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屈原的爱国DNA作文

2024-05-22

继承屈原的爱国DNA作文（通用6篇）

篇1：继承屈原的爱国DNA作文

继承屈原的爱国DNA400字优秀作文

我们买了好几种不同口味的粽子。我边香甜地吃，边问妈妈为什么端午节吃粽子。妈妈说，粽子是端午节的重头戏，这是纪念屈原的日子．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人耿直、忠诚。因为楚王相信奸臣的话，就把屈原革了职，在楚国灭亡时，屈原放声大哭，于五月初五投江自尽。老百姓为了不让鱼吃忠臣屈原的身体，就包了粽子扔到河里。以后就流传下来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酸，望着滔滔的松花江水，我仿佛看到了“难酬蹈水亦英雄”的屈大夫，真是“风萧萧兮江水寒，贤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个端午节让我增长了不多知识，知道了端午节的来历，知道了艾蒿、荷包和香朴的含义，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屈原大夫忠贞与高洁的.品格。他慷慨赴死，视死如归，在楚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坦然睡去，睡整张汩罗江的河床。我感觉，他虽然死了，但他几千年了，仍然活着，因为他的血系中有一条长江的支流。他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我要向他学习，向他致敬，但我要做一个能忍辱负重的、策略灵活的爱国者．

篇2：继承屈原的爱国DNA作文

后来秦国攻占了楚国的都城，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五初五那天，屈原写下了绝笔之作《怀沙》之后，抱石投入了泊罗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当时的老百姓得知这个消息，纷纷划着船赶来，想救屈原。人们争先恐后，追到洞庭湖也不见屈原的踪影。人们悲痛欲绝，生怕水里的鱼会吃掉屈原的尸体，就用粽叶包着糯米用五彩线扎紧撒到水里让鱼虾吃。

篇3：屈原对先秦儒家“比德”观的继承

一、儒家的“比德”观

“比德”一词出自《荀子 · 法行》, 子贡问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贱珉者, 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 少而贵之哉!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 仁也;栗而理, 知也;坚刚而不屈, 义也;廉而不刿, 行也;折而不挠, 勇也;瑕适并见, 情也;扣之, 其声清扬而远闻, 其止辍然, 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 不若玉之章章。”子贡问孔子, 君子“贵玉贱珉”是否因为玉少而珉多, 孔子认为不是, 君子贵玉是因为“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 也就是说君子与玉有共同的美德。人用自己来造事物, 由于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去, 就变成那些事物。[1]

先秦时期“比德”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美学观点, 老子曾说“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管子 · 小问》中也记载:“桓公放春, 三月观于野, 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 内甲以处, 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未敢自恃, 自命曰粟, 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 始其少也, 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 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 由乎兹免, 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 不得则危, 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道家的以山水比德和法家的以禾比德都说明在先秦时期各家均受到“比德“观的影响。而儒家的比德无疑是其中最多样化并且最具理论性的。

子曰:“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 (《论语 · 雍也》)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 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 似德。其流也埤下, 裾拘必循其理, 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 似道。若有决行之, 其应佚若声响, 其赴百仞之谷不惧, 似勇。主量必平, 似法。盈不求概, 似正。淖约微达, 似察。以出以入, 以就鲜洁, 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 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宥坐》)

子贡问孔子曰:“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 树之而五谷蕃焉, 草木殖焉, 禽兽育焉;生则立焉, 死则入焉; 多其功, 而不“息”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 (《尧问》)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故观于海者难为水, 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日月有明, 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 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 不成章不达。” (《孟子 · 尽心上》)

可见, “比德”在儒家的思想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可用于“比德”的事物也并不单一, 玉、山水、土地、植物都成为了君子的象征。艺术用这种观念性把本来没有价值的事物提高了。[2]儒家的文人在观照自然的同时, 也观照了主体的道德。

二、屈原与儒家“比德”观

《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相传是孔子整理, 在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 称为《诗经》。孔子对《诗经》十分推崇, 赞赏它“《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也就是说它思想纯正。《诗经》中出现许多关于“德”的概念:

帝謂文王, 予怀明德。 (《大雅·皇矣》)

假乐君子, 显显令德。 (《大雅·假乐》)

我求懿德, 肆于时夏, 允王保之! (《周颂 · 时迈》)

这是先秦人民对德的重视, 也是对德的自觉追求。“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卫风 · 淇澳》) 。想要成为一名君子, 要长期对自己打磨, 进行自我修养。当时的人们已经对君子的德行有一种主动意识, 渴望成为君子, 渴望通过努力得到主体的优化。

《诗经》的一大特点就是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创作,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当时自然界的事物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 为“比兴”打下基础。所谓“比兴”, “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刘勰曾谈“比兴”:“观夫兴之托喻, 婉而成章, 称名也小, 取类也大。关雎有别, 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 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 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 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 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 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 珪璋以譬秀民, 螟蛉以类教诲, 蜩螗以写号呼, 浣衣以拟心忧, 席卷以方志固: 凡斯切象, 皆比义也。”可见“比德”是“比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可以说“比兴”包括“比德”。《诗经》中也存在许多“比德”的句子:

泰山岩岩, 鲁邦所詹。奄有龟蒙, 遂荒大东。至于海邦, 淮夷来同。莫不率从, 鲁侯之功。 (《鲁颂 · 閟宫》)

崧高维岳, 骏极于天。维岳降神, 生甫及申。维申及甫, 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大雅 · 崧高》)

不仅如此, 更有《鹤鸣》一首比德君子人格高洁。

以《诗经》为例, 屈原受儒家“比德”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国语 · 楚语上》记载了楚庄王询问太子读书的事情, “教之春秋, 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 以戒劝其心;教之世, 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 以休惧其动;教之诗, 而为之导广显德, 以耀明其志;教之处, 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 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屈原还未出生时, 楚国太子就已经接受儒家经典教育, 阅读《春秋》、《诗》、《乐》, 证明儒家思想很早就传入楚国。清代顾炎武曾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为《楚辞》。”因为任何文体的产生都不可能是凭空的, 完全依傍于天才的, 一定是有所承袭的。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说:“按《楚辞》着, 《诗》之变也。《诗》无楚风, 然江汉之间, 皆为楚地, 自文王化行南国, 《汉广》《江有汜》诸诗列于《二南》, 乃居十五国风之先, 是《诗》虽无楚风, 而实为《风》首也。”

从写法上看屈原的《橘颂》与《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标题极为相似, 从内容上看《橘颂》的句型和“兮”字的运用与《诗经 · 郑风 · 野有蔓草》更是如出一辙, “后皇嘉树, 橘徕服兮。受命不迁, 生南国兮”, “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 清扬婉兮”。《橘颂》为屈原早期作品, 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 可以说存在着大量《诗经》的痕迹。而《橘颂》更是屈原“比德”作品中的代表作, “橘”有屈子之志, 诗人又有橘之气节, 诗中人与橘已不可辨别, 达到了咏物诗的至极。[3]除此之外, 能代表屈原“比德”观的作品还有《离骚》, 其中“香草美人”“扎龙鸾凤”无一不是比德之词。

三、屈原的继承与创新

屈原不仅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比德”观, 也很好的发展了这一儒家传统观念。儒家的“比德”观往往注重正面比德, 用美好的事物比德美好的人。“玉”“水”“山”比喻“君子”“智者”“仁者”, 用正面的“比德”让人们感受一种接近理想的人格美。孔子说“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将松柏的生长特性与君子的人格相比, 得出君子在困境中也应该坚强挺立的结论。

可以说, 儒家的“比德”往往是以自然物比君子之德, 而屈原的“比德”不仅不君子之德, 也比小人之德。这就扩大了“比德”的范围, 也增加了更多可比德的意象。一正一反的“比德”, 体现了屈辞中鲜明的情感性, 汉王逸《离骚》序中说:“善鸟香草, 以配忠贞;恶禽臭物, 以比谗佞;灵修美人, 以媲于君;宓妃佚女, 以譬贤臣;虬龙鸾凤, 以托君子;飘风云霓, 以为小人。”

最好的咏物词, 既刻画了物, 也把作者的人格写进去, 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写进去。[4]屈原的“比德”更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更注重审美, 儒家的“比德”往往更注重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 并不是完全的审美的“比德”, 由纯粹的道德的“比德”到审美的“比德”, 这不能不说是“比德”观的一大发展。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顿在里面; 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咏物一体, 就题言之, 则赋也;就可以作诗言之, 即兴也比也。”屈原就是“将自身安顿在里面”, 使要描写的物具有了自己的品格。由于屈原是从自身出发进行比德, 所以表现出来也更具情感性, 个人色彩更加鲜明。以《橘颂》为例, 辞中极详细的描写了橘的特点, 说明橘的来历, “姱而不丑”、“淑离不淫”、“闭目自慎”、“秉德无私”, 每一句似乎都在说诗人自己。“绿叶素荣, 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 圆果抟兮。青黄杂糅, 文章烂兮。精色内白, 类任道兮”, 如此细致的塑造形象进行“比德”, 在先前儒家的“比德”中是未曾出现过的。

参考文献

[1]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2]黑格尔, 美学[M].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 1980.

[3]颜翔林, 楚辞美论[M].学林出版社, 2001.

篇4：也谈屈原的“爱国”

首先，从“国”的概念来看。秦以前的国家制度是“邦国制”，邦国的“共主”即周天子。天子拥有的是“天下”，而“天下”的范围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却已经是“全世界”了。所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子不是“国王”，而是“世界王”。国王是诸侯，诸侯拥有的是“国”，又称“邦”。其实“天下”不过是“联合国”，唯独诸侯的“国”具有国家性质，拥有领土与主权、政府与军队，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外交活动（当时即叫“邦交”），可以缔约、结盟、通商、宣战，还可以兼并。各“国”之间，语言异声，文字异形，衣冠异制，律令异法，“国内”则统一。总之，这个时候是“以邦为国”。（详见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一书《帝国制度》一文）从这个角度看，屈原忠于楚君、楚国不正合乎现代意义上爱“国”的实质乎？

又从楚国的历史来看。西周初年，据说楚先王鬻熊曾“子事文王”，熊绎也曾接受过成王的封爵（《史记·楚世家》），但是由于楚文化自身的特性（如优越自足的经济条件、强烈的个人意识、巫风盛行等），楚国常被中原诸国看作“蛮夷”，如《国语·晋语八》说“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为荆蛮，置茅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缭，故不与盟”，楚人连会盟的资格都没有。《诗经·鲁颂·閟宫》更是把楚人和北方的戎狄并列为惩罚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这都使得楚国民众的民族观念尤显浓厚，因而屈原热爱祖国是和他“深固难徙”的民族观念密不可分的。

再从屈原所处的时代来看，人们也有强烈的国家观念。苏秦、张仪是战国著名的游说之士，当时人们对两人的评价是：“左右卖国反覆之臣”（《史记·苏秦列传》）、“左右卖国以取容”（《史记·张仪列传》）。如无“爱国”的概念，“卖国”之说从何而来？只不过，先秦时（或者说整个封建时代）人们爱国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和途径就是忠君，屈原也不例外。翻开《楚辞》，可以看到“忠”有着相当高的使用频率。应该看到，屈子的这种“忠”是无私的，不以个人得失为转移的，如“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离骚》）、“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九章·惜诵》）等等，而且此种“忠”的目的，是让君的统治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换言之，“忠君”只是手段、途径。因此，对君本人就必须提出一种道德标准的要求。王逸在解释《九章·抽思》中的“何毒药之謇謇兮，望荪美之可完”一句时说“想君德化，可兴复也”（《楚辞章句》），明确反映出屈原对君王的这种道德标准要求。为此，屈原在其几乎所有作品中都反复申明这一点，比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离骚》），其最终结果当然是以“兴复”楚国为目标。“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王逸《楚辞章句》注为：“皇，君也。舆，君之所乘，以喻国也。绩，功也。言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这无疑很明确地指出了屈原将君、国视而为一，并通过忠君而爱国的思想。

屈原忠君的最后目的在于“恐皇舆之败绩”，在于“国富强而法立”，无私为国就是其“忠”的内涵，当面对楚国的现实时，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折射在作品中就形成了特殊的表现形式——“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离骚》），《九章·惜往日》里更毫不隐讳地指责君王“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谄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甚至尖锐地责骂楚王为“壅君”。班固在《离骚序》里批评屈原“责数怀王”，颜之推说他“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篇》），都从批评的角度注意到了这一事实。而朱熹《楚辞集注》所说的“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则从正面以爱国的目的去解释了屈子的忠与怨。

忠君，怨君，盼国富强，就是屈原爱国最主要的表现，千百年来，人们正是从这些感人至深的思想、观念、行为中去抽象、升华出屈原的爱国主义的。

最后再说到爱国主义。这个词是地地道道的现代词汇，人们经常借用列宁的话来作为对爱国主义的解释：“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3卷第608页）列宁说的不错，爱国主义确实包含着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但是，把这句话作为爱国主义的定义，就未必全面而准确。分而析之，“爱国”是指对生养自己的祖国的忠诚热爱眷恋之情，这种炽热之情体现在对祖国的山川、风物、人民、文化等诸多方面。“主义”则是表示人们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或态度。当“爱国”与“主义”构建为“爱国主义”这一特定语汇时，它就不仅仅是一种感情，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或精神。屈原注重自身修洁，时时以诚信自戒，对君国则以忠贞自许。其作品中溶透着深深的爱国情怀。正因为他对故国、对人民有着满腔的热爱，才使他身遭逆境也不肯离开祖国。因为，他要不辜负楚地的大好河山，他要竭尽全力主张内修美政，外则合纵抗横，实现统一的大业，拯救百姓，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这种与国共患难、同兴亡的精神难道还当不得“爱国主义诗人”之称乎？

篇5：如何看待屈原的爱国精神的作文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臵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臶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治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三、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如何看待屈原的爱国精神?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三、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