说中加入话剧剧本的描述方式，把陈鼻一家的悲剧升华，把蝌蚪和众多在这个没有道德是非只有党的教导政策下长大的行尸走肉们的麻木和自私升华，也给姑姑传奇的一生画上了一个疯癫的句号，烘托了“蛙”的主题。

篇3：莫言小说《蛙》的叙事伦理

一.故事伦理:生育政治背后的存在困境

莫言说, 小说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2) 他选择生育问题为题材, 无疑是击中了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软肋。试问有哪一个当代中国人, 没有受到过生育政治的困扰?1949年之前,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民间生育道德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此后的十多年间, 由于百废待兴和经济困难, 劳动力需求相对旺盛, 这种传统的民间生育道德得以延续甚至还受到某种程度的鼓励。但60年代中期以后, 国家开始意识到人口增长过快的严重后果, 于是转而倡导一种有计划有节制的生育伦理。“文革”结束后, 这种倡导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加以强制推行。由于与多子多福的民间道德反差巨大, 国家意志在推行中受到了来自民间的强烈质疑和激烈反抗, 而民间的质疑与反抗又逼使国家意志不得不采取更为激烈和强硬的手段。这种你死我活的冲突与博弈, 几十年来造成不少人间悲剧, 构成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甚至不无惨烈的生育政治景观。

《蛙》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 它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生育政治的历史变迁及其所夹杂的血泪和伤痛。小说由五部分构成, 反映了中国生育政治的三个时代:第一部分为20世纪50、60年代, 这是计生政策尚未实行的时代, 民间道德要求多生, 国家意志也鼓励多生, 因此二者相安无事甚至显得其乐融融;第二、三部分为60年代中期之后, 重心是80年代, 这是计生政策由倡导到强制执行的时代, 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之间发生激烈对抗, 因而出现了耿秀莲、王仁美、王胆之死的人间悲剧;第四、五部分的故事属于90年代中期以后, 经济的繁荣和民间财富的聚集, 从内部掏空或者说松弛了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的紧张关系。正如小说中那位年轻的筏工扁头所说, 这是一个“有钱的罚着生, 没钱的偷着生, 当官的让二奶生”的时代。就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下, 国家意志与传统道德坚持着各自的立场并和平共存。

形象勾勒和展示60年来中国生育政治中国家和民间这两种道德观念的博弈, 及其从和谐共处到激烈对抗、再到暧昧共存的历史变迁, 确实是小说《蛙》的一大贡献, 因为它填补了当代小说创作的一大空白。但这仅仅只是小说故事伦理的表层部分。莫言曾说, 一个作家, “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作家, 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 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 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 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 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 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 (3) 那么, 具体到《蛙》来说, 它所要达到的“哲学高度”究竟是什么?它关注了哪些“人类感情的变异和类理性的迷失”?它又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的呢?

这得从故事的主人公姑姑说起。与60年来中国生育政治的变迁相应, 姑姑一生的命运遭际和心路历程也曾发生多次变化。20世纪50、60年代, 姑姑作为英雄的后代接受了新法接生的培训, 变成了一个现代妇产科医生, 并因精湛的接生技术, 受到民间的广泛欢迎。计生政策推行之后, 姑姑成为计生部门的负责人, 在抓捕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等人流产的过程中, 姑姑以国家意志代言人的身份自居, 并体现出国家意志不容挑战的威严、霸道乃至野蛮和冷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姑姑退休并嫁给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 终日沉浸在对过往激烈行为的价值迷惘之中, 变成一个被罪感纠缠并试图自我救赎的人。姑姑的不同身份和形象, 表征着不同的生育和生命态度:民间英雄身份, 意味着她身上具有民间道德的眼光;现代妇产科医生, 象征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立场;计生部门负责人, 则是国家意志的形象体现;嫁给泥塑艺人郝大手, 表明她对诗意世界充满向往。

若借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 可将姑姑不同身份所代表的生育态度视作四种符号素, 并组成一个意义矩阵 (4) 。矩阵上边是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 一个主张少生, 一个主张多生, 处于明显对立地位, 但二者均以功利眼光看待生育———前者着眼整体民族利益, 后者看重个体的传宗接代。与之相对的是矩阵下边的精英意识和诗意世界, 强调生育是人性而非功利之事, 应从人性角度予以尊重。但精英意识除了从人性角度看待生育之外, 也常常从理性角度看待生育, 这使它与强调理性控制人口的国家意志具有相通之处, 因而共同组成矩阵的左边。矩阵右边, 则是主张从自然角度看待生育的民间道德和诗意世界———在诗意世界中, 生育和生命都是自然现象, 不必刻意追求;至于民间道德, 它对国家意志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一种自然化生育权利的争取和维护。这样, 姑姑身上所具有的四种生育态度, 就形成了两根伦理轴线:纵向是功利/人性轴, 是功利伦理向人性伦理的过渡;横向是理性/自然轴, 是理性伦理往自然伦理的转变。具体图示如下:

如此说来, 姑姑就并非故事表层所显示的那样, 仅承受着来自国家意志和民间道德两种力量的拉扯, 而是经受着纵横两根轴线中四个方向伦理观念的撕裂。当然, 姑姑在小说中所承受的拉扯和撕裂, 主要表现为一种历时性的自我否定而非共时的心理存在:早年是民间道德和精英意识的自觉承担者, 但成为计生干部后则站到了民间道德的对立面, 自觉地充当起国家意志的代言人, 晚年又对自己过往的身份产生怀疑, 因而皈依了自然、人性的诗意世界。这种处理多少削弱了姑姑这个形象本来所可能具有的心理深度和感人力量, 因为某一阶段单一观念的主导使得姑姑的个性自始至终都显得非常单纯。但也正是这种处理, 使得姑姑的形象带上了某种挥之不去的悲剧和哲学意味:一个以追求进步而不断自我否定的人, 到头来却陷入了无尽的价值迷惘和困惑之中,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生命的无奈和悲哀。

这种生命的无奈和悲哀, 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共时性关系上有着更为清晰和完整的呈现。故事中那些出没于高密东北乡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其实都是姑姑身上某一伦理观念的形象体现。如小狮子在与“我”结婚之前作为姑姑的助手, 显然是功利理性主义国家意志的化身。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参与者的“我”, 无疑是理性和人性的精英意识的体现。郝大手与秦河, 则象征着一个自然人性的诗意世界。至于张拳、耿秀莲、陈鼻、王脚、王胆、王仁美等更多的人物, 则是自然、功利的民间道德的主要承载者。这些人物的观念, 自始至终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且每一种观念的代表者, 几乎都受到来自其它几个方向的伦理力量的牵制和拉扯, 感到无法动弹的悲哀和被撕裂的疼痛。比如“我”, 既受着国家意志的牵制, 因此把妻子王仁美送进了地狱, 又受着民间道德的拉扯, 因此接受了陈眉代孕的事实, 更受着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制约, 因而只能在人格的撕裂中不断痛苦地自责。

这样, 通过姑姑历时性的身份变更和其他人物共时性的关系结构所呈现出来的, 就不是简单的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的二元对立, 而是个体人生在功利伦理和人性伦理、理性伦理和自然伦理之间矛盾徘徊并不断被撕裂的状态, 这使得小说的故事伦理显然远远超越了单纯生育政治的探讨, 而具有了关怀整体存在及其困境的哲学高度。因为理性伦理和自然伦理的激烈冲突、功利伦理和人性伦理的互为纠缠, 也正是当代中国乃至整个当下人类的共同处境。

二.叙述伦理:罪感、忏悔与救赎

从叙述角度来看, 《蛙》最明显的特点无疑是采用了书信体形式。小说五个部分, 其实也就是叙述者“我”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书信体小说的黄金时代是18世纪的欧洲, 英国作家理查森的几乎全部小说都是用书信体完成的, 法国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书信体。但到19世纪, 这种体式便衰落了, “五四”后曾在中国有所发展,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莫言曾经说:“我不愿四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 当然有也不愿搞一些过分前卫、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找到巧妙的、精致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事视角有关, 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 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 实际上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叙述天地。” (5) 一个叙述意识如此清醒和自觉的作家, 选择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的方式, 肯定有他的用意。

小说中的五封信, 是“我”应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要求而写的。他要“我”将“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收集起来寄给他。每一封信开头, 在有关姑姑的故事展开之前都有一段“我”如何收集姑姑的材料以及对杉谷义人回信内容的一些评论。而在讲述姑姑故事的过程中, “我”不仅自始至终是姑姑故事的叙述者, 而且也是姑姑故事的参与者。这种叙述安排, 使得整个小说至少包含了三个序列的故事。核心序列当然是“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 但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序列:一是通信的故事, 也就是“我”或者说剧作家蝌蚪给日本人杉木写信的事;二是作为姑姑故事见证者的“我”以及“我”同辈们的故事。连接这三个故事序列的直接因素自然是生育:核心故事的主人公姑姑, 作为乡村妇产科医生, 一辈子都在跟生育打交道, 她的历史, 就是一部半个世纪的中国生育史;而杉谷义人正是对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身上所牵连到的生育故事感兴趣, 因此才让我收集有关她的材料给他, 而这正是通信故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至于“我”以及“我”的同辈们则是生育政策的当事人, 一辈子的命运起伏与生育问题息息相关。

三个序列的故事之间, 设若仅仅只是因为题材的关联而组接在一起, 那这并非一部高明的小说。一部好的小说, 各个故事之间除了题材的相关之外, 更应该有主题精神上的联系与呼应。那么, 《蛙》中是否有这种主题精神上的联系呢?显然是存在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是, 这五封信的收信对象是日本人, 一个侵华军官的儿子。跳出小说文本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 围绕二战中日本人的侵华行为而展开的道德博弈, 自二战结束至今从未停止过。许多侵华战争的当事人及其后裔迄今拒绝承认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并进行相应的反省。但小说中的杉谷义人, 却为父亲当年的行为谢罪。这点让写信者“我”表示非常感佩。“您的这种担当精神虽然让我们感到心疼, 但我们知道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如果人人能清醒地反思历史, 反省自我, 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笔者认为, 这个在通信故事中无意间提到的有关罪感及其忏悔的故事, 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 它是理解其他两个故事的指南, 也是照亮整个小说叙述伦理的一盏灯。

姑姑的故事有如前述, 她从民间道德和精英意识出发, 然后站到了民间道德的对立面, 而成为国家意志的自觉代言人和坚定执行者。但到晚年, 她在一次意外的惊吓之后却对自己的过往行为产生了怀疑。“进入晚年后, 姑姑一直认为自己有罪, 不但有罪, 而且罪大恶极, 不可救赎。我以为姑姑责己太过, 那个时代, 换上任何一个人, 也未必能比她做得更好。姑姑哀伤地说, 你不懂……”这种清醒的罪感和忏悔意识, 与通信故事中杉谷义人勇敢地承担精神属于同一性质。至于“我”的故事, 其核心主旨依然是罪感与忏悔。“我”为了个人前途, 致使妻子王仁美流产而死, 为了小狮子, “我”没有坚决阻止陈眉代孕“我”的孩子, 这都让我感到罪孽深重。“但现在, 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 我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所谓‘前途’, 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 不过是自我安慰。这跟姑姑制作泥娃娃的想法是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 都是不可替代的。”

也就是说, 连接三个故事的, 表面是生育, 骨子里却是罪感意识和忏悔精神。这三个故事中的罪感和忏悔, 在文本中互相参照、呼应, 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和复调关系, 使得整个小说在叙述上俨然一曲罪感和忏悔的三重奏。值得指出的是, 这种罪感意识和忏悔精神除了通过故事中人物自身的行为体现出来———如姑姑嫁给郝大手并不断制作泥娃娃的行为, 更多的是通过叙述者干预表现出来的。叙述者干预是指叙述者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小说写作本身所进行的直接议论和评价。这种干预在以“显示”为目标的现代小说中并不明显, 但在以“讲述”为特点的古典小说中却表现得特别普遍和突出。 (6) 书信体作为一种古典小说体式, 为叙述者的干预创造了极大地便利和自由。这种体式中, 叙述者可以随时打断故事进程, 直接发表他对所叙述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和评价, 而不会破坏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书信中跟写信对象进行意见和看法的交流本来就是非常自然之事。正是借助书信体的这种特点, 小说《蛙》的叙述者将三个故事序列的核心题旨——“罪感意识和忏悔精神”自由而又自然地揭示了出来。

被罪感纠缠的灵魂, 除了忏悔, 也必然要寻求解脱与救赎。如何救赎呢?通信故事中的杉谷义人, 因为并非侵华战争的当事人, 他能为父辈的过错谢罪并表示反省就已经足够了。但对姑姑和“我”来说, 仅仅具有罪感和忏悔显然是不够的, 因为罪感丝毫不能减轻过往罪孽, 忏悔也丝毫不能改变既成事实。小说通过叙述, 为姑姑和“我”各自指出了一条救赎和解脱之路。姑姑的救赎之道是皈依诗意世界。她嫁给民间艺人郝大手之后, 通过郝大手的技艺将被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 一一再现出来, 并对之焚香跪拜。“这些孩子, 个个都有姓名。我让他们在这里集合, 在这里享受我的供奉, 等他们得了灵性, 便会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投胎降生。”“我”的救赎之道是写作。“至于我自己, 确实是想用这种向您诉说的方式, 忏悔自己犯下的罪, 并希望能找到一种减轻罪过的方法。您的安慰和开导, 使我心中豁亮了许多。既然写作能赎罪, 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既然真诚的写作才能赎罪, 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诚。”

但诗意世界和写作是否真正能够赎罪, 真正能使被罪感纠缠的灵魂得到解脱呢?小说给出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某种意义上, 小狮子不过是姑姑形象的青春版化身, 她作为姑姑的助手不仅引流过不少婴儿, 而且也是使我前妻流产致死的当事人之一, 她嫁给“我”后总想为“我”生个儿子并对生养小孩生出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这种痴迷与姑姑不断制作泥塑娃娃并对之焚香跪拜一样, 并非对民间道德的皈依, 而是赎罪式的自我救赎。终因自己无法生养, 最后她找了代孕公司的陈眉进行代孕。而姑姑也因为曾欠了“我”一条命, 欣然为陈眉接生, 并与代孕公司的人员一起骗了陈眉, 致使陈眉发了疯。也就是说, 姑姑和小狮子在罪感纠缠下的自我救赎, 却造成了更大的伦理伤害。这不啻于宣布所谓救赎, 其实是不存在的。至于“我”, “原本以为, 写作可以成为赎罪的方式, 但剧本完成后, 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 也是最后一封信, 主要内容是“我”写的一部以姑姑为原型的戏剧。在这部戏剧的末尾, 有一场极富象征意味的再生仪式。自感罪孽深重的姑姑拿着一段绳子上吊, 被蝌蚪救了下来。姑姑问“我死过了吗”, 蝌蚪说“可以这样理解, 但像您这样的人是不死的”, 姑姑于是感到一阵再生的狂喜:“这么说, 我再生了”, 然后是一段俨然真正重生之后语调轻松的谈话。但这与其说是对真正救赎之路的启示, 不如说是对真正救赎之路到底在哪的困惑。因为一场不成功的自杀就可以摆脱罪感并得到救赎, 谁都知道只能是“戏剧”这类艺术世界里才可能发生的事。那么, “沾到手上的血, 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 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小说没有回答也无需回答。作为小说, 写出救赎的姿态和困境, 就已经足够了。

梦醒了, 却无路可走, 这是五四后许多作家作品常写的道德和伦理困境。在某种意义上, 这不正是小说《蛙》通过书信体叙事和在小说中揉进戏剧这种跨文体叙事所要出示的重要叙述伦理内涵吗?杉谷义人、姑姑和“我”, 甚至小狮子, 都在罪感的纠缠下忏悔并努力寻找着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救赎之道。但与五四文学极力强调“无路可走”的悲怆相比, 《蛙》更加强调“梦醒”本身的价值和可贵。毕竟, 有些罪恶是由时代造成的, 非个人所能左右, 我们能左右的仅仅是自己的灵魂和反省的姿态。罪感虽并不必然指向救赎, 但至少可以获得些许的宁静, 忏悔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解脱, 但起码可以赢得片刻的轻松!

摘要：莫言小说《蛙》在故事题材上的拓荒性开掘和叙述形式上的复古式实验, 都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 而是蕴含着深广的叙事伦理内涵。小说通过姑姑历时性的身份变更和其他人物共时性的关系结构所呈现出来的故事伦理, 远远超越了单纯生育政治的探讨, 而具有了关怀整体存在及其道德困境的哲学高度。在叙述伦理上则通过书信体叙事和在小说中揉进戏剧的跨文体方式, 巧妙表达出了罪感、忏悔及其救赎的内在关系, 表现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当代中国伦理问题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和对现代性伦理困境及其救赎可能的独到思考。

关键词：《蛙》,生育政治,罪感,困境,叙事伦理

参考文献

①刘郁琪:《“叙事学新发展”还是“伦理批评新道路”——叙事伦理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 《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

②傅小平:《莫言: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文学报》2009年12月17日。

③莫言:《我的<丰乳肥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扬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59页。

④格雷马斯叙事分析的关键, 就是要在有意义的现象下找到构成意义的微观原子和分子, 并指出其作用。每一个符号都是由符号素组成的,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符号分解成为这种构成性符号素, 构成性分子。参看[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唐小兵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109页。

⑤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 扬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101页。

篇4：浅论莫言小说《蛙》的魔幻性

关健词：莫言 《蛙》 生育 魔幻性

莫言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蛙》堪称其扛鼎之作。小说有作者个人的经历，也有道听途说，还有资料的收集，更有自己艰难的思考。小说酝酿十载，才终于面世。它以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国民生育为背景，乡村医生姑姑为主人公反映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姑姑形象始终贯穿于整个故事的。小说不仅如实描绘了一个忠于职守，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姑姑形象，也通过她折射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尴尬、纠结的精神世界，生动展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剖析了人物的灵魂。小说以“蛙”为题，处处有蛙（娃）的影子，故事也终于姑姑不停的捏泥娃蛙。娲、蛙与娃，作者叙述的笔调不停地在变，读者的想象空间也不停地在转换、延伸，于是魔幻色彩笼罩了整个故事。

一

《蛙》作为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代表作，其选材是独特而敏感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已经实行了若干年，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是让人预想不到，也难以评估的。小说从一位乡村女医生（即“姑姑”）角度来反映国民的生育状况，特别是农村的生育观念，以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构思不谓不新颖，不独特。“她”使叙述语体更厚重，也让故事更可信。小说一开始便叙述道，接“我”到人间的是农村医生“姑姑”，而“我”即蝌蚪，这样的起笔便让故事叙述有了张力。

姑姑作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各个时期，年轻时既接生了很多孩子，同时也给很多妇女做过人流手术，以至于晚年时和丈夫郝大手不停的捏泥娃娃，表现出其内心的忏悔和愧疚。其间故事叙述并非是按部就班，按时间、空间什么的叙述，而是围绕主题空间在变幻，人物在变换，叙述笔调在变化，就是象征、夸张、隐喻等方法的应用也让人眼花缭乱，更有情节的跌宕、跳跃引人想象，进行再创作的渴望。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是指莫言创作是基于中国现实，植根于山东高密，又融入了历史元素的创作风格，但别忘了其立足的根本点是计划生育。魔幻现实主义则意味着莫言小说的成功更多的是得益于借鉴了西方的创作手法。所以，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魔幻现实主义，是莫言体的魔幻现实主义。

二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造人”是一个路人皆知的神话，而“女娲”的“娲”与“蛙”谐音，也与“娃”谐音，作者既抓住了汉语多谐音，也一音多字多义的特点，又应和了民俗学中青蛙多子是旺盛的生命力象征的说法。《蛙》中有一段“我”与小狮子的对话，“她像背诵似的说：为什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我们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许多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有蛙进化而来的，那种人由猿进化而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原来，“蛙”和人类是同一祖先，就是人的精子和卵子都和蝌蚪的没什么区别，三个月的婴儿标本与变态期的蛙十分相像，都拖着长长的尾巴。“蛙”即“娃”也。故事构思的基本模式便有了魔幻的意味。

莫言小说立足现实，洞悉历史，借鉴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时又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相结合，在形象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对民族、人类的思考。作者就运用了许多民间故事的象征手法来折射社会现实，比如情节结构，人名地名等，于是故事中便有了山东高密的泥土味，更有了魔幻色彩。姑父的手所捏出的泥娃娃没有相同的，一个一模样，据说每一个高密人都能从他的泥娃娃中找到童年的自己，都说姑父只有在生活拮据时才会上街卖泥娃娃，他对待泥娃娃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每次卖泥娃娃时都会流泪。当他的泥娃娃被砸碎时，他的心里十分痛苦。所以，在泥娃娃身上融进了他所有的思想情感，而不仅仅是一种工艺品。郝大手钟情于捏造泥娃娃，“姑姑”何尝不是，如果说姑姑捏的泥娃娃都不如郝大手的工艺，但她捏的恐怕不是把一个个泥娃娃当做娃娃，而是对逝去的娃娃生命的祭奠，是对自己心灵的救赎，当然更多的是作者的思考。

除了小说情节的魔幻色彩外，莫言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让人富有想象的空间，而且其根据据说都来源于民间。“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为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

更让读者觉得神奇的是，小说居然把堂吉诃德也写入到小说中。小说写到，陈鼻由于生活所迫，竟然扮演堂吉诃德。“这个当年的英俊男子，如今头顶光秃，脑后头发披散，几乎是塞万提斯的发型”。他开始装疯卖傻，用一种话剧般的腔调与“我”对话，加上两个女儿一死一毁容的悲惨现实，表现出陈鼻的凄惨生活，从而揭示了他如堂吉诃德般的命运。

魔幻现实主义将现实变为魔幻而又不至失真，是以怪诞、混搭的语言来揭露现实，酣畅淋漓的表现现实的。作者用夸大而又不夸张的言语建构了魔幻般的情节，生动形象的展示了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这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国民的生育状况，贯穿其中的主题便是“计划生育”。如果说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乡村女医生，那还不如说作者是在讲述一个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一群人物以及这一群人的生活及精神状态。解放初期，高密当地庄稼丰收，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妇女们也开始争先恐后的怀孕，“姑姑”为了帮妇女们接生，忙得不可开交，“1965年底，人口地急剧增长，让上级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以至掀起了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姑姑为了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给男人做结扎手术，以至落下骂名，被人称为‘活阎王’”。改革开放时期，为了方便姑姑她们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国家给计划生育小组提供了专用船，为了防止自然灾害阻碍交通，出现违怀孕，也为了保持公社不发生一起超计划生育的目标，为了这面计生战线上的鲜艳旗帜，所以县里特意为计划生育小组配了专用船，新世纪时期，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试管婴儿的出现，使“我”老来得子。这时的姑姑已经退休，和郝大手结婚，夫妻两人一起捏泥娃娃，为曾经引产过的孩子忏悔。

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姑姑具有鲜明的色彩，尽管她的形象是小说是通过侧面描写表现出来的。莫言借助“家乡人”的所言所为，交代了出姑姑的基本情况，并凸显了其个性。小说开头交代，姑姑，也就是万心，她父亲就是医生，有高超的医术，在胶东一带颇负盛名，还给许司令取过弹片。所以姑姑子承父业，也当了医生。1953年，十七岁的姑姑第一次接生，由于不满民间老娘婆的接生方式，和老娘婆发生争执，种种事迹表现出姑姑的勇敢果断。为艾莲接生时，与“老娘婆”对峙，而读者通过母亲与艾莲以及以及其他见过她接生的女人的话语中，体会到了姑姑的“大将风度”，母亲总是夸姑姑的手是绵里藏针、柔中带刺，跟其他人的手不一样。因为来历不凡，医术也较好，又因解放初期接生的娃娃较多，所以姑姑深受当地百姓的尊敬。“地瓜小孩”出生时，国家还给补贴，所以人们都多生孩子，姑姑接生忙个不迭。1965年底，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上级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于是掀起了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刚好，三个多了”的口号。而当时姑姑刚好担任妇产科主任，于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担子就实实地落在了姑姑的身上，姑姑也不遗余力的认真实施各种避孕措施，施行结扎技术，但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王脚的反抗等，所以计划生育时代她就被称作“活阎王”。文化大革命开批斗大会时，姑姑被红卫兵当做“牛鬼蛇神”进行了批斗。

改革开放初期，县里为了更好的支持姑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特意为她配备了专用船，姑姑的工作也更认真了。小说写到，姑姑与其他工作人员乘工作船到东风村动员张拳老婆做人流手术时，与张拳发生冲突，最终被张拳打伤，还被肖上唇骂为土匪等等，其中的工作艰辛可想而知。

新世纪时期，姑姑则一变成了“送子娘娘”。“我”和小狮子在娘娘庙大殿里望着送子娘娘塑像，发现她和年轻时的姑姑十分相像。从接生，到计划生育，再到捏泥娃娃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姑姑的人性在变化，而是作者想力图重申，在历史潮流中，个体往往是弱小的，难以掌控自己命运的。所以，小说写到，这时的姑姑已经退休，与郝大手结婚，两人一同不停的捏着泥娃娃。小说又似乎和开头的忙于接生的情节吻合了，只不过开始时接生是把娃娃的生命接引到人间，而小说结尾时捏的泥娃娃则是没有生命了，小说特地写到这些泥娃娃都是十分有个性的，都像曾经流掉的某某娃，而且提到“我”要孩子而不得，只能搞试管婴儿，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

总而言之，姑姑是个极为复杂的形象，她既是给人幸福的“送子娘娘”，又是让人畏惧的“活阎王”。作者通过对刚出闺房忙以接生时的姑姑，年轻时带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姑姑与年老退休时在生活中愧疚和忏悔的姑姑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姑姑的心理历程，也折射了社会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姑姑，作者是采用了全知视觉来叙述的话，对我的同学陈鼻的叙述也很值一提，小说对他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陈鼻和“我”是小学同学，他的出场和收场都不同寻常，首先他的出生就不一般，有的人出生时是先出脚的，有的是先出头，然而陈鼻却是先把手伸出来，以至于姑姑后来与陈鼻开玩笑，总是说他是不是要向世界讨要什么东西，而陈鼻却回答：“讨饭吃呗！”其生活也多灾多难，由于发生火灾，他的两个女儿陈耳和陈眉，一死一毁容，而陈鼻的老婆王胆却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陈鼻的晚景比较凄惨，由于生活所迫，在堂吉诃德饭馆里扮演骑士，带着流浪狗，过着乞讨的生活。从伸着手来到人间，到一无所获的空空离去，其间的隐喻不用言说。

陈鼻和我的关系自幼就不错，我们一起用卖废铁的钱买东西吃，长大后，他还去外面闯荡了一番，当上了老板，当他出现在我结婚场合时显示，陈鼻是我们这些人中混的最好的，何况他还有一对天生丽质的女儿。在小女儿陈眉的事情上，我们还发生过冲突，“我”想领养陈眉他不许，所以最终我还是把女儿还给了他。20年后的“我”和他在堂吉诃德饭店里见面时，已经物是人非，我已经成了知识分子，成了高干家庭，而他却是在堂吉诃德饭馆扮演着骑士，地位已十分悬殊了，“他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对我和小狮子深深的鞠了一躬，接下来，他双手拄着那柄锈迹斑斑的剑，用一种话剧演员的腔调说：尊贵的夫人，我是来自西班牙拉·曼却的骑士堂吉诃德，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鄙人愿为你们竭诚服务。”读来令人心酸。

从小说构思看来，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是有哲学意义的。

三

小说的开头就告诉我们，他们那里具有浓郁的地方风俗，那就是以人的器官取名，由于受到“贱名者长生”、“人如其名”的影响，当地就以人的器官和身体部位为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等。《蛙》中的人名也遵从了这样的原则，作品中的“我”，因为出生时先伸出细长的腿，善于跑步，故取乳名小跑，学名万足。而陈鼻却由于母亲是俄罗斯人的缘故，所以他拥有着和美国佬一样大的大鼻子，而陈鼻的小女儿却因为外貌长得眉清目秀而取名为陈眉。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这些人名都凸显了一定的文化特征。我们不妨从两组人物形象中分析其血缘关系，一组是“王肝”和“王胆”，另一组是“袁腮”和“袁脸”，成语中有“肝胆相照、侠肝义胆”等日常成语，人们往往把肝和胆放在了一起，表现出两兄妹双胞胎的血缘关系。而腮和脸是连在一起的，腮是脸的一部分，袁脸为父，袁腮为子，无可厚非，再如肖上唇和肖下唇，上下唇合起来就是一张嘴，并且还遵循了长幼尊卑的顺序。在《蛙》中还有两个带“手”的人物，一个是姑父郝大手，另一个是我同学李手，姑父郝大手是捏泥娃娃的，长着一双心灵手巧的手，被誉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他捏的泥娃娃活灵活现；而李手自小学习成绩优异，考上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县医院工作，陈鼻在铡草时由于不小心把手指铡断了四根，是李手帮他接活了三根，这难道不是中国民间俗语名如其人的写照！

《蛙》的格式并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的刻板。纵观全文，读者不难发现其情节存在一定的跳跃性和荒诞性。整部小说从头至尾都以“我”的口吻进行叙述，刚开始讲我们上学时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比较艰苦，吃的都成问题，所以我们开始吃煤，我们抽动鼻子站在煤堆前，像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特矿石，像狗一样在废墟中寻找食物。之后又回到了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出生都各不相同，有的先出手，有的先出脚，有的先出头，况且无一例外，我们都是被姑姑接生的。我们吃煤时，传出姑姑将和飞行员将要结婚的信息，可后来飞行员叛逃了。姑姑与王小倜的爱情，使姑姑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故事一下子又写到了40年后，大哥的儿子向群被招飞的情形，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时姑姑被当做“牛鬼蛇神”被批斗的场面。小说情节自始至终都存在一定的跳跃性，然而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为了姑姑。小说所有笔墨都是为树立起姑姑形象服务的。

魔幻现实主义源于拉丁美洲，却也影响到了中国，并被印入了一代文人的创作中。莫言自己就曾说过，自己曾经沉浸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中，但别人是沉浸其中而难以自拔，莫言却从中悟出了真谛，取得了真经。

象征手法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也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运用最广泛的文学表现手法。《蛙》就很好的借鉴了这种手法，首先，小说的主题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小说名为蛙，而“蛙”与“娲”同音，古有女娲用泥巴造人之说，“蛙”还与“娃”谐音，因此，凡是稍有联想能力的读者都不难猜出小说的主题，就是小说中以人的器官为人名，虽有民俗味道，更有象征意味。

荒诞又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手法。在《蛙》中，姑姑被成千上万的青蛙追的情景很令人震撼，“那晚的蛙鸣声，如同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满带着怨恨和委屈在哭，……吓的姑姑满身冷汗，她想逃离蛙声的包围，但无论她跑的有多快，无数凄凉而怨恨的哭声都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她……这时，无数的青蛙从水浮莲和芦苇深处跳出来，它们有的浑身碧绿，有的通体金黄……”这一幕充满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张，姑姑说的是真实的事，可这样一来又成了一种“神奇的现实”，有离奇想象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故事基础，莫言就是借助魔幻来表现社会现实的。

意识流手法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手里也往往被运用得很娴熟。他们往往运用大量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流动和时空倒错地手法于故事叙述过程中。《蛙》的结尾就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写法。在小说结尾部分，姑姑夜晚失眠，意识徘徊于过去和未来，她觉得愧对陈眉，“那个讨债小鬼带着那群残疾青蛙每天夜里都来吵我，我不但能感受得到它们凉森森的肚皮，还能嗅到它们身上又腥又臭的气味。”她觉得报应的时候到了。这种内心的独白证明了姑姑源于内心深处，被政策执行所隐藏的人之初的善良和光辉的人性。

作者酝酿十余年，然后潜心写就的《蛙》，其蕴藏的意蕴是丰富的。小说无意于某个人某件事，也不纠缠于个人的得失，更不讨论政策的对错，而是意在通过“姑姑”这一形象的塑造来折射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并从哲学的高度、民俗的视野来探讨人性，小说既继承了中国古典神怪文学建立的奇幻传统，又有民间文学的痕迹，更有魔幻现实主义印迹。其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又很奇妙的与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魔幻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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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篇5：观看莫言小说《蛙》的个人观后感

《蛙》 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该书秉承了作者乡土文学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

《蛙》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万足也就是万小跑的姑姑万心传奇坎坷的一生。万心小的时候就临危不惧，敢和日寇怒目相视，建国后凭借红色出身和过硬的医护本领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妇产科专家，和土接生婆们一番较量，使群众们接受了新法接生，挽救了数以千计的产妇和新生儿，群众敬仰她，称之为送子观音。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万心被派到公社计生办，一干就是几十年。期间，万心坚决执行计生政策，可谓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亲手流掉了包括侄子万小跑媳妇王仁美孩子在内的两千余个计划外怀孕胎儿，这一成绩将万心在群众中的威信一扫到地，她在群众心中由一名送子菩萨变成了戕害生命的魔鬼。进入晚年，国家的计生工作随着经济的开放搞活也“开放”了，大款生，官员生，就是无权无钱的小职员们不能生，看透人生的万心摇身一变又成了送子观音，一副所谓的“转龙换风”的药丸要价不菲，专门卖给那些贪污受贿发民财的“大人物”们，以这种方式来宣泄寻求心灵的安定。

主人公万心的人生轨迹是曲折的，她的爱情轨迹也是坎坷的。一枝花的年龄时在如云的崇拜者中“众里寻他三百度”，选中了潇洒地飞行员王小倜，马上要结婚了，王小倜驾机叛逃台湾，万心受到牵连，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她决定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县委书记杨林。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她和杨林一块儿受到冲击，杨林在批斗会上受不住造反派的折磨胡说八道，伤害了万心也葬送了她的第二次感情。就这样万心的终身大事耽误了，一直到临近退休，才和民间泥塑大师郝大手结合。万心和郝大师结合是完美的，万心描述被流掉胎儿的特征，大师按描述创作泥娃娃，然后供在一间屋子里，投生到来求娃娃的善男信女家。

篇6：《蛙》莫言小说读后感作文

《蛙》这本长篇巨作通过讲述莫言那个从事妇产科工作的乡村女医生姑姑整一个人生的经历以及前半生和后半生截然不同的待遇，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生育史，说明了计划生育这一国家政策的严重错误性，也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六十年之间的复杂历史过程。

这本长篇巨著引起了我心灵极大的震撼，那位饱经风霜的姑姑，被计划生育政策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妇女，让我拥有了对生命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生命是多么的可敬可贵啊，一株花、一棵树、一丛草，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飞蛾扑火虽然无知愚昧，但也展现了生命的梦想力及奋斗精神，对于飞蛾扑火，我们大可不必抱着耻笑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学习飞蛾那种勇于奋斗的精神，那不正是生命的意义之处吗?如果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只知道吃喝玩乐，那么请问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处呢?生命并不注重长短，而是注重生命这颗明珠的价值，也就是说能为这个世界付出多少贡献。昨天是植树节，我觉得人们完全可以一人植一棵树，想一想，全世界有好亿的人口，一人植一棵树，还担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吗?人的一生，人为处世，注定是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哪怕你只做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奉献，也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有努力，有付诸奋斗，就足够了——奋斗，正是生命中最大的意义、最高的价值。

篇7：莫言《蛙》读后感

《蛙》无疑是一部悲剧。

作为送子观音在人间的化身，姑姑那双传递生命的手本该接受新生命的欢愉，但却一次又一次用近乎惨烈的方式，将新生化为泥土。当女性爱孩子的人性与崇高无上的党性相撞的时候，当个人悲痛的现实与国家未来的忧患相撞的时候，姑姑坚持了她的选择。这种选择，残暴而无礼，纠结却又坚定。可是，当沧海桑田，大梦变迁，蛙鸣过后，那些悬挂着的泥娃娃和襁褓中的真娃娃，哪个又是真哪个又是幻呢？作家笔下的梦境，用最浪漫的方式，勾勒出最惨烈的结局。是的，这就是人和命运的冲撞，你的爱与你的不爱，你的生命与你的死亡都不再重要，命运中的人们，亦如蛙一般，从万千蝌蚪中，企图脱颖而出，拼劲全身的气力，想一鸣惊人，留下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但，时代的波涛，会用它的巨响狠狠的盖过你的呼喊，再把你冲散，将你的意志连同你的身体，共同毁坏。

那么，蛙鸣就真的没有意义么？当我们每天睁开眼，和这个世界打招呼的时候，你想和世界说什么？还是等待世界告诉你什么？当你和世界说“你好，请多关照”，世界却给了你一记响亮的耳光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够和他和平相处？其实，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在和世界相处，而是和自己的内心相处，你可以发自内心呐喊，也有权利保持沉默；你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勇往无前；你可以选择原则，也可以选择灵活。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在心底，勇敢的坚持自己的坚持，哪怕是错的，用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大局？当泥娃娃摔碎的那一刻，无非是回到泥土中，回到生命的起点。但是，你坚持过，你热爱过，你强烈的拥有过，你和自己的生命曾经紧紧拥抱，即使世界永不完美，你却在灵魂深处，完美的走过一遭。

篇8：《蛙》莫言小说读后感作文

1.“我”叙事

汪靖洋说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作家选择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巧妙的叙述角度, 往往关系着小说的成败。”[2]《蛙》共分为五部, 由五封书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所构成, 小说通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视角的选用使得“我”不仅可以参与故事中的事件, 也可以离开作品进行说明。《蛙》中第一人称“我”既以故事中的人物担当叙述者, 亦以故事的参与者在整个故事中进行叙述, 兼并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双重身份, 且在叙述之中进行相互转换, 形成叙述与被述的强烈对比。《蛙》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大部分时候是以故事中的参与者身份来叙述, 而为了叙述的方便, 莫言在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会在第一人称单数“我”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之间转换采用。“我们”的叙述不仅使叙述者的知识领域得以拓宽, 亦增大了故事的容量和读者的思考空间。“我”在故事之中是以双重视角出现的。故事是以成年后的“蝌蚪”回顾自己的儿时经历和转述姑姑及其他人的故事来展开的。小说开篇叙述者以成年叙述者“我”介绍儿时故乡的古老风气出现在读者视野之下, 透过“我”去回忆小时候的种种情节。当故事讲到吃煤时, 叙述者便由成人视角切换到儿童视角。例如“我非常爱护这块‘表’, 洗手避水, 遇雨藏手, 颜色淡了借大哥的钢笔描, 让它在我手腕上保存了三个月之久。”[3] (P.14) 典型的儿童行为, 是儿童视角所特有的感官。“我”叙事的聚焦在成人和儿童之间不断切换。“姑姑是个极其健谈的人, 我们都愿意听她说话。吃完面条后, 她背靠着墙壁, 侧坐在我家炕沿上, 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踩着百家门子, 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 听过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 转述时又毫不吝惜地添油加醋, 这就使她的谈话像评书一样引人入胜。八十年代初, 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刘兰芳的评书连播时, 母亲就说 :这不分明就是你姑姑吗?她要不当医生, 说评书也是一张好嘴 !” [3] (P.13) 这段话先以儿时的“我”的口吻去讲述孩子们对姑姑的印象。随后话语就转到了八十年代时期, 成年的“我”转述母亲眼里的姑姑。而在下文的故事中, 叙述者又成了儿童时代的“我”。贯穿近六十年的姑姑的故事之中, 第一人称的“我”叙事就在儿童时期的“我”、青年时代的“我”和成年后现在的“我”之间不断变换。

书信体叙述的选择决定了莫言的代言人以“我”来叙事, “我”作为整个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担当叙述者的身份。“概括起来看, 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 首先在于真实感强。这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4] (P.306) 第一人称内聚焦手法叙事使故事贴近生活, 给人以亲切感。但内聚焦叙事的选择亦使故事的叙述有所限制, 对于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无法感知, 只能凭借自身对人物的了解和认识去猜想。如“我”不能进入到“姑姑”的内心世界中, 所以对姑姑的描写很多情况下都是用“我猜”或者“姑姑说”来形容其思想情感的变化。为了避免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一方面的不足, 莫言在其小说中使用了“我姑姑”、“我母亲”等“类我”叙事策略, 构建起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2.“类我”叙事

莫言小说独特的亮点在于其第一人称叙事的独特运用, 如用第一人称来表达其他人称的叙述话语“我姑姑”、“我母亲”等。这种手法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 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于莫言而言, “我奶奶”之类的复合人称叙事视角在《红高粱》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以后的小说创作中, 亦多次沿用该类人称形式。几乎《蛙》中的所有人物都与“我”有着密切关系, 于是叙述者便都以该类复合人称出现, 如主要叙述对象“我姑姑”, 还有“我妻子”、“我母亲”等等都以“我XX”的形式出现在故事文本之中。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受这一人称的限制, 只能讲述故事中“我”所看见的、听到的和参与的, 不像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知道故事文本中的所有事件, 凌驾在所有人物之上。于是莫言在第三人称“姑姑”、“母亲”等前面加上“我”, 使视角自然的过渡到另一个人物身上, 让人物自身去诠释其思想情感变化, 弥补“我”的视角的不足。“我”、“我姑姑”两种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得叙述者自由的行走于文中的字里行间, 达到了叙述上的真正自由。第一人称“我”更能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 感知其心理变化。复合人称“我姑姑”等字眼让故事具有客观性, 让读者信服。同时, “我姑姑”、“我母亲”、“我父亲”等复合人称的使用, 使故事以多角度呈现在读者眼前。“我”、“我姑姑”、“我父亲”、“我母亲”等人的过去、现在都在莫言的笔下自由穿梭着。叙述时态的交错使用, 现实与过往的交叉叙事, 体现了故事的沧桑感和真切感。《蛙》中“姑姑”的传奇一生由故事中的“我”提供声音, 故事中的其他众多人物甚至是“姑姑”自身提供叙述眼光。叙述者的眼光涉及多人, 在历史的和当代之间交叉见证。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的交汇、分离使《蛙》中的叙事策略独具一格。

小说叙事中, 对于人称机制的选择是一种叙事策略。“因此, 如何选择叙述的人称, 就成了衡量小说家艺术才能的重要标志。”[4] (P.330) 《蛙》中“我姑姑”等复合人称叙事视角兼并第一人称“我”内聚焦叙事的真实感、亲切感和第三人称“姑姑”等人之间视角自由转换的客观性。复合人称叙事的首创性使莫言小说叙事特色上与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相比独具一格, 成为其他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竞相采用的叙事策略, 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坛上叙事的新篇章。

3.类他叙事

莫言在《蛙》中频繁的转换视角, 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发生转变。如在小说的第一部中, “我侄子”被“招飞”, 全家为了不提起“姑姑”的伤心事, 没有邀请“姑姑”参加晚宴。席间“姑姑”带着茅台酒来祝贺, 在提到酒的出处时, “我”退出叙述舞台, “我XX”的叙述人称亦不再沿用, 由“姑姑”直接担当叙述的声音和叙述者, “姑姑”成为话语的主人。在后面的故事文本中, “姑姑”也多次从被叙述对象跳出来, 自然的接过“我”手中的“话筒”对故事进行讲述。当“我妻子”怀有二胎, “我”去向姑姑求情被拒后埋怨计划生育政策的野蛮时, “姑姑”激动地反驳到 :

我们愿意野蛮吗 ? 在你们部队, 用不着这么野蛮 ; 在城市里, 用不着这么野蛮 ; 在外国, 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 只想自己玩耍享受, 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 面对的都是农民, 苦口婆心的讲道理, 讲政策, 鞋底跑穿了, 嘴唇磨薄了, 哪个听你的 ? 你说怎么办 ?人口不控制不行, 国家的命今不执行不行, 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 你说我们怎么力 ? 搞计划生育的人, 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 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 连五岁的孩子, 都用锥子扎我的腿。[3] (P.49)

“姑姑”正面出场使她的话语更能表达出身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法者的心声, 也更让人明白“姑姑”作为执法者的不易, 不但没人理解, 还要忍受众人的指责甚至是打骂。让“姑姑”“现身说法”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摊开在众人眼前, 让读者更能理解其深处的痛苦与煎熬。当文本中的被叙述者对象“姑姑”跳出文本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时, “我”变成了“姑姑”最忠实的听众, 倾听着“姑姑”与故事中人物的对话。晚年的姑姑在讲述自己惧怕青蛙的原因时, 整段篇幅都是以“姑姑”的视角进行叙述。除去视角的变化, 人称也有了改变。先是用“我”的口吻自称, 后来逐渐用“姑姑说她”的表达, 在这一部分重点凸显了“姑姑”这个主体的叙说, 视角和人称的结合转变使叙事得到很好的彰显。除去“姑姑”之外, 为了叙事的需要, 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经常跳出“我”的限制平台, 为自己“代言”。文本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都和“我”有着一定联系, 叙述者“我”对其他超出“我”的知域范围的事件都是通过他们来进行讲述。当文本讲述到寻找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王胆这一部分时, 镜头全部投射在父亲身上。通过父亲的眼光和话语对故事进行讲解, 在这一节的讲述中, 全是父亲的视角, 通过他让读者和“我”了解这件事情的发展变化, 父亲引导着读者的视野。从“听父亲说”, 到后文的“父亲说”、“父亲道”等, 一直是父亲作为故事的讲述者。通过他的讲述让众人脑海里浮现出小说文本中的一幕幕场景。《蛙》中类似这样的由他人进行述说的场景经常出现, 他人视角的运用填补了“我”视角叙述的空白, 使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得以完整。

4.结语

在莫言的小说叙事中, 多采用叙事视角和人称叙事的变化, 无论是第一人称“我”叙事还是由第三人称改编的第一人称复合叙事, 都使故事与叙述得到完美的结合。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的采用有效地吸收了第一人称叙述的纯粹、自然和便利, 同时避免了其视域局限的缺点。使小说中叙述者的能动性增强,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叙事领域之中。叙述视角在不断的流转切换之中, 使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予作者的文化领域中完成作者期待的审美接受。叙述与故事的有机结合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叙事空间和叙事效果, 使叙事得到极致的彰显。参考文献:

摘要：莫言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构建起自身的叙事王国。他在不同小说中尝试用不同的叙事视角, 在同一部小说中也多次变化视角进行叙事。长篇小说《蛙》中就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切换叙述, “我”叙事贴近生活, 真切的感知人物;“我姑姑”等复合人称叙事客观的揭示人物的命运;“父亲”等他人视角的叙事使文本结构更显严谨。

关键词：蛙,叙述者,叙述视角

参考文献

[1]珀西卢伯克.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小说技巧.[C].方土人,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180.

[2]汪靖洋.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459

[3]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4]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06

[5]刁丽娟.论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D].山东大学, 2012

篇9：莫言小说《蛙》的书信体叙事

关键词: 《蛙》;书信体;叙事;跨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85—04

一

莫言是一个文体意识相当清醒和自觉的作家。他曾说:“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1] 这种追求不仅是莫言面向未来的梦想,也是他过往创作实践的真实写照。自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以来,莫言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文体或曰语言上的突破。2009年底,莫言推出长篇新作《蛙》,大胆采用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的叙事方式,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其文体意识的独特性。当然,文体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某种叙事文体的选择,既可能是时代风气使然,也可能是某种特定的个人书写策略所致。在一个书信体小说早已风光不再的年代,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再次采用,自然很难说是时代要求的结果,而只能理解为某种个人化的书写策略。

要理解《蛙》采用书信体叙事的策略性,得从其特定的叙事目的说起。《蛙》涉及中国六十余年的生育政治史,这无疑有着相当的敏感性。面对有关如何处理这种“敏感性”的追问,莫言的回答是,“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蛙》的叙事目的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2]。

以计划生育事件为背景表现人性,表现人的灵魂,固然是小说的叙事目的,但如何在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的同时,又不掉入制度臧否的陷阱之中,在实际的叙事操作中却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当代中国,人们对计生问题的态度,始终在政治理性上的拥护和自然情感上的抗拒之间徘徊。作为小说,太过强调自然情感的一面,必然会否定计生政策本身。而太过强调政治理性,则会丧失小说应有的人性温度。这种进退维谷的写作困境,考验着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叙事智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向以“快手”著称的莫言,在《蛙》的写作上却拖了七年之久。而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结构没有想好”。莫言说,《蛙》原来的结构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觉得“太复杂了”,“给閱读带来障碍”,直到最终改用“书信体”这种“朴素的”叙述方式,小说才得以很快完成 [3] 。这说明对《蛙》的叙事目的来说,书信体几乎就是一种命定的形式。

那么,究竟是书信体的哪些特点使它最适合完成《蛙》的叙事目的呢?首先是因为它的“朴素性”。与技巧繁杂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相比,产生和流行于现代小说初兴期的书信体小说,要显得简单和朴素得多。它既便于掌握,也易于接受。只要会写信,就可以写小说,只要能读信,就可以读小说。莫言早年的小说以及《蛙》最初的结构设想,走的显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式的繁复华丽路线。但这种对莫言以往小说非常适合的“复杂”的叙述方式,却可能给《蛙》造成 “阅读障碍”。因为过于繁复华丽的技巧,除了可能引致不必要的阅读困难之外,还极有可能模糊甚至扭曲作者的叙事意图,从而引起让人百口莫辩的价值偏差。而在现有的书信体框架中,作者的叙事意图尤其是对于生育政治的价值态度不仅非常清楚,而且不存在任何被“误读”的可能空间。

私密性也是《蛙》采用书信体叙事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受书信私密性的影响,传统的书信体小说大多以非常私密的性爱作为叙事对象。比如,18世纪欧洲三部最流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新爱洛伊丝》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就“都以性爱这一最为敏感的隐私问题作为探索的主题,建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4] 正是这种私密性,为《蛙》对生育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种私人而非公众讨论的氛围:讨论的虽然是属于公共领域的生育问题,却不是对它的公开检讨,而仅仅是亲密朋友之间的个人交流。这种公共话题的私密化表达,无形中为小说可能出现的价值偏差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即便有什么尖锐意见,也仅仅是对公共问题的私人性意见,不必过度解读。

《蛙》必须采用书信体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书信体叙事方式本身的自由性。这种自由,不仅体现为写信人可以随意地袒露自己的内心,而且体现为叙述者可以自然地进行叙述干预。所谓叙述者干预,是指叙述者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小说写作本身所进行的直接议论和评价。这种干预在以“显示”为目标的现代小说中并不明显,但在以“讲述”为特点的古典小说中却表现得特别普遍和突出 [5] 。作为一种古典小说体式,书信体的叙述者随时打断故事进程,直接发表他对所叙述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和评价,丝毫不会破坏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书信中跟写信对象进行意见和看法的交流本来就是非常自然之事。正是借助书信体的这种特点,《蛙》的叙述者对“我”、“我姑姑”以及小狮子内心深处情与理的矛盾,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完整清晰的揭示,既让人感受到了生育制度的人性缺失,同时又没有否定其历史合理性。

二

如果说,莫言《蛙》对传统书信体叙事的大胆采用,是为了完成其特定叙事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那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叙事目的,他还对传统书信体叙事进行了更为大胆的策略性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文体形式上的。传统书信小说的体式,可按数量分为“单体式”(单封信组成)、“多体式”(多封信组成),也可按往复情况分出“独白式”(有去无回)、“对话式”(有去有回)、“多声式”(多人互写互回)。另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内外嵌套式”——除了正文的书信内容之外,还在正文之前和之后由叙述者对书信的来历以及相关事情进行交代和补充说明。这相当于在书信叙述的内层情节之外包裹了一层外壳式情节,从而形成一种“内外嵌套”的双重叙事结构 [6]。

《蛙》的体式与上面所列的每一种都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它由五封信组成,表面看应该是“多体式”,但这五封信讲述的却是一个完全可以用一封信就可讲完的故事。因此,这与其说是五封信,不如说是将一封信的内容分成了分成了五次来写。在此意义上,它又是“单体式”的。《蛙》中只有“我”写给日本友人的信,而无日本友人的回信,因此应该是“独白式”的。但又与传统“独白式”中仅仅响彻着写信者一个人的声音不同,《蛙》中除了写信人的声音之外,其他各色人物都经常能借着自由间接引语方式发声,形成一种“对话”甚至是“多声”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蛙》也显然具有“内外嵌套式”的形式,但又与传统的“内外嵌套式”有着明显差别:第一,传统中的“外层叙事”,作为对内层叙事的补充性说明、议论,仅出现在整个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而《蛙》中的外层叙事则在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有出现;第二,《蛙》的所有外层叙事本身均以书信形式出现,而在传统中它主要表现为编辑体。因此,整个小说所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内外嵌套型的双书信结构”。这与当今互联网时代“正文加附件”形式的电子邮件非常类似:内层叙事也即有关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相当于电子邮件的附件内容;外层叙事也即“我”如何收集写作姑姑故事的故事,则相当于电子邮件的正文。

莫言对书信小说体式的这种改造,使得叙述者的声音得到了更为自由地进行叙述干预的空间。尽管在书信体小说中,叙述者打断故事进程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自由干预而不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感,但过多的议论、解释和说明还是会让现代读者觉得啰嗦唠叨。作为一个深具时代感的作家,莫言不可能完全无视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但正如前所述,莫言借用书信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利用这种可以自由叙述干预的权力,以便更深刻地挖掘人性并有效地規避政治风险。这也就是说,莫言一方面想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叙述干预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故事进程中叙述者的干预。这看似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但通过对书信小说体式的改造,这一悖论却被轻易化解了。因为在《蛙》这种电子邮件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书信和外层书信其实分别构成了两个序列的故事。内层故事篇幅较大,构成整个小说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信息,外层故事篇幅不长,主要是对内层故事内容和写作过程的一些一些说明、解释和介绍,具有元叙事的特点。这样,叙述者的干预就可以在内层故事中尽量隐退,而在外层故事中大量出场。由于外层叙事本来就具有元叙事的特点,因此相比在故事中的议论,在这里显得更为合法和自由自在。

《蛙》对书信叙事的另一大改造,是写信人与主人公的分离。传统的书信体叙事中,写信人与主人公基本上是同一的,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如《帕梅拉》,如《新爱洛伊丝》等。由于主人公就是写信人自己,因此写信人所要极力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所要极力袒露的也就是他个人的内心,周围其他的人事就很难发展成独立的故事线索,而仅仅以碎片的方式构成主人公故事的点缀和其内心情绪的外化,这使得小说带有浓厚主观抒情气质的同时也会显得相对单调和枯燥。与传统的书信体小说不同,《蛙》中的书信从一开始就是对别人的故事的讲述,是剧作家蝌蚪“我”用书信的方式向日本友人讲述“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传奇故事。由于是“我”来讲述“我姑姑”的故事,而“我”又是姑姑故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在姑姑故事的展开中就必然要提及和讲述“我”的故事。这就使得小说在主人公故事之外又获得了另一条故事线索,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性。

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写信人同时也是叙述者的身份就值得特别注意了。小说中,与故事人物“我”的身份有一个从乡村儿童到体制内知识分子再到体制外的归乡游子的变迁不同,作为叙述者和写信人的“我”始终是以剧作家蝌蚪——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写信人或者说叙述者的声音有可能同时具备两大特点:一是理性地看待历史的能力,二是人性地进行行为反思的能力。正是由于具有从人性角度进行反思的能力,“我”对自己灵魂深处卑微的一面有着坦率的交代,对姑姑和小狮子内心深处的忏悔和痛苦有着同情的理解。又因为“我”具有理性看待历史的能力,因此可以超然地看待姑姑和小狮子的忏悔,也可以超然地审视其他人物的命运,因此在姑姑表示忏悔时,总是跳出来通过“我”的介入性评论张扬历史逻辑本身,强调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叙述着或者说写信人声音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既肯定了姑姑等人身上忏悔的人性内涵,又巧妙地将其停留在具体个人范畴而不滑向制度否定的精神轨道,从而完美地实现既揭示生育政治背后的深层人性纠葛,又不否定生育制度本身的叙事目的。

三

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除了有利于规避政治风险,有效传达作者思想意图之外,还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戏剧化与跨文体叙事。《蛙》的跨文体叙事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小说的最后,出现了一部名为《蛙》的“话剧”。表面看来,这显得特别突兀,其实不然。因为在《蛙》这种电子邮件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叙事仅仅相当于电子邮件的附件。而作为附件,其形式自然可以多样化,只要是与姑姑有关的材料,哪怕是诗歌、散文、小说、日记、便条、笔记等都未尝不可。因此在最后一封信中嵌入一部话剧丝毫不会影响整个信的真实性,也不会产生不协调之感。这也就是说,莫言对书信叙事结构体式的改造,早已为小说最后一部分的跨文体叙事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即便就文体风格而言,最后一部分的“戏剧”也并不显得突如其来。因为主人公与叙述者的分离,使得前面几封信的主导内容的心理性质和主观性质大为降低,变得日益客观和“戏剧化”。由于“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此有关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主要经历和内心世界,只能通过让他们自己说话、“我”来转述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使得文本中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通篇都充满对话性。试看母亲下葬后“我”与父亲的一段话:

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叹息着说,也不知道该怨谁。

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我说,她也没做错什么。

我也没有怨她,父亲说,这是命。

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我说,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父亲说,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类似这种以“某某说”为标志的自由直接引语,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这种主要以人物语言动作来表现人物推进故事的方法,无疑与戏剧尤其是话剧的表现方式具有本质上的相通性。这种场面,可以很容易就将之转换为“戏剧”而丝毫不影响意思的完整性:

父亲(叹息着说):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该怨谁。

蝌蚪: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她也没做错什么。

父亲:我也没有怨她,这是命。

蝌蚪: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父亲: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也就是说,若把前面部分中大量出现的“我说”、“父亲说”、“姑姑说”等自由直接引语符号词删掉,并改为戏剧化的“我:……”、“父亲:……”,就变成了小说最后一部分那样的“话剧”。反之,如果将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中的“我:……”、“父亲:……”变成自由直接引语,那它与前面四个部分的风格也并无什么不同。因此,尽管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与前面四个部分在表面上有很大区别,在内在风貌上却是融洽一致的。

当然,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端。书信体叙事从其诞生开始,就一直面临着各种非议。安娜·巴包德在其《理查逊生平》中对书信体叙事的缺陷有过很好地总结,“这种方法因缺少叙述者,带来了戏剧创作中人们熟知的很大不便;作者无计可施,只好找个很无趣的心腹来听叙述。它迫使一个人讲述他或许绝不会讲的事情;有时不得不重复谦逊美德本该掩饰的赞扬;为了复述长篇对话,只好假定某种超长的记忆力。”[7] 安娜·巴包德针对的是理查逊那种写信人就是主人公的小说,文中主人公除了自己之外,对其他人物只能从言语动作上予以外察,因此说它缺少叙述者并带有戏剧创作中的那种不便。莫言的《蛙》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叙述者自然已经不缺少了,但戏剧创作的那种不便依然存在,而且使得依靠言语和对话来表现人物推动故事的戏剧性更为明显了。叙述者不仅需要某种超长的记忆力来复述长篇对话,而且必须在一个虚拟的听众面前滔滔不绝的讲述另外一个人长达一生的故事,简直就像“话痨”。

主人公和写信人的分离所带来的“戏剧性”的增强,还使得小说的感染力和小说人物应有的心理深度被大为削弱。比如说姑姑,尽管莫言主观上很想将其塑造成他笔下以前那些充满强悍生命力并光彩照人的女性,却始终是所谓扁平而非圆形人物,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她一生的性格,不仅长期固定不变,而且基质非常单一;退休之后有过一点变化,却缺少必要的铺垫,显得异常突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姑姑作为主人公丧失了全面直接展示内心世界的机会,她只能依靠戏剧性的“对话和行动”来表现自己。而“当人物的心理世界完全被戏剧性的动作化处理所湮没”之后,“那种迂回曲折的精神挣扎、似断实连的心理逻辑、入木三分的性格刻画、峰回路转的情感历程,欲说还休的生命况味消失了。人们从中无法获得思想,只能‘看’到喋喋不休的‘台词’、走马灯式的动作、支离破碎的人物、浮光掠影的造型和又臭又长的篇幅。”黄发有的这段话说的虽不是《蛙》,却俨然是《蛙》的生动写照[8]。

参考文献:

[1]莫言.是什么支撑着《檀香刑》——答张慧敏问[G]//扬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4.

[2]吳义勤.莫言长篇小说《蛙》原罪与救赎[EB/OL].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0-01-12/41026.html.

[3]石剑峰.莫言新长篇《蛙》关注中国计划生育60年历史[N].东方早报,2009-11-23.

[4]张德明.近代西方书信体小说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

[5][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10.

[6]韩蕊,韩鲁华.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76.

[7]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7-58.

[8]黄发有.影像化叙事与莫言的小说创作[G]//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48.

On the Epistolary Narration of Mo Yan’s Novel Frog

LIU YU-qi

(College of Humanitie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Epistolary narration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Mo Yan’s novel Frog The simplicity,privacy and freedom of epistolary is conducive to implement the novel’s narrative purposes that express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human soul through family planning events but not evaluate simply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tself.To better accomplish this purpose,the novel also modified the traditional epistolary narration.It created a narrative mode that double letters nested each other inside and outside as same as e-mail and that the hero was separated from the writer.The dramatic effect caused by this transformation prepared the way to the cross-style narration,but also weakened greatly the novel's infectant power and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dep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