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蛙》的优秀读书笔记

莫言小说《蛙》的优秀读书笔记（精选6篇）

篇1：莫言小说《蛙》的优秀读书笔记

总结：我不写阅读笔记，太多故事，记得读时间，读书忘记。但这个时候凌晨5点多，在阅读时，我的心突然......莫艳的作品，开始看，不要再回来。

青蛙，与宝宝同声。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对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乡镇的影响。

通过对村庄的故事的大量描述，各种人物喜欢栩栩如生的生活是灵活的。爱和恨敢敢做姨妈，狡猾的奸诈的脸颊，肚皮黑色的笑嘴唇，可怜的和悲伤的陈鼻，大胆刺鼻的王仁梅，沁江的忠诚......东北高密乡的孩子都是官方的名字，阿姨的名字听最好的。终于烧了陈美的外表。

篇2：莫言小说《蛙》的优秀读书笔记

——《蛙》读书笔记 说来惭愧，作为堂堂文科生，当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竟然在问莫言是谁？当时，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觉得：莫言作为在中国尚不拔尖的作家，经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有些不合常理。又加上当时莫言的书在全国上下都卖得火热，我又不想跟风，所以也就一直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直到前些日子，在网上给朋友买书时，才顺手买了本《蛙》。

等书寄到之后，我刚读完前言部分，就感觉自己被震住了。莫言从长度、密度、难度来剖析长篇小说的尊严，可谓句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其中有这么一段“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读过之后，确实给人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有时也会感叹，改革开放之后，文学也不免走上了“受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里的“国家调控”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大法”，但凡是针砭时弊、抨击政府、言辞激烈的作品要么被阉割、要么被屠宰；而“市场经济道路”则是指为了迎合高压、单调的生活之下的“大众”口味，一大笔写手横空出世。玄幻、穿越、恐怖、暴力、色情···有这些元素堆砌而成的动辄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的所谓的小说可谓是层出不穷并且很受欢迎。想这些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几乎毫无营养可言的印刷品、电子文档如此横行，大众的品味、社会的浮躁可见一斑。在恰恰是在这种时候，听到了“小说的尊严”这样一句震耳发聩的宣言，想不激动都难。

言归正传，我对《蛙》的第一印象想就是小说结构很别致。小说以五封长信和一部话剧的形式呈现出来。信是写给外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的主体部分就包含在信中，显得自然而连贯。而话剧则是对之前内容的延续和升华，语言犀利，情节紧凑、一波三折。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蛙》看作是史书，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史。这部历史，其实说起来很简单：首先，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现代化的接生方式随之普及；接着，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次人口出生高峰；而在七十年代之后，迫于人口压力，我国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到了当代，生育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部历史当中，囊括了形形色色的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记录了不同家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命运的流转。而其中当之无愧的角色自然是姑姑。父亲是白求恩的得意门生，为国捐躯、德高望重；自己相貌出众同时又医术精湛。如此多的荣耀铸造了她胆大心细，果敢泼辣的性格。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她的人生轨迹其实正是那段生育史的缩影。新中国成立之初，她是推广现代接生方式的急先锋，飞车过桥、痛打接生婆、紧急时刻力挽狂澜···在她的努力下，现代化的接生方式便很快为当地人所接受；而在人口出生高峰时，她日日奔波劳碌，忙着为产妇接生，被大家视为送子观音；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后，姑姑由受人尊重的送子观音忽然间就变成了人见人怕的“活阎王”，不管超生的孕妇上天入地，姑姑总能用拆房揭瓦、威逼利诱手段将孕妇找出来，送到手术台实施流产手术；而后姑姑也终于不得不服老，从手术台上退了下来，年轻时经历过痛彻心扉的感情挫折的姑姑，最终选择嫁给了一位与世无争的民间艺术家，说不清是为了赎罪还是因为命中注定，姑父捏泥人的手艺人，于是两口子合作，姑姑一一描述那些在她手中被扼杀的婴孩的模样，姑父就根据她的描述，将那些早夭的肉体用泥胎还原出来。

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结构、内容，更是因为它的高度——人文关怀。作者直面尖锐而敏感备并且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亲历者的角度，相对客观地还原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中注重集体主义，强调团结

一致、顾全大局。但这依然不能成为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个人权利、抹杀个人诉求的借口。作者从丈夫、妻子、医生、计划生育工作者等普通人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小说中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批判的语气，有的只是扣人心弦的、引人深思的记叙。其中既有“捉拿”孕妇时“计划生育小分队”兴师动众、剑拔弩张，随时准备拆房、拔树的紧张形势。也有孕妇为了保护胎儿，不惜采取跳河的方式躲避计划生育小分队的缉拿，结果孕妇和胎儿双双殒命的悲剧场景。作者在其中塑造了王仁美，这一女性形象，她性格直爽、爱憎分明、单纯善良，为了给家里生个儿子，她私自取下避孕环，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怀孕。即便如此，姑姑还是听到了风声、带着计划生育小分队，对躲进地窖的王仁美威逼利诱，最后为了丈夫不被部队开除、为了家里的房子不被拆，她只得向姑姑投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她对丈夫说的一番半似呓语、半似嗔娇的话中，看似是一种幽默，隐隐约约也透漏出了她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有与丈夫诀别的意味。如果说将美好的事物破坏给人看是一种悲剧，那么像这样将美好以及创造美好的愿望一并破坏更是让人扼腕痛惜。也许很多人会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作为“党的忠实走狗”的姑姑，但其实她才是最可怜的人。作为党员，服从国家指令本就是她的职责，她要承受“送子观音”到“活阎王”的落差，用那双曾经带来无数生命的手扼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以至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她，却对青蛙有种极度的恐惧，因为她觉得青蛙的叫声就像孩子的哭声，那些被她扼杀、向她讨命的孩子们的哭声。

正如作者曾说过的一句话，“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小说中的“我”，既王仁美的丈夫，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在这部书中这个形象则显得懦弱、武断，有正义心却在维持正义时显得狼狈不堪。尤其是在妻子命悬一刻之际，他考虑到自己的升迁，考虑的家族的利益，最终还是选择了站在政策这一边，而让妻子孤独地含恨而去。而在妻子去世之后不久他又经不住诱惑，竟然和“害死妻子的仇人”同时又是自己兄弟一直追求的女人结婚。

实际上，小说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在最后也对当下生育的社会乱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医院和养蛙场勾结，干起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表面上富丽堂皇的门面，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利用人们求子心切的心理，一方面联系求子心切的“客源”，一方面又找一些“代孕”的年轻妇女，只顾从中渔利，完全不顾人伦天理、不顾法律规章。其中最富讽刺意味的应该就是“我”和二任妻子因为无法生育，最后求助于代孕公司，而为“我们”代孕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差点做了他们养女的“我们”的朋友的女儿。最后，朋友成了岳丈、女儿成了妻子、而臂中的孩子难以说清是儿还是孙···

“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莫言说到了，至少在这本书中确确实实也做到了，所以我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外文学院日语系 王亚辉

篇3：莫言小说《蛙》的叙事伦理

一.故事伦理:生育政治背后的存在困境

莫言说, 小说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2) 他选择生育问题为题材, 无疑是击中了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软肋。试问有哪一个当代中国人, 没有受到过生育政治的困扰?1949年之前,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民间生育道德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此后的十多年间, 由于百废待兴和经济困难, 劳动力需求相对旺盛, 这种传统的民间生育道德得以延续甚至还受到某种程度的鼓励。但60年代中期以后, 国家开始意识到人口增长过快的严重后果, 于是转而倡导一种有计划有节制的生育伦理。“文革”结束后, 这种倡导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加以强制推行。由于与多子多福的民间道德反差巨大, 国家意志在推行中受到了来自民间的强烈质疑和激烈反抗, 而民间的质疑与反抗又逼使国家意志不得不采取更为激烈和强硬的手段。这种你死我活的冲突与博弈, 几十年来造成不少人间悲剧, 构成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甚至不无惨烈的生育政治景观。

《蛙》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 它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生育政治的历史变迁及其所夹杂的血泪和伤痛。小说由五部分构成, 反映了中国生育政治的三个时代:第一部分为20世纪50、60年代, 这是计生政策尚未实行的时代, 民间道德要求多生, 国家意志也鼓励多生, 因此二者相安无事甚至显得其乐融融;第二、三部分为60年代中期之后, 重心是80年代, 这是计生政策由倡导到强制执行的时代, 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之间发生激烈对抗, 因而出现了耿秀莲、王仁美、王胆之死的人间悲剧;第四、五部分的故事属于90年代中期以后, 经济的繁荣和民间财富的聚集, 从内部掏空或者说松弛了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的紧张关系。正如小说中那位年轻的筏工扁头所说, 这是一个“有钱的罚着生, 没钱的偷着生, 当官的让二奶生”的时代。就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下, 国家意志与传统道德坚持着各自的立场并和平共存。

形象勾勒和展示60年来中国生育政治中国家和民间这两种道德观念的博弈, 及其从和谐共处到激烈对抗、再到暧昧共存的历史变迁, 确实是小说《蛙》的一大贡献, 因为它填补了当代小说创作的一大空白。但这仅仅只是小说故事伦理的表层部分。莫言曾说, 一个作家, “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作家, 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 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 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 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 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 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 (3) 那么, 具体到《蛙》来说, 它所要达到的“哲学高度”究竟是什么?它关注了哪些“人类感情的变异和类理性的迷失”?它又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的呢?

这得从故事的主人公姑姑说起。与60年来中国生育政治的变迁相应, 姑姑一生的命运遭际和心路历程也曾发生多次变化。20世纪50、60年代, 姑姑作为英雄的后代接受了新法接生的培训, 变成了一个现代妇产科医生, 并因精湛的接生技术, 受到民间的广泛欢迎。计生政策推行之后, 姑姑成为计生部门的负责人, 在抓捕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等人流产的过程中, 姑姑以国家意志代言人的身份自居, 并体现出国家意志不容挑战的威严、霸道乃至野蛮和冷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姑姑退休并嫁给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 终日沉浸在对过往激烈行为的价值迷惘之中, 变成一个被罪感纠缠并试图自我救赎的人。姑姑的不同身份和形象, 表征着不同的生育和生命态度:民间英雄身份, 意味着她身上具有民间道德的眼光;现代妇产科医生, 象征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立场;计生部门负责人, 则是国家意志的形象体现;嫁给泥塑艺人郝大手, 表明她对诗意世界充满向往。

若借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 可将姑姑不同身份所代表的生育态度视作四种符号素, 并组成一个意义矩阵 (4) 。矩阵上边是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 一个主张少生, 一个主张多生, 处于明显对立地位, 但二者均以功利眼光看待生育———前者着眼整体民族利益, 后者看重个体的传宗接代。与之相对的是矩阵下边的精英意识和诗意世界, 强调生育是人性而非功利之事, 应从人性角度予以尊重。但精英意识除了从人性角度看待生育之外, 也常常从理性角度看待生育, 这使它与强调理性控制人口的国家意志具有相通之处, 因而共同组成矩阵的左边。矩阵右边, 则是主张从自然角度看待生育的民间道德和诗意世界———在诗意世界中, 生育和生命都是自然现象, 不必刻意追求;至于民间道德, 它对国家意志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一种自然化生育权利的争取和维护。这样, 姑姑身上所具有的四种生育态度, 就形成了两根伦理轴线:纵向是功利/人性轴, 是功利伦理向人性伦理的过渡;横向是理性/自然轴, 是理性伦理往自然伦理的转变。具体图示如下:

如此说来, 姑姑就并非故事表层所显示的那样, 仅承受着来自国家意志和民间道德两种力量的拉扯, 而是经受着纵横两根轴线中四个方向伦理观念的撕裂。当然, 姑姑在小说中所承受的拉扯和撕裂, 主要表现为一种历时性的自我否定而非共时的心理存在:早年是民间道德和精英意识的自觉承担者, 但成为计生干部后则站到了民间道德的对立面, 自觉地充当起国家意志的代言人, 晚年又对自己过往的身份产生怀疑, 因而皈依了自然、人性的诗意世界。这种处理多少削弱了姑姑这个形象本来所可能具有的心理深度和感人力量, 因为某一阶段单一观念的主导使得姑姑的个性自始至终都显得非常单纯。但也正是这种处理, 使得姑姑的形象带上了某种挥之不去的悲剧和哲学意味:一个以追求进步而不断自我否定的人, 到头来却陷入了无尽的价值迷惘和困惑之中,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生命的无奈和悲哀。

这种生命的无奈和悲哀, 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共时性关系上有着更为清晰和完整的呈现。故事中那些出没于高密东北乡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其实都是姑姑身上某一伦理观念的形象体现。如小狮子在与“我”结婚之前作为姑姑的助手, 显然是功利理性主义国家意志的化身。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参与者的“我”, 无疑是理性和人性的精英意识的体现。郝大手与秦河, 则象征着一个自然人性的诗意世界。至于张拳、耿秀莲、陈鼻、王脚、王胆、王仁美等更多的人物, 则是自然、功利的民间道德的主要承载者。这些人物的观念, 自始至终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且每一种观念的代表者, 几乎都受到来自其它几个方向的伦理力量的牵制和拉扯, 感到无法动弹的悲哀和被撕裂的疼痛。比如“我”, 既受着国家意志的牵制, 因此把妻子王仁美送进了地狱, 又受着民间道德的拉扯, 因此接受了陈眉代孕的事实, 更受着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制约, 因而只能在人格的撕裂中不断痛苦地自责。

这样, 通过姑姑历时性的身份变更和其他人物共时性的关系结构所呈现出来的, 就不是简单的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的二元对立, 而是个体人生在功利伦理和人性伦理、理性伦理和自然伦理之间矛盾徘徊并不断被撕裂的状态, 这使得小说的故事伦理显然远远超越了单纯生育政治的探讨, 而具有了关怀整体存在及其困境的哲学高度。因为理性伦理和自然伦理的激烈冲突、功利伦理和人性伦理的互为纠缠, 也正是当代中国乃至整个当下人类的共同处境。

二.叙述伦理:罪感、忏悔与救赎

从叙述角度来看, 《蛙》最明显的特点无疑是采用了书信体形式。小说五个部分, 其实也就是叙述者“我”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书信体小说的黄金时代是18世纪的欧洲, 英国作家理查森的几乎全部小说都是用书信体完成的, 法国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书信体。但到19世纪, 这种体式便衰落了, “五四”后曾在中国有所发展,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莫言曾经说:“我不愿四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 当然有也不愿搞一些过分前卫、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找到巧妙的、精致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事视角有关, 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 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 实际上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叙述天地。” (5) 一个叙述意识如此清醒和自觉的作家, 选择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的方式, 肯定有他的用意。

小说中的五封信, 是“我”应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要求而写的。他要“我”将“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收集起来寄给他。每一封信开头, 在有关姑姑的故事展开之前都有一段“我”如何收集姑姑的材料以及对杉谷义人回信内容的一些评论。而在讲述姑姑故事的过程中, “我”不仅自始至终是姑姑故事的叙述者, 而且也是姑姑故事的参与者。这种叙述安排, 使得整个小说至少包含了三个序列的故事。核心序列当然是“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 但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序列:一是通信的故事, 也就是“我”或者说剧作家蝌蚪给日本人杉木写信的事;二是作为姑姑故事见证者的“我”以及“我”同辈们的故事。连接这三个故事序列的直接因素自然是生育:核心故事的主人公姑姑, 作为乡村妇产科医生, 一辈子都在跟生育打交道, 她的历史, 就是一部半个世纪的中国生育史;而杉谷义人正是对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身上所牵连到的生育故事感兴趣, 因此才让我收集有关她的材料给他, 而这正是通信故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至于“我”以及“我”的同辈们则是生育政策的当事人, 一辈子的命运起伏与生育问题息息相关。

三个序列的故事之间, 设若仅仅只是因为题材的关联而组接在一起, 那这并非一部高明的小说。一部好的小说, 各个故事之间除了题材的相关之外, 更应该有主题精神上的联系与呼应。那么, 《蛙》中是否有这种主题精神上的联系呢?显然是存在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是, 这五封信的收信对象是日本人, 一个侵华军官的儿子。跳出小说文本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 围绕二战中日本人的侵华行为而展开的道德博弈, 自二战结束至今从未停止过。许多侵华战争的当事人及其后裔迄今拒绝承认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并进行相应的反省。但小说中的杉谷义人, 却为父亲当年的行为谢罪。这点让写信者“我”表示非常感佩。“您的这种担当精神虽然让我们感到心疼, 但我们知道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如果人人能清醒地反思历史, 反省自我, 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笔者认为, 这个在通信故事中无意间提到的有关罪感及其忏悔的故事, 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 它是理解其他两个故事的指南, 也是照亮整个小说叙述伦理的一盏灯。

姑姑的故事有如前述, 她从民间道德和精英意识出发, 然后站到了民间道德的对立面, 而成为国家意志的自觉代言人和坚定执行者。但到晚年, 她在一次意外的惊吓之后却对自己的过往行为产生了怀疑。“进入晚年后, 姑姑一直认为自己有罪, 不但有罪, 而且罪大恶极, 不可救赎。我以为姑姑责己太过, 那个时代, 换上任何一个人, 也未必能比她做得更好。姑姑哀伤地说, 你不懂……”这种清醒的罪感和忏悔意识, 与通信故事中杉谷义人勇敢地承担精神属于同一性质。至于“我”的故事, 其核心主旨依然是罪感与忏悔。“我”为了个人前途, 致使妻子王仁美流产而死, 为了小狮子, “我”没有坚决阻止陈眉代孕“我”的孩子, 这都让我感到罪孽深重。“但现在, 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 我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所谓‘前途’, 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 不过是自我安慰。这跟姑姑制作泥娃娃的想法是一样的。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 都是不可替代的。”

也就是说, 连接三个故事的, 表面是生育, 骨子里却是罪感意识和忏悔精神。这三个故事中的罪感和忏悔, 在文本中互相参照、呼应, 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和复调关系, 使得整个小说在叙述上俨然一曲罪感和忏悔的三重奏。值得指出的是, 这种罪感意识和忏悔精神除了通过故事中人物自身的行为体现出来———如姑姑嫁给郝大手并不断制作泥娃娃的行为, 更多的是通过叙述者干预表现出来的。叙述者干预是指叙述者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小说写作本身所进行的直接议论和评价。这种干预在以“显示”为目标的现代小说中并不明显, 但在以“讲述”为特点的古典小说中却表现得特别普遍和突出。 (6) 书信体作为一种古典小说体式, 为叙述者的干预创造了极大地便利和自由。这种体式中, 叙述者可以随时打断故事进程, 直接发表他对所叙述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和评价, 而不会破坏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书信中跟写信对象进行意见和看法的交流本来就是非常自然之事。正是借助书信体的这种特点, 小说《蛙》的叙述者将三个故事序列的核心题旨——“罪感意识和忏悔精神”自由而又自然地揭示了出来。

被罪感纠缠的灵魂, 除了忏悔, 也必然要寻求解脱与救赎。如何救赎呢?通信故事中的杉谷义人, 因为并非侵华战争的当事人, 他能为父辈的过错谢罪并表示反省就已经足够了。但对姑姑和“我”来说, 仅仅具有罪感和忏悔显然是不够的, 因为罪感丝毫不能减轻过往罪孽, 忏悔也丝毫不能改变既成事实。小说通过叙述, 为姑姑和“我”各自指出了一条救赎和解脱之路。姑姑的救赎之道是皈依诗意世界。她嫁给民间艺人郝大手之后, 通过郝大手的技艺将被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 一一再现出来, 并对之焚香跪拜。“这些孩子, 个个都有姓名。我让他们在这里集合, 在这里享受我的供奉, 等他们得了灵性, 便会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投胎降生。”“我”的救赎之道是写作。“至于我自己, 确实是想用这种向您诉说的方式, 忏悔自己犯下的罪, 并希望能找到一种减轻罪过的方法。您的安慰和开导, 使我心中豁亮了许多。既然写作能赎罪, 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既然真诚的写作才能赎罪, 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诚。”

但诗意世界和写作是否真正能够赎罪, 真正能使被罪感纠缠的灵魂得到解脱呢?小说给出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某种意义上, 小狮子不过是姑姑形象的青春版化身, 她作为姑姑的助手不仅引流过不少婴儿, 而且也是使我前妻流产致死的当事人之一, 她嫁给“我”后总想为“我”生个儿子并对生养小孩生出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这种痴迷与姑姑不断制作泥塑娃娃并对之焚香跪拜一样, 并非对民间道德的皈依, 而是赎罪式的自我救赎。终因自己无法生养, 最后她找了代孕公司的陈眉进行代孕。而姑姑也因为曾欠了“我”一条命, 欣然为陈眉接生, 并与代孕公司的人员一起骗了陈眉, 致使陈眉发了疯。也就是说, 姑姑和小狮子在罪感纠缠下的自我救赎, 却造成了更大的伦理伤害。这不啻于宣布所谓救赎, 其实是不存在的。至于“我”, “原本以为, 写作可以成为赎罪的方式, 但剧本完成后, 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 也是最后一封信, 主要内容是“我”写的一部以姑姑为原型的戏剧。在这部戏剧的末尾, 有一场极富象征意味的再生仪式。自感罪孽深重的姑姑拿着一段绳子上吊, 被蝌蚪救了下来。姑姑问“我死过了吗”, 蝌蚪说“可以这样理解, 但像您这样的人是不死的”, 姑姑于是感到一阵再生的狂喜:“这么说, 我再生了”, 然后是一段俨然真正重生之后语调轻松的谈话。但这与其说是对真正救赎之路的启示, 不如说是对真正救赎之路到底在哪的困惑。因为一场不成功的自杀就可以摆脱罪感并得到救赎, 谁都知道只能是“戏剧”这类艺术世界里才可能发生的事。那么, “沾到手上的血, 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 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小说没有回答也无需回答。作为小说, 写出救赎的姿态和困境, 就已经足够了。

梦醒了, 却无路可走, 这是五四后许多作家作品常写的道德和伦理困境。在某种意义上, 这不正是小说《蛙》通过书信体叙事和在小说中揉进戏剧这种跨文体叙事所要出示的重要叙述伦理内涵吗?杉谷义人、姑姑和“我”, 甚至小狮子, 都在罪感的纠缠下忏悔并努力寻找着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救赎之道。但与五四文学极力强调“无路可走”的悲怆相比, 《蛙》更加强调“梦醒”本身的价值和可贵。毕竟, 有些罪恶是由时代造成的, 非个人所能左右, 我们能左右的仅仅是自己的灵魂和反省的姿态。罪感虽并不必然指向救赎, 但至少可以获得些许的宁静, 忏悔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解脱, 但起码可以赢得片刻的轻松!

摘要：莫言小说《蛙》在故事题材上的拓荒性开掘和叙述形式上的复古式实验, 都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 而是蕴含着深广的叙事伦理内涵。小说通过姑姑历时性的身份变更和其他人物共时性的关系结构所呈现出来的故事伦理, 远远超越了单纯生育政治的探讨, 而具有了关怀整体存在及其道德困境的哲学高度。在叙述伦理上则通过书信体叙事和在小说中揉进戏剧的跨文体方式, 巧妙表达出了罪感、忏悔及其救赎的内在关系, 表现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当代中国伦理问题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和对现代性伦理困境及其救赎可能的独到思考。

关键词：《蛙》,生育政治,罪感,困境,叙事伦理

参考文献

①刘郁琪:《“叙事学新发展”还是“伦理批评新道路”——叙事伦理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 《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

②傅小平:《莫言: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文学报》2009年12月17日。

③莫言:《我的<丰乳肥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扬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59页。

④格雷马斯叙事分析的关键, 就是要在有意义的现象下找到构成意义的微观原子和分子, 并指出其作用。每一个符号都是由符号素组成的,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符号分解成为这种构成性符号素, 构成性分子。参看[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唐小兵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109页。

⑤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 扬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101页。

篇4：浅论莫言小说《蛙》的魔幻性

关健词：莫言 《蛙》 生育 魔幻性

莫言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蛙》堪称其扛鼎之作。小说有作者个人的经历，也有道听途说，还有资料的收集，更有自己艰难的思考。小说酝酿十载，才终于面世。它以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国民生育为背景，乡村医生姑姑为主人公反映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姑姑形象始终贯穿于整个故事的。小说不仅如实描绘了一个忠于职守，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姑姑形象，也通过她折射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尴尬、纠结的精神世界，生动展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剖析了人物的灵魂。小说以“蛙”为题，处处有蛙（娃）的影子，故事也终于姑姑不停的捏泥娃蛙。娲、蛙与娃，作者叙述的笔调不停地在变，读者的想象空间也不停地在转换、延伸，于是魔幻色彩笼罩了整个故事。

一

《蛙》作为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代表作，其选材是独特而敏感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已经实行了若干年，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是让人预想不到，也难以评估的。小说从一位乡村女医生（即“姑姑”）角度来反映国民的生育状况，特别是农村的生育观念，以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构思不谓不新颖，不独特。“她”使叙述语体更厚重，也让故事更可信。小说一开始便叙述道，接“我”到人间的是农村医生“姑姑”，而“我”即蝌蚪，这样的起笔便让故事叙述有了张力。

姑姑作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各个时期，年轻时既接生了很多孩子，同时也给很多妇女做过人流手术，以至于晚年时和丈夫郝大手不停的捏泥娃娃，表现出其内心的忏悔和愧疚。其间故事叙述并非是按部就班，按时间、空间什么的叙述，而是围绕主题空间在变幻，人物在变换，叙述笔调在变化，就是象征、夸张、隐喻等方法的应用也让人眼花缭乱，更有情节的跌宕、跳跃引人想象，进行再创作的渴望。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是指莫言创作是基于中国现实，植根于山东高密，又融入了历史元素的创作风格，但别忘了其立足的根本点是计划生育。魔幻现实主义则意味着莫言小说的成功更多的是得益于借鉴了西方的创作手法。所以，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魔幻现实主义，是莫言体的魔幻现实主义。

二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造人”是一个路人皆知的神话，而“女娲”的“娲”与“蛙”谐音，也与“娃”谐音，作者既抓住了汉语多谐音，也一音多字多义的特点，又应和了民俗学中青蛙多子是旺盛的生命力象征的说法。《蛙》中有一段“我”与小狮子的对话，“她像背诵似的说：为什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我们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许多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有蛙进化而来的，那种人由猿进化而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原来，“蛙”和人类是同一祖先，就是人的精子和卵子都和蝌蚪的没什么区别，三个月的婴儿标本与变态期的蛙十分相像，都拖着长长的尾巴。“蛙”即“娃”也。故事构思的基本模式便有了魔幻的意味。

莫言小说立足现实，洞悉历史，借鉴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时又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相结合，在形象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对民族、人类的思考。作者就运用了许多民间故事的象征手法来折射社会现实，比如情节结构，人名地名等，于是故事中便有了山东高密的泥土味，更有了魔幻色彩。姑父的手所捏出的泥娃娃没有相同的，一个一模样，据说每一个高密人都能从他的泥娃娃中找到童年的自己，都说姑父只有在生活拮据时才会上街卖泥娃娃，他对待泥娃娃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每次卖泥娃娃时都会流泪。当他的泥娃娃被砸碎时，他的心里十分痛苦。所以，在泥娃娃身上融进了他所有的思想情感，而不仅仅是一种工艺品。郝大手钟情于捏造泥娃娃，“姑姑”何尝不是，如果说姑姑捏的泥娃娃都不如郝大手的工艺，但她捏的恐怕不是把一个个泥娃娃当做娃娃，而是对逝去的娃娃生命的祭奠，是对自己心灵的救赎，当然更多的是作者的思考。

除了小说情节的魔幻色彩外，莫言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让人富有想象的空间，而且其根据据说都来源于民间。“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为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

更让读者觉得神奇的是，小说居然把堂吉诃德也写入到小说中。小说写到，陈鼻由于生活所迫，竟然扮演堂吉诃德。“这个当年的英俊男子，如今头顶光秃，脑后头发披散，几乎是塞万提斯的发型”。他开始装疯卖傻，用一种话剧般的腔调与“我”对话，加上两个女儿一死一毁容的悲惨现实，表现出陈鼻的凄惨生活，从而揭示了他如堂吉诃德般的命运。

魔幻现实主义将现实变为魔幻而又不至失真，是以怪诞、混搭的语言来揭露现实，酣畅淋漓的表现现实的。作者用夸大而又不夸张的言语建构了魔幻般的情节，生动形象的展示了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这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国民的生育状况，贯穿其中的主题便是“计划生育”。如果说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乡村女医生，那还不如说作者是在讲述一个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一群人物以及这一群人的生活及精神状态。解放初期，高密当地庄稼丰收，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妇女们也开始争先恐后的怀孕，“姑姑”为了帮妇女们接生，忙得不可开交，“1965年底，人口地急剧增长，让上级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以至掀起了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姑姑为了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给男人做结扎手术，以至落下骂名，被人称为‘活阎王’”。改革开放时期，为了方便姑姑她们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国家给计划生育小组提供了专用船，为了防止自然灾害阻碍交通，出现违怀孕，也为了保持公社不发生一起超计划生育的目标，为了这面计生战线上的鲜艳旗帜，所以县里特意为计划生育小组配了专用船，新世纪时期，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试管婴儿的出现，使“我”老来得子。这时的姑姑已经退休，和郝大手结婚，夫妻两人一起捏泥娃娃，为曾经引产过的孩子忏悔。

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姑姑具有鲜明的色彩，尽管她的形象是小说是通过侧面描写表现出来的。莫言借助“家乡人”的所言所为，交代了出姑姑的基本情况，并凸显了其个性。小说开头交代，姑姑，也就是万心，她父亲就是医生，有高超的医术，在胶东一带颇负盛名，还给许司令取过弹片。所以姑姑子承父业，也当了医生。1953年，十七岁的姑姑第一次接生，由于不满民间老娘婆的接生方式，和老娘婆发生争执，种种事迹表现出姑姑的勇敢果断。为艾莲接生时，与“老娘婆”对峙，而读者通过母亲与艾莲以及以及其他见过她接生的女人的话语中，体会到了姑姑的“大将风度”，母亲总是夸姑姑的手是绵里藏针、柔中带刺，跟其他人的手不一样。因为来历不凡，医术也较好，又因解放初期接生的娃娃较多，所以姑姑深受当地百姓的尊敬。“地瓜小孩”出生时，国家还给补贴，所以人们都多生孩子，姑姑接生忙个不迭。1965年底，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上级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于是掀起了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刚好，三个多了”的口号。而当时姑姑刚好担任妇产科主任，于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担子就实实地落在了姑姑的身上，姑姑也不遗余力的认真实施各种避孕措施，施行结扎技术，但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王脚的反抗等，所以计划生育时代她就被称作“活阎王”。文化大革命开批斗大会时，姑姑被红卫兵当做“牛鬼蛇神”进行了批斗。

改革开放初期，县里为了更好的支持姑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特意为她配备了专用船，姑姑的工作也更认真了。小说写到，姑姑与其他工作人员乘工作船到东风村动员张拳老婆做人流手术时，与张拳发生冲突，最终被张拳打伤，还被肖上唇骂为土匪等等，其中的工作艰辛可想而知。

新世纪时期，姑姑则一变成了“送子娘娘”。“我”和小狮子在娘娘庙大殿里望着送子娘娘塑像，发现她和年轻时的姑姑十分相像。从接生，到计划生育，再到捏泥娃娃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姑姑的人性在变化，而是作者想力图重申，在历史潮流中，个体往往是弱小的，难以掌控自己命运的。所以，小说写到，这时的姑姑已经退休，与郝大手结婚，两人一同不停的捏着泥娃娃。小说又似乎和开头的忙于接生的情节吻合了，只不过开始时接生是把娃娃的生命接引到人间，而小说结尾时捏的泥娃娃则是没有生命了，小说特地写到这些泥娃娃都是十分有个性的，都像曾经流掉的某某娃，而且提到“我”要孩子而不得，只能搞试管婴儿，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

总而言之，姑姑是个极为复杂的形象，她既是给人幸福的“送子娘娘”，又是让人畏惧的“活阎王”。作者通过对刚出闺房忙以接生时的姑姑，年轻时带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姑姑与年老退休时在生活中愧疚和忏悔的姑姑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姑姑的心理历程，也折射了社会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姑姑，作者是采用了全知视觉来叙述的话，对我的同学陈鼻的叙述也很值一提，小说对他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陈鼻和“我”是小学同学，他的出场和收场都不同寻常，首先他的出生就不一般，有的人出生时是先出脚的，有的是先出头，然而陈鼻却是先把手伸出来，以至于姑姑后来与陈鼻开玩笑，总是说他是不是要向世界讨要什么东西，而陈鼻却回答：“讨饭吃呗！”其生活也多灾多难，由于发生火灾，他的两个女儿陈耳和陈眉，一死一毁容，而陈鼻的老婆王胆却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陈鼻的晚景比较凄惨，由于生活所迫，在堂吉诃德饭馆里扮演骑士，带着流浪狗，过着乞讨的生活。从伸着手来到人间，到一无所获的空空离去，其间的隐喻不用言说。

陈鼻和我的关系自幼就不错，我们一起用卖废铁的钱买东西吃，长大后，他还去外面闯荡了一番，当上了老板，当他出现在我结婚场合时显示，陈鼻是我们这些人中混的最好的，何况他还有一对天生丽质的女儿。在小女儿陈眉的事情上，我们还发生过冲突，“我”想领养陈眉他不许，所以最终我还是把女儿还给了他。20年后的“我”和他在堂吉诃德饭店里见面时，已经物是人非，我已经成了知识分子，成了高干家庭，而他却是在堂吉诃德饭馆扮演着骑士，地位已十分悬殊了，“他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对我和小狮子深深的鞠了一躬，接下来，他双手拄着那柄锈迹斑斑的剑，用一种话剧演员的腔调说：尊贵的夫人，我是来自西班牙拉·曼却的骑士堂吉诃德，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鄙人愿为你们竭诚服务。”读来令人心酸。

从小说构思看来，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是有哲学意义的。

三

小说的开头就告诉我们，他们那里具有浓郁的地方风俗，那就是以人的器官取名，由于受到“贱名者长生”、“人如其名”的影响，当地就以人的器官和身体部位为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等。《蛙》中的人名也遵从了这样的原则，作品中的“我”，因为出生时先伸出细长的腿，善于跑步，故取乳名小跑，学名万足。而陈鼻却由于母亲是俄罗斯人的缘故，所以他拥有着和美国佬一样大的大鼻子，而陈鼻的小女儿却因为外貌长得眉清目秀而取名为陈眉。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这些人名都凸显了一定的文化特征。我们不妨从两组人物形象中分析其血缘关系，一组是“王肝”和“王胆”，另一组是“袁腮”和“袁脸”，成语中有“肝胆相照、侠肝义胆”等日常成语，人们往往把肝和胆放在了一起，表现出两兄妹双胞胎的血缘关系。而腮和脸是连在一起的，腮是脸的一部分，袁脸为父，袁腮为子，无可厚非，再如肖上唇和肖下唇，上下唇合起来就是一张嘴，并且还遵循了长幼尊卑的顺序。在《蛙》中还有两个带“手”的人物，一个是姑父郝大手，另一个是我同学李手，姑父郝大手是捏泥娃娃的，长着一双心灵手巧的手，被誉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他捏的泥娃娃活灵活现；而李手自小学习成绩优异，考上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县医院工作，陈鼻在铡草时由于不小心把手指铡断了四根，是李手帮他接活了三根，这难道不是中国民间俗语名如其人的写照！

《蛙》的格式并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的刻板。纵观全文，读者不难发现其情节存在一定的跳跃性和荒诞性。整部小说从头至尾都以“我”的口吻进行叙述，刚开始讲我们上学时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比较艰苦，吃的都成问题，所以我们开始吃煤，我们抽动鼻子站在煤堆前，像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特矿石，像狗一样在废墟中寻找食物。之后又回到了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出生都各不相同，有的先出手，有的先出脚，有的先出头，况且无一例外，我们都是被姑姑接生的。我们吃煤时，传出姑姑将和飞行员将要结婚的信息，可后来飞行员叛逃了。姑姑与王小倜的爱情，使姑姑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故事一下子又写到了40年后，大哥的儿子向群被招飞的情形，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时姑姑被当做“牛鬼蛇神”被批斗的场面。小说情节自始至终都存在一定的跳跃性，然而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为了姑姑。小说所有笔墨都是为树立起姑姑形象服务的。

魔幻现实主义源于拉丁美洲，却也影响到了中国，并被印入了一代文人的创作中。莫言自己就曾说过，自己曾经沉浸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中，但别人是沉浸其中而难以自拔，莫言却从中悟出了真谛，取得了真经。

象征手法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也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运用最广泛的文学表现手法。《蛙》就很好的借鉴了这种手法，首先，小说的主题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小说名为蛙，而“蛙”与“娲”同音，古有女娲用泥巴造人之说，“蛙”还与“娃”谐音，因此，凡是稍有联想能力的读者都不难猜出小说的主题，就是小说中以人的器官为人名，虽有民俗味道，更有象征意味。

荒诞又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手法。在《蛙》中，姑姑被成千上万的青蛙追的情景很令人震撼，“那晚的蛙鸣声，如同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满带着怨恨和委屈在哭，……吓的姑姑满身冷汗，她想逃离蛙声的包围，但无论她跑的有多快，无数凄凉而怨恨的哭声都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她……这时，无数的青蛙从水浮莲和芦苇深处跳出来，它们有的浑身碧绿，有的通体金黄……”这一幕充满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张，姑姑说的是真实的事，可这样一来又成了一种“神奇的现实”，有离奇想象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故事基础，莫言就是借助魔幻来表现社会现实的。

意识流手法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手里也往往被运用得很娴熟。他们往往运用大量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流动和时空倒错地手法于故事叙述过程中。《蛙》的结尾就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写法。在小说结尾部分，姑姑夜晚失眠，意识徘徊于过去和未来，她觉得愧对陈眉，“那个讨债小鬼带着那群残疾青蛙每天夜里都来吵我，我不但能感受得到它们凉森森的肚皮，还能嗅到它们身上又腥又臭的气味。”她觉得报应的时候到了。这种内心的独白证明了姑姑源于内心深处，被政策执行所隐藏的人之初的善良和光辉的人性。

作者酝酿十余年，然后潜心写就的《蛙》，其蕴藏的意蕴是丰富的。小说无意于某个人某件事，也不纠缠于个人的得失，更不讨论政策的对错，而是意在通过“姑姑”这一形象的塑造来折射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并从哲学的高度、民俗的视野来探讨人性，小说既继承了中国古典神怪文学建立的奇幻传统，又有民间文学的痕迹，更有魔幻现实主义印迹。其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又很奇妙的与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魔幻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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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读书笔记

我用了大概十几二十个小时看完了这本书，看的第一天，只看到了两个字“孩子”，第二天也只看到了两个字“乳房”，满文章都是，这是我的第一感受。确实，上官鲁氏用自己的一生养育了自己的子女，这一路含辛茹苦，实在不堪重复。显示自己的八个女儿和唯一的儿子，九个孩子养育的重担本来就不轻了，当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孩子的孩子又出生了，紧随其后的孩子一个几个一个地到来，对不一个家庭贫寒的母亲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在书的前半部分不断地孩子出生，他们成为了书的后半部分的主角。至于“乳房”二字，似乎应当是这本书中出现最多的词语，这大概和主人公的恋乳症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中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和上官家有关系的，上官家的女儿一共有八个，连续生三四个的已经少见，八个实在凤毛麟角了。他们分别叫做上官来弟、上官招弟、上官领弟、上官想弟、上官盼弟、上官念弟、上官求弟和上官玉女，前七个的名字很有意思，其中第二个最为常见，表达的是家长对于生男孩的期盼，而且越来越强烈，最后的一对双胞胎唤作“金童玉女”，实在是一对好名字，这名字是他们的亲生父亲瑞典传教士马洛亚生前最后一刻留下的，但是二人的命运并不如他们的名字一样美好，他们的一生依旧和他们周围的人一样，崎岖而坎坷。

这九个孩子的父亲都不是上官鲁氏的丈夫上官寿喜，此人非常暴虐，经常毒打自己的妻子，开始是因为他没有生孩子，后来是因为没有生男孩，各种方式的毒打，以至于上午还在生孩子的上官鲁氏下午已经被婆婆赶到田地里边劳作和接受丈夫、公公的打骂了，如此的悲惨的开始只是她长达九十五年的一生的开始，她几乎经历了这个世纪的所有苦难，他的儿女也在时代中任由摆布，最终未能善终。

首先是大姐上官来弟。因为上官寿喜不能生育而打骂责怪母亲，是母亲的大姑姑的安排下母亲与姑父于大巴掌所生。喜欢沙月亮并且和他私定终身，然而母亲不同意，将他许配给了孙大姑的大孙子孙哑巴也就是后来的孙不言，他于是和沙月亮私奔了，历经坎坷，从土匪到汉奸最终沙月亮被杀，只剩下了留给母亲的沙枣花。后来回家后和二妹夫司马库有染，再后来和被迫和孙不言结了婚，然而此时的孙不言已经是一个断了双腿的哑巴了，天生的讨厌就更加重了，最后爱上了从日本归来的鸟儿韩，两人最终在与孙不言的纠缠中将其杀死。他们也因为杀害革命英雄的罪的被枪毙了。她的女儿沙枣花最后成了江洋大盗，在书的末尾出现向司马粮表达爱意，但是没有成功。来弟与鸟儿韩的儿子是作为上官家的第三代出现在书的后半部分的，他也是母亲在极为艰难地环境下拉扯大的，在八十年代开了一家亚洲鸟类研究中心，但是最终也是惨淡收场。

二姐上官招弟。生父亦为于大巴掌，嫁给抗日别动大队的司令司马库，生女司马凤、司马凰。在与独立纵队的割据战中，中弹身亡，不久，一对女儿也被那位倡导极左“土改”政策的大人物张生命令处死。还有一个孩子司马粮虽然不是他的亲生，但是是司马库的孩子，也算在他的谱系下，被母亲一手养大。

三姐上官领弟。人称“鸟仙”。生父为一个赊小鸭的(土匪密探)，她深爱鸟儿韩也就是韩顶山，韩被日寇抓了劳工后，神经错乱，设立鸟仙神坛禳解。后被孙不言__被迫嫁给了他，以为自己是鸟练习飞翔摔死在悬岸下。生子大哑、二哑，俱被飞机炸弹炸死。他的爱人鸟儿韩在日本经历了千难万险，在丛林里呆了十五年，后来回来后和大姐来弟在了一起。

四姐上官想弟。生父乃一个走衡串巷的江湖郎中，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救全家，她卖身进了妓院，后流落它乡，音信全无。“_”中被遣返还乡，多年帜攒的财物被当地政府公社等部门洗劫，并遭受残酷批斗，遭到巨大的羞辱和毒打后旧病复发而死。

五姐上官盼弟。生父乃杀狗人高大膘子，少年时白愿参加爆炸大队。 后嫁给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生女鲁胜利。曾经当过卫生队长、区长、农场畜牧队长。因为家里的缘故改名马瑞莲。丈夫鲁立人在天灾中死亡，她“_”中自杀身亡。她的女儿鲁胜利后来当过银行行长和市长，但是最终被人检举以受贿的罪名革职。

六姐上官念弟。生父乃天齐庙智通和尚。爱上了被日机击落后为司马库的部队收容的美国飞行员巴比特，结婚后不久即与巴比特一起被鲁立人领导的独纵团俘虏。逃亡后被—寡妇诱至山洞，与巴比特同归于尽。

七姐上官求弟。母亲被四个败兵强暴所生。早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被卖给白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做养女。后改名乔其莎，精通俄语，伯爵夫人死后被一位铁路工人收养，毕业于省医学院，被打成右派，到农场劳动改造。因饥饿，在灾后因为暴食生豆饼胀死。

八姐上官玉女。与金童为双胞胎，生父乃瑞典传教士马洛亚，生而失明。在生活困难时期，因不忍心拖累母亲，投河自尽。

“我”上官金童。母亲唯一的儿子，患有恋乳症一生嗜乳，以至精神错乱。中学毕业后去农场劳动。后因“奸尸罪”被判刑十五年、改革开放后刑满还乡，曾和单乳的暴发户富婆老金在一起，因为懦弱被抛弃，后在外甥鹦鹉韩夫妇开办的“东方鸟类中心”任公关部经理，但只是外甥媳妇耿莲莲的阴谋诡计，后来没有从大栏市市长也就是他的老师纪琼枝那里搞到钱又不愿给别人挨个送礼而被撵出来，后在司马粮投资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任董事长，因被炒、被骗而失败，终至穷愁潦倒，一事无成。上官金童这个人物角色在前期没有什么作为，在后期也只是一个不很被看好的角色，似乎他只是一个事件的见证人，一个串联故事的枢纽，然而毕竟是主人公。他的怯懦的性格和恋乳症，使他从小被人嘲笑，由于他的怯懦最终一事无成。他有着外国父亲遗留下来的容貌，有着高大的身材，但是由于性格的缺陷未能成就许多事情，他的恋乳症一生都没有完全治好，想要自立但是出于灵魂深处的怯懦又挡住了他。我想，很多人应当心中也有这样一个上官金童吧，在许多时候不能自立，还要依赖“乳”，上官金童的偏激的例子虽然很少，但是他的性格却活在很多人的心里边。

篇6：莫言小说《蛙》的优秀读书笔记

1.“我”叙事

汪靖洋说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作家选择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巧妙的叙述角度, 往往关系着小说的成败。”[2]《蛙》共分为五部, 由五封书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所构成, 小说通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视角的选用使得“我”不仅可以参与故事中的事件, 也可以离开作品进行说明。《蛙》中第一人称“我”既以故事中的人物担当叙述者, 亦以故事的参与者在整个故事中进行叙述, 兼并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双重身份, 且在叙述之中进行相互转换, 形成叙述与被述的强烈对比。《蛙》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大部分时候是以故事中的参与者身份来叙述, 而为了叙述的方便, 莫言在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会在第一人称单数“我”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之间转换采用。“我们”的叙述不仅使叙述者的知识领域得以拓宽, 亦增大了故事的容量和读者的思考空间。“我”在故事之中是以双重视角出现的。故事是以成年后的“蝌蚪”回顾自己的儿时经历和转述姑姑及其他人的故事来展开的。小说开篇叙述者以成年叙述者“我”介绍儿时故乡的古老风气出现在读者视野之下, 透过“我”去回忆小时候的种种情节。当故事讲到吃煤时, 叙述者便由成人视角切换到儿童视角。例如“我非常爱护这块‘表’, 洗手避水, 遇雨藏手, 颜色淡了借大哥的钢笔描, 让它在我手腕上保存了三个月之久。”[3] (P.14) 典型的儿童行为, 是儿童视角所特有的感官。“我”叙事的聚焦在成人和儿童之间不断切换。“姑姑是个极其健谈的人, 我们都愿意听她说话。吃完面条后, 她背靠着墙壁, 侧坐在我家炕沿上, 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踩着百家门子, 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 听过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 转述时又毫不吝惜地添油加醋, 这就使她的谈话像评书一样引人入胜。八十年代初, 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刘兰芳的评书连播时, 母亲就说 :这不分明就是你姑姑吗?她要不当医生, 说评书也是一张好嘴 !” [3] (P.13) 这段话先以儿时的“我”的口吻去讲述孩子们对姑姑的印象。随后话语就转到了八十年代时期, 成年的“我”转述母亲眼里的姑姑。而在下文的故事中, 叙述者又成了儿童时代的“我”。贯穿近六十年的姑姑的故事之中, 第一人称的“我”叙事就在儿童时期的“我”、青年时代的“我”和成年后现在的“我”之间不断变换。

书信体叙述的选择决定了莫言的代言人以“我”来叙事, “我”作为整个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担当叙述者的身份。“概括起来看, 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 首先在于真实感强。这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4] (P.306) 第一人称内聚焦手法叙事使故事贴近生活, 给人以亲切感。但内聚焦叙事的选择亦使故事的叙述有所限制, 对于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无法感知, 只能凭借自身对人物的了解和认识去猜想。如“我”不能进入到“姑姑”的内心世界中, 所以对姑姑的描写很多情况下都是用“我猜”或者“姑姑说”来形容其思想情感的变化。为了避免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一方面的不足, 莫言在其小说中使用了“我姑姑”、“我母亲”等“类我”叙事策略, 构建起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2.“类我”叙事

莫言小说独特的亮点在于其第一人称叙事的独特运用, 如用第一人称来表达其他人称的叙述话语“我姑姑”、“我母亲”等。这种手法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 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于莫言而言, “我奶奶”之类的复合人称叙事视角在《红高粱》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以后的小说创作中, 亦多次沿用该类人称形式。几乎《蛙》中的所有人物都与“我”有着密切关系, 于是叙述者便都以该类复合人称出现, 如主要叙述对象“我姑姑”, 还有“我妻子”、“我母亲”等等都以“我XX”的形式出现在故事文本之中。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受这一人称的限制, 只能讲述故事中“我”所看见的、听到的和参与的, 不像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知道故事文本中的所有事件, 凌驾在所有人物之上。于是莫言在第三人称“姑姑”、“母亲”等前面加上“我”, 使视角自然的过渡到另一个人物身上, 让人物自身去诠释其思想情感变化, 弥补“我”的视角的不足。“我”、“我姑姑”两种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得叙述者自由的行走于文中的字里行间, 达到了叙述上的真正自由。第一人称“我”更能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 感知其心理变化。复合人称“我姑姑”等字眼让故事具有客观性, 让读者信服。同时, “我姑姑”、“我母亲”、“我父亲”等复合人称的使用, 使故事以多角度呈现在读者眼前。“我”、“我姑姑”、“我父亲”、“我母亲”等人的过去、现在都在莫言的笔下自由穿梭着。叙述时态的交错使用, 现实与过往的交叉叙事, 体现了故事的沧桑感和真切感。《蛙》中“姑姑”的传奇一生由故事中的“我”提供声音, 故事中的其他众多人物甚至是“姑姑”自身提供叙述眼光。叙述者的眼光涉及多人, 在历史的和当代之间交叉见证。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的交汇、分离使《蛙》中的叙事策略独具一格。

小说叙事中, 对于人称机制的选择是一种叙事策略。“因此, 如何选择叙述的人称, 就成了衡量小说家艺术才能的重要标志。”[4] (P.330) 《蛙》中“我姑姑”等复合人称叙事视角兼并第一人称“我”内聚焦叙事的真实感、亲切感和第三人称“姑姑”等人之间视角自由转换的客观性。复合人称叙事的首创性使莫言小说叙事特色上与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相比独具一格, 成为其他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竞相采用的叙事策略, 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坛上叙事的新篇章。

3.类他叙事

莫言在《蛙》中频繁的转换视角, 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发生转变。如在小说的第一部中, “我侄子”被“招飞”, 全家为了不提起“姑姑”的伤心事, 没有邀请“姑姑”参加晚宴。席间“姑姑”带着茅台酒来祝贺, 在提到酒的出处时, “我”退出叙述舞台, “我XX”的叙述人称亦不再沿用, 由“姑姑”直接担当叙述的声音和叙述者, “姑姑”成为话语的主人。在后面的故事文本中, “姑姑”也多次从被叙述对象跳出来, 自然的接过“我”手中的“话筒”对故事进行讲述。当“我妻子”怀有二胎, “我”去向姑姑求情被拒后埋怨计划生育政策的野蛮时, “姑姑”激动地反驳到 :

我们愿意野蛮吗 ? 在你们部队, 用不着这么野蛮 ; 在城市里, 用不着这么野蛮 ; 在外国, 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 只想自己玩耍享受, 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 面对的都是农民, 苦口婆心的讲道理, 讲政策, 鞋底跑穿了, 嘴唇磨薄了, 哪个听你的 ? 你说怎么办 ?人口不控制不行, 国家的命今不执行不行, 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 你说我们怎么力 ? 搞计划生育的人, 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 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 连五岁的孩子, 都用锥子扎我的腿。[3] (P.49)

“姑姑”正面出场使她的话语更能表达出身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法者的心声, 也更让人明白“姑姑”作为执法者的不易, 不但没人理解, 还要忍受众人的指责甚至是打骂。让“姑姑”“现身说法”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摊开在众人眼前, 让读者更能理解其深处的痛苦与煎熬。当文本中的被叙述者对象“姑姑”跳出文本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时, “我”变成了“姑姑”最忠实的听众, 倾听着“姑姑”与故事中人物的对话。晚年的姑姑在讲述自己惧怕青蛙的原因时, 整段篇幅都是以“姑姑”的视角进行叙述。除去视角的变化, 人称也有了改变。先是用“我”的口吻自称, 后来逐渐用“姑姑说她”的表达, 在这一部分重点凸显了“姑姑”这个主体的叙说, 视角和人称的结合转变使叙事得到很好的彰显。除去“姑姑”之外, 为了叙事的需要, 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经常跳出“我”的限制平台, 为自己“代言”。文本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都和“我”有着一定联系, 叙述者“我”对其他超出“我”的知域范围的事件都是通过他们来进行讲述。当文本讲述到寻找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王胆这一部分时, 镜头全部投射在父亲身上。通过父亲的眼光和话语对故事进行讲解, 在这一节的讲述中, 全是父亲的视角, 通过他让读者和“我”了解这件事情的发展变化, 父亲引导着读者的视野。从“听父亲说”, 到后文的“父亲说”、“父亲道”等, 一直是父亲作为故事的讲述者。通过他的讲述让众人脑海里浮现出小说文本中的一幕幕场景。《蛙》中类似这样的由他人进行述说的场景经常出现, 他人视角的运用填补了“我”视角叙述的空白, 使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得以完整。

4.结语

在莫言的小说叙事中, 多采用叙事视角和人称叙事的变化, 无论是第一人称“我”叙事还是由第三人称改编的第一人称复合叙事, 都使故事与叙述得到完美的结合。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的采用有效地吸收了第一人称叙述的纯粹、自然和便利, 同时避免了其视域局限的缺点。使小说中叙述者的能动性增强,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叙事领域之中。叙述视角在不断的流转切换之中, 使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予作者的文化领域中完成作者期待的审美接受。叙述与故事的有机结合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叙事空间和叙事效果, 使叙事得到极致的彰显。参考文献:

摘要：莫言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构建起自身的叙事王国。他在不同小说中尝试用不同的叙事视角, 在同一部小说中也多次变化视角进行叙事。长篇小说《蛙》中就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切换叙述, “我”叙事贴近生活, 真切的感知人物;“我姑姑”等复合人称叙事客观的揭示人物的命运;“父亲”等他人视角的叙事使文本结构更显严谨。

关键词：蛙,叙述者,叙述视角

参考文献

[1]珀西卢伯克.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小说技巧.[C].方土人,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180.

[2]汪靖洋.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459

[3]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4]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06

[5]刁丽娟.论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D].山东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