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

2024-04-26

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通用4篇）

篇1：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

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

作者：蒋俊峰，江苏省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225300)

1995年七月,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职工余辉被确诊为慢性粒性白血病,需要25万元多元进行骨髓移植,同年12月22日,横县地税局向全国地税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信,并表示地税局将对捐款进行监督,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抢救上,信的落款是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加盖了公章),并注明了转帐开户行及账号。截至1996年6月5日,共收到四川贵州海南等全国各地的193笔捐款,共计22万余元,但爱心没能留住余辉的生命,共用去医疗费用9.8万余元,还有14万余元,地税局以工会的名义把钱存在银行,余辉的父亲要求把这14万余元作为余辉个人的遗产进行处理。(详情请见2002年11月4日扬子晚报B3版报道:捐款能否当作遗产)

类似的纠纷并不少见，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

1997年12月23日，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在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杨尔特，男，12岁，因患白血病无力医治，向社会求助，在礼泉县有关领导的建议下，由陕西省礼泉县教育局(以下简称教育局)、中国教育工会陕西省礼泉县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育工会)联合向全县师生发出了“向杨尔特同学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的倡议书，倡议全县师生为杨尔特捐款治病。教育局、教育工会先后收到30个单位的捐款，共计40482.05元。教育局、教育工会将其中1万元支付给杨尔特，2.2万元支付给其他四位同样患白血病的师生，余款存入银行。原告向教育局、教育工会索要其余捐款未果时，遂将教育局、教育工会推上了被告席，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如数返还募捐款并赔偿原告为索取募捐款造成的经济损失4569.20元及精神损失3000元。

礼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原、被告双方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募捐款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二是《民法通则》条款的适用问题。

原告认为：原告与捐款人之间形成赠与关系，与被告之间形成代理关系。捐款人为原告治病捐款，被告为30个捐款单位出具了“为杨尔特募捐款”的收据，因而原告是募捐款的所有人，有权获得全部捐款，被告作为募捐款的收集人，是原告杨尔特的代理人，被告将给原告的募捐款挪作他用，侵犯了原告即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属侵权行为，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最高院意见)第129条“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63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予以判决。

被告认为：原告与捐款人之间的赠与关系不成立，被告不是原告的代理人。本案属于捐赠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它不是由赠与人直接将赠与物交付受赠人，而是由被告间接转赠给受赠人，只有捐赠人认为被告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没有尽到把捐款交给杨尔特手中的义务时，他们才有权请求被告履行转赠义务，原告无权主张该权利。赠与是实践性的法律行为，被告将募捐款中的1万元转交给了原告，这1万元捐款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其余捐款未转交原告，原告对其余捐款不享有所有权。其次，原、被告在这次募捐活动中，虽然发生了《向杨尔特送温暖、献爱心》的倡议书，但它是以被告的名义发出的，并不是以杨尔特的名义发出的，原告杨尔特只是一个特定的捐助对象而已，因此，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不成立。再次，被告同时认为，这次募捐活动，从捐赠目的看，并非为原告一人治病捐赠，还应包括其余四位白血病患者，被告将2.2万元支付给其他四位白血病患者是成立的。应依据《民法通则》第72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和最高院意见第128条“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的规定予以判决。

经过6个多小时的庭审，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礼泉县人民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认为：“原告杨尔特因患病，向社会各界求助，被告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得知后，向全县各校师生发出倡议书为杨尔特捐款的行为，弘扬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告以原告杨尔特名义倡议并收取的捐款，应归杨尔特所有，并应及时付给杨尔特，但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将其中1万元付给杨尔特，其余30482.05未付，显属不当。故原告杨尔特请求被告给付以他名义收取的募捐款的剩余部分，依法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134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于判决生效后立即付给原告捐款30482.05元。

(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礼泉县人民法院是适用《民法通则》第4条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审结此案的，如果从合同的角度出发，此类案件该如何处理呢?本文以能否把这笔爱心捐款作为遗产处理案为例进行分析(事实上，一二审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不同的判决)。笔者认为处理本案的关键在于确定这笔捐款的性质和所有权的归属,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本案中,横县地税局向全国地税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信,这实际上是一个要约邀请,也就是希望全国地税系统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各地的好心人纷纷慷慨解囊,把捐款寄到地税局指定的账户上,是一个要约行为,是向横县地税局订立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横县地税局受下捐款是承诺,经过这样的要约承诺,捐款者和横县地税局之间订立了一个赠与合同,这个赠与合同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附义务的,因为有很多捐款者明确指定了捐款的用途是给余辉治病,即使有些捐款者没有明确捐款的`用途,但他们捐款的用意是鲜而易见的,况且横县地税局在求援信中已明确了捐款的用途,故应当判定这些赠与对赠与财产的使用附有条件,受赠人应当按照赠与人的指示和自己的诺言履行双方约定的义务。

那么,受赠人究竟是谁呢?可不可以是余辉个人?笔者认为,不可以是余辉,只能是横县地税局。理由如下：

(1) 赠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捐款者和横县地税局。余辉不是合同一方，受捐款的只能是横县地税局,不能是余辉。

(2) 有观点认为,余辉是特定的受赠人,横县地税局仅是对该捐款行使财产代管权,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横县地税局享有的对捐款用途的监督权。因为本案中的横县地税局享有监督权,能够对捐款的使用进行监督,防止这笔钱用于对余辉进行治疗外的其他方面,如发生这种情况,应当及时制止并纠正.这种监督权是基于捐款者对捐款用途的指定和地税局自己的许诺而产生的,对捐款的使用者而言是监督的权利,对捐款者而言,却是监督的义务。因而,不能放弃这种监督权。现在不妨假设这笔捐款属于余辉和其家人所有,余辉和其家人就享有这笔钱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想怎么处分,他人无权干涉,而实际上这种监督权可以对抗所有权,所有权受到监督权的制约,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的.所以这种假设不能成立,余辉不享有捐款的所有权.只有让地税局享有捐款的所有权,才能解决监督权优于所有权的矛盾。

(3) 或者可以认为捐款的所有权归余辉和其家人,横县地税局享有的监督权是赠与人授予的,是地税局代理赠与人行使的。这种情况下,监督权对抗所有权是合法合理的,既然是代理监督,地税局就更应该忠实于被代理人,更好的行使监督权,以履行对被代理人的义务。如果捐款不用于给余辉治病,可以代理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因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由于余辉死亡后,受赠人无法按照约定履行这样的义务,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实际是违约行为,而违约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所以笔者认为这里的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应当在有过错时才是不履行,没有任何过失的无法履行也是不履行,而且这个不履行也不是由于不可抗力(病故不属不可抗力)造成的,因此,赠与人应当享有撤销权.故地税局作为赠与人的代理人有权利撤销这样的赠与。

所以,无论这些捐款是捐给地税局的,还是捐给余辉的,最终这些钱应当保留在地税局,而不是余辉的家人手中。

现余辉之父以原告的身份把地税局告上法庭,由于案件的处理牵涉到捐款者的利益,捐款者可能想行使撤销权,但捐款者远在其他省份,不知道案件情况,不知道已经发生了行使撤销权的原因,应当由法院发布公告通知捐款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较为合适,由于第三人可能考虑参加诉讼的成本而不一定愿意参加诉讼,故要求第三人在一定期限内以信函的形式申报权利并说明对捐款的处理方法较为科学合理,如第三人(赠与人)在规定期限内说明其捐款如何处理, 按其意思办理,如果没有以一定形式申报权利,视为放弃(赠与人的撤销权仅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可以放弃),横现地税局有权按照自己的主张将这些捐款按比例退还给捐款人,或者捐给当地公益事业。

篇2：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 超市业在我国迅速发展, 为方便消费者, 越来越多的超市推出了智能化自助寄存柜这一新型服务。自助寄存, 是一种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完成的寄存行为, 其流程一般为:寄存人按“存”钮;自助寄存柜提供密码条;寄存人取出密码条;自助寄存柜某一格柜门弹开;寄存人放入物品并关上柜门;寄存人购物完毕输入密码或扫描条形码;自助寄存柜再次弹开柜门;寄存人取出物品。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寄存服务, 这一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使超市在降低经营成本的同时方便了顾客。但是这种服务也引发了相关的法律问题, 即自助寄存物遗失的损失由谁承担?2002年上海市民李某与上海某超市之间有关寄存物遗失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曾引起广泛的关注, 最终法院将双方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寄存柜借用合同, 消费者自己承担自助寄存物遗失的全部损失。此后, 有关超市自助寄存物遗失的纠纷时有发生, 而且法院的裁决结果及理由均不尽相同。比如, 在2007年王某诉中关村某超市案中, 超市承担500元的赔偿责任;在2009年周某诉无锡崇安区某超市案, 超市免责;在2009年王某诉苏州金阊区某超市案中,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消费者获赔2000元。实践中的意见不一也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热烈讨论。现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事实认定方面, 即顾客与超市之间的关系为保管合同还是借用合同。本文对现有的实践及理论分歧进行总结, 并试图通过从合同解释的角度, 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有关自助寄存法律性质的观点

(一) 附随保管义务与合同关系之争

1. 附随义务说。

有观点认为自助存包为商家附随的保管义务。进入超市不能随身携带物品是行业惯例, 此惯例系超市提出, 受惠的也是超市。超市所承担的附随义务中应当包括保管义务, 适用《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

2. 独立合同说。

有观点认为自助寄存的法律关系性质为独立的合同。主要理由有:第一, 自助寄存柜相当于“电子代理人”的地位, 能够在经营者设定的相关权限 (程序) 范围内代其实施法律行为, 和消费者“独立”订立合同;第二, 要约承诺理论是将自助寄存关系认定为合同的最有力的证明。顾客将寄存物品放入寄存柜后寄存柜的关闭则应视为交付行为;第三, 如果将自助寄存认定为基于买卖合同而产生的附随义务, 在实践中不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

此外, 现实生活中, 毕竟有些顾客存包后并未实际购物, 在买卖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 就无法解释超市的附随义务。因此, 笔者比较赞同将自助寄存的性质认定为独立的合同关系。

(二) 借用合同与保管合同之争

1. 借用合同说。一些学者和法院判决认为超市自助寄存法律关系不宜认定为保管合同, 而应为借用合同。主要理由如下:

(1) 顾客将物件存入箱内, 但此不能被自动化系统所识别, 不具有受领要素, 无交付意义, 当然也不发生交付效力。因而, 超市无法对原告物品进行控制占有, 不符合保管合同保管物转移占有的特征。

(2) 密码条应认定为超市把自助寄存柜借用给顾客的凭证而非超市出具的保管凭证。自助寄存柜是不能被移动的设备, 交付密码条意味着交付柜子。

2. 保管合同说。与“借用合同说”相对, “保管合同说”主要有以下理由:

(1) 虽然自助寄存柜不能受领, 但其识别功能与其法律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技术问题, 后者是一个法律问题, 不能因为技术性原因而影响对法律属性的认定, 况且这种技术原因完全可以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如增设摄像头加以克服。

(2) 柜内对象由超市实际控制。当顾客将物品放入寄存柜后即离开, 也就丧失了对物品的占有, 即使顾客掌握着开启寄存柜的密码条, 他也不能在事实上占有寄存柜。相反, 超市可以不通过寄存人而直接打开柜门, 在特殊情况下, 超市还可以不通知顾客而转移物品。

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 是为了在物品丢失的情况下确定责任。在法律后果方面, “借用合同说”认为, 借用仅限于无偿使用。保管义务被排除, 因此, 物品丢失超市不负责。相比之下, “保管合同说”则着重论证双方的保管合同关系, 由于保管合同为有名合同, 自然得出超市负有保管义务的结论, 因此物品丢失超市应负责。

三、对超市保管义务存在的论证

超市寄存柜是自动化机器, 其接受输入的自动化程序, 可以视为超市的意思表示。因此, 超市设置自助寄存柜即为要约。至于顾客, 在超市特定的环境下, 其默示的作为构成承诺的意思表示, 应无异议。因此, 自助寄存的法律关系首先应为独立的合同。

关于“保管义务说”和“借用合同说”, 从上述实践分歧及理论争议可以看出, 两种观点都把论证的重点放在了事实认定方面, 对自助寄存外部特征的解析都很详尽。保管合同是要物合同, 现实中, 自助寄存柜确实没有理想的识别能力, 认定为典型的保管合同不满足成立要件。而借用合同对于我国《合同法》来说是无名合同, 即使认定为借用合同更合法理, 但下一步的法律适用则面临更大的问题。因此, 界定自助寄存的合同类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品丢失的责任归属。私法自治的理念要求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的合意确定, 在当事人的合意不清楚时, 首先需要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因此, 下文围绕着合同的解释展开论述。

(一) 格式条款的效力

在超市自助寄存中, “寄包须知” (1) 为要约的内容, 但其中没有明确究竟谁负有保管义务, 其中唯一相关的一条是——“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 责任自负”, 合同存在漏洞。所述条款由超市事先贴在自助寄存柜上, 拟定时没有与顾客协商而单方确定。因此, 该条款为格式条款。

1. 格式条款的解释及内容控制。

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后, 首先应当进行合同解释, 格式条款面对的是普遍的大众, 适用范围广泛, 于是, 应该摒弃当事人在合同中的个别意思表示, 更多地注重解释的客观意义。主要体现在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客观性和利益衡量的客观性。

(1) 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客观性。探求当事人真意是合同解释的基本指导方针, 但在解释格式条款过程中所探求的当事人真意不能以作为特定合同相对人的单个顾客的理解为标准, 而是要以该格式条款适用范围内的群体一般的、合理的、正常的理解为标准。在自助寄存合同中, 一般顾客的正常理解能力是:同人工寄存相同, 保管员疏忽大意、擅离职守后果由超市承担一样, 寄存柜出现问题也应由超市承担责任。因此, 正常情况下, 一般顾客不能理解物品丢失超市不负责任的说法。

(2) 利益衡量的客观性。在格式条款解释中, 尤其应该强调利益衡量的解释原则, 因为在以充分的契约自由为前提之下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状态被打破, 失去利益平衡担保, 需要补救措施, 并且格式合同的使用人占据有利地位, 需要一种衡量机制以矫正条款内容的偏差。超市是格式合同的使用者, 自助寄存和人工寄存都是增加利润的手段:首先超市的工作人员无需在结账时对消费者所购物品与消费者自身携带的物品进行区分, 提高了购物的效率;其次超市无须采取进一步的防盗措施, 节省了诸如磁条、监视设备的使用。而存包要求建立在对顾客人格的否定之上——即认为所有顾客都是潜在的偷盗者。不尽合理, 但因为从另一个方面说, 存包才能进超市, 是超市选择安全的交易对象的权利。因此, 超市要求顾客存包是合理的, 但在此基础上认为其对物品丢失不负责, 无疑是过分照顾了超市的利益。

通过以上解释, 可以看出超市提供的格式条款, 造成使用人和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明显的不公平。根据《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条款无效。”因此, 该条款无效。

2. 格式条款无效时的合同效力。

根据法律行为基本理论, 法律行为内容的一部分无效, 原则上法律行为全部无效。笔者认为, “部分无效, 全部无效”的基本法律规则并不能适用于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格式合同并不是双方自由协商达成的, 只是一方意思的体现。之所以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如果接着认定整个合同无效, 就使得相对人期望的交易目的难以达成, 不仅不能保护弱者, 反而对相对人不利,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还是期待合同的履行。因此, 为了实现利益平衡的初衷, 在格式条款无效与合同效力的问题上, 应该确立“格式条款的部分内容无效, 合同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原则”。对于因条款无效而留下的漏洞, 再适用任意性规范或者补充性解释进行填补。

(二) 合同漏洞的填补

鉴于现实中自助寄存柜安全系数不够, 必然需要当事人另外承担看管义务。通过上述论证“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 责任自负”是不适当加重顾客责任的格式条款, 适用《合同法》第40条 (2) , 该条款无效。而“存包须知”中的其他条款都与保管义务的归属无关, 所以, 就保管义务的归属, 合同存在漏洞。因此, 首先应当依据适用于这种合同的任意性法律规范进行补充。其次, 便是对合同进行补充性解释, 推测当事人的意思, 填补合同漏洞。

1. 任意法不能适用。

上文提到, 法官援引租赁合同有关规定, 正是为了运用该任意性规定补充合同漏洞。自助寄存合同确实包含一些特殊的附属因素, 因此, 《合同法》分则中租赁合同的任意性规定对于新兴的自助寄存柜可能会不合适。这些特殊的附属因素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

借用合同一般是借用人出于自己的利益主动要求取得出借物的使用权, 而在超市中, 顾客存包是被迫的, 顾客相对于超市, 是弱势的, 单个顾客无力与超市行业的既成惯例相对抗, 超市都不允许带包顾客进入, 顾客无力反抗, 为了进入超市, 只能为了表明自己的诚信而存包。顾客愿意脱离对包的控制, 显然建立在包的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租赁合同的任意性规范不能用来补充自助寄存合同的漏洞。

2. 补充解释。

由于《合同法》分则没有“最相类似”的规定供参照, 只能适用总则的抽象规范。由此适用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 解释保管义务的配置问题。由于该条比较抽象, “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原则”等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 在此借鉴德国的理论学说, 补充解释的标准应该是“可推测的当事人意思”, 在探查可推测的当事人意思时, 不应以当事人在考虑到有关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会作出的约定为惟一标准, 该意思并不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想法所决定的, 而是由法院在依据客观情形作利益权衡的基础上得到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自助寄存合同存在保管义务归属的漏洞, 由于该合同的目的特殊, “可推测的当事人的意思”同任意性规范不一致, 从而租赁合同的任意性规范不适用;因此, 通过补充性解释可以解释出超市的保管义务。

四、超市责任范围的界定

研究自助寄存合同的性质和目的, 是为了在物品丢失的情况下确定责任。因此, 下文将物品丢失的原因类型化, 不同的类型适用不同的责任。

由以上分析可知, 顾客有权利要求超市承担保管义务, 不同于一般的保管合同, 不是由寄存人享有契约利益, 而是由保管人超市享有契约利益——如上所述, 存包使超市增加了利润。因而, 当基于契约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改变了某一契约的固有属性时, 法定责任随着利益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改变:不再享有任何契约利益的寄存人的责任止于故意, 而保管人的责任则由扩大至过失。其次, 考虑合同是有偿还是无偿, 寄存实际上是有偿的, 因为在商业营业场所, 营业所得利润已包含了超市替顾客寄存物品而应由顾客支付的费用。

由此看出, 不仅契约利益归于超市, 而且超市负担的义务有偿, 因此, 除了下列情形、不可抗力以外, 超市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完全因顾客的过错造成物品丢失的事实,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顾客未关箱门; (2) 将其放在其他箱内; (3) 密码条遗失后包被不法者捡拾取走; (4) 不遵守操作规程 (如顾客中途取物, 用密码条打开箱门拿出包中部分物品后又关上箱门。而密码条只能使用一次, 此后寄存柜认为该箱已空, 别人再按“存”钮可能弹开箱门) ; (5) 上当受骗, 如不法分子用计将事先准备好的密码条与顾客的调包, 后取出箱内物品。 (1) 、 (2) 情形出现时, 经过上文论证, 超市负有保管义务, 因此该合同是要物合同, 需要交付受领。顾客未关箱门或未将物品放在指定的箱内, 则合同未成立, 超市一般无责任。 (3) 、 (4) 、 (5) 情形出现时, 均造成超市不能控制之危险, 因此超市不承担责任。

篇3：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自伤事件,法律关系

在校大学生自伤是各种社会原因与自身矛盾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叠加引发的后果, 近年来高校学生自伤事件不断增多, 高校与学生都处于风口浪尖, 给高校与在校学生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部分高校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理解不当, 以及对学校在学生自伤事件中的责任认识出现失误, 使得高校在学生自伤事件中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赔偿责任, 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严重影响高校的正常发展。本文拟从法律责任的视角, 对学生自伤事件中存在的法律关系、归责原则进行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高校处理学生自伤事件的可操作性建议。

一、高校学生自伤事件存在三类法律关系

在高校学生自伤事件中, 本文认为存在三类法律关系。第一类是高校与自伤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这也是我们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最为关注的一类法律关系。第二类是高校与其他在校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第三类为自伤学生家属与其他在校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类与第三类的法律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 但本文认为在高校学生自伤事件中这两类关系同样重要, 相关主体特别是其他在校生的合法权益也应得到法律应有的保护。

二、高校学生自伤事件中三类法律关系的法理解析

(一) 高校与自伤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解析

1.在高校学生自伤事件中, 高校与自伤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范畴, 系民事法律关系。

(1)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分为教育管理工作和生活管理工作

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授权而获得的学生管理职能统称为教育管理职能;高校基于课堂、宿舍、饭堂等校园基础设施的所有权或用益物权所产生的学生管理职能, 统称为生活管理职能①。由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和生活管理工作分别隶属于行政法和民法范畴, 而行政法和民法又分别属于公法和私法系列, 适用于截然不同法理原则, 所以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适用的管理规范、救济机制等都会因此产生差异, 必须区别对待②。正因为如此, 要研讨高校在学生自伤事件中与自伤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必须先确定高校对学生自伤事件的管理工作属于哪一类的学生管理工作。

(2) 高校对学生自伤事件的管理工作属于学生生活管理工作, 与自伤学生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范畴

这是因为, 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教育管理职能是国家为了便于高校教学、教育管理权力的行使, 通过《学位条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国家法律法规授予高校的, 它们包括教学科研管理、思想品德教育管理、学籍管理、学位管理以及相应的奖惩制度管理等。在此类管理事务中, 高校作为高等教育机构, 是国家教育任务落实的重要承担者, 是代表国家履行教育职能的重要主体, 它代行了国家部分的教育行政权, 具备了行政主体的资格, 它与学生的关系也具有了行政关系的性质, 属于行政法的范畴③。显然, 高校对学生自伤的管理工作并不属于这一类的范畴, 它并没有国家法律法规授权, 也不属于高校对学生高等教育的职能范畴, 它是基于学校对课室、宿舍、饭堂、校园基本设施享有的物权产生, 因此属于学生生活管理范围, 属于民法范畴。

2. 高校在学生自伤事件中对自伤学生承担的法律责任类型解析

(1) 高校对自伤学生承担的责任为民事责任, 而民事责任大致分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侵权责任是指任何人都对他人承担这样一种义务, 即不能因为自己的错误 (过错) 行为而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否则即构成侵权行为, 要对受害方承担责任④。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第三人由于自身的过错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全面履行, 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必须承受的法律制裁①。

(2) 明确高校法律责任类型的重要性分析:责任类型不同, 对双方当事人的具体的权利义务等规定不同

我们知道,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在于:①诉讼管辖不同;②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无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要求不同;③赔偿范围不同;④举证责任不同;⑤诉讼时效期间的区别;⑥责任构成要件和免责条件不同②。正因为这样, 判定高校对自伤学生承担的责任类型对明确高校是否承担责任、责任承担的比例非常重要。

(3) 高校在学生自伤事件中的责任只可能是由于不作为而引起的责任, 因此其承担的法律责任类型存在三种情况:

①不作为侵权:不作为侵权行为是行为人有能力履行但有意识地不为特定的作为义务, 该故意或过失不为与所导致他人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应对损害结果负责的非表示行为③②附随义务的违约责任:即对附随义务的违反。附随义务是指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 目的在于保护对方当事人固有利益兼顾保护当事人给付利益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④。③竞合:民事责任竞合是指因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 而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事责任的产生, 各项民事责任发生冲突的现象⑤。所谓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 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同时又符合侵权要件, 导致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一并产生, 违约责任的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索赔请求权发生重叠, 形成请求权的竞合⑥。

(4) 高校对自伤学生的法律责任类型为附随义务的违约责任

这是因为高校在学生自伤事件中与自伤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基于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而产生, 它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学校对学生进行高等专业教育的范畴, 它是源于学生生活管理工作, 是由于学生自伤事件发生在学校拥有所有权或用益物权的校区范围内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关系。而高校对在校学生在生活方面的管理工作的法律关系本质上就是高校为了更好地履行国家高等教育的任务, 通过向学生收取一定费用, 为学生提供维持其正常学习所必须的生活服务的契约关系。那么, 为了保证这份合同可以顺利履行,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高校必然需要保护在校学生的固有利益, 而在校学生的生命、身体健康必然是保证该合同可以顺利履行的基本条件, 也自然属于在校学生的固有利益, 因此高校有责任保护在校大学生的生命、身体健康不受他人侵害, 这里面的“他人”自然也包括当事人自己。因此本文认为高校在学生自伤事件中与在校大学生之间的法律责任类型为附随义务的违约责任。

(5) 高校与自伤学生的法律责任类型不是侵权责任, 不存在责任竞合

原因如下:其一, 学生自伤事件的发生并不是高校的故意不作为造成, 高校对学生的自伤行为并不存在主观故意, 甚至可以说, 高校对学生的自伤行为从主观意愿上说是排斥和否定的。其二, 对于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高校大学生而言, 其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在他已经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的情况下, 高校作为教育提供方是没有确保其不自伤的严格监管责任的, 也就是高校对避免在校学生的自伤行为并不存在作为义务, 因此不符合不作为侵权责任的条件, 不属于侵权责任, 自然也不存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了。

(二) 高校与其他在校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属民法范畴, 系契约关系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知, 高校与其他在校大学生之间同样存在契约关系, 同时, 为了让合同可以顺利履行, 也就是可以让在校大学生在学校顺利完成学业, 高校同样承担着保证他们的正常学习环境不受他人不正当干扰的附随义务。因此学校在自伤事件发生时, 不仅需积极处理与自伤学生之间的问题, 同时也应积极履行对其他在校学生的附随义务, 比如积极关注处理与自伤学生有着亲密关系的其他在校生的心理问题、制止他人干扰其他在校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行为等, 否则也应承担违反附随义务的违约责任。

(三) 自伤学生家属与其他在校学生之间法律关系属民法范畴, 系债权关系

在学生自伤事件中, 一般正常情况下, 这两类当事人之间并不会产生法律责任。但在非正常情况下, 比如自伤学生家属在学校范围内闹事等情况时, 他们之间则会产生法律责任。很明显, 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责任, 属于民法范畴, 同时这种责任是由于自伤学生家属的作为行为产生, 其行为侵犯了其他在校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的权益, 因此是很典型的侵权行为。因此, 发生此类事件时, 其他在校生是有权利对自伤学生家属的侵权行为进行民事诉讼的。

三、在法律关系解析基础上高校处理学生自伤事件的具体指引

(一) 高校处理自伤学生问题的具体指引

从上文论述可知, 本文认为, 高校对于自伤学生承担的义务是合同的附随义务, 是高校在提供在校学生正常学习所必须的生活服务的主合同基础之上为了合同可以顺利实现所附加的, 保障学生的生命权、身体健康权的义务, 其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 高校的这项附随义务是不可能通过与学生签订免责条款而免除的。因为附随义务是附随于主合同义务而产生的义务, 随着主合同义务的产生而产生, 随着主合同义务的免除而免除, 因此, 在主合同有效的情况下, 附随义务是无法通过双方协商而免除的。

接下来是高校对于在校学生承担附随义务在现实中具体要求的探讨。附随义务至少包括三方面的要求, 即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与保密义务。通知义务又分为提醒义务和告知义务, 即当危险存在时对对方当事人的提醒和将有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事项通告使其知晓的义务。

因此, 对于高校而言, 是否尽到附随义务是决定其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 那么, 这就要求高校在自伤事件的处理中做到以下两点:

1.在自伤事件发生前必须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

首先, 是对在校学生进行生命权、身体健康权重要性教育及其出现问题时获取帮助的方式的提醒, 这种提醒应当是高校长期、系统、全面进行的一项日常工作。这里面自然包括入学心理教育、学校学院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活动、心理问题预警系统的建设和有效运作、发现问题学生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作妥善处理等事项, 同时, 本文建议还可以在开学初、每个学年末、毕业前一个学期根据在校学生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以一封信的形式提醒和告知学生及其家长, 学生在本阶段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成长焦虑和相应的处理方法, 在信中反复提醒他们出现心理问题时寻求帮助的方法和电话, 并且通过家长回执的方式确保高校提醒和告知事项的送达, 这保证了高校作为善良管理人对在校生尽到的提醒义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 还可以在学校一些可能的危险高发地带粘贴一些有警示作用的标语和心理求救电话的告示牌等, 这种方式则体现了高校作为善良管理人尽到的提醒责任的深度。

2.在自伤事件发生时必须尽到必要的告知义务、协助义务和保密义务, 即将事件第一时间告知家长, 协助家长处理好事后事宜, 并且将学生的个人信息及自伤细节严格保密等。

(二) 高校在学生自伤事件中处理其他在校学生问题的具体指引

根据附随义务的法理要求, 高校需要做到以下两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个方面是对于与自伤学生有着亲密关系的同学, 要履行告知其家长、协助相关学生心理疏导等各项事宜;第二个方面是高校在学生自伤事件发生之时, 也承担着保证在校其他学生正常学习生活不被他人干扰的责任, 因此本文认为, 高校为了保障学校正常秩序不被侵犯, 防止一切可能的人为干扰, 应当第一时间宣布校区进入紧急状态, 实行严格的门禁制度, 对一些可能发生的家长闹事等事件严厉制止。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对于在校学生附随义务的履行一定是要用作为的方式进行, 并且要将学校积极制止影响正常秩序行为的态度和做法向在校学生广泛告知, 以得到在校其他学生的支持和谅解。

篇4：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

在学校体育中, 由于体育运动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伤害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性。因此, 从法律上了解责任事故及其范围, 明确法律责任, 正确处理和预防伤害事故的发生, 对于学校体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维护学校、体育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是非常迫切的。

明确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与法律责任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已逐步步入法制化轨道,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由于体育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学校体育活动中存在着伤害事故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因素, 有的是可预见的, 有的无法预见, 这就是学校和体育教师所要承受的一种风险。因此, 明确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及其法律责任, 学校体育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学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范围及其责任认定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指学生在学校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各种损伤与伤害事故, 而法律责任的认定是判断有责任与无责任的界线。学生伤害事故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与空间范围, 但在认定责任时必须从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规定性和法律关系及归责原则上明确, 这是伤害事故责任认定的关键所在。

从法律关系上看, 学生与学校的法律责任关系在过去比较模糊, 近年来围绕校园伤害事故发生的诉讼, 大多为家长诉学校。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 认定监护关系主要以血缘关系和财产关系为前提, 而学校与学生关系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所以学校不可能与学生存在监护关系。《教师法》、《教育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的规定:“学校对在校学生有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 管理和保护, 以及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从这里可以看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职责关系。教育部关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因此, 学校与学生没有监护关系。学生伤害事故责任必须从学校和教师的管理职责范围和过错上加以确定, 适用过错原则。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 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主要有学校责任、学生与监护人的责任、第三方责任。对于作为和不作为地导致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行为主体, 都可能涉及法律责任的承担, 对于免责, 《办法》已作了明确规定。对学校, 在责任关系上涉及更多的是职务责任和个人责任, 在责任方式上主要涉及赔偿责任。

1. 职务责任。

所谓职务责任就是指“行为主体以职务的身份或名义从事活动时违法所引起的法律责任, 它是由该行为主体所属的组织来承担责任的”。《办法》第27条规定:“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予以赔偿后, 可以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因而, 在体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内外体育活动中, 要重视常规管理和教育, 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等。

2. 个人责任。

个人责任是指行为主体以个的身份或名义从事活动时违法所引起的法律责任, 它是由该行为主体个人来承担责任的。在学校体育活动中, 如果私自违规组织体育活动, 一旦造成学生伤害事故,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4条精神, 组织人就成为主要责任人, 这是我们应特别注意的。

3.伤害事故的赔偿。对于学生伤害事故的赔偿问题, 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学校和教师应承担有限责任, 以适当为原则。二是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有义务分担一定的赔付责任。《教育法》第14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 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 行政管理部门应有所作为, 承担起一定的赔付责任, 这是合理合法的。

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与预防

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和预防工作应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好学校体育伤害的预防, 处理好体育伤害事故, 是全面落实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举措。

1.重视体育安全教育, 提高安全意识

重视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应从两方面认识, 一是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加强基本安全技能的传授, 让学生了解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体育各项目特点、保护与自我保护方法等, 强调安全第一, 不断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二是教师要加强自我安全教育, 掌握体育相关的安全知识, 善于预见体育活动中的安全隐患。三是对学校体育设施经常性的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以把责任降到最低限度。

2. 加强体育工作的管理, 预防伤害事故的发生

(1) 加强体育基本常规的要求。由于体育活动和教学是在较大空间范围和动态中进行的, 其挠动因素多, 这就需要在活动前对学生作出严格的常规要求, 这是防范伤害事故的重要措施, 也是一种职责的体现。

(2) 主动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通过询问、观察、从旁了解学生, 对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和不宜参加某种体育活动的, 教师应给予恰当处理, 以防意外。

(3) 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应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 而教师私自组织比赛或带队外出交流, 教师的责任就很大。

3. 妥善地处理伤害事故

在处理伤害事故时应遵循“依法、客观公正、合理适当的原则, 及时妥善地处理”, 把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妥善处理与防范, 应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体育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要求, 也是依法治教, 依法执教的必然追求。我们应不断地提高法律意识, 全力防范, 妥善处理, 以最大限度地减小或消除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并以此作为增进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摘要：体育伤害事故是学校体育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 也是困扰体育教师、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严重问题。在伤害事故中, 一要研究法律, 明确学校和体育教师在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二要重视预防处理, 把伤害事故降到最低限度, 切实维护学校、体育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法律,学校体育,伤害事故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2]梁慧星主编,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